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們對工人的侮辱—也談《鋼的琴》和國企改革

　　任憑(民聲網 www.mshw.org)

　　《鋼的琴》是中國近期最好的一部電影，此電影好就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的真相、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真相。

　　《鋼的琴》這部電影，首先真實反映了國企工人下崗后的凄慘狀況：女的當妓女、男當黑社會的、當小偷的，還有就是不肯解放思想在家里閑呆著等死的……他們家庭離異增多，人生混亂增多，總之，絕大部分下崗工人淪入了社會最底層。電影主人公陳桂林搞了個小樂隊，在大街上，在風雨中，在墳地里，唱著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時代的懷舊老歌。而這些人，當年都是國企里的能工巧匠。他們懷念毛時代，甚至要竭盡全力去保衛兩個早已廢棄的巨大的工廠煙囪，因為這是那個毛澤東時代的象征，代表了工人階級已逝的榮譽與利益。

　　電影主人公陳桂林的老婆跟著賣假藥的資本家跑了，女兒對父母兩個人說，你們誰能給我買鋼琴我就跟著誰走。于是，貧窮的陳桂林和他那幫下崗工人弟兄們回到破敗的工廠，按照蘇聯圖紙，自己造了一架鋼琴。雖然這第一架土鋼琴沒有進口鋼琴華麗，但是總體上也還不錯。

　　導演張猛說，生活中三段故事促使他產生了拍攝《鋼的琴》的想法：

　　【大學畢業時，我幫姑姑裝修服裝店，找破木料的過程中，跳進了鐵嶺文工團的排練場。在一個角落里有架不像鋼琴的鋼琴，每彈一個鍵，按下去就不起來了。我爹說，這是當年他們在學習班的時候，集體做的一架鋼琴，為了試聽練耳。后來和我爹聊天，還有一件事，我們鐵嶺民間藝術團有一個家長，帶著孩子去北京求學，學二胡，沒有錢，給孩子做了把二胡，我覺得這個也挺有意思。因為裝修服裝店，需要一塊鐵板，鐵板上要銃好多圓眼兒。然后我就去鋼材市場，到了之后就傻了，整個工廠的一套流程，在那形成了一個一條龍式的東西，就是說你要做一個零件，你在這走一圈都能完成。后來我就發現他們都是曾經工廠的工人，失業之后，自己沒有其他的能耐，沒有其他的技術，然后大伙又重新湊在這個鋼材市場里，按原來的工種，形成了一個工廠式的市場。看到這樣的情況，我覺得很感動。】

　　不知道張猛導演是有意還是無意，這個做鋼琴的過程展現了中國工人階級的這樣的困境：

　　以他們自己的能力，他們完全可以做出十架、二十架、上百架鋼琴……，但是他們辛勞一輩子，他們卻買不起一架鋼琴。也就是說，工人階級從資本家那里得到的勞動報酬，購買不起他們自己所創造的產品和價值，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現象，因為剩余價值，都被資本家依靠他們對企業的壟斷權、所有權剝削到自己腰包里了。甚至，這個市場經濟的社會，從根本上剝奪了他們去勞動去施展他們能力和才華的機會。

　　在《鋼的琴》里，今天的小偷、混混，當年在工廠里也是技術高超的工人。他們在毛時代，用自己的技術用自己的汗水，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也曾獲得鐵飯碗、鐵工資、免費(或者價格低廉)的教育、醫療住房等福利保障及工人老大哥、領導階級等政治榮譽。但是在改革的市場經濟時代，則成為典型的弱勢群體，甚至很多人淪為了小偷、混混、黑社會……

　　當年(主要是95-2005年)，市場經濟改革派主張讓國有企業破產、賤賣國企給資本家、讓幾千萬工人階級下崗的理由，就是說公有制是大鍋飯養懶漢，因此國企效率低下。這種說法暗示中國工人階級都是懶漢，因此要讓他們下崗，以減員增效。結果，除了幾十家巨型央企，幾乎所有的國營企業，不管是效率好的還是效率差的都被強行賣掉。當時北京的資改派高官到各地方巡視中暗示地方大員：不管企業情況如何，一律賣掉，誰不賣掉國有企業，誰就是極左、誰就是反改革，誰就得下臺。

　　其實，正如《鋼的琴》所展示的，毛時代中國的工人階級是最勤勞、最辛苦的階級，所謂懶漢僅僅是極少數人。改革開放后，改革派按照新自由主義思維搞國企改革，認為人都是自私的，要靠物質刺激激勵國企官員們的積極性，先是擴大了廠長和管理層的權力，提高管理層官員和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而工人的民主監督被取消，鞍鋼憲法(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被廢除。結果，一些國企的官員權力大增、待遇大增，而為人民服務的積極性反而沒有提高，他們想的是如何個人暴富，于是大搞腐敗，自己到外面搞個人企業，把國企資源轉移到個人企業里，掏空國有企業。而國企由于管理不嚴、逐漸衰敗。

　　當國企干部都自私自利掏空國企時候，國企工人覺悟高的就去上訪，捍衛國企、捍衛自己的命根子，覺悟低的也只能去當了懶漢。再加上80、90年代，國企利潤全部上繳或者國家對國企收55%以上的所得稅，而對外資三減兩免。改革開放一開始，私營企業稅收本身就低，而國家對私營企業偷稅漏稅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樣，國企就逐漸被資改派勒死。可見，國企衰敗，工人下崗，正是吳敬璉、張維迎、茅于軾之類主流經濟學家鼓動廢除毛時代鞍鋼憲法、搞新自由主義的國企改革帶來的。

　　【注：國家稅收中國有企業一直占大頭，80、90年代占70%以上。經過大規模私有化后，2005年國企上繳稅收仍占56%，這還不包括金融業。改革開放年代，國企稅負一般要比私營企業高出4-10倍;而大量私營企業提高效益的手段之一則是偷逃稅款，估計十多年來全國達10000億以上(約等于建設5座三峽樞紐工程);其資產有25.7%來自國有和集體企業，此比例在某部地區高達45.6%(根據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提供的數據)。

　　“據國家有關部門的材料，偷稅漏稅的比例，私營企業多年來幾乎都達到80%以上，一直高于國有企業幾十個百分點。這也說明，私營企業在為促進國家經濟建設積累資金和加強法制建設方面的貢獻，都比國企少得多”(《一張必須而且能夠打掉的“王牌”》，見張勤德：《焦點對話》，大眾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孫學文《私有化與貧富分化世界之最》文章指出：“私營企業快速增長，每年入榜的200或500個‘富豪榜’的平均資產也以5億多元上升。但納稅僅占財政收入0.2%(1993年)～2.2%(1999年)。2003年全部非國有經濟(又稱民營經濟)共計繳納工商稅2435億元，也僅占當年全國總稅收11.9%。2005年私營企業納稅2715.9億元，僅占全國稅收總額的9.4%和全國財政總收入的8.6%。”】

　　可見國企工人并不是懶漢，其工作效率工作積極性一般都比私企高，國企之所以被搞死，主要是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而不是公有制和工人階級本身的問題。

　　《鋼的琴》這部電影引起了許多知識分子的關注。當年主張國企私有化、工人下崗的主流精英們，一貫是當了婊子還要立個牌坊，這次他們試圖要拿《鋼的琴》說事，歪曲歷史，誤導公眾。

　　2011年7月20號，中國資本家階級御用的傳記作家、《吳敬璉傳》的作者吳曉波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版的專欄里發表《鋼的琴——中國工人階級的憂傷》一文，文章一開始從電影《鋼的琴》談起，敘述了他所了解的中國下崗工人的悲慘境遇，他不得不承認：

　　【他們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產業工人，技能高超——否則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臺鋼鑄的鋼琴，忠于職守，男人個性豪爽，女人溫潤體貼，他們沒有犯過任何錯誤，卻要承擔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價。】

　　接著，吳曉波筆鋒一轉，道出了他寫這篇文章的真實目的，原來是為了替當年迫害工人的階級的吳敬璉等主流精英推脫責任：

　　【在后來做改革史研究中，我還接觸到下面這個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間，由于國有企業的大面積虧損以及隨之而被迫展開的產權改造運動，按官方的統計數據，下崗工人的總量已經達到1500萬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這成了當時最可怕的“社會炸彈”。在1998年前后，世界銀行和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分別對社保欠帳的數目進行過估算，一個比較接近的數目是2萬億元。

　　一些經濟學家和官員——包括吳敬璉、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過財政部長的劉仲藜等人便提出，“這筆養老保險欠帳問題不解決，新的養老保險體系就無法正常運作，建立社會安全網、保持社會穩定就會成為一句空話。”在后來的幾年里，他們一再建言，解決國有企業老職工的社保欠帳問題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會保障基金，2000年初，國家體改辦曾設計了一個計劃，擬劃撥近2萬億元國有資產存量“做實”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個人帳戶，然而，幾經波折，這一計劃最終還是流產。反對者的理由是“把國有資產變成了職工的私人資產，明擺著是國有資產的流失”。晚年吳敬璉在評論這一往事時，用了八個字：“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去年，在參加一個論壇時，我遇到一位當年反對2萬億劃撥計劃的著名智囊、經濟學家，我問他，十年以降，對當年的主張有何反思。他一邊吃飯，一邊淡淡的回答我說，“不是都過去了嘛。”】

　　2011年08月03日《中國青年報》《冰點》特刊發表趙涵漠《失落的階級》一文，其文章主旨、邏輯結構和吳曉波的專欄文章如出一轍，該文基本上把吳曉波的文章復述了一遍，只是擴充了不少字數，其目的是利用《中國青年報》這個大報廣泛傳播其觀點：

　　【在研究改革史的過程中，吳曉波了解到，1998年前后，世界銀行和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分別對社保欠賬的數目進行過估算，“一個比較接近的數目是2萬億元”。吳敬璉、周小川、林毅夫等經濟學家及出任過財政部長的劉仲藜等官員曾經提出，“這筆養老保險欠賬問題不解決，新的養老保險體系就無法正常運作，建立社會安全網、保持社會穩定就會成為一句空話。”隨后的幾年中，他們也一再建言要解決國有企業老職工的社保欠賬問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會保障基金。

　　《鋼的琴》還讓吳曉波想起，新世紀初，國家體改辦曾設計了一個計劃，擬劃撥近2萬億元國有資產存量“做實”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個人賬戶。然而幾經波折，這一計劃最終宣告流產。反對者的理由是“把國有資產變成了職工的私人資產，明擺著是國有資產的流失”。吳敬璉后來在評論這一問題時，曾經用了8個字：“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眾所周知，當年正是以吳敬璉、張維迎、茅于軾等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主義經濟學家極力主張按照新自由主義理論改革國企，他們主張國企私有化、國企MBO，主張工人下崗，當時社會主義學者反對國企私有化、反對國資流失、反對工人下崗，而吳敬璉們給這些人扣上反對改革開放的帽子。因此，吳敬璉這些人也一直被中國工人階級視為死敵。

　　2004年前后，郎咸平引發了國企改革大討論，經過一系列辯論，吳敬璉、張維迎、茅于軾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理論和聲譽在全國人民面前徹底破產。在巨大的民意面前，連秦暉這樣的極右派也不得不與吳敬璉、張維迎、茅于軾等人劃清界限，反對國企賤賣和國資流失，當時秦暉說法是，國企應該私有化、但是應該公平私有化，不能讓少數人獨吞。

　　吳曉波和《中國青年報》意圖十分明顯：

　　1、他們不得不開始承認改革開放的陰暗面，改革開放實際上虐待了中國工人階級。

　　2、替吳敬璉等人在中國工人階級面前挽回聲譽。吳曉波的意思是，工人之所以如此悲慘，不是吳敬璉等主張的國企私有化改革帶來的，因為吳敬璉們及其相關官員當時曾主張【擬劃撥近2萬億元國有資產存量“做實”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個人帳戶】，但是遭到了捍衛國有資產的社會主義學者的反對，因此下崗工人才如此悲慘。因此，下崗工人們，你們不要痛恨主張國企私有化的吳敬璉們了，你們應該痛恨那些捍衛國有資產、反對國資流失的社會主義學者。

　　筆者在這里質問吳曉波，你當中國工人階級是傻子嗎，任由你們欺騙與侮辱?

　　當年國企改革爭論的實情是：

　　1、社會主義學者反對國企大規模私有化、反對國企工人大規模下崗。但是，最終，吳敬璉們主張國企私有化、國企工人大規模下崗的主張得到改革主導者的支持和實施。

　　2、國企工人大規模下崗后，社會主義學者，包括(何新這樣的國家主義者)一直強烈主張，要重點解決下崗工人的社會保障問題。社會主義學者認為，國企私有化過程中存在巨額國有資產流失。大量的媒體公開報道，許多國企價值幾個億，即使是土地價格也有幾千萬，但是往往被幾百萬賣給國內外的資本家，光這樣的公開報道就有成千上萬。因此要成立黨中央、全國人大直接領導的追討、糾正國資流失問題的領導機構，監督國企改革，將流失到新生暴富階層(即新資產階級)手中的幾萬億國有資產追討回來，解決下崗工人的生活問題是綽綽有余的。但是，吳敬璉們認為，這種做法是反對市場經濟、反對改革開放，是極左派回潮。結果，吳敬璉們的主張又一次得到當政者地支持。

　　后來，許多中國工人們了解到，一直支持吳敬璉、庇護吳敬璉、按照吳敬璉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搞國企改革的高官們，他們的家屬在國企改革中，包括一般國企改革和金融行業國企改革中(比如中國平安的私有化改革)，獲得巨額利益。實際上，光是清算這幾個支持吳敬璉的高官對國資的侵吞，國家就能收回幾千億。至此，人們終于知道，吳敬璉為誰說話，而且為何某些高官對吳敬璉言聽計從。

　　3、97到99年間，中國工人階級曾掀起了第一波反對國企私有化反對國資流失追討自己養老金的工運高潮。在國企私有化推行較早的東北，反抗極為激烈。這時候，吳敬璉們擔心工人階級的激烈反對會造成國企私有化改革的破產，因此開始重視社會保障問題。

　　那么，吳敬璉們主張的所謂【劃撥國有資產存量“做實”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個人帳戶】究竟是什么意思?所謂國有資產存量，就是指國有資產的總資產，減去總債務，剩下的資產存量。它包括國企的土地、廠房、產品、技術、現金等等資產。這些東西如何劃撥到社會保障個人賬戶中?國企實物當然無法劃撥，如果把國企現金流劃撥進去，所有的國企立刻無法經營。吳敬璉們的意思其實是，將所有國企全部賣掉，賣給私人(那一定是極少數暴富群體)，國家獲得現金，劃撥給社保個人賬戶。

　　吳敬璉們的這種主張工人階級當然反對，社會主義學者當然也會反對。社會主義學者當時提出，第一，如果把國企全部徹底賣給少數私人，難保國資不流失。第二，即便是公平地賣給私人，而且也公平地將得到的現金劃撥到社保個人賬戶，工人階級仍然吃虧。因為國企本來就是屬于全體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的，全體工人階級應該世世代代永遠擁有國企所有權、擁有國企收益權，沒有全體工人階級的同意，誰都不能賤賣，也不能讓工人下崗，因為工人是國企主人，吳敬璉你憑什么賤賣人家的企業，讓人家下崗?

　　如果按吳敬璉們主張，現在將國企全部賣掉，換點現錢，那未來所有時間、所有國企的收益就不會屬于工人階級的了，而是屬于少部分購買國企的資本家的了。中國工人階級以后靠什么生活?繼續受資本家雇傭、剝削?

　　因此，社會主義學者提出，不能把國企全部賣掉、私有化掉。打著所謂充實社會保障個人賬戶的幌子，賤賣國企，搞國企私有化，是十分險惡的主張。

　　社會主義學者主張，國企的利潤、國企每年上繳國家的稅收都可以充實社會保障個人賬戶，包括國家給開發商賣土地、給煤礦主賣煤礦所得的錢，都可以充實社保賬戶，而且要對房地產開發商、煤礦主征收重稅，充實社保個人賬戶，因為國企、國家土地、國家資源，這些東西都是人民的，不能讓少部分資本家暴富。然而，社會主義學者的這些主張，又遭到吳敬璉們的反對而無法得到實施。后來了解到，支持吳敬璉、庇護吳敬璉、對吳敬璉言聽計從的高級官員們，都從國企賤賣、土地賤賣、房地產開發、煤礦等國家資源賤賣中獲得巨額收益。

　　以上，才是國企改革爭論的全部真相，吳曉波那種簡單片面的描述，是別有用心的，其目的是欺騙、侮辱中國工人階級，把中國的工人們當腦殘。

　　實際上，吳曉波及《中國青年報》的文章，只是欺騙了極個別不明真相的人。真正腦殘的是吳敬璉、吳曉波及《中國青年報》。

　　吳敬璉們，這些主張國企徹底私有化、主張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主張盲目引進外資、反對追討國資流失的新自由主義學者，是全國人民，尤其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死敵。這些，中國工人階級永遠不會忘記!!!

　　革命和改革，本來都是進步詞匯、褒義詞匯。但是革命一詞，被文革期間的形左實右的投機分子搞臭了。而改革一詞，則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官員搞臭了。有意思的是，吳敬璉在文革期間正是形左實右的投機分子、極左分子，當毛時代，西方經濟學、資產階級經濟學學被批判時，吳敬璉裝得比誰都無產階級、比誰都革命，吳敬璉積極參與了批判孫冶方，1964年組織批判孫冶方，吳敬璉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學術模式進行對孫冶方的批判。吳敬鏈后又同樣的方式猛批自己的老師顧淮。

　　改革開放年代，西方經濟學、資產階級經濟學又吃香了，吳敬璉又表現得比誰都西化、比誰都資產階級、比新自由主義還新自由主義：吳敬璉因為盲目迷信市場經濟萬能論，鬧出不少笑柄，比如春節火車票要按市場經濟漲價之類。再比如，即便是西方的主流經濟學，也承認純粹的市場經濟會帶來兩極分化，因此要靠政府對富人征收稅收、增加窮人福利來緩解兩極分化。而吳敬璉卻死活不承認市場經濟、私有制、資本剝削會帶來兩極分化，他認為中國兩極分化只是國企和政府帶來的，跟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無關。吳敬璉還反對對中國暴富階層多征稅、對窮人增加福利。吳敬璉如此迷信市場萬能論，如此赤裸裸地代表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可謂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

　　從2000年左右開始，吳敬璉和《財經》雜志等媒體聯合炒作推出“基金黑幕”等系列輿論轟炸，吳敬璉被央視封為“吳良心”，但是，從全球戰略上看，吳敬璉的作為使中國股市、中國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被打壓到歷史的最低點，于此同時，吳敬璉們積極鼓動中國不惜一切代價、接受極端苛刻條款加入WTO，從2001年開始，外資大規模進入中國后，大肆收購、購買中國優質企業的廉價股票，吞并中國民族品牌、民族企業及金融資產，迅速控制了中國的骨干產業，高度滲透中國金融產業，吳敬璉對外資可謂居功至偉。當多年后，所謂“引進外資”、“市場換技術”之類已經被相當多的媒體和民族企業家看到是死路一條的時候，吳敬璉又跳出來，力挺“市場換技術”。

　　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吳敬璉的賣國都是以較隱蔽、比較含蓄的方式進行，而吳敬璉的很多學生包括央行的高官，正是鼓動中國購買美國國債及兩房債券的罪魁禍首，由于這種行為太赤裸裸地賣國了，最后連吳敬璉自己都擔心如此赤裸裸地操作，恐怕不能可持續性地賣國。最后綜合吳敬璉的所有言行，他其實本質上也不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他更多的代表西方壟斷資本的利益。

　　總而言之，吳敬璉不僅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死敵，也是中國中產階級的死敵，同樣也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死敵!

　　附文1：

　　鋼的琴

　　——中國工人階級的憂傷

　　吳曉波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689

　　陳桂林是東北一家大型國有企業鑄造分廠的工人，40來歲那年，工廠難以為繼，被“改革”了，他和同在廠里干活的妻子同時下崗。他會拉手風琴，便與幾位同樣下崗的老伙伴組成了一個草臺班子，在人家出殯和商場搞促銷時賺點辛苦錢。他有一個正在讀小學、特別喜歡彈鋼琴的女兒，因為買不起琴，他跟幾位老伙計去偷琴，被抓進了派出所，他還用木板為女兒“畫”了一架不會發出聲音的“鋼琴”。陳桂林的生活“一敗涂地”。他的妻子離家出走，跟上了一個賣假藥的老板。兩人開始爭奪女兒的撫養權。女兒倒也現實，提出誰能給她一架鋼琴就跟誰。身無分文的陳桂林就回到敗破不堪的廢棄車間，跟幾位老伙計一起——他們現在的“身份”是大嫂級歌手、小偷、黑社會團伙的小頭目、打麻將還耍賴的賭徒、殺豬專業戶、退休老工程師，硬生生地“鑄造”出了一臺鋼琴。

　　這是一部正在國內院線放映的電影，名字叫《鋼的琴》。上周，在只有四個觀眾的、空蕩蕩的影院里，我靜靜地看完了。

　　根據我有限的知識，這個故事一定發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間，當時，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國有企業”，除了少數有資源壟斷優勢的大型企業之外，其余數以十萬計的企業被“關停并轉”，超過兩千萬的產業工人被要求下崗。當時還沒有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實行的是工齡買斷的辦法，一年工齡在各省的價格不同，東北地區大約是2000元，江浙一帶則是800元到1000元——也就是說，一個工齡二十年的工人拿了幾萬元錢就被扔到了馬路上。

　　南方地區因為商品經濟活躍，下崗工人投親靠友，很快就能找到工作，而在一些老工業基地，往往一家兩代人都在一個工廠，在過去幾十年里，他們自認是“工廠的主人翁”，從來沒有培育自主謀生的技能。一旦失去工作，馬上成了流氓無產者。陳桂林和他的妻子、老伙計們正是這樣一群，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突然拋棄的工人階級。

　　當時，下崗情況最嚴峻的正是《鋼的琴》的故事發生地——在計劃經濟年代有“國老大”之稱的遼寧省。2002年，我曾到沈陽鐵西區去做下崗工人情況調研，那里是中國最著名的機械裝備業基地，從日據年代就開始建設，1940年代有“東方魯爾”之稱，新中國成立后，這里又是“一五規劃”的重中之重，蘇聯援建的“156工程”中有三家建在鐵西。這里還有全國最大的工人居住區。上世紀90年代末期之后，鐵西區江河日下，成了下崗重災區。我去調研一周，目睹情況之悲慘，觸目驚心，其中聽到的兩則真實故事如下：

　　——當時鐵西區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崗，生活無著，妻子被迫去洗浴場做皮肉生意，傍晚時分，丈夫用破自行車馱她至場外，妻子入內，十幾位大老爺們兒就在外面吸悶煙，午夜下班，再用車默默馱回。沈陽當地人稱之“忍者神龜”。

　　——一戶家庭夫妻下崗，生活艱辛，一日，讀中學的兒子回家，說學校要開運動會，老師要求穿運動鞋。家里實在拿不出買鞋的錢，吃飯期間，妻子開始抱怨丈夫沒有本事，丈夫埋頭吃飯，一語不發，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陽臺，一躍而下。

　　我至今記得那些向我講述這些故事的人們的面孔，他們靜靜的說，無悲無傷，苦難被深鎖在細細的皺紋里。到今天，我常常在夢中遇到他們，渾身顫栗不已。

　　他們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產業工人，技能高超——否則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臺鋼鑄的鋼琴，忠于職守，男人個性豪爽，女人溫潤體貼，他們沒有犯過任何錯誤，卻要承擔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價。

　　在后來做改革史研究中，我還接觸到下面這個史料：

　　早在1996至1997年間，由于國有企業的大面積虧損以及隨之而被迫展開的產權改造運動，按官方的統計數據，下崗工人的總量已經達到1500萬人，其后一直居高不下，這成了當時最可怕的“社會炸彈”。在1998年前后，世界銀行和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分別對社保欠帳的數目進行過估算，一個比較接近的數目是2萬億元。

　　一些經濟學家和官員——包括吳敬璉、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過財政部長的劉仲藜等人便提出，“這筆養老保險欠帳問題不解決，新的養老保險體系就無法正常運作，建立社會安全網、保持社會穩定就會成為一句空話。”在后來的幾年里，他們一再建言，解決國有企業老職工的社保欠帳問題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會保障基金，2000年初，國家體改辦曾設計了一個計劃，擬劃撥近2萬億元國有資產存量“做實”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個人帳戶，然而，幾經波折，這一計劃最終還是流產。反對者的理由是“把國有資產變成了職工的私人資產，明擺著是國有資產的流失”。晚年吳敬璉在評論這一往事時，用了八個字：“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去年，在參加一個論壇時，我遇到一位當年反對2萬億劃撥計劃的著名智囊、經濟學家，我問他，十年以降，對當年的主張有何反思。他一邊吃飯，一邊淡淡的回答我說，“不是都過去了嘛。”

　　是的。都過去了。一地衰敗的鐵西區過去了，國有企業改革的難關過去了，兩千萬下崗工人的人生也都過去了。現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點憂傷，留在一部叫做《鋼的琴》的小成本電影里。歷史常常做選擇性的記憶，因而它是不真實的，甚或如卡爾.波普爾所說的，是“沒有意義的。”

　　這個時代若真有尊嚴，它從來在民間。

　　在這篇與文藝無關的專欄里，我要向《鋼的琴》的主創人員致意——他們是導演張猛、男主角王千源以及不取報酬的東北籍女演員秦海璐，你們做了一份真實的工作，讓那些企圖在電影院里逃避現實的人們有了一次突然與當代中國直面相撞的機會。

　　有可能的話，去看一下《鋼的琴》吧。它被安排在“中國年度大片”《建黨偉業》和“世界年度大片”《變形金剛3》之間上映，僅僅是一個“聊勝于無”的插曲。

　　附文2：

　　失落的階級

　　《中國青年報》

　　( 2011年08月03日 12 版)

　　趙涵漠

　　放映廳里只坐著4個人，空蕩蕩的。財經作家吳曉波看完了一部名叫《鋼的琴》的電影。

　　7月的一個晚上，吳曉波無意間在杭州一家電影院的海報上發現了這部以下崗工人為主角的電影。這部投資只有500多萬元的小成本影片，夾在《建黨偉業》和《變形金剛3》之間短暫的空當兒上映，顯得很不起眼。

　　《鋼的琴》講述了一個并不復雜的故事。男主角陳桂林是東北一家大型國有企業鑄造分廠的工人，在國企轉制的年代下了崗。妻子改嫁富裕商人，陳桂林獨力撫養女兒。這個會拉手風琴的中年人和幾個老工友一起組成了一支小樂隊，專門做婚喪嫁娶的生意。

　　生活本來就要這樣湊合著過下去，可正在讀小學又極其喜愛彈鋼琴的女兒提出要求，父母誰能送給她一架鋼琴，她就和誰生活。窮困潦倒的陳桂林拿不出這筆“巨款”，便忽悠了曾經是工友，如今分別是女歌手、全職混混、退役小偷、落魄大哥、退休工程師和豬肉販子的幾個人，硬生生地在已經廢棄的車間，用鋼造出了一架“鋼的琴”。

　　中國目前約有8000塊銀幕，留給《鋼的琴》的很少，它僅僅擠進了幾十家影院。可編劇寧財神去看電影的前一天晚上，還是忍不住稱心情“很緊張”，畢竟，這可是一部“迄今‘零惡評’的電影”。幾天后，這位著名的編劇發表了一篇簡短的影評：“祝愿未來能出現更多這樣的作品，輸了現在，贏了未來，10年后，許多商業電影都從碟店消失，但《小武》和《鋼的琴》這樣的電影，還會繼續賣下去。”

　　在吳曉波看來，《鋼的琴》帶給當今中國的意義或許并不僅僅停留在電影領域。“一地衰敗的鐵西區過去了，國有企業改革的難關過去了，2000萬下崗工人的人生也都過去了。現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點憂傷，留在一部叫做《鋼的琴》的小成本電影里。”

　　但正是這部電影直面了幾乎快要被這個社會遺忘的人群。“他們沒有犯過任何錯誤，卻承擔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價。”吳曉波寫道。他這篇影評的標題，叫做《中國工人階級的憂傷》。

　　這個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陽臺，一躍而下

　　7月7日，電影里那架用鋼制成的鋼琴被裝進了一輛藍色的大卡車中，離開拍攝地鞍山，來到北京。在導演張猛看來，比起那些能映出優美倒影、黑白相間的鋼琴來，這架“鋼的琴”顯得“笨拙又束手無策”。

　　就在兩個多月的拍攝工作完成后，這個龐然大物開始生銹，然而“琴雖銹了，記憶沒銹”。與鋼鐵有關的歲月，是這個36歲的導演生命中難以回避的一部分。他出生在鐵嶺的一個工廠大院，家族里有7個人曾分別在遼鋼和鐵西鑄造廠工作過。

　　張猛舉家搬到沈陽后，鋼鐵仍一度在這個城市占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遼寧曾是一五規劃的“重中之重”，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沈陽發育得最為完備。一條鐵路標識著沈陽普通生活區和工廠區的界限，鐵路以西，便是著名的鐵西區。蘇聯援建的“156工程”，鐵西占了3家。

　　張猛還記得，鐵西區里工廠連成一排，煙囪林立。他甚至聽說，無論人們從哪個方向進入沈陽，都會看到冶煉廠的3座大煙囪。這3座高達百米的煙囪是“回家”的標志，簡直成了“沈陽的地標”。

　　電影中，也有兩根突兀的煙囪不斷在畫面中出現。工人們生怕它被毀掉，恨不得將那里改建成“蹦極的場所”。可是這群人甚至連自己的生活都照料不好，煙囪最終還是被爆破了。現實中的沈陽，冶煉廠的3座大煙囪也于2004年被拆除。

　　蘇聯“老大哥”援建的不僅是大型工廠，還包括大片的蘇式工人村。張猛記得，在那些磚紅色外墻的3層小樓周邊，配套建設有學校、電影院、照相館、副食品商店、浴池和街心花園，“那時的工人村，真是不得了!”

　　在張猛的記憶中，鐵西區工人的好時光大概從1985年就開始走下坡路，那一年，沈陽市防爆器械廠宣告破產。人們普遍將上世紀90年代初期視作最早出現下崗職工問題的時間點，為了提高效率，國企開始著手將冗余人員從原有的崗位撤換掉。曾經一家幾代人接班上崗的工人們，第一次發現自己手里的“鐵飯碗”也有可能輕而易舉地被人奪走。

　　2002年，鐵西區已經變為下崗問題的“重災區”。當時還是新華社記者的吳曉波前往鐵西對下崗工人進行調研，至今他還記得，一種平靜得近乎麻木的情緒包裹著那里，人們很少控訴，更多的只是沉默。

　　他在工人村里遇到了一個每天去菜市場撿白菜幫子帶回家的中年人，當被問及自己的單位時，那人用一種極其平和的語氣替工廠開脫：“廠子原來很輝煌，但是現在虧損很多年了。國家很困難，我們也理解。”

　　這個帶著一兜白菜幫子悄悄離去的背影，并不是這個城市的孤本。

　　盡管那時大部分下崗職工的“吃飯”等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滿足，家庭收支也屬平衡，但學者們更傾向于將這種平衡稱為一種“脆弱的平衡”。子女上大學的學費、一場疾病、甚至食品價格的上漲都可能成為壓垮這種“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里，夫妻幾乎同時下崗，兒子正在讀初中，僅僅維持基本的溫飽也成了大難題，每一筆額外的開支都可能讓這個家庭徹底陷入貧困。一天，兒子告訴父母，學校即將召開運動會，按照老師的要求，他得穿一雙運動鞋。可這個家就連買一雙新鞋的錢也湊不出來。吃飯時，妻子不斷抱怨著丈夫沒本事。丈夫埋頭吃飯，沉默不語，可妻子仍舊埋怨著。這個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陽臺，一躍而下。

　　這是吳曉波在調研時聽說的一個真實故事。直到今天，他仍然記得給他講故事的那張面孔，“無悲無傷，苦難被深深鎖在細細的皺紋里”;他仍然有時會在夢中再次遭遇這些故事和面孔，“渾身顫栗不已”。

　　我們還是需要把那個時代拿回來，攤到人們面前

　　《鋼的琴》背后就是這樣一個時代。高聳但隨時可能被炸掉的煙囪、被遺棄的工廠和蕭條的生活區是那些曾經生活在其中的人難以抹去的集體回憶。

　　可張猛卻發現，總會有觀眾來問他有關電影的細節，“那時的啤酒長那個樣子?那個年代也有寶馬嗎?”坐在沈陽一家五星級酒店的咖啡廳里，這個電影人無奈地笑了，“其實那個時代距離今天真的沒多遠，只有10年而已。”

　　他明白，鏡頭里這些下崗工人曾經密布在自己的周圍，可是如今，他們“早已不是生活的主流了”。這個“總喜歡把生活拿回來再想一想”的電影人一臉疲倦地解釋著自己的使命感：“我們還是需要把那個時代拿回來，攤到人們面前。下崗工人不應該就這樣被遺忘掉，或是繼續失落下去。”

　　2004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一些學者前往遼寧、吉林省就下崗職工的社保問題進行調研，郭于華教授是其中一員。今天再回想起當時的情景，她仍然記得籠罩在工廠區里那種“無望的氣氛”。

　　那年，曾風光一時的長春拖拉機廠已經衰敗。一位退休職工給市領導寫了一封信，信中稱，下崗職工能夠就業解決生活問題的僅占其人數的20%，退養職工每月只能領到176元，退休職工雖有“保命錢”，卻要兼顧下崗的兒女和上學的孫輩。甚至，“由于生活極為艱難，職工家庭糾紛增多，離婚率不斷上升，嚴重的是自1998年以來因為生活困難而服毒、跳樓、臥軌、自縊、拒醫而亡的不正常死亡事件時有發生”。

　　在這座人們曾經擠破頭想要進來的工廠，一名當時44歲的工人與妻子每天的飯錢不到5元，“每頓兩個饅頭，吃點自己腌的咸菜”。

　　一位下崗的母親將“家里所有的硬幣和一毛一毛的”都收進塑料袋里，總共只有200多元。那就是這個家的全部家當，甚至還不夠讓讀小學二年級的兒子參加補課班。而根據記錄，那一年，全國豬肉平均零售價格為每公斤13.76元。

　　曾經的職工將一張公告貼到廠里：過去，“無論病有多大多重，你都用不著擔心醫療費用問題”，可后來一切都變了，有了病就要動用生活費，工廠三年五載也不能給報銷一次，“小病買幾片藥，大病就得硬挺著，聽天由命!”

　　根據對遼、吉兩地所進行的詳細的田野調查，清華大學課題組最終于2010年出版了名為《制度實踐與目標群體》的學術著作。書中引用官方統計數據稱，1998年至2003年，國有企業累計下崗職工人數，高達2818萬。

　　他們一度被視為最可怕的“社會炸彈”。可在吳曉波看來，這絕對不公平，工人們或許并不知道國家該對他們負什么責任，但國家卻沒有理由對此袖手旁觀。

　　在研究改革史的過程中，吳曉波了解到，1998年前后，世界銀行和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分別對社保欠賬的數目進行過估算，“一個比較接近的數目是2萬億元”。吳敬璉、周小川、林毅夫等經濟學家及出任過財政部長的劉仲藜等官員曾經提出，“這筆養老保險欠賬問題不解決，新的養老保險體系就無法正常運作，建立社會安全網、保持社會穩定就會成為一句空話。”隨后的幾年中，他們也一再建言要解決國有企業老職工的社保欠賬問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會保障基金。

　　《鋼的琴》還讓吳曉波想起，新世紀初，國家體改辦曾設計了一個計劃，擬劃撥近2萬億元國有資產存量“做實”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個人賬戶。然而幾經波折，這一計劃最終宣告流產。反對者的理由是“把國有資產變成了職工的私人資產，明擺著是國有資產的流失”。吳敬璉后來在評論這一問題時，曾經用了8個字：“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制度實踐與目標群體》一書收錄的官方數據顯示，2003年遼寧省城鎮就業人員有1002.6萬，其中240多萬未參保的就業人員以下崗職工為主。這一年年末，全省私營、個體參保人數僅為33.4萬。

　　作為知名的財經作家，吳曉波坦言，中國經濟學界沒有誰在持續關注這個群體。

　　就在去年，吳曉波在參加一個論壇時遇到了一位當年反對2萬億元劃撥社保計劃的著名智囊、經濟學家。

　　吳曉波問他，已經過去了10年，“對當時的決定有什么反思嗎?”

　　智囊一邊吃飯，一邊淡淡地回答，“不是都過去了嘛。”

　　“這一代人就這樣被遺棄了。”說到這里，吳曉波的語氣變重了，“我們今天正在享受的成果，是以消滅了一代40到60歲間的產業工人為代價的，他們徹底犧牲了自己的職業生命。一個正在進行改革的國家，人本是第一位的，改革最關鍵不是保護既得利益者的權益，而是保護弱勢群體的權益。”

　　有些遺憾現在已經無法彌補，那就更不應該被忽略和忘記

　　張猛想做的，是以電影的方式重現那個年代，“講一個親情外殼下，失落的階級的故事”。

　　在夏夜沈陽的酒桌上，一個48歲的企業家拍著張猛的肩膀說：“開始我沒想到我能愛看這片子，可是結果，我看了兩遍，太現實了。”

　　與這座城市里的很多中年人一樣，他曾經也是一名工人。然后，“咔嚓一下，下崗了”。就連《鋼的琴》里那個像鼓號隊一般的草臺班子都能勾起他的回憶，那時，廠子里曾經的文藝骨干全出去“干小樂隊”了，馬路上走幾步就能碰見一支。

　　“你問我那時的人什么感覺?”企業家突然放下酒杯，“突然感到沒有組織了，不知道該干點什么。”

　　人們在這個酒桌上想起了十幾年前的故事。同在一個廠子的一家成年人全都下崗，年幼的女兒吵著想吃塊肉，健壯的父親想不出一點辦法，他磨蹭到豬肉檔的前面，狠狠地拽下來一塊肉，撒腿就跑。最終他被警察逮捕，入獄改造。

　　這只是一個極其普通的故事，那只是當時2818萬下崗工人中極其普通的一個父親。并沒有人愿意來記錄這些事情，評論者發現，有人在寫更為遙遠的知青史，卻很少有人愿意向10年前回頭，看看曾經的下崗工人。

　　在郭于華和她的同事看來，下崗工人們有著“紊亂的生命歷程”。最準確但揪心的定位是：“剛生下來就挨餓，該上學就停課，該畢業就下鄉，該工作就下崗。”

　　郭于華察覺到，當時社會上甚至存在著“把這茬人耗過去就算了”的心理。“這些人為整個社會承擔了代價，有些遺憾現在已經無法彌補，那就更不應該被忽略和忘記。”她一字一句地說道。

　　1998年，中央提出“3年搞活國有企業”。如今，吳曉波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起，從這一年開始直到2003年，在這場沒有嚴格規范的產權制度改革中，富豪不斷涌現。

　　可工人們卻來不及去感受計劃經濟體制轉軌帶來的“新鮮感”。

　　1993年的廣東，“下崗”第一次出現在工人們的字典里，這些工廠曾經的主人公們再不能與工廠“共存亡”了。在很多城市中，工人與工廠之間的聯系像是被一把刀子切開，按照張猛的說法，人們找不到究竟是在哪一個歷史節點，成批的工人被工廠棄之門外。但很快，2000余萬名失業者出現在城市的各個角落。

　　當時沈陽市中心的八一公園內，出現了一種最新的職業——“陪談”。從事這個工作的大多是下崗女工，她們陪公園里的老人談些“閑磕”，再陪著流點淚，并收取一點費用。

　　有人以燒鍋爐和撿破爛為生，一個月只花幾十元錢。有人在街上賣蕓豆，可一天下來，只掙到了可憐的一角錢。一個49歲的下崗職工扛著一把鉗子到馬路上等活，有時，幾天下去，“一分錢都沒有”。

　　《鋼的琴》中陳桂林想要買一架鋼琴，無疑是最最奢侈的行為了，實際上，他只能吹著“三套車”和“步步高”參加紅白喜事，換取微薄的收入。

　　在曾經氣派的工人村里，一樓住戶的窗戶都敞開著，里面陳列著用以出售的食品和小百貨，甚至零下二十幾攝氏度的冬天也是如此。而二樓的住戶就硬是從樓上甩下一根電話線來，支起公用電話。

　　2002年的調研中，吳曉波聽當地人提起，妻子被迫去洗浴場做皮肉生意，傍晚時分，丈夫用破自行車馱她們至場外，妻子入內，十幾個大老爺們兒就在外面吸悶煙，午夜下班，再用車默默馱回。當地人稱之“忍者神龜”。

　　可他們并不是些天生的弱者。在郭于華看來，他們的弱，“與其說是由于自己的原因，倒不如說是由于社會的原因。這些人是在為整個社會承擔代價。”

　　只有少數人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做回了老本行。上個世紀90年代，張猛在老家鐵嶺發現了一個鋼材市場。在這個不大的市場中，各個工種的下崗工人分別開起了小攤子，車、鉗、銑、鉚、釘、焊，一個攤子就像一個車間，你所能想到的工廠里該有的一切，這里都有。

　　這就是《鋼的琴》最初的靈感來源。這些“獨立手工作坊”將下崗的工人們聚集起來，他們想要回到集體中去，就創造了這樣一個“小小的、別樣的鏈條式工廠”。

　　拍工人階級，有病啊，誰看啊

　　就連常年居住在沈陽的張猛也說不清，究竟從什么時候開始，在這個曾經被戲稱為“一座城市兩層皮”的重工業城市，都市化進程幾乎已經完成。在鐵西區，房地產商將極具誘惑力的句子寫在巨大的廣告板上，希望為尊貴的客戶“啟幕一場格調生活”。

　　盡管這里寬闊的馬路仍然有著“建設”、“保工”、“衛工”一類的名字，但當汽車駛入這個曾經在國家戰略中占據顯赫位置的重工業區時，煙囪大多已經不見了，廠區原有的景象包括運送煤炭的火車也在逐漸減少。

　　這里是鐵西區，房地產商人的新寵。地鐵站和大型家居商場“宜家”成為了這個老區的新主題。曾經的機床廠、制藥廠、紡織廠、鼓風機廠已經變為“巴塞羅那晶座”等名字里滿是歐洲風情的嶄新樓盤。

　　張猛發現，“鐵西現在和所有的城市都一樣”。他在這里甚至找不到拍《鋼的琴》所需要的一座工廠，最后不得不前往鞍山紅旗拖拉機廠。

　　在一處已被廢棄近10年的車間里，女主角秦海璐感覺自己就像穿越了時光隧道，“厚厚的灰，踩上去松松軟軟的，每個車間里都長出了樹，老高老高的，有的樹竟然還開了花”。

　　在這個城市里，還有不少在崗工人。攝制組在市區取景期間，有一次擋住了工人回家的路，雙方起了肢體沖突。“這個傻×，拍工人階級，有病啊，誰他媽看啊!”當時工人們這么罵道。

　　但還是有很多曾經在廠區里度過童年的人能從《鋼的琴》中找到共鳴。電影中飾演專職混混“胖頭”的劉謙，實際是個1982年出生的年輕人，他的母親是一名工人，工廠的院子曾是他童年時最好的游樂場，“地上好多廢鐵，雜草叢生，我們爬到樹上去摘果子，在衣服上蹭一蹭就吃”。

　　秦海璐在營口的國營氧氣廠長大。母親值夜班的時候，工友們會輪流哄著她睡覺，如果沒人陪，她的哭聲就會“震驚整個廠區宿舍”。直到今天，廠區留給秦海璐的記憶仍然鮮明，進入廠門的那條大道筆直寬闊。就在她家附近，氧氣包堆成了小山，她和小伙伴們喜歡在空氧氣瓶上踩來踩去。

　　一個工人的兒子看過電影后甚至想起，自己曾經多么地“迷戀機油味”。北京的一個記者，母親曾是北京醫用壓縮機廠的工人，年幼的她常常在廠子里燒酒精爐，還在地里挖鬼子姜，帶回家制成咸菜。

　　這樣的生活大概在1998年前后就結束了。當《鋼的琴》放映結束、燈光緩緩亮起時，那個年輕的記者忍不住哭了出來，“看到他們開始做鋼琴那種專注的神情、熟練的動作，完全變成了一個有尊嚴的人。他們現在的生活中已經很少能獲得這種尊嚴了。這樣的勞動他們以前重復過千百次，但這是最后一次了，他們可以造出一架鋼的琴，可卻再也造不出那個輝煌的過去了。”

　　然而相比之下，那些曾經把青春、愛情、婚姻和事業通通交給工廠的中年人們，卻顯得平靜許多。

　　老楊現在是沈陽鑄造博物館的一名保安。這個始建于1939年的大廠曾是亞洲最大的鑄造企業，年產量達38500噸。2007年，鑄造廠澆鑄完最后一爐鐵水，退出歷史舞臺。其中的第一車間被保留下來成為鑄造博物館。

　　30多年前，老楊接父親的班進入工廠，成為開車床的一把好手。2002年，他下崗了。如今他的工作十分簡單——看守著這個博物館，并提醒路過的游客，2013年以前這里并不接受參觀。

　　“從來不知道什么叫失業，進廠不就是要大干一番事業嘛。”回憶當時的情景，老楊搓著手，表情顯得很平靜。他沒什么怨言，“咱們對這個社會不懂啊”。

　　工廠向他提出，用每年500元的價格買斷工齡。老楊不想輕易地取走這筆錢，工廠的人對他說，“你都給廠子貢獻20多年了，要是不拿，白貢獻了。”

　　聽完這話，老楊拿走了用20多年工齡換回的1萬多元錢，從此“流向了社會”。

　　當聽說有一部電影以下崗工人為主角時，他嘿嘿笑了，表示自己并不會去看，“實在太忙了”。

　　工人們往往不再愿意提起這段長達十數年甚至數十年的工廠生活。劉謙的母親曾經在軍工廠工作，在看過《鋼的琴》后，她并沒有對這部電影做出什么評價。平時在家里，她常常和兒子說起短暫的下鄉生活，可年頭要近得多的工廠里曾經發生的事情，就像被她從記憶里輕輕抹去了。

　　我們走得太快，是時候該停下腳步等等我們的靈魂了

　　在沈陽林立的高樓中，飛馳而過的出租車很有可能錯過低矮的工人村。鐵西區贊工街的一棟住宅已經被改為“工人村生活館”，布置還原了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工人家庭在這里的生活。一個下午，這個冷清的展館只接待了3名游客。

　　馬路對面是如今仍有居民的工人村。一些樓已經被重新粉刷，但仍有一棟樓墻體殘破不堪，在頂樓又被砌上了第四層、第五層。

　　這里的幾個住戶不大愿意談論過去，“還不就那樣，生活總得向前看。”可一個20多年前從菏澤來到這里的三輪車師傅卻記得，那時，“這里光跳樓就死了七八個。”他一邊說著，一邊將手指向不遠處，“喏，那邊的樓上跳下來過一個老太太，砰一聲，我親眼見的。”

　　在他手指的方向，那棟樓早就已經被拆遷了。

　　吳曉波提醒道，這幾代曾經創造過“中國最著名的機械裝備業基地”的工人，在2004年以后就很少被提及。那一年，國資委成立，產權改革問題基本上已經解決。而下崗工人的問題也在被慢慢稀釋，沒有解決的“該自己承受的也承受掉了”。

　　事實是，盡管下崗工人其后大多在社會上找到了新的位置，可從他們身上折射的問題卻無法一同離去。在吳曉波看來，中國的改革還在繼續推進，“如果這一問題不能得到正本清源，在法理和倫理角度進行反思，那么未來的改革仍將以犧牲一些人的利益為代價。”

　　而一直在感嘆“時代發展太快”的導演張猛，只是想重現這段輝煌過后的沒落生活，“畢竟，人不能沒回憶，回憶不能沒物件兒，工廠的故事不能最后光剩幾張破照片鑲進相框，擺在家里。”

　　但是，這部描摹昔日東北的電影，終究未能在沈陽引起太多關注。“這是一部挽歌一樣的片子，現在的沈陽還在快速發展，快到他們甚至還來不及停下來看看自己。”張猛說。

　　然后他皺起了眉頭：“我們今天走得太快了，眼下，是時候該停停自己的腳步，等等我們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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