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理想信念落地生根

　　——訪著名軍旅作家、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徐貴祥

　　文學藝術是照亮人類心靈的一盞明燈，是慰藉人類精神的一團爐火

　　記者：2014年10月，作為軍隊文學界的代表，您參加了習主席主持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此后，我們注意到了您相繼發表在報刊和網上的一系列文章，如《堅持文藝的高貴品格》《理性回歸和科學創新》《站在人民的立場》等等，觀點新穎，振聾發聵。您在《要為強軍夢提供正能量》里說，文藝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作用于提高戰斗力，請您就這個問題作一個深入闡釋。

　　徐貴祥：在人類的精神發育史上，始終伴隨著一股神奇的力量，寒冷中提供溫暖，艱難中慰藉心靈，困境里激活力量，穿透千秋歲月，在蒼茫大地上高揚起理想信念的旗幟，照亮前行的路，這就是文學藝術。文學藝術，自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攜帶著抒發情感、撫慰靈魂、陶冶情操、凈化社會的功能，自古就有“經國之大業”的說法，后世又承載著喻世、醒世、警世的理想追求。隨著科技文明的發展，文藝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彰顯。

　　上個世紀初，中國的啟蒙主義者逐漸認識到文學藝術的巨大感染力和影響力，在醫治國人心靈、鑄造民族骨骼方面，以“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梁啟超認為“欲新政治，必新小說”，魯迅因此棄醫從文，蔡元培甚至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從而推動中國的文學藝術和文化活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為中國人民的獨立和解放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從革命戰爭年代到和平建設時期，一首好歌，一臺好戲，一部好的文學作品，都可以激勵斗志，鼓舞士氣，激發起巨大的戰斗力，這是不言而喻的。

　　記者：習主席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藝工作者大有可為。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您對習主席這段話是怎樣理解的?

　　徐貴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經濟發展日新月異。但是，歷史發展的規律表明，物質文明每前進一步，必然給精神文明帶來新的挑戰，在一些領域出現了信仰迷失、道德滑坡、價值觀模糊的現象，這是我們應該正視的問題。改變時代風氣，固然有千方百計，固然有法制、制度、教育等等方面的手段，然而，這些手段都是外因在起作用，本質的改變，是要堅定信仰、凈化靈魂。誠如魯迅先生所說，“……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這是因為，文學藝術，是心靈的事業，距離人的靈魂最近，一葉知秋，先覺人間冷暖;未雨綢繆，先行理想信念;春風化雨，先倡時代風氣。文學藝術作品的感染力，對于人類社會的影響無處不在、地久天長。

　　文學藝術是心靈的事業，擔負傳播理想信念的使命

　　記者：文學評論界認為，您的作品以軍旅題材為主，洋溢著信仰之美、智慧之美、陽剛之美。我們想知道，在您早期的文學準備中，哪些作品對您產生過深刻的影響?

　　徐貴祥：一個人的早期閱讀至關重要，那些彰顯信仰的作品對我的影響刻骨銘心，可以說就是它們確立了我的創作思想和風格。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是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作品。讀這首詩的時候我是個中學生，我不知道裴多菲受了什么冤屈，詩里說的“自由”是個什么概念。但幾乎就在同一時期，我讀到了一位中國人的詩：“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呵，給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人的身軀怎能從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著，那一天，地下的烈火沖騰，將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記憶中，是在初中的語文課本上讀到的葉挺將軍的《囚歌》，通過老師的講解和注釋，我知道了，這是葉挺被關押在渣滓洞里寫的一首詩。當時他身陷囹圄，只要他肯寫出“自白”，立即就可以恢復自由，仍然擁有高官厚祿，然而他卻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將他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讓自己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盡管那時候我不知道是什么在支撐著他，但是能夠隱隱約約感覺到，這個世界上有比生命和自由更重要的力量，若干年后我知道了，這種力量的名字叫：信仰。

　　曾經讀過一本小說，是英國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作為革命者的牛虻——亞瑟被執行槍決時，那段具有超現實意味的描寫讓我至今難忘。“伙計們，槍法太糟糕了，來，再來一次!”慷慨就義的亞瑟給昔日的戀人留下的那首小詩常常縈繞耳畔：“不管我活著，還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快樂的牛虻!”

　　在我的閱讀經歷中，關于死亡的描寫，這是最讓我心動的一幕。一個面對槍口即將赴死的人，不僅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死亡準備，而且依然快樂，依然談笑風生，甚至還有幾分俏皮，這就是文學帶給我們的奇特感受。如果沒有了文學，我們怎么會認識亞瑟呢?與之相匹配的還有，“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這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夏明翰的就義詩，大義凜然，視死如歸，回腸蕩氣，刻骨銘心。

　　在我童年和少年時期的閱讀和觀賞經歷中，還有鄧世昌、關天培、馮婉貞、楊靖宇、白求恩、趙一曼、趙登禹、趙尚志、張自忠、狼牙山五壯士、黃繼光、董存瑞、邱少云……這些響亮的名字我們可以無限地開列下去。

　　記者：您的作品，除了反映革命歷史戰爭，還有一部分是反映和平時期軍營生活、關注世界軍事變革和未來戰爭的，里面有很多前瞻思考。我們知道，您是一個從基層土生土長的作家，有過兩次參戰經歷，相信您豐富的軍營生活經歷對您的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徐貴祥：是的。第一次到邊境執行任務的時候，我是新兵，部隊連續幾晚上放電影《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看得我們熱血沸騰，懷著保衛祖國的信念，交上血書就上戰場了。我的連隊出了個戰斗英雄，連隊榮立集體二等功。1985年春天，我作為一名偵察分隊干部，第二次到邊境執行作戰任務，曾經在陣地上看到一副楹聯：圖私利前線鋪滿黃金龜兒才去，為祖國陣地遍布地雷老子我來。因為是用草皮貼在貓耳洞邊上的，沒有橫批，我給它加了一個橫批：信仰無價。因為能夠買動生命的，只有信仰。

　　回想上個世紀，抗戰時期，多少南洋華僑放棄了安寧的生活回國抗戰;新中國成立后，多少科學家把洋房洋車扔在國外，毅然回到祖國，熬過了3年自然災害，把衛星和火箭送上太空。是什么在支撐他們?只能是信仰。

　　軍隊是要打仗的，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就是我們的信仰。這是根本。關于和平時期的軍旅作品，我寫過長篇小說《仰角》《明天戰爭》《特務連》等等，一個主旨，就是部隊要能打仗、打勝仗，這是我們的根本。說是和平時期的作品，實際上寫的也是戰爭準備。和平時期是戰爭的一個準備階段，這就是我的創作理念。

　　理想信念不是空中樓閣，通過文藝作品可以得到形象的展現

　　記者：您在前面說過，文學藝術對于人類精神發育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那么，它是通過怎樣的手段、在哪些領域起作用的?這一點，作為一名作家、一位文學教育工作者，您一定有自己獨到的理解。

　　徐貴祥：習主席說，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讓人動心，讓人們的靈魂受到洗禮，讓人們發現自然的美、心靈的美。什么是讓人動心的文藝作品?我可以舉一個最近的例子。4月12日晚，我帶著軍藝文學系40多名師生到國家話劇院，觀看唐棟創作的話劇《共產黨宣言》。我的學生，大都是“80后”“90后”的年輕人，他們看了這部話劇，突然發現《共產黨宣言》離自己并不遙遠，共產主義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那個放棄了榮華富貴漂洋過海尋求真理，那個回國后為勞苦大眾翻身解放奔走呼號，那個面對拷打和死亡威脅寧死不屈，那個面對親生兒子卻不能相認、毅然拖著鐐銬走向刑場慷慨赴死的女性，還有那個關鍵時刻為保守秘密而戰斗至死的李副官，就是共產黨。那一本名為《共產黨宣言》的小冊子封面上留下的“為了我們孩子的未來” 的話語，就是共產主義。受到震撼的不僅是我的學生，容納880人的劇場里，欷歔聲不絕于耳。一個愛恨情仇、生離死別的故事，攜帶著一個崇高的理想信念從遙遠的地平線向我們走來，在我們的眼前放大著、清晰著，濕潤著我們的眼睛。

　　記者：這個話劇我也看了，如果僅僅看《共產黨宣言》這個名字，比較抽象，很難想象會產生這么大的感染力。確實如你所說，藝術具有神奇的力量。

　　徐貴祥：談到這里，我想起了一位偉人的話：“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這是上個世紀30年代毛澤東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一段詩意描述——“革命高潮”，一個眼看不見、手不能觸的預言，以“一只航船”“一輪朝日”和“一個嬰兒”的意象進入我們的眼簾。毛主席不僅告訴我們“革命”是什么，并且告訴我們“革命的模樣”是什么，甚至啟示我們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教育：以文學的方式講道理，用人物攜帶情感，用形象承載思想，用故事傳播理想信念。毛主席就是一個特別善于用形象思維表現邏輯思維的藝術大家。

　　看了這個話劇，我又組織學生們討論，多數學生引用了話劇女主人公林雨霏在獄中對兒子說的那段話：“一個人沒有信仰，就沒有追求，沒有道德，沒有廉恥，即使擁有一切，也會心中空虛;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信仰，就沒有正義，沒有尊嚴，沒有公平。”有個同學在發言中說，如果沒有了這些，即便坐擁金山，又有什么用呢?精神的貧窮比物質的貧窮更窮。一場話劇，不知不覺中在青年學生中掀起一股潮流，隨之帶來的影響是，重讀經典，重讀革命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作品，江姐、王成、卓婭、舒拉、保爾·科察金……成為崇拜對象，革命、正義、道德、追求……成為熱門話題。在討論會上，30多名黨員學生再一次舉起右臂，重溫了入黨誓詞。信仰的種子，就是這樣通過文藝之手悄然進入年輕的心靈，或許它還會蟄伏時日，但它終將開花結果。

　　理想信念是人類精神的主旋律，文學藝術是主旋律的播種機

　　記者：聽您一席話，我們能深刻地感受到文學藝術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的作用。請您談談當下文學藝術的迫切任務是什么?文學藝術應該如何去發現美、創造美?

　　徐貴祥：根基不牢，地動山搖。根基是什么，就是理想信念。為強軍夢助推加力，文學藝術首先就應該在樹立理想信念方面做文章。

　　歷史表明，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是不可能強大的，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那么，我們的信仰是什么?入黨時莊嚴宣誓“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這就是我們的信仰。信仰是一個遠大的目標，不是一代人、幾代人就能實現的。或許實現我們的信仰和理想需要幾百年幾千年，但是我們必須有信仰。或許在實現信仰的路上會遇到挫折和反復，但是我們絕不能半途而廢，必須百折不撓勇往直前。在這個過程中，每一件對人民有益的事情，都是共產主義事業的一部分。

　　習主席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追求真善美是文藝的永恒價值。我們要通過文藝作品傳遞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引導人們增強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

　　文學藝術是崇高的事業，也是奉獻的事業，不能混同于一般的產業，不能唯利是圖。心中有善，眼里有美，筆下有情，紙上有愛。我們只能用一雙干凈的手，捧著理想信念的種子，把它植入人民的心靈;我們只能用一顆善良的心，汲取道德的泉水，澆灌理想信念的花朵。

　　記者：據我了解，在當今文藝領域，有一個約定俗成的看法，那就是“主旋律”作品不好表現，甚至認為對主旋律作品可以放寬藝術尺度。對這個問題，想聽聽您的看法。

　　徐貴祥：這其實是很大的誤解，甚至是為某些平庸之作找借口。以文學創作為例，不是主旋律作品“不好寫”，而實在是我們“沒有寫好”。通常意義上，“主旋律”的含義主要是對內容的判斷，聚焦在“寫什么”，事實上，主旋律主題因其關注社會和歷史，關注國家民族命運，而更具有文學創作的空間。大時代、大歷史、大事件、大主題的宏大敘事，矛盾沖突更加尖銳，感情糾葛更加集中，更有文學的張力，更能牽引公眾的審美共鳴，關鍵在于“怎么寫”和“寫得怎么樣”，當然可能也包括“誰來寫”。這是我們今天尤其值得反思的問題。

　　縱觀古今中外的文明發展歷史，承載思想、傳播信仰、慰藉情感、追求美善、鞭撻丑惡的作品，都是主旋律。文學藝術是形象思維藝術，文學藝術之所以成為人類精神生活的良師益友，就在于它可以把“看不見”的東西以“看得見”的形式表現出來，可以通過多聲部表現和烘托“主旋律”，這就是文藝魅力的奧秘所在。經典文藝作品無不如此，比如《悲慘世界》《紅樓夢》《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等等，都是通過人物和故事攜帶思想和信念的。我們的理想信念不是空中樓閣，它是來自于人類千百年來生活實踐的精神結晶，是作用于具體的生命的，不能僅用抽象的說教和口號來灌輸。我們的理想信念有鮮活的人物和動人的故事支撐，有堅實的生活依據和思想基礎，因此我們要用好文學藝術這個播種機，創作出思想精深、藝術精湛、看得見、記得牢、傳得開、留得住的文藝精品，推動我們的理想信念在人民心中、在生活的大地、在未來的廣袤原野上落地生根。

　　徐貴祥，安徽省霍邱縣人，1959年12月出生，1978年12月入伍,1991年畢業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現為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中國作家協會第七、第八屆全委會委員，全國政協第十二屆委員。

　　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仰角》《歷史的天空》《高地》《八月桂花遍地開》《明天戰爭》《特務連》《四面八方》《馬上天下》等。作品曾獲第7、9、10屆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獲全國精神文明第8、10、11 屆“五個一工程獎”，獲第6屆茅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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