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上制造、傳播謠言等違法犯罪活動猖獗是近年來一個不可小視的嚴重問題，不僅嚴重侵害公民切身利益，嚴重擾亂網絡公共秩序，更直接危害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面對網絡謠言泛濫，廣大人民群眾一直強烈呼吁整治網絡亂象，但此前多次整治結果并不盡如人意，秦志暉(網名“秦火火”)、楊秀宇(網名“立二拆四”)等橫行網絡多年就是一個證明。那么，網絡謠言為何如此難以整治，其不斷泛濫的根源在哪里?

　　1.社會轉型期人們思想意識多元、多樣、多變是直接原因。隨著當代中國乃至當今世界進入網絡時代，尤其是微博、微信等新的傳播形式不斷出現，民眾知情權、話語權、監督權要求空前高漲成為鮮明的時代特征。網絡時代傳播手段日新月異，顛覆了傳統意識形態傳播規律，打破了傳統意識形態傳播格局，社會意識多元、多樣、多變的特征日益明顯，正確與錯誤、先進與落后、主流與邊緣的思想觀念相互交織，意識形態領域的噪音、雜音此起彼伏，也導致了人們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多樣化并發生沖突，一些矛盾在沖突中醞釀、發酵甚至激化。而網絡的發展為謠言的制造、傳播等創造了極大便利條件，一些人或勢力就開始通過制造謠言等手段讓別人認同自己的思想或者謀取自己的利益等。

　　網絡作為社會民眾宣泄情緒、表達訴求的一種方便、低成本的手段和渠道，尤其是由于微博言論的碎片化、感性化、情緒化、片面化甚至偏激化等特點，再加上其成本小、隱蔽性強、傳播快，使其可以通過裂變式、感染性傳播擴大某條信息的影響力，尤其是關于官員貪污腐敗、侵害民眾利益、污染環境、野蠻拆遷、為富不仁等問題的信息;謠言一旦在網上發布后，很容易引起網民的共鳴，不少人不辨真假便加以轉播，使之在短時間內迅速成為很多人關注的焦點。而有關部門對這種言行也缺少有效監管，更使得一些人在通過制造這些謠言發泄自己不滿情緒的同時，還成為了擁有很多粉絲的網絡紅人，甚至成為媒體、民眾追捧的所謂“反腐英雄”、“揭黑尖兵”等，這種造謠、傳謠竟然可以名利雙收的“典型”則對網絡謠言愈演愈烈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2.市場經濟的沖擊、滲透、影響是重要原因。隨著市場交換原則幾乎滲透到每一個領域，一些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利益集團為了打擊競爭對手或者謀取私利，自己出面或者利用公關公司、廣告公司、傳媒策劃機構等，收買一些新聞媒體的編輯、記者甚至負責人，相互勾結起來制造謠言、假新聞并大肆傳播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近年來多次爆出的中國乳業兩大巨頭蒙牛、伊利之間在媒體上的相互攻擊戰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一大批網絡推手在互聯網上圍繞某一事件大批量發布信息或有針對性地進行炒作，這些有組織的網絡推手儼然形成了一個幫派云集的“網絡江湖”，他們通過制造、傳播謠言來引領網絡輿論進而誤導甚至控制大眾輿論，為達目的不惜偽造民意，將局部問題全局化、個體問題公眾化、普通問題政治化等。

　　3.一些媒體轉企改制為追求利益而忘記社會責任是特殊原因。隨著一些媒體轉企改制，在媒體行業激烈競爭的壓力下，一些新聞媒體為了追求更高的點擊率、收視率、閱讀率等，竟然不惜犧牲新聞真實性甚至故意造謠、傳謠而去追求所謂轟動效應,有的甚至公然炮制虛假新聞來達到吸引受眾眼球、謀取單位私利等目的。還有的新聞單位在市場經營的壓力下，為了追求廣告利益，以軟新聞等形式變相出賣新聞版面，把一些未經核實或者根本就不進行核實的廣告以新聞的形式刊發、播出，導致這些廣告誤導民眾、危害社會，尤其是一些假冒偽劣產品、虛假醫療廣告等方面的軟新聞危害更為巨大。近年來，從“金庸去世”到謠傳搶鹽，很多虛假新聞最初都是在微博上出現。網絡上的謠言、虛假新聞被一些傳統媒體不加核實加以傳播，嚴重損害了整個媒體行業的公信力。

　　4.西方國家對我國的網絡和傳統媒體的滲透是外部原因。西方國家憑借其在各種新聞資源上的資本、科技優勢，尤其是利用其掌握的網絡話語霸權，對我國進行思想文化滲透的步伐進一步加快、力度進一步加大、手法更加多樣化、方式更加隱蔽化，網絡更是成為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重要陣地。為了實現對中國的和平演變，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實施“文化帝國主義”，利用其在網絡信息上的壟斷地位以及利用其控制的傳媒資源，對我國進行文化侵略和意識形態的滲透，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并且，美國等西方國家通過一些基金會、非政府組織等機構，不僅通過收買、同化一些國內的官員、知識分子在網絡和傳統媒體上散布一些攻擊我國根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等的言論甚至謠言，還收買、同化一些新聞單位的編輯記者，甚至借一些媒體轉企改制的機會以參股、控股的形式介入，先是從控制媒體的市場經營權然后一步步滲透最終控制新聞采編權。目前，在一些網絡媒體乃至傳統媒體上不時出現攻擊我們黨和國家根本制度、丑化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人物、捏造我們黨和國家的所謂悲慘秘史等謠言，就是這些問題的體現。

　　據悉，秦志暉、楊秀宇等人組成網絡推手團隊，伙同少數所謂的“意見領袖”、組織網絡“水軍”長期在網上炮制虛假新聞、故意歪曲事實、制造事端等，甚至聲稱要“謠翻中國”。他們利用“郭美美炫富事件”蓄意炒作，惡意攻擊中國的慈善救援制度就是一個例證。那么，這些所謂的“意見領袖”是誰?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仔細分析更多網絡謠言不難發現，不少經常造謠、傳謠的網絡大V本人就曾經是罪犯，不少網絡謠言的矛頭是直接指向我們黨的歷史、綱領、領袖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等，這背后有哪些政治勢力參與甚至指使、操縱，都是一些應該徹查的問題。

　　5.有關部門對網絡謠言打擊不力是關鍵原因。面對網絡謠言泛濫，有關部門此前曾多次整治，但結果卻不盡如人意。原因何在?打擊不力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因。我們看到，對一些故意造謠、傳謠的網絡大V常常只是禁言一段時間而很少銷號，并且還是其在一家網站的微博禁言了卻不妨礙其在其他網站的微博上繼續造謠、傳謠，給人感覺整治就是做樣子、走過場;一些網絡大V經常編造謠言攻擊我們黨的歷史、綱領、領袖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等，不少網民舉報卻得不到回應，更看不到應有的處理;網絡上的內容是否是謠言，往往是發布的網站自我判定，有關部門對網站在這方面的監管和糾錯卻很少看到;包括一些大型商業網站在內的不少網站多次出現故意甚至惡意的造謠、傳謠事件，不少網民也呼吁嚴懲相關網站，但是卻很少看到哪個大型商業網站受到嚴懲;專家這些年多次呼吁建立誰提供發布平臺誰負責的網站責任制，但一直沒有看到有關部門出臺相關規定，就連曾一度被寄予厚望的網絡實名制也因為利益干涉等原因大打折扣，某種意義上放縱了謠言的蔓延;并且，這么多年一直說要建立健全整治網絡謠言在內的網絡犯罪的法律制度，但是相關的法律和司法解釋至今仍不健全。

　　(作者：CCTV-7《陽光大道》欄目主編、中國農業電影電視中心二級文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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