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文學”與“新左翼文學”是近來人們常提到的文學思潮，我們可以認為“新左翼文學”是從“底層文學”中分化出來的一種新的文藝樣式，在關注現實、關注底層上，二者是相似的，而在思想資源與文學傳統上，二者則有著明顯的不同，如果說“底層文學”的思想資源是人道主義，更接近于現代文學史上以巴金、老舍、曹禺為代表的“民主主義”思潮，那么“新左翼文學”的思想資源則是馬克思主義（包括經典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思想成果），而在文學傳統上則繼承了“左翼文學”的脈絡，并在新的時期有所發展。曹征路的長篇新作《問蒼茫》，可以作為“新左翼文學”的一個代表性作品。

《問蒼茫》是曹征路一部的“野心”之作，小說涉及到了多個階層、多種人物、多重事件，在錯綜復雜的事件與人際關系中，表達了他對社會現實的復雜感受，以及他對當前中國出路的思考。曹征路多寫中短篇小說，題材涉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如描寫農村的《紅云》、《豆選事件》，描寫知識分子的《大學詩》，描寫國企改制以及工人抗爭的《那兒》，描寫官場的《貪污指南》，描寫城市妓女的《霓虹》等等，這些題材在這部長篇小說中都有其影子，在某種意義上，這部小說可以說是一種“綜合”，集中表現了他對當代社會的總體思考。

作為“底層文學”或“新左翼文學”的代表作家，曹征路的特色在于以鮮明的立場與問題意識切入時代的“核心問題”，《問蒼茫》是這一思潮中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其意義不僅在于揭示出社會問題與底層勞工的生存困境，同時也讓我們反思何謂“文學性”，文學是否應該或如何與時代發生關聯，如何理解“真實性”與“傾向性”？這些問題的提出以及曹征路以實踐作出的回答，包括其成就與不足，都值得我們思考。

小說以深圳的一個村子和一個臺資企業為重點，以數次勞資糾紛與罷工為線索展開敘述。從這兩個點的關系及其各自內部的運作，我們可以看到“深圳”的某一側面。寫農村的部分以文念祖為中心展開，這不是內地的農村，而是“城市化”之后的農村，在土地被商品化之后，這里的農村和農民既擁有巨額財富，也面臨著諸多問題，在曹征路之外，似乎還很少有作家關注這方面農村的變化。在小說中多重關系中，我們可以看到文念祖這個村干部，已成為了集團公司的“董事長”，身家上億，呼風喚雨，盡管不乏聰明才智，也善于編織和利用各種關系，但是除了名、利、欲，卻別無其他寄托，只是一個“暴發戶”和“土財主”。

趙學堯是一個到深圳闖世界的大學教授，在學生何子鋼的幫助下，成了文念祖的“軍師”和“管家”，介入文念祖的家事，并在報紙上違心地發表文章，準備把文念祖樹為“典型”，到最后他反被學生算計，辛苦寫出來的著作署了文念祖的名。在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知識分子面對權力或金錢的墮落和猥瑣，以及作者對1980年代以來流行的“常識”或知識資源的批判。

寫企業的部分，對不同階層的人物都有所呈現。陳太是這個臺資“寶島電子有限公司”的老板，她作為女性小鳥依人（或者挑逗）的一面，作為資本家殘酷的一面，以及作為“外來者”恐慌、疑懼的一面，在小說中有著細致的描寫。馬陽明和常來臨，是這個公司的兩個“副總”。馬陽明是個出身底層而又背叛了底層的青年，他的惡毒、兇狠在小說中有著充分的表現，雖然不無夸張與漫畫化，但顯示了社會的殘酷對個人的負面效果。相比之下，常來臨這個人物形象更加豐滿一些，他原在一家國企作黨委書記，下崗后到外企做“思想工作”，將社會主義文化帶給他的工作作風，應用到為私企利益的最大化服務上，作為一個“打工者”，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打工者的感情，卻反過來壓制打工者的利益，在他的身上，集中了勞資雙方的矛盾，以及社會主義文化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矛盾，讓人看到一個處在真誠與偽善之間并不斷向后者傾斜的人，一個不甘墮落而又最終墮落的人，他的悲劇最終以喜劇的方式表現了出來。

五姐妹和唐源是公司的最底層，是外來的打工者。從貴州山區來的五姐妹，是貫穿小說的一個線索，小說著重關注她們的分化和不同的命運，但除了柳葉葉、毛妹兩個人物之外，其他人物都沒有鮮明地塑造出來，她們之間的關系及分化也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因而更多具有符號的功能。在這五姐妹之中，桃花、香香、小青“墮落”了，毛妹被生活的重擔和社會的不公壓垮，最后自殺了，柳葉葉則是一個逐漸覺醒的新工人。唐源參與罷工之后被開除，其后以“法律援助”幫助傷殘的打工者，作為一個有階級意識與獻身精神的打工者，他創建的“春天服務社”雖然殘破不堪，但代表了社會進步的方向。

在藝術上，小說缺乏一個主要線索，各個部分、各個人物有些分散，沒有形成一個更加有機的整體；對人物的塑造，多注重其在事件中的表現，但對其“內面”關注不夠，所以除了幾個人物形象鮮明并具有豐富性之外，大多的人或者面目模糊，或者只具有符號的意義，即如小說著力刻畫的“新人”柳葉葉、唐源也有此感。

如果從“左翼文學”的傳統來看，《問蒼茫》無疑借鑒了《子夜》式的社會分析框架，他的抱負或許在于向人們展示出一幅豐富的社會全景，同時在錯綜復雜的矛盾中找到一種社會進步的動力，這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但從小說中所體現的來看，他尚未找到一條《青春之歌》式的明確道路，也沒有提供一種新的整體性的遠景或“烏托邦”，而只能在現實的困境中謀求點滴改善，而之所以如此，或許不僅由于社會現實的紛紜復雜，亦由于“后社會主義時代”左翼思想的困境與想象力的匱乏。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問蒼茫》視作一個集中體現了時代、文學、思想“癥候”的作品，當一個時代無法回答或不愿面對“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這一問題時，我們所能做的，或許只有繼續“問”，繼續在“蒼茫”中尋找出路，而這部小說亦可以視為曹征路的“問”與“尋找”。

而《問蒼茫》的最大意義，也在于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反思時代、文學、思想困境的平臺。在當前的文學語境中，我們可以看到對現實的普遍回避，以及臃腫的細節、細致然而無所用心的敘述，作家們對日常生活之外的世界似乎喪失了興趣，如果說“去政治化的政治”是一種規訓或新的意識形態，那么文學上的技術主義與形式主義則是其中的一種表現。曹征路的可貴之處，不僅在于他關注著更寬廣的世界，也在于他與中國最底層的民眾在一起思考著底層的出路與中國的出路，他以尖銳的方式將時代的“核心問題”呈現在人們面前，讓人們不得不面對，不得不思考，在這樣血性的文字面前，在時代的血與淚凝聚成的“美學”面前，任何精致的、優美的“藝術”都黯然失色，它帶給人們的不是享受或“好看”，而是一種“震驚”，它以粗糙的手揭開溫情脈脈的面紗，讓人們看到一個沉默的世界的傷痕與力量，讓不為人知的喑啞的聲音破口而出。他講述的故事，既關于現在，也關于過去與未來，既是一個階級的命運，也與中國和世界相關，和我們每一個人相關。他的質疑，既是對時代的發問，也是對文學與思想的發問，他的困惑乃至不足，也是一個思想者的困惑與不足。從《問蒼茫》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面影，也可以看到曹征路的面影。曹征路的探索未必盡善盡美，但至少他有直面現實的勇氣，有從未來汲取詩意的沖動，有想象乃至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努力。而只有更多的作家從匍匐的狀態中解脫出來，才有可能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學”，與最底層的民眾及寬廣的世界緊密相連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