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解讀七十年代末一系列“反文革戲劇”中藝術造詣較高的一出。在粉碎“四人幫”之后，許許多多政治戲劇被創作出來，包括《于無聲處》、《丹心譜》等等；隨后便有社會問題劇的風潮，中國的舞臺上產生了《報春花》、《假如我是真的》、《救救她》等當代戲劇名作。這些劇本至今已無人問津，這種命運自然源于它們低劣的藝術價值和速朽的思想價值。然而，對于我們而言，對當年走向私有化的歷史轉折期的文化進行再解讀很有必要。這樣的研究可以告訴今天的人們：我們從哪里走來。

　　《救救她》這個劇本是從新中國時期到私有化時期的短暫的過渡年代中，產生的最具特色的一個作品。至今，人們認為它除了反對“四人幫”的濫觴之外，還有人道主義的“拯救”問題。在這篇長文中，我試圖極盡細致地對此進行藝術分析，由此看到那樣一個時代并沒有什么“人道”可言。相反，站在今天的角度上回首往事，我們可以看到劇本中存在著新中國和私有化時代的社會秩序、價值觀的對立。細讀《救救她》我們不難發現，在短暫的過渡時期，文化大革命反對官僚主義的歷史任務在舞臺上延續著，而革命性的人生價值觀卻被悄悄地抹殺了：勞動光榮悄悄變成了將勞動分為三六九等的觀念，集體主義也在“四個現代化”的遮羞布背后，悄然變成利己主義。

　　凡此種種，在《救救她》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些歷史信息提醒著今天的人們：這個劇本不應該被遺忘。

　　一

　　《救救她》在三十余年前的特殊歷史時期出現在中國舞臺上，提到那樣一個時代，我們首先想到的已經不是“人文主義”、“人道主義”、“靈魂救贖”等似是而非的抽象命題，而是另外一些具有明確意識形態指涉的話語：告別階級斗爭、改革開放、撥亂反正。話劇史家云：“劇作家以李曉霞被不正常的社會所扭曲的人生為藍本，批判了‘文革’政治對人們靈魂的戕害，凸顯了戲劇的拯救主題與人文關懷。”[1]今天看來，將劇中“拯救靈魂”的問題回歸其具體的政治性和歷史性很有必要。首先，靈魂潛藏于人的行動之中，行動的總和構成了人格;人的靈魂被拯救的問題，實質上是行動被重新端正的問題。其次，行動的端正與否需要一個價值評判標準;一種標準將人的行動分出優劣，也將不同人的靈魂分出優劣。最后，在七十年代末的中國描寫拯救靈魂的故事，實質上是描寫新的價值評判標準對人進行規范的故事;因此，與其說《救救她》中的“救”包含抽象的人文性，不如說它包含特定的政治性。

　　觀照此劇的具體內容，我們就會發現其特定的政治性并不是簡單地反對“文革”政治，相反，劇本的思想價值和“文革”政治有著復雜的關系;這種復雜的關系只能產生于那樣的歷史時期：從“繼續革命”之時代到“告別革命”之時代的過渡。劇作本身以極強烈的政治批判態度問世，因此，對它的重讀不僅意味著探訪一個時期的問題劇創作，而且也必然帶來一次對歷史過渡時期的重新審視。下面，讓我們走進這個兼具兩個時代特色的文本。

　　劇本描寫了女孩李曉霞受到社會的壓迫而墮落，又在新的社會語境中浴火重生的故事。要想探究其形象背后的時代性和政治性，必須了解兩方面的內容：第一，墮落的根源是什么?她受到了什么樣的壓迫，怎樣墮落，如何亟需拯救。第二，她浴火重生的推動力量是什么?也就是要問，她接受了什么樣的拯救。作為一個很典型的問題劇，作者也的確是如此建構其人物關系和戲劇性事件的。作品圍繞著李曉霞，設計了五組人物關系：

　　第一，李曉霞和官僚邱副主任、其子“地包天”，及小流氓“草上飛”的關系。這一組人物構成對李曉霞的壓迫勢力，此勢力導致了李曉霞的墮落，也導致了她浴火重生的過程的曲折性。其中，首惡邱副主任及流氓頭子“地包天”這一對父子，再加上那位縣城的部長，都沒有出現在舞臺上，但他們是罪惡的根源。當然，除此之外，劇中表現的時代，也就是那名為“文革”和“四人幫”的大環境同樣構成了罪惡：李曉霞在“文革”時期因為反對批判老師，并且要保護老師而被學校開除;被迫下鄉勞動之后又屢屢在招工之時被“有路子”、“走后門”的旁人頂替。這兩件事并沒有直接地把矛頭指向某一個人，但其批判的對象除了階級斗爭的路線之外，卻又可以用邱副主任之流來代表，那就是官僚主義政治。這種渺茫的罪惡和事發之后“地包天”所犯下的一樁樁實體的罪惡共同形成了反面的力量。而李曉霞在“回歸正軌”、“獲得拯救”的歷程中，一切險阻都來源于“地包天”的引誘、侵犯和威脅、糾纏：這個流氓頭子不僅利用了其父的特權來引誘、迷奸了李曉霞，而且在李曉霞欲脫離其控制之時，讓小流氓“草上飛”介入她的生活，威逼她回到自己的犯罪團伙當中。“草上飛”的兩次介入也著實使得李曉霞的正軌受到了強力的干擾。因此，這第一組人物關系雖然藏在幕后，但它是情節的推動力量。另外，這組人物關系還有一個附屬品，那就是教育局的干部邵旭;這個人物除了在作品的具體事件中發揮作用之外，還成為了官僚主義政治在舞臺上的一個“影子”：當邱副主任為保護兒子而在李曉霞身上行使特權，妄圖利誘她以控制自家的惡劣影響之時，邵旭作為其下屬代辦此事;這個教育局的小干部在和自己老師發生矛盾而后覺醒的一個短暫的過程中，承載著對官僚主義政治進行深化批判的特殊功能。

　　第二，李曉霞和老師方媛的關系。李曉霞的命運始于其為了保護老師而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粉碎“四人幫”之后，已經在“地包天”的泥潭里無法自拔的李曉霞得到了方老師的不離不棄的幫助。方媛的行動是全劇表現“拯救”這個過程中的最強大的力量。她給李曉霞帶去了教科書，引導她回歸學校、回歸知識、回歸正軌;在李曉霞又一次犯罪被管教之后，方媛又接納了她，幫助她補課、學習，并且不斷地作為她堅強的后盾，給她樹立回歸正軌的信念，給她充分的信任和關懷。在“草上飛”打傷方媛之后，這位老師還用自己的傷痛來對李曉霞進行著感化。最終，方媛不遺余力地完成了“拯救”，將李曉霞送入了大學。

　　第三，李曉霞和男朋友徐志偉的關系。除了方媛之外，圍繞著李曉霞的最大的“拯救”力量就來源于徐志偉。這個男孩和李曉霞的親密程度甚至勝過了上一組師生關系，因此，他才可以成為戲劇性事件的第一個知情人。徐志偉自己也因為“文革”的政治環境而承受壓力，他和自己的“反革命”父親劃清界限，但卻一直背負著這個陰影。然而，他的愛情給李曉霞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力量，無論是管教所墻外的小提琴樂音，還是在學習英語時的一本詞典、一個錄音機，在李曉霞的“回歸”之路上，徐志偉一直不吝付出自己的能量。更為關鍵的，則是二人愛情關系對李曉霞的影響，徐志偉受到了“地包天”的威脅，這個事件直接刺激了李曉霞勇敢地、決絕地與流氓團伙決裂;而在最后，徐志偉不失包容地接納失身的李曉霞，也讓整個“拯救”活動功德圓滿。愛情關系，之所以不比師生關系發揮的作用更大，是因為這是兩個孩子的關系，面對社會，他們顯得同樣的無力;比如，他們曾經受到過家庭關系的干擾;然而，正是他們的“無力”，才使得他們的每一次堅持、每一分斗爭、每一點韌性，都顯得更加令人動容。因此，這段愛情關系應該算是拯救行動的第二組重要關系。

　　第四，李曉霞和警察楊華、少管所的張管教的關系。這兩個個別的人物和主人公構成的關系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但其重要性在于，這一組人物關系背后，反映了新的社會秩序，也就是所謂“法制”的秩序。劇中這兩個人物有一些不失人道的行動，也行成了拯救的助力，但她們終究屬于一個抽象的“社會”。對于李曉霞而言，整個行動意味著拯救，但對于社會而言，整個行動還要意味著法律秩序的重建。李曉霞幾乎一直都是法律的管教對象，她冒充邱副主任的外甥女是需要管教的，她加入流氓團伙是需要管教的，她不愿去揭發檢舉別人，也是需要管教的。法律對李曉霞一系列行為的管教，也成為了伴隨著拯救活動的外在因素;而最后，流氓集團被打掉，官僚被處分，法律給人物最終的“得救”提供了現實條件。

　　第五，李曉霞的家庭關系。其中包括李曉霞的母親宋潔珍、父親李長海和徐志偉的母親徐靜。這一組人物關系是“拯救”活動中最軟弱的力量，甚至會成為師生關系、愛情關系的阻礙。家庭對社會環境，以及現實問題的改造能量很小，如他們在李曉霞被管教之后決絕地選擇放棄，甚至在孩子走上“正軌”之后仍然患得患失、畏首畏尾。正是家庭關系中透露的這種態度，才使得“拯救”的社會性大大加強，而個體性大大減弱。也許這樣的處理，正是為了告訴觀眾：這是一個失足青年的故事，但也是一個歷史故事。歷史的問題只能是全社會共同去解決的，不是在一個家庭之內，或在一種血親關系、私人關系之內可以解決的。

　　以上的五組人物關系分為兩個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組人物關系構成的反面，他們是罪惡的力量、墮落的根源，是劇本批判的對象;第二部分是后面四組人物關系，他們共同構成拯救的力量，也共同詮釋了新的價值標準、社會規范，以及在此規范下被定義的“正軌”，(盡管最后的家庭關系對人物的拯救作用甚微、力量薄弱，甚至對李曉霞報以遺棄的態度，但更重要的問題不是我們如何評判家人的行動，而是李曉霞與家人的關系。李曉霞對父母的愛和認同感又明顯見于作品之中，也形成了一定的情感力量。)他們的“拯救”行動不同于“墮落”，拯救的過程是劇本直接表現的明場的行動，也是劇本歌頌的對象。

　　然而，什么樣的戲劇性事件使得上述人物關系得到定性呢?這個事件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李曉霞的一次行動：她在被學校開除、招工又被頂替的情況下，想要上大學去改變自己的命運，于是冒充邱副主任的外甥女來到縣城，要求一個部長安排她上大學。這個冒名行為的敗露使得罪惡的力量得以滲入李曉霞的人生，同時也讓拯救的力量有了切實的任務。此事是李曉霞命運的轉折點;無論是墮落還是拯救，都是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后才開始運轉的。而從這個事件總結起來，官僚專權的社會秩序就是一切問題產生的根源。

　　《救救她》于1979年首演，而劇情的時間設定也契合人們剛剛經歷的歷史：1975年，戲劇性事件發生，一直到1977年。有幾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出現在劇情中，例如1976年粉碎“四人幫”和1977年的恢復高考。只有這兩個歷史大事的發生，才使得“拯救”有的放矢。這種時間設定凸顯了劇本對政治歷史的指涉。劇本的空間設定，是根據八場戲劇的行動發展而定的。劇本用一系列具體事件推動而成的具體場面表現了“拯救”的曲折過程。

　　下面，我們需要走進這些場面，以其具體形象來探索《救救她》這個文本的奧秘。只有用我們的筆，留住那些在曾經舞臺上紛至沓來又轉瞬即逝的一個個瞬間，我們才有可能真正去探索、去拷問一個戲劇藝術作品中全部的美，以及那份比史料文獻更真實的歷史。

　　二

　　第一場戲發生在李曉霞家里，床上打好的行李、裝好的旅行袋、裝進往兜里的臉盆等等布置，都告訴我們這是李曉霞要離開家的時候;而墻上掛著的劍則是要表現她曾經上過體校武術班。開場時，李母宋潔珍正在興高采烈地拌餃子餡，而李曉霞本人則是在“緊鎖著眉頭”寫信;母女倆心情狀態的差異留下了一個小小的懸念。母親喜出望外地做著“送行的餃子”，并且讓李曉霞幫她去拿味素，但李曉霞忙于寫信，一時沒有理會母親。在第一個場面中我們看到，這是李曉霞準備離開家去上大學的時候，而且馬上就要去上火車了;但是，她對家里送行的“儀式”完全不感興趣，認為包餃子就是“多余”、“費事”。此時，李曉霞一門心思要寫完手頭的這封極其重要的信，直到母親又一次催促她去拿味素的時候，她才放下筆離開。好奇的母親看了看信，這才明白女兒的心思：原來這封信的收信人是徐志偉。

　　宋潔珍將徐志偉的名字改為許志偉。待李曉霞回來看到，便告訴母親說，徐志偉的父母離婚后，他就跟了他母親的姓，不姓許而姓徐了;這是“文革”年代與反革命家屬劃清界限的產物。談到這個男孩子，母女倆便說起了他和李曉霞的感情問題;宋潔珍提醒女兒，不能因為自己上了大學就心高氣傲，拖來拖去耽誤了徐志偉，最后還造成痛苦。從李曉霞羞澀的反應來看，她也是喜歡徐志偉的，而她父母又將決定權完全交給了她自己。

　　徐靜和徐志偉母子來到李家，想給李曉霞送行。徐靜大夫和宋潔珍護士長是醫院的同事，她一進門便和宋潔珍開玩笑說，孩子要上大學了，這樣的好事家里保密，是不是害怕請客。宋潔珍告訴她，早準備好香煙和糖果帶給大家了。這樣一個場景，表現了上大學在當時人們的生活中，是個非常罕見、非常值得慶祝的大好事。而李曉霞昨天曾專程去和徐家告別，也反映了她對徐志偉的特殊感情;在分發“喜糖”的時候，她還專門把徐志偉隨便拿起的糖果奪走，自己挑出幾塊好的塞到他手里。兩位母親看著他們的親昵，于是就離開去包餃子了，把空間留給了兩個孩子。從徐志偉將手表贈送給李曉霞，到他拿著李曉霞的照片癡情地凝視，再到最后鼓足勇氣地輕輕一吻，二人熾熱而純凈的愛戀盡在其中。李曉霞心事重重地看著表，想著時間會記錄些什么，徐志偉則頑皮地說照片是“分別紀念”，這些讖語讓我們在青澀而珍貴的感情中隱約嗅到了危機。只是此時此刻，李曉霞舞弄的劍和徐志偉撩撥的琴，讓危機在甜蜜中藏匿。而就在徐志偉接過琴弓，準備給心愛的姑娘好好演奏一曲的時候，他發現了桌上那封寫給他的書信。李曉霞同意此時將信交給他，但要求他等自己上了火車之后才可以拆開閱讀;徐志偉拿到信之后假裝要拆開，李曉霞著急地制止他，并且又嚴肅地強調：不到時間絕對不能看。急成這個樣子的姑娘讓我們好奇信的內容，而其可愛、純真的窘態讓男孩一時失去理智，親吻了她的臉頰。一時間，幸福和羞澀濃得化不開：徐志偉害怕她生氣，但姑娘秋波一轉，便滌凈了他心中的不安;他拿起小提琴，激情澎湃地演出了自己的心曲。

　　這時，宋潔珍在內喊李曉霞，讓她將徐靜的提兜送進去。這便給了徐志偉急忙偷偷看信的機會。剛剛的那一個吻讓兩個人的愛情徹底撥云見日，李曉霞不僅接受他的愛意，而且也為這份愛感到幸福。這樣的狀態將徐志偉帶入了愛戀的迷狂和貪婪之中，正像一切初戀男孩一樣，他急于知道姑娘的一切、急于進入女孩的世界、急于抓住一切機會靠近自己的愛人;他要不顧一切地靠近，不顧一切地讓兩人間的所有距離都消失，當然也包括剛剛那個承諾所造成的他跟那封信的距離。在充斥著愛戀之激情的徐志偉看來，那是心愛的姑娘寫的信，是一個同樣也愛著他的女孩想要寄給他的神秘的聲音，這便足以讓他將承諾放到九霄云外，而拆開那封信去看。他要看一看，那里面是不是有她訴說相思的千言萬語，是不是有因離別而終于勇敢地沖破了羞赧之阻礙的真情告白。我們不知道信里有沒有這些情話，有沒有灼熱的愛戀;但是，從徐志偉讀信的態度來看，信中所透露的那個秘密一定能讓驚愕和陰郁取代了幸福。徐志偉心情的巨大落差自然瞞不過李曉霞的眼睛，姑娘回來就發現了他沒有信守承諾;他真誠地請她原諒自己的渴望，然而，更重要的問題是，他要了解信中講的某件“事”。

　　徐志偉萬萬沒想到這是一封講了這樣一件“事”的信，對這個“事”，他毫不掩飾自己的驚訝，甚至是恐怖。他的態度勾起我們對信的更加強烈的興趣，但是我們無法了解到底是什么“事”。我們只知道，它的存在和李曉霞的境遇、行為形管，而那個行為破壞了李曉霞的誠實的人格：“讓那誠實伴著怨恨一塊去吧!”剛剛那個初戀中羞澀、幸福的少女，這時候一變而為玩世不恭、無可奈何、隨波逐流的形象。在她的這種消極態度中，我們大概了解到一些信息：這件事是一次欺騙行為，在李曉霞眼中，“實際”的情況就是“說一句假話就能上大學。”另外，這個假話針對的對象是“縣里那位部長大人”，這位官僚是要利用李曉霞去“攀高結貴”、“升官進爵”，因此使得謊言發揮了作用，李曉霞借此上了大學。徐志偉對她的這種危險行為表示驚恐和擔憂，他擔心事情被揭露，影響李曉霞的“前途”。但李曉霞卻認為，在這件事情中，自己已經和那些被利用的官僚聯結在一起了，因此不怕揭露;更重要的是，她認為自己“上學被開除”、“招工被頂替”，下鄉勞動之后早就沒什么前途了。因此，徐志偉的好心勸告完全發揮不了作用。當然，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也沒有什么挽回的余地了。作為第一個知情人，徐志偉被要求嚴守秘密，不能讓事情“壞”在他身上。

　　這時候，李曉霞的父親李長海回到家中，打斷了兩個孩子的談話;同時，包餃子的兩個母親聽到李長海回家，也走了出來。李長海是工廠的一名工人，他聽說徐靜大夫來給他道喜，便也興奮地說，做夢也沒想到在自己這樣的家庭中，李曉霞竟然還能上大學。言外之意就是，一個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在一般情況下是不能夠上大學的;上大學這件事，需要的是一定的特殊條件，而只有看到后面我們才知道這些“條件”是什么。總之，為了李曉霞上大學的事，全家都歡欣鼓舞。徐靜大夫這時候和李長海開玩笑說，難道不怕孩子“知識越多越反動”?李長海回答道，若是知識越少越革命，倒不如大家一同回歸原始社會。就在這樣一個偷換了概念的玩笑話中，一個工人表達了自己對社會風氣的不滿;當然，我們所有人都清楚，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說法，前提是對知識的階級性的判斷，批判的是統治階級的知識、脫離勞動的知識，馬克思主義的知識、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在那個年代自然不會被視為反動;這句話本身也自然不會反推出知識越少越革命的道理。無論如何，李長海的玩笑引起了一陣警惕，我們知道，反對“知識越多越反動”這樣一個命題的話，拿到社會上去說是有危險的;所以才會看到宋潔珍對自己丈夫的提醒。這個因李曉霞上大學而引出的小插曲，營造了一種，全社會以上大學為榮、期望自己或自己的子女有更多“知識”的氛圍。

　　李曉霞要去上大學了，李長海高興地拿出了酒來慶祝，不顧自己高血壓的身體狀況。但這頓酒、這頓送行的餃子，李曉霞本人卻陪不了自己的父母了。由于下午三點的火車票售罄，李長海買回來了十二點十分的直快。眼看著時間就要到了，大家只得一起把李曉霞送出家門。一時，場面中只有李長海一個人在家中，又是歡喜，又是惆悵;歡喜于女兒竟然可以被保送進大學，惆悵于孩子離他而去的滋味。他一個人打開了收音機，很厭煩地聽到了《海港》中“一石激起千層浪”和《智取威虎山》中“大禍從天降”的唱段，于是只好把收音機關掉。這個場面中，收音機和李長海形成了一種互動。其中，《海港》部分是戲中裝卸組長高志揚聽到有人誹謗工人管不好碼頭之后，回憶起帝國主義橫行上海港的往事時發生的著名唱段;而《智取威虎山》的部分，則源自戲中獵戶之女常寶向楊子榮控訴座山雕往年惡行的唱段。[2]這兩個段落都是對歷史苦難的回憶，都指向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號召。而現在，《救救她》中的李長海對此表示厭惡，實是隱含著對這個號召的厭惡，也是對階級斗爭精神所造就的“文化大革命”的厭惡。當然，這個小場面除了表現告別階級斗爭的歷史趨向外，還是對革命樣板戲一度為人厭倦的現實的描摹：革命樣板戲是千錘百煉的作品，產量很小，十年來反復聽幾個作品的確容易讓人倦怠。而除了政治指涉和現實描摹的意義之外，李長海打開收音機時出現的兩句唱腔，更直接的意義在于暗射人物命運。剛剛歡天喜地的李曉霞和她的家庭，馬上也要經歷“一石激起千層浪”和“大禍從天降”了。

　　宋潔珍、徐靜和徐志偉三人拿著所有送行的東西回到了家，一臉恐惶的沉重表情。在家的李長海也非常驚詫，急忙問他們為什么回來。大家都不說話。在極凝重的空氣中，李長海看到了公安局給拘留人員家屬的通知書，這才知道女兒已被抓走了。此時，唯一知道李曉霞被捕原因的就是看過書信的徐志偉。無奈之下，他拿出那封藏有秘密的信給宋潔珍看。這位母親看后，非常震驚地哭喊：“她怎么能做出這種事啊!”這時候，整個家庭已從幸福的云端跌落，我們只看見他們留在堅硬的地面上的血肉，卻不甚明了跌落的具體原因。

　　在留有些許神秘的劇情發展中，我們進入到劇本的第二場，時間過去一年多，已經到了1977年年初。在一個天剛剛破曉的時辰，李曉霞的家里仍是一片朦朧的昏暗。這樣的舞臺提示明顯具有一種意象性，它突出了室外環境與室內環境的明暗對比，意圖在于表現時代的改變的開始，以及尚處于陰影之中的家庭的一蹶不振。隨著人物的上場，家庭的陰影得到了具體的展開。李曉霞像一個幽靈一樣出現，她鉆進家門，第一件事便是摸火柴去點煙。借著火光，她發現父親喝了酒，趴在桌子上睡著了，明顯是在等待著一夜未歸的自己。一時間，李曉霞的第一反應是逃避，她慌亂地碰倒了一個方凳，驚醒了李長海。這位父親拉開了屋里的電燈，發現李曉霞之后，立即怒不可遏地質問她這一夜去哪兒了。李曉霞對父親撒謊，說自己去了于波家里看電視，看晚了便留宿;還謊稱跟母親打過招呼。當李長海揭穿她說母親也不知道她的去向的時候，她又謊稱自己跟徐靜阿姨說了。其實，說到底李曉霞說的這一夜的情況是不是謊言并不重要，單從邏輯上來看也無法判斷她說的是真是假，問題在于，她的渾渾噩噩、不務正業的狀態已經非常糟糕了，因此她無法得到父親的任何信任。李長海極端忿怒地責罵她的狀態：“從你冒充上大學，蹲了拘留出來，到現在都一年多了，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你不下鄉回戶，就這么整天介東游西逛。”在此，我們看到，李曉霞在前場結束的時候，是她曾在信中告訴徐志偉的那件事敗露了，因而被抓進了拘留所;而她“犯”的事就是“冒充上大學”，如她自己前場所說，說一句假話、放下誠實，就能上大學。

　　受到拘留的懲罰之后，李曉霞變成了本場戲開始時的那個“幽靈”，她不回鄉下勞動，反而成天“東游西逛”，夜不歸宿，開始了非常危險的生活方式。對她冒名、造假上大學的行為的懲罰，似乎并沒有讓她安心留在農村，安分守己地扎根農業勞動;當然，也沒有維護她求學的理想，反而粉碎了她努力求學的意愿。拋開我們對勞動和求學這兩件事的價值評判來看，懲罰既埋葬了她的企圖，又毀滅了她回歸原有生活的可能，這導致她愈發自暴自棄、破罐破摔;在她身上，懲罰沒有制止犯罪，反而推廣了新的犯罪和更深刻的沉淪。托爾斯泰曾對此發過議論：“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被糟蹋得極端腐敗，等到他們已經腐敗透頂，就被釋放出獄，以便把他們在監獄里學來的腐敗行徑散布到全體人民中間去。”盡管我們未必同意這種出于抽象人道主義的評判，但無數的事實的確證明了懲罰能造就異類，異類則會在犯罪問題上變本加厲。李曉霞就是這樣的一個實例：想用一個謊言去上大學，不管這個欺騙行為是不是錯誤，不管她欺騙的目的是不是狹隘，起碼這個行動對她來說是指向了更積極的人生，或者說這個行動對個人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受過懲罰之后，四處游蕩、鬼混的生存狀態，沒有任何積極意義。我們看到一個叼著煙卷，天亮才回家的姑娘，發現她的行為已經麻木了，她也許不會再次為上大學去行欺騙，但她也許會毫無目的地欺騙、傷害自己和他人。一種有明確目的的精確的惡，變成了無意義的、泛泛的，卻隨時可能造成惡行的精神狀態，這就是我們看到的李曉霞。這樣的墮落的確觸目驚心，一種因放棄而導致的麻木遠遠要比殘暴的惡行更令人恐懼。現在的李曉霞可以隨隨便便告訴父親：“信不信就在你了。”

　　這句話在父女的交談中，本身也是合乎邏輯的，但它背后那一副麻木不仁的嘴臉激怒了李長海。這個父親開始動手打李曉霞。而父女倆的“武斗”愈演愈烈：先是練過武術的曉霞掙脫父親，而后李長海抄起了桌子上的酒瓶，為了防衛，李曉霞也拿起了剛剛自己碰倒了的方凳。這時候，母親宋潔珍突然出現，卻未能阻止父女相互的傷害;她奪下了李曉霞手中的方凳，又去搶李長海的酒瓶。憤怒已極的父親竟然隔著宋潔珍，把酒瓶子砸向了女兒;而待李曉霞閃身避開之后，他竟又沖進廚房拿出一把菜刀。在這雞飛狗跳的一幕中，母親卻最是驚慌失措，她抱住堵在門口的李長海，大喊著讓女兒趕快逃走，甚至還讓李長海先砍她一刀。這時候，李曉霞看著這一幕，似乎又定了定神，不再想著反抗或是逃跑了。她讓母親把父親放開，并且宣稱自己早就活夠了，現在就可以一動不動站在這里，等著父親把她砍死。這種說法詮釋了我們前面講到的麻木，“活夠了”的感受最能說明李曉霞的心理狀態，她已經對一切都不在乎，也都認真不起來;在隨波逐流的放縱和墮落中，她似乎失去了反省的能力，或者說，她本能地逃避著停下來思考一番的可能。因為，思考會給她帶來難以面對的問題，比如，現在的生活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又如，未來的人生將會是怎樣的圖景?

　　父親看著女兒如此麻木不仁，愈發怒火沖霄。他一時發狠，竟真的用刀劈向了李曉霞。當母親宋潔珍用雙手捂住眼睛，試圖回避這可怕的一幕的時候，李長海犯病了。他身體打晃，菜刀落地，若不是李曉霞上前一步將爸爸扶住，他就要摔倒在地了。掙扎了許久，李長海才緩過勁來，這時的他似乎瞬間衰老了許多;剛剛暴跳如雷的父親一變而為一個絕望、衰弱的老人。他血壓高，又喝酒、又生氣，然而，真正讓他感到無力的不是疾病，而是這個他眼中已經“廢了”的女兒。他推開了宋潔珍拿給他的藥，卻要求女兒離開這個家，似乎看不到她才構成了唯一的“良方”。父女矛盾比剛剛的劍拔弩張更加嚴重，從憤怒到放棄，這是一個崩潰的過程。宋潔珍眼看著這種崩潰，終于開始指責李曉霞把家庭鬧得分崩離析;媽媽哭著讓女兒和丈夫可憐可憐自己，她說在粉碎“四人幫”之后，大家都開始鉆研業務，而自己卻沒有任何心思去工作。半年來變得一頭白發的宋潔珍希望維護家的完整，她讓李曉霞向父親做一個保證，然而李長海已經不愿聽、不愿信了。這個父親在身體最痛苦的時候，開始努力保全自己：一心將女兒趕出家門。一方面，這一年多以來，這樣的矛盾也許發生過多次，但最終對李曉霞沒有任何改造意義;這讓人心灰意冷。另一方面，父親對孩子的摯愛愈是深重，孩子的墮落便愈能構成他的煎熬，也愈是令他痛徹心肺、無法忍受;這才讓他在此刻表現出如此的決絕和殘酷。深愛和無奈的融合，使李長海選擇了放棄，似乎只有這樣，才可以保全他的性命。宋潔珍看到丈夫的態度之后，只得告訴李曉霞，若不愿看著父親死在眼前，最好離開家。看著父母的決絕，李曉霞或許感受到了某種自私和冷酷：剛剛她體驗過父親的殘暴，現在又被趕出家門，投進冷若冰霜的絕境。因此，李曉霞也直截了當地回應了冷冷的三個字：“走就走。”然而，就在她轉身欲走之時，宋潔珍把她叫住，然后又背著李長海塞給她一個錢包;隨后，李曉霞的眼淚奪眶而出。正如劇本的提示所言，她可以直面父親的菜刀，但是受不住這份母愛。一點點溫暖，恰可以淹沒人心中那股千軍萬馬都殺不退的冥頑。

　　孩子的眼淚對于宋潔珍而言，卻也是救命的稻草;她看到了自己一個塞錢包的動作造成的感化效果，于是就忍不住回頭去喊李長海，希望求他讓這個還會流淚的親骨肉留在家里。但是，父親已經完全絕望了，他似乎在妻子的痛哭中沉吟了一剎那，但終于還是要求李曉霞離開。看著父親的態度，李曉霞慢慢后退，而后轉身向門口跑去。

　　就在此時，門開了，方媛老師來到了李家。或許只一眼，她便看出這個家庭的巨大危機。這位老教師帶著一絲威嚴問李長海夫婦：這是要讓孩子到哪兒去?的確，憤怒中的父母似乎的確陷入了某種自私。他們誰也沒有考慮這樣一個問題，站在李曉霞的角度上，離開了家庭，也許父親的命可以保住，也許母親也可以“凈了這份心”;但是，孩子要到哪兒去呢?老師的問題是一語雙關，一層意思是直接的，李曉霞要到什么地方去生活?另一層意思是隱匿的，李曉霞的未來該如何面對?難道做父母的就真的可以讓女兒在社會的陰影中沉淪，而自己卻不聞不問、落得清凈嗎?隨著老師的到來和她這一問，極端的情緒慢慢平復了下來。

　　可是，李曉霞卻仍然在悄悄邁著碎步往外走，似乎要逃避老師所帶來的氣氛。而她這個小動作是至關重要的細節，它反映了李曉霞本人受到打擊之后的絕望。救活已死之心絕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業，無論是社會還是家庭，都讓李曉霞越來越堅定地放逐自己。自我的放棄比父親的決絕更加可怕。母親在痛苦中不忘給予的關愛，只能是如輕風留在死水上的漪淪，若要整潭水徹底回歸澄澈，還需要歷經一個艱難曲折的歷程。

　　方媛老師讓她“站下”的命令也是如此。當然，一時間，李曉霞會服從老師，并且接過媽媽的暖壺去給老師打水喝。這表現了李曉霞和這位老師有著一定的情感淵源。方媛老師又重復了自己的問題，看著父母無可奈何的態度，她先是“教育”了李長海和宋潔珍：把孩子推出去就是推向犯罪，推向更深的沉淪。這個問題突然擺了出來，剛剛三番要將孩子趕走的李長海也哭了。但是，這位父親又告訴老師，李曉霞這個孩子連菜刀都不怕，父母確實已經無能為力了。作為一個需要面對很多孩子的老師，方媛表示沒有什么徹底沒辦法的事，而且，這位老師說出了一個真理，那就是，對于教育孩子的工作而言，菜刀本來就不是適合的工具。老師的態度勾起了父母的辛酸：宋潔珍表示，她和李長海并沒有指望著孩子能有什么出息，就是怕李曉霞當了流氓，沒想到這做人最低的標準卻都做不到了。提到李曉霞現在這個狀態，父親李長海也不禁回憶起那些往事，感慨萬千地告訴方媛：孩子怎么變成了今天這樣。

　　在父親的追憶中，李曉霞剛剛下鄉勞動的時候非常積極，甚至逢年過節都不回家，只在集體戶看家、喂豬，堅守勞動崗位。直到有一次招工，李曉霞被人頂替了，于是孩子就要去上告。然而，家里考慮到，誰也不知道怎么告狀、告誰的狀，因此阻止了李曉霞。這次經歷似乎讓李曉霞發生了改變，她選擇冒充邱副主任的外甥女去找人安排自己上大學，就為這個又蹲了拘留。從拘留所出來，李曉霞回到農村，集體戶為了批判她的拔根思想，又給她辦了學習班。李曉霞從學習班偷偷地跑了出來，回到家之后再也不愿回去;家里人打著罵著讓她回集體戶，她卻躲到社會上鬼混，待人發現時已經晚了。在劇中，這段回顧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看到了一個因果關系鏈：李曉霞熱情投身勞動，但因為社會黑幕而不再踏實苦干;進而，由于這種態度的改變而遭到“扎根農村”之主流風潮的批判;又因為不甘心接受批判而逃回家中，最后落入社會，成了流氓。這一個命運每況愈下的人物經歷，其根源在于社會黑幕的拉關系、走后門，也就是特權的不正之風。正是這個不正之風導致了李曉霞的不平之氣，而她的不平之氣就表現為不能夠再踏踏實實地勞動，不甘心真的扎根農村。

　　實際上，這種不正之風在人物身上造成的不良影響，存在著邏輯跳躍;在本文的第三節筆者會展開分析。回到文本的細節之中，我們看到當父親回憶起集體戶給李曉霞辦學習班的事情的時候，母親宋潔珍忍不住發起了評論：“真心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是誰?還不是拉關系走后門的不正之風，把人心都給攪活了。”在此，我們恐怕需要停下來關注幾個問題。第一，從宋潔珍的態度來看，上山下鄉是不能破壞、需要維護的事業;第二，不正之風破壞上山下鄉，而不是李曉霞破壞上山下鄉;第三，不正之風破壞上山下鄉的方式，不僅是幾個關系戶憑特權離開農村，而且是“攪”得本來踏實勞動的人們也開始心猿意馬，希求拔根。從這三點來看，反對不正之風很有必要，但是，有兩種反對的方式。合乎人物邏輯的方式，應該是取消所有特權，讓大家都平等地扎根農村，維護上山下鄉。但是，劇本下一步的導向，明顯脫離了這套邏輯，它所建立起的反對不正之風的方式是：把屬于少數人的特權變成屬于更多的人的權利，讓“所有人”都有機會脫離農村、都有機會“拔根”。如此一來，特權的不正之風當然被否定了，但上山下鄉卻也隨之被否定了;否定前者是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的，否定后者卻是暗箱操作、隱秘運行的。這個現象關乎作品思想層次上的復雜性。

　　前述劇本的導向，是由方媛老師展示出來的。母親的那句話引起了父親的緊張，他們是害怕李曉霞聽到的，似乎不能讓李曉霞知道，是那些不正之風破壞了上山下鄉。只有不讓她知道，才能讓她真正安分守己地下鄉勞動、待在集體戶。但方媛老師說，就算不說，孩子她自己也會去想。想什么?其實就是去想那些黑幕，并且，會看到自己的所有努力在黑幕面前，都是何等脆弱、乏力;進而，她不會承認自己該接受學習班的懲罰，在更大的憤怒與不平中，她又會因絕望而放棄。在劇本中，李曉霞的“放棄”的態度，在此時此刻是用她吸煙成癮的情況來表現的。李曉霞給方老師倒好了一杯茶，伸手遞過去的時候，方媛發現她的手指都被香煙熏黃了，于是就開始教導她。李曉霞的另一只手正夾著一支香煙，她因害怕老師看到，就藏在了身后，同時撒謊說自己已經戒煙很長時間了。而當背后的煙卷被方媛發現的時候，老師對李曉霞強調的不是撒謊本身多么不應該，而是在她撒謊行為背后顯現出來的那份尚未泯滅的自尊心。憑借著自尊心，老師相信孩子能夠從對現實世界的心灰意冷中走出來，重新積極地面對人生。方媛從李曉霞手中拿走了香煙，發現是個不錯的牌子，于是就問她從哪里得到的錢;李曉霞回答說是母親給她的。無可奈何的宋潔珍告訴老師，孩子學會抽煙了，而兜里又沒錢;說到這里，當媽媽的欲言又止，似乎害怕說出那個更可怕的情況，那就是：若家里不給孩子錢，就怕她自己出去當流氓偷錢、搶錢，或者是使用其他流氓偷來、搶來的錢。這是一筆很細膩的鋪墊：李曉霞雖然抽煙，但其開銷是來源于家庭的，因此，就算是混跡于流氓集團，但她應該是“造惡不深”，很容易脫離出來、“金盆洗手”的。由此看來，母親給孩子提供錢去抽煙雖然是一個不體面的事情，但這份愛有著一定的、現實的積極意義。

　　果然，方媛老師對母親給孩子錢花的行為表示理解和同情;她向母親點了點頭之后便對李曉霞說起：粉碎“四人幫”之后，全國人民都得到了“二次解放”;但李曉霞自己又準備怎么辦呢?而她自己又有什么打算呢?在前面那些事情的打擊之后，已經變得十分心灰意冷的李曉霞當然不知道自己應該怎么辦，在渾渾噩噩的生活中，她也沒有什么打算了。這時候方媛老師鄭重地告訴她，學校恢復了她的學籍。在此，更早之前的一樁往事被回憶了起來，它告訴我們李曉霞下鄉勞動的原因。原來，李曉霞下鄉，并不是響應號召，而是因為她寫了一篇文章，反對“文化大革命”迫害老師，并且宣揚老師和同學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但是，她沒有能力拯救被迫害的老師，反而自己受到了“迫害”：開除學籍，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我們注意，這里的“迫害”一詞妙不可言。要知道，它直接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當成一件壞事，或許無論是七十年代末的觀眾還是今天的知識青年都會接受這種價值判斷;但是，在當年，這個運動是一種號召，不是一種懲罰方式，更不是一個自然而然需要被詛咒的事情。我們不排除運動中，除了響應黨中央號召的青年之外，還有隨波逐流之輩，也有官僚主義者借此機會排除異己;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之論也沒那么容易推翻。我們似乎自然而然認定了這是壞事，無非因為相比上學，下鄉很艱苦，相比城市，農村條件更惡劣;但當年的風氣卻認為，正是艱苦的勞動和惡劣的環境才是廣闊的天地，才能夠大有作為。在1955年，毛澤東就曾經為河南知識分子參加農村工作的經驗做出過批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到上山下鄉運動開始的1968年，毛主席又有過一個更為明確的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3]因此，下鄉是接受必要的教育，干部還要帶頭;不是一種懲罰手段。憑什么認定這就是壞事呢?做出判斷的時候，以個人舒適與否為標準能不能得出恰當、中肯的結論呢?上山下鄉實為一代之風氣，然而這里卻被視為對特殊人士的政治迫害行為;此時此刻，風氣已經煙消云散，那種對李曉霞這種在“文革”中反對大批判風氣的“英雄”，自然就得到了拯救和翻案、平反：恢復她的學籍。方媛老師就是學校黨組織派來征求意見的。

　　這個消息對于母親宋潔珍而言，無疑是好的;誰知道，李曉霞本人卻說，就是恢復學籍她也不想再去上學了。一開始，她強調自己歲數大了，而方媛老師馬上駁斥了這個不成立的“理由”，的確，二十出頭的孩子回學校上學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進而，李曉霞又提出，就算上了學，畢業之后也一樣要上山下鄉，沒什么太大的意義。母親告訴她，就算還要下鄉，換個地方好好干也是好的。看著孩子的麻木不仁，在一旁沉默了許久的父親李長海，又開始質問女兒：又不想讀書，又不想下鄉，那到底想干什么?聽到這樣的詰問，李曉霞終于爆發出了內心強烈的不滿和灰暗：她竟然指責自己的父親無能，并且說，要是爸爸有能耐，她就能進工廠，能參軍，能上大學。對比剛才把下鄉當作政治迫害的論調，我們發現，勞動被人劃分為等級，這就是問題的要害。管你談什么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們只知道下鄉、做工、參軍、上學，作為個人的幾個“出路”，是有明顯的三六九等的。作為勞動，或者說奉獻，它們是平等的，人所共知的道理就是：沒有農民種糧食，工人、軍人、學生都要餓死;因此，它們的差距只在于個人生活的質量，沒有貢獻大小，或天然的高低貴賤之分。可是，劇本里的父親似乎接受女兒的這種說法，他被激怒了，或者說，被女兒講的“現實”刺激到了。他狠狠地告訴女兒，還是當流氓進公安局吧。而方媛老師卻希望孩子能說出心里話。

　　的確，李曉霞談的是一個現實，官僚主義者的關系網內部，人們可以招工、參軍、上學，而她作為沒有關系、不走后門的人家的孩子，就只能留在農村勞動了。這是一個純粹的現實，距離那個時代的理想非常遙遠。也許，我們缺乏理想所需的社會環境，那就是，真正的人人平等，都作為國家的主人去勞動、去有尊嚴的生活;也許，我們更缺乏的是理想所需的人，那就是，行使為人民服務的職權、沒有任何私利的管理者。正是因為這些“缺乏”所造就的現實黑暗，理想本身的光輝也被湮沒，導致人們不再考慮理想，進而認為理想本身是壞的。再往后，便會有新的，符合這套現實世界之邏輯的理想被提出。這套現實世界的邏輯就是：勞動不平等，做工、參軍、上學要好過下鄉，同時，又有官僚主義者操縱社會局面，順之則有好的前途，逆之則下鄉。符合這種不平等局面和專權官僚的實際行為的新理想就是：我們也要進工廠、參軍、上大學，我們也不想留在農村勞動。劇中方媛老師充分肯定這樣的想法就算是青年人的理想。這時，誰都忽略了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之論所包含的價值觀和理想;既然有權的官僚如此這般地安排社會，那么，“大有作為”的理想，終究敵不過植根于現實生活、個人生活的評判。聽到方老師認可了這種新的理想，李曉霞進一步敞開心扉，述說了自己對現實的不滿。她看到現實“并不承認”理想，原因就在于：現實中拉關系、走后門的不正之風，破壞了她自己當工人、參軍、求學之理想的實現的可能性。李曉霞似乎忽略了，她所看到的那個有著不正之風的現實，實際上非常承認她的理想，可以說，她能有那種理想，而沒有把扎根農村、接受群眾教育等等當作理想，正是因為這種現實的存在。現實的存在是價值觀建立的前提，價值觀建立又是李曉霞今天抱有的“理想”的前提。

　　只不過，其悖論在于，越是這樣的黑暗的現實，越勾起李曉霞的不甘心，卻同時也阻斷她實現理想的途徑：招工被頂替的經歷，冒充上大學被懲罰的經歷，都在告訴李曉霞，她的理想實現不了。這種情況下，李曉霞當然不會問問自己的理想是從何而來的了，也不會有人關心她為什么堅持了這樣的理想，而不是那樣的理想。人們的關注點，被成功地從人生觀、價值觀的根本問題上，轉移到了現實社會不正之風的問題上。當李曉霞告訴方媛老師，自己的理想只不過是幻想，根本不合于今天的現實之時，方媛反駁了她的說法。這位老師告訴她，有那種不正之風的現實已經過去了，所有的不正之風都會隨著“四人幫”被粉碎而消失，有“四人幫”橫行的“昨天”所包含的一切現實就要過去了，“今天，要迅速地扭轉這種現實，徹底改變這種現實，提倡每個青年要有自己的理想，要有自己的志向，并在極力地為青年人實現自己的理想創造條件。”需要再次強調的是，這種理想中隱含著與當年官僚主義者一樣的價值取向，那就是對勞動之高低貴賤的區分：官僚主義者因為認定上學比下鄉好，于是就安排關系戶去上學;青年人因為認定上學比下鄉好，于是就以上學為理想。

　　這種理想在“昨天”沒有實現條件，是因為拉關系、走后門的不正之風占據了通向理想之路，在今天有了實現條件，那就是恢復高考。大學憑考試進入，不再憑關系錄取：“從今以后，高等院校招生要像從前那樣，要經過正規的考試，應屆畢業生可以直接考入大學，這就要看你們青年人自己的真實本事了，靠老子的人是吃不開了，也用不著再去埋怨老子無能了。”如此一來，“吃不開”的似乎也不僅是那些“靠老子的”，那些深信“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人們似乎也不那么吃得開了。如果我們暫且把前面分析過的價值判斷暫時擱置一旁，僅僅去看方媛老師描繪的圖景，似乎新的理想的確隨恢復高考而有了實現的可能性。

　　到此為止，劇作已經將兩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展示了出來;按照新的價值觀來判斷，兩件大事，無論是粉碎“四人幫”還是恢復高考，應該都是天大的好事。但是，劇作不能僅限于描寫人們對“好事”的記述和歌頌，更重要的問題是去展示一個具體的實現過程;而這兩個歷史事件的實現，應該是對李曉霞構成實際的影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李曉霞這樣一個被“四人幫”的時代迫害，進而墮落，再后來心如死灰的姑娘，如何獲得新生呢?

　　“拯救”的曲折過程由此展開了。在方媛滿懷興奮地憧憬新時代的時候，李曉霞并沒有受到太大的觸動，她知道現實條件已經改變，理想已經不再是幻想，然而，她卻沒有放棄掉自己的灰色心緒，反而淡淡地說了一句：“這些對我來說已經晚了。”時代的故事講完了，而“我”的故事，還保留著許許多多的神秘。我們不知道李曉霞從集體戶的學習班逃回來之后究竟經歷了什么，但是我們知道，這種經歷一定讓她陷入了非常嚴重的、無法自拔的處境，以至于她好不容易等來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是值得信賴的時代，卻對自我產生了深深地動搖。方媛老師告訴她，一切都不晚，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晚;但李曉霞卻說：“學過的東西都扔了，再說……唉!只能謝謝老師的一片好心了。”在此，“再說”二字之后省略的東西，就是她那目前還不為人知的處境了。但是，方媛沒有對此發出進一步的質疑;只是急于讓她回到學校。老師拿出了一套教科書，等著李曉霞來接;一開始，李曉霞不動，在父母的催促下才勉強地走上前用一只手接了下來。方媛對此不滿意，讓她回去重新接，她給老師鞠了一個躬，又用一只手去接書。于是，老師只得提醒她，要用雙手接過;她這才把書接了下來。

　　這三次充滿儀式感的“接書”動作，深刻地暴露了李曉霞個人處境對她造成的負面影響。而方媛所要求的“儀式”也反映了知識再一次走上神壇的歷史語境。而新的歷史語境就要和李曉霞的個人處境展開交鋒了。就在李曉霞接過教科書之后，方媛和她父母討論起了李曉霞的平反問題。老師管曉霞要她給報社寫的信，也就是宣揚老師和同學是戰友那篇文章的底稿;李曉霞卻告訴老師，那封信是徐志偉寫的，也就在他那里;當年考慮到徐志偉的出身，所以必須自己替他抄下并以李曉霞的名義寄給報社，承擔責任并保護同學。方媛老師得知了曉霞的這個行為之后，非常鼓勵，更加興奮地提出了為她開平反大會的事情，并且邀請家長參加。自然，李長海欣然同意了。就在這個皆大歡喜的時刻，流氓“草上飛”的闖入讓一切發生了逆轉：“草上飛”再和一個綽號“七寸蹦”的流氓毆斗，打輸了流竄到李曉霞家里找她求助，讓李曉霞出去幫他打架。方媛老師制止她出去，李長海也急忙呵斥女兒;這時，“七寸蹦”在外面打碎了李家的窗戶，李曉霞突然抄起菜刀，大罵著帶“草上飛”沖了出去。這個突發事件讓剛剛所有的美好暢想都暫時變成了幻景，李曉霞在“草上飛”所處的這個流氓團伙中，似乎陷得太深了;這就是她的處境。這種境遇的突然出現，讓拯救陷入艱難險阻。

　　李曉霞拿著菜刀跑出去了，流氓“草上飛”拿了李家一個酒瓶子跟了出去;方媛老師和宋潔珍追了出去，李長海也跟著追到了門口，無奈又一次犯病，摔倒在地上。在父女爭斗的雞飛狗跳中開始的第二場戲，竟然又在這么個雞飛狗跳的鬧劇中結束。然而，方媛所帶來的拯救的力量已經出現了，它裹挾著兩個歷史大事的力量沖進了李曉霞“殘損”的人生。因此，第二場戲奠定了“拯救”行動的歷史基調，也是全劇展開其思想意義的發軔。當然，這里所包含的細節，也是需要停下來解析的;如果僅僅是體驗與再現，恐怕就會忽略其重大問題。一般而言，戲劇不以敘述事件過程為核心，而要去展示人物的內在世界，在事件等環境因素的刺激下，外化為具體動作的過程。但是，由于《救救她》極力突出社會問題本身，也極力突出拯救的社會力量。因此，無論是問題對李曉霞內心構成的影響，還是拯救的力量給予她的情感刺激，都沒有得到充分的展開。戲劇行動更像是兩種社會力量的對抗，而李曉霞則是任由這兩種力量來回爭搶的一個戰利品。這樣的模式中，事件被充分放大了。在第二場戲的最后，我們就看到一個突發事件起著決定性的因素，無論李曉霞還是其他人，都無法改變。與其說奪門而出的行動是李曉霞在特定情境中的選擇，倒不如說它就是個純粹的外在事件;這個行動意義并不在于揭示李曉霞的內在世界，其意義在于為方媛老師等人的拯救行動制造阻礙。破曉時，李曉霞就這樣沖出了家門;而第三場戲就發生在當天晚上。

　　在方媛老師家里，她以前的一個學生邵旭正在憑記憶繪出一個人的肖像。這一場啞劇要極力表現這幅肖像畫的重要性，而且要表現邵旭在回憶中煞費苦心的樣子。突然，有敲門聲打斷了他的思索，徐志偉出現在方老師家門口。方媛去學校開會了，二人寒暄幾句后，邵旭就繼續努力繪畫;徐志偉看到他的畫之后說到：“呀，邵老師畫得挺像啊!你認識她嗎?”其時我們不知道邵旭究竟畫的是誰，但推測起來定是李曉霞無疑。徐志偉不談畫得好，卻談畫得“像”，說明他一定熟悉畫作所描摹的那個真人了。而他問起邵旭是不是認識這個人，卻揭曉了這幅畫的功能：昨天傍晚，也就是在第二場戲開場之前，在湖畔路發生了一起事故;一輛吉普車撞倒了一個老太太。當時，開車的人扔下吉普車就跑了。而她，也就是畫上的人，也跳下車跟著跑;但她跑了幾步就返回來，要把老太太送到醫院。在場的邵旭幫她把老太太抬上了車，她開車去了醫院。到了醫院之后，這個畫像上的人以掛號為名逃跑了;后來警察來了才發現，原來吉普車是一輛失竊的汽車。這幅畫就是邵旭要用來幫助警方破案的。

　　聽罷這個事件，徐志偉一下子緊張了，連忙問邵旭：這個人穿的是什么衣服。其意則在確認這個卷入了汽車盜竊案的人，究竟是不是李曉霞。看著徐志偉緊張的樣子，邵旭問起他是不是認識自己畫的這個人。看來剛才，邵旭一心作畫，忽略了徐志偉那個“畫得像”之說。正因為是李曉霞，是徐志偉的心愛的姑娘，所以他的第一反應就是急忙掩飾，假裝自己完全不認識畫中人。不知情的邵旭一聽說徐志偉好像在哪兒見過這個人，急忙拿著畫像讓他仔細看看，希望能想起什么線索。面對這樣一個用來找罪犯的畫像，徐志偉又想看又不敢看。他想看，就因為畫像上的是李曉霞，他不敢看，卻因為他從心里不希望那是自己摯愛的人。

　　在邵旭、徐志偉二人的追問與掩飾中，尷尬的徐志偉走到窗前張望著，期盼著方媛老師趕緊回來解除僵局，而與此同時，邵旭在仔細觀察著他，更讓他恐懼不安。于是，徐志偉將方媛老師在上一場結尾處提到的那封信的底稿留下，自己就借口有事，急忙脫身了;臨走時甚至把圍巾遺落在老師家里。邵旭本來想追上去將圍巾交給徐志偉，但一想到剛才他的奇怪的表現，就沒有立即去追;只是自己手托著圍巾納悶。不一會兒，方媛和警察楊華回到了家。在和楊華的介紹中，我們對邵旭又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他是方媛老師的學生，目前在教育局工作;他自稱“五七佬”，剛剛回到原單位報到，于是來看望方老師。“五七佬”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產物：“五七”指的是根據毛主席《五七指示》，于1968年開始在全國各地廣泛建立的“干校”，“五七佬”就是下到干校去勞動的干部或知識分子。《五七指示》指的則是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給林彪的一封信;信中回應了林彪在前一日寄來的總后勤部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毛主席提到，“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并且提出工人、農民、學生和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都要在本職工作之外學習政治、軍事、文化，并且從事生產，從事群眾工作，以此批判資產階級。[4]這個文獻對于日后的干校乃至整個上山下鄉運動的直接影響在于，它廢除了傳統中的“學校”的概念。毛主席說：“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而解決問題的辦法，除了在學校開展大批判之外，還要用工人、農民、工農子弟兵當“老師”，把生產斗爭、階級斗爭的一線，也就是工廠、農村、部隊，變成大的“學校”。干校是依據毛主席這種精神建立的，1968年于黑龍江發軔，推廣到全國;廣大的偏遠、貧窮農村建立起了許許多多這種意義上的學校，而下放干部、家屬，以及知識青年就是其學員。與知青們上山下鄉一樣，這種學習不是一種懲罰，盡管學員有很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的人。毛主席在1968年9月30日批示過：“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5]

　　按照劇中邵旭的年齡設計，他在1968年的時候應該就是以青年干部的身份下放勞動的。“五七佬”，一個“佬”字透露出多少無法認同下方之意義的揶揄。此刻，邵旭回到單位，非常積極地配合警察去偵破那個案子。楊華拿著他主動畫出的肖像非常興奮，并且交給方媛去看。方媛一看畫像就楞住了，她仔細看了看，而后又到書柜上取來了有李曉霞相片的一個相冊，讓邵旭用照片來辨認。看來，邵旭這位學工程建筑的老師的確很會畫畫，無論是剛才的徐志偉，還是現在的方媛，看過之后，都能馬上鎖定李曉霞這個刺痛了他們內心的姑娘。邵旭從相冊中指出了李曉霞，方媛為了確定，甚至又問了他一遍是不是這張照片、這個人;當邵旭告訴她絕對不會錯的時候，她沉重地對楊華說，這是她的學生，叫李曉霞。

　　當聽到李曉霞這個名字的時候，楊華竟然第一反應就是1975年發生的那樁往事：這個人就是曾經冒充邱副主任外甥女的那個孩子。而邵旭聽到這件事之后卻很意外地說：“真有此事嗎?”原來，李曉霞冒充上大學的事情已經傳到了他下放的農村，但他卻以為這是一個政治笑話。這個細節非常重要，一件真事會被人當作政治笑話，恰說明它本身極具諷刺意味。那么，諷刺對象是什么呢?其可笑之處又在哪里呢?聽到方媛的回憶，我們才知道當年冒充上大學一事的具體情況：李曉霞得知邱副主任到外地療養，于是就從農村跑到縣城去找一個部長，自稱邱副主任的外甥女，要求部長安排她上大學。由于這個部長想要巴結權貴，于是很容易相信了她的話，不僅答應了她的要求，而且還把她請到家里好吃好喝地招待。而就在部長辦成此事向邱副主任寫信，邀功請賞的時候，事情敗露了。邱副主任要求查清此事，而李曉霞也因此被拘留;那位部長甚至惱羞成怒，想要起訴李曉霞詐騙罪。

　　從這個具體的情況來看，其政治諷刺的確是顯而易見的;熱衷于阿諛奉承、溜須拍馬的部長丑態百出，只手遮天的邱副主任也暴露了其官僚的實質特權：有人冒充他的親戚上大學，他不問什么樣的部長竟然可以因此辦成這樣的事，卻只去關心什么樣的人敢冒充他的親戚。于是，邱副主任沒有被查辦，那個當了部長的小人也繼續耀武揚威，只有李曉霞被懲辦了。也許在邱副主任看來，這件事只是官僚內部出現了一個誤會，那個逢迎他的部長雖是犯了錯，但一片忠心總應該保護，說到底，他只是讓“正確”的游戲規則，錯誤地為外人利用了一下;也許在部長看來，自己拍馬屁不成可惱，而更可惱的，則是那一副走狗、奴才的諂媚形象被李曉霞搞得人盡皆知。因此，這里面只有李曉霞是“可恨”的，需要嚴肅處理的。

　　可惜人心自有公論，方媛就說，該判罪的倒是部長和邱副主任之流;楊華也說，這是個道德品質問題，構不成詐騙罪。這里當然不是法律該如何解釋，或者說法律究竟有多大權威的問題。關鍵的是人們如何看待這個荒唐的事件中的三個人。在此，邵旭的想法是非常令人擔憂的。他沒有強調官僚專權的社會問題，也沒有強調邱副主任的不正常的控制力，甚至也沒有強調那個部長的猥瑣行徑，反而抓著李曉霞的欺騙不放：“現在有些青年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來，我看還是打擊得不狠不力。”如果我們沒忘記這位邵老師剛剛說過的話，在此就會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一個曾經在鄉下把李曉霞之事當做政治笑話來看的人，現而今卻把這件事看作青年人品行敗壞，不老實、不本分的表現;二者有著明顯的矛盾。若作為一個政治笑話去看，旁觀者的立場一定是站在官僚操控的秩序之外，以一雙冷眼閱盡政局中這些跳梁小丑的腐敗和荒謬，并由此生出諷刺黑暗社會現象之心;這恰恰就是在農村“五七干校”勞動時的邵旭。那時候的邵旭已非官場中人，也沒有分得官場的利益，因此他可以將部長或邱副主任的出乖露丑拿出來玩味。此時的邵旭已經回城、回單位“報到”了，又成為了一個官員、一個干部，本來將他排斥在外的邱副主任之流，而今將他隱隱地納入為利益共同體;的確，邱副主任是他的上級，部長等輩也是他的同僚了，因此，他就不自覺地將立場轉到了“秩序”的一邊。我們之所以說他是不自覺的，就因為他也不至于直接支持當事的官員;但之所以說他立場發生了轉變，就因為他開始仇恨、排斥、批判李曉霞這樣的秩序的闖入者了。這是劇本批判官僚專權之黑暗時，較為深刻的一筆：人的地位可能決定他的是非判斷。對于邵旭而言，當官僚專權對他構成欺凌和排擠的時候，政治時局就是黑暗的、可諷刺的，而當官僚系統將他吸納為自己的一部分的時候，利用專權之“游戲規則”的局外人就是可恨的。在他的潛意識里，這套規則所構成的利益，只屬于制定規則的大小官員;而李曉霞這么一個青年敢去覬覦這塊利益，便是不安分、不穩定的因素，也便是膽大包天、需要嚴打的了。

　　作為當年他的老師，方媛指責了邵旭一句：“虧你還是搞教育的。”這一言，點醒了這個在李曉霞的故事中感覺到外來威脅，因而一時竟憤怒失態的邵旭，他急忙解釋說，自己并不主張嚴厲懲辦，只是說出來解解氣而已。也許這一個本能的解釋，更暴露了他內心對青年和官僚之態度的悄然轉變;這個轉變，或許他自己也沒有認識到，或者說一時無法接受。

　　這樣一段往事的回憶暫時告一段落，楊華等人回到了眼前這個汽車失竊案上。這位警察要求方媛和邵旭，目前的情況只能三個人知道，不要外傳和擴散。然而，邵旭聽到警察這樣叮囑，卻一下子想起自己剛剛和徐志偉說起過這幅畫的用意，于是他趕緊告訴楊華和方媛：剛才有個叫徐志偉的同學來送底稿，在她們回來之前剛剛離去。方媛告訴楊華，這個徐志偉就是李曉霞要好的同班同學。聽到這個信息，楊華就趕緊離開了，似乎害怕知情的徐志偉會影響這個案子的偵破。這時，場上便只剩下了心情沉重的方老師和邵旭。

　　邵旭根本沒有意識到，李曉霞卷入這個案子，對方媛老師意味著怎樣沉重的情感打擊;他自己興致勃勃地翻看著方老師的相冊，問詢著相冊里那些同學們的近況。有個叫趙起的，離開了干校，回來當上了工程師;有個外號“老疙瘩”的，離開了大慶油田，調回了部里，并且進了京;有個大個子“排頭兵”，現在當了空軍大隊長;還有個叫李波的同學，已經去聯合國工作了。頭兩個人最能說明一個時代的風氣，那就是：離開農村、離開艱苦的環境，回到城里和原單位去尋找自己的“前途”。干校等等成為了歷史，也將成為那些人的傷痕。當然，七十年代末的戲劇舞臺上，還不至于把后來的創業當資本家、個人發家致富、對社會資源巧取豪奪，或者當房產主養尊處優、投資移民到帝國主義國家等等“道路”，作為人的“前途”去寫。無論是工廠的工程師，還是解放軍軍官，都不能是說脫離了生產斗爭、階級斗爭的一線，甚至那個離開油田回來當干部，或者是到聯合國去工作的學生，其工作意義也不能說局限于個人利益的實現;或許過渡的時代正是誕生徘徊的價值觀與思想的溫床。這個問題我們留待后面討論。且看方媛聽著邵旭歷數這些有優秀前途的同學們的時候，看著曉霞的照片，于是更加心痛了。邵旭夸贊方媛說，老師的學生國內國外到處都有;而方媛悲哀地感慨道：“監獄里也將有了。”當然，方媛的意思并不是說那些離開農村、油田的當了干部的學生，會被新時期的“糖衣炮彈”打進監獄;她只是想說李曉霞要進監獄了。只是走到今天我們可以想見，方媛老師在監獄里的學生恐怕應該不止是李曉霞了。

　　沉浸在回憶中的邵旭，被方老師這樣一句悲嘆帶回了現實：原來老師正為學生傷心呢。邵旭提醒老師：正是這樣一批學生，當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師道尊嚴，把老師害苦了。這樣一個帶有一定報復意味的提醒，印證了我們分析過的邵旭的內心世界;他自己是受到過批判，如果我們按照劇本的價值觀，權且將下放看作是政治迫害的話，我們會發現走出迫害的邵旭，潛藏著一種對當年的迫害者進行迫害的狹隘的情緒趨向。依照邵旭的意思，那一班學生無論如何都不值得老師去傷心，更不要說付出拯救的努力，因為他們曾經“整”過老師。然而，方媛卻說：談到受害的問題，這批學生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呢。

　　方媛老師這句話的價值觀也許是值得商榷的，但其中噴涌僨張的真正的“師道”卻也能令人無限崇敬。盡管把“文革”當作害人的事，把當時的一代人都當作傷痕累累的受害者，今日看來，早已是流毒無窮的陳詞濫調;只要看看今天那些腦滿腸肥、大腹便便的“受害者”便能清楚，“文革”最主要的耽誤，就是耽誤了個人賺錢致富的事業。那些攥著真金白銀，美鈔歐元的人們，而今遙望著紐約的紙醉金迷，然后就淚流滿面地咒罵新中國騙人、洗腦;真仿佛當年的八國聯軍特別愿意帶著他發家致富似的。我們不得不說，如此荒誕的價值觀，正是從方媛那種“受害”的論調中慢慢衍生出來的。但是，我們仍然要在這個具體的場面中暫時擱置爭議，僅僅看方媛所踐行的“師道”就好。她的師道中，尊嚴和權威性確實是排在后面的，而首當其沖的則是從寬廣的胸襟中輻射出來的育人之道。對于方媛而言，似乎那些批斗過她、迫害過她的學生都值得同情，更何況是李曉霞這樣一個善良的孩子呢?

　　我們知道李曉霞寫過大字報反對迫害老師，也知道她曾以自己的名義將徐志偉那封維護老師的書信寄給報社，這就是她被學校開除的原因。而今，邵旭偶然看到了李曉霞那張相片背后的留言，才知道她是怎樣的一個學生。在同學們熱衷于批判師道尊嚴的時候，李曉霞給老師留下了自己的照片為念，還在后面寫下留言：“永遠是你的學生。”

　　邵旭感慨道：那樣的政治氣候之下，竟然有學生敢這樣給老師留言。這一言激起了方媛心中，那段又痛苦又溫暖的記憶。方媛憶起了自己被發配到農場之前的那個風雨交加的晚上。這一場回憶是用明場戲直接表現，而不是方媛敘述出來的。我們聽到一個炸雷，而后，便是黑暗。在風雨大作，電閃雷鳴中，燈光重新打亮：現場的邵旭已經離開，時間轉到了當年的那一幕;方老師的家里亂七八糟，墻上還有貼過大字報的殘跡，書架也被人貼了封條，窗子被人釘上了膠合板。地上打好包的行李則表示方媛老師就要離家去往農場了。即將告別講臺的方媛正在落寞地翻看著有學生們的相冊，不知她在這凄風苦雨中，是留戀著孩子們，還是不忍割舍自己的使命。在當年的情況下，這個老師或許都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見到這些學生。在急促的敲門聲過后，老師急忙收好了相冊，仿佛害怕什么人闖進來破壞她這珍貴的紀念。當她發現是李曉霞出現在自己家門口的時候，她有些吃驚。一個遭到唾棄的老師，恐怕沒有奢望過有學生能在自己離開前來看望。方媛給李曉霞擦拭了雨水，還給她倒來一杯熱水，讓她暖暖身子。而此刻，更大的溫暖則環繞在方媛自己的心里：她提醒李曉霞，自己已經受到批判，若是學校知道她今晚來這里，會對她有不好的影響。李曉霞卻告訴老師：“我不怕。”天知道這平淡而簡單的三個字包含有多大的力量，它帶著一個學生心中那份深情厚意和堅強的是非判斷出現在老師的面前。這個判斷就是，方媛做得對。這里，我們了解到老師受到了批判的原因。在學校有一個姓趙的老師遭到批判，人們把大字報貼在她后背上，拉著她樓上樓下游斗;方媛老師看不過去，把大字報從趙老師身上撕了下去，因此得到了破壞大字報的罪名。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破壞大字報就是反革命，而李曉霞卻告訴老師，她不是反革命，卻永遠是學生們敬愛的老師。“以覺秋窗秋不盡，那堪風雨助凄涼!”方媛望著窗外的秋雨，聽著李曉霞這樣“大膽”而滿懷情意的表達，突然想起了學生們給她的點點滴滴的甜蜜。

　　只有在最深重的憂傷中，人才有能力、有機會去品嘗到最切實的甜蜜：有的學生給進了監改室的方媛送去了一杯加了糖精的甜水，甜得發苦，而老師卻一滴不剩地喝下了;同學們又輪流把那要求方媛老師去清掃的走廊，提前打掃得干干凈凈。就這樣，那一杯糖水、一條干凈的走廊，甚至是學生偷偷看老師一眼時投來的目光，都讓方媛感受到了單純而強烈的愛。就是這樣的愛，讓方媛愈發堅定了自己教書育人的責任：她自責很多地方還不夠盡心盡力，也夢想著有朝一日能重新走上講臺，再去教這些學生的弟弟妹妹，再去教更多更多的學生，以此彌補自己那份在學生的愛中沉淀的“慚愧”。這是要報答學生們給她的安慰，也是愛在愛中的不斷增長。然而，這些在當時僅僅是夢想而已;方媛要離開了，就在這中秋節前一天的晚上，李曉霞帶來了同學們湊錢買的月餅，讓方老師第二天可以自己過個節。

　　同時，李曉霞還帶來了一頂草帽，送給老師，上面寫著“勞動光榮”。正是這四個字，其蘊含的價值觀讓千千萬萬的人們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覺醒并拿起武器;正是這四個字，其背后的理念讓富人們“穿金戴銀”的奴化意識形態黯然失色;也正是這四個字，讓新中國帶領著一個被壓迫民族，在帝國主義橫行的世界近代史上橫空出世、傲然屹立。一種價值觀的更新換代，勝過一份社會資源的重新分割，它引領我們去反省：什么是光榮的?不是有錢、有權，不是擁有豪車美女、高官厚祿，而是勞動。這樣一個判斷曾經將歷史的乾坤扭轉了：腳上有牛屎的庶民、勞動者，代替衣冠楚楚的那些收利息的資本家和收地租的地主，成為了國家的主人。新中國堅持這樣的價值觀，“文革”時代自然也不會自絕于新中國之外，但是在“文革”時期，這四個字卻觸到了方媛的痛處：她的勞動似乎已經被一個崇尚勞動的社會“否定”了，她本人似乎也被排斥于社會的主流之外了，一頂草帽帶來了學生們對她的看法，也還給她一份應得的光榮。“勞動光榮”，這正是時代的主流精神;學生們對她的勞動的認可，帶領方媛回到了這種主流精神之中。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都認可這樣的精神，也自然希望這樣的精神能夠承認自己是其中的成員，而不是遭人唾棄的異端。

　　看著這四個字，方媛的眼淚終于奪眶而出：她不是為自己的遭際難過，而是為同學們的理解所感動。這種理解，不是理解她撕了大字報的行為，而是理解她付出的努力、她勞動的價值。方媛馬上要參加新的勞動了，雖然也是作為一種懲罰，但勞動畢竟是勞動，勞動永遠是光榮的;這種光榮應該足以給人勇敢地直面自身處境的力量。

　　李曉霞最后告訴老師，同學們想要聯合起來，去靜坐示威，甚至要絕食請愿，希望能把老師留下來。這樣一個片段卻是容易讓人疑惑的：似乎去農場喂豬的勞動，總不如在講臺上教書的勞動那么光榮。但是，這樣一筆也是真實的，學生們對這位老師總有感情，不希望她離開。方媛堅決制止了同學們的這種想法，她的道理就是全國的大局無法改變，許許多多的方老師都去喂豬了，靜坐解決不了問題;同學們應該繼續跟著學校里的其他老師好好學習。在整個劇本中，追求知識的學習、考試、再學習，構成了一條鮮明、堅強的“正軌”，老師在這種情況下還對學生有如此的要求，正是因為她把教書和學習，看作了對老師和學生而言，唯一有價值的“勞動”。實際上，教育革命有著自己特殊的思維方式：讀書不脫離生產斗爭、不脫離階級斗爭的狀態，是教育革命首要的追求。讀書是學習，參加勞動則也是學習;這樣一個判斷被悄悄否定了，于是就造成了方媛老師和教育革命的時代環境的內在分歧。

　　同樣，此刻我們沒有必要急功近利地判斷孰是孰非，重要的是把握方媛這個人物的具體設計，進而了解她所代表的社會正軌究竟包含怎樣的思想。李曉霞最終答應老師好好學習，也答應第二天不再前來送她;二人在臨別之際交換了照片：李曉霞從相冊中選了一張留念，并且將自己的一張照片交給方媛，并且在背后寫上了“永遠是你的學生，李曉霞”這句話。正是這張照片勾起了老師對那個苦澀而甜美的夜晚的回憶：多好的學生啊。

　　當年的老師在李曉霞走后感慨萬千，自己伏案哭泣。而后又是一個霹靂，場上的燈光也隨之熄滅;再次亮起時，一切場景都回到了1977年的那個晚上。邵旭安慰老師說，沒必要那么傷心，這個學生已經變壞了，不能再說是好學生了;而方媛卻大聲地問蒼天，也輕輕地問自己：李曉霞為什么會變壞呢?這兩次發問也是讓所有觀眾去思考的社會問題。《救救她》的批判思想，其前提就在于了解這個問題的答案。同時，這樣的提問方式，似乎也在引導著我們：第一遍大聲地問，仿佛是一次歷史的詰問;第二遍輕輕地問，仿佛是喚醒拯救的責任。第一遍，是在強調李曉霞的遭際是受到了特殊歷史時代的迫害，是要去說明一個社會問題和歷史的緊密關聯;第二遍，則是強調一個時代過去了，新的政治條件下的人們應該考慮自己如何去做，如何去解決遺留的問題。整個劇本處處充斥著這種濃重的政治、歷史色彩。

　　對于一個犯了錯誤的人，所謂的拯救，首先就意味著社會懲罰機制的運行。而第四場戲正是發生在一個管教所里面。因為卷入了那個汽車失竊案，李曉霞就要被管教了。從此開始，劇本為我們展示了涇渭分明的兩個世界，一個是正軌，一個是邪路，兩個世界在李曉霞身上不斷地發生碰撞，相互較量。而這兩個世界的涇渭分明，也是作品的思想性之所在。

　　大鐵門，隔離一切的影壁，這些管教所的布景表現了懲罰的最重要的意義，它不是僅僅為了剝奪一部分人的自由，其目的更在于突出一種異質性，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劃清界限。它向全社會宣告：在鐵門和高墻里面，是一個不一樣的世界，是一群不一樣的人;他們代表罪惡、恥辱，更代表異端，正因是異端，所以才需要管教、改造。如果說所謂的“四人幫”橫行時期，我們也被要求與一部分人劃清界限，那么，那個界限的劃分標準是一種光明磊落的政治標準;那時候，我們堂而皇之地宣稱：一小撮人于人民大眾不一樣，出于政治目的，需要將他們隔離改造。而后來，法律的概念愈發強化了，而法律的特點就在于它特別喜歡去藏匿自身的政治性。法律宣稱一部分人是異己分子，因為他們違法了;而懲罰與隔離被視為天經地義的。因為法律似乎總是蒙著一層普遍適用的、天然的、超乎歷史的面紗。實際上，任何法律都不會超乎歷史，不會超乎政治功利;比如維護私有財產的法律定不會出現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典中，支持無產階級對自己的敵人實行革命專政的法律也不會出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典中。國家，以及附屬于其上的一切，都是階級性的，而非自然性的。這個問題，本應該是不言自明的;然而，正因為法制對其政治性選擇的本質嘴臉隱藏得太好;所以我們才容易落入陷阱。當一個社會無論何事都在尋找法律，無論何人都在滿嘴說著某某某違法、某某某守法的時候，看似是一個高度的秩序，實則是一個亂象。只不過政治性鎮壓顯得更加隱晦，其手腕也更加高明了。一種意識形態的至高境界便是讓人忘卻它是意識形態吧。

　　盜竊是違法的，李曉霞卷入的流氓團伙偷了一輛車;所以她也就違法了，必須帶入鐵門和高墻之內管教、改造。看著這一幕，我們也許會想起自己的汽車;卻很難想起盜走圓明園無數珍寶的八國聯軍強盜，也很難想起將國有資產巧取豪奪、納入私有的先富階級。

　　就在這個管教所中，傳出操練的口令和不太整齊的腳步。似乎劇作有意去營造一種令人不適的空氣，從一開始就告訴我們：眼前是一個恐怖的異質世界。相比第二場，更添了幾根白發的宋潔珍出現在鐵柵欄門前，她久久地站在那里，并且朝門內窺探著。管教所的張管教出現在左側的接待室中，她一手端著一個臉盆，一首還拎著兩個暖瓶，在放臉盆的時候，她一不小心碰掉了辦公桌上玻璃板的一角。她把碰掉的這一塊放回原處，而后就走向管教所的右側的收發室去取報紙。在門口張望的宋潔珍一聽到她出來，就急忙離開鐵門，而待張管教進了收發室之后，她又回到門口徘徊。這樣的行為看上去非常奇怪。

　　張管教示意收發室里的人打開了鐵柵欄上的一個小角門，而后自己走出來詢問宋潔珍。一開始，宋潔珍躲躲閃閃，不承認自己來這里有事，也不承認管教所里有自己的家屬。然而，當聽說她是市醫院的職工時，張管教就把她請進了接待室;再一詢問，便知道她是李曉霞的母親了。在張管教的批評中我們才知道，李曉霞進了管教所，家庭就把她放棄了：不僅不聞不問，而且連基本的換洗衣服和牙具也不給孩子送來。更有甚者，到了該把李曉霞接回家的日子，李長海和宋潔珍竟然遲遲不來辦手續，仿佛希望讓女兒的余生都在管教所里消磨掉。宋潔珍被張管教要求去接女兒回家，但她卻關心的是李曉霞表現怎樣，出去能否學好;當聽張管教說，出去之后還要看家庭管教的時候，宋潔珍便更加不愿意把李曉霞接走了，甚至還要求“加刑”，多讓她住一些日子。其原因則是李長海有病，而她本人不能在家看著李曉霞。為此，她甚至苦苦懇求張管教，繼續關押李曉霞。這個荒天下之大繆的場面，著力點仍然是對異己分子、異類的態度。我們看到，一個犯了錯誤的，違反了社會規則的異類，必須有人“看著”，當母親的甚至還沒見過女兒的面，還沒了解女兒的經歷，還不知道女兒的想法，就已經把她當成異類去管教了。她不想付出努力去交流、去溝通、去愛護，卻想到把女兒像瘋人、罪犯一樣，用外在的手段看管起來，以致不再犯罪;如果做不到看管，那就還是交給社會來看管，延長女兒蹲管教所的時間。這個不可思議的情感狀態讓人非常不適。

　　可怕之處還在于，母親要求給李曉霞加刑的理由是一個純粹的社會理由：似乎自己和她父親都不能保證她放出來之后不再危害社會。這一點，與母親之前的情感狀態大相徑庭，而究其原因，想必應該是要極力突出“挽救”過程的社會性力量，于是只能把家人置于不義。另外，作品還要突出人們對“管教所”所代表的社會懲罰力量的充分信任，充分認同，認同這種機構，也就是認同他們把人劃分成守法公民和異類的標準。連“異類”自己的母親都要認同這種把女兒說成壞人、打入地獄的評判標準，似乎就能說明這個標準的合法性了。社會告訴宋潔珍，你女兒是壞人;于是母親便認可了，既然自己沒能力管壞人，就只能依靠社會來管。難道沒有人想過，如果面對這樣的事，我們會怎樣選擇嗎?也許我們會盡可能地爭取為親人減刑，盡可能地讓團聚的時間提前;只因為那個是親人，在好人與壞人之前，首先是親人。劇本中則不然，好與壞的評判勝過了自然情感，這樣一來評判好壞的權威就徹底樹立起來了。進而，就算母親認同了社會的評判與懲罰，認定女兒首先不是女兒，首先是個罪犯;那么，由于這個罪犯的確也是女兒，那么是不是應該去問一問：她犯了什么罪?她為什么會犯罪?她有什么社會關系?在這個關系里她陷得深不深?在管教所里，她是不是了斷了這種引發犯罪的社會關系?她有沒有能力去擺脫自己的困境?她當時心里怎樣想的?現在心里又有什么樣的認識?從后面慢慢揭露出來的李曉霞的經歷與困境來看，她還是一個可以說出“永遠是你的學生”這種話的重感情、有思考、不麻木的人，只是的的確確陷入了她自己也無力左右、無法掙脫的羅網，她需要有人問一問她，需要有一個比管教所的警察更值得信任的人問一問她，并給她提供幫助。然而沒有。血親父母在沒有見到她的時候，只是選擇了去問一個警察：她出去之后能不能學好。得不到肯定答復，就讓女兒繼續坐監。

　　這是一個極其恐怖的場景：具體問題得不到具體分析，只是依據結果來評判。李曉霞就被判定為“壞人”或者是“壞孩子”，其他一切問題，似乎都要先經過這個前提。她的處境沒有人關心，她的內心更沒有人去探問。只有警察為了匡扶社會秩序而極度功利地問她情況，卻沒有人站在她的角度上去考慮：為什么一個可以復課、可以平反的孩子，在“好事”降臨的時候，還要去當流氓呢?這個問題她父母置之不理，卻成了壓在觀眾心上的石頭。

　　看著李曉霞拿了幾張紙出現在接待室的門口，我們心如刀絞;這個孩子不知道自己母親和張管教剛剛從這里離開，她們是去找管教所的領導去商量給自己加刑的事情。更讓人刺痛的，卻是第一場戲中出現過的小提琴樂音，在此又一次悠悠傳來;李曉霞如入夢中，竟以為這音樂是自己在回憶中陷得太深而產生的幻覺。琴聲在慢慢地加強，她不自覺地喃喃自語，說出了回憶中那個人的名字：徐志偉。是他，是他!他吟誦著自己心中的情詩，一個大鐵門讓兩個孩子如處碣石瀟湘、無限茫遠，只有詩中的情愫才能穿越其間，維系那縹緲的盟誓。所有溫婉的記憶，所有關于幸福的暢想，而今隨著音樂一起飄進這個異端的世界，而李曉霞先是為之驚奇、為之欣喜，似乎那甜蜜的感受離自己并不遙遠;但是，她在不由自主地靠近這份甜蜜的時候，就會碰到鐵柵欄。她在柵欄前來回走動，如困獸般焦急、失望，仿佛這才發現自己和美好人生之間的無法彌補的距離。她痛苦地握著鐵柵欄，把臉卡在中間，手中的保證書也散落在地。然而，剛剛陪著宋潔珍去辦了那件殘忍的事的張管教回來了，這個警察被琴聲吸引到鐵門前，發現李曉霞在那里，不由分說便警惕地質問道：“你在這干什么?”言外之意，便是要阻止李曉霞逃跑或者是干什么別的壞事;似乎李曉霞這樣一個犯過罪的、可惡的人，如果有任何行動，那么就一定是要干壞事。李曉霞必須得趕緊解釋：自己是來送保證書的，因張管教剛才不在，而在外面等了一會兒。我們注意，她剛才在琴聲中經歷過的情感波折是非常強烈的，也是非常合理合法的。她可以告訴張管教：我聽見好同學、好朋友的琴聲了;她也可以告訴警察：我想出去，我坐監的日期到了;她也可以去表達自己的感情：我懷念過去的生活和感情，我想他了，希望出去之后把這些丟失的東西找回來。可是，我們沒有看到這些人之常情，卻發現管教所不僅沒有給她機會去抒發和宣泄自己的情感，反而是教會她去壓抑感受、扼制悲傷、掩飾內心，將一切活生生的赤血僵化為那幾張名叫保證書的廢紙。對于這么一個不一定會學好的壞人來說，情感是不重要的，內心想法是不重要的，而用以匡范其行為的“保證”是很重要的。就這樣，李曉霞咽下了淚水，跑回了監牢。

　　宋潔珍找領導去要求加刑，當然沒有得到允許;但是她竟然又趁著張管教去找李曉霞，準備讓她接走的時候，悄悄地溜走了。臨走時她自語道：“不，不行，這要接出去還像從前那樣，老李不把她打死，她也得把老李氣死，這要真要鬧個家破人亡后悔就來不及了……”宋潔珍怎么知道女兒一定“還像從前那樣”?而女兒如果難以悔改，那么原因何在?同樣，李曉霞為什么犯錯?犯的什么錯?眼下情況怎樣?這些關鍵問題，這個混賬母親仍然是全然不顧，只知道避免“家破人亡”，仿佛李曉霞就是在外面粉身碎骨、曝尸街頭了，就不算是家破人亡。世界上就算有這樣的母親，也決然沒有這樣的邏輯，世上有的只是把這么個母親描寫出來的劇作家。自然，當宋潔珍出門碰到徐志偉的時候，她也無法解釋自己為什么不能見一見女兒，于是只能說：李長海不讓她看。就好像她在管教所耽擱了這許久，究竟看到沒看到女兒，李長海在家就能推算出來一樣;又好像當媽的看一看女兒，給她送點換洗衣服和牙具，在父親眼里也是十惡不赦的。宋潔珍還是第一場包餃子的那個母親，李長海還是那個舍不得女兒離開，甚至不忍送行的父親;變了的是李曉霞本人。她變壞了，社會說她變壞了;于是，父母便也跟著滄海桑田：就怕女兒出了管教所如何如何;唯恐女兒回了家后還像以前那樣……等等論調，意思就是，一個壞人，有萬分之一的可能還壞，那么就算是親人也應該交給警察。他們甚至不問原因，不問事實，不問任何情況;他們的一無所知，就注定了這個壞人永遠也不可能改造好：對于對犯罪情況、罪犯近況一無所知的人而言，罪犯關成什么樣的時候就算管教好了呢?恐怕，這就得等到李曉霞把牢底坐穿了。

　　母親來到管教所，先是掩飾自己李曉霞之母的身份，后是要求張管教延長李曉霞的坐牢時間，再后來又去找管教所的領導;這一切都無法遂愿的時候，她就自己悄悄溜走。而這些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千萬別讓女兒重獲自由、回歸社會，就在監獄里接受管教。然而，干了這一切之后的宋潔珍，竟然會對徐志偉說：“我看曉霞還能學好。”這就讓場面更加荒誕了。無論作家究竟準備怎么塑造這對奇葩的父母，但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個：父母親對李曉霞的遭際和墮落的具體原因完全不了解，根本無從判斷她能不能所謂“學好”。沒有道理去判斷女兒好不了，也沒有道理判斷她“還能學好”;后來的事實證明，不鏟除流氓集團，李曉霞就始終有深陷羅網、繼續墮落的可能性。只是在這一場，誰也不知道李曉霞的處境。

　　父母的極度冷漠，不合邏輯的行為方式，矛盾重重的動作，這些都在張管教和李曉霞的單獨交流的場面里得到了解釋。實際上，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無論如何解釋，在道理上都是說不過去的;只是在此的目的卻不是塑造合情合理的人物，而是去樹立社會評判標準、社會價值取向的最高權威。宋潔珍把徐志偉帶走了，說是要回家再和李長海商量商量。徐志偉也告訴宋潔珍，自己來這里拉小提琴，就是為了讓李曉霞知道自己在她身旁，這份溫暖比冷酷更容易幫助她“改造”。他們兩個人走后，張管教領著李曉霞回到了接待室。這個滿心以為母親在此等著她，要把她接回家去的李曉霞，看著空無一人的房間，不知會有怎樣的絕望和刺痛。她撲向鐵門，向外面大聲哭喊：“媽!媽……”無論是觀看還是創作這樣的場景，都必須要點鐵石心腸：一個剛剛在小提琴樂音中心碎，在美好的回憶和向往中愈發渴望自由的孩子，剛聽說母親要來接自己回家，卻又這么快發現自己已經被遺棄;這種感覺，正像是用一個“希望”的誘餌，勾引她從絕望的監牢走出來，然后進入痛苦萬分的火海。

　　就是這樣，沒有人，哪怕用自己無限冷酷中的一剎那溫暖，去站在她的角度考慮和感受。沒有人，一個無限正義的張管教，連她哭喊一下自己母親的權利也要堅決剝奪，因為要注意什么莫名其妙的“影響”。跌入谷底，任人慢慢煎熬、蹂躪的李曉霞，而今只能苦苦哀求她，一個代表“道理”、“秩序”、“正義”的管教，求她放自己出去，并保證一定要學好。張管教似乎一點沒有體會到剛剛李曉霞經歷的是何等殘酷的刑罰，她也似乎忘記了，李曉霞已經是刑滿的少年犯，離開管教所是天經地義、理所應當的。她面對被無情拋棄而正在走向絕望的李曉霞，沒有任何一句安慰，反而問李曉霞本人：“你媽走了，你看怎么辦吧?”我們已經看到，李曉霞是何等的弱勢：她不能表達自己的感受，無權抒發自己的情感，只能去做那種沒完沒了、無可奈何的“保證”。同時，無論她怎么保證，也不可能得到信任，因為她已經是“壞人”了。張管教說道：“在這里都能下保證，都會表決心，可一出了這個大門往往就不是你們了。”進而，她還舉了一個例子來論證這個觀點：有個叫“八連長”的小偷已三次入獄，第二次進來的時候鏟掉了自己的手指頭，以此下決心不去偷竊;結果又被抓進來了。這樣的例證和觀念背后，其實是一種極其殘忍、極其不負責任的人性論。似乎有人天性愿意當小偷、當妓女，有人天生就是罪犯;似乎這些罪犯的保證和決心，都是虛偽的騙局，都是為了自己能重獲自由而才用的欺騙警察的手段。沒有人分析為什么這些人一次次深陷罪惡，沒有人將社會關系的罪惡和人的具體的犯罪行為聯系起來;這樣便導致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們人性不好，他們屬于另一個丑陋、骯臟、罪孽深重的世界，因此他們得不到信任和友愛。張管教似乎沒有想過，每一個人都有其具體的人生情境，這些具體的人生情境對人的行動有決定性的影響;她只是根據現象，去表達自己對這些少年犯的不信任。李曉霞在極度的悲慟和那種被人放棄的徹骨寒意中，感慨了一句：“人到了這個地步一輩子就算完了，連自己的親生父母都不想來多看一眼，有誰還能信得過呢?”聽到這話，警惕的張管教沒有安慰她，而是即興發揮了自己的管教：“這能怨恨父母嗎?想想你們這些做兒女的，給父母帶來的是什么呢?是痛苦，是恥辱，使他們工作不得安心，生活不得安寧，甚至覺得作了孽，在眾人面前抬不起頭。”劇作明顯地希望我們認同這種義正言辭，以此來突出拯救的必要。

　　但是，劇本所設定的一切，其情感引導使得我們無法贊同張管教的道理，反而更加同情那個受了傷害之后，還不得不去傾聽、認可這套道理的李曉霞。因為，李曉霞這個人物到底怎么了?我們在質疑這樣一個問題。從劇本之前給我們的信息來看，李曉霞的墮落無非就是幾件事：第一，冒充上大學;這一點，劇中早已把它導向成為一種社會罪惡，是部長和那個邱副主任的土壤中造就了這樣一朵惡之花。第二，抽煙;這個問題算不上罪惡。第三，打架;如果李曉霞為了個人利益打了“好人”，那么這才算罪惡;而我們看到李曉霞打的是一個叫“七寸蹦”的流氓，這個流氓剛剛把“草上飛”打得頭破血流。第四，夜不歸宿;至今我們不知道李曉霞去干了什么。第五，汽車失竊案;這是直接導致她進了少管所的事件;但是，就在這個事件中，我們敢確認車不一定是李曉霞偷的;而老太太不是李曉霞撞的，卻反而是李曉霞救的;李曉霞正因為救老太太才被邵旭記住了相貌，畫成畫像搜捕。

　　由此觀之，李曉霞在之前的劇情中是什么形象呢?我們嘗試總結便會發現，她沒有那么可恨;在她身上，就算是一個明顯的錯誤，也能有許多維護她天性的事實。比如社會壓迫，再比如救老太太的善行。作者明顯在有意維護她的天性，給她以充足的理由，把墮落的原因盡可能推離性格解釋。似乎只有對一個天性善良、重感情的李曉霞，拯救行動才能有的放矢。但是，這樣一來，矛盾、問題就出現了：張管教嘴里口口聲聲地說著什么“痛苦”、“恥辱”和李曉霞給我們的印象完全不同。作者首先對李曉霞干的所有的“壞事”都做出了天性本善的解釋，但同時又希望我們接受，李曉霞因為做了這些“壞事”，所以她遭受的一切懲罰和遺棄又都合情合理。如果我們被劇本的藝術形象所征服，我們就會發現唯一正義的力量就是這個粉碎了“四人幫”、恢復了高考，也同時恢復了“法制”的社會。可惜，我堅信，作品在這一點上很難征服任何人。首先我們感受不到那一雙對女兒遭際和現狀完全不了解，只會掄菜刀、摔酒瓶子的父母，究竟因李曉霞而遭遇了怎樣的痛苦和恥辱;因為，我們感受不到李曉霞究竟有多“壞”、有多“惡劣”。而后，我們就算退一萬步講，承認李曉霞進了監獄，真的給父母造成了張管教說到的那種窘境;那也不是她連牙具和換洗衣服都得不到的理由，也不是父母要求給她加刑，要求她繼續蹲監獄、不許她回家的理由。正如前面我們所分析的，作者在此，急于給一個新的社會語境樹立權威，因而忽略了最基本的人情事理。

　　劇作希望我們建立的邏輯是這樣的：一個天性善良的李曉霞墮落了，因而遭到了懲罰和遺棄;這些懲罰和遺棄都有充分的合理性，因為，盡管她天性善良，但也畢竟墮落了。墮落的行為不是出于她的天性，因此她才有機會、有可能得到拯救，換言之，有可能“學好”。與之相對的是劇本中的另外一些流氓，包括“八連長”在內，他們天性似乎沒那么好，不會救老太太，也不會在老師倒霉的時候說“永遠是你的學生”;因此，他們就是無可救藥的了。這樣一種“人性論”是何等淺陋，應該是不言自明的了。而這種淺薄、機械的觀念卻是時代的產物，是作品主題的產物。一方面，李曉霞的墮落是“四人幫”時代的余毒;另一方面，新時代是一個絕好的、完美的、光明的時代，新時代清理余毒的行為自然也絕對正義了。

　　對于張管教而言，李曉霞似乎也和流氓們一樣，是一群危害社會、危害家庭的少年犯，她堅決將立場站在李曉霞的父母這邊，不斷強調李曉霞的錯誤究竟有多可恨、多嚴重。她說任何父母都希望生病的時候子女在身邊，這回李長海生病了，宋潔珍還不敢把李曉霞接回家，這就更能說明李曉霞的“罪行”的嚴重性了。這個充滿正義感、占據了道德制高點的張管教自己說痛快了之后，便讓李曉霞自己回去反省了。而究竟反省到什么時候，反省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可以了呢?這一點誰也不知道。李曉霞自然也不知道。渺茫的前途和無休無止的苦難在等待著她，她沒有任何出路;我們試想，就算按照張管教的標準，她反省了、學好了，但若是都像剛剛那個場景一般，有人會知道嗎?又有人會相信嗎?說句玩笑話，她在管教所里就算有了模范青年、“三好”學生的精神狀態和思想覺悟，宋潔珍也不會知道，因為她根本沒有見到女兒，根本沒有和女兒有過溝通;同樣，張管教也不會知道，因為，她心里堅信著李曉霞就算在這里會表決心，出去有可能還會犯罪。因此，李曉霞徹底走入了絕境。就像是一個被關進了精神病院的正常人，醫生、護士都認定他是精神病，那他該如何證明自己正常呢?說自己正常?每個瘋子都會這樣說。說自己瘋了?沒有一個正常人會這樣說。

　　這個絕境是沒有任何道理可言的，犯罪了，就算進入異質世界了;這種精神隔離的殘酷，決不亞于美國的種族隔離。因此，唯一能夠使李曉霞得到解脫的方法就是人身的死亡，于是她偷偷藏起了張管教用臉盆蹲掉了的那片玻璃。在張管教的逼問下，決心求死的李曉霞自然不愿承認自己拿了玻璃角;但她被張管教攥住了胳膊，玻璃角從她袖中被取了出來。張管教的第一反應就是：“要行兇嗎?”嚇壞了的李曉霞急忙否認。從這點也可以看出李曉霞所處的精神、情感環境;作為一個墮落女孩、失足青年、壞孩子，她只能接受來自權威的裹挾著極大惡意的推斷方式。進而，張管教才問她：難道是想用這個玻璃角自殺?

　　李曉霞沉默不語;于是，張管教才第一次發覺這個孩子的情感狀態。這時候，方媛老師和徐志偉拿著介紹信來到了收發室。在他們走進接待室之前，張管教和李曉霞發生了一小段對話。李曉霞告訴管教，自己覺得生不如死，覺得若一死了之就不會給自己、給別人再造成痛苦了。這樣的心理狀態，明顯讓張管教難以回應;她只能抓住李曉霞之前犯的錯誤不放，說：“當你胡作非為的時候，能想到這些就好了。”言外之意是，到現在再覺悟到什么都為時已晚。但是，她成功地引導李曉霞想到了自己渾渾噩噩的生活，這種生活方式實際上比任何實際的罪行更可怕，李曉霞自己說，那就是醉生夢死的痛苦狀態。聽到這樣的覺悟，張管教再也無話可說了，只能告訴李曉霞：這種想法是對的，有了這種想法，就應該決心重新做人。李曉霞反過來問她，她覺得自己還能不能重新做人。張管教卻要求她問一問自己這個問題。實際上，就算她能重新做人又如何呢?她走不出這個管教所，上哪兒去重新做人呢?這正如李曉霞最后說到的：“而構成生活的卻不單單是我自己。社會、家庭、父母、親友、老師、同學、同志、工作、學習……可我現在什么都沒有了。”的確，她改造情況究竟怎樣，她的母親連深入了解都沒有做到，就轉身放棄她了。她已經什么都沒有了。

　　張管教要如何回答這樣的問題呢?劇本沒有把這么大的尷尬擺在這個管教人員面前，而讓方媛及時出現，救了這個場。按照之前的情況，張管教是無法回答李曉霞的，對于一個已遭到遺棄的孩子而言，她怎么才能重新做人呢?這時候，方媛來回答了這個問題，她是來接李曉霞回家的。一聽說方老師是來接自己的，這個信息仿佛帶著一切的希望和暢想出現了，讓李曉霞不由自主地撲向方媛的懷抱。然而，她也被社會徹底地規訓了：她自認為已經沒臉見人，已經墮落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方媛告訴她，出去就要接著上學;而李曉霞卻一邊哭泣一邊說道：“我以為你不會再理我了，我不會再是你的學生了。”而方媛則堅定地回答了這個剛剛受盡傷害，歷經情感劫難的孩子：“不對，在任何情況下，你們都永遠是老師的學生。”這個臺詞呼應著上一場照片后面寫著的那句話，算是劇本中的一大亮點。當老師成了反革命，稱不上是老師了的時候，學生告訴老師，自己永遠是她的學生;當學生成了罪犯，稱不上是學生了的時候，老師把這句奔騰著情感激流的話還給了學生：你永遠是我的學生。相互之間超越時空的兩次表達，仿佛形成了一次對話，老師和學生都在對方跌落谷底的時候，選擇了堅持，而沒有選擇放棄。李曉霞曾經給過方媛巨大的安慰，而今方媛也要給她切實的拯救。

　　張管教讓李曉霞出去等，自己開始和方媛這樣一個“闖入者”交談起來。得知李曉霞要自殺的事情，方媛感到驚訝，進而明白，這是因為她被家里人拋棄了。張管教對方媛老師說，自己理解家長們的顧慮;因為，所有犯了法被關進來的孩子，都有“沿著惡習下滑的慣性”，所以非常需要出去之后，還有強有力的措施去管束;如果沒有，就很有可能繼續違法。同時，這個警察表示，看著送出去的孩子們再回來，雖說可恨可氣，但更大的感受卻是痛心。這種帶有人情味的表述，讓我們看到張管教的正面力量;但是，在這套道理中需要辨析的卻是，什么是“惡習”?什么樣的方法才叫“管教”?這樣的問題直接關乎孩子走出去之后的命運，如果說“惡習”是窮困潦倒，那么一個孩子永遠戒不了偷盜;而如果說“管教”的手法只有打罵、繼續限制自由，那么，李長海的確可以因為自己生病而強調他“失去了管教能力”。但現實不是這樣。管教的手段，有可能愛的感染勝過硬性的控制;而“惡習”的性質則決定孩子應該怎樣面對，怎樣尋求幫助;后來的事實證明，李曉霞受“地包天”摧殘、控制，這絕對不是她自己可以解決的問題，她被逼迫去當流氓，也不是因為個人的什么“惡習”了。這些問題經過仔細剖析之后，我們就會發現，無論張管教怎么“理解”，都無法給李曉霞的父母找回充足的理由;但是，這些剖析卻突出了方媛老師心中那份至情的堅韌。

　　前一場戲發生在一個月前，方媛強調，如果說李曉霞這一個多月以來在少管所里接受了法制教育，那么對以后上學也是有好處的。為了回歸學校，方媛來了解李曉霞目前的情況，因此，張管教就帶她下去看孩子的卷宗了。這些工作卻都是宋潔珍不曾做過的。

　　此時，場上便只剩下了徐志偉，他手拿著自己愛戀的姑娘剛剛準備用來自殺的玻璃角，走到門口，喃喃地念出了李曉霞的名字。而在門外等著的李曉霞一聽到有人叫自己，就連忙下意識地答“到”，并站好。徐志偉讓她進來，她一開始還不敢，聽說管教帶方老師走了，才進到接待室中。也許，在這樣機械、僵化的習慣性動作中，她對徐志偉的依戀和信任，仍是吸引著她的一股力量。但是，她進屋之后又只敢規規矩矩地站在自己該站的位置。徐志偉給她指了凳子，叫她坐下;她又是下意識地回到：“是。”同時，服從命令般地端坐了下來。直到徐志偉提醒她，她才意識到自己的這些習慣性動作;于是，她凄楚地一笑，便問徐志偉來干什么。我們悲哀地看到，在后面的對話中，愛情不再釋當初的光芒了。

　　被人當作壞人去防范，被人當作墮落青年去管教的日子改造了李曉霞，而被家人拋棄的經歷又造成了她心中一時抹不去的陰影。她仍然停留在尋死的狀態中。她不相信徐志偉給她的信任，甚至不相信自己改造的可能，不相信自己還能回到過去。正像人們長久以來都把她視為另一個世界的異類一樣;今天，她也把帶著愛情出現在她面前的徐志偉，也視為不屬于自己這個世界的異類了。只不過在價值觀上，她愿意承認男朋友的世界美好、光榮，而自己的世界丑陋、羞恥。當方媛回來，將自己家的鑰匙交給李曉霞的時候，她甚至不敢伸手去接。正如剛剛她聽到小提琴的樂音的時候一樣，現在她也在突如其來的信任中如入夢幻了。方媛給她換了上衣，徐志偉幫她拿著東西，張管教也遞過來一把木梳讓她梳梳頭。就在李曉霞的命運又一次出現轉折的時刻，溫暖就這樣硬生生、簡潔明了地逼退了所有冷漠。

　　第五場就發生在幾天后李曉霞的家中。上一場最后，方媛老師把李曉霞接出少管所，也把自己家的鑰匙交給了這個學生，同時還說要去做李長海的思想工作。看來，這個思想工作算是成功了，李曉霞的家庭重新接納了她。劇本沒有去展示這個重新接納的過程，而是直接表現了李曉霞對這種接納的積極態度。本場戲開始，我們就看見李曉霞在努力學習著。

　　她手捧著英語課本，努力背誦著其中的句型：“We study hard for realizing the four modernization.”這句英文的意思就是：我們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努力學習。表現李曉霞的努力學習，可以去描繪其他的學科，單單選擇英語，便可看出劇作中時代的投影。學習英語最能夠表現開放，也最能反映“開放”的方向。殖民帝國自西班牙、葡萄牙衰落之后，英國和美國這兩個英語國家前后相繼，伴隨著世界帝國主義體系的建立，以及美國以經濟全球化為名義的資本輸出、金融掠奪和戰略操控，英語以一種“世界語”的身份稱霸全球。學英語正是標志著某種“開眼看世界”的姿態的出現，而其觀照的世界絕非第三世界的各個受壓迫民族，而正是這個代表著“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水平”和“先進文化”的帝國主義世界。開放，言外之意就是以前“閉關鎖國”了，以前，支援亞、非、拉人民脫離殖民體系的解放事業，以及那圍繞解放所推行的一系列經濟支援和政治支援，顯然沒有被人認為是“開放”。恐怕因為那種開放不光不賺錢，而且還會賠錢。如此，為了重新融入那個“正確的”世界，為了像有錢的世界“開放”，我們必須學會英語。來看望李曉霞的徐志偉，也要用英語和她問好。在二人簡短的打情罵俏中，我們看到徐志偉假裝忘記了“Glad to meet you”這句英文的回話，進而從自己的背兜里取出了一本《英漢詞典》，送給李曉霞。準備走正軌的姑娘如獲至寶，她在談起書的價格的時候，一種時代風氣便顯現了出來：買一本《英漢詞典》不僅是需要花六塊錢的事，而且要排隊整整一晚再加一個上午。一開放，人們看世界自然如饑似渴。因為怕耽誤李曉霞學習，徐志偉沒有叫她跟自己一起去排隊。學習成為了準備參加高考的孩子的全部，正像今天一樣。而這樣的現象在當時，已經被視為最健康、最正確的了。

　　徐志偉和李曉霞的愛情，如今就表現在幫助學習這件事情上。這樣的愛情，相比之前的輕輕一吻，已經是充滿社會意義的了。男孩不僅給女孩送來了《英漢詞典》，還給她帶來了一個半導體錄音機，為此，他自己連音樂欣賞都暫時擱置了。同時，徐志偉還托人去錄制了英語講座磁帶。這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一個社會局面的起始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獨立自主、有獨立主權的國家里，在這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無論上學還是找工作，都離不開對外來的、美國人的英語的掌握。進大學要通過英語考試，讀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英語比專業占用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再加上后來的職稱考試和出國留學，似乎不懂英語就無法治學，也無法參加任何工作。由此發展下去，興許在中國研究元代北雜劇，也要找一套翻譯成英文的劇本來讀，才好顯得更加專業了。而在我們看到的劇作所表現的時代風貌中，自然還沒有這么荒唐，人們努力去學習英語，除了和前述“世界”接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的之外，最直接的，可能還是把這么個新鮮玩意當成自己考大學的一個進身之階、一個砸開了門就可以丟掉的磚頭。

　　在這個充斥著英語和圍繞英語展開的愛情的場面中，我們看到了“健康”、“正確”，但未必感覺多么舒適。殘酷的競爭開始肆虐，社會的保障開始萎靡，個人的前途開始趨向單一;這個社會圖景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了。還好在七十年代末，人們還沒有完全忘記陶冶情操：徐志偉還送了李曉霞一盤音樂磁帶，并且告訴她音樂對于學習的意義，在音樂中，有青年人的學習、勞動、戰斗和愛情。說到愛情，二人就又開始打情罵俏了，而其中突然出現的一個小插曲是非常耐人尋味的。李曉霞充滿愛意地刮了徐志偉的鼻子一下，徐志偉欲“報復”，于是二人在房間里開始追著打鬧;最后，李曉霞無意中說了一句“稀罕稀罕”你，導致歡樂的場面一下子陷入痛苦的陰郁。這句話是一句“流氓語言”，和之前的英語形成鮮明對照，這再一次表現了兩個世界的水火不容。它不僅劃分出兩類不同的人，有正有邪，而且還賦予兩類人以不同的語言體系，有高尚有卑劣。這是一個難以逾越的壁壘，慢慢地，人與人之間的壁壘就不僅僅建筑在守法者和非法者之間，也會建立在不同階級之間;這壁壘森嚴殘酷。蕭伯納曾經作劇《匹克梅梁》，讓一個賣花女學習上流社會的貴族口音，結果把蒙蔽了真的上流社會人士。這就是對語言上高低貴賤之分的諷刺，也是對社會壁壘的辛辣抨擊。當然，在我們的《救救她》之中，完全沒有這樣的思想。既然語言上的壁壘源于社會上的正人君子和犯罪分子的壁壘，那么，這個壁壘是絕對安全的。看著突然陰郁起來的徐志偉，李曉霞也“痛心疾首”了，她苦惱地承認自己說出流氓語言是個錯誤，并懇請徐志偉原諒。

　　愛情的力量是可以消弭一切間隙的，徐志偉原諒了李曉霞，也慢慢地重新高興起來。但其母徐靜和宋潔珍突然回家，下一個場面中二人的對話，讓我們看到那個會說“流氓語言”的李曉霞，仍然和不會說“流氓語言”的徐志偉之間，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鴻溝。李曉霞遭遇的道德流放，讓我們看到了巨大的不公平，但同樣，社會在她的傷口上樹立了權威。

　　徐靜一上來便提醒自己的兒子要去單位排練，徐志偉跑出去的時候落了自己的小提琴。丟三落四是這個男孩的一大特性，上次是圍巾，這次又是小提琴。徐靜發現了小提琴之后，李曉霞就說要去追上他;誰承想徐靜對孩子冷冷地說了一句：“不用了。”排練絕對不能沒有小提琴，這句話非常不合邏輯;實際上，徐靜是帶著對李曉霞如避鬼魅的偏見出現的。兩個母親一上場，正好看見孩子們準備十分健康地牽一牽手;雖然這個行為很健康，但兩個孩子一看到母親離開了，還是急忙分開了。然而，這份感情仍然出現在徐靜眼前;待宋潔珍允許李曉霞拿著小提琴跑去追徐志偉的時候，徐靜就開始和宋潔珍商量孩子的事了。

　　在徐靜看來，李曉霞這樣一個進過少管所的孩子，這樣一個失足青年，不應該再和兒子交往下去了。她輾轉地表達了自己的這一層混賬意思，而后就要求宋潔珍今后不能再去歡迎徐志偉，以此來讓兩個孩子分開。她回憶，徐志偉的父親已經被定為了反革命，也判了無期徒刑，為了讓兒子脫離反革命家屬的關系，她才選擇和丈夫離婚。因此，徐靜說自己是一個不幸的女人，一生只求徐志偉安定平穩;言外之意，就是讓李曉霞這樣的壞孩子，離她家的兒子遠一點。這樣的說法得到了宋潔珍的諒解，也被視為“母愛”。如果我們能跳脫出這種圍繞“母愛”的不可理喻的思維，便能看清究竟發生了什么。徐志偉的父親被打成反革命，為了和丈夫、和父親劃清界限，徐靜和他離婚，“許志偉”改姓了母親的姓氏成為徐志偉。這個往事被寫成了一種政治壓迫的結果，似乎這一切都要怪那個把人打成反革命的時代了。首先，反革命罪名是否成立，這是不是一個冤假錯案，需要不需要平反呢?今天，只要提起“反革命”這個罪名，人們第一反應就是：某某人倒霉，被安上了這個罪名，受到了錯誤的沖擊;仿佛一個國民黨搞破壞的特務要是在當年被打成了反革命，今天也應該平反了。其次，就算徐志偉的父親受到了政治壓迫，陷入了冤假錯案，那么，徐靜的態度就有那么正義嗎?聽她的意思，如果不是為了孩子的“前途”，自己就不會跟丈夫離婚;如果我們站在徐志偉父親的立場上去看的話，這偉大的母愛背后，又包含有多少自私自利的背叛呢?這個問題，不是我們主要研究的東西;只是今天看來，每個人都以受害者的姿態去看待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運動，實在是一個寡廉鮮恥的事情：對政治運動或“四人幫”的咒罵，代替了其自身的道德反省，更代替了客觀公正的歷史分析;這無疑是一個不堪入目的群像。

　　我們需要關注的，自然還是李曉霞和徐志偉的問題。無論對李曉霞的偏見和提防有多么不合情理，但這種排斥畢竟可以發揮自己的負面影響。在管教所中幾乎要自殺的絕望的孩子，好不容易被老師接了出來重獲自由，又好不容易才得到了家庭的重新接納，這一次，又沒有任何人能夠超越自己自私自利的“母愛”，超越社會的精神判決，去給這個孩子內心的敏感和脆弱以一絲一毫的照顧。愛情本是李曉霞“學好”的路上，重要的推動力量;而今，愛情就要被活生生地逼出她的生活了;出于一己之私，徐靜要把李曉霞重新推入無法得到信任、原諒和愛護的悲慘世界。出于詭異的“母愛”，宋潔珍又一次準備充當“幫兇”了。

　　但這一次，這個當母親的明顯知道徐靜的要求對自己的女兒意味著何等不公平的傷害。李曉霞回來之后，徐靜要拉她一起去醫院上夜班;但宋潔珍看不知情的女兒一眼，便決定讓徐靜先走，自己先來和女兒交流。她剛剛在跟徐靜說，兩個母親要相互諒解，母愛有無私的一面，也有另一面。這樣的說法意義有些含混，但我們仔細體會就會發現，宋潔珍的意思是母愛有無私的大義，也有制造傷害的不義;徐靜的要求，是逼著宋潔珍對女兒去進行不義的傷害，那么，如果宋潔珍在行動上諒解徐靜的偏見和顧慮，那徐靜也應該諒解宋潔珍在心里對自己保留的一點點“不諒解”。這就是母愛的兩面性和母親之間相互諒解的含義。

　　可憐的李曉霞看著徐姨對自己的莫名的“客氣”，也看到了她走之后母親面對自己時的陰郁。她問媽媽怎么了，為什么突然不高興了，甚至還摟住宋潔珍的脖子，以此表示女兒的安慰和親昵。殊不知，這樣的乖巧只會加重宋潔珍的痛苦，她無可奈何地拉住了女兒的手，然后說：“曉霞，往后就別跟志偉來往了。”母親的這個莫名其妙的要求，李曉霞是再也意想不到的，她急切地問媽媽：“這是為什么呀?”宋潔珍在一開始，當然不能告訴女兒實情，只好掩飾地說是怕耽誤學習;而李曉霞拿出了徐志偉的詞典和電唱機，以求打消母親的這個“顧慮”。然而，沒想到宋潔珍態度更加強硬，表示不許徐志偉再到家里來，來了就趕出去;如此一來，李曉霞心里更加著急，也更加迷惑了;她進一步要求母親做出解釋，而宋潔珍在一時間又想起了一個借口，說是不希望女兒把一個反革命的兒子當作男朋友。這個理由更加說不通，因為長久以來，宋潔珍也不是不知道徐家的事情，卻一直是喜歡徐志偉的。越來越著急的李曉霞在不依不饒地追問著母親，宋潔珍也再也找不到任何合理的借口來要求孩子們分手了。這個當母親的聽女兒指出自己本心喜歡徐志偉之后便說道：“可現在……”她自然而然地欲言又止了，因為她清楚自己要說的話會給女兒帶來晴天霹靂。無奈李曉霞還在追問，家里人要阻撓她的健康的愛情，她當然要追問：“現在他怎么了?”到這一步，她還沒想到問題出在自己身上;開場時那個念英語、努力學習的女孩，似乎已經歷盡艱難，終于走出了過去的陰影;對她來說，母親剛剛找的理由是徐志偉的家庭出身，因此，她自然要問“他”現在怎么了，“他”發生了什么變化，導致母親不再喜歡他了。誰知，被逼到死角的宋潔珍最終說出了問題的真相，一個讓李曉霞如雷轟頂的真相：“現在你不是從前的曉霞了。”

　　在劇作中許許多多個催人心肝的場面中，再也沒有比李曉霞聽到母親這個話之后的表現更令人心痛的了。她在突如其來、沒有征兆的打擊下震驚了，她用看一個陌生人一樣的眼神凄楚地望著母親，然后問道：“媽，你不相信我一定能學好嗎?”還沒有等宋潔珍做出一個解釋，李曉霞便用一種淡然的口氣去問她：是不是徐姨來說了什么。盡管宋潔珍的第一反應就是盡快掩飾，但李曉霞已經了然一切，不需要再談下去了。她心里清楚，正是自己過去的錯誤的余毒發作，正是精神上的宣判在她離開負責懲罰的管教所之后，便開始發揮作用了。她的決心和努力，總是無法改變自己在人心中的畫像，而這個畫像的作者正是劇本中無懸念、無爭議的絕對正義，也就是粉碎“四人幫”之后的全部社會秩序。這個社會秩序表現為法制，同時又深深浸透人們的靈魂;它告訴我們誰好誰壞，該去喜歡誰、討厭誰。沒有人懷疑它的選擇，好學生和小流氓的區分不是合情合理、天經地義的嗎?然而，一切的社會評判都要把人世萬象的具體情境拋開，機械、粗魯地對人進行劃分，而后產生判決;正如古代的墨刑。小的異端會被刺在臉上，大的異端會鄙棄社會秩序對人做出的判斷;小的異端會被社會壓迫直至滅亡，大的異端會造就藝術和革命。如果我們認為《救救她》不僅不能問鼎偉大，而且無法被稱為優秀的作品;其主要原因不在于一些情感邏輯的扭曲，或是一些思想探索的淺陋;在這些表面現象背后，一直貫穿著一種毀滅性的推動力，那就是藝術對社會秩序的徹底臣服。一個光明的時代，一個重建法制的時代，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這個判斷讓應該反思、應該警醒的問題，都淪為一種站在所謂“新時期”的立場上的庸俗的訓誡。從李曉霞的經歷來看，劇作的矛盾一直難以解決：一個本質上“好到極致”的姑娘，憑什么理所應當地接受社會的批判與懲戒?憑什么這些幾乎泯滅人倫的粗魯的精神放逐，一直要被視為“可以理解”或者“可以諒解”的行徑?劇作嚴格劃分敵我，嚴格劃分黑白。“四人幫”是敵，新時期是我;當流氓是黑，考大學是白。凡此種種，問題的本質，都不在這種劃分的行為本身有沒有政治正確性，而在于該不該根據這種籠統、抽象的劃分去設定具體的人物形象，該不該根據這種最簡單、最表層的社會政治問題去操縱人物的情感、左右人物的命運。正是因為這種根本性的謬誤，才導致這樣一個建立起細膩意象的藝術作品淪為慷一時之慨的宣言;正是因為這種根本性的膚淺，才導致劇本用所有具體形象來努力地表現出來的思想感情往往淪為教條。

　　李曉霞此時此刻的遭遇正是一種教條，它提醒所有人千萬不要犯罪，否則，就算你下定決心、付諸行動、堅定不移，你的回歸主流社會的道路也會充滿艱難險阻。剛才我們再現了劇本許許多多這樣的場面，其中人物的動作稱得上是形象化、具體化的動作，通過這些動作，劇作本應該有能力去探索人物內在世界的更加豐富、更加玄渺的情感層次，以此來討論更加深刻的思想意蘊。可惜，這樣的教化成為了每一個場面中動作意義的終點。受到母親的打擊之后，李曉霞一時沉默無語，待到宋潔珍告訴她：媽媽心里也一樣感覺到侮辱的苦痛;這時，她的眼淚才奪眶而出，所有的委屈表現為媽媽懷里的一場痛哭。這時候，我們希望看到劇本停下來，讓人物盡情地表達自己的感受：或者回憶過去的錯誤和改正的努力，或者產生新的自我省悟，哪怕是去鳴幾聲不平，放眼看看自己險惡的未來。可惜，這些都沒有出現。劇作讓宋潔珍對這次嚴重的傷害做出了“總結式發言”：“曉霞呀，這能怨誰呢?就把他忘掉吧，靜下心來發奮地學習吧。”的確，這應該怨誰呢?傷害李曉霞的人就因為李曉霞也確實進過少管所而獲得了“諒解”，李曉霞本人雖然犯過錯誤，但她也的確在做出努力去回歸正軌;如此一來，能“怨”誰呢?于是，人物內心似乎也就真的沒有任何“怨”了;她需要做的，不是表達自己磐石蒲葦的愛戀，不是努力挽救自己的戀情，不是質疑人們對自己的隱性判決，而是繼續用盡全力地回歸正軌，希望得到正軌的重新認可，那就是“發奮地學習”。

　　在李曉霞的“點頭”的動作中，我們知道，又一個可以去深化一番的場面衰亡了。也許劇作家也知道我們會為此心疼，于是安排了宋潔珍去上班、李曉霞獨自一人的短短的過場。她把詞典放在自己的心上，回味著媽媽讓她忘記徐志偉的話。愛情能那樣輕易忘掉嗎?曉霞喃喃自語道：“人什么都能忘掉就好了，那我的過去不也能被忘掉嗎?”盡管我們不滿足于這樣乏力的自省，但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劇本中一個曼妙的人物動作。它表現了李曉霞內心的一點點不平之氣，表現了她對自身處境的洞見，那就是：她的靈魂已被判處死刑，美好的未來已經成為奢望，只有千古遺恨常伴終身。可惜的是，這里的不平也只有那么“一點點”，因為，像李曉霞這樣一個本質上的“好學生”，怎么可能不接受社會的規訓與懲罰呢?因此，社會的正義吞并了早應該泛濫的悲憤和委屈，也吞并了愛情遭遇強大阻隔時人有可能產生的癲狂;取而代之的，又是社會秩序的勝利。我們繼續往后看，就發現之前第二場戲結束時的那種“突發事件”又一次出現了;它改變了人物的命運。此時的突發事件，正是要為李曉霞剛剛經歷了打擊的內心世界做出精確的注解。也許這個注解可以是她自省之時產生的悲哀，也許這個注解可以是對“靈魂被判死刑”這件事的重新反思。依照前者，應該看到徐志偉的重新出現，并且和一個已經開始懷疑自己、開始畏懼愛情的李曉霞產生碰撞，以此表現打擊造成的悲劇性苦難;依照后者，卻應該看到李曉霞努力回歸正軌時的切實的成績，或者是她那份“善良本性”的再一次淋漓展現，以此表現打擊她、鄙棄她的行為是何等不公平。

　　可惜，二者都沒有出現。這一場最后的突發事件，為之前李曉霞的心境做出了全然不同的注解。這個注解沒有完成情感世界的深刻開掘，也沒有完成對之前被“諒解”了的“母愛”的剖析和反思;這個注解，反而是去印證了徐靜那種排除異己、保護兒子前途的“母愛”的合理性。這里的突發事件是：“草上飛”前來騷擾李曉霞。我們先不去展開再現這個場面，但看這個事件造成的印象是什么。一個流氓囂張地回來找李曉霞糾纏，這說明李曉霞并沒有擺脫自己的過去，并沒有徹底擺脫她自己希望忘記的過去;最起碼，一定的社會關系還可以隨時進入她的生活，并且勾引她重新走上當流氓、違法犯罪的道路。由此觀之，徐靜對她和徐志偉的戀愛關系的擔憂，一下子充滿了合理性，一種明顯的殘忍的精神判決，也一下子就變成了的確可以得到“諒解”的正確判斷了;因為，李曉霞和流氓還是藕斷絲連的。

　　得到了印證，獲得了正確性的，當然不僅是徐靜的偏見，更重要的還是那個把人們放在一個標準下肆意評判的社會。在此，我們要看一看“草上飛”究竟是怎樣出現的。這個流氓突然潛入了李曉霞的家，從身后抱住了她。練過武術的李曉霞自然很輕松地掙脫開來，回頭去看的時候，才發現是這個“舊相識”。“草上飛”罵罵咧咧地坐到了地上，一看到李曉霞的嚴肅的態度，他習慣性地上前去挑逗，反而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距離。他嘴里說著流氓語言，諸如“借個斗試試”這樣的話已經超越了我們的理解范圍;他一邊說著，一邊想要伸手去碰李曉霞的下頦，卻被她嚴肅地搪開了。李曉霞對他保持著極大的警惕，而且還有發自內心的厭惡，她罵“草上飛”是流氓，但這個闖入者卻沒有明確地意識到“兩個世界的距離”。他告訴李曉霞，自己來看她，是因為她被警察逮捕、進少管所的時候，沒有把其他流氓供出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劇本最后設計的一個大矛盾：李曉霞這么“夠意思”，更能說明她沒能完全從流氓團伙中脫身。但是，她的態度卻又是決絕的：她讓“草上飛”離自己遠一點。然而，從她的用語來看，那些熟悉的流氓語言是自然而然說出來的。“草上飛”看李曉霞如此不友好的態度，于是就搬出了流氓集團的頭目“地包天”，說是這個“地包天”讓他來請李曉霞去“摔盤子搬山”、“洗塵壓驚”。當李曉霞又決絕地告訴他自己沒時間，并讓他去轉告給“地包天”的時候，“草上飛”發現她是要“洗手摘鉤”了。這些黑話在今天理解起來有些困難，但通過語境可以明確大概。“草上飛”強調李曉霞不可能脫離流氓團伙，也就是說她的手“洗”不干凈。李曉霞反駁說，自己的手“沒往別人兜里伸過，沒上過托，沒櫓過桿，沒壓過疙瘩”，完全可以洗干凈。她這段黑話含義晦澀，第一點似乎是在說自己沒偷過東西，后面幾點卻不好理解。但我們可以明確一點，那就是，李曉霞實質上沒有犯過太嚴重的罪。但是，“草上飛”卻點破了她的根本束縛：“可你那是跟‘地包天’拉過的手。”這樣一重隱含的關系突然被揭露了出來，李曉霞似乎和“地包天”有過不正當的親密關系。進而，“草上飛”又指出：李曉霞不僅知道地包天的手，也還知道別人的手。意思就是，她掌握這個流氓團伙的整個犯罪情況。李曉霞為了遠離這些人，于是讓他們放心，意思是自己不會去告發他們;但兇狠的“草上飛”卻說，要想“放心”，只有放了她的血、滅了她的氣。李曉霞自恃有武藝，當然不懼怕他的威脅，但“草上飛”揚言：“會武術也怕背后捅刀子。”于是，李曉霞便警告他：如果把她逼急了，整個流氓集團都會完蛋。沒想到，這么個兇狠的流氓竟然拿徐志偉來威脅她，說是如果李曉霞不肯就范，就要去徐志偉的單位貼小字報。其意思無非就是用李曉霞犯錯誤的經歷，以及她和徐志偉的關系，去單位毀了他的前途。這樣，李曉霞才真的“神情失措”了：她剛剛遭遇了徐靜和母親的“排斥”，而今，有人要把她對徐志偉可能發生的“連累”付諸行動，這怎能不讓她恐慌呢?“草上飛”終于抓住了李曉霞的這個“軟肋”，于是就要求她去那個“老地方”，也就是回到“地包天”一伙當中。

　　這時的李曉霞又不肯輕易地回到罪惡的黑暗中，又害怕徐志偉真的受到傷害。于是，她沒有跟著“草上飛”走，但也不知所措地沉默了。急切的流氓掏出一把刀子插到桌子上，來催促李曉霞趕緊跟他走。這一個囂張的動作激怒了姑娘：她動手抓住了“草上飛”的手腕，一番搏斗之后便將之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腳;而后，她把刀子摜在地上，讓這個流氓趕緊滾開。“草上飛”被她逼著蹭到了門口，誰知他又掏出一把火藥槍對準了李曉霞，威脅要把李曉霞的“盤靚葉子活”打成瞎子，打成麻子。面對這種嚴重的威脅，李曉霞也束手無策了;而就在她不得不跟著“草上飛”離開的時候，方媛老師來到李曉霞家里。老師一看到這一幕，急忙喊人來抓壞蛋。誰知“草上飛”扯斷了電燈開關，想在黑暗中奪門逃走;方媛卻抓住了他的后衣襟。情急之下，“草上飛”竟然回手朝著方媛老師的臉上打了一槍。

　　這么一個“熱鬧非凡”的鬧劇，就是一個新的突發性事件。它把人物的命運推向了新的波瀾，也暴露了李曉霞的“過去”還有許多沒有妥善解決的遺留問題。我們相信李曉霞的心，也看到了她的行動;但所有遺留問題，都必然導致“拯救”這個行動的曲折。從她和流氓的談話中我們發現，她的經歷還保留著許多秘密。她沒有背信棄義，沒有主動供出流氓集團，這個選擇將成為她追求自身前途的阻礙。除此之外，還是要回到我們之前的分析;這個事件的性質，總結起來就是暴露李曉霞過去的陰影。而這樣的性質，卻導致前兩個場面中李曉霞受到的不公正的精神判決有了合理性;而精神判決的合理性就是社會秩序的合理性。

　　如果說，遺留問題構成了李曉霞脫身流氓集團時的障礙，那么，它也構成了李曉霞面對社會秩序時的保留。這個保留膚淺地停留在事實層面：李曉霞還沒有將流氓們出賣給秩序。對于一個正在逐步樹立自身的強大權威的社會秩序而言，個體從心里接受自己，也從行動上支持自己，本已經獲得了某種滿足;但是，就是這一點點保留，它也絕對無法容忍。它必須讓李曉霞為自己的保留付出代價，必須讓她因為這種保留而在此陷入困境。這就是劇本最后三場表現的內容：李曉霞在困境中放棄了這種保留，并因此真正為社會秩序所接納。人物的內在世界的問題，基本在前五場已經寫盡，后面就是遺留問題的揭露和解決了。

　　第六場戲發生在方媛遭到槍擊之后幾天之后的醫院中。李曉霞和徐志偉路過醫院的小型花園時，她突然眼前發黑、身體打晃、腳步蹣跚。這種身體狀況的出現，正是對以往的一個遺留問題的揭露。當然，劇本對李曉霞重新沉淪之危險的表現，不僅僅是對這個重大事件的揭露，它還設計了一些細節動作，讓這些動作和第五場念英語時的光明形成對照。努力學習英語的李曉霞，和一個渴望重新抽煙的李曉霞形成了對照。她拒絕了徐志偉給她掛號檢查的提議，二人坐到石凳上休息了半晌;徐志偉希望讓她坐下來好好休息一下，于是自己拿火柴點了一支香煙。李曉霞告訴他，自己也想吸煙，而且這幾天特別饞煙。徐志偉有些憐憫地把香煙交給她的時候，又提醒她抽完之后去漱口，以免方媛老師聞出煙味。一聽到方媛老師，李曉霞卻忍住煙癮，把劃著的火柴吹滅了，而后又將香煙放了回去。這種對方媛老師的高度重視，正是因為李曉霞深知，老師被“草上飛”打傷的事件，和自己直接相關。

　　李曉霞突然對徐志偉提起，讓他自己去看望方媛，而她則在此等著。而當徐志偉告訴她一定得去的時候，李曉霞便說，自己不愿意來到兩個母親工作的醫院，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害怕徐靜看到他們在一起。徐志偉急忙說道：“希望你不要怨恨我媽。”并且要求李曉霞理解自己的“痛苦的媽媽”。而李曉霞自然沒有去怨恨徐靜，只道是怕讓徐靜傷心。她說，自己不歡迎徐志偉的幫助，但徐志偉認為，那是自己應該做的。他回憶起李曉霞在自己被打成了反革命家屬，遭到疏遠和歧視的時候，卻得到了李曉霞的安慰、幫助、親近;又回憶起自己給報社寫的那封信，當時是李曉霞站出來獨自承擔了罪名，而后才導致她被學校開除，而他卻得到了保全。在此，兩個時代的秩序發生了碰撞：我們看到徐志偉受到疏遠和歧視的時候，李曉霞沒有放棄他;因而，今天李曉霞也受到疏遠和歧視，徐志偉也要堅決給她幫助。但是，兩種來源于社會評判的“疏遠和歧視”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前一種已經被徹底地妖魔化了;人們認為，在當時受到政治沖擊，被打成反革命，其背后的社會評價系統是絕對錯誤的，是需要“平反”、“翻案”的;進而，成為那個時代的異端被視為英雄行為，李曉霞去親近一個反革命家屬是絕對正義的，人們疏遠和歧視徐志偉是絕對不義的。而后一種則不然，它已經被絕對權威化了;包括徐靜在內的一切人，施加在李曉霞身上的“疏遠和歧視”被視為需要理解、需要諒解的;進而，李曉霞的錯誤被蓋棺定論，徐志偉出于對她“善良本性”的判斷而給予她的一切幫助，也都變成了帶有很大施舍性的挽救行動。我們注意，李曉霞當年若是親近徐志偉，決不帶有挽救一個“反革命家屬”的態度，而是帶有反對社會評判的態度;而今天徐志偉去親近李曉霞，其態度首先在于承認社會對李曉霞的錯誤做出的評判，而后就是出于愛情或是出于感恩的挽救和幫助。同樣，這一切看似是理所應當的：徐志偉是受到爸爸的連累，而他爸爸的罪行又是一個特定時代的歷史謬誤;而李曉霞是自己當了流氓。但是，這樣的設定本身不是理所應當的。我們需要看到藝術在處理歷史材料時的絕對自由，也需要看到每一個作品中，作家為什么選擇“這樣”而不是“那樣”去處理材料。其實，作品不能把徐志偉父親的罪行具體化，不能把徐志偉處理成曾經誤入歧途的孩子，就是因為作者要去批判“文革”、批判政治運動;同時，樹立“新時期”光輝、完美的絕對正確的形象。提起政治運動中的沖擊，作家沒有選擇去寫人民政權合理合法地維護自身的情況，卻要去單提出一種錯誤的“父債子償”的政治運動謬誤的情況。這就無法掩飾其中的政治性了：抹黑一個時代，頌揚另一個時代。假如徐志偉的父親是一個投毒害人的社會反革命呢?假如徐志偉也曾經當過流氓而被李曉霞和全社會挽救了呢?如果這樣去寫，作品的政治功利目的也許就會削減不少。我們并不知道什么是“反革命”，卻天然地同情歷史上的“反革命”們，這恐怕就是新時期政治規訓的結果了。一段歷史被出于某種目的“全面否定”，然后就不再爭論了。這確實是一次極為成功的規訓，長此以往，一種偏見變成了一種無需論辯的公理。

　　聽著徐志偉的回憶，李曉霞也強調，那些自己給予徐志偉的幫助，也都是應該做的，而現在，她堅持拒絕徐志偉的幫助。而且她說這是因為要避免徐志偉失望，甚至遭毒手，做出無謂的犧牲。聽到她這樣說，徐志偉就立馬緊張起來。李曉霞告訴他，不光是他會因為幫助自己而遇到危險，而且所有的幫助對她而言也沒什么意義了。她說，也許就在徐志偉幫助她回歸正軌的路上，她就會被人打成瞎子和麻子。這樣的說法正是因為“草上飛”等人的重新出現，但徐志偉是不知情的。他馬上害怕了，就問李曉霞到底做了什么，還要求她去公安局自首。他意識到一個嚴重的威脅在阻礙李曉霞的進步，于是就告訴她，如果不去報告，她會被“他們”害死的。徐志偉不知道“他們”到底是誰，但知道“他們”一定存在。

　　在此，李曉霞沒有選擇告訴徐志偉實情，也沒有選擇聽從徐志偉的話去尋求幫助;卻是選擇了對男朋友進行掩飾，直到他半信半疑地跟著她去給方媛老師買東西。至于李曉霞隱瞞真相的原因，或許可以說是因為她跟徐志偉的戀愛關系。她要保護自己男朋友的安全，因此不希望他卷入和流氓集團有關的斗爭;她決定自己去面對殘酷的命運。另外，李曉霞隱瞞的事實的性質，過去的經歷對她造成的身體上的傷害，是一個男朋友所無法接受的。看到后面我們才知道這一點。但是，李曉霞為什么不相信警察、不相信社會呢?什么情況束縛著她的行動?這個隱秘的原因必須到整個事件完全揭露出來的時候，我們才有可能明白。

　　就在李曉霞和徐志偉離開去買東西之后，扮裝成清潔工的楊華出現在醫院的花園里，而隨后，臉上和手上裹著紗布的方媛上場。楊華給方媛指了指二人離去的方向，并且要求老師等李曉霞回來之后好好與她談一談，問清楚拿火藥槍打人的究竟是誰，從而挖出整個一伙人。如果方媛問不出來，楊華就要她放松對李曉霞的管理，自己則通過對李曉霞的跟蹤來破案。進而，楊華提出，為了保護徐志偉，要限制他的活動。正說著，徐靜就緊張地出現了，她家的窗戶剛剛被人打破，而且扔進了一個威脅的紙包，上面畫著一把火藥槍對準了一個小提琴形象的漫畫頭像，意思就是用火藥槍傷害徐志偉。楊華把嚇哭了的徐靜帶到了保衛科，自己最后又返回來再次向方媛強調：一定要留住徐志偉。兩個孩子回來見到了方媛，于是她要求徐志偉把買來的罐頭送回自己的病房，并且讓徐志偉不要離開病房，一直等到自己回去。

　　如此，方媛便制造了和李曉霞單獨談話的機會。她問李曉霞，看著自己臉上的紗布，有什么感想，有什么要對老師說的。而還沒等李曉霞開始含糊其辭，方媛便單刀直入地問她，究竟是什么人開的槍。誰知，李曉霞不斷地謊稱自己一無所知，不知道是誰，不知道他要叫自己去哪里，甚至不記得他穿著什么衣服。方媛清楚，這些都是謊言，于是就問她還想不想學好。她告訴李曉霞，這些流氓不會讓她學好，希望她能跟老師說出實話。但是，無論老師怎樣逼問，李曉霞還是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傷心的方媛只能選擇放她走了。而就在李曉霞痛苦地轉身跑下的時候，方媛讓她站住，讓她回過頭來再看看自己臉上、手上的紗布。剛剛見到老師的時候，李曉霞就為她的傷口深感痛心，甚至希望那一槍打在自己臉上。這時，回過頭來面對老師的她，又一次痛哭失聲。隨后，楊華上場，拿出了那張威脅徐志偉的漫畫來給李曉霞看，終于攻破了她的心理防線。她發瘋似的下決心要揭發這些流氓。在她的述說之中，我們看到了她一開始堅決不愿揭發的原因。原來，她僅僅是害怕，害怕流氓“嫁禍”于她，害怕流氓打擊報復。沒有什么內心的道義，沒有什么特殊的道德標準，也不是因為對社會主流的不信任，只是害怕流氓而已。實際上，如果描寫李曉霞內心對社會的灰暗和失去信任，描寫她經歷了官僚壓迫、家庭拋棄、精神流放之后，感覺任何人都難以信靠的心理，應該會比目前的寫法更加深刻也更加合乎邏輯。但是，同樣是因為某種特定的政治意義必須得到突顯，所以，責任必須都歸到流氓身上。是流氓有某種特殊的能力來威脅李曉霞，所以她才不敢揭發。但是，在事實上，這并不合乎邏輯。李曉霞遭到“草上飛”的威逼，已經是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就算她不揭發，流氓也不會讓她好過;因此，面對方媛的逼問，她仍然選擇不說，是沒有任何道理的。或者，我們站在流氓的角度上去看，李曉霞已經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她也并沒有對他們背信棄義，沒有做出有損他們利益的事情，因此他們不該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卻是為什么要對李曉霞窮追不舍，不肯放過呢?

　　無論如何，事情就這樣發生了。李曉霞在準備揭發的時候突然昏迷，站起身來的時候又一陣暈眩。于是，方媛讓楊華先到樓道里等，自己陪李曉霞坐下。這時候，一個秘密被揭露出來：李曉霞告訴老師，她已經懷孕三個月了。這就是一個很嚴重的遺留問題。

　　李曉霞和流氓團伙有著怎樣的關系，她又為什么會懷孕，懷上的是誰的孩子;這些問題都沒有明確提出，我們只能通過前面的信息猜到一二。而在揭露這些事實之前，劇作開始了下一場戲：幾天之后，在方媛的家里，李曉霞在用力地洗衣服，臉色陰郁，仿佛希望用勞動來減輕自己的痛苦。老師一來，她就把洗衣盆推到了一個不明顯的地方。在方媛上場之前，我們就聽到了她歡快的喊聲，原來，李曉霞寫了一篇很好的作文，讓老師為之興奮。方媛的贊揚讓李曉霞百感交集：對于一個遭到精神判決的孩子而言，似乎早已忘記了被贊揚的感覺。其實，這篇作文寫的就是整個戲劇的總的主題：個人的命運與黨、國家、人民的命運是緊密聯結的;在“四人幫”時代，國家前途渺茫，個人也前途渺茫;粉碎“四人幫”之后，黨和國家得到了拯救，個人也得到拯救。劇本正是希望通過李曉霞個人的墮落與拯救的經歷，去表現“四人幫”時代的萬惡，以及新時代的完美;萬惡的時代讓她犯罪，萬惡的時代造就了對她苦苦相逼、不允許她走入正軌的壞人;而完美的新時代賦予了她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理想。這種劇作形象與歷史政治的徹底鎖定，以及這種歷史政治觀念的淺陋，就是全劇無法酣暢地表現人物心理層次的原因。簡單的鎖定是僵死的，更何況這種簡單的鎖定并沒有深入細致的歷史分析、政治分析，有的只是一種非黑即白的是非判斷。筆者一直在嘆惋，一個創造出了細膩動作的作品，因為被這種簡單粗暴的是非所左右，進而淪為話劇史上的曇花一現。

　　然而，劇中興奮的方媛甚至背下了這篇作文中的精彩段落，還說這些政治判斷都是個人的肺腑之言。實際上，這篇作文完全沒有李曉霞個人的具體感受和具體感動;她沒有記錄下趴在鐵柵欄門上聽小提琴時的感受，沒有表現自己遭到人們的排擠和不信任之時的感受，也沒有寫到自己回頭望著方媛的紗布時發生的情感體驗;而這些都是劇本給我們展示的強烈的情感瞬間，真正的肺腑之言，至少應該是對這些瞬間的體驗與表現。這篇作文只是一些政治口號，一些沒有任何形象性的是非判斷和宣言。也許，七十年代末的觀眾真的會為之興奮，但想必到了今天，它已經失去了所有的感染力。從方媛的態度中，我們可以窺見當年的觀眾：他們是天真可愛的人們，滿懷理想和希望的人們;只有再過幾十年，他們才有可能更加清楚，粉碎“四人幫”究竟開啟了怎樣的歷史，而“新時代”究竟有沒有那么完美。

　　就在方媛興奮地走來走去的時候，她突然看見李曉霞在洗衣服，于是大發雷霆。這也是方媛在劇本中最生氣、最失態的一場戲，她不允許李曉霞“在這種情況下”洗衣服。而這個情況，應該就是指李曉霞剛剛做了墮胎的手術。當然，這里方媛的失態，也是塑造這個圣人形象的手法：她自己受到嚴重傷害的時候都不發火，甚至還說年紀大了，臉上留下疤也不怕;但是，她卻為李曉霞傷害自己的行為發火了。李曉霞嚇得哭了起來，而方媛看到孩子害怕了、認錯了，就趕緊抱著她哄，師生二人熱淚交融。劇中有許多如此矯揉造作的感情描寫，越到最后就越多，這一筆算是其中比較嚴重。李長海來到老師家，他拄著一個拐棍，以表現身體狀況。這么長時間，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孱弱的老頭。就像劇本逼著我們理解、諒解徐靜一樣，現在，我們被要求對李長海給予同情，并且理解他拋棄李曉霞的行為。沒辦法，誰讓那懲辦李曉霞的社會充滿了正義呢，誰讓李曉霞毋庸置疑是犯了錯誤、墮落了呢。方媛告訴李長海，孩子的錯誤不能僅僅視為孩子本人、家長，或是老師的恥辱，應該看作是“四人幫”造成的社會恥辱。她說到：“這十幾年來，教育受到破壞，道德被踐踏，孩子失去了理想，看不到前途，難免走上歧路，這已經成了嚴重的社會現象。”這樣一番社會現象當然是非常嚴重的，只是我們想要知道，具體的狀況到底是什么樣的。“教育受到破壞”，想必“四人幫”或許是帶著高校去唯利是圖地搞產業化了，或者放開了意識形態正確引導，以致教育開始宣揚競爭社會資源、個體無限膨脹的虎狼之道;“道德被踐踏”，想必“四人幫”時代或許是人情極度冷漠，每人以自我為中心，為實現個人利益將他人視若無物，或者是拜金主義橫行，全社會腐敗以至無所不為，甚至可以在食物這種基本需求上造假，為了蠅頭微利就可以荼毒生靈;“孩子失去了理想”，想必“四人幫”時代的孩子們或許是一群精神已徹底麻木，用肆虐的物欲代替了崇高理想的生物，或許那時的孩子從小就要學會你傾我軋，或許他們篤信全社會都要用來滿足個體的欲望，連他人都變成了他們實現一己私利的工具;“看不到前途”，想必“四人幫”時代或許已經出現了一批窮人的孩子，他們已被先富之輩的驕奢淫逸排擠得失去立錐之地，他們成為了兩極分化中龐大而深陷苦痛的一極，他們用自己的被迫的沉默擔負起一小撮人的燈紅酒綠，進而他們也就“看不到前途”了。玩笑歸玩笑，“四人幫”當然沒有造就這些社會現象;這個政治事物在當年承擔千古罵名，但相比后來我們見識到的“新時代”的行徑，“四人幫”在當時對教育的破壞、對道德的踐踏、對理想的閹割、對前途的埋葬，實在是小巫見大巫了。那么，劇本究竟如何把“四人幫”和李曉霞的關系具體化呢?

　　我們看到，“四人幫”時代，除了搞政治運動、政治批判，導致李曉霞為維護老師而被學校開除這件事情之外，還有更嚴重的問題。李曉霞的命運明明是毀在了流氓們的手里，卻為何要歸罪于“四人幫”呢?往后我們在往事的揭露中就會清晰地看到劇作的這個政治手腕：“四人幫”被等同于官僚主義，官僚主義在劇中表現為邱副主任，流氓頭子最后又被設計成邱副主任的兒子。如此，受流氓頭子欺負、被流氓集團控制，自然也要怪“四人幫”了。

　　我們在第三節會展開分析，這套邏輯的第一步，也就是把“四人幫”時代視為官僚主義泛濫的時代，有著明顯的歷史謬誤;就算一部分合于事實，合于表面現象，也需要進行深入辨析。而回到劇本中，我們看到方媛一邊和李長海講授著這套萬惡歸于“四人幫”的大道理，一邊遙望著光明的未來，以此給李曉霞和李長海以鼓勵和安慰。父女重歸于好，李長海真的被真心地“理解”和“諒解”了。現在，他準備帶女兒回家。而方媛卻說，等李曉霞養好了身體，可以上學了再回家。于是，李長海就自己抹著感動的眼淚走了出去，卻將拐棍落在了方老師家中。李曉霞想要把拐棍給父親送去，但方媛說外面有風，沒有讓她動，而自己拿著拐棍追了出去。這種場面更迭的拙劣粗糙的手段在劇中多次出現，這一次的目的就在于，先讓李曉霞一個人面對那個來為官僚跑腿的邵旭。方媛下場后少頃，邵旭就來了。

　　原來，邱副主任的秘書委托邵旭科長來找李曉霞，替邱副主任給李曉霞送來了一百元錢和三十斤雞蛋、十斤白糖、二十斤肉。在這個場面中，我們得知，李曉霞的懷孕是邱副主任的兒子干的;結合之前“草上飛”對李曉霞的說法，可以確定邱副主任的兒子就是流氓頭子“地包天”。李曉霞堅決拒絕了邱副主任的施舍，自己進了房間，用力把門摔上了。這樣的侮辱的確讓人義憤填膺，然而，我們還沒有明確邱副主任的意思。方媛回到家中，邵旭開始求助于她，希望老師能去做一做李曉霞的工作，讓孩子把邱副主任的東西收下。而邱副主任送東西的意圖卻在于：希望李曉霞把自己兒子對她的罪行隱瞞下來。在當時，一個產婦才給供應五斤雞蛋，而這個官僚，為了自己需要的和諧、穩定，“大筆一揮就是三十斤”。

　　如果說邱副主任翻云覆雨的能量讓人憎恨，那么邵旭科長的一副官僚走狗的嘴臉則讓人惡心。他明知道這件事情傷天害理，卻僅僅因為是“領導”交辦的，于是就要把它當成天經地義的事情來辦。他聽到方媛表示為難的時候，急忙用孩子的前途利益來誘導這個愛護學生的老師;他恬不知恥地告訴方媛，李曉霞將來有困難還可以去找這個大權在握的邱副主任，包括畢業之后的安排工作。聽到這里，方媛便明白，邱副主任送東西的行為另有深意。邵旭則繼續充當著無恥的說客，他看似站在李曉霞的立場上，實際上卻是在為邱副主任和他兒子謀求那份混淆黑白、顛倒乾坤的“和諧”：“關于他兒子和李曉霞的關系問題，這件事對一個女孩子來說，還是以不聲張為好。其他的一些事情是不是也盡量的……”這句話暗藏著一種玄機，那就是說，如果李曉霞聲張邱副主任之子把自己搞懷孕的事情，首先損害的是李曉霞自己的名譽;其引申一步的意思，卻是一種不著痕跡的威脅。所謂其他事情，當然就是指他兒子其他的犯罪情況了。這種寡廉鮮恥的事情，方媛當然會直接拒絕;可邵旭卻仍不知好歹，甚至將進一步的利誘放到了方媛本人身上：“方老師，邱副主任的秘書打聽你的情況時，我把你愛人在下邊抽不回城來的事順便提了一下……”總結起來，邵旭的利誘無非就是那這些個人利益來誘使方媛放下自己的節操和良知，而其具體內容，卻又與時代相聯結。比如，找工作需要官僚的關系，從農村回城需要官僚的安排等等。這里面有一個隱含的前提，仍然是我們前面提到過的：人們把工作、勞動分為三六九等。這個前提并不是一個公理，在此卻被視為公理;方媛的丈夫當然要回城，回城比在農村勞動要好，李曉霞當然要盡量安排好工作，某一些工作比另一些工作要好。這些判斷構成了邵旭口中的“利益”。我們需要清楚的是，只有在上述前提之下，這種利益才成其為利益;更重要的問題就在于，它們該不該成為個人利益，而不在于人們該不該利用這些東西去誘導別人“為虎作倀”。劇作希望我們把批判的視角轉移到官僚主義這里：人想要回城、想要找好工作是天經地義的，進而，人們在回城和找工作等等情況下，其選擇權利不應該掌握在官僚手里，人們的命運不應該被官僚左右。

　　這種反對官僚主義的聲音，和本戲開始時的事件遙相輝映。走向墮落的李曉霞想要利用官僚去實現個人利益，走向拯救的李曉霞拒絕利用官僚去實現個人利益。這種對照卻反映了劇本的批判精神，那就是，官僚主義是一個需要消滅的現象，假如消滅了這些官僚，人們的個人利益就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比如考試，而不在通過“利用官僚”這種辦法去實現。在批判官僚的同時，劇本把一些個人利益的追求賦予了天然的正義感。而不正義的，只是那些利用手中權力，阻礙人們去追求的邱副主任之流。前面反復強調過，劇本為了批判一個時代、歌頌另一個時代，專門添加了“回城”、“分配工作”等等具體信息，讓我們把批判官僚主義的矛頭與一個時代死死地鎖定在一起。這就構成了劇本的速朽性因素。其實，值得贊揚的，卻是方媛的氣節，拋開“利益”的實質內涵與政治判斷，我們看到方老師義憤填膺地罵走了邵旭這個當權派的奴才。其實，正是邵旭這樣的奴才，讓官僚們日益驕橫跋扈、肆意妄為;他們把一己私利當作唯一的人生價值，進而就要滿足那些可以幫助他實現一己私利的官僚。而方媛的態度，則是一種令官僚們有所忌憚的態度;她要把道德、尊嚴、是非等問題凌駕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并且，寧可犧牲自己的利益，也要保全真理和正義的完滿。邵旭在百般的利誘都付諸東流之后，便說了一句裹挾著淫威的話，他提醒方媛：邱副主任還會是邱副主任，不會因為這點小事倒臺。但是，方媛沒有畏懼，反而爆發了隱忍的半天的怒火，痛斥了這個走狗對惡人的唯命是從，痛斥了這個當了科長，今后還有可能平步青云的卑鄙無恥之徒。

　　若是拋開其具體內涵，這樣對待當權派的態度是一種革命性的延續，也是“文革”希望鍛造的國民性。可惜，就是在“文革”中，也還是出現了這么個邱副主任。上場的楊華警官前來找李曉霞了解情況，我們發現邱副主任竟然安排自己的兒子“地包天”去當了解放軍。但是，這個流氓當然沒有逃脫被逮捕的命運，他的領章和帽徽也被楊華帶到了方媛的家里。因為李曉霞最終選擇揭發，為了逃避懲罰，邱副主任不僅安排邵旭來利誘李曉霞，而且還把孩子送到了解放軍。這等奇事讓方老師不禁感慨：“軍隊都成了他們自己家的了。”在本文的第三節，筆者將會展開討論這個有趣的問題：是制度或時代造就了這些敗類，還是這些敗類毀滅了好的制度?到今天，如果我們還簡單地把邱副主任的滋生和“文革”的時代土壤緊密結合在一起，那歷史將永遠得不到客觀的分析，而“官國”這個古老而腐臭的問題也將長存。實際上，正是這些歷史現象才讓我們更加確信：追求人民當家作主，而不是官僚當家作主、不是先富階級當家作主，更不是買辦資產階級當家作主，將是中國漫長而曲折的征程。

　　在楊華和李曉霞的談話中，我們終于得知了“地包天”的罪惡，以及李曉霞以往的經歷。“地包天”是李曉霞在武術班的同學，因為下巴向前伸長的奇容異貌而被稱為“地包天”;李曉霞只跟他發生過關系。在李曉霞冒充邱副主任外甥女而被拘留的時候，“地包天”讓他爸爸打電話，把李曉霞放了出來;自己則開著小車去接了李曉霞，并且告訴她：早知道就該讓邱副主任認下這個“外甥女”，上大學的事情也就成了。如此，就是利用自己的社會能量來施行誘惑。李曉霞偷偷從集體戶的學習班跑出來的時候，“地包天”約她去看武術表演，李曉霞沒有拒絕，就是因為想要利用他爸爸的權力，把自己的戶口轉到城里。“地包天”也答應了她，先去教她開車，然后幫她辦汽車考票，這樣才好介紹她去當司機;一開始，汽車用的是邱副主任的專車，后來就開始偷車了。在李曉霞學會開車之后，“地包天”要求跟她搞對象，否則就不去走后門辦汽車考票。當然，我們劇本塑造的本性善良的李曉霞不能同意，只是某一天，她到“地包天”家里喝了一杯啤酒，被酒里的迷藥放到，這才會被“地包天”奸污了。事后，李曉霞被威脅說，如果她敢報案，“地包天”就會把這件事情寫成大字報，用以顛倒是非黑白：“讓全市人民都知道邱副主任的假外甥女為了進行報復，用流氓的手段腐蝕了邱副主任的兒子。”而且，他還告訴李曉霞，自己可以擺平公安局上上下下，警察也奈何不了他。于是，李曉霞就不敢告發了，并且用自己的順從來搞到汽車考票。

　　整個事件的過程就是這樣，李曉霞因為要利用權勢，最終被權勢傷害。這個墮落的過程就是楊華說的：“從憎恨特權，到變相的反抗特權，最后又屈服于特權了。”最后的屈服導致她被迷奸，并且深陷羅網、無法自拔。在一旁批改學生作文的方媛，聽完了整個事件之后，氣憤地把筆扔到了桌子上，而楊華也對此事件做出了一個“總結”：“現在社會上有些壞人，利用‘四人幫’給我們造成的困境，引導一些苦悶徘徊的青年走上了視眼前的滿足為幸福，一時的歡樂就是人生的歧路。”而所謂“困境”就是下鄉等等，也是苦悶徘徊的根源。其實，“地包天”這樣一個性欲旺盛、膽大妄為的官二代，真的未必非得和“四人幫”聯結在一起;否則，“四人幫”沒了，所有的惡性事件也就應該自然而然地消失。其實不然，大大小小的“地包天”仍然存在，其父輩要么是官僚、要么是富商，他們一樣可以在這“光輝燦爛”的所謂法治社會里奸淫利誘、倚強凌弱。不一樣的地方只在于兩點：第一，劇中的“地包天”手中的籌碼是“回城指標”、“汽車考票”，而今天的“地包天”手中的籌碼則除了這些權力之外，還要加上金錢和奢侈品;第二，劇中的受害者一直受到脅迫，一直不是心甘情愿，而今天的“受害者”源于一群除了發財再不知其他人生價值的國民，他們也許會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身體或其他東西與“地包天”交換。實際上，今天奸淫一個“拜金女”，完全用不著迷藥，“富二代”們反而要小心自己被她們的迷藥迷倒才是。所以，今天回頭去看“四人幫”的困境，不知怎么就是恨不起來;筆者的這種情緒狀態，現在恐怕還頗有些革命性：當年的“地包天”借助“四人幫”的環境，今天的“地包天”則借助“恨‘四人幫’”的環境，若真的是“恨不起來”，便是與新時代的新“地包天”們為敵。而當我們面對著沉默的歷史，卻會發現，還有比所謂的“新時代”更新的時代就在不遠的將來，它將是這一批“地包天”的墳墓;到那時，也許還會有許許多多的人慷慨陳詞，對筆者正在經歷的罪惡做出清算。

　　當全部的事實被揭露，戲劇卻馬上將另一個附加的矛盾提了出來：李曉霞曾被人迷奸，而且曾經懷孕并墮胎。這樣一個黑暗的經歷可以得到社會的拯救和諒解，但放到她和徐志偉的特殊關系中，她將如何面對呢?徐志偉的父親得到了“平反”，這就是我們前面說到的，不管是什么罪，也不管具體情況如何，“反革命”總是可以得到平反和翻案的。其總體歷史原因在于，“革命”變成了一個錯誤，如此，“反”這個錯誤就變成正確的了。我們看到滿懷興奮、滿腔熱情的徐志偉突然出現，他說要和自己的女朋友確定關系。他工作的劇院要進關巡回演出，要離開好長時間，他希望在走之前先和李曉霞確定戀愛關系。徐志偉又聲稱自己不再是反革命的兒子了，因此才有了愛她的權利。其實，這個說法是不合乎劇本給出的邏輯的，他們戀愛的障礙，從來就不是他的家庭出身，而是李曉霞的犯罪經歷。但不管怎樣，在這一場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李曉霞開始逃避這份感情;她先是假作不知，祝福徐志偉和那個女朋友，而后又閃避開徐志偉的親吻，最終又告訴男孩：他們只能去做同志、同學、朋友。她感謝剛出獄的許伯伯的好意，也相信男孩子的純潔高尚的愛情，但她就是不同意和徐志偉建立關系。在她看來，自己的經歷已經無法隱瞞，而那個經歷又是對愛情的玷污，同時是對徐志偉本人施加的痛苦和傷害。這樣的看法，讓我們無法理解前幾場戲中李曉霞對徐志偉的接受態度。難道在今天她才知道自己被人迷奸，而且曾經懷孕嗎?難道她曾經選擇對徐志偉隱瞞，今天就必須開誠布公地交待嗎?或許，是因為李曉霞剛剛才對楊華回憶了自己墮落的整個過程，這個回憶刺激起她心中一層層的噩夢，尤其是被“地包天”迷奸的陰影;所以，她才必須把病志本交給徐志偉看。徐志偉看了病志之后陷入瘋狂，他質問女朋友為何要給他看這個，又指責她太過殘忍;他撕毀了病志本，又哭著跑下，遺留了最后的纏結。

　　在展開第八場的“大團圓”結局之前，筆者還是想說;我們實際上很難接受劇本如此去處理李曉霞的情感態度：在自己珍視的愛情正在眼前慢慢死去的時候，她的態度過于冷靜了。她可以冷靜地勸徐志偉“冷靜”，她可以冷靜地要徐志偉忘記一切，她可以冷靜地告訴心愛的人，自己的錯誤無法彌補、不可饒恕。我不得不把這樣的動作視為對愛情的羞辱和踐踏。其實，問題在于，作品根本不是在寫個人的命運和情感經歷，而是借助個人的故事在寫一個政治檄文，一個反“文革”的政治判決書;因此，許多具體的情感是無法得到深化展現的。在這最后一場，我們要看到的是總體“拯救”行動的最終完成，自然也要有情感的自我實現。時間到了1977年的秋天，地點則是高等院校招生委員會的院子，一個路標指著“高等院校招生辦”。方媛和李曉霞一起到這里核對高考成績，看樣子，李曉霞是落榜了;方媛老師則一直在勸慰她：“現在有多少學生都渴望著能升學，可由于國民經濟遭到了破壞，國家目前還無能力來滿足這個要求，希望你能體諒國家的困難。”當然，做好了落榜的準備，也還是要按照準考證號查一查成績，于是，李曉霞就向著那個路標指示的方向走過去了。

　　這時，徐志偉上場。他剛剛結束了為期半年多的巡演，剛下火車就跑到招生辦來。他對老師訴說了自己的心聲，希望自己跟李曉霞的愛情有一個圓滿的結局。徐志偉向老師表達了自己對那次愛情波折的看法。他說，自己愛李曉霞，并不主要是因為她長得漂亮，他們相互愛著對方，而李曉霞拒絕他，也是因為愛;這份愛讓李曉霞痛苦地割舍了他，如果要去解除痛苦，只有把自己的愛再給予李曉霞才是。方媛問他會不會歧視李曉霞，徐志偉回答說永遠不會，因為李曉霞雖然犯了錯誤，但罪惡的根源不在這個姑娘;如果他們的愛情得不到圓滿，那才叫真正的犧牲呢。我們看到，這段愛情最終也是一種政治判斷打了圓場。而也正是因為徐志偉有了這樣的“政治覺悟”、“歷史論斷”，方媛才給了他一個愛情考卷上的滿分。

　　考試的結果我們不知道，愛情卻在朝著團圓發展。徐志偉離開了方媛去找李曉霞之后，我們看到邵旭出現在招生辦;這個科長本來無顏面對老師，但方媛卻把他叫住了。其實，他也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在“地包天”被判刑、邱副主任受了處分之后，他才發現方老師的批評，讓他避免了鑄成大錯。師生兩個談起了李曉霞成績的事情，原來，李曉霞的成績是在全考區名列前茅的，兩個大學一開始爭著要她，可政審之后卻又都不要了;眼下，有另一個學校調走了李曉霞的材料，想要研究研究，可是招生工作已經即將結束，希望渺茫了。

　　聽了這個情況，方媛便感覺太遺憾了，也覺得不應該這樣對待一個犯了錯誤、改正錯誤的青年人。老師希望告訴所有的人：“四人幫”造成了災難，我們不應該拋棄那些受害者，不應該讓這樣的孩子，這些希望和未來被遺棄和毀滅;為了讓孩子成為四個現代化的建設者而不是破壞者，我們應該像救火、救災一樣，刻不容緩地搶救他們，決不能僅僅咒罵、怨恨。方媛的意思是，怨恨孩子是不對的，因為錯誤的根源是“四人幫”;而僅僅怨恨“四人幫”也是沒有意義的，應該用行動去拯救孩子們。這里，提出了一個七十年代末的舞臺上出現的一個重大論題：如何去清理“四人幫”的遺留問題。在這個劇本中，問題還不甚明顯，只是高校在政審之后拒絕李曉霞，反映了政治批判時代的遺風，這一點是方媛想要打破的。若是關注其他劇本，我們就會發現，對政治批判、政治運動，乃至階級斗爭的泛化的否定，早在七十年代末就已經蔚然成風了;最典型的要數一代名劇《報春花》，其劇用政治觀念的論戰建構人物關系，用抽象的政治觀點代替人物動作，主旨就是要去反對政治批判;似乎有的人意識到，反對“四人幫”這一股政治勢力還不夠，還應該反對上一個時代的一切價值取向和一切行為方式乃至思維方式。當然，那個劇本充斥著庸俗政論、抽象爭論，藝術性上遠遜于我們分析的《救救她》;只是，它在政治性上的特色，或許也能反映一個時代的風潮。

　　在《救救她》中，方媛要去給教育部寫信，這種申訴的態度就透露了她對“政審”一事的不滿;這一點，頗似《報春花》中的主要矛盾。李曉霞曾經的錯誤和現在的高考成績形成錯位，在《報春花》中，女工白潔的家庭出身問題和她的生產效率、質量也形成了錯位。在七十年代末，終究要表現后者戰勝前者的觀念和行動：學習成績大于歷史問題，生產成績也大于政治問題。這種價值觀的新舊更迭，恰是造就了《救救她》的“全面團圓”。在方媛去跟著邵旭下場，準備查看李曉霞的準確成績并寫信申訴的時候;徐志偉一個人在場上，回憶起了往事的甜美和憂傷，在他送給李曉霞的隨想曲《青春》中，他滿心期待著愛情的回歸。果然，李曉霞回來看見了他，二人輕而易舉地突破了以往產生的一切障礙，盡釋前嫌。然而，李曉霞卻沒有收到徐志偉巡演半年期間寄來的十二封信。原來，方媛害怕影響李曉霞學習，交待郵遞員把信送到自己手上。這時，方媛才拿出了信，李曉霞沒有接，于是老師便還給了徐志偉。而宋潔珍的突然出現，帶來了一個巨大的喜訊：李曉霞最終是被邵旭說的那個調閱、研究她的材料的大學錄取了，一份“錄取通知書”讓李曉霞熱淚盈眶。方媛拉著宋潔珍下場，給孩子們留下了獨立的空間。徐志偉告訴李曉霞，自己的十二封信只寫了一件事，其實就是確定二人的戀愛關系;李曉霞會得此意，于是接受了徐志偉對她考上大學的祝賀，也對他們共同建立的美滿愛情發出了祝賀。方媛老師把提兜落在場上，回來取的時候，老師看見緊緊握著手的孩子，衷心地祝他們幸福。而兩個孩子也握住了老師的左右手。李曉霞最后由衷地感嘆道：“這幸福是用多少人的心血、眼淚和痛苦換來的。謝謝老師了!謝謝大家了!”

　　三

　　通過精讀《救救她》整個劇本八場戲的內容，想必已經可以讓人清楚地認識這個劇本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的成敗得失。上一節中，筆者再現了全劇的大部分細節，也將大量的個人體驗與分析融入其中。如果把這些體驗與分析總結成一句話，那就是：《救救她》中具體化的形象賦予其藝術性伸展的空間，但由于立意的淺陋，而使得藝術性最終在政治性中陷落。我們的確在劇中發現了多重的可能，假如在某些具體情境中停下來，關照一下人物可能出現的情感形態，那么劇作也有可能接近優秀。但是，劇本最終的呈現卻是一系列的淺陋;人物內心的淺陋、情感邏輯的淺陋、場面更迭的淺陋、整體行動推進的淺陋。筆者認為，淺陋的原因首先要論技術問題;例如，劇中突發事件代替人物去創造命運，可謂喧賓奪主。但是，更重要、更根本的問題不在技術，而在“立意”，正是政治宣言式的寫作導致了淺陋的藝術。而最有意思的現象是，這個“政治宣言”而今也不過是歷史過渡時期的曇花一現，換言之，它本身也是淺陋的。就算描寫政治，藝術也應該關注社會秩序對人劃分、人與人之間的偏見，或者是權力異化導致的歷史黑洞;這些，都要勝過藝術家以居委會大媽的姿態發出的簡單的是非對錯之教益。可惜，這個劇本的政治性，恰恰也回避了導向深刻討論的可能性，反而是局限于那些浮于表面的政治態度。下面，讓我們重新整理、分析一下這個劇本的政治性。

　　單看《救救她》的情境設計便可以清晰地見出兩種力量的斗爭，而劇本所設計的反面，巧妙地將正面的拯救活動所包含的政治性藏匿了起來。無論是邱副主任所代表的官僚主義，還是其子“地包天”所表現的流氓黑惡勢力，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要受到打擊的;打擊他們并不是打擊“文革”或“四人幫”，因為二者沒有必然的聯系。但是，劇中畢竟把這些具體的惡人，和一個逐漸遠去的歷史時代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仿佛是“文革”鼓勵了官僚主義和流氓。為此，劇中的正面力量，也就是為新的價值標準所確定的“正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考大學而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學英語這種與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緊密聯結的語言，幫助社會法制建設，實現個人理想，找回人生的前途……這些，都是新的“正軌”所包含的信息，這些信息的的確確與以往的“正軌”、“文革”的“正軌”有不同。這個新的“正軌”不僅要排斥官僚主義和流氓勢力，也要排斥舊的“正軌”的價值標準;這個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但劇作的形象突出了前者，隱匿了后者。它大張旗鼓地批判著一些可以堂而皇之去批判的東西，比如官僚個人專權、流氓迷奸少女;同時，它小心翼翼地批判著一些無法心安理得地去批判的東西，比如扎根農村、將個人的前途奉獻給群眾的體力勞動、反對帝國主義世界體系。

　　因此，新的“正軌”絕對不是僅僅把“草上飛”、“地包天”、邱副主任等人排斥在外，它隱隱地排斥了更加廣泛的社會群體，例如，考不上大學的人、扎根工廠和農村的人、生來就在農村的廣大農民、不能用英語與“世界”接軌的人，如此等等。排斥前面那些流氓當然天經地義，排斥后面這些成不了知識分子的人、不以當精英知識分子為前途的人，則是一個明顯的政治性的問題。對于政治問題，有是有非，卻不會有抽象的“人道”、“拯救”云云。劇中出現了明顯的兩個“劃清界限”的事實：第一，是正面人物徐志偉和父親的界限，這是“文革”劃的界限;第二，是李曉霞和流氓集團的界限。若拋開劃清界限時所需的政治標準不論，這兩種“劃分”行為不都是一部分人占有了“正軌”、解釋了“正軌”，而后把另一些人當作異質于自身的人并加以“鎮壓”嗎?第五場中，走向“正軌”的李曉霞在說英語，但隨后又和“草上飛”說起了黑話;同一場中出現的這兩種語言，其異質性非常顯眼、刺耳;其目的不正是為了尊崇前者而貶抑后者嗎?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這里面沒有天然的善惡，有的只是價值觀的新舊交替。走上“正軌”的人不僅要接受一種被定義為“有價值”的人生，不僅要按照“正”的秩序去生存，而且有義務去把不在“正軌”上的異質者消滅，其手段則完全可以是揭發檢舉。當我們被流氓“極惡”的形象征服了，誰也不會去想這樣的手段如果抽象地看待，應該算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背信棄義。這就是政治性的道德。

　　但是，《救救她》這個文本還包含著前述“過渡時期”所賦予的更為復雜的思想性。在展示一個不同的“正軌”的同時，劇作文本有強烈的批判性，相比新的“正軌”中隱匿著的批判性，這種公然的批判是天經地義、大義凜然的。那就是反對官僚主義。最有意思的是，劇本有了這樣一個批判層次，便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深深契合了。也就是說，別看文本提起“文革”和“四人幫”便咬牙切齒、滿腔仇恨，但是它并沒有顛覆“文革”的目的，并沒有在批判的層面上背棄“文革”的宗旨。如此一來，劇本的兩個層次是顯而易見的：第一，建立正軌;這的確是“文革”的反面。第二，批判黑暗;這卻與“文革”暗合。如果先深入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明確“文革”這個歷史事件究竟該如何定性。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歷史事件并不是要去拼命鼓勵像邱副主任這樣的官僚對社會進行專權，也不是要去鼓勵“地包天”流氓團伙偷車和迷奸少女;或者說，這個歷史事件的目的和性質都不能和官僚專權、流氓當道等社會現象混為一談。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這個定義中有兩個成分，乍一看是矛盾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革命的結果，在這種條件下為什么要繼續革命呢?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已經建立，按照《共產黨宣言》的道理，這樣的國家應該已經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那么，就應該已經基本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所造成的階級現象;進而，沒有階級，怎么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活動呢?實際上，這種矛盾是表面的矛盾，稍懂一點馬克思主義的人就不會提出上述問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特殊歷史時期的定義，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曾說過：“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6]這個時期，無產階級及其共產黨先鋒隊的主要任務是消滅敵人;馬克思所說的“革命轉變”、“革命專政”，直接地揭示了這個時期的革命性。那么，具體說來，敵人何在?對于這樣一個革命問題，我們必須考慮到三個層次：第一，一國之內的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一國之內的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并不意味著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瓦解，并不意味著在世界范圍內人剝削人的生產方式的終結，因此，它也并不意味著世界人民解放事業的終結，更不意味著人類進入共產主義歷史階段。第二，毛澤東主席在最艱苦的抗戰時期曾說過：“我們反對群眾腦子里的敵人，常常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還要困難些。”一國之內消滅了私有制，推翻了三座大山，并不意味著消滅了“群眾腦子里的敵人”;革命從來都不僅僅是重新分配社會資源的“造反”，它應該包括意識形態乃至思想感情的新舊更迭。第三，正由于前兩個問題的存在，這個問題才顯得極其嚴峻，那就是，并未消滅的世界帝國主義，再加上腦子里的敵人，這兩點非常容易影響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執行者和領導者，使他們從為人民服務的職業變質成為官僚主義的統治者。這三點，共同構成了“繼續革命”的內涵。

　　從第一點衍生的任務是著名的“五二〇聲明”中那句話：“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從第二點衍生出來的意義，則構成了“繼續革命”以“文化”為名的原因;其任務則包含一系列復雜的思想路線斗爭，比如，馬克思主義與唯生產力論的斗爭，又如，所有的人要“斗私”、“批修”。從第三點衍生出來的就是反對官僚主義。相比前兩個任務的茫遠和艱巨，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非常切近、非常實在。因此，我們可以說，文化大革命最重要、最直接的革命任務就是在國內反對官僚主義，避免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制度名存實亡。關于這個問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論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曾經專門有過論述。這個文章的主旨是：我們國家已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但還有革命任務，因為無論什么制度都有一個“領導權”的問題;看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不僅要看其在制度名義上歸哪個階級所有，而且要看實質上歸哪個階級所有;進而，如果公有制之下的領導者以權謀私，其實質就是個人占有了人民名下的權利;只有搞繼續革命、搞文化大革命，才能消滅并防止這樣的現象。由此觀之，文化大革命時期，盡管有可能產生了大大小小的“邱副主任”，但其本來目的恰恰是要去反對、消滅“邱副主任”。“文革”沒有鼓勵邱副主任，卻事實上很可能制造了邱副主任。這才是問題真正的深刻性。我們不能看著“邱副主任”去簡單地否定一個時代，而需要去反思中國為什么成了這樣一個無可救藥的“官國”，為什么反對官僚主義的政治時代，竟也可以醞釀出官僚主義。

　　正因如此，我們說劇本《救救她》有批判黑暗的層次，又說黑暗主要是源于邱副主任的官僚專權，那么，這種批判不也正是契合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嗎?有一批人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成了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繼續革命，就是要革這些人的命。劇本處于過渡時期，其思想內涵上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契合就在于這種批判。但是，過渡時期的時代精神當然也要包含新的導向、包含“新時期”的風貌。這就要重行考慮劇本中的所謂“正軌”。

　　劇本中的“正軌”除了學習英語、反對“四人幫”、崇尚法制、考大學等等具體的現象之外，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對個人理想、個人前途的無限推崇。進而，個人理想和前途在劇中可以理解為脫離體力勞動、當一個知識分子。李曉霞不甘心扎根農村的命運，這種不甘心的合法性在于，別人，尤其是那些有路子、走后門的人，也一樣不甘心。如此一來，勞動就被天經地義地分為了三六九等。最有意思的現象是，劇本中并沒有恬不知恥地把低級的勞動和高級的勞動直接與個人利益對應起來，盡管這種劃分的主要依據就是個人利益的多寡。相反，劇中的反面，與“文革”、“四人幫”聯系在一起的反面，被塑造為極端的利己主義者。無論官僚主義還是流氓集團，他們都在實現個人利益，用手中的權力來操縱別人的命運，甚至是滿足個體的獸性。但是，如前所述，劇中還隱匿著更大的反面，那就是從事“低級勞動”的人們;他們也許一樣反對流氓、反對官僚主義，但他們卻接受了另外一種人生觀，那就是：扎根農村、向勞動群眾學習、成為勞動人民的一員、一生奉獻給最樸實的生產斗爭。劇本用考大學去奔個人前途的正軌去反對流氓是沒有問題的，但要反對這些人，卻需要一個更巧妙的手腕。這個手腕就是“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個口號反復出現在劇本中，成為了個人前途的保護傘。有了這個保護傘，個人前途便巧妙地和集體主義的理想融為一體了。這便是劇本真正的奧秘：斗爭主線暗合“文革”精神，而隱性人生觀卻是真的在反“文革”。不得不說，劇本的隱性的人生觀是用非常小心謹慎的辦法提出的，文本甚至特意交待李曉霞下鄉勞動的出色表現，強調她對勞動的堅持和熱愛;似乎正是官僚主義的不正之風才讓她走上了“拔根”之路。這樣的邏輯卻不免落入牽強：有旁人走后門脫離農村，就意味著一個熱愛勞動的孩子也必須想辦法脫離農村嗎?這兩件事不構成絕對的因果;隱含的問題在于，對于個人而言，招工甚至上大學都比在農村勞動要強，而前者比后者占有更多的人生價值。這個判斷始終都沒有出現在李曉霞這個主人公身上，但離開這個判斷就無法解釋人物的行動。劇作文本曾經千方百計地賦予人物行動以絕對的正義：既要實現脫離勞動，又要表示熱愛勞動;二者因為社會黑幕的刺激而統一起來。這種統一是無論如何也難以解釋的。我們不應該忽略，如果說問題出在黑幕上，所謂黑幕又是走后門脫離勞動;那么，伸張正義的行動應該是不再去允許任何人通過走后門得到脫離勞動的特權，不再去放任個別的人破壞上山下鄉;卻不應該是把這種“特權”用考試的方式平等地交到每一個人手上。動用關系拔根是邪門歪道，而用考試拔根就是人間正道;這樣的論調中，特權被批判了，但拔根卻被悄悄賦予了正義性。實際上，人物行動的真正動力，絕非某種舊有價值觀的延續，反而是人生價值觀的改變、更迭。

　　一個時代的人生價值取向已經轉為“個人的實現”，我們難道可以說從農村拔根、考取大學不是個人的實現嗎?但是，有那么一代人，中國歷史的過渡時期的一代人，他們不愿意生硬地將以往的理想主義，如此直接地轉變為個人前途或飲食男女的經營，他們還需要一個幌子，一劑麻醉，去實現自己當“人上之人”、“知識精英”的人生價值。這個幌子和麻醉劑就是“實現四個現代化”。有了這種麻醉劑，把舊的理想從身上切除時的痛楚便不甚明顯了。由此觀之，在歷史的過渡時期，明目張膽的個人利益的實現也是要遭到擯棄的，也被說成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劇中的反面勢力身上，除了被強加的“文革性”之外，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極端的利己。然而，劇中的“正軌”在實質上也是利己，這個“正軌”，相比今天鋪天蓋地的“個人成功之道”而言，絕對是可愛的;它需要一塊遮羞布，以免其寡廉鮮恥的本質暴露人前。拼命考大學、拼命脫離體力勞動，這些行為被視為前途的時候就已經說明，它們只是個人利益而已。只是此時的個人利益被一種歷史語境改頭換面，它悄悄地和實現四個現代化這種集體利益混為一談，并且以這種名義上的融合，贏得了自身在人民中的合法性。

　　我們考大學是為了脫離又苦又累又沒錢的農活兒嗎?不，我們是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脫離體力勞動是為了自己能過上更加優裕、輕松、安逸的生活嗎?不，我們是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當我們后人看著這些可愛的前輩們去述說這套邏輯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一點：無論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毛澤東主席，還是文化大革命，都沒有簡單地反對四個現代化，正如“文革”的歷史精神絕對沒有鼓勵官僚和強奸犯一樣。問題在于，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個口號，在“文革”和“文革”前的新中國歷史上，有兩個重大的特色，這兩點使得“文革”的“實現四個現代化”與過渡時期及其后的“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很大差異。

　　第一，四個現代化作為一個歷史任務，要靠什么人去實現呢?是依靠考上了大學的精英知識分子，還是依靠廣大的工農勞動群眾呢?前后兩個時代對此的回答有不同。前者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勞動群眾創造了人類世界，并構成了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因此，它要求知識分子或是知識青年去上“勞動大學”，成為勞動群眾之后，才可以使其知識發揮歷史作用。后者卻明顯地放松了這樣的歷史觀。

　　第二，實現四個現代化在前一個時代是一個手段，而不是一個目的。相比經濟發展水平本身，前一個時代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與世界帝國主義分庭抗禮的社會主義國家，就算發展生產力，也是為了鞏固和維護國內革命成果，推動世界人民解放事業，完成消滅剝削的任務;這些任務遠比建設本身更重要，或者說建設本身因為這些任務才變得重要。

　　明確了這兩種歷史時代的差異，我們便可以深刻認識歷史留在戲劇藝術波心的掠影了。在《救救她》中，一個被老工人聽膩了的戲劇藝術作品一閃而過，那個作品因為歷史的變遷而失去了自己的輝煌。這個幾乎被人遺忘了的瑰麗的作品叫作《海港》。就像李曉霞的拯救行動代表了過渡時期及其后的人生觀一樣，《海港》中的韓小強的思想改造歷程卻是代表了“文革”的人生觀。韓小強這個人物也是一個青年學生，認為自己在海港上當裝卸工實在是“大材小用”了：“干別的也革命，貢獻更大，為什么偏要把我留在碼頭?說實在的，讀了十二年書來當裝卸工，我想不通。”帶著這樣的思想，他接受了階級敵人錢守維的觀念，竟認為當裝卸工是“臭苦力”、“見人矮三分”。在《海港》中，與這種思想進行斗爭的線索，和完成國際主義任務、反對破壞分子的線索，構成了兩條劇作主線。最終，韓小強認識到了勞動的平等的光榮，更認識到了和平年代的碼頭上的階級斗爭。[7]在那個年代，勞動不存在高低貴賤;在那個年代，勞動者平等地享受作為國家主人的榮譽和尊嚴;在那個年代，有了知識的人沒有任何道理脫離體力勞動。所謂“知識越多越反動”，意思就是有了知識的人若因為自己有知識而脫離群眾、逃避勞動，那么就是反動。這就是“文革”的人生觀，個人的最大價值、個人的最大前途，就是將“個人”本身奉獻甚至犧牲給集體的、人民的事業。

　　堅守在裝卸工崗位上的韓小強，也許今天已經下崗了，脫離農村走進了大學的李曉霞，也許今天已經先富了。催生了《救救她》的過渡時期，正是指向了這樣的今天：《海港》的錢守維說對了，方海珍說錯了，奮斗在生產斗爭一線的工農群眾相比光鮮的知識精英，就是“臭苦力”，相比叱詫風云的資產者和新地主，他們也就是要“見人矮三分”。也只有在這樣的歷史視角之下，我們才能看清楚《救救她》這個劇本真正“反文革”的一面。

　　今天的時局已經很難改變，我們沒必要去比較兩種人生觀的是非，卻可以重新演出一場《救救她》，看一看我們從何處走來。不知今天的工農子弟看著舞臺上的方媛老師公然宣告：“四人幫”被粉碎了、“拼爹”的時代過去了，這時候，人們會作何感想?劇中的教育還在，劇中的高考還在，然而，當人們看著不平等的教育格局，看著高昂的教育代價，不知是否能發現苦難的勞動早已成為一部分人的宿命?只有觀察過當今社會的人才能清楚，《救救她》當中出現的，可以改變宿命的考試，在今天無非是被命運和個人才智粉飾過一番的階級壁壘，無非是點綴了些許自由之花的僵硬的必然王國。誰說恢復高考就不用拼爹了，誰說這個時代比上一個時代做得更好，那他一定是不曾讓毛岸英烈士和今天的富商子弟們拼過爹吧。

　　總之，《救救她》將強烈的政治性、歷史性，融入到了“個體得到拯救”這樣的有一定藝術感染力的戲劇行動之中，最終用自身的淺陋造就了戲劇行動的淺陋。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救救她》是七十年代末的一系列“反‘文革’戲劇”中的佼佼者。通過它我們可以追溯自己這個時代的緣起。因此，這個文本，是非常值得今人去回顧、審視、反思的。

　　盧暖

　　2014年5月20日凌晨

　　[1] 宋寶珍，《中國話劇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8月;第358頁。

　　[2] 參見：《革命樣板戲劇本匯編》第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年12月。

　　[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616頁。

　　[4] 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53-54頁。

　　[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第573頁。

　　[6]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1頁。

　　[7] 參見：《革命樣板戲劇本匯編》第一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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