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木刻)　力群

　　延安軍民歡迎陳嘉庚。(資料圖片)

　　陳嘉庚（著名的愛國華僑領袖，生前曾被毛澤東稱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從延安回到重慶，馬上召開記者會，直截了當地告訴全國人民：延安讓我“如撥云霧見青天”，中國的希望在延安，從此與國民黨分道揚鑣。陳嘉庚的轉變重創了國民黨的合法性，蔣介石大為震驚，深感恥辱。他一輩子也想不通：為什么陳嘉庚去了一趟延安，就變了一個人？共產黨到底用什么“買通”他的？

　　對于政治家來說，吃飯也是政治。抗戰時期，蔣介石、毛澤東先后請愛國僑領陳嘉庚吃飯，產生的嚴肅政治后果，連他們自己也沒想到。

　　一

　　1940年春，旅居新加坡的愛國僑領陳嘉庚，帶著南洋廣大華僑的殷殷囑托，率團回到祖國慰問抗日軍民，第一站當然是戰時首都重慶。蔣介石十分重視，下令不惜一切代價做好接待工作，務必讓客人滿意。他這樣要求是有原因的。

　　陳嘉庚是同盟會出身的愛國老華僑，整個廈門的集美學村就是他用一生的積蓄捐獻的。抗戰開始后，他作為“南洋華僑總會”主席，負責整個東南亞地區華僑支援祖國抗戰的工作。在他的組織領導下，廣大僑胞每個月都向國內捐錢捐物，這都是他們從牙縫里省出來的，因為當時的海外華僑大多生活在社會底層。

　　三年以來，廣大華僑通過總會，共為祖國籌得約合4億多國幣的款項，物資無數。總會還在新加坡和重慶設立制藥廠，挽救了許多抗日將士的生命。

　　抗戰的生命線滇緬公路建成后，司機和修理工奇缺。陳嘉庚登高一呼，3000多名華僑青年揮別親人，冒著敵人的炮火，日夜不停地搶運軍需物資，許多年輕的生命就留在這條公路上。可以說，沒有陳嘉庚和廣大華僑，抗戰的勝利肯定要推遲。

　　按照蔣介石的指示精神，國民政府成立了陣容龐大的歡迎委員會，由中央宣傳部、財政部、僑委會等20多個黨政軍重要部門組成。在財政極其拮據的情況下，列支了充足的接待資金，其中光宴請費用就達8萬元——根據中國價格史資料推算，當時這筆錢能買800頭牛！

　　這樣，陳嘉庚在重慶的60多天里，正事沒時間做，每天被迫在各種宴會中疲于奔命。國民黨的高級干部無不以陪陳嘉庚吃飯為榮，美酒佳肴越是高級、越是罕見，越有面子。

　　但不管什么山珍海味，陳嘉庚一口也咽不下去。他知道錢是怎么來的，大敵當前的中國是多么缺錢。“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竟是戰時首都大小官員的常態，行政院長孔祥熙在辦企業，為陳嘉庚服務的司機虛開汽油費發票，這些都讓陳嘉庚反感和痛苦：這樣的政府能領導全民共赴國難嗎？民族復興還有希望嗎？

　　陳嘉庚再三懇求就此打住，對方認為這是客氣話，不開宴會怎么表達感情？無奈，陳嘉庚不得不空中喊話，連續三天在國民黨《中央日報》刊登罷宴聲明，這在全世界也是少見的：

　　“在此抗戰中艱難困苦時期，望政府及民眾實踐節約，切勿消耗物力！”

　　重慶讓他感到窒息，“絕無一項稍感滿意，與抗戰艱難時際不甚適合耳！”到滇緬公路看望過他的子弟后，盡管蔣介石不高興，陳嘉庚還是決定奔赴傳說中的延安，看看偌大的中國是否真有凈土。

　　二

　　1940年6月1日晚，毛澤東設宴款待陳嘉庚。

　　這次宴會是露天的，就設在毛澤東窯洞外。餐桌更特別，一張大桌面搭在破舊的小方桌上。桌面坑坑洼洼，鋪了幾張舊報紙遮丑，就在賓主相談甚歡的時候，一陣風把報紙給吹跑了。吃的是毛澤東自家菜園子里種的大白菜、豆角，最講究的是每人一碗雞湯。

　　毛澤東懇請客人諒解，說實在拿不出什么好東西。至于雞湯，毛澤東解釋：這是鄰居大娘家唯一的一只雞，正下著蛋呢，她聽說我貴客臨門，悄悄宰了送來的。

　　陳嘉庚一聽，差點落淚。這個山溝里的黨的質樸廉潔，官民關系的水乳交融，還有上上下下飽滿向上的精神狀態，跟重慶的腐朽墮落截然不同，讓他眼前一亮。

　　陳嘉庚悄悄對秘書張楚琨感慨說，蔣介石像皇帝，毛澤東像農民，“得天下者，共產黨也！”張楚琨后來分析：“延安之行是陳嘉庚一生的轉折點和里程碑。”

　　一回到重慶，精神煥發的陳嘉庚馬上召開記者會，直截了當地告訴全國人民：延安讓我“如撥云霧見青天”，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為我大中華民族慶幸！”從此與國民黨分道揚鑣。后來，南洋華僑的捐獻源源不絕地流向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其中包括中央領導層使用的福特轎車。

　　此前，因為國民黨是“正統”，又值大敵當前，陳嘉庚一直是堅定的擁蔣派，真心誠意地宣傳“蔣委員長乃是中國國內外四萬萬七千萬同胞共同擁戴之唯一領袖”，他是中國的未來。

　　陳嘉庚的轉變重創了國民黨的合法性，蔣介石大為震驚，深感恥辱。他一輩子也想不通：我對他那么好，他為什么打我的臉？為什么去了一趟延安，就變了一個人？共產黨到底用什么“買通”他的？

　　作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蔣介石當然不會明白，東拼西湊的一頓農家飯，怎么有如此功效。他不知道也不理解，共產黨一個攻無不克的傳家法寶，竟是艱苦奮斗的作風。艱苦奮斗中蘊含著豐厚的精神寶藏，蘊含著人心向背的密碼，根本不能用物質來衡量。

　　豈止是蔣介石。隨著時光的流逝，對艱苦奮斗的本質和價值，連我們自己也會模糊不清。

　　三

　　第一，艱苦奮斗的作風反映了共產黨的本質。

　　毛澤東說，共產黨的作風就是艱苦奮斗，“這是每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革命家的作風”。人民大眾判斷一個政治力量到底是為自己服務、還是為人民服務，最直觀的就看你是奢侈浪費、貪污腐敗，還是艱苦樸素、與群眾同甘共苦。

　　不止陳嘉庚，從共產黨的作風中認識共產黨的，何止千萬。原國家副主席榮毅仁曾說，他過去不了解共產黨，還挺怕的。上海解放那天早上，他發現解放軍就睡在街道上。他動員戰士們到院子里去休息，對方只是為傷員要了一壺熱水。當時榮毅仁就明白了：國民黨再也回不來了!

　　像陳嘉庚一樣，許多人也是從國民黨腐朽不堪的做派中，對國民黨徹底失望的，甚至包括一些“壞人”。

　　解放前夕，蔣介石的江湖兄弟杜月笙攜全家取道香港，打算去法國定居。但是杜月笙一病不起，根本不可能長途旅行。家人建議就近去臺灣，杜月笙不吭聲，讓女兒去匯豐銀行取回一個小箱子，里面滿滿都是借條，在這些借條中，最少的一筆是5000美元，最多的是500根金條，債務人統統是國民黨的高級干部，個個有頭有臉！

　　得人心者得天下，看似一個簡單的政治常識，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理論闡釋。但國民黨之所以毫不在乎人民怎么看它，共產黨之所以始終心存敬畏作風清新，差異來自“我是誰”、“為了誰”這個本質問題。本質決定作風，作風就是人心向背，所以“作風問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

　　第二，艱苦奮斗是中華民族的性格特征，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取向。

　　中華民族的生存條件在地球上是比較差的，卻能生生不息、愈挫愈奮，不斷發展壯大，在世界上獨一無二。這是因為中華民族在漫長發展歷程中，形成了不畏艱難、勤奮節儉的民族性格、價值取向，也就是艱苦奮斗精神。

　　艱苦奮斗精神的本質是奮發有為、百折不撓，它讓人超越物質的制約，使主觀能動性對客觀世界產生巨大的反作用，從而不斷改造客觀世界。可以說，沒有這種精神，就沒有中華民族的今天，更不要說民族復興。《周易》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就是這種精神的寫照。

　　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她的政治理想是國家獨立、民族復興、社會進步和人民幸福。這種銳意進取、蓬勃向上的政治追求，完全契合中華民族的精神脈動。所以，艱苦奮斗不但是中華民族的性格特征，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取向，人民擁護共產黨，源于其在民族的沃土中植根至深。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火車頭，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是共產黨力量的源泉、前進的動力，二者渾然一體，不可分割。

　　經常有人這樣理解艱苦奮斗：我們國家現在底子薄，不能奢侈浪費。言下之意，過去艱苦奮斗是物質條件逼的，物質豐富之后，艱苦奮斗就不重要了。如果這樣理解，就把哲學層面的精神追求和黨的浩然正氣，貶低為低層次的經費問題。認識不清，行動就會有偏差。

　　陳嘉庚贈送的福特轎車運抵延安后，本來準備用作毛澤東的專車，但他堅決要求集體使用，這與物質匱乏不能說毫無關聯。但進北京住進中南海里之后，毛澤東的睡衣上一直打著補丁。難道建國之后我們比延安時期還要困難，黨的領袖竟穿不起一件好衣服？現在中國的GDP已經位列世界第二，不遠的將來還會雄踞第一，黨中央為什么還下大力氣反腐敗糾“四風”呢？

　　第三，艱苦奮斗契合現代政治文明，體現了黨的現代性、先進性。

　　中西文化有許多差異，但都推崇勤儉節制。早在先秦的《尚書》中，中國人就提出“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幾乎所有的西方哲學家都認為，節制是人最大的美德。到了現代社會，克勤克儉的哲學思想由個體推及社會，成了國際社會的主流政治倫理，成了政治和政治家的共同戒律。

　　“作風問題是腐敗的溫床”，而揮霍浪費、貪污腐敗消耗的都是民眾血汗，民眾不可能擁護。所以世界上不論什么性質的政權，無論是真是假、能不能做到，對反腐倡廉這個“政治正確”都不敢造次，都樂意占據反腐敗這個道德高地，不然就不會有《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看起來，人們要求政府節約的是財政支出，實際上需要節制的是權力。不受制約的權力導致腐敗和浪費無休無止，與公共利益和人類政治文明格格不入，也使執政者失去合法性和統治基礎。

　　重慶的揮金如土，暴露了他們的愚頑落伍、暮氣沉沉；延安則堅定地站到人民一邊，主動順應和引領時代潮流，黨的青春活力和精神魅力熠熠生輝。兩相對照，陳嘉庚和全體中國人民一樣，不可能有第二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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