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看鄒至莊教授“逾淮為枳”：回廈大“混公知”還學會了寫“公知體”

　　老田

　　看到鄒至莊教授給FT中文網所寫的文章，感到中國真不是一個好地方，鄒教授這么好的學者，一回到廈門大學就學壞了。想起了墨子的那個著名的感慨——“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只能夠在此為鄒教授默哀十分鐘了。

　　一

　　鄒至莊教授的大名早就如雷貫耳了，1980年代中期在武大上學期間，教授中間的留美校友們業已策劃邀請美籍華裔名教授來校講座。當時臺灣省政府聘任的五個經濟學方面的“中研院院士”都在邀請之列，可見學術風氣開放尺度之大之寬。老田去趕過一次顧應昌教授講座的場子，聽他的講課風格，很接近于今天大學課堂里通過講故事激發學生興趣的套路，與我們當時期望和慣習差距猶大，下來之后與伙伴們交流觀感，不是失望而是絕望，此后就再也沒有趕過中研院院士的場子了，鄒教授大名就是那個時期聽說的。

　　回想起來，老田和當時的一幫子小伙伴，高中才剛剛畢業，很容易就被萱萱和《人民日報》教會了要徹底革命——徹底否定文革、徹底否定大躍進、徹底否定三大改造，總之是要否定共產黨執政之后的一切重大制度實踐，歸納起來一句話，就是要“徹底批倒毛時代，創造一個新中國。”吾輩懷著如此高遠的情懷，聽你們一幫子假洋鬼子唧唧歪歪講故事，落差實在是太大了一點。我們小伙伴們都是懷有創造新世界的愿望，才來學習經濟學的，最低的經濟學知識要求必須用有大局，有革命徹底性，有洋化的全新局面。當時，吾輩讀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勉強算他有點問題意識，西方宏觀和微觀經濟學簡直是隔靴搔癢，少了那些宏觀性和革命性的東西，還想要吸引我們浪費時間，門都沒有。

　　這一次在微信群里看到轉發的鄒至莊的文章，感嘆人和環境的相互適應力量，實在是太強大了。一個在美國學界混得風生水起的名教授，據說在美華裔經濟學教授中間排名最高，回國之后立馬轉型為公知，還學會了以“公知體”寫文章，真個“逾淮為枳”了，想必鄒教授在美國不至于這么隨便寫的。

　　在中國的學界，是那些不想要做學問同時也做不出學問的知識分子，才改行混公知的。這些人的文章，在網路上傳播很廣，使得全國網民都知道了“公知體”——這種文章寫來不需要事實和邏輯的支撐，直接就民主自由或者市場化等絕對化的普世價值出發，對照一些現實的落差或者理解中間的落差，就能夠寫就的大批判文章。原本，混公知和公知體是國內沒有什么出息的學界聞人，不甘于沉寂和落寞，奮起戰斗的大批判文體，目的是要想方設法把自己保留在公眾視野里。對許多網民來說，一個人如果以寫公知體為志業，那就意味著自己說：老子雖然學術不行但是立場和價值觀很正、差不多跟美國一樣高大上了。在相當一部分網民頭腦中間，這些混公知的人，屬于混學術混不下去而自甘墮落且毫無底線的人群，但凡有一點點做人的底線，寫文章完全抹殺掉事實和邏輯的支撐，都會有心理障礙的。怎么在美國混得那么好的鄒教授，也放棄了起碼的學術素養、對事實的起碼尊重和基本的邏輯要求，回國改行寫起了“公知體”文章呢?

　　對于那些對共產黨政權有著強烈不認同的人群來說，公知體雖然不能夠幫助識別事實和展望社會，但勝在可以滿足情感需要并激起共鳴，有時候尚有閱讀之必要。但是，對于廈門大學這樣一個培養學生并立足于學界競爭的機構來說，引入一個徹底轉化為公知體寫手的鄒至莊教授，問題就大條了，畢竟學生畢業之后是要就業的。據老田所知，還沒有一個用人單位公開表示過：喜歡雇傭熟諳“公知體”寫作的教育產品，如果廈大畢業生給用人單位留下這樣的壞印象，會嚴重有害于畢業生后續職業生涯的發展潛力。

　　二

　　鄒教授這篇公知體文本，在幾個方面叫人驚詫，堪稱公知體的新高度?？纯聪旅嬉欢挝淖?，真的很難相信是名教授寫出來的，尤其是這個名教授還寫過《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轉型》之類的專著。

　　廈門大學鄒至莊經濟研究中心對鄒至莊的權威介紹【http://chowcenter.xmu.edu.cn/about/】

　　鄒教授竟然這么說了：“在1940年代中國的工業還沒有發達。中國絕大部分的生產者是農民。在中國談階級斗爭只能談地主與農民斗爭。這是馬克思沒有談論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提倡政治改革，把當時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推翻?？谔柺堑刂鲃兿鬓r民，在中國發生了農民和地主的斗爭，政府需要把地主擁有的土地沒收為公有。沒收后公有的土地只能由政府的官員控制，結果中國的土地沒有被有效地利用，同時在土地開發的過程中控制土地的官員把土地轉讓時犯了嚴重的貪污。這是中國土地公有的一個很大的毛病。”這個說法相當于是對共產黨政權建政的歷史，從時間界限到變革內容，都展示出百分之百的無知。

　　百度了一下鄒至莊，發現鄒教授生于1929年，年近九十了，再好的記憶力遭遇到嚴峻的“歲月殺豬刀”之剝蝕，也莫可奈何。作為一個建議，鄒教授下一次談到這一段或者那一段歷史的時候，千萬不要憑著記憶說話，這已經被證明是百分之百不靠譜的。推薦百度一下“土改改革”和“農業合作化”，兩個詞條的信息也不完全靠譜，但大體上還是準確的，這比憑著記憶講話的準確率要提高千百倍。

　　在此順便給鄒教授補一下基礎性的歷史課，共產黨組織農民于1950-1952年經過“土地改革”運動斗完地主之后，農村是分田分地之后是恢復了私有制的小農經濟，沒有什么土地收歸國有的舉措。隨后，經過土地私有制的初級社過渡，直到1956年才“轉社”——土地集體所有同時取消土地分紅，算是完成了土地公有化了。政府把地主的土地沒收為公有，這樣的事情從來都沒有發生過，而且，農村土地依據憲法和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不是政府所有(即國有)。鄒教授隨口就說錯這些人所共知的事實，實在是太糟糕了，應該說，在公知體寫作的事實處理水平上，鄒教授這一次的表現大大低于國內的公知同行們。

　　鄒教授說土地沒有被有效利用，這個說法也屬于信口開河，有悖于名教授的聲望。建議鄒教授讀一下馬羅立《饑荒的中國》一書，這個人雖然自稱外行，但是他在書中間從觀感出發，指出了中國農村的兩大問題：水旱災害極為嚴重同時剩余勞動力超多，如果能夠充分利用低工資的剩余勞動力投入抗旱除澇工程建設，必定能夠提高土地生產力和降低災害損失。經濟學很強調如何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本和土地的充分利用，這個稍有經驗的外行人士馬羅立業已指出：要結合中國的勞動力資源去增進土地生產率。中國的集體農業時代，就是依托農村基層政權組織的強化，動員剩余勞動力投入農田水利建設，提高土地單產并降低水旱災害損失的。迄今為止，農民們的經驗和常識依然很頑固，拒絕官學扶持的主流經濟學解釋，頑固宣稱說我們今天還是“用大躍進的水、種的是大寨田。”

　　應該說，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在解釋農業增產方面，花的功夫不少，但是依然不能夠吻合農民的經驗和常識，甚至還不能夠吻合西方經濟學的邏輯。共產黨政權通過杜潤生之手建立一個正部級的意識形態機構——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花了很大的力氣去扶持的主流經濟學家們——諸如林毅夫和周其仁等人，還幫助他們打壓不同意見的表達，想要對農業增產措施進行創新性的經濟學解釋，但哪怕他們說的天花亂墜，至今都還無法顛覆農民的頭腦和常識，無法說服有較真精神的學生和學者。關于農業增產歷史的說服力不足，成了官學意識形態建設的一塊心病，假如鄒教授真有興趣的話，這可是一塊主流經濟學尚未進行有效墾辟的處女地，很值得投入時間和精力去深耕熟蓐的。

　　主流經濟學所說，除了不為農民所信服之外，其研究結論還嚴重有悖于統計數字，因此，鄒教授還面臨著一個嚴峻任務：如何有效地駁倒統計數字。下面這個曲線圖就是統計數字的集中體現，是嚴重不符合主流經濟學家研究成果的最可惡證據，請鄒教授論證“共產黨的集體農業土地利用效率不行”時，萬萬不要忽略了。

　　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編輯《新中國五十年農業統計資料》，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第6頁

　　農民至今很信服毛澤東關于農業的看法和認識提煉，也推薦給鄒教授作為靶子來批判，林毅夫和周其仁他們水平太低，沒有批倒毛澤東的農業政策及其對增產措施的概括，鄒教授分屬華裔經濟學家的翹楚，應該會有新的突破的。下面是毛澤東對于農業的政策和增產措施提煉，毛澤東1955-1956年領著一幫子省委書記合伙寫了《農業四十條綱要》，1958年把各項增產措施提煉為“水肥土種密保管工”——這個提煉在幾十年的時間內一直被稱為“農業八字憲法”，這些總結高度吻合農民的種田經驗，所以得到廣泛傳播并至今為很多人所信服。老田自己就是長江邊上種水稻的農民出身，根據自己的經驗，覺得在毛澤東總結的八條增產措施中間，各種直接干預農作物生長的增產措施基本上涉及到了，沒有很大的遺漏。同時，相比較于家庭農業，八條增產措施中間除了“田間管理”一條家庭農業與集體農業差距不大之外，其他七條都是集體農業遠遠優于個體農業的。所以，鄒教授如果想要駁倒農民的經驗和常識，就一定要恰當地讓人們信服：家庭農業在各個干預農作物生長和增產的中介方面，是如何體現出優勢的。

　　一些理論研究方面的結論，也不能夠叫人滿意。據老田所知，把剩余勞動力這樣一種資源稟賦充分利用起來，其合適的制度中介是什么?在美國學界最為人所信服的解釋，來自于哈佛大學教授德懷特·H·珀金斯的比較研究，所以，鄒教授在反駁毛澤東的同時，也要同時駁倒珀金斯才好，要不然的話，會有很多美國同行認為你是在瞎說。珀金斯的研究說，在印度的社區發展規劃和世界性的農村工程項目中間，想要調動過剩勞動力利用農閑時間去變丘地為可耕田的工作、以及修建灌溉系統和道路之類的基礎設施，結果這些項目有許多完全失敗了，其余的只是在接受了中央政府或國際救援機構的大量資助之后才得以存在。而中國農村工程的成功，原因在于絕大部分農業用地中間都廢除了私有制，而農業合作社和后來公社的建立，又使得勞動與利益的結合成為可能。因為私有制下修筑渠道，主要的受益者是土地臨近渠道的人，無地的勞動者和佃農完全認識不到土地生產力提高有什么價值，如果土地離渠道很遠，生產力提高也往往被更高的費用所抵消，因此要動員剩余勞動力遠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土地公有制和公社中間，即便一條水渠僅僅使1/4的土地增產，村民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勞動取得數量不同的工分，增加的產量歸全村人所有，增加的部分也有按照各人的工分進行分配。正是遵循這個原則，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動員工作才比較成功。[1]

　　看起來，珀金斯是從合理利用剩余勞動力的制度中介角度，曲折地肯定了毛時代以農村三級基層政權的強化作為制度中介的道路，還以印度的不成功對照中國的成功，近乎認為這是充分利用剩余勞動力去提升土地生產率的唯一出路。這個哈佛教授實在是太壞了，可惜時光不能夠倒流，要不然的話，鄒教授可以向麥卡錫參議員舉報哈佛的通共教授，從而輕易地解決他。鑒于麥卡錫死了多年已經幫不上忙了，現在，鄒教授恐怕就只能夠自己花力氣去駁倒他的研究結論了。

　　還有，為分田論證的林毅夫博士在美國學界已經被人公開指斥為“騙子”了。林毅夫用博弈論中間的退出權來進行理論包裝，結果當即被學者指出“林毅夫的假設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經驗上都是難以置信的”。[2]由于林毅夫的文章是1990年發表于美國《政治經濟學雜志》上，1992-1993年美國《比較經濟學》雜志組織了六篇論文圍繞林毅夫理論造假進行討論。[3]現在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形勢是在國內也快要成為騙子了。雖然都被看做是騙子，但是在國內成為騙子后果要嚴重得多。林毅夫在美國學界被指斥為騙子，還只是一個孤立的學者的學風不端問題，但在中國公眾眼里成為騙子，就涉及到了意識形態大廈的傾覆之危。

　　目前，意識形態的形勢很嚴峻，老百姓快要把林毅夫和周其仁諸人看成騙子了，為了挽救官學意識形態的心病和主流經濟學家們的信譽，殷切希望鄒教授從“土地未能有效利用”的假設出發，經過深入研究，駁倒農民的常識和經驗，駁倒毛澤東的政策設計和增產措施提煉，駁倒統計數字，駁倒哈佛的通共教授，如果做到了這幾點，鄒教授肯定能夠極大挽回主流經濟學的信譽，幫助官學重新確立對老百姓頭腦的意識形態領導權，是真正的功在千秋、利在當代。后文還會說到，要真是做到了這些，還能夠避免出現在意識形態生產領域“抓特務”的巨大政治風險。

　　三

　　下面這兩段文字，算是有點拿事實說話的意思了，但是，鄒教授對于史實的把握和對經濟數字的理解能力，實在不能夠叫人恭維。

　　“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后，富有居民的財產是被平分了。”這一句也是嚴重錯誤的，被平分的財產僅限于鄉村的地主和富農的“五大財產”，城市的工商業資本家的財產是采取公私合營方式，保留了生產要素的完整性，同時合營之后還給了十年定息。

　　“但是中國社會發生了兩種不良的現象。第一是生活在1950年至1970年代的中國居民，不能致富，只能用其它的辦法尋求利益，包括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行為。第二是被分了的財產被政府的官員控制。官僚把沒收的財產利用。最不公平的例子是公有的土地，名義是屬于當地政府，事實是由當地政府的官員控制，把土地轉讓給開發商，從中謀利，犯了上面指出的嚴重貪污行為。”毛時代確實沒有富人，也沒有資本家發家致富的渠道，無論是否合乎道德與法律，這樣的渠道事實上就是真的不存在，居民無從去牟取非法或者不道德的利益。

　　在計劃經濟時代，即便是在商店用錢購買的生活必需品，大多數雖然有價格，但主要受制于按照人口配給的票證供應制度，就算是想要走鄒教授推薦的非法和非道德，但真沒有什么實際渠道是通達的。普通民眾的生存所需，大多數從屬于“非經濟范疇”——由單位通過福利生產的方式來供給。按照中國人自己的說法，生活所需往往要是依靠“企業辦社會”來滿足，按照社會學界的研究和定名毛時代經濟的主要部分是“社會經濟”，這些經濟和生產內容多未體現在GDP數字中間，例如五毛錢上半年小學、五分錢看一起感冒，工廠里收費極低的從托兒所開始到職業學校畢業的職工子女教育培訓體系等等。生存在這樣的社會經濟體系中間，體現為收入和開支的貨幣數字，也就是將要被統計為GDP數字的數目極小，這與改革后的GDP數字有著結構性上的不可比性，按照中國民眾自己的說法毛時代“錢的含金量”與今天是完全兩樣的。老田自打學習經濟學開始，就被教導要學會區分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概念區別，前者只有數量上的變化，后者則蘊含著質的不同;怎么到了鄒教授那里，一切都成了等量齊觀了，要么是鄒教授學了假經濟學，要么是老田學了假經濟學，二者必居其一。

　　鄒教授提到居民的“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行為”，如果是指員工對企業財物“偷拿卡要”這些行為的話，這些只是到了改革開放之后才多起來的，不僅是因為外部開始出現了市場變現的渠道，還因為毛時代確立的人們與單位相互認同的關系，遭遇到改開搞單位內部集權制改革的打擊而徹底瓦解了，認同下降和變現渠道出現，才是不道德牟利手段出現的兩大原因。鄒教授對中國經濟運作的微觀了解，實在是到了驚人的無知程度，而鄒教授還一本正經地給瞎說配上經濟學理論解釋，這個認真勁頭——給假事實搭配真理論——真不像是刻意推銷謊言，這又不得不讓人們懷疑：鄒教授不會真的見到了一個“假”中國吧。

　　至于說到官員與開發商的交易關系，那肯定就不是毛時代了，可以肯定地說，毛時代一個開發商也沒有，更不存在借由土地出讓而嚴重貪污的可能性。鄒教授這樣寫文章，嚴重地張冠李戴，不僅有悖于史實，同時也有悖于邏輯。另外，鄒教授還存在著嚴重的幼稚病，官員們之腐敗和墮落，并不是因為“官員控制”“私下出讓給開發商”過程這種“小兒科”了，大量的利益輸送都是在“招拍掛”這樣一種的公開公正程序中間完成的。這說明鄒教授對于貪腐的進展和史實信息的把握，嚴重滯后到何等程度，真給人一種“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的感覺了。

　　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安舟，在研究清華文革的專著《紅色工程師的崛起》一書中間，揭示出一個“拍馬屁造反”的有趣現象：文革晚期清華有很多人以批判舊領導的方式去巴結新領導。這個在毛后時代的意識形態生產領域，成為一個主導性的潮流，下文將要提到的林毅夫和周其仁等人，對此都能夠做到嫻熟如流：把毛時代說的一錢不值，把所有的成就都說成是鄧時代的改革政策帶來的，近乎整個的六十年經濟史都是這么寫下來的。鄒教授看起來也是想要通過批判毛時代來突出鄧時代的，但很不幸地弄錯了時間，結果拍馬屁效果極差，等同于拍到了馬腿，開發商肯定是鄧時代才有的，千家駒所謂“美洲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也是說的改革開放時期。特別是，鄒教授竟然把腐敗與制度聯系起來看問題，在國內學界與文壇主流中間，這肯定要被扣上反改革的“文革余孽”帽子，鄒教授下一次寫文章一定要注意呀。

　　鄒教授還說：“根據中國的經驗，在計劃經濟時代，勞工生活在鐵飯碗的環境，不努力工作。結果整個中國的生產效率低，GDP總量低。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慢。到了1970年代的后期，中國政府發覺這種情況，1978年開始施行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市場經濟。建立市場經濟以后中國GDP的增長速度大量增加。從1978年到2000年GDP每年平均增加約9.4%。近年來中國GDP 的增長速度降低了，約在6.5%左右，主要是因為人均GDP達到這樣高以后便不能維持。”上文已經講述過，鄒教授沒有仔細甄別毛時代和改革后的數字中間“質的不可比性”，直接就數字對照得出結論，顯得有些魯莽了。這個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鄒教授推薦的解釋因子，過于單一兼且陳舊，很難在中國的今天繼續說服人。鄒教授夸獎市場經濟同時批評計劃經濟，這個不奇怪，問題是，把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對照起來，據以解釋中國近三十多年的高增長，這個因果鏈接到處都可以看到，可以說是“卑之無甚高論”了，更為嚴重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普遍已經不那么相信這個簡單的市場迷信了。

　　看來，需要給鄒教授解釋一下中國經濟學理論市場的生產與消費狀況。在解釋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方面，無論是早期林毅夫等人鼓吹的“比較優勢論”，還是后來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激勵論，以及在非經濟學界發展起來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解釋，都日益失去了信眾。因為這幾個單一因素解釋，雖然模型簡單、邏輯完美，但與人們日常習見習聞的經驗事實，差距實在是太大了，結果是這三個“細分市場”都處于嚴重萎縮之中。

　　黃宗智教授不算是純粹的經濟學家，但是他從自己研究經濟史、法律和社會史多角度進行觀察，得出的結論就很吻合人們的經驗和常識：

　　“三種理論都沒有關注到中國經濟實際運作中的一系列關鍵特點：政府對土地資源的所有權和土地增值對地方政府財政的支撐;為招引資本而設置全球最高回報率的(合法與不合法)投資環境;允許資本主義企業幾乎沒有限制地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允許其無須遵從中國國家勞動法規和環境保護法規，借此來擴大其投資回報;為中國產品提供先進技術和全球市場的全球資本，以及中國極其實用性地利用這些條件來推進中國自身的發展。”“以上三種理論的共同點是其前提出發點：即唯有市場機制才可能促進經濟發展的‘公理’和信條。它們都同樣認為中國的黨國體制對經濟發展來說只可能有負面的作用，除非它的行為變成和市場化的公司同樣。它們都不承認中國的黨國體系在使用三大生產要素——土地、資本、勞動力——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它們都試圖用固有的、基于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經驗的(普適)‘規律’來解釋中國的發展經驗。”“作為一種分析工具，普通的經濟學無疑是有用的，但它從來就沒有能夠預測未來(例如，1929年—1933年的大蕭條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更不用說解釋悖論現象了。”“那樣的形式主義理論其實是一種反事實的認知進路，它無視沒有先例的歷史現象：一個共產黨國家帶領市場化和借助于市場機制和盈利激勵，在戰略性部門(如能源、金融、交通和運輸、城鎮建設等)保留國家所有權，并同時保留甚或更加強化其機構和管理型式。與形式主義理論正相反，我們要問：在中國經濟的獨特歷史情況下，是不是很可能產生和我們過去認識到的不一樣的現象?是不是應該考慮運用不同的概念工具來認識?一旦把我們習慣的認知方法(從理論到經驗到理論)顛倒過來(從經驗到理論到經驗)，從經驗中的悖論和反?，F象出發，我們便會看到很不一樣的圖像。一旦放棄把這些經驗事實勉強塞入我們所習慣的形式主義模式，我們會看到經驗事實新穎的方面。”

　　正是從經驗事實出發，黃宗智教授從五個方面的經驗事實來解釋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最大的巧合不是五種巧合之中的任何一種而是五種巧合的共存與交匯。其中任何一種都不可能單獨存在：全球化的經濟、共產黨的黨國體制(及其地方政府)之共同積極爭取參與該經濟體并借此來發展中國經濟、憑借廉價土地和勞動力以及稅收等優惠(包括相對寬松的環境法規)來招商引資、民間以及共產黨干部中的大量創業人才以及伴隨國際資本而來的可資利用的先進技術和中國人員的實用創新能力——這一切都需要同時并存來推動中國所發生的發展。不僅僅是廉價土地及其快速增值，以及廉價勞動力。也不僅是此二者，還需要各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的積極競爭。當然，還需要積極追求最高回報的全球資本，而同時中國的地方政府則相互競爭來為其提供全球最優良的投資條件。不僅需要中國國內民營企業的興起，也需要國有和國家委任管理人員的企業被改造為在市場上積極和有效地追求利潤的實體。最后，不僅需要以上各種條件的并存，還需要高端技術可以被廣泛引入而為中國所用。”[4]

　　鄒教授自己可以對照一下自己的解釋，與黃教授的解釋的區別，特別是要對照一下說服力方面的差距。

　　四

　　經濟學具有高度的意識形態特征，涉及到各種制度實踐的績效對比。特別是鄒至莊教授，對于中國經濟的解釋，完全是制度化的因果鏈接，幾乎不能夠兼容至關重要的鮮活史實，這種單一因素解釋的說服力嚴重不足：“1950年代中國政府發覺資本主義的缺點，實行計劃經濟二十多年，充分了解計劃經濟的弱點，決定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市場經濟，獲得1978年至今天經濟發展的成功，這是世界公認的。”

　　制度對比，還回溯到近代史中間的國共內戰及其后果，各方對制度與經濟發展潛力的相互制約方面，有著嚴重的不同認識，這是很嚴重的分歧。毛澤東1965年在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曾經以開玩笑的口氣說過：“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不贊成我，包括蔣介石不贊成我。他不贊成我，我也不贊成他。這就要發生爭論，有時要寫文章，有時要動武。”

　　對于曾經引起過(也許還將會繼續引起)“動武”嚴重性的不同意見爭論，鄒教授卻極不嚴謹地指出：“中國共產黨提倡政治改革，把當時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推翻?？谔柺堑刂鲃兿鬓r民，在中國發生了農民和地主的斗爭，政府需要把地主擁有的土地沒收為公有。沒收后公有的土地只能由政府的官員控制，結果中國的土地沒有被有效地利用，同時在土地開發的過程中控制土地的官員把土地轉讓時犯了嚴重的貪污。這是中國土地公有的一個很大的毛病。”假如通過嚴謹的學術分析，最終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這個命題，那還沒有什么，如果證明不了，或者被人從反面徹底證偽，那可真的事大了呀。

　　鄒教授能夠高度重視“公有制不能夠有效利用土地”這個問題，實在是太好了，但目前還有前文所列的“四個駁倒”的理論任務有待完成——駁倒農民的經驗、駁倒統計數字、駁倒哈佛教授的理論解釋、以及駁倒毛澤東的政策設計和八字憲法，其中毛澤東的政策設計與農民的經驗有很大幅度的重合，駁倒其他三個就可以了。

　　還有，千萬不要以為林毅夫被看做“騙子”只是他一個人的問題，這里鄒教授千萬要拉林博士一把呀。假如意識形態大廈真的傾覆了，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情呀，那是很可能玩出一個意識形態領域“抓特務”游戲的危險局勢，這個絕不是聳人聽聞的奇談。

　　在此向鄒教授列舉一下大陸學界曾經出現過的危險跡象。有一個非常著名的非主流經濟學家就公開說過，林毅夫博士原本就是國民黨所樹立的標兵——十大反共救國英雄之一，他來大陸之后的表現，也基本上體現了拿著國民黨認可的意識形態來改造大陸的主流經濟學界的目的，是一個標準的文化特務。還有，林毅夫博士得到美國基金會的大力扶助，在北大成立中國經濟研究院，透過這個平臺在大陸經濟學界分配話語權——誰算是經濟學家誰不算，這相當于是在大陸經濟學學界擁有了“立規矩、開山門”的權力，這基本上決定了大陸經濟學界誰能夠發文章說話、誰不能說話了——這又直接牽涉到誰能夠獲得博士學位和教授職稱等職業利益分配，話語權分配的實際權力，帶來的內在沖突和矛盾大極了。兼且，經過林毅夫博士的中介，各路人馬對大陸改革的路徑選擇影響不小，甚至很多國民黨高官后裔乃至于黨國要員都曾經參與朱镕基任上的改革設計研討，例如臺灣省經濟部長李國鼎、黨國大佬于右任外甥劉遵義等。還有，在北大設立的光華管理學院，也被左翼學者考證出命名原理——取“反攻大陸、光復中華”之義。更為糟糕的是，雇傭林毅夫的官學機構的正部級頭頭，還曾經被人考證出來，于1949年之前有過向國民黨政府自首的變節行為(還曾經因此在1955年共產黨肅反運動中間受到過“調離原職”處分，1966年文革起來之后曾經在干校被“擬定為叛徒”)。更為嚴重的是，1989年高大上的《人民日報》還曾經刊文，指稱美國的一些基金會通過留學和研究資助，滲透中國的官學兩界，想要在中國實施“和平演變”的陰謀。

　　在意識形態帷幕崩塌之前，還能夠以“學術正確”來遮掩各種不足和問題，這些細節即便是存在，也都算是一些個孤立的判斷，不能夠聯系起來支持總體性的判斷，所以目前還沒有出大問題。但是，如果意識形態帷幕崩塌之后，那就不好說了。

　　鄒教授這么有名的人物，寫文章還缺乏材料和推理方面的嚴謹性，這帶來的后果很不好。借用經濟學里面的“負外部性”概念，鑒于鄒教授的大名和學術地位與文章的缺憾對照，人們會相應地看低廈門大學以及發布文章的機構——FT中文網，認為這些個機構也很水。這些個機構的分享了你鄒教授的負外部性影響之后，又會循環回到上文的“抓特務”和“陰謀論”邏輯上——不嚴謹的學術產品得到過度傳播的背后，不少人會猜測這背后是不是有陰謀，事情又大條了不是?

　　鄒教授你要好好努力呀，為了更好地達到目的，特此向您建議如下：寫文章千萬別相信自己的頭腦，更不能夠依賴自己的記憶。一定一定、千萬千萬，下回寫文章之前百度一下相關資料，這個方法的靠譜性雖然差點，但是比九十高齡去重新讀書容易多了。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注釋

　　[1]轉引自費正清等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十五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541-542頁

　　[2]董曉媛：自由退出是否減少了生產隊中的偷懶?轉引自林毅夫《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40頁

　　[3]張軍：《合作團隊經濟學——一個文獻綜述》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年，參閱《前言》

　　[4] 黃宗智：《中國經濟是怎樣如此快速發展的?——五種巧合的交匯》，載《開放時代》2015年第3期

　　附錄一 鄒至莊：馬克思對經濟學的貢獻

　　更新于2017年5月15日 06:51 經濟學家 #FormatStrongID_8# 為FT中文網撰稿

　　馬克思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包括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準確分析，但是他沒有提出完善的解決的方法。

　　馬克思被公認是一位偉大的經濟學家。他對經濟學的貢獻包括兩部分：第一是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說明資本主義的優點與缺點;第二是建議由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

　　馬克思了解在19世紀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是有新的發明和發明的商品被應用為消費品或生產工具，以致歐洲國家的生產快速增加。這些活動是在實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進行，實行資本主義，私營企業追求利益，在互相競爭的環境下企業必需用最低的成本生產適合消費者的產品。結果生產效率提高，企業家得到利益，消費者也享受到滿意的產品。馬克思的《資本》把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和它的高生產能力分析得非常清楚。分析資本主義的優異比較容易，建議一個適當的社會來代替它是比較困難。推翻資本主義的制度以后應當建立哪種適當的制度呢?馬克思雖然指出以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但沒有詳細的說明社會主義在實際中如何運行。

　　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平等，引起階級斗爭。他討論的階級斗爭是指在歐洲的資本家和勞工的斗爭。在1940年代中國的工業還沒有發達。中國絕大部分的生產者是農民。在中國談階級斗爭只能談地主與農民斗爭。這是馬克思沒有談論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提倡政治改革，把當時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推翻?？谔柺堑刂鲃兿鬓r民，在中國發生了農民和地主的斗爭，政府需要把地主擁有的土地沒收為公有。沒收后公有的土地只能由政府的官員控制，結果中國的土地沒有被有效地利用，同時在土地開發的過程中控制土地的官員把土地轉讓時犯了嚴重的貪污。這是中國土地公有的一個很大的毛病。

　　分析資本主義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后，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它的弱點和提出解決方法。一個明顯的弱點是貧富不均。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聰明才智和能干的人會致富，才能低的人會貧窮。貧富不均的社會需要改良。一個改良的方法是鼓勵貧窮的勞工革命，把資本主義社會推翻，建立一個社會主義貧富均等的社會。但是在一個把財富平分后的社會生活的居民，如果知道努力致富后，財產會被政府沒收分給窮人，可能不會努力工作。

　　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后，富有居民的財產是被平分了。但是中國社會發生了兩種不良的現象。第一是生活在1950年至1970年代的中國居民，不能致富，只能用其它的辦法尋求利益，包括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行為。第二是被分了的財產被政府的官員控制。官僚把沒收的財產利用。最不公平的例子是公有的土地，名義是屬于當地政府，事實是由當地政府的官員控制，把土地轉讓給開發商，從中謀利，犯了上面指出的嚴重貪污行為。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有貧富不均的弱點，會引起階級斗爭，被剝削的工人應當把資本主義社會推翻，建立一個比較完善的社會。社會主義的社會應當是一個比較完善的社會，但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也有它的問題。根據中國的經驗，在計劃經濟時代，勞工生活在鐵飯碗的環境，不努力工作。結果整個中國的生產效率低，GDP總量低。中國經濟發展速度慢。到了1970年代的后期，中國政府發覺這種情況，1978年開始施行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市場經濟。建立市場經濟以后中國GDP 的增長速度大量增加。從1978年到2000年GDP每年平均增加約9.4%。近年來中國GDP 的增長速度降低了，約在6.5%左右，主要是因為人均GDP達到這樣高以后便不能維持。

　　本文討論馬克思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包括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準確分析，但是他沒有提出完善的解決的方法。1950年代中國政府發覺資本主義的缺點，實行計劃經濟二十多年，充分了解計劃經濟的弱點，決定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市場經濟，獲得1978年至今天經濟發展的成功，這是世界公認的。雖然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有準確的分析，但是他指出資本主義的缺點后沒有提出適當的社會制度。中國政府也認識資本主義的缺點，并根據實行計劃經濟二十多年的經驗，決定經濟體制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以致獲得經濟發展的成功。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鄒至莊為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講座教授，廈門大學鄒至莊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附錄二：FT中文網的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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