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挑戰與突圍：紀錄片醒著的思想，面對喧鬧而浮躁的社會是無法做夢安睡的。
2003年，我認識了編導艾辛。她正在投拍文獻片《走近毛澤東》。面對21世紀毛澤東誕辰110周年的這部堪稱重中之重的作品，我曾對她說過，選擇這個題材就是選擇了風險，選擇了艱難的突圍。
艾辛以求真、求新、求深的清晰思路，沖出一條創作的活路與新路。她用平民化、生活化、個性化的視角展現一個充滿活力和魅力，既有“猴性”又有“虎性”的獨特氣質和個性的毛澤東;一個平凡而不凡、理想而浪漫的偉人的故事。
影片實至名歸地贏得了“金雞獎”、“華表獎”。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這段感受已經是十一年前的“歷史”了。
前些日子，我終于看到艾辛“折騰”了近六年完成的上下篇大型記錄電影《戰友》。
六年前，她曾向我透露想拍一部有關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三個人的影片。當時，我心存疑慮，怎樣拿捏三位旗幟式的人物的關系?這比單純表現毛澤東遇到的難題會更多更棘手啊!
她是通過《戰友》這部作品向我們訴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命運與人生，同中國革命緊密相連的故事。
《戰友》無疑對艾辛又是一次挑戰，又是一次險峰的藝術攀登。她滿目不是“無限風光”而是“高處不勝寒”的孤寂與身心疲憊。這類涉及領導人的高端題目，是無法回避陣陣的政治寒風和“雄關漫道真如鐵”的必要把關和審查的。中國紀錄電影市場長期的“腦梗”現象，逼著她在創作中壓力重重，步步驚心。
在《戰友》中，我看到了一種態度，一種情懷、一種擔當和一種執著的藝術個性。
作品帶我們仰望歷史的星空。它彰顯了文獻性的價值和作品背后紀錄片人的精神附加值。
《戰友》是為了當今的重新發現歷史與現實的新關系，為了當今的中國夢的深沉思考而寫的，是為了人生的價值取向而寫;是為了年輕人而寫。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西方文化強勢沖擊和滲透到我們社會各個領域，在推進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影視圈彌漫著炒作、吹捧、追名逐利的霧霾;急功近利，庸俗淺薄，宣揚物質欲望;只講價值，脫離核心，醉心于時尚，忘記了過去，與國情失聯，引發了人們心態的失衡、情緒的浮躁。特別是今天的孩子們，他們覺得山羊胡子的肯德基爺爺最親，不知道大胡子的馬克思;他們心愛圣誕老人的紅色帽子，卻認為灰色的紅軍八角帽太土;有些年輕人視香車美人或高富帥為成功者的榜樣，們以“我的青春我做主”的姿態，在“錢”途上彷徨、徘徊、追逐，以至迷失了方向。他們是娛樂化狂潮的鐵桿粉絲，是走進影院的主力消費群。當下流行的“青春片”，童話式的豪華與奢侈的夢景，曲折離奇的浪漫愛情，賣萌的噱頭，珠光寶氣的上流社會活動，吸引著年輕觀眾的好奇心和眼球。青春的特點難道就是我行我素，一味放任，酷、HIGH、爽和盡情享樂嗎?變形與放大的小時代已經離大時代漸遠了。
有些年輕人用“時代不同了”來拒絕傳統，拒絕接地氣、拒絕思考，甚至拒絕對歷史的敬畏。
紀錄片人清醒的思想，面對嚴酷的現實和世界，面對混亂的價值觀，是不能失語和沉默的，是無法安然入睡做夢的。
我想。這可能是艾辛攝制《戰友》的主要動因吧。
《戰友》不單純是紀實，文獻片不僅是歷史人物的真相再現的表層，而是關乎精神和表現精神這個層面，涉及人生的價值取向并觸及靈魂的痛處的。
拆除電視敘事的“腳手架”，搭建電影化特點的藝術結構;“得天獨厚、空前絕后”的紀錄片歷史人物表現。
《戰友》跳出文獻性電視片人物傳記的思維定式和創作定居，拆除慣性的敘事“腳手架”模式;重新搭蓋以蒙太奇語言闡述主題的電影化文獻性的藝術結構、風格與樣式。
《戰友》舍棄了訪談和“情景再現”的電視片傳統手法。
這部作品是把了解戰友之情才能深入了解歷史風云的理念貫徹始終。
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戰友之情和命運串聯起來他們這一代人的，命運：以他們追索理想和實現理想的戰友之間的堅定目光的交流和聚焦探索歷史的目光，以他們久經生死考驗和漫漫征程的革命實踐中的激情與思考，激發起更持續、更廣闊、更多元的現實思考。
任何一部有經典意義的中外故事片，皆因藝術地成功塑造人物。
任何一部有傳世價值的紀錄片，皆因生動而真實地表現人物。
《戰友》——我們看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為了實現共同的信仰和理想走到一起的故事。看到他們從少年到暮年、從青澀到成熟、從激進到理性、從狂傲到包容、從浪漫到現實、從悲壯到從容、從艱苦卓越到高歌猛進的人生心跡與足跡……
《戰友》讓我們看到人物的共性和個性，看到人物性格發展與歷史的關聯，看到真實的歷史情節與細節中的人物行動和內心世界，看到有血有肉有情有思想有個性的怒放的生命。
人物的命運、性格和情感，是在歷史的真事、真景、真情中顯現的;具有不可復制的逼真感和真切感。他們的一舉一動、他們的眼神、語言、神態以及在復雜、險惡、艱辛的環境中的行動的獨特氣質、個性、風度和人格魅力，讓人過目難忘。
誠然，故事片和紀錄片在人物的呈現上各有所長，各有特點。但對歷史人物而言，真實的故事比虛構的故事更有精彩，更能打動人心。
關于文獻性紀錄片的表現人物，我概括為八個字：“得天獨厚、空間絕后”。
它決非虛構性故事片的塑造人物可以替代和超越的。
它決非“大腕”和“明星”可以模仿和“演”出來的。
它決非靠“高科技”可以重現真實的歷史場景和歷史氛圍的。
“同”與“不同”的內核的內涵和外延；蒙太奇語言表現時空與歷史人物的關系。
《戰友》的開篇字幕，醒目、鮮明、精煉：
他們生于不同的家庭
他們有著不同的童年
他們共舉同一面旗幟
他們共走一條道路
他們共創同一個偉業
他們實現同一個理想
他們同于1976年相繼辭世
他們生死與共為戰友
這已經把主題、內容重點、歷史脈絡、人物關系、情感滲透、段落邏輯和總體格調闡述得很到位了。
我認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三位戰友的“不同”與“同”，正是影片的物質、情感和精神的“內核”。真實地層層觸摸、剖析和表現，就能顯現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在時代思潮和時代風云中思想變化和地位變化。他們從少年到暮年，革命的目標從朦朧、清晰到堅定不移。
他們在求索先進思想和踐行共同的理想的過程中，殊途同歸，志同道合，經歷著創建為勞動人民打天下的工農紅軍，震驚整個世界的長征、同仇敵愾的抗日、延安的艱苦奮斗、兩種命運的決戰到新中國的誕生……無論遇到多少尖銳、復雜、曲折、殘酷的形勢，遇到多少追殺圍堵的血雨腥風，遇到多少撕心裂肺的悲歡離合，遇到多少挫敗與低谷，遇到多少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他們始終是患難與共、生死相依、并肩戰斗的戰友。
《戰友》的歷史時間跨度大，重大的歷史事件多，人與人的關系錯綜復雜、跌宕起伏、驚心動魄。我們被他們的大志、大愛、大勇、大義、大美的行為所感動。
艾辛將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戰友》故事，分為上篇;《求索·新青年》;下篇：《拼搏·締造者》，呈獻給廣大觀眾。
影片的特點是用蒙太奇的語言來敘述和表現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在歷史的大轉折、歷史的大起伏、歷史的大關鍵的重要時刻中“同”與“不同”的個性、情懷和內心世界。
對應、平行、交叉、復合或閃回等蒙太奇方法成為整體結構的文獻性電影化的講故事特色。
在同一時間里的不同空間，或者同一個時空中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所思、所言、所遇、所為的是什么。
如：1900年——
八國聯軍在故宮城門前耀武揚威、侵略者火燒圓明園，掠奪文物財產，把中國人當棒球打，揪著辮子砍頭，然后用人頭歡慶勝利。
這一組真實記錄侵略者令人發指的暴行，極富沖擊力。
接踵而來的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在這一年的“亮相”。
四川的朱德十四歲，乳名“狗娃子”，已經聽說八國聯軍打到北京，也和同學們談論義和團能否打贏帝國主義列強。
湖南的毛澤東七歲，乳名“石三伢子”，還不大知道湘潭韶山沖之外的事情。
江蘇淮安的周恩來，出生于戊戌變法六君子頭顱落地的那年。1900年剛兩歲，乳名“大鸞”。
這三個當時還只是被叫著乳名、不太懂世道上事兒的孩子，卻在童年就背負著中華民族遭受的苦難和屈辱。他們有幸目睹了中國二十世紀初期梁啟超、孫中山、蔡鍔等一批熱血青年叱咤風云，感受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
如：1919年——
中國政治理念思潮多元和劇烈碰撞的一年。震驚中外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
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接觸到陳獨秀。《共產黨宣言》這本書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理想。
這一年，朱德33歲，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和李大釗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理念，讓他獲得了一種新的力量和人生方向。
這一年，21歲的周恩來從日本回到南開大學，創立了“覺悟社”，他起草了《覺悟社宣言》。
如：1921年——
周恩來在法國巴黎建立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是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成員之一。
，毛澤東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參加了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最后一天的重要會議，負責會議記錄。
就在毛澤東、周恩來已是共產黨員的時候，朱德費盡周折在上海找到中共領導人陳獨秀認為他是舊軍官而拒絕了他。
朱德前往法國馬賽尋找中共組織撲了空，他得知旅歐中共負責人周恩來在德國柏林，又立即追到柏林見周恩來，提到入黨要求。經周恩來、張申府共同介紹，朱德終于如愿以償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從1921年建黨開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從此找到了終身為之奮斗的新路。
國內與國外、事件與人物，在蒙太奇的平行和復合的語句中線索分明，人物活動各有特點。
如：1935年的遵義會議——
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
周恩來。朱德全力推舉毛澤東領導今后的行動，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
毛澤東事后強調說：“能回到紅軍的領導崗位，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朱德同志是推波助瀾的角色。”
這一組鏡頭，表現出“特哥們”的戰友在關鍵時刻相互支撐，力挽狂瀾。
影片巧妙地西方人的視角來講戰友這個話題。
英國作家韓素音說，他們三個人是“海岸對海洋的忠誠，超越一切”“對毛澤東這個海洋來說，朱德和周恩來 就是海岸，它們不斷阻擋排山倒海的巨浪，有一刻不離開洶涌澎湃的海洋”。
影片中的歷史發展邏輯和千錘百煉的人物關系證明了這一點。
三位戰友都愛三種不同的花；用鮮血和淚水寫下“愛情宣言”。
為什么毛澤東詩情畫意愛梅花?為什么朱德踏遍青山尋找心愛的蘭花?為什么周恩來情有獨鐘海棠花?
《戰友》給予我們心靈震顫的答案，從“花”引出在血與火年代中三位戰友的“同”與“不同”的愛情故事。
他們同樣有著普通夫妻、兒女情長的情感，但更有超乎普通人的婚戀關系，是生死相依的革命伴侶和戰友。影片展現屬于那個年代的殘酷青春與愛情，不為歲月磨朽的至真、至善、至美的人性細節;加深我們對歷史人物的正確認識和寬容理解，加深我們了解他們為了理想而付出生命代價的意義。
1923年，毛澤東被通緝，不得不離開長沙去廣州籌備農運工作，他滿懷難舍難分之情與妻子兼戰友楊開慧離別。
1927年，身在井岡山的毛澤東寫信并派秘密交通員去長沙尋找楊開慧。直到1929年，依然沒有妻子任何音訊。
1930年楊開慧在長沙被軍閥何健抓捕后殺害，時年29歲，臨刑前留下遺言：“死不足惜，但愿潤之革命早日成功。”
此時，正在井岡山指揮紅軍反“圍剿”戰斗的毛澤東，得知妻子楊開慧犧牲的消息，心如刀絞之痛，他說：“開慧之死，潤之百身莫贖。”他從愛妻身上看到“梅花歡喜漫天雪”的高潔傲骨和革命精神、從此毛澤東酷愛梅花。
1990年，在重修楊開慧故居時，在她臥室土墻的夾縫發現了一首詩。這是1930年身陷囹圄的楊開慧想念毛澤東寫下的詩《偶感》：
“天陰起朔風，濃寒入肌骨，
念茲遠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備?
孤眠誰愛護，是否亦凄苦?
書信不可通，欲問無人語。”
毛澤東直到離世也不知道，深陷獄中的妻子的這篇長相思的泣血之作，這時毛澤東已辭世十四年了。
1928年，朱德在組織發動湘南起義期間，與湖南耒陽縣蘇維埃縣政府婦女干部伍若蘭隨紅軍上井岡山，學會射擊，投彈……并能雙手打槍，同戰士們一起打仗沖鋒。
1929年2月2日，在江西尋塢縣吉潭，遭國民黨一個團包圍，伍若蘭為保護朱德等軍部首長的安全，將火力引向自己，在突圍中因彈盡負傷被俘。
2月12日，年僅26歲的伍若蘭被殘殺于贛州，喪心病狂的將她的頭顱掛在湖南長沙城門口示眾。
伍若蘭的犧牲成為朱德一生最大的悲痛。此后，愛蘭花伴隨他的一生。
1925年8月8日，周恩來從法國回到廣州與鄧穎超相聚成婚。“海棠不惜胭脂色，獨立蒙蒙細雨中”，是周恩來和鄧穎超共同喜愛的海棠花詩句。他們革命者的浪漫與激情、信仰與志向融為一體，夫妻之情、戰友之情、從一而終的婚姻，成為人們的楷模。不論是白色恐怖，艱苦長征歲月，非常時期的困頓，還是地位顯赫的日子，他們始終相互依戀、相濡以沫、相敬如賓、并肩奮行。
三種不同的花，帶來了三位戰友用鮮血和淚水寫下的轟轟烈烈的愛情宣言。
用情感的“金鑰匙”打開人們的心扉；忘不了的三位戰友的容音笑貌。
古今中外經典之作的要素之一，就是寫人的心靈世界，寫人的喜怒哀樂的情感。《戰友》溢滿了豪情與柔情、充盈著正氣與銳氣，“情”的感染，“氣”的熏陶，同歷史與時代的情勢與氣氛緊密結合，更真實而生動地體現了情感的重量和情感的力量。
將心比心，以情引情，以人感人，催人淚下。作品用這把“情”的金鑰匙來打開了我們的心扉。
影片的結尾出現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三位戰友的同期聲：
毛澤東：“人民萬歲!”
周恩來：“我們的工作是勝利的，這種勝利就是人民的勝利!”
朱德：“為保衛東方與世界和平而奮斗!”
這是中華民族的最強音，這才是震天動地的中國好聲音。
這些樸實而真實的歷史性經典鏡頭，永不難忘!
這些鏗鏘有力的聲音，永不難忘!
《戰友》影片的這個句號沉實而沉重，直擊人心，引人深思，讓人動容，催人奮發。視聽藝術的特點極大激發了我們的情感。
不可避免的瑕疵：不應過分強調影片的長度。
能把《戰友》這個超重量級的題材“扛”下來，實在不易。證明了艾辛在紀錄片上的創新力、駕馭力和執行力。
但是《戰友》依然存在著在藝術淬煉提純上尚欠火候的瑕疵。
因為，客觀上存在著光影資料非常匱乏的局限，某些歷史事實的表現依然受“過敏癥”的困擾和束縛，以至影響到一些段落的內容銜接和導致枝蔓的滋生。
強調《戰友》是史上“最長”的紀錄片實非明智，作品的長度不是賣點，更不是亮點。觸及靈魂，直達人心的情節和細節，鮮為人知的史實;三位戰友的一生艱辛和艱辛和驚險的生命奇跡，他們畢生為理想而永不言敗、百折不撓、決戰決勝地打出紅色江山的曠世奇觀的傳奇故事，才是應該特別強調并隆重向觀眾推出的興奮點。
《戰友》是一部留得住、記得起、傳得下的“長壽牌”的文獻性影片。它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將超越時空的震撼力，與歲月同步，不枯不休。
《戰友》的形象呈現和審美表達，體現了柔韌與堅強、感動與感悟、澎湃的熱情和深沉思考的鋒芒;人性化地傳遞和放射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正能量。
一部成功的勵志紀錄大片；一部讓人心緒難平的優秀作品。
“讓我們在解讀輝煌、壯烈的背后，也感受鮮血和淚水，也理解悲傷和遺憾。”
我感受到艾辛這番話的復雜心緒的真摯和誠實。
我對《戰友》進入院線還是充滿期待的。
但是。中國電影市場仿佛進入了“神經病區”，病態、反常，越被吐槽越走紅和吸金、喧鬧的故事片發布會，幾乎不談影片的意義，而是以肉麻當有趣的作秀，預言票房要撈多少個億。這不是電影的繁榮而是電影的滑落。此時此刻，《戰友》橫馬上陣，沖進市場，多少有點像堂吉訶德。
我用流行歌曲“無所謂”來看待這個現象。
因為票房的價格并不等于作品的真正價值。“土豪”不等于高貴，時尚不等于高尚。
我相信大多數人擁有健康的審美取向。
最難能可貴的是中國紀錄片人沒有隨波逐流，依然堅強地堅守精神高地，給我們這個時代留下了《戰友》這部令人心緒難平的優秀作品。
《戰友》對于廣大年輕人而言，是一部沒有說教、沒有粉飾、充滿夢想和青春激情的勵志紀錄大片。
它不僅對廣大觀眾有教育意義，對當今在其位謀其政的各級領導來說，更有“照鏡子”的現實作用。
面對《戰友》我們讀懂了什么?我們在想什么?我們在做什么?
……
(作者：中國新聞社原副社長)
鏈接：艾辛：以紀錄的真實還原歷史的真實——為什么拍攝紀錄電影《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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