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互聯網又掀起了“反英雄”風暴,導火索就是作業本侮辱邱少云一案。作業本侮辱邱少云、賴寧烈士,遭到了廣大愛國網友的堅決反撲,也有部分“思想與眾不同”之人力挺作業本對烈士的侮辱行為。邱少云烈士的家屬已經提出要聘請烈士控告作業本。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46條,“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作業本通過其他方法,在互聯網這個影響力極大的場所公然侮辱邱少云、賴寧的人格,侮辱他們為“燒烤”,根據刑法第246條,已經構成了“侮辱罪”,完全可以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邱少云烈士家屬聘請律師準備起訴、廣大愛國網友對侮辱英烈行為予以猛烈抨擊時,也出現了大量洗地文,為抨擊烈士者撐腰。最近影響力很大的一篇就是老兵冬雷質疑黃繼光的文章,閱讀數竟達70萬。在這里,我就從邏輯、洗腦術的方面來分析一下,老兵冬雷的論點為什么站不住腳。
一:冬雷對質疑方的分析未做出任何論述
冬雷首先使用情感攻勢,描述了自己原本多么信仰黃繼光等烈士,然后筆鋒一轉,寫到“正是這樣不合邏輯的對英雄主義歌頌報道,才使樹立多年的英雄形象受到質疑。”這一句話,在冬雷的文章中具有關鍵地位。為什么?因為這是冬雷對作業本等質疑方質疑動機的解讀。在一篇文章,尤其是一篇宣傳中,對動機的解讀是極具情感色彩的。一篇優秀的宣傳稿首先就要在情感色彩上占據高低。在事實中,至少我和我認識的不少人之所以對作業本這樣的反英雄者感到憤怒,是因為結合他們過往的多篇微博及綜合表現,我們認為他們是“呲必中國、贊必美國”的西方代言人,并由此推出他們的質疑很可能是動機不純的;其次是因為他們使用了“燒烤”這樣的侮辱性語言。冬雷在這里在沒有任何推論、論述的情況下,實際上為反英雄者的動機進行了情感定調,也就是認定他們是實事求是、理性分析宣傳文稿而得出結論的,也就實際上為作業本這樣的反英雄者進行了善意定調,為作業本這樣的反英雄者在無形中塑造出了一個理性思考、引經據典、考證實證的形象,從而使得絕大部分讀者很容易一下子就人為“作業本他們的言論很可信”。
當然,老兵冬雷完全可以持有這一觀點。但是既然你持有了這一觀點,按照你對理性求是那孜孜不倦的追求,你是否應該首先提出論述,比如結合幾位反英雄者的微博原帖,來支撐你的觀點,說明確實有不少反英雄者是理智思考、考證實證的呢?在當下風口主要來自作業本,至少就作業本的多篇微博,他還轉發說“賴寧是眼鏡掉了”,他道歉信說謊也被戳穿了,就作業本的實際表現來看,他顯然不像老兵冬雷所打造出的這樣一個形象。
這個情感定調重不重要?讀者可能人為,寫一篇文章沒有這么講究,那就大錯特錯了。在文章開頭為自己想要支持或者想要反對的人物、事物進行情感定調,對一篇面向公眾的宣傳文而言是最為重要的。也是洗腦術所必須的。宣傳烈士的宣傳文首先就要定調烈士這個英勇、驍勇的形象,而老兵冬雷這篇洗地文,也自然要首先給洗地對象定一個理智、認真、可敬的調子。又比如柴霧霾的那個紀錄片,開篇就使用自己女兒進行多重暗示,在沒有任何理性論述的情況下塑造出一種女兒因霾得疾的形象,也是這種宣傳手法的運用。這種情感的定調,往往可以為后續扭曲邏輯、扭曲事實打下鋪墊。因為大部分讀者都是很容易受到情感影響的,開篇一經定調,就很容易按照作者所設計好的這個思維道路進行思考了。
二:反邏輯的詞匯運用
《邏輯學導論》開篇不久,便提出了詞匯的情感特征。在一篇文章中,通過精心挑選詞匯進行情感性引導,或者在暗中利用個別詞匯的偏差扭曲論點(這就是非常經典的strawman反邏輯詭辯手法)。老兵冬雷作為資深媒體人,自然要諳熟這些手法的運用。在這里我舉兩個例子:
“質疑”與“侮辱”這兩個詞匯具有意義與情感上的偏差。“質疑”是質疑一個事物的準確性或真實性,是具有理性味道的中性詞,而“侮辱”則是使用有損他人人格的語言進行分析。在當下,網絡輿論雙反的辯論熱點在于作業本的侮辱(把他人稱為“燒烤”,有損他人人格)行為是否能夠容忍。在這個時候,老兵冬雷的文章出現了,進入了這一論戰。實際上,因為這一個詞匯的偏差,老兵冬雷的文章在實質性上偏離了當下雙反論戰的焦點議題,并借此在實質上支持了論戰中的某一方。為了更清晰地分析老兵冬雷的洗地手法,我們不妨列舉一下論辯情況:
為了方便論述,我將雙方主流論點進行一定程度的抽象與概括(在邏輯上這是完全可行的,邏輯學就是基于抽象的科學):
甲:作業本侮辱英烈,不容容忍,支持起訴
乙:支持作業本,支持加多寶
老兵冬雷的文章并沒有提及作業本、加多寶,但是在這一時間加入論戰,在實質上起到了參與論戰、支持乙方的實際效果。從邏輯上來說,老兵冬雷對乙方的支持是不合邏輯的。因為甲方的一個焦點便是不容許作業本的侮辱行為,甲方并沒有否認烈士的宣傳中存在夸張。實際上甲方的論點在于夸張是有理由的,認為烈士犧牲的基本史實正確,就不能容忍對烈士的污蔑、侮辱。(參考姬一寧等文章)
在這里,老兵冬雷的文章顯然并沒有有力地支持乙方,因為他對甲方的攻擊在邏輯上是無效的。他實質上歪曲了甲方的論點,他根本就沒有說到甲方的辯論關鍵點上。雖然老兵冬雷的文章在這里看似獨立于這一激烈輿論戰爭之外,實際上此文深藏功與明,這個文章根本沒對上點子,在邏輯上來說,冬雷的文章成功地駁斥了“烈士宣傳沒有夸張、完全屬實”這一論點,并支持了這一論點的反對者。但這一論點并非是次論戰中甲方的論點。老兵冬雷的巧妙之處在于,他通過在個別單詞上的細微偏差,導向了一個與甲方論點實質上具有本質差別的論點并反駁之,從而起到了支持乙方的實際效果。用英語里的話語來說,這就是名為straw man的經典反邏輯詭辯術。
冬雷還屢次在后續回復中使用“作假”一詞。到底什么是“作假”呢?實際上這就很難把握了。絕大部分報道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真實,因為即便當事人也往往不能100%復述出真實狀況,更別說烈士犧牲之后只有目擊者、沒有當事人了。因此在這里就存在不同情形了。對于這種只知道基本事實,但是為了寫成具有篇幅的宣傳文章的情況下,以基本事實(烈士犧牲)為基礎,根據目擊者論述、作者發揮等進行夸張的手法,用中性詞來說叫做“演繹”,演繹是具有故事性和創造性的。實際上新聞報道、戰事宣傳,本就是一種演繹,是在基本事實十分有限、難以成文的情況下,根據目擊、作者創造性發揮所增補、創作而成的。
冬雷卻使用了“作假”一詞。在這里,如果說冬雷關于“作假”的論述是真的話,實際上就要定義作假為“與事實不完全吻合”。實際上作假不作假,有一個程度,“作假”是一個具有模糊性的貶義詞,因此在使用這一詞匯時,往往要對其進行比較準確的定義。在通常的語境下,作假指的是基本事實都完全不正確、完全編造、沒有事實基礎的內容。而在冬雷的文章中,雖然冬雷沒有定義,但是根據其邏輯要成立的必要條件分析,冬雷實質上定義作假為“與事實不完全吻合”。也就是說,冬雷這里這個“作假”的定義,實際上是日常生活中“演繹”、“演義”的定義。自然語言(natural language)與形式語言(formal language)的很大一點差別在于,自然語言是具有模糊性的,并且還具有褒義、中性、貶義的情感色彩。也正因如此,很多人往往就利用自然語言的模糊性,對一些詞語運用與通常語境中意義不同的定義,并且在相似意義的詞匯中使用褒貶義詞匯來替代中性詞,以打到誤導讀者的目的。
在這里,冬雷使用的“作假”意義顯然與日常語境中“作假”的意義不同,卻不加特別定義,就具有了高度的誤導性。冬雷的文章顯然打出了一幅講邏輯、贊成明辨式思維(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維"翻譯不妥,因為critical thinking并不意味著必須批判、質疑,而是明辨),但是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Introduction to Logic這樣的書籍,恰好就指出了冬雷這樣運用歧義、運用詞匯情感色彩的行為是反邏輯、反明辨的。
三:冬雷沒有成功論述原報道的反邏輯性
冬雷指出,原報道是“反智”的,并且在這里,冬雷又給出了相關定義,也就是“反邏輯”。那么什么是邏輯呢?邏輯是數學的一個基礎,是具有高度抽象性的。也就是說,邏輯是抽象的,是獨立于具體知識(比如常識、比如一個物理公式)之外的。邏輯就和群論一樣,是具備極高數學抽象性的。因此,諸如違反常識、不合常理這樣的舛錯,是不屬于“反邏輯”范疇的。冬雷用來論述原報道“反邏輯”的論述諸如“看來敵人的機槍手水平很差,把他身體周圍全打到了,就是打不到他的身體”、“如果是五顆機槍子彈高速貫穿胸膛的話,人是會當場死亡的,沒有一點存活的可能性”說來說去,不過是常識罷了。連嚴謹的物理學、生理學都算不上。而且有個別論述還明顯是基于誤解的,比如說“坑道里這么多人都在望著他,怎么望?”這一段,明顯是故意誤解原報道的。原報道說大家望著他,并不指大家眼睛都看著他,而是一種文學化的表達方法,來表達此時此刻的千鈞一發,來表達此時連隊、我方在是次戰役中的希望正壓在他的身上,表達出黃繼光寄托了大家的希望。這個內容應該是初中語文題“閱讀理解”中經??疾斓模堑湫偷囊环N文學性的演繹手法。我一個搞計算機的人,從小語文成績就是各科最差,都能看出來,冬雷一個媒體人肯定是專門學習過的,難道這個都看不出來?恰好,這個“望著他”的報道,更加顯示出原報道是非常典型的一篇對基礎事實確鑿但難以成文的故事所進行的演繹。這一句“望著他”更加顯示出冬雷的質疑是脫離實際的,是基于對原報道文學性質的歪曲扭曲的。
回到正題,冬雷的這一些論證,都是常識性論述。什么叫做“反邏輯”?反邏輯就是要有邏輯學上的形式錯誤或者非形式錯誤。形式錯誤指用形式語言抽象化之后可以從形式運算中擊破的錯誤,而其他邏輯錯誤屬于非形式的錯誤。在這里,冬雷談論的都是常識,而邏輯根本就無關于常識,邏輯是對論述過程的抽象。在這里,冬雷所指出的根本連邏輯的層次都沒有達到,就更別談“反邏輯”了。這些論述都無法論證冬雷關于原報道“反邏輯”的論點。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反邏輯的呢?我們在下面就要分析一個典型的邏輯形式錯誤。而剛才分析的冬雷通過在詞匯上進行變差、運用詞匯定義的模糊性進行誤導的手法,就是非常典型的非形式反邏輯論述。前一個案例叫做straw man,后一個案例叫做verbal fallacy。
四:冬雷的終篇結論偷換了數學邏輯量詞(也是一個錯誤的三段論)
冬雷說“也許有人會說你這不是吹毛求疵嗎?這么多親歷者都說黃繼光堵槍眼了,細節上的夸張描述可能不準確,但不會改變黃繼光堵槍眼的事實。”,并對這一個很可能出現的質疑進行了反駁。這一反駁,就是前面所講的形式錯誤,是典型的反邏輯論述。為什么呢?冬雷以法律為例子,進行了反駁,通過“法律中不講真相,講正能量,就要誤殺”來為自己辯論。
這一反駁實際上只論述了“法律場景中應當盡力完全真實”,卻并沒有論證其他場景中也對“絕對真實”有較高的訴求。
鑒于這是一個形式謬誤,我們用形式語言來抽象冬雷的邏輯:
冬雷通過法律的案例,論證了:定義U為所有場景組成的全集,E為“該場景中要追求絕對真實”的場景集合,顯然E是U的子集(E⊂U)。在這里,冬雷論述了 ∃a∈U 使 a∈E (解釋一下符號:∃是exists,∈表示在某個集合中。也就是說,冬雷論述了:存在一部分場景使得,在這些場景中,我們要追求絕對真實)
但是問題是,冬雷通過法律場景為案例,證明了∃語句。邱少云、黃繼光是戰時鼓舞士氣的宣傳,這個場景是法律場景嗎?顯然不是。冬雷并沒有論證在戰時宣傳中,我們有迫切需要去追求絕對真實。
那么為什么冬雷的論述看起來“有那么些道理”呢?因為在這里實際上他通過論證特稱,在無形中擴充到了全稱。也就是說,他的反邏輯論述實際上只足以證明了∃a∈U使a∈E這一個邏輯命題,卻用來說明∀a∈U使a∈E這個命題。
∀是數學邏輯的全稱量詞,也就是說“對所有場景a而言,場景a中我們都迫切地要追求絕對真實”。實際上這個命題是不成立的,比如說文學中,我們就不需要追求絕對真實。在這里,我通過舉出文學這個反例,就證否了這一命題,因為∀量詞的邏輯命題是不能通過個例證明的。
也就是說,冬雷實際上在暗中混淆、偷換了數學邏輯學量詞∃和∀。因此,在最終冬雷對質疑的反駁,是典型地犯了形式錯誤的反邏輯論述。從直言三段論(συλλογισμ?ς )的角度來剖析,他這一論述的中項是不周延的。
結語
由此可見,實際上老兵冬雷的文章才是一篇真正反邏輯的文章。按照他對反智主義的定義,他的文章就是反智主義的。在這個問題中,實際上辯論雙方真正的焦點在于,戰時宣傳到底很迫切的要追求絕對真實嗎?我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我的論點如下:
1. 戰爭中士氣很重要,裝備落后時士氣有可能彌補裝備差距帶來的劣勢;裝備和戰術差不多時士氣往往是勝負的決定手
2. 在戰時宣傳中,首要的目的就是鼓舞士氣,而不是復刻真相。因此在戰時宣傳中,沒有迫切需求要追求絕對真相,但是卻有鼓舞士氣的迫切需求。
3. 冬雷用“法律場景中不追求絕對真相,就可能誤害生命”做自己的理由,那么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戰時如果按照冬雷所言,萬事都要跟法庭上一樣追求絕對真相,那么對犧牲的英雄,因為當事人一經犧牲,也就只能報道個一兩句話了……一兩句話怎么鼓舞士氣?士氣鼓舞不起來的話,那失敗面就大大擴大,犧牲人數很容易上升,如果最終我方以失敗告終,提防擊潰北朝鮮進入東北邊境線,還將對我東北邊民的生命安全帶來威脅。因此,按照冬雷的邏輯,在戰時文宣場景中,恰好是一定要做到英雄化、夸張化,以鼓舞士氣,來減少邊民所受到的生命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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