左右翼民主思路的差別——如何看待中間層自我野蠻擴張引發的“封建化命題”

　　老田

　　左翼民主是大眾民主，而右翼民主是權貴民主。左翼的大眾民主需要面對和解決一個中間層的封建化命題，而權貴民主則是把中間層的封建化擴張，以民主的面紗進行遮掩。權貴民主目前得到很多小右派的贊成，有少數小右派對權貴民主的贊成還很徹底——敵視民眾的組織和政治行為能力提升，把這個稱為多數人的暴政，這就到了贊成“純粹權貴民主”的地步了。

　　因此，左翼討論民主，首先要關注民眾的組織和政治行動能力提升，然后才是宏觀民主，先經濟基礎內部的民主化，據以提升民眾的組織能力和政治參與能力，然后才是宏觀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左翼需要在右翼民主理念的基礎上，增加一個如何解決封建化命題的層次——即中間層的自我擴張問題如何得到有效節制，在這個問題有答案之前，宏觀政治民主化的答案是不存在的，這一點是1967年2月中旬毛澤東回顧歷史政治時，有過明確說法。

　　一

　　漢代憤青趙壹有一篇《刺世疾邪賦》，他說：“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逾復增其荼毒。秦漢無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邪夫顯進，直士幽藏。”“故法禁屈橈于勢族，恩澤不逮于單門。寧饑寒于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于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

　　古代對公共事務的協調方式，在春秋戰國時代瓦解了，秦始皇新確立的皇權政治，對于民眾的利益要求有一點點耦合，但不那么靈敏，不過，比秦始皇皇權專制還要壞的是：中間層的封建化野蠻擴張趨勢。分封建國只是一種中間層擴張的特殊平臺和方式，每個朝代的中間層擴張即使沒有這一平臺，也照樣擴張無止境和毫無節制，中間層的封建化擴張，總是要野蠻推進到被統治階級無法養活統治階級的臨界點之上，然后就引發王朝循環和大破滅。

　　從春秋戰國的亂世到秦始皇的統一，歷史經驗反應的也是同一個邏輯：單一的皇權僅僅從其確立子子孫孫當皇帝的目標本身，就會部分與民眾的生產生存條件穩定化要求有某些耦合，但是封建化只有最大化的壓榨和安全成本無節制升高。中國秦始皇以降兩千多年的歷史，中間層的野蠻擴張，對上損害皇權，對下壓榨百姓，最后的結果是統治階級的野蠻擴張總要到達被統治階級再也養不活統治階級全體的那個臨界點，這就是歷史經驗所反復檢驗的封建化命題。皇權的集權也不是出路，最終需要建立起一種老百姓能夠節制最高權和中間層的政治機制，所以最終結論是：皇帝比封建主稍微好一點，但是，皇帝和封建制都不是最后解決方案，一切都必須依靠勞動者自己，這個毫無疑問是階級分析法的結論。

　　在傳統時代，皇權作為最高權，雖然與民眾的要求有所耦合，但是這種趨勢并不穩定。任何一個牟取皇權的非合法競爭者，都會采取各種機會主義行為去牟取皇權，千年不變的機會主義策略，總是指向以許諾中間層封建化最大空間為條件，去茍且獲取中間層的支持——諸如世家大族或者權臣將領等——從而在短期內完成有效政治同盟的組建，但長遠后果卻是把中間層的封建化趨勢合法化了。蕭武《曹操的悲傷 司馬懿不懂》一文，清晰地揭示出“司馬懿狐媚以取天下”的嚴重后果，這導致世家大族的惡性膨脹和政權不穩，結果是不言而喻的。不僅司馬懿如此，近乎每一個茍且謀奪最高權的選手，都會獨立發現這樣的機會主義策略：因為想要獲取其支持的對象，千百年都懷有穩定的封建化理想——不受最高權節制的自我膨脹空間，因此，這樣的策略在任何時代都會有效。即便到了工業化時代，對中間層松綁的策略，一樣能夠茍且獲取大量投機性政治收益的。

　　“狐媚以取天下”的機會主義策略，總是以向中間層放權讓利為第一選擇的。蘇東國家的改革，嘗試了幾十年，每一次都是經濟改革——向著中間層代理人放權讓利，支持他們部分地實現公權力私有化，以換取其政治支持，這個政治投機收益的獲取，是以授出對底層民眾的命運操控權作為代價的。毛澤東所說的蘇聯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在企業管理中間，對管理層授權讓其操控勞動者的命運，結果是面對面管理由公共領域轉化為私人領域，勞動逐步地向雇傭勞動制轉化，這就有了與資本主義社會更多的一致性。除了文革這個僅有的例外，幾乎不存在進行政治民主與平等的制度構建嘗試與努力，中國后來的改革亦復如此。

　　在中國漫長的皇權體制中間，中間層的封建化問題始終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總是能夠找到自我擴張與膨脹的機會，最終形成對上架空皇權，對下敲剝民眾，損害社會持續生存的政治和經濟基礎。對上架空皇權，其后果往往表現為損害皇權時代最低水平的政治公共性，毀壞政權的信譽與合法性;對下的敲剝總是要發展到剝奪農民簡單再生產條件的極端地步，導致民不堪命樹旗造反。中間層的封建化命題，總是指向無節制的先富先貴擴張路徑，無節制的先貴會最后瓦解皇權及其信譽，無節制的先富追求會走到損害農業簡單再生產條件，結果，每一個朝代都會被中間層的無節制封建化努力，毫無例外地送入周期性的王朝循環。

　　1974年開始的批林批孔時期，主流媒體帶著全國民眾復習了一遍古代史，突出地拔高歷代的法家代表人物，批判其對立面的儒生和士大夫等。在這個歷史總復習過程中間，其實突出的就是中間層的封建化命題——如何與最高權結合去節制中間層的無節制擴張。毛后時代很多高人，說批林批孔是把一部階級斗爭史歪曲為儒法斗爭史，但是，統治階級的野蠻擴張后果表現出與民眾利益的根本性沖突，總是在最后階段才出場的，而在其最初階段，則是以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和政策沖突來體現的：皇權的穩定統治目標與中間層無節制擴張愿望的迎頭相撞。要是按照毛后時代那些高人們的說法，操持批林批孔運動的四人幫等人，是徹頭徹尾的保皇派，而且是以反對封建主野蠻擴張過程的切實保皇派;如果要走出膠柱鼓瑟的僵化頭腦，從歷史經驗中間學習政治真知的話，顯然，歷代統治階級的毀滅不是因為底層的革命和造反，而是因為其內在的中間層封建化趨勢，總是有機會和能力去擺脫一切有效節制，主導著一個走向最后毀滅的野蠻擴張過程。

　　如果從中國的歷史經驗出發，對照蘇聯的現實狀況，就可以發現：赫魯曉夫邊緣化了斯大林選定的馬林科夫，也一樣是通過茍且手段去獲取最高權力的，而且也一樣搞所謂的改革向中間層放權讓利容許其私權力擴張。這是與司馬懿類似的狐媚以取天下，選擇的也是同樣的機會主義策略——為封建化命題開辟道路和空間，后果和趨勢當然也不會例外。1976年臨終前的毛澤東，選定既無軍方背景、也沒有深厚資歷的華國鋒當接班人，明顯是挖坑預備坑人了，而且這坑挖的，還是典型的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可惜的是這個挖坑策略及其政治后果，目前還沒有得到學界重視，也沒有見到有人作出過有說服力的分析。

　　二

　　在西方的政治思想譜系中間，國家/社會、政府/市場的二分法，也不是從來就有的，這種觀察視野本身也是一種人為的建構和遮蔽。相反，從古希臘到很近的時期，觀察和分析政治的三分法一直是有著重要地位的：

　　“從亞里士多德到馬基亞維利，‘混合憲法’及其蘊含著的對于政體的‘三層分析法’，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盧梭認為：“主權是共同體的最高權力，必須由全體人民的‘公意’來決定，并以此成為立法的基礎。”“韋伯(Max Weber)在1919年2月呼吁，德國魏瑪共和國總統不應由國民議會選出，而應由全民直接選舉產生。他強調，‘國家元首必須毫無疑問地基于全民意志，不受中間層的干擾。’……這種支持總統制的論點，實可認為是前述馬基亞維利關于‘君主’必須與‘人民’聯盟的現代版。”“經過現代民主理論(‘人民主權’和普選權)的改造，從亞里士多德到馬基亞維利的‘混合憲法’理論仍具有現代生命力。它啟示我們不只從‘國家與社會’的兩分法(雖然‘兩分法’在某些情況下也有用)，而更從‘中央政府’、‘地方官員與資本大戶’和‘普通百姓’的‘三分法’來審視中國與世界。”

　　“我國目前正經歷著空前的社會變革。一方面，經濟改革激發了地方政府和企業的活力;另一方面，離心、失控情況也日益加劇。中央政府的許多正確的改革方案，往往在執行中嚴重走樣。”“廠長經理‘自主權’變‘自富權’的狀況，不是中央政府改革的初衷。那么，中央政府怎樣才能保證改革目標的實現呢?‘三分法’啟示我們，中央政府必須緊緊依靠普通群眾，使群眾真正擁有監督基層干部的民主權利，并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只有這樣，中央政府才不會被駕空，才能確保改革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從‘三分法’角度看，中央政府與普通民眾的‘上、下結盟’來制約‘中間層’的離心傾向，只是‘上、中、下’三者良性互動的一個環節，盡管這在今日中國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環節;另一個環節是‘中間層’對‘上層’過度集權的制約。”

　　【崔之元：“混合憲法”與對中國政治的三層分析，載《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3期】

　　改開搞時代的最本質變化，可以視為從行政授權中間層開始，到合伙牟取公共財產結束，是一個中間層的野蠻擴張過程。對上蠶食政權合法性，對下擠壓中下層民眾的政治和經濟空間，最新的狀況是有人以“官學產媒四大同盟”的經商經驗搞政治，想要牟取最高政治權力去匹配其野蠻搶奪的公共財富私人化格局。

　　由于那群人在物質生產領域已經獲取了實際的統治地位，通過官學產媒的同盟關系，也生產出了精神生產領域的統治地位，相當多的小右就這樣成為那群人的精神奴役對象和吹鼓手。許多對民主懷有真誠愿望的小右，之所以成為新貴群體精神奴役的合格品，原因在于思想方法和觀察視野上的片面性。對于中間層的惕戒，小右們始終沒有建立起來，結果導致一種“學雷鋒”狀態——極其賣力地位先富先貴階層那個“錢搶權的民主化”過程鼓吹。

　　三

　　對于小右派而言，合理的觀察視野要把狹隘的、由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生產需要所確立的二元觀察視野，擴展為三元觀察視野，添加一個對中間層的觀察——先富先貴群體的狀況考察，這樣，庶幾能夠走出精神奴役狀態。

　　其實，只要稍微反思一下，就會發現：作為沒有既得利益的小右派，為什么與這個任會長的觀點保持了一致呢?不是說知音難覓嗎，怎么作為官商典范的任會長就成了小右派的知音呢?好在任志強這個人不僅有著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自覺，而且還不認為有任何必要與草民虛與委蛇——連最低限度的形象包裝和公共關系都不搞，因此，他的言論就成為那種最接近本質的現象，這就使得人們提取真實信息，可以少花很多時間。

　　有些人說民主是各種有關權力制衡的制度設計，恰好相反，民主是高度實踐性的政治問題，而且是力量對比與博弈均衡問題，沒有底層民眾的覺悟和有組織力量參與博弈，真正的民主是不會有的。而民眾組織如果借助于一個政黨作為依托，那么政黨組織者本身就會成為新的中間層，照樣會重復封建化命題，這一點恰好也不是設計而是實踐經驗。下述引文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層干部羅伯特·米歇爾斯依據自己的觀察和思考寫成的書(原于1911年出版)，就算是民主化的多黨制內部的科層組織，也一樣不能夠避免封建化命題的困擾。

　　“在任何形式的社會生活中，領導(leadership)是一種必要的現象。科學的任務不是研究這種現象的好與壞，或者哪一種占主流。事實上，任何形式的領導體制與民主的最基本要件之間都是不相容的，對這種不相容性的揭示本身就有著巨大的科學價值。”“如果我們先不考慮領袖總是傾向于組織起來并積極維護他們的利益這一事實，也暫時不考慮被領導者對領袖心存感激，以及大眾在總體上表現出的缺乏活力、消極被動，我們便會得出如下結論：民主政黨中之所以會出現寡頭統治，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領袖在技術上的不可或缺性。”“要而言之，政治黨派的基本社會學規律可以用下面一段話來概括:‘正是組織使當選者獲得了對于選民、受委托者對于委托者、代表對于被代表者的統治地位。組織處處意味著寡頭統治!’”【(德)米歇爾斯著 任軍鋒等譯《寡頭統治鐵律：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政黨社會學》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0-351頁】

　　封建化命題不僅存在于傳統皇權社會，在選舉民主制的政黨組織一樣會被滲透和決定，這恰好是標準的階級分化及其經驗表現的結果：一個人掌握的權力資本或者組織資本越多，他就恰如其實地脫離了原初的社會階層和地位，哪怕在還沒有獲得執政地位的黨派也同樣如此。美國社會學家賴特指出：一個人占有的經濟資本、權力(組織)資本和文化(技術)資本的數量，是他身處社會階層地位的依據。

　　除了社會分化的規律起作用之外，一個政黨總是處在相對于政權的弱勢地位上，這個特殊的請若對比態勢，也構成了一個機會主義選擇：組織存在本身就已經成了目的，而黨的宗旨反而成了可以犧牲的手段。德國社會民主黨黨魁們在面對政權的強勢鎮壓威脅之時，選擇的是組織生存和自我保險，犧牲的是黨的宗旨和綱領，就這樣，組織和領袖一經成立就成了目的本身。米歇爾斯的書，完美地從社會學角度解釋了修正主義的起源：為什么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在黨魁那里成了經濟主義的決定論，因為黨魁是想要與政權對話——你們鎮壓我是不必要的，社會主義就是開渠道流水一樣到時候就會來，結果對工人階級的積極組織和斗爭工作以及覺醒工人階級的意識，在黨魁們那里就自發地消失了。

　　四

　　對權力異化的批判，始終要面對中間層的封建化命題，不能夠被假設為宏觀政治領域的民主化方案，這個方案最大的潛在威脅是：在國家/社會、政府/市場的二元觀察視野里，會自動地喪失對中間層野蠻擴張的惕戒，最有可能的后果是懷著民主的期盼，最后卻是以民主的名義向工業社會中間最野蠻的封建主群體授權。

　　如果添加了對中間層的考察之后，就會發現這是一個永恒存在。難于求解的大問題，如何實現頂層與底層聯手去制約中間層，真正的民主只能夠在這個問題之后解決。而制約中間層的問題，一經提出，就必然地會涉及到如何提升民眾的組織水平和覺悟，使得民眾的行為能力與頂層政治設計相互嚙合，這中間還要克服代理人異化的“經典階級難題”——獲得了中間層地位之后，就會自發地向先富先貴追求偏移，從而自身就產生一個中間層問題，因此，封建化命題是一個與社會地位相對于的自我復制問題，不是形式民主那種換一撥人就能夠解決的。思想和觀察到了這個高度之后，就會自發地與毛澤東的權力異化批判視角一致起來。

　　統治階級總是要在意識形態生產過程中間，經營各種“認同巫術”和“不認同巫術”，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產品的推銷策略，生產出最積極的意識形態產品的忠誠消費者——小右派。這種被統治階級的思想不自由狀態，很像是胡風所說的文學表現的戰斗任務——揭示“精神奴役的創傷”。作為非既得利益者群體，需要清醒地意識到主流統治階級的主流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并自覺地懷有走出其所散布的認同巫術或者不認同巫術的自覺。

　　小右派恰當地耦合了主流資本和官場沉船派的兩大意識形態生產要點：對毛時代的不認同巫術，以及對美國的認同巫術。所以，陷入深度的精神被統治狀態，拒絕自拔，馬克思所說的物質生產領域統治階級，在精神生產領域一樣居于統治地位，小右派的狀況恰好就是這種精神統治地位的精確體現。一些小右派還是主流意識形態最積極的傳播者，這種狀況，就是胡風所說的深度的“精神奴役的創傷”，還想要以自己的精神奴役狀態去綁架別人。

　　所以，小右派的高明之處，在于他們接受了統治階級竭力推薦的觀察視野，在這個視野中間沒有對于中間層的惕戒甚至缺乏觀察中間層異化的位置，在中間層異化被省略的觀察視野簡化中間，一切問題變成一個制度設計問題。而毛澤東也沒有多么高明，不過是把對中間層的惕戒突出出來，追問真民主的路徑，這就需要建立起民眾行為能力及其對最高權的有效制約，而且，這個行為能力本身就需要超越中間層的當然代理地位，由此，封建化命題的求解，就變成了左翼民主理論的核心邏輯，也正是因為如此，毛澤東從不指望制度設計能夠解決什么民主問題，民主只能夠與民眾的政治行為能力提升，以及這一能力最終能夠免于中間層的代理和異化之后，才會出現。

　　小右派的民主倒是簡便易行，不需要面對最困難的中間層封建化趨勢，而是直接一人一票就OK了。許多小右喜歡的這種廉價民主制度，還有一些人特意搭配上要反對多數人的暴政——也就是說對底層民眾的組織和政治行為能力持有一種敵意，這種民主在最理想的狀態之下，也不過是集體的皇權，皇權對老百姓好還是不好，那就只能皇帝自己決定了。因為在選票政治之下，民眾作為選戰動員對象并不能因此發展出來自下而上的制約能力，無法對當選政客進行有效規制。而選票選舉的有效性，在邏輯上也僅僅與執政地位和職業利益有相關性，如果基于執政地位的職業利益遠小于權力尋租數量，選票的制約性在邏輯上也將不復存在，例如陳水扁通過金改就獲得了驚人的租金回報，職業生涯的少許報酬完全是微不足道的。

　　在多數情況下，集體的皇權反而可能是最壞的皇權。武漢汽輪發動機廠老總于志安受反腐威脅出走之后，本廠員工的感受是“走了一只虎、上來一群狼”——原先只有一個貪官現實要面臨著一群貪官，員工自身的政治和經濟狀況都持續惡化了，沒有絲毫改進。1990年代有一個廣泛流傳的笑話，說是廣東某地農民上訪告狀說村官貪腐，結果村兩委選舉之后依然是舊人馬當選，有記者去訪問當地農民是否存在選舉舞弊，農民都回答說：沒有舞弊，我們還選他們，他們反正已經撈飽了，要是選了餓狗子上去還壞些。所以，選舉本身不足以制約黑惡勢力，這樣的問題如果司法不愿意介入的話，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才是有效的挾制手段——舉行斗地主那樣的批斗會。

　　而民眾的組織力量和自主管理能力提升，在任何時候都是更為重要的民主起點，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對民眾自主組織與行動權力的剝奪并歸之于公檢法之后，由于司法救濟的高成本和滯后性，中間層的封建化趨勢就獲得了一個很大的空間，在現實之中就很難得到案發現場利益相關者的自主遏制，而公檢法又往往不甚稱職(還不說貪腐勾結問題)。

　　五

　　因此，宏觀政治領域的民主，就中國歷史的經驗而言，在“封建化命題”——作為中間層的封建主的野蠻擴張得到求解之前，是沒有答案的。封建化命題的等效命題是：對聯系政治最高權的中間層的野蠻擴張欲望如何有效節制。因此，對權力異化的批判，是一個永遠的過渡過程的一部分，在大同社會崩潰之后就已經存在，在共產主義實現之前無解，這就是毛澤東的大過渡理論——這是橫亙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唯一一個最重要的過渡。在這個意義上說，大過渡理論可以直接聯系中國歷史和政治經驗來獲得并論證清楚，可以獨立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交替理論，這說明了一切真正的社會變革和演化的真實邏輯，都是能夠吻合社會矛盾演化規律的。

　　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也被稱為大過渡理論，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都需要關注封建化命題的復制，因此，具有批判意識的群體和力量本身也要不斷地受到這樣的校驗，新生力量本身不能夠保證長期的趨勢與過渡方向，就如同共產黨作為革命政黨終于會不免于修正主義威脅和改造一樣，這是階級分化的規律。

　　不要說解決問題，認識問題本身在共產黨高層就不被承認，這一點完全符合網友數學所總結的“右派大笨蛋定律”。基于右派大笨蛋定律，階級劃分是人為的，這就是說階級是外發的而不是內生的。基于封建化命題，階級是內生的，是統治階級中間層基于自身優勢地位去追求先富先貴潛力最大化的目標選擇，代價是損害最低水平的政治公共性要求，同時也損害了最低限度的經濟剩余公平分配，使得再生產條件不可持續。階級分析本身，就是對封建化命題和中間層野蠻擴張趨勢，最后必然吞噬政治公共性和社會再生產條件的確認。毛澤東對于右派大笨蛋定律有一個注解：“為什么有些人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矛盾問題看不清楚了?……問題是自己是屬于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

　　1967年文革小組對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總結六條，第一條就是用對立統一的規律觀察社會主義社會，核心當然是要以此去觀察官場。在蘇聯，馬克思主義早就不是工人階級分析自身處境的批判性意識形態，而是蛻化或者修正為一種上層人物用于對不合理社會現實的粉飾之術，毛后時代中特馬也一樣完成了同樣的修正過程。

　　毛澤東在1867年2月中旬與張姚的談話中間，他對巴黎公社、蘇維埃等，都感到沒有辦法肯定，對于君主制或者總統制，也認為需要追問其階級實質;談話唯一肯定的政治形態只有“總要有一個黨”，這個黨顯然不是黨員黨或者高官黨，當時黨團員大多選擇站在當權派一遍反對文化大革命，而高官們正處在文革聲討對象的位置上;在這年的十一月份，毛澤東提出建黨五十字方針，核心邏輯是要在新的基礎上整黨建黨：黨組織成員要求是那種能夠領導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向著階級敵人作斗爭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成員，對照文革的現實，這其實就是指代造反派對政治異化的批判意識。今天回顧，造反派的批判意識尚可，準確針對了公有制社會的政治異化及其兩大人格化群體，但造反派在團結多數工農方面還差一點技巧，也未能最大化對手的反抗，結果導致自己無法獲得多數從而也就很難順利抵推進批判事業。在當權派的主導下，具有批判意識的造反派，肯定是要阻擋在黨組織的大門之外的，因此，這個建黨方針只能夠流為一種設計。

　　文革在現實的政治博弈中間，脫離預先設計的軌道，演化為造反派在毛澤東和文革小組支持下，對于政治生活異化力量的批判，這個恰好吻合了如何有效地遏制具有自我擴張能力的中間層的封建化問題。在毛澤東的設想中間，造反派的批判意識要結合并團結組織廣大工農一起，通過對公有制社會政治異化現象及其人格化力量的批判，來節制中間層的封建化趨勢，更新政治觀念讓投機分子無處藏身，并通過這樣的周期性運動，凝聚越來越大的力量和更高的群眾覺悟，把社會主義事業向著共產主義推進。文革的內在邏輯，就是如何凝聚批判性力量及其廣泛的群眾基礎，逐步地制約中間層的封建化，以新生力量去培植新生事物，積量變為質變，經過一個長期的過渡過程走向共產主義。這就是毛澤東的大過渡理論，通過文革政治博弈所檢驗出來的邏輯。

　　總結一下左右翼民主觀點的差異：中間差著一個封建化命題。左翼追求的民主，在封建化命題求解之前，宏觀民主是無法達到的，只有基層民主尚有可為，宏觀民主則可以以基層民主的組織成就為基礎。小右派的民主不存在封建化命題這一問題意識，因此，能夠與中國今天已經完成“權搶錢市場化”的先富先貴群體要求耦合，那群人的第二步就是“錢搶權”實現民主化的目標，因為與中國今天最強大的優勢群體有著潛在一致，所以許多小右覺得自己占盡優勢，強大無比，說起話來就咄咄逼人還無需跟你講道理。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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