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于他來說，作為亭州的市委書記，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是“文革”在本地開展以來第一個灰色的日子。　　

下午四點鐘，一個人闖進辦公室，叫了一聲楊書記，似有悲情，他抬頭一看，吃了一驚，這不是李寶安嗎？是在昭陽初中那陣浪潮中“經過去”了的干部。吃驚之余，感到一陣愧疚，覺得自己作為市委書記，作為決策人，很對不起李寶安。他產生著一種沖動，似乎要立即把“假開除”的秘密告訴李寶安。但這是不可以的，他無權泄密。如果暴露出去，惹得學生憤鬧起來，就要出大事。細想起來，簡直有點荒謬了。他抹去心中亂亂的糾結，讓思想面對現實。令他感到一點安慰的是，李寶安的神態并不是一個受了嚴重處理、因而自卑自愧的人，就這一面來說是對一切早就理解而心照不宣所以并無怨尤的。這讓他感到敬重。他忙挪椅讓李寶安坐下，把自己面前的茶杯端給他，說，秘書才泡的一杯茶，你喝。李寶安站起來，雙手接過茶杯，頭低著，眼淚卻像斷線的珠子“叭叭”掉進杯中。他背過身去，心中也十分難過。李寶安哽咽的聲音說：楊書記，我是來報告一個不好的消息的……。聽到此言，他的心不禁往上一提。李寶安不是為自己而悲，還會有什么事呢？　　

……曹家駿……！　　

這使他頭皮一麻，打了一個寒顫。他轉過身來。　　

李寶安一聲啜泣，隨即又克制住了。他按著李寶安的肩，讓他坐下，把茶杯重新端給他。　　

李寶安說，我們一開始是挨了少數幾個學生的拳頭，當然，旁邊立即也有別的學生不主張動手打人的。這一向時，學生對我們其實已經放松了，按理不該這時候出事。曹家駿是內心有壓力，因為他被學生搜出了那些見不得人的東西。他對我說過，他在工作上問心無愧，而工作上的事情也是可以討論的，小將們拿他游校、斗他、打他，他也不會放在心上，他最對不起黨的，就是他丟了作為一個校長不能丟的臉。我看他心理壓力大，是勸過他的，但他化不開，他的臉色一天比一天灰，頭總是縮著。但我萬萬想不到他會尋短見。他是中午以后從學校后門出去，就在城墻腳下園田上一個小河邊，上吊死了，一只老鷹在那里盤旋不落下，那棵樹是那只老鷹經常棲歇在上面的，于是一個澆菜水的農民發現了他。這個菜農認得是曹校長，跑來報告了學校。他在上衣口袋里留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三句話：對不起黨，對不起師生，對不起家人。是他的筆跡。公安局也去驗過了，判斷是自殺。他的家屬到了現場，什么話也沒有說，把人直接送到火葬場去了。紅旗兵團的學生把我叫去……　　

他們，怎么說？他瞪著李寶安。　　

李寶安說，小家伙們臉色都白了，但外表竭力鎮靜，對我說，曹校長這樣，不是我們學生所希望的，我們很難過，為他可惜。他被開除了黨籍，這只是一種教育過程，他這一死才是他真正的錯誤。我們向你說明我們的態度，不要像他一樣尋短見。小家伙們這些話說得是不錯的，他們的水平在運動中迅速提高，無師自通。他們還跟我招呼說，馬上有大標語要貼出去，我們只能那樣寫，你看了不要想得太多。　　

什么大標語？他問。　　

曹家駿自絕于人民，自絕于黨，死有余辜。　　

他聽了說不出一句話。李寶安說，這條標語像什么似的塞在我的心里。楊書記，在劫、在數、在難逃啊！李寶安終于抑制不住，失聲痛哭。　　

他望著窗外灰白的廣漠的天空，心中抑塞。他讓李寶安喝茶。李寶安這才喝了一大口茶，說，楊書記，我對不起市委，我沒有做好他的思想工作。他握著李寶安的手說，你是好同志，你事前勸過他，已經盡了你的責任了。是市委、特別是我有責任啊！李寶安強忍悲痛，說，不能怪市委，這樣的運動，我們都沒有經歷過。我回去后，要利用晚上，利用一切機會，跟各單位的同志取得聯系，溝通思想，不要再出現這樣的情況。他說，對，思想要跟上來，可以利用“靠邊站”的時間，多多學習、多多思考，光是苦惱何必呢。李寶安點頭。他問曹家駿家住何處？李寶安說，楊書記，你不要去，你的心意我知道了。他說，你告訴我，假如我路過那里，也好心里有數，默默憑吊，總不能無動于衷就走過去了。李寶安拿起桌上的筆寫下一行字，而后就告辭了。他看到，紙上寫著一個地址：槐橋北街。　　

槐橋北街是一片幽靜的居民區，那里有一棵著名的千年老槐，長成了曲折龍蛇形的老樹下，有一條河岸深深的小河，水很潔凈，終年靜靜地流淌，不知為何被稱作溱水，顯然從《詩經》借來，取其古意，而實際上風馬牛不相及。溱水兩岸住滿人家，房屋都青磚青瓦、高大齊整，岸邊小街寬度只在一丈左右。水邊有些很老的垂楊樹，岸下甚至生長有一些蘆葦，特意要構成風景似的。小城的腹心深處顯現著這樣的幽靜，但人們似乎也并不特別感到珍貴。小河上有一座古老斑駁的拱形的磚橋，被叫做溱水橋，便利著兩岸的來往。晚上，沿河小街有一兩盞黯淡的路燈，河水幽幽地流，偶爾有魚兒蹦起的水聲。那里很少見行人。自從發現這條小街，夜晚的散步，他就喜歡從那里經過，一切對他并不陌生……　　

李寶安走后，他燃起一支煙來，陷入沉重的思考。他在常委會上總是顯得很鎮靜很自信的，他不能慌亂無主，他要努力讓自己有個主見，而主見從何而來呢？一是領會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精神，二是針對本地情況作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的臨機處置。他也想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一個積極主動的好領導，但漸漸覺得穩妥靈活更為重要。表面鎮靜自信的他，內心疑問其實越來越多。一些好像考慮得比較正確的思想，隨后就會發生疑惑，就會有相反的思想來取而代之。思想夾雜著現實，擁擠一起，在頭腦里糾結，有的根本就解不開來。他力圖把握自己內在的思想過程，試著站到身外去較客觀地對待，讓自己能避開一種精神的壓力。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他經常處在這種激烈的思想矛盾和對自己內在的把握之中，可是他不能在常委會上表現出來。在常委會上，他要有充分的自信，以便引導大家理解文化大革命，負起一方的工作責任，而不能順著那種“很不理解”，要不然，怎么得了呢？　　

奇怪的是，所有的干部對文化大革命都不怎么理解，并不真正積極響應，特別是《十六條》發布之后，甚至公然表示不滿的人也有，說話達到了很放肆的令人吃驚的地步，可是你還覺得不怎么好處理，因為那種情緒是很可理解的，是有一定普遍性的，你更不能說他是反黨什么的，那你就把自己放到廣大干部的對立面去了。你只有充耳不聞或示以嚴肅神色，就連婉言相勸也不大好開口。這是以前沒有過的現象。這促使他去看書、看資料，力求從馬列主義理論上、從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認識上，深入理解毛主席為什么要進行文化大革命。他當然無法站在別的角度，比如資本世界的、封建社會的、或者抽象人性的什么角度，來觀察與思考中國當前的運動，這方面無論有什么思想的火花在心頭閃過，都覺得不足為據，很快熄滅，一切還是回到現實的政治思想環境里來考慮問題比較實際。　　

就這樣，通過看馬列的書、毛主席的書，閱讀《九評》以及《社會主義教育文選》，他覺得接觸到了問題的一些實質，甚至覺得他進一步理解了毛主席，也完全敬佩和贊成毛主席的思想。可是面對運動，疑問就會出來，干部中那種反對的和不理解的意見就顯得反映了實際的一些方面。當然，在毛主席的雄偉氣魄面前，這些都顯得是平庸有余、理想不足、囿于本位，但干部的思想現狀，確實就是如此。迄今，他其實是以某種兼顧，來擔當亭州運動的“領導”。你不可能按照干部的思想傾向去行事，那于運動就是從思想的對立，走向行動的對立了，那要犯大錯誤；但你也很難按中央要求的去做到“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他不能讓亭州亂起來。他是力求站在最適當的立足點，力求游刃有余，讓一切顯得是“順應”，是“引導”，而不是對立，但骨里也不是“放手”，要有所約束。他覺得，他頂多、頂好也只能做到這樣了，至于能否這樣保持下去，也無把握。他相信，只要自己是真誠的，是跟著黨的，同時又是結合著實際、謹慎處理問題的，把握好這兩方面，就不會錯，至少不會大錯。　　

從某一方面說，運動中有人自殺并不奇怪。他經歷過各種運動，有內部的，有外部的，只要是針對著人、涉及到個人命運的，就會有想不開、挺不住、尋短見的。發生了這樣的事情，當然不好，作為上級，會要求下面注意政策、減少這種情況的出現。一般說來，自殺畢竟出于自殺者自己的意志，所以，以前在運動中聽說有人自殺了，好像也不曾怎樣往心里去過，只覺得這種人精神上的脆弱。但這回好像不同，這回他一方面也極其冷靜，另一方面呢，卻在心里發生了很大的不安，而且是內疚，因為曹家駿的死，是與他的決策直接有關的。他提出了一種“經過去”的說法，這是不是對干部不夠負責呢？難道在昭陽中學的問題上，所謂“經過去”，非得開除二人黨籍不可嗎？免職檢查不也可以嗎？后來對醫校，就沒有開除校長的黨籍，群眾也通過了，而在醫校是逮捕過師生的，得罪群眾的情況實際上還要嚴重些。　　

意味深長的是，從李寶安所說可知，就連小小的初中學生，對于問題的另一面，也是心中明白的，只不過他們只能照著問題的這一面來做。比如，他們好像就知道，所謂“開除黨籍”是目前特定情況下的事情，是一種“經過”，跟平時正常情況下一個人因為犯了大錯被組織上開除黨籍是不一樣的，不要當成真正的和最后的看得那么嚴重。可是曹家駿為何就不能看到問題的這一面呢？或者，雖然也能悟到“經過”之意，卻覺得臉丟盡了，無顏活下去。頭腦的靈活，還不如他的這些學生。這些孩子真是聰明絕頂了。他們好像知道，他們的校長至少還沒有被發現真正屬于問題的問題，可是他們卻敢于堅決地要“打倒”校長，讓校長“經過去”。他們似乎認為，這時候需要順應潮流，扮演革命者，而他們的校長則應當扮演遭到革命沖擊的人，就像在舞臺上，演員被指定了正面、反面或中間的角色，就要做出規定動作，以一定的夸張來在自己心中以及觀眾眼中造成情境的逼真，以完成戲劇的任務，同時，心里卻不要太當真。　　

曹家駿連一條真正的錯誤也沒有。至于初期在學校里“上掛下聯斗黑幫”、“橫掃牛鬼蛇神”，所謂矛頭向下的問題，那該由我們上面負責，具體說，要由我的“三個橫掃”的說法負責。但群眾抓住了某種形勢來逼市委，市委也就沒有辦法，只好按照原先有所考慮的，順應形勢，暫且讓步。正好發生照片的事情，一時激起群眾盲目的情緒，多數人也就隨大流或者作壁上觀，事情也就到了那一步。老宗把他到昭陽中學去的情況都介紹了。　　

嚴格說，裸照之類的私人收藏也不能算曹家駿犯了什么不可饒恕的錯誤。一個人可以不可以有自己的私人秘密和藝術收藏呢？只要不妨礙、不侵犯別人，大約該是允許的吧？當然，我們一貫的教育是不提倡某些東西、鄙視某些東西的，但在藝術的、研究的范圍內，在不同的人群里，就要放寬一些。曹家駿也許正是出于這樣的藝術興趣呢？這樣看來，群眾是“莫須有”地給曹家駿按上罪名要打倒他，市委是“莫須有”地就同意了群眾的要求。就在我們共產黨領導下，就在我們自己的政權下，我們自己的一個并無什么實質性問題的同志，而且在平時工作中還是較好的同志，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被我們自己整死了。　　

大約應當說，所有的人都該負有一份責任，只有當時就能站出來表示不同意、表示反對、表示疑問的人，才可以多少免去這一份責任。但這種“應當說”，只是理論上的，事實上你不可能這樣去“應當說”。市委其實是順應了不好的東西，而這不好的東西，是利用著運動的一哄而起、人們的模模糊糊，來形成了聲勢、造成了結果。這一切是多么微妙、多么混沌啊。昭陽中學里也許、或必然有個很壞的人，至少是個很聰明的人，他窺測方向，把握形勢，煽陰風，點鬼火，攛掇學生提出了打倒曹家駿的口號，以便在全市開“頭炮”，來逼市委，而且市委就這樣被他“算”住了。在這件事上，市委，主要是他，軟弱了，沒有頂得住壓力，沒有堅持住原則，是另外一種“怕”字當頭，怕群眾不講理，怕被說成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事已至此，無可挽回！要說這件事上的責任，他的責任最大！　　

剛剛過去的醫校學生靜坐絕食浪潮，余波仍在他心中振蕩起伏。小小亭州的運動，來了這么一出戲，就像在一個級別不夠的舞臺上演出一種大事件一樣，而共產黨的市委，面對請愿的學生，何曾敢想到“鎮壓”二字，只有讓步，還能維持著一點體面就算不錯。那么，醫校的浪潮，昭陽中學的浪潮，算不算“民主”潮流呢？他不想承認這種“民主”，可是好像也應該算得是一種“民主”，至少其中有這個基本的成份，只是問題顯得很過份、很復雜了些。　　

醫校“井崗山”鬧靜坐，逼著市委釋放了師生二人，后來學潮反而低落了下去，因為責疑這種“學生運動”的呼聲占了上風。這樣順勢而為下去，形勢是有可能轉化過去、得到控制的。但是，上面，中央在煽動。8月26日《人民日報》，通欄標題就是“紅衛兵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社論題目是“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兩天前，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見五十萬來自全國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明擺著，現在是我們共產黨中央在發動學生，要給運動繼續升溫。這個升溫，與前一陣他所說的要有一定溫度，目的和方向上并不一致。看來，下面一層一級的思想與中央的差著一大截，乃至相反。　　

但不管咋樣，運動就這樣開展起來了，“民主”就這樣前所未有地給了群眾，這就是形勢，也可以說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很廣泛的“民主”潮流。以“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個一貫的要求來分析，這回是以最高度的集中，指導了最廣泛的民主，最上面與最下面直接結合，問題在于，曹家駿、李寶安、王淮興的民主權利何在？我們這些人的民主權利何在？當然，在以前的“上掛下聯”階段、“橫掃”階段，我們也剝奪了文聯主席老齊、醫校教師郁平這些人的民主權利，也沒有給群眾應有的民主權利。現在，正好反了過來。唉，“民主”這東西，是最難把握的。　　

李寶安說“在劫、在數、在難逃”。當著市委書記的面講出這種錯誤言論，而他連一句批評也沒有，好像是默認或無言以對一樣。現在情況的特殊，大約可以用臨濟和尚的一句話從字面來形容，叫做“劫在途中，不離家舍”。雖然可以如李寶安所說是“劫”，大家卻又都沒有離開自己基本的生活，每月領著工資，上班處理工作，回家過著日子，并非兵荒馬亂。對各級干部而言，現在需要考慮的是怎樣沉住氣，怎樣安全地度過這一“劫”，發牢騷也沒有用，好在還“不離家舍”嘛，也不是那樣“難逃”的。　　

像曹家駿，被群眾的“民主”攻住了，這“民主”有點不正常，呈現一種極端化，甚至有戴高帽子、“坐飛機”、拳打腳踢這些“武斗”的成份，這是因為群眾的性情和水平參差不齊。而市委呢，總的來說，不但暫時不能救你，而且還不能否定“群眾運動”，一方面是“燒”我們自己，另一方面至少在客觀上也有“引蛇出洞”之意，所以一些同志確實不可避免是要“經過去”一下的。　　

但曹家駿對運動缺乏這種正反兩面的較深的理解，沒有能逃過去，離了家舍，離了一切，就連他的學校整他的學生也以為不必如此，這真是意味深長。曹家駿因為照片而死，反過來說明曹家駿心中的品德基準較高，如果能降一點下來，他就不會去死了。污濁者生，純潔者死，糊涂者生，清醒者死，有時事情就是這樣。　　

這場“反修防修”運動，按黨內傳達到縣團級的5月16日《通知》明文所說，真正被“反”掉的范圍，只在百分之五以內，并且目標在上層的“黨政軍文”里頭，那是要“清洗”和“調動”的。推論下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都可以過關，也就不會被“反”掉，重在接受“防”的教育。但看來，方式是通過“反”、達到“防”，所以范圍鬧得很大，也鬧得很厲害，能一直“反”到小小的昭陽初級中學里。全國的運動就像大火一樣燒起來，沒有燒不到的角落。面對毛主席的這一“陽謀”和開展運動以來的情況，他不由得在心中對運動做著一些揣摩。　　

比如，那個上層的百分之五，既然這樣被預先告知要針對他們，那么他們會束手就擒，不作任何的申辯，不作任何直接或者間接的應對和抵抗嗎？既然運動在全國這樣鋪開，而核心的問題卻又在上層的那個百分之五，那么百分之五和全國之間，會有些什么錯綜復雜的關系呢？毛主席又將怎樣把握中央的斗爭與全國的運動呢？攤子好像鋪開得大了一些。但毛主席好像正是用開展全國的運動，來對中央的那個百分之五施加壓力，形成一種大包圍，另一面也是讓全國得到鍛煉和教育。　　

他不禁想起毛主席在指揮三大戰役時那種高度的戰爭藝術來，一邊打著這個戰役，一邊準備著下一個戰役，調兵遣將，使敵人無不就范、無不就殲，真是運籌帷幄、用兵如神啊。還有在那樣多方困難的建國初期，就敢于派出志愿軍抗美援朝，讓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乖乖地退到“三八線”以南。不知是出于恐懼還是出于崇拜，或者是二者都有吧，他打了一個寒顫。看來，斗爭是激烈的、無情的，毛主席總是后發制人，但他一出手，那就是雷霆萬鈞、勢如破竹。　　

曹家駿被群眾運動“燒”了一下，而市委呢，又做出了“清洗”的姿態，于是吃不消了。在這個問題上，市委是提前了“清洗”的時間，擴大了“清洗”的范圍，是違背中央在《五•一六通知》里明確規定的戰略部署的。當時未能堅持這一點，以后再不能這樣做。不得已時，可以像對王淮興這樣“撤職”，但不可以“開除黨籍”，假的也不行。《十六條》第七條說，“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后期酌情處理”，這第七條還是針對群眾、針對學生這個范圍而言的，是放得很寬的，何況是對待干部問題呢？所以，主要是他沒有吃透中央指示精神，沒有堅持原則，曹家駿之死的教訓，從市委、從他來說，是在這里。當然，分析是可以這樣分析的，但假如當時真的跟昭陽中學的學生硬頂到底，不采取退卻讓步的措施，后果又是如何呢？真是很難說啊！　　

運動本身的特點，將決定運動的一切，而一切還在展開之中，大有難以把握之勢！多數干部，包括可能要“經過去”的干部，最終應當能走過來，就像長征一樣，大部隊過來了，少數受了傷、掉了隊、被打散的人，也要過來，爬也要爬到延安去！共產黨員在任何艱難的以及受委屈的情況下都不能拋棄對黨、對毛主席、對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信念！毛主席不是說嗎，“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一定要把這些意思，告訴各級干部。你即使確有屬于自己的特殊問題，你也要找組織、找你的上級、找自己的同志談出來，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嘛，而不能被群眾運動嚇破膽、尋短見，自己先把自己放在了那個百分之五以內，其實可能你連那個資格也沒有。　　

至此，他把思想理清了一些，樹立了新的信心。在醫校浪潮過去之后，本來就需要開一次常委會，現在，曹家駿自殺，將給這次常委會帶來一些沉重，看來他需要主動作出某種檢討。想不到運動的發展，對于他竟有著這樣的戲劇性，本來以為對兩次浪潮的處理還是不錯的，有原則，有策略，穿著人武部送來的嶄新軍裝站在中山塔前揮手平息學潮，獲得了令自己心里也覺得驚奇的成功，十分瀟灑！結果現在卻有要在常委會上主動作個檢討之勢。這是歷史在捉弄人呢，還是因為自己的水平跟不上形勢？在正確和錯誤之間，在英雄和小丑之間，確實只相差著一步！在曹家駿問題上，需要從對中央精神學習不深、理解不透、執行有誤來檢查自己。但他并不曾要充當英雄，他只是想做得正確一些。他搖搖頭，想起了一些中央領導人說的“老革命遇到新問題”這句話，那還是有一定道理、說著了一定事實情況的，雖然他楊敬堯遠遠稱不上是“老革命”。在真正老革命面前，他只是一個“小楊”。　　

他跟宗進庭較為深入細致的交談了一次。這位資格、級別都高于他，經驗比他豐富，能力很強，職位略低于他的同事，按年齡也該稱之為兄長，他心中是特別尊敬的。辦公室送來一份傳單，是醫校的那個被捕教師郁平寫的，其中談到的問題，令他吃驚。從這份傳單，他才知道老宗歷史上有過事情，并且跟這個教師是老鄉，有過家族矛盾。之所以在醫校逮捕這個教師，骨里可能有著個人恩怨在內。這當然很不好。可以說，市委的被動也與此有關。傳單一出，公布于世，更為被動。這事情是有些糟，但這也很難批評老宗，因為運動“橫掃”階段那樣做，總的來說，是有上級指示精神的，老宗至多只是夾帶了個人的東西而已。隨即，他做了有關了解，老宗歷史上的事，還不至于那么糟。事已至此，反過來他要對老宗有所安慰，不要因為這份傳單而否定其前期的工作、使積極性受到挫傷。　　

老宗跟他，在對運動的理解上，雖無明顯不同，卻隱約有著區別。如果說他是在努力理解開展這場運動的意義，想積極而成功地領導好本地的運動，老宗卻是一下子就自發地站到了抵制、乃至是要扭轉這個運動的立場上，這種傾向性比較強烈，乃至比較明顯，大家都能感受到。如果用《十六條》對干部情況的估計來對照，老宗就可能屬于第三與第四種情況，即“平時有這樣那樣的錯誤，怕群眾起來抓住他們的辮子”，或“極端害怕群眾揭露他們，因而找各種借口壓制群眾運動”，實際上差不多就是一個“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只是還差著如何走資本主義道路、思想上是不是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事實。　　

可是，對老宗豈能作出這樣嚴重的結論？決不能滋長這種疑問。老宗不可能是一個“走資派”，他也很難想象市委里出了一個“走資派”，他從來沒有感到身邊有“走資派”這樣的“敵情”。他不是斗爭不堅決，而是還沒有真切發現應該斗爭的對象，就像有力氣使不出勁來一樣。所以，他早就要對第一線上的老宗有所保護和安慰，在常委會上，他強調市委領導層沒有屬于第三和第四種情況的人，也就是這個意思，而這樣說，對于團結常委一班人，也是必要的。常委班子里的每一個人，跟他一樣，都是上級任命的，都是應該信賴的，他不可以隨便不信任某個常委。他很想有個機會跟老宗好好討論一下思想深處的認識，只是從組織紀律上說，從謙虛謹慎上說，對于政治問題隨便討論或私下討論是不妥當的，而且可能會發現彼此分歧很大，那就不好了。面對現實情況，應付好當前運動，對上對下、對內對外說得過去，比較穩當，就行了。　　

郁平的傳單反映著郁平問題可能存在冤屈，可能有老宗打擊報復的成份，如果是那樣，也并非不可思議。在從來的運動中，以及在平時的工作中，干部挾雜一定私人因素，以至于造成一些不好的事情，留下后遺癥，這不奇怪。郁平問題，事關一個人的政治生命，也是慎重對待一個知識分子的問題，包括對其妻子的處理是否適當，都需要實事求是，不可含糊不清，更不可造成冤案。喬麗抱著小孩投河自盡，當時其精神不應被認為是正常的，沒有一個精神正常的母親能這樣淹死自己的小孩，何況她自己也一起沉到河里去了，如果辯解，說是失足落水又有何不可？怎么一定要判人家十五年？可以這樣說，即使她當時明確抱有跟孩子一塊兒去死的念頭，其精神也不能被認為正常，如果她當時沒有死的念頭卻這樣抱著孩子下了河，其精神更不能被認為是正常的。所以，把喬麗判了刑，而且是十五年，很不恰當，有點殘忍。作為郁平，如果本人實屬蒙冤，老婆孩子又這樣慘，“文革”之初又被“橫掃”坐牢，悲憤之情，伸冤之舉，確實可以理解。要像曹家駿，早就會自殺了。待這次運動過去之后，郁平及其妻子的案情，應予復查，并且要求老宗回避。　　

雖然思想認識難以交流，但郁平傳單這個具體問題，卻一定要見面，在當前，要盡快給老宗以一種關心。他讓秘書去請宗市長來。　　

二　　

一個高大的身影出現在門口。老宗身架顯得特別沉穩、特別結實，像是一條大青牛，輕易就能擠倒一座墻似的。沒等他開口，老宗就說，我知道你要召見我。他上前去握手、讓座。秘書泡了茶，退了出去。他問，你看到郁平的傳單了嗎？老宗說，豈止看到，是直接闖到辦公室來送在我手上的，氣焰囂張！老宗呼呼出著氣。　　

他說，我已經查問過了，傳單上所說你的問題，組織已經有過結論，不算是問題了。我找你，就是為了說明這個。老宗說，謝謝你。從組織上說，不能算是問題，從當前運動說，應當算是一個問題。他聽著，抽起一支煙來。老宗說，學生鬧得這樣，還不曾有直接針對我們的大字報出現，全市也沒有。我不是說以后就不能出現、不應該出現、或者怕它出現；我是說，對學生，可以松一點，對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緊一點？這樣兩方面結合，對于穩定局面、引導運動有好處。　　

他立即感到，需要慎重，何況問題確有可能存在冤屈呢？老宗這樣激烈的主張，他很難同意。他說，運動初期，上級就有過指示，介紹過經驗，我們的干部，經歷了復雜的革命斗爭，在歷史上會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但只要組織上有過結論的，就不應當翻歷史的陳賬，更不應當寫到大字報和傳單上去，文化大革命絕不是算舊賬的運動。對郁平的傳單，要消除影響，通過我們的工作渠道，跟各級干部打招呼，跟醫校的學生打招呼。但這個人是學生鬧靜坐剛剛放出去的，怎樣對他再緊？重新抓起來嗎？不太好。　　

老宗想了一下，說，運動應該隨時握住“收”的繩頭，到時說“收”就“收”起來了。對于郁平，終究是不能放過的。你說不好再緊，我還在考慮。他聽了，覺得老宗這人的思維，是有獨特之處的，也有點像大青牛一樣，雖然倔強，卻也令人神旺。不過，想到郁平傳單上表達的那種悲痛，想到運動不能糾纏在這么一件事上，他卻又難以茍同老宗的說法。他不好跟老宗辯起來，他順著說，對這個人的問題，還是暫且不急比較有利，再看看他還有什么行動，至于他的歷史問題，等這個運動過去之后，可以再查一查。這件事，暫且就這樣不了而了之，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嘛。現在我們來談另一件事……　　

老宗悶聲悶氣說，我曉得了，老秦來告訴我，曹家駿死了。他說，到我這里來報信的是李寶安，寶安這個同志還比較冷靜。干部自殺這個問題我們預先確實沒有料到，布置不夠，是個教訓，要迅速通報各級注意這個問題。我們對昭陽初中問題的處理，可能軟了一些，沒有頂住壓力，指導思想可能有些問題，主要責任在我。他不覺就自我檢討起來。宗進庭搖搖頭，說，問題不在這里，不在你我，問題大著呢，說不清！說著就站了起來，也就走出去了，顯得有些沖動。　　

老宗的情緒和傾向，他很難責備，但作為市委書記，他還是不能與之一樣，總之，他還得委婉提醒老宗冷靜一些。他伸手取了一支煙點上，忽然想到，剛才他只顧檢討自己的責任，卻沒有考慮到老宗的處境，因為到昭陽中學去宣布兩個人的處分決定的，是老宗，現在曹家駿自殺了，老宗心里會特別窩囊，但其實老宗只是代表市委去的。運動以來，老宗一直處在一線，現在又被郁平用傳單公布出歷史上的污點。看來，這次運動，站在一線是極不討好的。中央的情況不也是這樣嗎？作為書記，他要主動為老宗分擔壓力，如果有什么問題，該把一切主要責任承擔到自己身上來。　　

他帶上香煙火柴，到老宗辦公室去。老宗悶悶的坐著，面前連茶杯也沒有。他高聲把老宗的秘書從隔壁叫來，說，給我們泡兩杯茶！   　　

他對老宗說，剛才我的話沒說完呢。老宗說，我悶得很，心里有許多話沒法說。他說，曹家駿的處分決定是市委作出的，是我提出來，大家同意的。這個問題你不要多想它了。運動以來，有些問題，當時處理不錯，就是不錯，至少不是全錯，后面的情況，有的是無法預料的，有些也是無法阻止的。李寶安跟曹家駿天天在一起，看出了一些不好的苗頭，也不曾阻止得住，悲劇還是發生了。這方面我們也不是一點工作沒有做，我們不是讓老秦悄悄做過思想工作嗎？實際上把底都交給他們了。李寶安挺過來了，曹家駿沒有挺過來，主要問題是出了照片的丑聞，不是因為政治上暫時靠邊站。至于有些大問題，我們無法深想，上面自然有人去想。中央高級干部那么多，水平那么高，他們比我們會想，比我們有辦法，他們會發現問題，跟毛主席說得到話的。　　

老宗說，我實在是想不通。他不禁笑了一下，說，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自己的局限性。有時事物的本質，甚至是非曲直，只能由歷史來向我們指明，何必現在把自己思考得很苦呢？現在想不通，終有讓我們想通的一天。生也有涯，智也無涯，夸父逐日，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桃林！說到這里，他不禁有些沉痛。老宗看著他，眼睛都有些濕潤了。彼此好像立即得到了相當的溝通、理解。不過，他對于自己忽然說出這些含糊不清而又含著悲憤的話來，也暗自感到失控和吃驚，他好像在有意俯就老宗的思想情緒。　　

他點起一支煙來。老宗說，學生現在有點冷靜下來了。　　

他問，怎么就冷靜下來的呢？老宗說，我們做了工作嘛，我們的工作，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在各學校，對于起來“造反”的學生，要求做到“名單在冊，材料在手”。工作組早就有過布置，在每個班級里都有我們暗中依靠的對象，基本就是各班的團支部的一兩個學生；在工作組撤出之后，聯絡員繼續負責。這情況是保密的，但可能被個別嘴不緊的學生給透露出去了，也可能是讓人感覺到了，想不到產生了一種好的效果，就像一股西伯利亞寒流，加速了學校里的降溫，這證明學生還是有一點政治頭腦、曉得一個“怕”字的，不是完全沒膽。他們果真完全沒膽，或者通身是膽，你就真的沒有辦法他們了。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靜坐的時候好像不曉得“怕”，那時被狂熱性主宰，要表現“敢革命、敢造反”，不能臨陣脫逃，但回校了，勢頭過去了，狂熱性降下來，旁觀者的目光這么冷眼相看著，許多人自然就會想得到問題的另一面了。我認為各學校要抓住這個時機，順風順勢進一步壓下去，穩定學校，不要讓少數造反學生再抬頭，我估計今年內運動一定如期收場，所以我才考慮要不要對郁平再采取措施。老程已經給各學校聯絡員作了布置，繼續組織一批大字報集中上墻，而且要連續不斷，大講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批判靜坐市委的錯誤行為。還有一點，我們現在補上來了。他問，哪一點？宗進庭說，就是你也強調過的，要去發展、壯大左派隊伍。目前各個學校，這樣的隊伍，都已經組織起來、壯大起來，醫校加入“紅色保衛軍”的學生越來越多，已經占了多數，而史宏的“井崗紅衛兵”，銷聲匿跡，基本停止了活動。左派隊伍是絕對聽組織的話的。整個局面可算是迅速扭轉過來！曹家駿如果能堅持到現在，他就不會去死。但當然，也很難說，因為他有自己的隱衷。下面，我想在醫校逮捕一個學生，你看是否可以？他忙說，以前逮捕了一個學生，結果效果不好，剛剛釋放，現在還能這樣做嗎？你想逮哪個學生？史宏嗎？老宗說，不是，目前還不大好抓他。但要抓的這個學生，也是靜坐當中的頭頭，一來他的個人影響不算大，二來發現他有刑事罪，我們以刑事罪逮捕他。　　

聽了老宗對情況的介紹，他心中不知為何暗起一種悲哀，好像對造反學生有著一種同情心似的，跟老宗在感情上有所不同，但他又很難直接表示反對，更主要的是，他實際上還拿不出另外一種具體明確的態度和做法，因為對運動還看不到底。他以前在常委會上確實說過要發展左派隊伍，但當老宗剛才這樣具體一說，他又覺得意思有偏，想不起自己本來有過老宗這樣的意思。真是矛盾。不過，逮捕學生這件事，他卻可以有個明確的態度，認為已經有過教訓，要慎重。他掐滅煙頭，問，這個學生是犯了什么刑事罪？是很嚴重的嗎？老宗說，是奸污婦女罪。他忍著一種厭惡，問，有無確鑿證據？老宗說，揭發人是個年輕寡婦，與被揭發人居住在同一條巷子里，還有點遠親。寡婦本人到公安局來揭發，告的是猥褻、強奸，猥褻是實，強奸未遂，當場沒有別人看見。公安局同志說，這婦女神志清醒，看來不是瞎說，只要把當事人抓進去一問，就會把事實招供出來。按照慣例，已經可以傳訊，但因為是學生，公安局特地來請示。　　

他一聽，覺得有可能是個說不清的事情。老宗又說，那個學生叫孫富生，是參加談判的，我見過，看上去確實比其他學生成熟、復雜一些，是有可能做這種壞事的。他說，還是緩一緩為好。對那個婦女，可以由公安局找她盡量化解，而且她的歲數大些，又是一個過來之人，人家才是一個中學生，即使真的有什么事，總應該是她的責任大些吧？對那個學生，可以讓他的老師找他個別交談，如果他不承認，我們暫時也就算了。到運動后期，如果這個問題被重新提起，以至于有新的發展，那時可以考慮立案。這樣主要是從運動考慮的，不要好像市委在找岔兒打擊報復學生。《十六條》說了，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　　

老宗說，好吧，就“一律不整”。但是否可以由派出所的人到醫校去和他的班主任一道找他談？如果不承認，也不逼他，嚇他一嚇就行；如果承認，也不處理他，教育一下就行。不管怎樣，要讓這個壞東西縮縮魂，也要讓別的學生有所知道。他讓步說，可以的。情況總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列寧說過，在歷史的大運動中，都會有些臟東西出來，會有冒險家、騙子混雜在群眾中間，不免有些荒唐混亂的現象。列寧說的這些，我們多少都經歷過的。這次這樣大的運動在全國鋪開，各種荒唐、混亂、乃至可怕的事情，有的可能是我們怎么也不會想到的。運動提供了機會，邪惡因素、糊涂因素，還有不好的歷史文化因素、地方風俗因素等等，都會出來表現。最后，有人會得到經驗，有人會得到教訓。老子說得對，“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世界永遠都是這么回事。　　

老宗說，對有些冒險家、臟東西，運動中也要適時適當斗它一斗，壓它一壓。他說，漢代有兩個將軍，一個叫李廣，他治軍用兵的特點是大而化之，另一個叫程不識，正好相反，處處嚴謹，但兩個人都同樣打勝仗。老宗說，我是程不識，你是李廣。他大笑，說，二者可以結合起來使用。老宗笑道，不就是你原則一些，我具體一些，你寬我嚴，你在后、我在前嘛，我唱紅臉，你唱白臉，我們之間不要有計較，只要最后取得勝利就行。他說，哪有李廣程不識加起來還打敗仗的？如果打了敗仗，那就是因為這兩個人計較起來、內部分裂了，這在我們，是不可能的。老宗說，對，不可能！你是書記，你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你把舵，我劃船！不過，我還是認為，趁這個時候，可以抓人。死了一個好人，讓多少人震驚，抓幾個壞人，再震驚一下，一正一反，有利于局面穩定，有利于準備“收”。　　

他說，運動的底我還看不清。已經到“收”的時候了嗎？我看不像。造反學生回校了，有所冷靜了，不等于不會再起來。另外，“名單在冊，材料在手”這個做法，前一陣，確實是我們布置的，現在行不行呢？還有，建立左派隊伍這個問題，是否會激起不太有利的因素呢？我們這樣做，是不是嫌具體了一點、過于介入了一點？　　

嫌“程不識”了一點？應當“李廣”一些？　　

大約意思也就是這樣。要保證不陷入被動，就要有距離，留有回旋余地。運動有放就有收，但過早插手或插得不準，反而不行。《十六條》第四條，就是“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說“不能采取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還有第六條，說要讓群眾在正常的充分的辯論中，去肯定正確，改正錯誤，逐步取得一致。特別還有第七條，說不能去“組織反擊”，不能把群眾打成“反革命”，否則就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這些說的就是袖手與插手的問題，有個政策和策略的問題。我們可以再看一看、緩一緩，吃得更準一些。中央為什么強調這些方面呢？中央難道不曉得靠群眾自己教育自己會很亂嗎？中央也許認為需要這樣亂一下比較有利呢？毛主席的用意應當是很深遠的吧？我們還要繼續理解。　　

老宗一笑，說，你研究得可以。說著拉開抽屜，取出一份材料來，遞給他。他一看，是一篇寫在稿紙上的文章，字也寫得不錯，文章題目是《評醫校靜坐學生向何處去》。他看了頭一段，只覺得文字老到，邏輯性強，是一種“刀筆”，其內容論證反對學校黨支部、反對工作組、靜坐市委，都是反黨行為。他暗暗倒抽一口冷氣，只覺得文章加在學生頭上，處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有不當之處，雖然不當，又很難剝離，就像一根捆妖索，很難掙脫，具有相當的威力。他看了看，點點頭，還給老宗，問：什么人寫的？老宗說，是個青年教師，他是用這個來將功折罪的，這才是“一論”，下面還有“二論、三論……”，用《九評》的形式一篇一篇寫下去。其實昭陽中學的事情，就是他煽動起來的，都是他的鬼點子，我也早就懷疑是他了，他歷史上本來就是一個“內定右派”。他怕起來了，先是退，躲進小家庭的生活里去，但還是心中不安，就主動送來這篇文章，向我坦白了一切。靜坐當中出現的那份匿名的批評靜坐的大字報，也是他寫的，他那時就暗中將功折罪或者說是為自己做個正面的伏筆了，但還不曾有勇氣向我承認以前的作為。我對他進行了教育，肯定了他的及時轉變立場，答應以后不追究他，希望他繼續這樣發揮好的作用。這個大字報，我認為很及時，我們需要這樣有理論有說服力的文章，能寫這個的人目前沒有發現第二個，我想讓他寫下去，至于怎樣上墻，用什么名義發表，由我給他做安排，要替他保密。　　

聽到此，他不覺說，你安排？你替他保密？這樣具體的事，值得把你牽涉進去嗎？老宗冷笑說，絕對不插手、戴著干凈的白手套，是不可能的。明明是理直氣壯的事情，卻要這樣轉入地下似的，我就不服這個氣！一篇文章、一張大字報，有時很重要，是大事情，要插手！毛主席不就是抓住批判《海瑞罷官》這個突破口，抓住批判“三家村”，還有發表北京大學一張大字報，把“文化大革命”這把火燒起來了嗎？不但是插手，還親自動手，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他老人家好像也是在沖破阻力、豁出去了一樣。我們要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就要跟毛主席學！當然，在亭州，這樣敏感的事情，由我來做。不是說了嗎，我在前面，你在后面，我唱紅臉，你唱白臉，要盡可能讓你兩手干凈，而我，這雙手肯定是不會干凈了，但你放心，我也是有理有利有節，不會赤膊上陣。如果說學生是小兔崽子，那我就是一頭成熟的老狼了，哈哈！　　

他聽了既感動又吃驚。他不能完全同意老宗的做法，并且不能同意老宗的某種情緒。他望著老宗，眼里不掩飾他的疑慮和擔心，但也不得不把頭點點。老宗把材料收進抽屜，說，這樣具體的事情，你也不必知道，本來我是不想告訴你的。還有這個，是“文革辦”組織人寫的，寫得不錯，我打算讓人印廠鉛印整張報紙那么大，也不用署名，多印一些，城鄉張貼。他接過來一看，題為《八•二三事件真相》。大致看過后，他說，寫得是好的，關于鉛印、城鄉張貼，行不行？老宗說，有何不行？醫校學生靜坐市委，鬧了幾天，到底怎么回事，我們要向全市人民說清楚，以正視聽，很有必要。鉛印的東西，實際上就代表了我們，但不署名。關于那二十五個“黑五類”學生的家庭情況，也要給他們公布到大街上去，這樣我們就把社會輿論給主導過來。他聽了，雖覺得猶豫，但也不好反對，就點了頭。老宗見他同意了這些，情緒上好了些，說，我們是很一致的，以后這些很具體的事情，我能不能就不對你說了，你不要見外，這種復雜情況下也有個保護你的問題，讓你干凈一些，讓你“李廣”一些，對全局比較有利。　　

對此，他覺得不好說什么，只好默認了，而且確實有些感動。他嘆了一口氣，說，我也想過，昭陽中學里可能有個很壞的、至少是很聰明的人，他窺測方向，把握形勢，煽陰風，點鬼火，攛掇學生提出了打倒曹家駿的口號，在全市開了個“頭炮”，來逼市委，而市委就這樣被他“算”住了。老宗放聲大笑，說，你估計得不錯，這個人就是范公望，他確實鬼得很呢，我們被他“算”住了！他如果不來向我坦白，我們哪一天才能查到他呢？但他終歸是在我們的料算中、在群眾的視線中，跑不了。所以他就趕快來投降了，他知道他到底“算”不過我們，但我們的這個料算也被他“算”到了，他就來暗中投靠，他畢竟是聰明絕頂、鬼精鬼精的一個家伙！他們一齊笑了起來。　　

他不由得感慨地說，實際上不就是這個教師整死了校長嗎？老宗說，但畢竟不是親手，不是直接呀，在曹家駿死之前，他就轉變過來了，而且他們兩口子借著送喜糖向曹家駿道過歉了。據他說，當時學生對于柳春芳挨批斗抱不平，而這個女教師平時跟他談得來，他心里也想這個女教師做老婆，所以他急中生智，走出去用一句話把學生的火點了起來，學生沖掉了批斗女教師的會場，并且進而揪出曹家駿戴高帽子游校。他沒有想到事情有這樣的發展，一嚇，躲進了學校最邊遠的一個廁所，他沒有參加游斗曹校長的隊伍。學生從廁所里把他找了出來。他說，你們怎么去揪曹校長了？學生說，也不知是誰的提議，反正就一窩蜂擋不住，而且只有隨大流。已經這樣了，怎么辦？他鎮靜了一下，回答說，不能怕，也怕不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群眾運動難免過火。你們這是革命行動。你們在亭州放了第一炮。這是要載入歷史的。你們要像北京學生那樣，成立自己的戰斗組織，要由出身好的當頭，才站得住腳。你們要向市委提出打倒曹家駿，只要堅持，一定勝利，這是當前的大方向，市委不能不答應你們。曹家駿的錯誤已經有了一條，就是運動初期在“上掛下聯、橫掃牛鬼蛇神”名義下，把矛頭指向教師群眾，轉移了中央規定的斗爭大方向，而且布置學生監視學生，但光有這條錯誤還不夠，你們要抓緊搜集曹校長平時搞修正主義、貪污腐化墮落方面的材料，進一步證明你們的行動是正確的。我是教師，不能參加你們學生組織，但我在暗中是支持你們的。就這樣，他煽動和指導了學生，起了關鍵作用。柳春芳知道是他冒著政治危險救了她，立即倒進他的懷抱，也不在乎他歷史上有“內定右派”的問題，反正她自己就出身不好，這上頭沒什么講究了。但她先前寫曹校長的大字報，卻沒有跟范公望商量，要不然這事也許就不會發生，“打頭炮”的可能就是別的學校了。醫校學生靜坐時，他們結起婚來。到民政局去登記領證，還是我打電話讓老秦出的證明。那時我雖懷疑是他煽動學生打倒曹家駿，但真實情況還不知道，他主動靠攏我，我當然采取團結他的態度。大約也正因為有了這個基礎，他才進一步轉變過來、要將功折罪。　　

他聽了，說，這個故事對我們的諷刺太大了。老宗問，怎么是諷刺呢？他說，亭州的這一段歷史，我們開會呀、煩惱呀、說話呀，其實不都是因為有這樣一個叫柳春芳的女教師嗎？她是個起點。“風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呀！老宗說，還是你的眼光厲害！如果沒有她，也就沒有昭陽中學的事情，醫校也就不會聞風而動，也就沒有曹家駿之死，也就沒有我們此時的交談，一切都可能不一樣。但沒有昭陽中學的“頭一炮”，終歸還是會有“頭一炮”打出來的。他說，“頭一炮”會有的，但這段小小的歷史就不會是這樣的，而會是另外的一種情況。問題是，里面是否還會有一個女人的故事呢？老宗說，女人的故事大約還是會有的吧？女人占人口的一半嘛，總會有女人的故事的吧？他說，你能回答人為什么會分為男人女人嗎？你能回答天地陰陽萬物雌雄嗎？你不能回答！我們只能思議我們能夠思議的。起必然作用的是歷史底部的深處的必然的東西。老宗問，底部、深處、必然的東西是什么呢？他順手拿起老宗桌上的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說，不管人們從不同角度怎么理解，它都反映在這里面、都告訴天下了。就是我們建立的這個社會要發展，往哪兒發展、怎樣發展？而且國內情況，總是聯系著國際風云。我們唯一的選擇當然是相信毛主席。但看來不是說了“相信”二字就沒有事了，運動才算是開始呢。毛主席早就說過，誰勝誰負是一個長時期的問題，過去我們只是從理論上認識這個論斷，現在看來，很現實，這“誰勝誰負”，這“長時期”，原因不僅在外部，更重要的是在內部，也不僅是在下面，更重要的是在上面，真是很復雜很激烈的事情。總之，中央現在就是這樣說的。我們但愿經過“文革”這一狠斗，把一切都定下來。談話至此，戛然而止，他看著老宗，老宗也看著他，一時無言。他抽起一支煙來，說，復雜了，我要上廁所了，不過不是最邊遠的，也跟女人沒關系。老宗放聲大笑起來，他就在老宗的笑聲中溜之大吉。　　

談話以玩笑方式機智地結束，他心中卻并不像表面那樣輕松愉快，他多少是為了安慰老宗去的，這個目的已經達到了，但同時也把一種憂慮帶了回來，因為老宗以一種明確的態度所說到的情況，反映著亭州的運動是在往回走，而老宗也正在進一步推動著這一傾向，在做著所謂“收”的工作。這些事情，比如暗中整學生的材料，比如組織另一面來批判壓制這一面，從對立統一、一往一復看，也是必然。可是，有這個必然，還有另一個必然，受到壓抑的學生，是不是有一天又會起來呢？不為別的，就為這個受壓。來自中央的所有文件，包括沒有公開發表、但人們已經有所知道的《炮打司令部》和公開發表的社論，都是不準這樣做的。這豈不形成了一種較量？而這一較量，回顧起來，從運動一開始，實際上他也自覺不自覺地參與了。并且，小小亭州的這種較量，確實有點對應著、呼應著上面。他倒有些暗暗羨慕老宗，能態度明確堅定不移站在一邊，站在雖處守勢卻暗地里人多勢眾的一邊。可是，他為什么不能明確取老宗這樣的立場態度呢？為什么他總要含蓄一些呢？除了他不想如此堅執一端，更不能、也不愿公然地或暗中地與毛主席的精神有違。在對問題的理解上，他與老宗也確有些不同，他至少是處在反復思考尚未一定當中。所以，他不能不是游移的、靈活的、兼顧兩面的。他似乎已經看到了結局，也看清了全過程，一切都需要某種智慧，他不能“偏”。按照黑格爾的“正，反，合”，他要讓自己正確地安全地匯入最終的必然的“合”的當中去，而在過程中力避過于“正”和過于“反”。如果說黨有意志，那么，他相信，這就是黨的意志，超越一切意志之上，毛主席的原則再怎么強，在策略上也會尊重這樣的意志，這在《十六條》上已經有政策體現，在最根本的方面反映著共同意志。黨會處理極其復雜的分歧和矛盾，立于不敗之地，將理想的遠景與實際的推進最好地“合”起來，尋找到一條“合”的路。再嚴重的對立，其正反兩面，最后總是要“合”在一個統一體中，問題只是在“合”的當中各占多少成份，是你為主，還是我為主，完全否定一方、吃掉一方是不可能的，如果一時不好調和，可以求同存異。“紛既迫而后動兮，豈云稟性之惟偏？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展”，董仲舒這句賦詞，值得玩味，說出了一種復雜性與無奈，也說出了一種必然。高瞻遠矚、雄才大略、具有高度領導藝術的毛主席，也正經歷這樣的一個過程。現在，他既不能完全贊成老宗，又不能明確反對老宗，考慮到事物的客觀的方面，他得如老宗所示，默認自己唱白臉，而在一定程度上放手讓老宗去做，在這兩個方面如何平衡，如何站穩船頭，平安到達終點，確實是需要一定精神準備和政治藝術的。他吐出一口郁塞之氣來，胸中生長著浩然之氣，“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準備迎接任何風浪，安全地勝利地抵達明日彼岸。　　

那天，從老宗那里出來，在辦公室里坐了一會，他也就回家去。大院里的十幾戶，屋里燈都亮了，家家在忙晚飯，好像是隱居在城市里的一片寧靜的村莊。王雪不在家，兒子卻已經到機關食堂把飯菜打回來了，告訴他，媽在單位有點事。他點個頭，也就坐下來吃晚飯。他問兒子，建國，你們市一中情況怎樣？兒子說，我們學校有個叫高均的老師進京告狀去了，這情況早上只是傳說，后來學校里貼滿“紅衛兵團”、“文革籌”的大字報大標語，說一定要把反黨分子高均從北京揪回來、批倒批臭，情況就得到了證實，人心惶惶的，不知學校里要發生什么事情。他要兒子把情況從頭說起。兒子說了一通，大體是這樣：　　

學校的運動一開始是發動群眾寫大字報，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話》之類，進而批判一個教導處副主任、兩個老教師，認為他們就是本校的“三家村黑幫”，平常喜歡在一起搖頭晃腦吟詩作賦。另外還有一個犯了貪污腐化的食堂事務長。在學生當中，也有批判出身不好的同學的。學校里成立了“紅衛兵團”，開了大會，各班學生凡是出身干部和工農兵家庭的都是第一批紅衛兵，由班上的團支書領取紅袖章回班分發。蔡校長宣讀了兵團七個負責人的任命書（蔡美鳳確曾打電話說要讓他的兒子楊建國擔任紅衛兵第一負責人，他明確說，他是市委書記，此類事情他的兒子要回避），另外還宣布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組籌備會”，由老師和學生的代表組成。學校里在大會堂開過一次批判會，站到上面去低頭挨批的就是教導處副主任和那兩個老教師，其中一個是中統特務，一個做過國民黨縣文教科長，而教導處副主任的哥哥是有名的大右派，所以這些人臭氣相投。這確實讓學生們大吃一驚，只是不懂當初為什么要用這些人做人民教師的呢？空氣還是很緊張的。押上臺時，很狼狽，有點看得出剛才受了折騰。最后，把食堂事務長押上臺時，那狼狽可恥的樣子，讓下面發出了哄笑聲。對于這次批判會，黨員里發生了不同意見，有兩個黨員教師被“紅衛兵團”和“文革籌”叫到一間屋子里去“開會”，實際上受到了“內部批判”。　　

語文組八月十六日貼出大字報，題為《揪出蔡美鳳這只黑手》，認為市一中的文化大革命很不正常，是身為學校黨支書的蔡美鳳這只黑手將我校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甚至利用紅衛兵打擊敢于發表不同意見的黨員教師，這完全是要維護蔡美鳳自己的一統天下。大字報最后一句意味深長的說，蔡美鳳長期以來在學校里執行了一條什么樣的路線，現在是到清算的時候了，讓“文革”的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語文組大字報一出，震動很大。很快，“紅衛兵團”和“文革籌”分頭組織各班學生和教研室老師寫反駁的文章，一時鋪天蓋地。說長期以來語文教研組就隱藏有一個反黨小集團，由于隱蔽較深，善于偽裝，人們還看不清他們，現在終于跳出來了。其中為首分子，就是這篇反黨大字報的執筆者高均，兩年前畢業于省師范學院，分配來我校工作。“文革”前偽裝積極學毛選、兩次用馬雅可夫斯基的階梯詩形式向黨支部遞交要求入黨報告，現在卻竟然把學校黨的領導說成是“黑手”，自己撕下了偽裝，這是為什么？不奇怪，因為高均的父親現在還每月拿定息二千元，相當于工人工資的五十倍以上，他是喝勞動人民的血長大的資產階級少爺，并且有經濟條件拉攏腐蝕氣味相投而又意志薄弱的人們。群眾過去對此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現在是到了跟一切反黨分子清算的時候了！雖然文化大革命使高均之流預感到滅頂之災，但他們卻利令智昏當作跟共產黨較量一回的好機會，高均不但不再假裝要求入黨，而且公然跳出來做反黨的急先鋒了。語文組過去和他經常聚會、品嘗他的奶油糖，現在參與策劃這份反黨大字報的人們，不管你們家庭出身如何、過去說過什么錯話、做過什么錯事、貪過高均的什么小便宜，要趕快覺悟，起來揭露高均，跟這個資產階級少爺加反黨急先鋒劃清界限，要不然就來不及了。后來，工作組長被上面調走，派來了新的工作組長，據說原工作組長事前知道高均他們寫的反蔡美鳳的大字報，不但沒有勸阻，反而加以鼓勵。學校“紅衛兵團”跟高均父親所在公司的“文革辦”一起，到高均家中抄家，抄出了幾十根金條和封資修“四舊”，還有那份大字報的底稿，上面有語文組其他兩個人修改的筆跡。這是高均等人密謀反黨的鐵證。學校里已經派出一個教師兩個學生出發到北京去，要把高均抓回來斗爭。　　

他沉思起來。學校開展運動的路子，其實是符合市委前一陣的統一布置的，這方面他無言以對。前不久他到市一中去視察過，那時看到滿眼大字報，認為一切正常，運動開展不錯，還給予了表揚，說讓溫度更高些。具體情況是這樣激烈，還真是不知道。　　

醫校靜坐市委之后，他在全市有關工作會議上的要求和布置，是比較原則的，但也不是模棱兩可的；然而，當前出現的情況，卻比較偏向于壓制群眾。這種偏向在市委里的主要支持者乃至實際領導者，就是老宗。相較而言，他的比較照顧到全面的意見就沒有得到尊重和落實。從個人角度，他不見怪，只是從運動的角度考慮，覺得這樣下去也存在問題，最后還是要他負責的。他剛才跟老宗已經有所流露，而老宗好像沒有聽得進他的意思。但是，從總的情勢看，他現在暫時采取不置可否的態度仍較有利。事物發展總是左一下右一下，這層紙且不捅破，渾渾沌沌的相處，到最后一切自然會分明起來，也許會顯得從來都不曾有過分歧，也就過去了，能這樣是最理想的。這也許就是政治的藝術。這樣一想，心里似乎稍稍輕松起來，只是有點為那個“資產階級少爺”高均擔心。　　

兒子問他，爸你說我們學校這情況該怎么看？他說，先不要忙著說看法，觀察一些時再說。　　

門口忽然闖來一群客人，是六條大漢，身上都穿著工廠里的藏青色勞動布茄克式工作服。他站了起來，工人們發現他正在晚餐，連忙后退，搖著手說，楊書記吃飯！他們站在外面不肯進屋。他也就站著將碗里剩粥扒干凈，并且習慣地撕了一塊饃頭把碗里的粥漿子抹起來送進嘴里，讓建國收了桌上碗雜，端出茶盤。工人們這才進來，一邊說影響楊書記休息，一邊把茶盤端還給建國，說我們不喝茶，我們談幾句就走。于是就圍著桌子坐下，六張質樸的臉朝著他，都是二十多歲的青年工人，目光明亮，虎虎生氣。　　

他跟他們一一握手，問了姓名。那時他怦然心跳，好像歷史在莊嚴告知他四個大字：工人運動！當這些人出現在門口時，他有些“怕”，這會兒面對面看著他們，倒油然而生一種喜愛之情了。市委書記為什么要怕工人呢？工人階級是共產黨最重要的階級基礎，雖然幾個具體的工人并不等于工人階級，但畢竟直接就是工人階級里的成員，而這樣生氣勃勃的青年工人，也讓人看著高興。　　

為頭的一條大漢，四方臉，濃眉大眼，臥獅鼻，風菱嘴，氣勢魯莽，態度有禮，開口說，我們都是華興機械廠的工人。他一聽，這可是亭州最大的工廠，這些青年算是產業工人呢，身上好像都散發著鋼鐵的、機器的、科技的氣息。他就這樣初識后來的亭州工人造反司令劉克成。而這時的劉克成，自報的身份是華興機械廠電工，他們是為了“工人能不能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問題而來。劉克成說，我們工人雖然在生產的崗位上，但是沒有一天不密切關注文化大革命。黨中央的文件對我們工人階級已經有了明確的指示。劉克成從工人用的那種帆布工具包里拿出一份報紙來，刊登著《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他用粗大的指頭指著其中一段讀道：　　

八屆十一中全會號召全國工人、人民公社社員、人民解放軍指戰員、革命干部、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師生、科學技術人員，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克服從反革命修正主義和“左”右傾機會主義諸方面來的阻力，克服困難，克服缺點，克服錯誤，克服黨內和社會上的陰暗面，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為實現第三個五年計劃，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　　

劉克成睜著又大又圓的眼，對他說，黨中央號召的這七種人里面，“全國工人”排列在第一位，這就明確告訴我們，工人階級不光要搞好生產，還要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起帶頭作用。我們還學習了《九評》，那上面告訴我們蘇聯、南斯拉夫是怎樣變修的。可是我們廠里的“四清工作組”反而打擊壓制起來干革命的工人，記黑名單、整黑材料。　　

一個工人說，我姓喬，寫了“工作組”的大字報，被撕掉了，還受到追查。他問，寫的什么？工人說，我寫廠工會主席趙大發貪污挪用會員費，至今交不出賬來，還宣布為“下樓”好干部。趙大發平時愛占小便宜，好收禮是有名的，“四類分子”請他吃喝他也去。上次工會選舉他得票沒有過半數。可是工作組還讓他當廠工會主席。據說，工會選舉的結果上面沒有批準就不算數。我的大字報問，這一切是為什么？　　

一個眉目清秀的工人說，我姓韓，寫了廠長的大字報，廠長負責買回的機器不能用，成了廢鐵，浪費了國家資金。可是“四清”工作組說，買回機器不能用的事情，問題較復雜，責任不在廠長。我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們堅持認為這不是偶然的，這里面有貪污問題。他問，你在哪個車間？工人說，我在設備科。他問，你是技術員嗎？工人們說，他本來也在車間，有過三項發明創造，都有國家專利，是土專家，現在不在車間了。　　

還有一個工人說，我姓包，我的大字報是請問黨委的，廠里弄出一些制度來，把我們工人管得直筆筆的，不是像毛主席要求的把工人當成工廠的主人翁來信任和依靠，這是束縛生產力。他問，毛主席怎樣讓工人成為工廠的主人翁？這個工人回答說，就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就是《鞍鋼憲法》。但我們廠里沒有貫徹，一點影子也沒有。照他們這樣下去，他們和我們的關系，就要變成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關系！這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他聽了覺得觸及比較重要的問題，但這時也很難深入討論。他轉而問劉克成：醫校紅衛兵靜坐市委，工人跑步上街支援學生，有你們嗎？劉克成說，我們廠工會趙大發帶了一百多工人出去，接受市總工會統一指揮，去跟學生辯論、說是保衛市委。我們學習中央剛剛發表的社論《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認為廠工會這樣做是不對的，市委不會要他們這樣去保衛。正好有電機廠的陳安國幾個人也來跟我們談這個情況，我們一起商議，決定用小分隊來回跑步的方法，表示對學生的支持，但跑步路線不在市委門口。我們約定了雙方的路線，交叉進行。　　

他說，這是從《三國演義》上學來的兵法吧？劉克成和工人們都笑了起來，劉克成說，也是避免跟起先被領出去的工人在市委門口發生沖突，工人跟工人不能斗起來。聽了這話，他不覺點頭。不過，他跟這些工人如此交談，似乎等于對他們有一種默認以至鼓勵，這好像是不妥的，可是，難道能把他們拒之門外嗎？能說他們是不對的嗎？這似乎也很難。交談也就像潺潺流水一樣繼續下去，無法中止。一個工人說，我們參加跑步的，都被廠里“四清工作組”把名單記下來了，還找我們個別談話，要我們交待，不但要扣工資，還說我們已經犯了“反黨”的錯誤，有人揚言說我們沒有好下場，我們想不通，也感到壓力大。　　

漸漸，他覺得這些工人，包括劉克成，總的都比較淳樸可愛，至于關心政治，對廠里“四清工作組”的工作有自己的看法，用大字報揭發廠里領導上的問題，還有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以至于出來聲援學生，這些都無法否定他們，而且還應當表示肯定和支持。從《十六條》以及現實情況看，工人起來關心和參加文化大革命，并且有從廠里向社會延伸之勢，都已經不可避免、不可阻擋，問題是如何對待。作為市委，怕是怕不了的。所謂“引蛇出洞”，用在眼前這些青年工人身上，跟用在青年學生身上一樣，看來都有點對不上號，首先還是需要突破經驗主義、多從正面看待這些積極參加運動的群眾。這時他想到自己對靜坐的醫校學生提出二十五個學生的家庭出身問題這件事，不覺心中慚愧和紛亂起來。　　

于是，他對這幾個工人在原則上表示肯定，要求他們按照《十六條》指示的，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抓革命，促生產”，保證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他明確表態說，如果記你們的名單、整你們的材料，說你們“反黨”，那是不對的。市委一定負責跟你們廠里的“工作組”講清這個問題，中央《十六條》沒有讓這樣做！說到此，他不覺真的有點生氣，他不明白一些人為什么熱衷于這些雕蟲小技，好像這就是經天緯地之道似的，用在這些工人身上，特別顯得有些不倫不類。　　

他對劉克成說，但你們到廠里不要專門提這個要求，不要為這個鬧起來，對于來自群眾的議論，不要計較，用你們的行動來回答你們是不是正確的。劉克成說，我們一定照楊書記說的做！只要我們是正確的，即使做一大堆我們的黑材料，最后也沒有用，如果我們是不正確的，即使寫我們一大堆好材料，也幫不了我們。劉克成這句淳樸稚氣的話，讓他不禁笑了起來，工人們看到他笑了，也都笑了起來。他拿起報紙，指著說，你們剛才讀的這段中央的《公報》已經把要求說得很全面，要求你們做到一個“高舉”、一個“團結”、五個“克服”，兩個“把”，兩個“為”，你們要時時牢記，句句對照，如果這樣，我敢說，你們的表現就是好的！如果有什么問題，也不會是屬于你們的問題，而只能是我們這些人的問題。說著，他指著自己。　　

工人們帶著一種感激和敬仰之情跟他握手告別，他送他們到院子里。外面地上黑影中蹲著兩個工人，這時站了起來。劉克成和工人們也就再次跟他握手、告別。　　

他望著他們離去的那一叢身影，想著劉克成在他門外布了崗哨，感到工人比起學生，將更有組織、更有氣勢、更有力量，他又一次覺得歷史好像在告知他四個莊嚴的大字：工人運動！　　

一時，他似乎預感到，作為市委書記，他的工作也許將更不容易，而劉克成這些人，不知將會怎樣地“叱咤風云”，一切都在未知之中，一切也將是他所直接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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