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社會階層分化的固態以及底層的日益不滿情緒增長，沉寂多年的改革頗有一觸即發跡象。高層的講話，輿論的造勢，莫不與此相連，改革者的“不改革滅亡論”時有“狼來了”的味道，無疑面對社會階層分化的固態以及底層的日益不滿情緒增長，對固有的就有體制，或是對舊有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某些不合時宜的做些局部修改，是為符合社會生態健康之舉，改革相對于革命極端手段，更為符合國家長治久遠，也符合社會求穩訴求，通常的說，改革若成功，則能保證社會趨向穩定、提高底層生活質量，亦是執政黨獲取其執政合法性的途經之一，同時，也要認清改革必然會帶來不可獲知的風險，“不合時宜”的改革，或也有可能將國家帶入混亂局面。　　

對待改革，既要有一定的緊迫性，改掉舊有生產關系或是社會管理模式不合理的部分，以滿足社會訴求；也要對改革保持一定的敬畏心，規避可能出現的風險；改革是機遇與風險并存的產物，社會應當慎言改革，中國如此之大，社會習俗、地域差異、國家認同等因素制約著改革的急進，激進改革不符合社會認同意識。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之路，雖是成果豐碩，國民生產總值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有了極大提高，所取得的成就亦是三十年前所不可想象的，但也充滿了坎坷；掠奪式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破化生態環境為代價的不可持續之路，兩級分化差距拉大現象、普遍的官員貪腐更是為人們所詬病，如此種種，注定了改革之路并不平坦。　　

厘清這三十年的改革軌跡，或對于如何改革，或是為改革方向把脈大有裨益。三十年的改革，既有自下而上的社會推動力量存在，也有自上而下的國家發展戰略選擇，兩者之間既有著涇渭分明的一面，也有著相互呼應的一面，既不能簡單予以歸納，也不可能簡單的混為一體，改革只是社會階層利益博弈的產物。　　

依時間為跨度，改革以10年為一跨度。大致有上世紀80年代以農村包干入戶為標志的生產力大釋放改革，對于這個階段的改革，人們普遍認為始于安徽小崗村的田地承包為引子，卻忽視了譬如浙江溫州柳市的“八大王”等其他社會推動因素，更不愿深究歷經十年動亂后中國社會生產力一片頹廢景象，社會對于階級斗爭的厭倦和對生產水平提升的意志力量，直白的說，這個階段的改革，對農民的生活水準的提高是最為明顯；其二是上世紀90年代國企下崗為標志的效率轉變改革，這個階段的改革是國家不堪重負于國有企業生產力和政府效率的低下，國家財政情況也不允許這個沉重包袱拖累，是國家輕裝上陣參與國際競爭的必然選擇，這是改革的陣痛期；其三是進入新世紀以房價突飛猛漲為標志的社會公有體制轉變改革，這個階段的改革人們最為感同身受的房價為標記的物價通脹壓力，生活水平的急劇下滑，同時伴隨城市化的急劇推進，在土地經濟為城市完成資本二次積累的過程中，是廣大農民背井離鄉進城務工，在農村出現了只有戰時才有可能出現的農村生態環境的惡化，雖然國家在這個階段對農村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基礎建設與政策傾斜，但毫無疑問的是農村或是整個中國的社會生態體系前所未有的惡化傾向，當然這或也是精英所鼓吹的中國開始進入“中等發達國家陷阱”時段；改革進入第三階段，是精英文化盛起、底層話語權旁落的階段，改革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改革似乎也進入了死胡同，自然再次改革就此擺上了桌面。　　

兩會之后，剝析改革話語，不難發現，改革似乎聚焦于上層建筑構造，即政治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私有化。但精英把持下的社會輿論關于改革的話語解釋，似乎是以社會公平建設為名目的所謂政治體制改革，或是集中于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進程；觀察最近時事，是由“國三十六條”并就此衍生的所謂的銀行業改革；對于壟斷企業的腐敗和低效，進行必要的改革是必然的事，但國有壟斷企業的改革不能僅是簡單的私有化過程，國企改革首要的宗旨是國企的全民所有性質改革，即國企改革應是惠及全民，國有企業的原始資本積累既然源于特定年代的全民共建，尤其是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完成對農村資源的原始積累，那么國企改革就應當向全民傾斜，比如建立全民所有的國企分紅制度，同時為保障國企的健康長遠發展，國企分紅制度應設計合理，如全民分紅制度建立在社會自然人在面臨生老病死等人生大事才能兌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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