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搭救
張承志
(一)
什么叫做窮?什么是貧困?
在西海固經歷的八十年代,給了我關于貧困的一種觀點:西海固民眾的貧困——是殘酷自然和不平歷史的產物。它是徹底的,幾乎不能改變。它需要的首先是社會的正義,以及人們對它的同情。同時包圍窮人的還有不毛的環境。那片絕望之地若能在哪天變得富裕,那一天就一定是大同之日。
那時所謂的貧困,是一個政治詞匯。那時的急迫事情,是抗議壓迫的歷史,是宣布對信仰的聲援。換一句話說,關于西海固貧困的另外一個方面,我完全沒有留意。
漸漸有一絲警覺,游走在心底。
因為在隱藏的深處,似有一株細芽,如一個細胞在悄悄生長。我察覺到:關于窮和苦,關于貧困的觀點,或許早晚要重化工新參悟。否則哪怕皮毛上的毫厘,最終會在骨子里失之千里。歸根結底我們追求的,一是真實,二是真理。
多次遇到有人問我:西海固,那里還是沒有水嗎?
苦旱無水,因為我的傳達成了它的形象。我為其間的分寸感到不安,忙急著說:不是到處都沒水!有的地方家家一口井。還擔心水被人弄臟,井蓋上掛一把鎖。媳婦們是擔了桶,再提上鑰匙挑水去的!……
難忘的,是農民的激憤神情。那真是怨天恨人:
“不能成!……啥都不長!水沒有!土不能成!……”
農民說得亢奮時,如同爭吵,頭搖不停。粗粗的嗓音,堅決且不耐煩。
那一次隨口扯起的是種菜。而我信以為真;我也以為西海固的貧瘠土地,真的不能種菜。
二十年彈指過去,到了兩千零幾年。
哪一回呢?我從蘭州過來。背包里,不知被誰順手塞進了飯館的一塑料袋子小西紅柿。我忙著,不知包包被收拾過,娃他媽把那一捧小西紅柿種到了大門上的空地里。我走后,她澆上水,誰知長得郁郁蔥蔥。電話里他們告訴我說:滿枝鮮紅的小西紅柿沉沉掛滿,吃都吃不完!……
于是又種了黃瓜,豆角,一應的菜蔬。聽著他們興奮地描繪這一篇種園記,我憶起了昔日那激憤的神情。
也就是說,在他們嗓音粗糲,控訴這窮山惡水不識菜蔬的時候,其實掩飾了另一半。他們并沒有竭盡全力。那嗓音和忿忿的口氣,不知為什么耐人尋味。于是憤怒的譴責和虔誠的表白,甚至關于犧牲的敘述里,都暗送了一絲弦外之音。那是一絲募集同情,搜尋援助的潛語。天下頭只我最苦,我最窮,我的白倆(災難)最大,所以胡大圣人最該拉一把的就是我;無論回漢,誰若是君子誰就該朝我伸手搭救……
我聽著,心里有一絲靜靜的悲哀。
即便句句是真,即便人們決心援助,即便以前的世道是完全的罪惡——我仍感到心里難過。
那一絲聲音雖微渺但清晰,它揮之不去。當窮人也有嚴格的規矩。我不喜歡過度的訴苦,更厭惡哭窮。因為一旦那么放任自己,人會失去了尊嚴。
(二)
在那些場合,人常不由得掏出錢來。這種錢,回民慣稱乜貼,漢族叫做施舍。講究些的叫海地葉,還有算德格,則卡特:都是指帶著宗教意味的錢帛出散。在西海固,這種小額的錢幣支出非常頻繁,特別是在無法無天的西吉,或者在盲迷盲信的海原。人群中,行一個情,拿兩個禮——解數豐富的不勝枚舉。
有時對面坐著,聽說了對方的地位,于是這一個當場站起來,摸出五塊錢說:我給您行個禮行!……那一個慌忙搖手,推搡一番,最后還是收下了。
既然“乜貼”如此隨意,那么人又何必推辭。慢慢自己也學著說些弦外余音,然后意味深長地望著來著,等著他表現虔誠。
一種解數形成了。無疑這勝過了針頭的買賣,泥土的莊稼。它以神圣的名義斂財,少少五元無妨,多多百萬不拒。它把賄賂和貢奉塞進了信仰的框架,維持了,更強化了舊世界的機構。由于這種錢財并非由富及貧的救助,而是豪族強者的征斂——所以它使貧富分化加劇。在圣的門檻里,窮人又多了一層絕望。它繼而發達為風氣,誘惑得誰都想伸手。繁縟的行情施禮,脅迫的金錢繳納,腐蝕了伊斯蘭的原則。
原則是什么?
乜貼,海地葉與伊斯蘭天命之一的則卡特及算德格,這一組概念的含義非常接近。不過是慣習的沿襲,造成了使用的偏重;如北京人只慣用乜貼一語,而西北就更加入了海地葉等詞。必須承認天課一語的使用要少得多——顯然它們都被人想成了隨心的事,在頹廢的大都市,它不過是與圣職人員交換執行宗教儀禮的報酬;而在地緣和宗教維系的農村,它暗暗地劫持人的信仰,變質為控制和盤剝。
原則如天堂一樣遙遠!在四分之一個世紀里,不止在一隅西海固,而是在整個甘青新,我一遍遍地問自己:痼疾的原因在哪里?解決的鑰匙在哪里?推動的東風在哪里?
我轉回了原點。回到了那觸目“窮”字。
這一次,它露出了面目的另一半。不毛的枯山,苦咸的飲水,加上歷史的非情,其實只是真實的一半。另一半仍是貧困;但那是一種志氣的貧困,一種精神的貧困,一種對于自己貧困的人窮志短,一種永遠等著他人救援而從不想伸手去幫助他人的,信仰的赤貧。
當人躲入了自私,不再關心別人,拒絕援助別人的時候——它就墮入了窮的地域。他再也不能超度,他再也不得救贖。窮火煉毒,貧窮之毒浸透他的心,孽生洇染,繁殖擴散,毀掉了他的精神。
尊嚴已經崩潰了,更不懂什么是高貴。他們依然不肯相信:自己的貧窮,正是因為少了高貴的精神。
(三)
那一天,我隨著救助會的車,登上了著名的絕地卡力崗。
進了回藏結鄰的化隆大山,先穿過冶什春,又進了阿什努,在高原邊緣炫目灼烤的太陽下,在參加救助貧困兒童的這一天,我一直在暗自琢磨,究竟自己目擊了什么。
藏族或撒拉族的學生娃,按班級排著隊,密密地擠在臺下。戴小白帽的,穿小藏袍的,都是烈日燒灼的紅臉蛋,清澈心疼的大眼睛。他們的阿媽——好奇又害羞的撒拉媳婦抱著奶娃擠在后排,大膽且熱情的藏民嫂子勇氣十足坐在前面。一眼看去,前一片是藏民女人的紅綠花頭巾,后一堆是撒拉女人的黑桃花蓋頭,環繞四周的,是斑駁黃艷的油菜花,是遠近黝黑的卡力崗。就在這天清氣爽的高原上,救助行動開始了。
我坐在慷慨解囊的經理旁邊。請他致辭時,他推辭了。輪到我,莫名襲來的激動,使我說得語無倫次。按著班級,娃娃們輪番走上前來,一條條床墊,一套套校服,一個個背包;還有專門給孤兒,殘疾,單親兒童的助學金,都放到他們的小手上。
也許更激動的,是出了錢的那個經理。他親眼看見自己的心意原樣到了藏回兒童的手上,也親眼目擊了卡力崗貧瘠大山深處豐富感人的景色。
組織這一次扶貧助學行動的,是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會。來到的每一個人,每一輛車,不用說同時進行義診的醫療隊——都是志愿者,打義工。他們自己并不富裕,守著清貧,援助弱小,實踐著伊斯蘭的扶貧規定。他們的臉上閃著一層光亮,快樂而滿足,我知道,那是高貴的努爾(nur,光)。
——那天卡力崗的扶貧隊伍里,最是阿嘎·艾斯瑪的臉上,努爾閃亮著,給我強烈的感染。
阿嘎·艾斯瑪是一個托茂牧人。“阿嘎”就是大哥,如我們內蒙的“阿哈”,也如哈薩克的“阿嘎依”。簡單說,“托茂”人是一支信奉伊斯蘭教的蒙古人,自清就輾轉到祁連山。若說他們的心思,一是牽掛自己的族源,再就是在意穆斯林的信仰。但是千百人的群落,不會被認定為一個民族;那么他們就更托靠真主。
托茂人把游牧民族的淳樸,注入了伊斯蘭的血液。
阿嘎·艾斯瑪一待牧場的活計放得下,就跑到救助會,當扶貧救難的義工。他熊腰虎步的身影,使隊伍平添了異色的豪邁。就在卡力崗的那一天,他和我結下了友誼。他使我又一次沉入對草原的回憶,使我憶起汗烏拉,憶起沙溝村,捉摸人的相知。
他嘿嘿笑著,好像在說:確實很怪,一旦你伸出手,向別人遞過你辛苦掙來的錢——你就變富了。
是的,那是快感十足的感覺。它那么奇異,仿佛徹悟了貧與富。人必須體驗它,人必須讓自己的心,獲得那樣的富裕。那種雖然明天要更節儉但自己終于拿了出去,那種雖然舍不得卻送了別人,而且不能炫耀只能藏在心里……那熱乎乎的感受,何止物質不能相比,它太美妙,簡直讓人想哭想笑!
(四)
在伊斯蘭的一切原則,法規和傳統中,唯天課與施散的實踐,有力地抗擊著泛濫世界的資本主義說教。今天,它在追求社會公正與平等的人們當中,正引起愈來愈強烈的共鳴。
如今重讀陳克禮對天課的解釋,只覺字字有金之聲:
“課的對象是財富,是有產階級的義務。金錢如水一般,應該是流動的。不應該積藏起來,為少數人所把持。否則它便和水一樣,停滯,發臭……有些人肥吃大喝,有些人啼饑號寒;有些人洋樓大廈,有些人陋巷破廟;有些人不勞而獲坐享其成,有些人終年勤苦缺衣少食;有些人是主子是人,有些人是奴隸是牛馬。由于貧富的懸殊,便產生了社會問題。伊斯蘭制定天課的目的,便是扭轉這種畸形現象,限制資本主義的無限膨脹,使貧富歸于平均。”
我突然想起來該對那些卡力崗的藏回娃娃講什么了。我該說:不是要做文學家,不是要做科學家,我長大了要做——幫助窮人的人!
四分之一個世紀白馬過隙。二十五年滄海桑田,窮人家都變了小康戶。但是攢下的錢,并沒能把人變得高貴。
不知是不是該對西海固,對一切尚在困窘的人,也對我們自己說:西海固不能再是一個“貧困的夸張”。確實早該猛醒:苦難和同情,掩蓋了暗中的腐蝕。我們確實常常忘了:在身為窮人的自己之外,還有比自己更窮的窮人。在自己接受別人施散的時候,也要想著怎么去施散給別人。
——窮人的施散,將使窮人獲得升華。對他人的施助,會帶來罕見的富裕感。對他人的大義,能把自己拔出小農的牢籠。對世界的支援,會導致對自己的搭救。在這感人的過程之中,“高貴”漸漸出現了。
我說慣了的西海固三個字,許是一片黃土山地,也許是一條綠草平川。還可能是一個群體,或者干脆僅僅是一個人,包括你和我。托茂人在前頭走得大步流星;“西海固”,該跟上了。
2009—9—9,齋中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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