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九五一年毛澤東同志發動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文革后，有人從否定文革的需要出發，也對當年的這場批判提出了質疑，甚至還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幾十年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郭建波同志從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背景出發，立足于思想戰線上斗爭的視角，對當年發動的這場批判進行了歷史的考察，揭示了這場批判發動的真實原因。

　　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寫的長篇著作《偉大的理論 光輝的實踐—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第一卷《文革溯源》(下冊)的一部分，烏有之鄉網刊現征得作者同意，在這里發表，以饗讀者。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應該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由中央黨報以社論的形式來展開對一部電影的批判，這在新中國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社論發表后，掀起了對電影《武訓傳》批判的高潮。那么，電影《武訓傳》存在什么問題呢?為什么要以社論的形式展開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呢?我們下面就來分析這個問題。

　　一、電影《武訓傳》的上映。

　　一九五○年底至一九五一年初，在全國幾大城市上映了一部影片《武訓傳》，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幾乎場場滿座。這部影片的主人公武訓，是清末山東堂邑縣的一個乞丐，打著“行乞興學”的旗號，想用乞討得來的錢來興辦義學，讓窮人的孩子識字，能夠上學，以擺脫貧窮落后的命運。為此，他在乞討中，為了得幾個錢，費盡心機，見人(特別是有錢有勢者)就磕頭，低眉順眼，裝瘋賣傻，自取其辱，丑態百出，還擺攤賣打，學驢叫喚以博得人們的歡心。在士紳的幫助下，于一八八八年辦了“崇賢義塾”，后來又辦了兩所“義學”，但是并沒有改變窮人的孩子的命運，他們還是上不起學。在武訓死后，他積累的學校的財產又被豪紳地主霸占，并因此逼死了武家兩條人命。[2]

　　這部電影上映后，當時的思想文化界又是如何評論這部電影的呢?

　　二、電影《武訓傳》上映前后，思想文化界對這部電影“好評如潮”的頌揚中反映出的本質問題是什么?

　　其實，在這部電影公映前就有了不少贊揚和溢美的文章。電影《武訓傳》上映后，報刊發表了大量評論，贊揚武訓“是永垂不朽值得學習的榜樣”，“武訓興學之革命的意義，是和太平軍那樣的革命的意義，有某種相同處”，是“富有教育意義的好電影”等等。[3]

　　這種現象，后來楊俊在研究批判《武訓傳》的時候，曾對此作了概括和總結。我們引述如下：

　　在影片《武訓傳》公映前，當時京、津、滬等地主要報刊雜志上，已經出現許多肯定和贊揚武訓的文章和書刊，影片《武訓傳》公映后，報刊連篇累牘地刊載了對武訓、“武訓精神”和《武訓傳》進行“極為夸張”的歌頌的文章，旋即掀起了“武訓熱”。這里，我們選取在毛澤東寫的《應當重視對〈武訓傳〉的討論》中被點名的文章和論著為例來考察這時“武訓熱”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實質。選擇這些材料，是因為毛澤東通過它們，對當時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的“混亂達到何種程度”產生了直接印象，從而影響了他對整個事件的判斷和決策。

　　這些文章和書籍，對武訓、“武訓精神”和《武訓傳》用“馬列主義的名詞”做了“極為夸張的”褒揚和歌頌。主要表現如下：

　　一是用“馬列主義的名詞”對武訓事跡和精神極力夸贊，把武訓頌揚為“中國勞動人民的楷模”和“反對封建主義的人民戰斗英雄。”

　　這些文章紛紛把武訓譽為“具體的唯物主義的身體力行者”，“人民的戰斗英雄和勞動模范”，“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個農民勞動模范的具體代表人物”。“我們的勞動人民的兒子”，“站穩了階級的立場，向統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爭”，“俯首甘為孺子牛”。“他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幟。”“他為無產階級而生，生與無產階級為友;他為無產階級而死，死后與無產階級同穴。”“他那種不倒翁精神也正說明了勞動人民的堅韌性。”“一個受難勞苦農民如何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為后一代工作。”“他堅苦不拔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精神和行動，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學習的榜樣!”“他終身不渝的盡力于‘義學’這一件大事業，對于人類歷史和勞動人民的影響則是永垂不朽的。”……

　　二是認為“教育”、“知識”能使“勞動人民翻身”，而“新民主主義教育”“繼承的是武訓的遺志”。

　　《武訓傳》放映后，一些文章認為農民受壓迫就是因為“不識字”、“愚昧”，而“勞動人民要想翻身，必須透過教育”。許多文章大力呼吁“一切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民教師”，要宣揚和學習“武訓精神”， “把全國的工農都教育起來”。也有文章要求結合當時的“革命運動”，“產生許許多多新武訓”，來“迎接文化建設的高潮”。《武訓傳》放映后，當時的文教界興起一種輿論，說“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創造起來的”，“繼承的是武訓的遺志”。連環畫《武訓畫傳》就在“武訓第四”——陶行知先生這幅畫下面寫了說明：“陶行知先生……有規模的發揚武訓精神，解決了育才的困難，并奠定中國新民主主義教育的基礎。”(見該書86圖)

　　三是用“武訓的道路”解釋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道路，把“中國革命”說成是“師承武訓他們的結果”，號召學習武訓的革命精神。

　　觀賞者認為《武訓傳》“是強有力的中國封建社會的鮮血淋漓的寫照。”“觀眾在影片進行中，始終燃燒著對封建社會的憤怒的火焰。”“可以看到階級友愛的偉大，到處洋溢著這種愛、這種意識”。在“這個封建社會里面”，武訓與周大作為反對地主階級統治“一文一武 ”的兩條戰線：武訓是“認為窮人要想翻身報仇，只有讓窮孩子們都有書念才行。”所以，“忍辱行乞，走向那條艱苦漫長的道路。”而周大則干起“響馬”，“起來進行反抗惡勢力”。“武訓興學之革命的意義，是和太平軍那樣的革命的意義，有某種相同處——都為了勞苦大眾翻身，不過一重在革命武裝，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中國今天這樣子”，就是武訓加太平軍加“正確的領導”。由此邏輯，解放了的中國人民就是武訓事業的繼承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師承武訓他們的結果。” [4]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電影《武訓傳》上映前后，思想文化界就出現了對這部電影的一片頌揚聲。這些頌揚的文章從其內容來說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用馬列主義的詞句，把武訓包裝成勞動人民的代表，稱贊他是反封建的戰斗英雄;認為教育能夠使勞動人民翻身，改變勞動人民受苦受難的命運，新民主主義教育是繼承武訓的遺志，將武訓的行乞興學和新民主主義教育混為一談;把武訓行乞興學的道路曲解為中國革命的道路，把中國革命說成是師承武訓的結果。

　　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文章的作者將武訓打扮成勞動人民的代表，一個反封建的戰斗英雄，不僅極力稱贊武訓的“行乞興學”，還把武訓的“行乞興學”與中國革命等同起來，納入新民主主義教育的范疇，認為通過武訓“行乞興學”的方式，在勞動人民受到教育后，就可以改變他們受苦受難的命運，將武訓的“行乞興學”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等量齊觀，漠視對中國社會有一個根本的改造。因而對電影《武訓傳》的評論，不僅關系到中國人民究竟采取何種方式才能夠獲得自身的解放，擺脫受苦受難的命運問題，同時從實質上更是反映出對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認識問題。

　　三、毛澤東是在反復思考后，才決定發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的。

　　電影《武訓傳》公映前后，當時的思想文化界幾乎沒有出現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從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出發，對這部電影進行深刻的分析，作出實事求是的評論的文章，而是不分青紅皂白，充滿了頌揚和稱贊聲，形成了一邊倒的趨勢。這種狀況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他調閱了這部影片。為了全面了解思想文化界對這部電影的評論狀況，在田家英的指導下，衛士李家驥還把報刊雜志上發表的評論《武訓傳》的文章剪裁下來，供毛澤東閱讀。[5]

　　電影《武訓傳》宣揚的主題及報刊雜志發表的評論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在經過反復的思考后，一九五一年三月，毛澤東開始謀劃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6]對此，林默涵后來曾回憶道：“電影《武訓傳》出來以后，不少人說好，據說毛主席看了這個片子，幾個晚上在院子里轉來轉去。最后下決心要批判的。”[7]

　　可能有人會問，就是這樣一部宣揚叫花子武訓“行乞興學”的電影，值得毛澤東這樣興師動眾的發動批判嗎?

　　毛澤東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修改楊耳《評武訓和關于武訓的宣傳》的文章時，就談到了這個問題。他寫道：“現在，姑且不說武訓辦學的方法和結果，單說武訓辦學的動機，即是說假定他真想要使窮孩子識字，借此以改變窮人們的悲慘地位，這種想法，難道是不正當的嗎?我們說，武訓自己怎樣想是一件事，武訓的后人替他宣傳又是一件事。武訓自己一個人想得不對，是極小的事，沒有影響。后人替他宣傳就不同了，這是借武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要拍成電影，寫成著作或論文，向中國人民大肆宣傳，這就引起了根本問題了。”[8]

　　由此看來，毛澤東發動對電影《武訓傳》批判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針對武訓這個人以及他所做的“行乞興學”這件事，而是電影《武訓傳》的作者們借武訓及其進行的“行乞興學”來兜售自己的主張，借以宣傳自己的觀點。這些觀點和主張從本質上反映出了他們對于中國革命斗爭發生的原因、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及對新生人民政權的不同認識，而當時的思想文化界只是出現了對電影《武訓傳》的一味頌揚，卻沒有人能夠運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對這部電影進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這說明在當時我國的思想文化領域存在的問題是多么嚴重!這就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深思和憂慮。

　　四、毛澤東在做出批判電影《武訓傳》的決定后，當時思想文化界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狀況如何?

　　為了貫徹執行毛澤東關于批判電影《武訓傳》的指示，進一步加強對電影工作的領導問題，三月二十四日周恩來召集沈雁賓、陸定一、胡喬木等開會，研究加強對電影工作的領導問題。會議決定：(一)目前電影工作的中心問題是思想政治領導，為此應組織中央電影工作委員會，草擬一個關于電影工作的決定。對《武訓傳》的批評需事先與該片編劇孫瑜談通。(二)加強電影編劇力量，可向全國征集已經上演過獲得觀眾好評的戲曲劇本，選擇一些改編為電影劇本。(三)電影批評的標準，主要是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還不宜強調藝術性。[9]

　　會議后，中央發出通知，決定：“以《榮譽屬于誰》與《武訓傳》兩部影片作典型，教育電影工作干部、文藝工作干部和觀眾對《榮譽屬于誰》與《武訓傳》兩部影片組織討論與批判。”在3月23日結束的全國文化行政會議上，文化部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周揚點名批評了《武訓傳》。3月下旬，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文藝報》主編丁玲在北京師范大學作文藝報告時，“很尖銳地批評了《武訓傳》電影的立場和觀點的錯誤。”

　　領導人出面批評《武訓傳》的錯誤表現后，報刊雜志那種連篇累牘地、“一個勁地”褒揚武訓和“武訓事業”的現象沒有了，并且開始有了一些批評武訓“不足為訓”的文章，那么，這些“討論與批判《武訓傳》”的文章情況如何呢?下面就以京、津、滬等地重要報刊在1951年3月上旬—5月上旬所組織發表的討論和批判文章來進行考察(均被《人民日報》1951年5月20日社論點名)。

　　這些批評《武訓傳》的文章，通過分析武訓及其所從事活動的“時代環境”，得出了武訓“不足為訓”的結論，具體原因為：武訓當時“脫離了時代要求”;“采取了錯誤的斗爭道路”;對當時勞動人民的要求和斗爭，“客觀上起了阻礙作用”;“客觀上起了掩飾反動統治的作用”。在表達武訓“不足為訓”的同時，這些批評文章又紛紛“一分為二”地說：“武訓的動機是好的”，“武訓的‘苦行’與‘利他主義’是難得的”，只是“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是不可能實現他的愿望的。”這些文章的特點正如5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指出的：“雖然批評武訓的一個方面，仍然歌頌其它方面。”

　　一方面是此時批評文章的不夠尖銳，針對性和戰斗性不強;另一方面是當時許多人對于批評武訓表示懷疑或異議，而褒揚武訓“三十年如一日，為自己改善勞動人民生活的條件的理想而奮斗”之類的文章仍然在報端時有出現……

　　通過分析這些文章，可以看出，此時報刊雜志所組織的批判進行的不很得力。這一方面是因為“武訓精神”在知識分子中，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礎的;另一方面是因為對毛澤東關于“武訓問題的實質”，以及討論《武訓傳》問題的原則意義的思想認識，許多人“跟不上”，也沒有引起下面足夠地重視。李長之在1951年5月的檢討文章中就有這樣的話：“三月底，四月初，漸漸看到一些反面文章，最初認為不過是‘標新立異’罷了，沒有加以足夠注意。”這種狀況，在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報》轉載批判《武訓傳》的文章所配發的編者按，也有強調說明：

　　電影《武訓傳》的放映，曾經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報紙刊物的廣泛評論。值得嚴重注意的是最早發表的評論(其中包括不少共產黨員所寫的評論)全部是贊揚這部影片或者是贊揚武訓本人的。而且直到現在，對于武訓、《武訓傳》以及關于《武訓傳》的種種錯誤評論，也還沒有一篇有系統的科學的評論文字。[10]

　　毛澤東密切注視著開展批判后的動向，他對這種批判是不滿意的。因為在批判過程中不僅還有贊揚武訓的文章出現，就是批判武訓的不少文章也是在肯定武訓“行乞興學”的動機的前提下進行的。特別是在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中，只是就事論事，而沒有把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放在中國革命斗爭的大背景下來認識，更沒有從理論上說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勞動人民受苦受難的命運，靠武訓的“行乞興學”是不行的。這是關系到對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重大認識問題。因而當時進行的批判是膚淺的，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本質。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決定親自介入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以便為批判指明方向，將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引向深入。

　　五、毛澤東改寫了胡喬木起草的《為什么重視〈武訓傳〉的討論》的文章，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表，為批判指明了方向。

　　這個時候，胡喬木起草了一篇批判電影《武訓傳》的文章，文章標題是《為什么重視〈武訓傳〉的討論》。五月十九日，毛澤東對文章作了大量修改，改寫和加寫的幾段文字構成文章的主體。他將標題改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并批示“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11]

　　毛澤東對這篇文章改寫和加寫的文字如下：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之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丑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于滅亡;不是以階級斗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斗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么人，向這些敵人投降并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贊的地方。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么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么東西是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不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于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展開關于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12]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應該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

　　六、對毛澤東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的原因分析。

　　我們看到，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應該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將電影《武訓傳》放在近代以來中國革命斗爭的大背景下來認識，高屋建瓴，所向披靡，提綱挈領，言簡意賅，如同匕首和投槍，擊中了電影《武訓傳》的要害，揭示了這部電影的本質，指出了當時思想文化界存在的嚴重問題。

　　那么，從毛澤東在社論中表達的觀點來看，他是經過怎樣的分析才做出了這樣的判斷呢?他為什么對當時的思想文化界做出了措詞激烈的批評呢?現在我們進一步來分析這個問題。

　　1、電影《武訓傳》實質上是對中國革命的否定。

　　我們知道，中國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腐朽的封建制度嚴重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樣才導致了近代中國的貧窮落后和被動挨打的屈辱命運。

　　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一人類社會基本矛盾的辯證關系出發，由于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已經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要想使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就必須變革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改造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建立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

　　要變革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實踐已經證明改良道路走不通，只有實行革命的道路。因而從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要求出發，就必須對過去舊的封建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進行根本的改造，建立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只有這樣才能解放生產力，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開辟廣闊的道路。而要對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進行根本的改造，就必須通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統治，建立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個任務也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方式才得以完成。

　　由此看來，在近代的中國，要想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就必須通過民主革命的方式，對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進行根本的改造，除此之外，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的。

　　電影《武訓傳》中的武訓認為，當時窮人受窮是因為念不起書造成的，因而他想通過化緣的方式來辦一所學堂，讓窮人的孩子念書，以改變窮人的命運。

　　這種想法在現實生活中到底能不能實現呢?回答是否定的。首先辦義學是需要錢的，這筆錢從哪里來呢?武訓是通過乞討的方式來募集的。這種乞討的主要對象是什么人呢?是一般的勞動人民呢，還有豪紳地主?如果是一般勞動人民的錢，武訓不過是用勞動人民自己的錢來建義學，他的行乞就沒有什么意義。如果是地主豪紳的錢，這不過是他們把從農民那里搜括來的財物的九牛一毛交給乞討中的武訓，這本來就是勞動人民的錢。因而我們認為，武訓乞討得來的錢，其實就是勞動人民自己的錢，武訓不過是通過行乞，以辦義學的名義，聚斂到自己的名下而已。當然，就是這樣，能不能解決窮人孩子念書的問題，改變窮人受苦受難的命運呢?

　　回答同樣是否定的。解決窮人命運的問題，并不是像武訓及武訓的宣傳者們想像的那樣簡單，辦了義學，讓窮人的孩子能夠上學就可以了。其實這是幻想，在不對社會制度有一個根本性改造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從解決窮苦人孩子上學的問題的。后來的史實證明了這一點。

　　武訓的義學在豪紳的支持下辦起來以后，其實還是解決不了窮人孩子上學的問題。武訓的義學里主要還是豪紳地主的子弟，大批窮人的孩子被排除在義學之外。即使有的窮人的孩子能夠進入義學念書，在義學里還是飽受歧視和白眼。江青到山東堂邑下鄉調查武訓的時候，就曾了解到這樣一件事。有一位老太太說自己的孫子在義學里被富人的孩子打傷了，回來后幾天就死了。江青聽后和老太太一起掉了眼淚，哭了起來。[13]

　　當時勞動人民處于窮困命運的根源，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剝削和壓迫造成的。只有推翻了封建制度，才能解決農民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命運。只有在解決了農民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命運以后，才能夠真正解決農民子弟的上學問題。因為在封建社會的農村，在當時的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下，由于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地主通過地租的方式將土地產出的相當大的份額據為己有，這是造成農民窮困的主要原因。同時，封建社會的政權又是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并為這種剝削提供保護。封建的文化嚴重束縛著農民的思想，造成了農民的愚昧、守舊和落后。這才是造成農民窮困和悲慘命運的根源。義學教授的又是封建文化，在這種情況下，靠辦義學是無濟于事的，也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

　　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必須對農村有一個根本的改造。這就首先要進行文化的啟蒙，促進農民的覺醒，使農民從蒙昧中走出來，成為進行革命斗爭的主力軍。通過民主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專制統治，消滅政治壓迫，廢除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挖掉農民窮困的經濟根源。只有在這個問題解決以后，農民才能獲得解放，從經濟上獲得必要的保障，真正解決農民子弟的上學問題。否則的話，在維護封建專制統治和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及封建文化的前提下，地主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都獲得特權的情況下，為了辦義學，也就只有像武訓那樣奴顏婢膝地去乞討了。就是企望統治階級的恩賜而不是革命人民的斗爭來解決農民貧困直至受教育的問題，這實際上就是秉承改良主義。歷史證明這是行不通的。

　　這樣看來，圍繞電影《武訓傳》發生的爭論，從表面上看來是能否通過興辦義學來改變勞動人民命運的問題，實質上則是要不要對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有一個根本改造的問題，這實際上就是用革命還是改良來解決近代中國面臨的嚴重問題。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規律告訴我們，只有通過革命，打破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才能夠解放生產力，推動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因而圍繞電影《武訓傳》的爭論實質上就反映了在思想文化領域對中國革命認識上的分歧。

　　由此我們認為，圍繞電影《武訓傳》出現的爭論所反映出的對中國革命認識上的分歧，集中表現在中國革命的產生到底有沒有必然性的問題。由于新生的人民政權就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結果，新生的人民政權的正義性就是建立在中國革命必然性的基礎之上的。如果對中國革命的必然性發生了質疑，就會對新生的人民政權的正義性產生疑慮和動搖，這就破壞了新生人民政權賴以存在的的道義基礎，由此產生的后果是極為嚴重的。

　　2、電影《武訓傳》是對當時發生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經濟變革，乃至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否定。

　　我們知道，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不過是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是為社會主義革命作了準備，下一步還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標志著反帝反封建任務的基本完成。沒收國民黨政府經營的官僚資本則具有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雙重性質，因而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內部不僅存在著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并且已經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這樣在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已經控制了國家經濟命脈，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正在被廢除，全國性的人民政權業已建立的情況下，中國就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并創造條件準備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

　　一定時期的文化是一定時期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時期的政治和經濟的發展。隨著中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巨大變革，那么也必然要求在思想文化上進行相應的變革，來進一步推動政治和經濟的變革。否則的話，就會對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經濟起到阻礙和破壞的作用。這就要求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政治業已建立，并且這種經濟和政治也已經包含社會主義成分的情況下，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已經包含社會主義的成分一樣，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也已經包含著社會主義文化的成分，并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進行，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的建立，適時向社會主義文化過渡。

　　這樣看來，當新中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候，也必然會在文化上發生相應的變化。隨著這種變化，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也就轉變為新民主主義文化，進而向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那么，在這種背景下，電影《武訓傳》宣揚的是什么呢?

　　我們從電影《武訓傳》中可以看到，在豪紳支持下武訓創辦的義學里是教授封建文化的。武訓沒有認識到窮人受苦受難的根源是封建剝削制度造成的，更沒有認識到在義學里宣傳的文化恰恰是毒害人民的思想鴉片，而有意識地去做思想啟蒙的工作，卻認為窮人的受苦受難是由于沒有文化造成的，因而他希望通過創辦義學讓窮人的孩子上學來改變窮人受苦受難的命運。這種認識是膚淺的，想法也是天真的。

　　其實，要解決窮人的命運并讓他們及其子弟接受教育，只有在消滅剝削制度以后才能實現。像武訓那樣采取奴顏婢膝的方式，低眉順眼，賣打自辱，靠“行乞興學”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

　　在中國政治、經濟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作為文化表現形式之一的電影當然也應該反映這種深刻的變化。中國人民特別是勞動人民，只有在消滅剝削制度，自身獲得解放以后，才能解決受苦受難的命運，才能解決自己及其子女受教育的問題。可是電影《武訓傳》的作者們不是宣傳人民群眾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方式，將廣大人民群眾動員起來，進行土地改革，消滅剝削制度，以此來解決他們受剝削和壓迫的問題，而是極力宣揚武訓通過“行乞興學”來解決窮苦人命運的行為。這就與當時中國社會發生的政治、經濟變革發生了不合。

　　電影《武訓傳》的作者們不是去宣傳中國社會發生的這些變革，為這種變革提供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并進一步為這種變革從思想文化上進行引導，反而卻置當時政治上和經濟上發生的深刻變革于不顧，背離這種變革，為武訓“行乞興學”大唱贊歌，熱心宣揚武訓通過乞討的方式來創辦義學，解決窮苦人受苦受難的命運及接受教育的問題。這就出現了與當時進行的政治、經濟變革的二律背反，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從歷史的考察中我們認識到，當時中國社會正在進行著深刻的變革。舊的文化不僅存在，還嚴重地束縛著人們的頭腦，對這個時候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發生的變革起著阻礙作用。在這種情況下，由于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沒有被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也就難以通過思想文化上的能動作用，來進一步鞏固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革命成果，并為下一步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條件。這樣電影《武訓傳》的出現，就是與正在形成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直接交鋒，并對當時進行的政治、經濟的變革起著破壞性作用。

　　通過對近代歷史的考察我們發現，勞動人民受苦受難的根源，就是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兩座大山的雙重壓迫。只有推翻兩座大山的壓迫，才能使勞動人民獲得解放，擺脫受苦受難的命運。近代中國的戊戌變法失敗了，辛亥革命也失敗了，這些失敗表明資產階級進行的改良道路和革命道路是走不通的。歷史已經證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才能使中國人民獲得解放，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人民受苦受難的命運。這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也是勞動人民獲得翻身解放改變自身命運的根本途徑。而像武訓那樣通過向統治者奴顏婢膝的方式，是不可能獲得解放，改變自身命運的，更是不值得提倡和稱贊的。因而對電影《武訓傳》的贊頌，實質上就是對中國革命的背叛，就是對中國業已取得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果的否定。

　　當然，這是認識上的嚴重誤區。通過分析我們進一步發現，出現這種誤區的根本原因還是因為馬列主義仍然沒有在中國的思想文化領域占據指導地位的緣故。雖然文章的作者們運用了一些馬列主義的語句，但是卻沒有能夠從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上來對電影《武訓傳》進行深刻的分析，把電影《武訓傳》中所宣揚的觀點放在中國近代歷史和中國革命發展的大背景下來認識，這樣也就難以揭示電影《武訓傳》的本質。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電影《武訓傳》的產生，以及思想文化界對這部電影的稱贊和吹捧這種現象的出現，決不是偶然的。這反映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我國思想文化界還沒有徹底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建立起適應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的意識形態，馬列主義更沒有在思想文化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思想文化界里的不少人不能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對中國革命發生的原因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從理論上進行深刻的分析和說明，這種思想文化上的滯后不僅不會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和經濟起到促進的作用，反而還會進一步瓦解和破壞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并進一步影響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極為嚴重的。

　　正是由于這樣，毛澤東才以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的敏銳洞察力，不僅發現了思想文化界存在的嚴重問題，而且還在思想文化界對電影《武訓傳》批判不力的情況下，才在社論中點出了這個問題的要害所在。

　　七、在《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指導下形成的調研成果—《武訓歷史調查記》。

　　《人民日報》五月二十日發表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后，開始了聲勢浩大的批判運動。但是有一些人還存在不同意見，雖然口頭上他們也說應該進行批判，卻沒有能夠從思想上轉過彎來，真正認識到批判電影《武訓傳》的必要性。為了轉變這些人的思想認識，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到電影《武訓傳》的本質和對電影《武訓傳》進行批判的重要意義，將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引向深入，就要對武訓的一生進行一次詳細的調查，以便于人們對武訓有一個全面、深刻的認識。

　　一九五一年夏，由人民日報社和文化部發起，組織了一個十三人的武訓歷史調查團，赴平原省(一九五二年撤銷，所轄地區分別劃歸山東、河南兩省)堂邑縣(一九五六年并入山東冠縣)、館陶縣(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劃歸山東，今屬河北)和山東省臨清縣等地，共進行了二十多天調查。 [14]

　　這個調查團的成員，有北京去的《人民日報》社的袁水拍，文化部的鐘惦棐、李進，他們三人負責調查團的活動，其他成員則是武訓家鄉的省、地、縣、鎮的干部。

　　江青化名李進，以文化部工作人員的身份參加了這次調查。當時毛澤東的衛士李家驥奉命負責這次調查活動中江青的安全保衛和生活工作。

　　關于這次調查活動，毛澤東的衛士李家驥有一個回憶，我們引述如下：

　　江青要求輕車簡從，以普通干部的身份參加調查，她還交待隨從的人員要注意保密。六月下旬，袁水拍、鐘惦棐、江青一行乘火車直奔濟南。上車后，他們三人就開始研究調查提綱、工作步驟及相關問題。到達濟南后，由省委交際處負責接待，住在一個不太大的紅樓里。當天晚上，他們就與山東省委宣傳部的四五個人商討調研問題。在濟南住了一兩天后，同省里參加調查團的同志接上頭，就下一步的調查項目取得一致意見后，就開赴聊城進行調查。

　　聊城距省城濟南三百里路。當時調查團乘坐的吉普車并不快，過黃河時還要乘船過河。那天沙土飛揚，我們擔心身體不好的江青支撐不住，但還是順利到達了聊城。一到聊城，袁水拍等人就召開會議研究工作，聊城地委的同志也參加了會議。在這里他們找了很多史志材料閱讀，不斷開會，還下去到街區或郊區搞調查研究。在聊城下去調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幾里路，不讓坐車，要入村入戶進行調查。到了基層，召開會議都以袁水拍為主。袁水拍高個子，身穿風衣，戴眼鏡，很派頭，很有氣質，給人感覺是個大干部。江青身穿列寧服，衣著很得體，不多言，不搶先，一看就是一個工作人員。在向有關人員介紹時，說她叫李進，是調查團的成員。

　　到了堂邑，調查團調查的更細，走的地方更多。在柳林鎮，調查團去看了武訓的墳，還去過周圍三四十個村莊。調查團的同志很辛苦、很細致，他們有時一同到一個地方，有時分頭到不同的村莊，有的村莊去了多次。江青和其他工作人員一樣去調查。至于調查中對武訓的看法，據我親身經歷所知，始終是兩種觀點，或肯定多一些或否定多一些，沒有發現絕對的肯定或絕對的否定。

　　六七月份的魯西地區，天氣很熱，而且這里沙土地多，下雨則泥濘，晴天則揚土，加上工作人員不能單獨開伙，不能搞特殊，只能和那里的老百姓吃一樣的飯。就是在招待所吃飯，條件也不好，因為這里的生活比較貧困。在堂邑等鄉村調查了半個多月，又返回聊城地委招待所。在這里又住了兩天，主要工作是各位調查團人員會情況，并考慮形成調查材料。調查報告以袁水拍為主筆，鐘惦棐為副，江青參與，其他成員會情況，提意見，參加討論，在聊城形成材料的思路和初稿。離開聊城，地、縣、鎮的同志就不跟到濟南了，他們必須把調查的情況報上來，并發表自己的看法。調查團是中午到濟南的。在濟南，調查團—主要指袁水拍、鐘惦棐和江青，仍然很忙，他們又討論過材料，尤其是兩位執筆人更累，無暇干別的事。在這里又住了一宿，第二天離開濟南，大概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袁水拍和江青向毛澤東匯報了這次調查的詳細情況，毛澤東對調查團的工作是滿意的。回到北京后的第三天江青就病倒了，材料的最后修改、定稿是袁水拍、鐘惦棐搞的。[15]

　　從李家驥的回憶看，當時調查團在二十多天的調查中，日程是緊張的，工作是辛苦的，調查團不僅要查閱當地的史志資料，還要深入基層，走村入戶，進行實地調查，搜集第一手的資料。對于查閱或調研取得的一手資料，還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進行加工整理，從而形成武訓調查報告的素材，作為撰寫《武訓歷史調查記》的基本依據。

　　當時調查團直接或間接走訪了當地各階層的一百六十多位知道武訓事跡的人。那些親眼見過武訓的老年人(多數，年歲最大的一百零三歲)，或者是確知武訓某些情況的壯年人(少數)，是調查團直接訪問的對象。其中，堂邑縣五十人，臨清鎮十五人，館陶縣二十人，共計八十五人，這是調查團在二十幾天中分別地直接訪問過的。調查記列舉了這些人的姓名、住址、年齡和成份。

　　此外，調查團還收集了臨清、館陶、聊城、冠縣等《縣志》、《山東通志》、《山東軍興紀略》、《興學始末記》和《興學創聞》等清末或民初的著作和一九三四年國民黨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訓先生九七誕辰紀念冊》，除《興學創聞》無甚可取外，其余都是很重要的材料。調查團遍尋各地，都沒有找到《堂邑縣志》。

　　在此基礎上，調查團主要負責人袁水拍、鐘惦裴、江青撰寫了《武訓歷史調查記》。這個《調查記》共分五個部分，我們概述如下：

　　1、和武訓同時的當地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

　　《調查記》首先指出，武訓的歌頌者曾經指責人們“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錯誤”地把“今天的尺度”去衡量“歷史上的人物”，并且說武訓受了“具體的歷史條件的限制”，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動的。經過人們指出武訓所處的具體歷史環境，正是太平天國和北方捻軍的農民大革命時代以后，某些歌頌武訓的人們還是不甚心悅誠服，理由是那些農民起義軍究竟不是起于武訓家鄉的，雖在武訓家鄉打過仗，總是外地人，其沒有引起武訓注意，還是情有可原的。我們的調查發現了和捻軍有聯系的武訓家鄉的農民革命軍。

　　一八六○年(咸豐十年)，正當武訓打出“乞行興學”招牌(武訓生于一八三八年，開始打出這塊招牌是一八五九年)一年以后，堂邑、館陶、臨清、冠縣一帶爆發了與捻軍有聯系的農民起義。就在武訓出生的堂邑縣柳林鎮武莊西南七里的小劉貫莊上，產生了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領導的黑旗軍，黑旗軍曾與滿清政府大將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的軍隊“大戰”過。柳林大地主、“永清團”的團長楊鳴謙就在與黑旗軍的作戰中被打死了。

　　《調查記》接著分析了出現這些起義的原因。這些起義雖是以各種宗教的名義出現，但其本質都是由于社會階級矛盾日益深刻而爆發起來的農民革命。土地集中，剝削的加重，加上主要是人為的因素所造成的災荒，才使陷于痛苦中的農民，組織起來進行反抗的。《調查記》引用當時的實際調查和縣志資料證明了這個判斷。

　　《調查記》用調查到的材料生動地說明了當地貧苦農民對宋景詩和武訓的不同態度。他們對宋景詩是欽佩的，懷念的;對武訓是蔑視的，不屑一談的。《調查記》也談到了宋景詩曾受招撫的事，并對此作了實事求是地分析。

　　電影《武訓傳》虛構了周大的形象，說他與武訓有友誼關系，甚至是志同道合的關系，稱之為“一文一武”。《調查記》從對當時調查到的材料和查閱到的縣志資料的分析出發，認為這兩人是沒有絲毫相同之處。《調查記》認為，如果非要與之搭配的話，那就是被宋景詩打死的柳林“永清團”團長楊鳴謙，以及贊助武訓辦學的他的繼任者楊樹坊(楊鳴謙侄子)，他們才是“一文一武”的“血緣親屬”。這從武訓被賜予“樂善如施”的獎語，死后宣付國史館立傳，以及楊鳴謙死后受封為“鑾依衛”，“建立專祠，春秋公祭”，他的后代也獲得“世襲云騎尉”的封號上可以表現出來。

　　2、武訓的為人

　　從調查中發現，武訓出身于一個貧農家庭，他有兩個哥哥(武謙、武讓)，四個姐姐，他排行第七，喚作武七。家庭困難時，武訓確實跟著母親逃過飯，雖然那個時候武訓還不是一個職業叫花子，但他從此沾染上了不關心莊稼活、不愛勞動的游民氣息。武訓一生五十九年中，只有一年(或兩年)在他的遠房姨夫張老變家抗過活，還算得上是“勞動”過，此外就再也沒有發現過他參加勞動的事情了。

　　在抗活還是要飯的問題上，武訓和他母親、哥哥起了沖突。武訓的曾侄孫武金興說：“俺老老奶奶和俺老爺爺都叫他抗活去，不愿他當要飯的。”可是武訓認為要飯比抗活舒服，就賭咒說：“我出家了，你們別管我!”從此，他就“當了大要飯的”(武金興)。

　　從那時起，他結交的盡是些流氓、光棍、地主、惡霸、闊和尚和大小官僚。當地群眾說，他喜歡上崔莊找他的舅舅崔老華，那是個有名的光棍，他“專吃別人”。武訓和他最合得來，從他那學到了不少“專吃別人”的本事。后來，武訓在各縣行乞，結識了各縣的流氓，竟成了一個有勢力的流氓頭子。

　　武訓正式行乞的時候已是一個將近二十歲的青年，像他這樣身強力壯的人，要飯是不會得到同情的。為了達到不勞而食的目的，他第一個方法就是裝瘋賣傻，后來又想出了一個絕妙的方法，打起“興義學”的招牌來了。果然這塊招牌一打，就得到地主階級的賞識，館陶縣樓塔頭的武進士婁俊嶺馬上看中了他，就夸獎他說：“武七能成大事。”

　　武訓對地主階級到處磕頭，滿口“老爺爺”、“老奶奶”或“爺爺”、“奶奶”，對地主的子女一律叫“小叔叔”、“小姑姑”。堂邑、館陶的地主們說武訓的嘴“甜著呢!”“脾氣好，怎么耍他也不惱。”而對勞動人民他卻是另一幅模樣。

　　武訓明白了放債“漲”得快，就回家鬧著要賣地。武訓三兄弟有十二畝地，他的份地是四畝，但是武訓以自己沒有娶妻為由，硬是賣了五畝七。他的兩個哥哥怕他兇，只好依了他。

　　柳林義塾的基地是小地主郭芬捐的。據郭芬的本家郭培先說：郭芬不相信武豆沫真辦學，有一天碰上豆沫就問：“豆沫，你老喊興學，為啥幾十年不興?”武訓說：“沒地蓋房子。”郭芬說：“沒有好辦，東門外有我的地。”武訓沒得說話，磕了個頭就走了。后來，在楊樹坊的策化下，在武訓五十一歲那年，也就是武訓打起“興學”正滿三十年之后，才和楊樹坊合辦了“崇賢義塾”。

　　武訓自從辦了這個學校以后，就成了官府的上賓。堂邑縣官郭春煦因事要丟官了，發現了武訓，趕緊上稟，才保住了烏紗帽。因而不僅郭春煦請他吃飯，山東巡撫張曜還召見了他。

　　《調查記》先介紹了武訓和了證和尚共同創辦的館陶縣楊二莊“義塾”，又進一步介紹了了證的為人及他與武訓互相利用的情況。武訓在臨清的第三所學校，是在臨清的大惡霸兼會門首領施善政的控制之下，直到武訓臨死的那一年才開辦的。

　　在調查中發現，武訓的母親并非是像傳記或電影中說的那樣，是在他年幼時死的，而是在武訓三十五歲的時候死的。武訓是一個不孝不友的人。為了不務正業，當流氓，他早就和他的家庭鬧翻了，為了變賣地產，又曾和他哥哥大鬧。他把要來的干糧賣給人家喂牲口，卻不愿給他母親和哥哥吃一口。他娘死了以后，他哥哥叫他回去發喪，他說沒有“哭錢”不去。他就是這樣一個無情無義的人。

　　武訓的宣傳者認為，武訓不娶妻是武訓的一項“苦行”。經過調查發現，武訓確沒有娶妻，但是卻認了許多年青的或中年的寡婦作干娘，有個干娘甚至還生了孩子，人們趕著叫“小豆沫”。

　　四十二歲以后大發起來的武訓，確實還是披著一件叫花子衣服，往來于堂邑、臨清、館陶、冠縣一帶地方，他已經不是乞丐，而是一個大債主和大地主了。他晚年的工作就是催租、討息和檢查學校，拿著各縣紳士替他立的緣簿，到處募捐，并推銷《太上感應篇》等善書。他曾被清庭授予“樂善好施”的匾額。

　　《調查記》以詳實的資料分析了武訓和他的合作者那些有功名的大地主朋友們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在武訓生前就已經存在，但是在武訓死后卻迅速激化，并因此逼死了武家兩條人命。

　　《調查記》認為武訓是一個在魯西許多縣里的流氓群中有勢力的流氓頭子，他與魯西數縣的地主特別是大紳士大惡霸相勾結，與縣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員相勾結，使自己成為大債主、大地主、大名人。武訓就是這樣一個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種集團中極為活躍，因而脫離一切勞動人民，并和人民處于對立地位的特殊人物。武訓始終不變的形象是行乞，武訓和一切普通乞丐和流氓不同的特點是興學。而這兩點(行乞和興學)互相結合在一起，就為一切時期的反動統治者所喜愛，而為之盡力宣揚。因而揭露武訓的真相，戳穿武訓宣傳者的真實目的，就成為必要的工作。

　　3、武訓學校的性質

　　武訓辦了三所學校：一所是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辦的堂邑縣柳林鎮的“崇賢義塾”;一所是武訓和了證和尚合作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辦的館陶縣楊二莊“義塾”;一所是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也就是武訓死的那一年，辦的臨清鎮御史巷“義塾”。經過調查，這三所學校的性質都是一樣的，都是為地主和商人辦的學校，由于“崇賢義塾”是武訓辦的第一所學校，是三所學校中最典型的一所，因而《調查記》就將重點放在這所學校的調查上。

　　“崇賢義塾”建立校舍的經費，主要是武訓的債利和地租，還有武訓依靠楊樹坊的勢力強迫募捐的部分。在建筑材料方面，是楊樹坊親自出馬，以自己的威勢，強迫別人派人、派車拉來的。

　　《調查記》以詳實的調查材料，從“崇賢義塾”的學生成份上，從教師或首事人(校董)的成份上說明，對勞動人民來說這是一所不義之學，以此來批駁幾十年來被滿清政府、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汪精衛等反動統治者的宣傳所粉飾和掩蓋著的，武訓興的是“義學”，為的是“貧寒”的論調。現在的武訓宣傳者也說：“武訓站穩了階級立場”，“為窮孩子們興辦義學”，“為人民大眾服務”(孫瑜)“這位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的先覺者”，早已“實踐”了“教育為人民”，是“勞動人民的偉大典型”和“人民大眾的牛”(李士釗)。這是站在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散布反動思想，欺騙人民群眾的，因而是完全錯誤的。

　　對于武訓學校，在堂邑、館陶、臨清等地，有著兩種完全不同的說法，地主階級說是“義學”，勞動人民則說是不義之學。這表現在“崇賢義塾”在頭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沒有蒙班，只有經班。而經班的學生，大多數者是“好戶”(地主)，其余也是富農和商人，沒有一個中農，更不要說貧雇農了。讀的是詩、書、易、禮、春秋、左傳等書。能夠做“滿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學的資格，因而教師的資格須要進士、舉人或拔貢才行。《調查記》列舉了經班教師調查表，列舉了所能了解到的經班學生調查表。“崇賢義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該塾開辦之后第八年，亦即武訓死的前一年，才設立蒙班，四年以后就被廢止了。這是因為柳林鎮上的商人們的子弟不能上學，商人們表示不滿，武訓、楊樹坊才勉強辦了個蒙班，敷衍他們一下。

　　在學生的成份方面，不但經班中一個貧苦農民的子弟也沒有，就是蒙班學生中貧苦農民的子弟也很少。《調查記》還附了所能了解到的蒙班學生調查表。蒙班的教師一般就是秀才。

　　在柳林鎮師范學校里的一塊石碑上，找到了“崇賢義塾”的第一批首事人名單，共有四十一人。只有武訓的族侄孫武茂林，是個貧農。因為常年為武訓摧租、討債做跑腳工作，被列入了碑文。其他首事人，絕大多數是有功名的豪紳地主。可是在孫瑜的《武訓傳》和李士釗的《武訓畫傳》中，卻變成了富有正義感的“開明士紳”或“進步人士”了。

　　“永清團”團長楊樹坊，是“崇賢義塾”的主要首事人。武訓被他賞識，并不是偶然的，是有著政治和經濟原因的。從政治方面來說，他明白單靠武力不行，還要做一些收買人心的事情。因此，嚷著“修個義學為貧寒”的武訓，就成了他欺騙人民的良好工具。這個時候，武訓在堂邑就集了七千吊的財產，在經濟方面，楊樹坊想打武訓財產的主意。這從武訓一死，楊家將學校霸為私產，專在財產的掠奪上做文章，學校學生有時少到只有幾個人，有幾年率性停辦上可以得到證明。

　　《調查記》認為農民階級只有在推翻地主階級的政權，建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政權，廢除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自己掌握生產資料以后，才能使農民受教育的問題真正得到解決。而武訓辦的“義學”實際上是為地主和商人服務的，是解決不了農民受教育的問題的。

　　4、武訓的高利貸剝削

　　由于武訓放高利貸以臨清最為典型，因而調查團就將調查武訓放高利貸的重點放在了臨清鎮。武訓的剝削方法，就是高利放債，剝削地租、房租和強迫“布施”，但是主要形式是高利貸。

　　根據現有的材料，武訓先后在堂邑、館陶、臨清所積財產總數為一萬七千余吊。武訓確實把他收入的一部分用在學校校舍和開辦費及日常費用上，但是這是他為了維持大債主、大地主、大名人的必要開銷。他也確實吃得苦，穿得破，“堅苦卓絕”(蔣介石：武訓先生傳贊)，這一是為了可以擴大他的剝削資本，另一是為了必須保持這種“苦行”的外形，“以乞丐終”，才能繼續欺騙，進行剝削。這種守財奴式的作風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一部分地主高利貸者中間并不鮮見。武訓在臨清鎮放債的時候，利息很高。為了確保放債的安全性，他不僅勾結官僚，還要求放債必須是“夠三輩”的人家，債務人死了，武訓還可以找他的后輩要帳。他經常通過地主、紳士、銀錢號，或者地痞、流氓去放債。當時替他辦御史巷“義塾”的包稅者施善政就是為武訓放高利貸的主要經手人。當然這些人在為武訓放債的時候，武訓也要讓他們得一點利息，這是為了確保債務安全性的必要開支。除非有抵押品，他一般不直接放債給勞動人民。

　　調查顯示，當時勞動人民都看不起武訓，所以叫他“豆沫”、“憨七”;又因為他貪財如命，所以說他是“財迷”，或者用當地土話來說，是財迷轉向。因而《調查記》認為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遵從反動統治者的意志，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離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

　　5、武訓的土地剝削

　　《調查記》說，據當時的調查材料，武訓在堂邑、館陶、臨清都有地，以堂邑的地為最多，這些地合起來共有三百多畝。

　　武訓在堂邑有特權，可以不交糧賦，因而調查團就將武訓土地剝削的調查重點放在了堂邑，也有一部分是在館陶調查的。從搜集到的三本“地畝賬”來看，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訓乘人之危從從農民手里零星地奪取來的。

　　武訓奪取農民土地的方法是：農民借了武訓的高利貸，到期還不起，只得把土地當給他。這是武訓開始占有土地的主要辦法;武訓把已經占有的土地租給農民，農民交不上租，把自己占有的土地折賣給他。這是武訓后期擴大土地面積的主要辦法;農民因婚喪喜事急需用錢，把自己的土地當給他，可是到期無錢贖回，便將當地變為賣地;有的農民雖把土地賣給武訓，但在一定時間內，原地戶還保持土地的使用權，群眾把這種形式叫做“賣馬不離槽”。但是如果到期交不起地租，便連土地使用權也取消，土地完全由武訓支配。

　　《調查記》還介紹了在武訓死后，柳林學校校董會，利用武訓原有的剝削基礎，乘災荒繼續向農民掠奪土地的事實。

　　這樣《調查記》就最后得出了武訓是一個以“興義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的結論。[16]

　　《武訓歷史調查記》在起草完畢后，報送毛澤東審閱。七月，毛澤東對《武訓歷史調查記》進行了多次修改，加寫和改寫的文字有二千七百多字。 [17] 他從詳實的調查和史志材料出發，以生花之筆，不僅勾畫了武訓的肖像，而且還透視到武訓的靈魂，使得這個《調查記》更具有理性批判的色彩。這對于人們認清武訓的本質，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武訓歷史調查記》在《人民日報》連續刊載。

　　我們認為如果說毛澤東起草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是批判電影《武訓傳》的綱的話，那么《武訓歷史調查記》就是批判電影《武訓傳》的目。光有目而沒有綱，批判就會迷失方向，走向歧途;光有綱而沒有目，批判就會變成一味的說教，就沒有力量。因而在批判電影《武訓傳》的過程中不僅要有綱，而且還要有目。

　　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為思想武器，透過現象認識到了電影《武訓傳》的本質，起草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當時別說熱心宣傳電影《武訓傳》的人，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不少黨員干部，甚至還包括一些高級領導干部，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也還存在著疑問，沒有從思想上真正認識到開展這種批判的必要性。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將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引向深入，取得應有的成效，單是象社論那樣對電影《武訓傳》進行理性的批判是不夠的，還要以武訓的歷史材料為依據，使人們通過大量生動、鮮活、具體、形象的文獻材料，來進一步認識到電影《武訓傳》宣揚的本質問題，這就是《武訓歷史調查記》誕生的背景。

　　八、對后來為電影《武訓傳》翻案的若干觀點的辨析。

　　文革結束后，在全盤否定文革風潮的影響下，有人處心積慮地要否定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甚至當時參加武訓調查團的個別成員，也以當事人的身份，為此進行擂鼓助威。下面我們對其中的若干翻案觀點作一個簡要的辨析。

　　有人說，當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先做結論后找證據。[18]

　　乍看起來，似乎就是這樣。《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發表在前，《武訓歷史調查記》的形成在后，從表面上看，似乎就是在發起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后，為了說明批判的正確性和合理性，才組織調查團進行調查，通過撰寫《武訓歷史調查記》來為這種批判尋找證據的。

　　但是如果我們對批判電影《武訓傳》的整個過程進行分析后就會發現，毛澤東在決定批判電影《武訓傳》之前，不僅調看了這部影片，還閱讀了發表在報刊雜志上的評論，又瀏覽了武訓的一些其他資料，正是這些基本素材，才使毛澤東決定發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形成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的基本觀點。這是有著史實依據的。

　　我們還要看到，《武訓歷史調查記》雖然在主題思想上是與《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相一致的，但是與社論還是有著重大區別的。這是因為在調查過程中又發現了新的問題。《武訓歷史調查記》給武訓戴上了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的帽子，就是因為在調查中發現了新的證據的緣故。因而我們認為，這不是先做結論再找證據，而是鑒于社論主要是從理論上來對武訓進行分析和批判的，為了使廣大群眾和黨員干部提高自己的鑒別能力和水平，真正從思想上接受教育，對武訓有一個更為全面、詳細、深刻的認識，將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引向深入，才組織了調查團，通過實地調查，用詳實的調查資料撰寫了《武訓歷史調查記》的。由此看來，那種認為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在前而調查在后，《武訓歷史調查記》是為批判尋找證據的說法只是看到了問題的表象，是難以站得住腳的。

　　有人雖然不得不承認在調查期間“當時參加座談的人們有幾種不同的態度”，但是卻說調查團“光喜歡聽說武訓的壞話和否定的話，不喜歡聽說他的好話”，還說“被調查人在預先不知道調查團目的的情況下，對武訓的作為都大為贊揚，說他是好人，圣人”，在知道后就不講武訓的好話了，甚至又舉例說堂邑的縣委書記示意堂邑的縣長不要說武訓是圣人的話，[19]以此來說明調查團偏聽偏信，是帶著框框去進行調查的，從而影響到了《武訓歷史調查記》的客觀性和真實性。

　　從前文毛澤東的衛士李家驥的回憶中我們可以看到，就他的親身目擊來說，在調查過程中并沒有發現對武訓絕對的肯定或否定的說法，總是或者肯定多一些，或者否定多一些。雖然李家驥是負責江青的安全和生活的，沒有參加調查團的全部活動，但是他的回憶畢竟可以為我們的研究提供參考。

　　對武訓進行的調查，當然第一位的還是史料的真實性，因而調查團就要首先尋找真實的史料。同時還要看到，即使在調查中得到的真實材料，由于受到視野的限制，也不見得是正確的。即使是同樣的材料，由于立場不同，觀點和分析方法的差異，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比如說對于曹操的評價，如果當時到民間去調查，好多人就會說曹操是一個奸臣，對他作出負面的評論。而從辯證唯物史觀的角度上來進行分析，對曹操的評價則是很高的。因為他在北方結束了戰亂，實現了社會的穩定，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因而就是民間出現了不少稱贊武訓的人，這也值不得大驚小怪。因為在對武訓認識的問題上，就連不少文化界的人士也沒有認識到他的本質，而是充滿了一片贊揚聲，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這就要求調查團通過實地調查和查閱史志資料，首先要收集到關于武訓的大量一手材料。但是這些材料是感性的，既有對武訓本質正確反映的材料，也有對武訓本質錯誤反映的材料。這就需要調查團運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站穩階級立場，對這些材料進行甄別和分析，通過對這些材料去偽存真、由表及里地分析來準確把握武訓的本質。如果不分青紅皂白，隨便抓住一些感性材料，就望文生義地做出判斷，是難以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的。在這種情況下，調查材料中是對武訓肯定的多一些，還是否定的多一些，從根本上來說并不會影響到對武訓問題的定性和結論。因而翻案者說在調查過程中，基層揣測調查團的意圖去說武訓的壞話的說法，從總的來看是沒有什么意義的。

　　有人對給武訓戴上大地主、大債主、大流氓的帽子持否定態度，[20]那么這個帽子到底該不該給武訓戴上呢?

　　我們先看該不該給武訓戴上大地主的帽子。從調查中發現，武訓有三百多畝地，他將土地租給農民耕種，對農民進行剝削。后來的翻案者不能直接否定這個事實，卻以土地收入的用途來搪塞，轉移話題，說什么關鍵是這些地的收入用在什么地方去了?是武訓自己享用了，還是辦義學用了?(關于收入的用途下文還要分析，此處從略)武訓有三百多畝地，他將土地租給農民耕種，利用土地來剝削農民，不管他將這種收入用來干什么，收入的用途改變不了他進行剝削的性質，這種行為就是地主階級的剝削行為，這還有什么疑問的嗎?

　　有人甚至還以武訓的苦行為依據，說“武訓自己一天地主生活也沒過，世界上哪有不過地主生活的地主啊!”。[21]乍一看，還倒是這么一回事。武訓始終是一個苦行的形象，以乞丐終，沒有過上一天地主的生活。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就可以看到，說出“世界上哪有不過地主生活的地主”這樣的為武訓翻案的話，是沒有說服力的。因為說武訓是不是地主的主要依據還是看他存在不存在對農民剝削的行為，而不是他的生活狀況如何。況且《調查記》已經說明了武訓保持這種“苦行”是為了繼續欺騙和剝削的需要，這種守財奴式的作風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一部分地主高利貸者的特性之一。這種說法有沒有道理呢?難道是《調查記》的撰寫者強詞奪理、無中生有地詆毀武訓嗎?當然不能這么說。不僅中國有這樣的人，無獨有偶，就是在外國也存在這樣的人。還是看一看俄國作家果戈里筆下《死魂靈》中的騙子乞乞科夫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地主特別是潑留希金式的人物吧。雖然是小說，難道這樣的人物是果戈理自己臆造的嗎?

　　我們再看該不該給武訓戴上大債主的帽子。把武訓定為大債主是因為他的主要剝削方式是高利貸。《調查記》以確鑿的調查材料和史志資料詳細介紹了武訓放債生息的方法、利息和討債手段以及他坑害勞動人民的具體事例，對這些文獻資料翻案人雖然無法否定，但是卻以武訓把放高利貸得來的錢用在什么地方來轉移視線，還以當地群眾的名義說利息并不高，多是借給一些商人，群眾并沒有把武訓當大債主看待，甚至還說武訓放貸是受害者，他自己沒有文化，就把繩頭、布條搓成繩來打結記帳，盡管這樣還少不了挨勒受騙，[22]想以此來給武訓摘掉大債主和精明的高利貸者的帽子。其實，武訓該不該戴上大債主的帽子，主要還是看武訓的放債存在不存在進行剝削的行為。拋開這一點，用別的話題來談論武訓的放債行為，就是在進行詭辯。武訓的翻案者顯然是在岔開話題，避開了武訓放債的剝削行為。

　　現在我們來分析武訓通過放高利貸和土地剝削賺來的錢到底干什么去了。從《調查記》中可以看到，武訓確實把他的這些錢用在了“義學”上。不過，《調查記》也指出了武訓還可能有一部分私產沒有交出來，這是從相關資料推斷出來的，沒有發現這方面的可靠的證據。這里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武訓是在什么時候才開始辦“義學”的，又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才辦“義學”的，“義學”到底能不能解決窮人孩子念書的問題，“義學”的結局又如何?只要把這些問題搞清楚了，這個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調查記》顯示，武訓是在他五十一歲的時候，也就是他打“興學”招牌起正滿三十個年頭的時候，才和楊樹坊合辦了“崇賢義塾”。武訓又和了證和尚合辦了館陶縣的楊二莊“義塾”(主要用的是了證和尚的廟產)。在武訓臨死那一年又和臨清惡霸兼會門首領施善政合辦了第三所學校。武訓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才辦的“義學”呢?從調查中發現，武訓創辦的第一所“義學”—“崇賢義塾”，還是在小地主郭芬以提供地皮的方式，激發他辦起來的。這三所“義學”都是武訓和地方的豪紳、闊和尚、惡霸合作辦起來的。從對“崇賢義塾”的調查來看，不僅經班沒有貧農子弟，就是蒙班的貧農子弟也很少，還是在“義學”開辦幾年后才辦起來的，后來又干脆停辦了。“義學”解決不了貧農子弟上學的問題。最后在武訓死后，圍繞學校的財產，武訓的合作者們進行了激烈的斗爭，武訓積聚的財產還是被豪紳惡霸巧取豪奪去了，并因此逼死了武家兩條人命。

　　這就不禁引發我們深思，既然武訓打著“行乞興學”的招牌，為什么卻在他行乞三十年的時候才辦“義學”呢?難道此前他積聚的財產還不夠創辦“義學”嗎?從武訓開辦第一所“義學”—“崇賢義塾”來看，他還是在小地主郭芬的激發下才辦起來的，如果他真是為了“興學”，為什么還要在別人的激發下才創辦呢?這又說明了什么問題呢?就是他與別人合伙創辦的“義學”，果真能夠解決貧農子弟上學的問題嗎?從“崇賢義塾”的調查來看，答案是否定的。武訓死后，學校的財產被豪紳惡霸奪去，武家還為此負出了重大代價，其中的教訓是深刻的。

　　由此也就可以得出結論，武訓確實是把他的不少財產用在了“義學”上。他是在自己“行乞興學”三十個年頭的時候，在別人的激發下才創辦“義學”的，這就使人不能不對他的“行乞興學”發生質疑。我們從他創辦的“義學”不僅解決不了農民子弟上學的問題，就在他死后學校財產還是被豪紳惡霸奪去來看，這條道路是走不通的。既然這樣，不管武訓是不是把他的收入用在了創辦“義學”上，又會有什么樣的意義呢?由此我們認為，有人煞有介事地說《調查記》回避武訓收入的用途問題(其實《調查記》并沒有回避)，[23]以武訓將收入用在“義學”上來作為為武訓歌功頌德的證據，又有什么說服力呢?

　　我們最后看該不該給武訓戴上大流氓的帽子。《調查記》說武訓雖然沒有結過婚，但是卻拜許多年青的或中年的寡婦作干娘，還吃過自己族弟媳(年輕時就守寡)的“媽媽”(乳房)。其中臨清的一個干娘還生了個孩子，人們趕著叫“小豆沫”。這些事實到底存在不存在呢?翻案者不能否定這些事情的存在，卻說這是當地人當笑話講的，結果調查團當真了，以此來搪塞過去。[24]至于武訓結交的流氓，包括他的舅舅、著名的光棍崔老華，以及其他一些惡霸，翻案者無視這些通過調查得來的材料，卻說是猜測的，也予以否定。

　　由此看來，《調查記》給武訓戴上大地主、大債主、大流氓的帽子，并不是《調查記》的撰寫人員憑空想象的，而是他們通過查閱史志材料和進行調查，對這些材料經過認真分析后才給武訓戴上的。這是慎重的，而不是隨意的，是有著史實依據的。

　　《調查記》中關于宋景詩的評論也是翻案者著力否定的事。由于宋景詩曾經領導了農民革命，與官軍和民團打過仗，最后被清廷所殺，這些史實是翻案者難以否認的，因而他們就在宋景詩的投降與反叛問題上作文章。說《調查記》無視事實，歪曲事實，還說宋景詩曾救過清朝大員勝保和副都統烏勒興阿的命，又剿滅過義軍。[25]如果這些事屬實，在宋景詩被招撫的時候也沒有什么可奇怪的。由于復雜的原因，這些事情在歷史上卻并不罕見。從宋景詩領導農民革命直到被清廷殺害來看，即使這些事實果真存在，和他的貢獻比起來，也不過是一個白玉上的斑點罷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從歷史的角度看，《武訓歷史調查記》所做出的基本結論是能夠站得住腳的。后來的翻案者對這個《調查記》的攻擊，難以從史實上來打開突破口，就不得不轉移話題，在一些似是而非的問題上糾纏不休。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在立場、觀點和方法上的分歧造成的。

　　九、幾點認識。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1、從社會經濟和政治發生巨變的大背景中來認識對電影《武訓傳》進行批判的必要性。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不是偶然的，這是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發生巨變的必然要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廢除了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實現了農民土地所有制，建立了革命政權，人民當家作了主人，這種經濟和政治上的巨變必然要反映到文化上，產生適應經濟和政治變革要求的新民主主義文化。這種文化還可以能動地作用于經濟和政治上的變革成果。電影《武訓傳》的出現及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就是新舊兩種文化交鋒的必然結果。因而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就是為了確立適應經濟和政治發展的新文化而采取的必要行動。

　　2、從電影《武訓傳》的出現及上映后的反響來看思想文化戰線上存在的問題的嚴重性。

　　前文我們已經分析了電影《武訓傳》的本質，這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否定，也是與建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要求相背離的。但是在電影《武訓傳》上映后，卻是在思想文化界充滿了一片頌揚聲，甚至將武訓的“行乞興學”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相提并論，將武訓作為為人民服務的代表來歌頌，很少看到對電影《武訓傳》的批評文章，更沒有看到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從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角度對電影《武訓傳》進行深刻批判的文章。這反映出在我國經濟和政治發生巨變的情況下，思想文化領域的變革相對遲緩，遠遠落后于經濟和政治的變革要求。當時仍然存在的落后的思想文化還會反過來阻撓乃至破壞經濟和政治上的變革進程。令人憂慮的是，不論是當時思想文化界的人士，還是在這個領域從事領導工作的同志，對電影《武訓傳》的出現及其上映后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卻沒有引起高度的重視。這種狀況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警覺。

　　3、毛澤東發動并親自參加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事出有因。

　　正是由于在電影《武訓傳》出現并上映后，當時思想文化界的一片頌揚聲，才使毛澤東認識到思想文化界存在的問題的嚴重性。經過慎重考慮后，他才決定發動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以此來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新民主主義文化中的領導地位。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思想文化界卻對批判開展的很不得力，甚至在批判過程中有的文章還對武訓的行為持贊賞態度，對武訓的批判表示懷疑和異議，也沒有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來對電影《武訓傳》進行深入的分析，寫出有說服力的文章。這種狀況更進一步暴露了思想文化界存在的嚴重問題。這樣為了從中國社會發展的角度來揭露武訓的本質，將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引向深入，毛澤東才親自起草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文章。為了使人們對武訓的歷史有一個全面的了解，進一步認識到對電影《武訓傳》批判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于是又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通過實地調研寫出了報告—《武訓歷史調查記》，并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

　　4、電影《武訓傳》出現后，在思想文化界發動政治批判的原因何在?

　　在思想文化界發動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實際上就是在這個領域進行的政治干預。當然這種干預是從歷史史實出發，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在深刻分析了武訓本質的情況下進行的。那么，這種干預到底有沒有必要呢?我們看到，新中國成立后，隨著我國經濟和政治發生的巨大變化，作為反映政治和經濟的思想文化也必然要發生深刻變化，只有這樣才能適應經濟和政治變化的發展要求;否則的話，就會阻礙乃至破壞政治和經濟的發展進程。電影《武訓傳》的出現及對這部電影的批判中出現的問題表明，我國思想文化界存在的問題是相當嚴重的，還遠遠不能適應當時政治和經濟的發展要求。究其原因還是因為舊的思想文化力量還比較強大，不甘心自動地退出歷史舞臺，適應當時經濟和政治發展需要的新文化雖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但是還比較弱小，并沒有隨著政治和經濟發生的巨大變革而自動建立起來的緣故。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不得不在思想文化領域采取政治批判的方式，清除舊文化，為新文化的建立開辟道路。這是建立和發展適應當時政治和經濟需要的新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無產階級專政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具體表現。

　　5、在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中，執行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的方針，為這次思想批判運動的健康發展提供了重要保證。

　　我們知道，孫瑜是電影《武訓傳》的編導，趙丹在這部影片中飾演武訓。雖然這次對電影《武訓傳》進行了嚴肅的批判，但是對事不對人，并沒有對電影的編導和演員怎么樣，而是采取說服教育的方式，幫助他們提高認識，改正錯誤。

　　七月十二日，周恩來同夏衍(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通電話，說：關于《武訓傳》的事，我已和于伶(時任上海電影制片廠廠長)通過電話，你回上海后，要找孫瑜和趙丹談談，告訴他們《人民日報》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區的知識分子認真學習，提高思想水平。這件事是從《武訓傳》開始的，但中央是對事不對人，所以這是一個思想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上海不要開斗爭會、批判會。文化局可以邀請一些文化界、電影界人士開一兩次座談會，一定要說理，不要整人。孫瑜、趙丹能作一些檢討當然好，但也不要勉強他們檢討。你方便的時候，可以把這個意思告訴饒漱石和舒同(時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部長兼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主任)。并且重申：對事不對人。要孫、趙等人安心，繼續拍片、演戲。[26]

　　就是在幾年后，毛澤東仍然還在關切地詢問電影《武訓傳》的編導孫瑜和飾演武訓的演員趙丹的安排事宜。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在全國宣傳會議期間同新聞出版界部分代表談話時說：“趙丹，孫瑜沒有安排好吧?你是和他合作過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們兩個合作搞的電影《武訓傳》，曾受到批評，那沒有什么，一個作品寫得不好，就再寫嘛，總該寫好它。”[27]

　　由此看來，當時主要批判的是電影《武訓傳》宣揚的觀點，針對的是電影《武訓傳》對中國社會發展問題上的錯誤認識，對相關當事人采取的是說服教育的方式，以幫助他們糾正錯誤，使他們的思想認識提高到適應我國經濟和政治變革的軌道上來。

　　6、是非功過自然明。

　　在文革被否定后，有人也趁機否定了當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但是在中國八九事件和蘇東巨變后出版的黨史和國史著作中，卻對這個批判的評價采取了審慎的態度，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這種批判的目的和本質，而且還承認了這種批判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二○一二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一卷在談到當年這個批判時這樣評論道：

　　對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和批評，不僅是如何評價歷史人物武訓的問題，而且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國近代歷史和中國出路的問題。這是一場涉及文藝、歷史、理論和思想領域的斗爭，實際上成為知識分子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深層內涵，是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的一次較量。毛澤東提出批判電影《武訓傳》不是就事論事，而是要求共產黨員和黨的組織，聯系實際學習運用馬列主義，清除侵入黨內的資產階級錯誤思想，是強調應當“研究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么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么東西是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不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應當反對的”原則性問題。這無疑對知識分子學習馬克思主義，進行思想改造具有重要指導意義。[28]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文獻索引

　　1、《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27]，第257頁。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2]，第396頁;[8]，第374頁至375頁;[12]，第316頁至317 頁。

　　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馮蕙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1]，第343頁;[14]，[17]，第381頁至382頁。

　　4、《領袖身邊十三年(毛澤東衛士李家驥訪談錄)》(下)，李家驥回憶，楊慶旺執筆，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一月第一版。

　　[5]，第505頁;[13]，第516頁;[15]，第507頁至520頁。

　　5、《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一卷， 1949—1956)，當代中國研究所著，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九月第一版。

　　[3]，第266頁;[28]，第267頁。

　　6、《周恩來年譜(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9]，第142頁;[26]，第158頁。

　　7、《史殤(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史學研究》杜學霞著，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6]，第39頁。

　　8、《武訓歷史調查記》載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

　　[16]。

　　9、楊俊：《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場思想政治教育課—關于批判〈武訓傳〉事件的研究與思考》，發表于《政治學研究》，2011年第01期。

　　[4];[7];[10]。

　　10、吳迪：《有罪推定：〈武訓歷史調查記〉的邏輯》，載于《博覽群書》，2004年第04期。

　　[18];[19];[20];[21];[22];[23];[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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