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滲透始終是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的一個主戰場，并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上俘獲了某些人包括黨員領導干部的頭腦，由此暴露出了我國意識形態工作中的一些薄弱環節和突出問題。

　　1、面對“普世價值”思潮的惡性泛濫，表現出應對失效、集體失語

　　2007年秋天起，在某些報刊和網站媒體的推動下，“普世價值”觀開始在國內擴散、傳播，刻意宣揚中國領導人已明確表達出對“普世價值”的追求，并將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所取得的成就歸功為“不斷學習和實踐人類普世價值”。2008年以后，境內外一部分媒體又借“藏獨”暴力事件、汶川地震抗震救災、北京舉辦奧運會和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等重大事件借題發揮，以“普世價值”曲解民族分裂問題、曲解抗震救災精神、曲解奧運口號、曲解改革取向，在社會輿論和人們思想中造成了極大的混亂。為澄清認識，意識形態工作主管部門和理論界作出了一定努力，但從總體上看，處于一種集體失語、回避交鋒的狀態，公開鮮明的批駁不足，缺乏統一果斷的行動，使“反普”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孤立性話語，應對工作未能取得明顯收效。

　　2、對主流意識形態的闡發不統一不普及，導致思想困惑的長期發酵

　　我們對主流意識形態的闡釋不連貫、不明確，甚至有相互矛盾、前后沖突之處。例如，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存在多種理解，甚至有人提出所謂的“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學術的馬克思主義”、“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民間的馬克思主義”等概念，把馬克思主義多元化，而我們的有關部門卻并不加以阻止，甚至一些媒體也加以引用。在對待這些理論困惑和爭論時，不加引導、任由發展的傾向是不應該的，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困惑和混亂長期發酵，不利于馬克思主義指導作用的發揮，反而讓境外敵對勢力趁機兜售西方的核心價值觀。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新成果十分輝煌，但大眾化、普及化工作相對薄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往往被裁剪成一些抽象的、空洞的、標語口號化的政治概念，改革開放的切實成就未能有效地轉化為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的認同，導致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陣地的萎縮。而《文摘報》等一些媒體選擇的文章內容與中央精神有出入，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為隨意剪裁甚至歪曲歷史的學者提供平臺，反映出掌握話語權和新聞傳播平臺的編輯人員在一些大是大非問題上的思想混亂，或是僅注重經濟效益和經濟價值的實現，導致這些人們日常接觸的文化產品、輿論導向同主流意識形態相矛盾。

　　3、對丑化領袖、歪曲黨史的言論缺乏交鋒，正面研究宣傳投入不足

　　近來，曾上過百家講壇的教師袁騰飛的言論在網上風傳，他在講建國初期歷史的時候對學生說，“二十世紀三大暴君：希特勒、毛、斯大林，他仇恨知識分子，所以知識分子也應該仇視他”。2010年4月在中國政法大學舉行的一場報告會上，數位學者公開地徹底否定毛澤東，認為“毛澤東始終沒有想過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毛澤東開創的新中國無非是“中國的農民革命在中國歷史上陷入了一個循環的怪圈，它從陳勝吳廣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到‘等貴賤，均貧富’，再到毛澤東的‘打土豪、分田地’這樣的一個歷史的怪圈。”這些言論造成了十分惡劣的社會影響，尤其是借助講臺嚴重侵蝕了大學生和青少年的思想。這從側面也反映了我們對黨史國史的研究宣傳工作缺乏規范、投入太少，甚至相關研究成果的發表平臺和傳播平臺都嚴重不足，導致真正想了解黨史、國史的群眾只能關注這些反動言論，關注《炎黃春秋》一類刊物，存在極大的真空。

　　4、某些“公共知識分子”實為持不同政見者，受到輿論和青年追捧

　　2004年9月南方日報屬下的《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中國最有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50人名單，一位榜上有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境外網站上宣稱：“在今天的大陸，‘公共知識分子’就是在知識上、政治上對共產黨統治滿懷否定和憤怒的人，就是對持不同政見者的隱約稱呼，是異議人士開始浮出水面的標志”。 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從事哲學、經濟學、法學、行政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學等學科專業研究，其中部分人有海外留學經歷。其共同特點是自我標榜“理性”、“超然”、“獨立”、“秉持良知”、“兼具專業性、公共性和批判性”素質，但都對中國現行政治制度和主流意識形態持批判或否定態度，并以所謂“價值中立”、“客觀公正”的姿態出現，宣稱其對社會公共事務的評論與其個人利益無關，完全出于他們對“公眾利益”的關心。他們經常在媒體上對“公共領域問題”、特別是社會上發生的“負面事件”發表議論，提出與眾不同的“驚人”見解，或明或暗地向執政黨、政府、現行體制和主流意識形態發難。他們敢于批評、嘲弄政府的“大膽”和“反主流”思想話語，得到了與他們觀點類似的部分媒體和受眾的支持和共鳴，并在涉世不深、思想單純、對中國近現代歷史和國情了解不多、缺乏今昔對比經歷和是非真偽判斷能力較弱、正處于成長“叛逆期”的部分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和群眾中有一定市場。

　　5、對流入的境外出版物或外資民資控制的媒體，難以有效管理

　　一些敵對分子利用境外或香港的新聞出版渠道，出版和發表反黨反華出版物，但意在影響國內輿論思想，通過種種方式在國內擴大傳播。同時，境外資本、民間資本大舉進入文化領域，使敵對勢力和資本勢力掌握了文化傳播平臺，對文化產業的價值觀導向造成了巨大影響，如中國選舉網、凱迪網等為右翼分子發表言論提供了活躍的場所，都擁有比較高的知名度和點擊量(凱迪網在被上海東方網收購之后思想導向有所轉變)。

　　6、西方話語體系向黨政機關和學界滲透，并成為流行趨勢

　　西方的話語體系逐漸對學術界的理論研究以至各級黨政機關的理論宣傳教育工作產生很大影響，西方的話語平移、話語控制現象突出。例如，用“學習型組織”闡釋“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在當下十分流行。在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宏觀指導上，主流意識形態不能及時從其它學科如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汲取最新成果，沒有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宣傳與哲學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研究的有效互動，也缺乏與當代各種思想學術體系的對話、交流和論爭。

　　7、消極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大學生喪失理論興趣

　　我國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以來，在不少高等院校遭到冷遇甚至抵制，一些校長和教授不贊成馬工程教材，不重視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相關課程，在高校課程安排中名為必修課，實為考察課，對學生無法形成約束力，更激不起學生的理論興趣，反而促使他們對主流意識形態報有抵觸情緒。

　　8、意識形態領域選用人才偏重折中者，助長了“庸俗寬容”之風

　　意識形態領域中在選拔任用人才時，經常以溫和、折中作為用人標準，持中庸態度的“和事佬”占了主要地位，對錯誤思潮和反動言論不支持但也不明確制止和反對，態度立場不鮮明。長此以往，使得正常批判的合法性遭到質疑，而言論者將主管部門的態度視為默許，氣焰不降反升，人們思想難以得到澄清。在如今“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環境下，即使面對挑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力量發動進攻時，主管部門也往往是刻意回避、保持中立，不與之正面交鋒。這種漫無原則的“庸俗寬容論”，導致了許多正常的政治批評和理論抵制無法展開，在某種程度上縱容了一些錯誤乃至反動思潮的泛濫。

　　9、寄望于用封建主義抵御西化分化，夸大孔學熱的意義

　　在主流意識形態應對西方滲透乏力的情況下，一些人寄希望于中國的傳統文化來增強我國意識形態的感召力、吸引力，特別是用新儒學來抵御西化、分化的攻勢，夸大了孔子學院、世界孔學熱的文化價值和象征意義。但實際上，封建主義是無法抵御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滲透的，只有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才真正是有生命力競爭力、代表社會進步方向的意識形態。

　　10、分配不公、利益分化等現實矛盾客觀存在，對意識形態形成考驗

　　意識形態離不開經濟基礎，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國際聯系的日益密切，隨著國內經濟成分、就業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關系日益多樣化，社會思想也日趨多元、多樣、多變。一些人面對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分配不公、拆遷征地等社會矛盾問題思想迷茫，也有一些人則由于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的變化，在政治上必然反映出各種各樣的訴求。在黨組織內部，黨員的社會成分和文化水準呈現多層次性，黨員流動性加大導致思想政治工作“斷層”、“盲區”增多，個別黨員干部貪污腐化、蛻化墮落等等。這些現象在對主流意識形態形成沖擊的同時，也向境外滲透勢力打開了方便之門。

　　11、面對年輕一代價值觀的雙重標準，教育缺乏現實針對性

　　在對群眾的意識形態宣傳教育上，沒能正視廣大群眾尤其是年輕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面臨的許多結構性矛盾。當前所謂80后、90后的青少年具有并行不悖的雙重標準的價值觀，一方面不反對走中國道路，另一方面又贊同西方社會制度。我們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識形態宣傳的時代感、主動性、針對性、實效性不夠強，不太注重對個人發展的價值導向，難以滿足人們豐富的精神與心理需求，不能及時反映社會生活發生的新的變化，對群眾在社會生活中遇到的困惑，缺少新的有說服力的解釋或說明，導致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維護功能、教化功能、協調功能和發展功能沒能得到充分發揮。

　　12、未能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結成意識形態聯盟，陷入孤軍奮戰

　　國際上西方各國在意識形態宣傳方面比較一致，可以說建立了意識形態的統一戰線，如“中國責任論”的問題上相互配合、論調一致。但我們卻在國際交往中只進行經濟交往，不進行意識形態的爭論，與古巴、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形成意識形態聯盟，導致意識形態滲透與反滲透斗爭的戰場上陷入被動和孤立境地，力量對比十分不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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