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晨的陽光中，“井崗紅衛兵靜坐指揮部”一份《決定》的貼出，成了靜坐第三天的開始。參加靜坐的二百名學生，從早餐起，開始絕食，以表示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抗議”。這是誰也沒有想到的。　　

怎么可能想到學生會用這一手來對待我們呢？這跟“靜坐”一樣，本來是只有在歷史書本上才會讀到、電影上才會看到的事情，本來只會發生在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反動政府面前的事情，現在卻從天而降，就降在你的面前，讓你吃驚之余卻感到既新鮮又可怕。到底搞什么鬼，為什么要在自己建立起來的新國家新社會弄這一套？　　

學生的一切，都是在模仿某種歷史，但至少是在這一時刻，就把市委跟歷史上那種腐朽的、無能的、可笑的、反動的“當局”相提并論了，你若不支持他們，你就可能是那樣的、或類似于那樣的、或暫時就是那樣的、或部份地是那樣的，總之就是那樣的。他媽的，他們心中就一點也不怕嗎？　　

如此的混賬邏輯就悄悄來到了現實之中，被這些學生所接受和運用，強加給我們，而我們就一下子處在了這樣莫名其妙的被動的地位上。可恨之極！　　

王淮興打來電話說，宗市長啊，我聽說學生宣布絕食啦，青年人正處在這個勁頭上，是會說到做到的呀，還是請市委不要考慮我，一定要多考慮學生。我請求市委批準“打倒”我，只要黨是知道的，只要我自己是沒有問題的，就行了嘛，怕什么呢？先把這一關過去再說！我請求把我“拋出去”！　　

他聽了這電話，心中又涌起已經有過的對這位同志的那種敬佩和感動，王淮興這是主動要求“經過去”，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像臨危不懼、抱定自我犧牲的戰士一樣向指揮部呼叫“向我開炮”。　　

他說，老王，市委理解、感謝你這個態度，也要求你經受嚴峻的考驗。你今天還是要叫學校伙房里送開水來呀，他們說絕食，沒有說絕水，天氣又熱又干，水是一定要有的。　　

王淮興說，你這個想法好，我作為校長感謝你。我馬上就辦，我會盡可能讓他們從水里得到必要的成份。不過，還不能說這個水是你、是我叫送的，要不然學生會拒絕喝這個水！以后有人說我是暗中支持學生的，你要為我作證呀。王淮興竟然還幽默了這么一句，才擱斷了電話。雖然是幽默，卻也是必要的預防呢，是有政治頭腦的。　　

程主任來報告請示，說學生代表已經拒絕談判，他和一個同志就到學生隊伍里找那個主要的學生頭頭史宏說話。他們一直注意到這個學生，他基本沒有離開過靜坐隊伍，但沒有作為談判代表，而是坐鎮指揮，協調內外。　　

史宏說，他們的四條是完全合理的，是一塊“試金石”，對他們的四條接受與否，就說明著市委的方向路線。如果不接受他們的四條，就不要找他們談了，他們就一直絕食下去，并且保留采取進一步行動的權利。　　

他對史宏說，你要對這些同學的身體負責呀。史宏說，你可以去問他們每一個人，是不是自愿的，是不是能對自己負責？市委好像也要考慮自己該負什么責任吧？史宏要求我們把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好好學一學。史宏隨身的書包里，就放著四卷《毛澤東選集》，他拿出第一卷來就讀了幾段，講了一通。　　

這個學生像個特別會說話的怪物似的，貓眼睛在眼鏡片兒后面閃閃發光，貓臉似乎總是帶著神秘莫測的微笑，是個“笑面虎”，又沉著又機靈，還有列寧式的手勢。　　

當場不便于跟史宏發生辯論，更不便于就如何學習《毛選》發生辯論，所以他們顯得比較狼狽，好像倒是去受“教育”的。身為黨校校長，可以說深受恥辱，但表面上還只有忍著。我要是有這個權利，真恨不得立時一槍斃了這個害群之馬！我們的學校怎么培養出了這樣狂妄的學生？程主任氣得不知該說什么了，眼淚含在眼睛里。　　

他忍不住反而大笑起來。程主任可一點也笑不起來。他說，程主任，你這人太好、太認真了，你真是個呆子。假如是在從前革命戰爭年代，你呀，論打仗，可能還真打不過這個小小的“笑面虎”呢。他好不容易有了這個機會，還不出來好好表演一番嗎？這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時代不一樣了，畫虎不成反類犬嘛。失敗就在前面等著他，他將失敗得很慘，用不著你一槍斃了他。　　

時代社會需要各種“人才”，但如果都像這樣“造反”成為“人才”，社會豈不是要永遠處在動蕩不安之中？這是絕對不行的。此風不可長，此舉不可行。目前出現的情況，只是從前真正革命時代的一種“回光返照”，是一幅漫畫，就像你的徒弟你的兒子學你，卻學歪了，成了對你的污蔑、諷刺、打擊和教訓，好像報應一樣，這是最可恨、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我估計被打倒的國民黨殘渣余孽、地富反壞右分子，正在一旁暗中笑得合不攏嘴呢。　　

日后呀，往好處說，比如史宏，還是老老實實學醫、到醫院里做一份工作，爭取業務上的進步，如此而已；往不好處說呢，我們可能要送他去坐牢，讓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如果沒有這個運動，他的個人命運，可能要好得多。但他本人還看不清，他即使能看到一點什么危險，心中有所動搖，也不一定想往后退，利令智昏嘛，要強嘛。　　

你就不要生氣、不要想不通了。他的家里一母二子住著不足十個平方米，等于住在棚子里，跟賣燈罩的老頭之類的七八戶人家擠在一個院子里，在那個陰暗骯臟的角落里能產生什么正確的高尚的思想精神、真正的馬列主義？不就是一肚子陰暗不平嗎？現在趁著機會、打著旗號，公然出來振臂一呼了！　　

程主任看著他，顯然聽出些味道來了，還希望聽他說下去。他說，世上有永久性的事物嗎？從來的運動不都是暫時性的嗎？某個運動一旦過去，某個運動里的一切，自然也就過去了，其中的奇怪人物、奇怪現象，也就都會過去，留給以后的人去回想，去寫它，或者去爭論它。打江山那樣偉大的時代也過去了，還有什么不會過去呢？難道我們會讓史宏之流再來打一次江山嗎？歷史已經有這個要求了嗎？你想想這可能嗎？即使《十六條》，這樣允諾過嗎？沒有！　　

我看，毛主席是一方面考慮搞這樣的一個運動，另一方面也考慮到國家作為國家的基本要求的，這從《十六條》上就看得出來。流水不腐是對的，但弄得洪水惡水泛濫就不好了，戶樞不蠹是對的，但把戶樞把大門都弄壞就不好了。所以說要看到暫時性這三個字。對史宏這樣的怪物，你首先要這樣在歷史的縱深上藐視他否定他，把他看透了，然后你就能從容不迫心平氣和地對付他了，不管他本來是有點價值的，還是本來就沒有一點價值，他都沒有價值了，不過是個時間的問題而已。　　

我跟你說，我也經過了你這樣的思想痛苦，但我已經能夠藐視了，所以我不痛苦了，我進入了一種等待。一面盡可能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處理好眼前的問題，一面耐心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矛盾的轉化。總有轉過來的一天的。事態這樣下去將非常復雜，復雜到我們難以預料，當妨礙到國家根本的時候，當全黨全民感到不能承受的時候，轉機就來到了，像“大反攻”一樣反過去。那時，眼前雄者則為雌，眼前雌者則為雄。其實如果我們眼前為“雌”，也是假象，我們是立于不敗之地的，因為我們就是國家，我們是真正的“雄”。我們將高舉秩序，重新安排乾坤。我告訴你，誰也離不開我們。我們將從被否定的方面，成為被肯定的方面。那否定我們的將遭到否定，那肯定我們的將獲得力量。但現在由于情況特殊，我們暫時處于“守”勢，也許還可能出現表面上的“潰不成軍”。這就叫做“知其雄，守其雌”。你現在要一槍打死史宏，這不可能。但會有你在他面前做“列寧式手勢”的一天，做得比他當然要好得多。我絕對相信有這一天。　　

那時，你將是英雄，他的命運的一半將由法律和秩序衡量，另一半要由你我的意志來決定，假如不送他去坐牢的話，我們可能要研究給他一個多大的和什么樣的飯碗。在我們的社會里，你是精華，我也是，我們的孩子也是，永遠都是，而他只是跳梁小丑，他自我毀滅。記住，把你我的孩子養好、護好、教好，這比什么都重要，這是戰略性的，也是可以看得見的未來，眼前的戰役，不算什么。我說的這些，可以稱之為歷史的秘密。　　

程主任幾乎是“破涕為笑”，而他也感到自己發揮很好。　　

他問，史宏說保留采取進一步行動的權利，是什么樣的進一步行動？　　

程主任說，不知道。　　

他說，哼，不怕他！我知道，無非是帶著這些靜坐學生進京告狀吧。現在外面一些地方已經有這樣的事情了。　　

程主任問，那下面怎么跟他們說呢？他說，還是正面勸告。程主任猶豫著問，市委的打算是什么？他說，市委自有全面考慮。程主任就很有信心地走了。　　

身高而微胖的楊書記穿著圓領白汗衫，搖著芭蕉扇子，正好到來。楊書記說，開個常委會，怎么樣？他說，是時候了。　　

楊書記就悠然點起一支煙來，躺到藤椅上，臉上浮現起他那自信的淺淺的帶幾分狡獪的微笑，眼睛里智慧在閃光。他記起了前天晚上楊書記在假山石那里跟他說的話，楊書記對天下大勢了如指掌，但在眼前現實中，也跟他一樣，只有耐心等待過程的完結。楊書記有一種從容不迫的政治風度，相比之下，他是顯得急躁和剛氣了一些的。　　

楊書記來亭州任職才一年半，家庭情況很簡單，夫人王雪是衛生局黨委書記，但不兼局長，這是組織照顧；他們有一個讀高中的男孩，也跟他家一樣，基本上不讓孩子參加學校里的活動，而在家里看書學習。楊書記的家就在機關后院的那排朝南的很舊的平房里，一切生活用具都是機關配給的，就連被子也是機關招待所的，是一種隨時聽從黨召喚的狀態。這些似乎給楊書記帶來某種瀟灑散漫的生活風度。楊書記的認真和威嚴體現在辦公室里，還有他站立在臺子上作精彩報告的時間里，除此之外則十分放松隨和，有時喜歡跟人一本正經講一句玩話，看到別人猝不及防遭了他的無傷大雅的愚弄，他就咧嘴笑了起來，笑得像一個天真而狡獪的農民。　　

楊書記悠然抽了幾口煙，突然問他，你這里有蠟燭嗎？他說有，就從抽屜里找出個蠟燭頭兒來。楊書記擦著了一支火柴，示意他把蠟燭湊過去，點了起來，燒下幾滴燭油在桌上，把蠟燭坐上去，穩穩地立住了，火焰漸旺。　　

楊書記抽著煙，問他，怎么樣？他不解，反問什么怎么樣？楊書記說，蠟燭怎么樣？他說蠟燭就這樣，燒著。　　

楊書記笑了起來，說，回答得好，“蠟燭就這樣，燒著。”換句話說，這樣就是蠟燭。他似乎領悟到了什么，笑了起來。　　

楊書記指著蠟燭說，沒有辦法，它已經做了蠟燭。亭州有一句用來形容人的方言，就是“蠟燭”。我捉摸，含義有三條。一是說，被動，不點不亮；二是說，會傻乎乎的一直燃燒到底；三是說，最后自己卻沒有了。亭州人如果是罵人的語氣說“你是個蠟燭！”這就著重在第一義，不點不亮，不靈活主動；如果是評論的語氣說“你做蠟燭了”、“我做蠟燭了”，這就指的是第二義與第三義，是很呆的意思。你說是不是呢？如果說“愿意做一支蠟燭，把自己燃燒，貢獻光明”，這是反其意而用之，有了點詩意。　　

他說，楊書記，你這番考據，有現實意義。　　

楊書記說，我在思考這個小蠟燭頭兒的作用，你說它沒有作用吧，它被火柴點亮，正在勇敢地燃燒自己。但分歧就來了，有人會說，我們不但不需要它，還要防著引發火災。但我們接到了不許吹滅它的命令，就要看護著它，既讓它燒下去，又不讓它釀成火災，這是一個特殊的任務。　　

他說，對，讓它燒下去，又不讓它釀成火災，特殊的任務。　　

楊書記說，從一方面看，任務就是這樣了，從另一方面看，我們也是蠟燭。一些老百姓正在這樣說我們，是第一義上的，不點不亮、不靈活主動。看來，蠟燭跟蠟燭也不一樣啊，有人只能做那種蠟燭，有人只能做這種蠟燭。馬上的常委會，可以叫做“蠟燭會”。　　

楊書記一扇子煽滅了桌上的蠟燭，說，還是熄掉為好！　　

他們都笑了起來。　　

清涼的晨光很快變成驕陽，他身上直冒熱汗，手中芭蕉扇子搖個不停。靜坐了兩天兩夜的學生，體質一定是下降了，現在又絕食，這第三天的酷熱高溫將在中山塔門口造成什么，真是需要擔心的事情。雖然常委會上就要解決問題，但如果順利，大門口這出戲劇也要到下午才可以結束，這當中發生什么事情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史宏所威脅的“進一步行動”，估計至少要以這一天為界，那應當是明天的事。事情的解決確實也不能超過今天。這第三天的日子，除了繼續提心吊膽地熬著等著，別的也沒有靈丹妙藥。不到過程完結，矛盾就不會解決。時間和生命就這樣耗在里面，越是顯得重大，越是感到虛無。身為干部，本來就是國家的人，每個月享用著財政局發出的工資，耗著就耗著吧。“遇到張果老，不得不煩惱”，沒有什么可急可嘆的呢。他倒幾乎無聊起來。正好電話響了，是范公望，此時他樂于見這個人，就叫秘書到后院門口去接。　　

范公望才坐下來，就說，我是送喜糖來的。說著把一個紙袋兒放在桌上，估計有一斤糖果。這真有點新奇。　　

他一直沒有問過范公望的個人情況，這時他頭腦中浮現出柳春芳的面容身影，難道是她？果然，范公望紅著臉說，對象就是柳春芳。　　

他忙說，很好，很好呀。心里似乎還有點羨慕。　　

范公望說，我們是很匆促的，因為忽然覺得很無聊，說我們不如結婚吧，她就到我家里來擠在一起了。在學校里也沒有聲張，現在是鬧革命的時候，悄悄把糖果塞在幾個同事手里，就算了，好在別人也理解。　　

他說，我也理解，祝賀，祝賀。　　

范公望說，柳春芳特地找了個機會，給曹校長李局長也送了喜糖，并且向他們道歉。我們兩人根據我們的家庭出身，還是在家里看看書，為將來增加些教學的資本比較好，爭取以后在業務上發揮作用，目前外面的事情就少關心、不參加了。　　

他聽了，倒也不知說什么才好，就安慰說，“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嘛。嘴上說著這些說熟了的話，心里卻感到這些安慰的話，其實讓對方重復著受到某種委屈，但也沒有別的更好的說法。　　

他繼續說，當然，對于目前運動，你們作為教師，也不可能像學生這樣去鬧，根據自己的情況做一點考慮，也是好的。　　

范公望說，有一個小困難要請宗市長幫個忙。他問，何事？范公望說，校長室不辦公了，學校里沒有人給我們開證明，我們也不好到民政局領結婚證書，宗市長能否為我們跟學校工作組的秦組長打個電話，請他給我們開個證明。　　

他聽了，馬上就拿起電話，跟老秦說了這事。放下電話，他對范公望說，你可要帶點糖去喲！范公望說，糖有，但還不曾敢給秦組長送，真的怕萬一送出什么事來。他哈哈笑了起來，槍林彈雨的年代，也有男婚女嫁的！難道現在反而不行？不過你悄悄的就是了。范公望如釋重負，告辭而去。　　

他不禁感到些無聊，剝了一塊牛奶糖送在嘴里，品著那又甜又香的滋味。這樣的糖幾年前的困難時期一般是吃不到的，能吃到牛奶糖也是社會經濟好轉的一個標志呢。想著范公望柳春芳兩個倒也般配，只是在他們的甜蜜中有著一種可憐和艱澀，然而他們也只有這樣地活下去，生兒育女，走他們有點曲折困難的路。　　

他叫來秘書，說，這是剛才的教師送來的喜糖，他們不搞革命，而搞男歡女愛，也算是一種“獨立思考”吧。這糖你看怎樣處理？秘書愣著說不出。他說，是不是可以通過什么途徑給學生送去呢？絕食了，補充一點糖份也是好的呀。秘書感到不好回答。他一笑，說，這就成了腐蝕革命小將的“糖衣炮彈”了。秘書一笑。他說，散給辦公室的同志們吧，剛才說的是笑話。秘書把糖拿走了。　　

常委們到齊了，程主任列席。成了一種慣例似的，楊書記要大家先學習《十六條》，重點看前面的三章。然后讓程主任簡要匯報門口學生的情況。　　

學生所提要求從三條到四條，從四條又到了五條，不但絕食，而且還說什么要采取進一步行動。常委們臉上有的氣憤，有的茫然，有的痛苦。　　

楊書記說，剛才我跟老宗說了，今天這個常委會，可以叫做“蠟燭會”。為什么呢？蠟燭，在詩人的筆下，常常是被歌頌的，它是赤誠的象征，唐代李商隱有“蠟炬成灰淚始干”這樣的詩句。這種赤誠，或者是為愛情，或者是為友情，或者是對國家民族的忠情。在亭州俗語當中，說“你是個蠟燭”，或者說“你做了蠟燭”，意思都很復雜，要具體分析。門口的這些學生，我認為，要大體承認他們就是詩人筆下的蠟燭，我們沒有理由用敵對的或譏笑的態度對待他們。　　

不論我們目前怎樣認識當前運動，也不論學生當中是否有少數不純分子，更不論將來會如何評價他們，至少目前在客觀上，他們是響應我們黨的號召，響應毛主席號召，起來鬧革命的。這一點啊，你不承認還不行。內部的5月16日《通知》以及公開發表的《十六條》，都是我們黨中央的決定。我們要承認他們是在鬧革命，不是在鬧反革命。至于他們鬧得怎么樣，水平高不高，有沒有什么錯誤缺點，里面有無壞人在趁機做什么，那是另一回事，他們的大方向，他們的主流，我們要予以承認、肯定。這就是《十六條》第二章的基本評價，對照亭州的情況，我認為也基本適合。如果我們不是這個認識，眼前這個臺階也下不來。這不是機會主義，而是對青年應當有這個正面的積極的認識，這也是對我們自己的肯定，因為這些學生不是我們新中國的學校培養教育出來的嗎？這是我要說的第一層意思，請大家討論。　　

第二層意思呢，我要說，我們也是蠟燭。是哪種蠟燭？《十六條》第三章說的四種情況，我們對照自己，大約屬于第二種，就是三個“很不”，對運動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處于軟弱無能的地位，“怕”字當頭，墨守舊的章法，對于群眾的革命新秩序，感到突然，領導落后于形勢，落后于群眾。我們肯定不屬于第一種情況，就是能夠站在運動最前面，敢于放手發動群眾，我們沒有能做到那樣，估計多數也都不會達到這種水平。但我們也不屬于第三第四種情況，就是自己平時有問題，所以“怕”字當頭，或者我們自己就是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更加害怕群眾害怕革命。我想我們在座的沒有一個人屬于這兩種情況。假如我思想不通，硬要說，在這個問題上，我這個蠟燭，你用八枝火柴來點，我也不亮，我就是不亮，打死我也不亮。這恐怕是不行的，因為我不是我個人，你不是你個人，我們是市委常委。　　

運動已經這樣起來了，門口已經兵臨城下了，人家是有理有利有節，得到上方寶劍，得到群眾同情，可不簡單啊。我們何去何從呢？這是要考慮的。這樣說了一大通，是為了統一思想，就是說，我們要準備向學生讓步。這對于我們，既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現實問題。理論問題，黨中央毛主席已經替我們解決了，就是要反修防修，要進行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沒有討論余地的。　　

5月16日《通知》明確說要解決黨、政、軍、文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還有“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這些，當然都不是小人物，都在很高的上層，距離我們較遠，我們不會直接面對那樣大的問題，我們也沒有水平、沒有能力評價那樣的大問題，我們只要有一種態度就行了，我們的態度是擁護毛主席擁護黨中央；但中山塔門口的事情，需要我們自己來處理，我們不能推給地委、省委，更不可能推給中央。我們依據什么呢？就是黨中央給我們的這個《十六條》，就是要承認學生的主流和大方向。今天的會議，首先對以上所說的基本原則，進行討論，請大家發表意見，如果有牢騷，散會以后可以跟我發，這個會上已經沒有時間說那些了，學生都在太陽底下曬著呢！　　

老魏耷著眼皮說，我有牢騷，但回家說去吧。我同意楊書記的說法。常委們接著一個一個發言，都說，同意楊書記的說法。他心里跟老魏一樣是有不同意見的，他很難承認門口這些學生是什么“革命的蠟燭”，他恨不能從公安局調來人馬、從消防隊調來水龍頭，把這些乳臭未干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東西沖得個“鳥獸散”。　　

如果承認了他們的什么大方向和主流，如果答應了他們的什么三條五條，將意味著什么，常委們雖不說，心里卻明白，逮捕師生是他宗進庭干的，甚至與他個人還有點關系，這就說明他“平時有問題”，所以才在醫校惹出這場學生運動來。當他們對楊書記提出的所謂原則，都表示同意時，雖然出于識大體顧大局，但多少顯得有點糊涂或者裝糊涂，乃至有點可鄙可恨。這些，他暫時還不好說什么。他也很難承認市委是蠟燭。市委對于運動一直是積極領導的，怎么能用門口這些學生的要求為標準，來衡量市委呢？運動以來，市委辛辛苦苦，難道是不點不亮的蠟燭嗎？市委能夠像學生這樣不顧一切地燃燒，成為唐代詩句里的蠟燭嗎？市委就是市委，有自己的責任。當楊書記在他辦公室拿蠟燭開玩笑時，他還真當是開玩笑呢，想不到正式說出來是這樣一番話。楊書記這就等于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怎樣評價運動以來的市委？其實，《十六條》上把各級黨委的情況分成這么四種，本身就是政治策略，就像哄猴子似的，叫大家向聽話的看齊，順著竿子爬。楊書記這番話是權宜之計呢，還是更有深謀遠慮？卻也捉摸不透。　　

當楊書記說“在座沒有一個人”屬于第三第四種情況，他聽了稍覺心安，好像得到了什么表態和擔保似的。為什么會有這種虛弱心理？他對自己竟然有了這種心理十分不滿。楊書記是不是含有安慰他的意思呢？他已經到了需要來一點安慰的時候了嗎？這豈不可悲？也許，在座確有人心中已經認為，他宗進庭是跟第三種以至第四種情況有點接近的。他有點疑神疑鬼起來，好像意識到自己正在滑下去，會成為《通知》上說的“清洗”對象，而且他一九四六年“北撤”時有過脫節行為，當時就差點被清洗！他已經從向他打來的槍聲中親身體會過那是什么滋味！　　

天氣雖熱，他身上卻陡地一涼。某種自信好像一下子失去而又不知怎么失去的，某種本來還不怎么意識到的東西此刻一下子清楚起來，總而言之，他好像將要倒霉了，情況對他十分不利，不知不覺之中某種格局已經形成，他像什么似的浮出了水面露出了頭，成了一個明顯的目標。這簡直難以置信！　　

但一切似乎已經無法改變，他于是努力鎮靜著，也表態說，同意楊書記所說的原則。話說出去，就像手上松開了緊緊抓著的東西，身子似乎感到了一種漂移，心中感到了一種悲哀。　　

楊書記說，原則上大家都同意了，我們將基本上答應學生提出的全部要求，讓學生打一個大勝仗。但不是簡單地作一個宣布，而是要通過跟學生的所謂談判來達成，通過談判，請他們說明提出這五條的理由，并且跟他們有具體的商量，把一些內容明確下來。比如說，什么叫做打倒王校長？比如說釋放被捕師生，具體是個什么說法？怎樣釋放？比如說追查遮蓋毛主席大字報這件事，學生的措詞十分激烈，我們從什么角度去說這個問題為宜？這樣通過談判，一條一條地原則上答應他們的要求，也讓他們感到來之不易，感到事情的份量。至于承認他們的靜坐絕食是革命行動，我們可以從主流和大方向上承認，但不能肯定這種形式。這個談判，我建議還是由宗市長代表市委出面，程主任是要參加的，常委里再去一個組織部長老李，辦公室去一個科長一個秘書。會談時，我們有記錄，形成幾條協議式的東西，雙方簽名，也可以不簽名，這要征求他們意見，但不管簽名與否，都算數，然后提交常委會審查批準，最后我和宗市長到大門口去對全體學生宣布市委的決定。接見之后，我們就為他們授旗，歡送他們回校。這事情就過去了。現在就通知各學校工作組，包括醫校工作組，以今天為期限，有條不紊撤出，只留一個人，作為聯絡員。學校應以革命師生為主，民主選舉成立自己的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如果像朝陽中學這樣，有了紅旗兵團一類的群眾組織，就由這樣的學生組織、教師組織互相商量，聯合主持學校里的事情。工作組撤出時，給學校原有領導或群眾組織作這樣的交待，并且把聯絡員告訴他們，不是一走了之。這個，馬上由辦公室通知下去。另外，我要說一下，今天的會議精神，事前我請示了地委，取得了地委的同意。　　

一個機關干部在會議室門口出現，顯得很急，有話要說的樣子，程主任問，王科長，什么事？王科長說，有情況要報告。程主任說，你進來說吧。王科長就跨進來說，有兩個學生上身赤裸，把兩枚很大的毛主席像章別在心口皮肉上，流著血，給《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站崗，學生情緒分外激動，大門口很亂，史宏威脅說，市委領導再不出來，一切嚴重后果由市委負責。　　

大家都看著楊書記，等他拿主張。楊書記對來報告的人說，你去找到史宏或者在門口負責的學生，就說市委領導要會見學生代表，讓他們派三到五名代表進來，其中要有史宏。你叫他們先把那兩個流血的學生撤下來，進行醫務處理。你著人把他們領到大會堂旁邊的小房間，宗市長李部長和程主任過一會兒就去。　　

王科長走了，楊書記說，情況就這樣了，還有一個事要通報一下，中央剛剛有兩份重要文件下來，一個是總參、總政的文件，《關于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一個是公安部的文件，《關于禁止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所以，形勢是進一步很明確的，今天我們作出的決定，是符合這種形勢的，不要再有任何猶豫。大家回自己的辦公室，各負其責。老宗，老李，程主任，你們就留在這里商量一下，準備跟學生代表會談！我在我的辦公室，等你們的消息。另外，我也考慮，我們不能就這樣輕飄飄的讓學生過去，還是要拿他們為難一下。我考慮，我們要向他們提一條要求。什么要求呢，老宗在跟他們談的時候，要轉告我的一句話，就是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他們靜坐市委的學生隊伍不純潔，里面有不少“黑五類”子女，所以我們猶豫不決，沒有能及時接見他們。如果他們能純潔自己的隊伍，你們談妥之后，我就會到大門口接見他們，而且為他們扛紅旗、送他們一程。否則，我很為難。楊書記言罷，取出一張紙來，說，上面是二十五個學生的名單，都是“黑五類”家庭出身的，這個調查是確實的，你們給史宏考慮。　　

楊書記最后有這么一手，大家沒想到，都有點興奮起來，老魏說，對呀，也要給他們出個難題嘛。他心里也為楊書記這一手叫好，頓時對楊書記又什么猜疑都沒有了。他接過名單，說，就這么辦！　　

楊書記派他代表市委出面跟學生談判，這本來正常，因為運動一直是他管得多，可是他卻有得到信任之感。好像到目前為止，他的一切處置，他的工作思路，都被證明是不對的了。好像楊書記這是在給他一個改正的機會呢。大門不是他下令關上的嗎？還無師自通地用毛主席像擋著！不是他把大門口說成階級斗爭現場、要看三天三夜的嗎？如此等等！他的這種立場觀點，分明是跟《十六條》相反的，而楊書記并不是這樣！而且他已經動用了警察，并且是去遮蓋毛主席的大字報！要認真說起來，有口難辯！可是楊書記沒有批評他一個字，還讓他代表市委出面去答應學生的要求。雖然按照分工是應該這樣委派的，但他不能不感到楊書記的寬厚和處理得當。此外，楊書記最后親自給學生出了一個難題，說明了楊書記跟他、跟大家是一致的，沒有游離常委之外去用另外的姿態向革命小將示好。　　

但是，運動進行到這一步，辛辛苦苦的，忠心耿耿的，畢竟是他宗進庭突出了一些，多少陷入了某種“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的境地，而且心中產生著害怕！他意識到如果帶著這種情緒去跟學生談判是不行的。也許一切都是因為他不想向學生低頭，他不識時務。在這一點上，楊書記比他強，竟然能說學生是詩人筆下的蠟燭了，豈不是說學生值得歌頌嗎？這是真話假話還是玩話？但退一步想，在目前，楊書記也只能這樣處理，對常委一班人也只能這樣統一思想，總不能領著頭大罵學生、跟運動抵觸吧？而楊書記最后亮出的殺手锏，意味是深長的，是很厲害的。想到此，他心平氣和了一些，好像站得高了一些，能夠去和學生談判了。　　

他和老李老程交換意見，問怎么談？老李說，大勢所趨嘛，原則上都答應，但也有小的計較，要不然我們不是太軟了嗎？但只能軟，不能硬。老宗，你可不要跟學生發火啊，硬也硬過了，該軟的時候還要軟，把他們當成是自己孩子就行了。　　

這家伙，倒可以這樣說。真讓他心里一堵。　　

老程說，這樣去談，估計不會有大問題。學生也不可怕。　　

他說，不是學生可怕不可怕的問題，我也沒有感到學生有什么可怕。　　

老程低頭順服，感到自己失言了。　　

他補了一句說，可正是學生造成了大門口這種可怕的場面，這是建國以來所沒有的！當然，老李剛才說了，他們多數還只是些孩子。　　

老程說，這幾天我接觸，那個史宏，比一般學生要鬼些，但畢竟也才是二十歲的人。他善于詭辯，但也好像很隨和，而且有幾分天真。　　

隨和？天真？這令他感到驚訝。老程又補充說，有靈活性，不像扳死理的人。老李笑道，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呀，今天我們一起當面去向革命小將學習吧。　　

正說著，科長、秘書都到了，他們就下樓，到大會堂去。　　

老程手下的那個王科長站在大會堂小休息室門口守候著，這說明學生代表已經來了。他讓自己沉著了一下，就走進門去，不想，里面嘩嘩地響起掌聲來，五個學生代表都站著，用鼓掌歡迎他們的到來，表示了他們對市委領導的一種尊敬。他不由得倒是心中一愧，臉上微笑著，把手輕輕招了兩下，并且示意請他們坐下。休息室當中是一個乒乓桌，權當會議桌，椅子已經兩邊擺好，雙方就坐了下來。　　

他問，把毛主席像章別在胸口皮膚上的學生到醫務室處理了嗎？　　

學生們回答說，處理了。　　

說話間他已經一眼把五個人都看下來了，甚至連他們各自的性格特點都已經大致有數。五個人歲數上跟他的兒子差不多。平時也有兒子的同學到他家里去玩過，那時在他眼中真是全沒當回事。現在，就是這么大的人，作為談判對手一本正經跟他們對面坐著。坐在他正對面的，一定就是史宏史家旺了。確如人們說過的，是個貓兒臉，戴著眼鏡兒。這張臉上可以挑剔的，倒不在于貓兒臉，因為這也是正常的臉型之一，虎頭虎腦嘛。不相稱之處，就是鼻子小了些，在眼鏡兒下面露出了指頭大的這么一點。如果是一個高挺的鼻梁兒，或者是一個大鼻子，這張臉就粗獷些偉大些了，現在卻不免有點渺小有點不成器。那一對貓兒眼在眼鏡后面也在凝神打量他們，竟然閃動著幾分好奇，確實有幾分“天真”。　　

令他不快和不安的是，五個學生竟然沒有表現出對他這樣的人的仰視與敬畏，好像剛才已經用鼓掌表示過一定的禮貌了，現在坐下來就不同了，作為談判，雙方平等，作為斗爭，還要警惕，也就不存在敬畏與仰視了。　　

從左邊數起，第一個是三號小個子，身體結實，白凈臉兒上有兩分天然的愧笑，可能較為平和、務實；第二個身材高大一些，長長的紅臉膛兒，濃黑眉毛，眼睛不大，嘴唇微翹，比較忠厚，但可能也很沖動；第三個是史宏，他算是二號個頭，不高不矮，沉著機警是其總的特點；第四個身材很小，白團團的臉上一副深度近視的白糊糊的眼鏡兒，看不清他的眼睛，似乎較為邋塌，也很糊涂，卻可能亂讀了許多別人不敢問津的大部頭；最右邊一個也是三號個子，身材姿態，比較精干，面容清爽，眼光靈活，有迎合之意，可能心計較工。　　

這樣看了過來，真是都瞧扁了，斯亦不足畏也矣。　　

想象一下我們幾十年的革命斗爭吧，有多少杰出人材前仆后繼倒了下去，也有多少不合格的人被大浪淘沙而去，現在留在各級崗位上的，都經受過戰爭時期與建設時期不同程度的考驗和鍛煉，就連人走出來，也很少有不像樣的，所以黨才把自己的干部稱為黨和國家最可寶貴的財富，這是容易的嗎？怎么可能眼下一個運動，就會涌現出許多超過我們、代替我們的人材來呢？如果有，那也不會很多，總之不能跟久經考驗和歷練的無數革命干部相比，可以斷言，他們不可能取代我們，無論從哪方面，一時還都取代不了。所以《十六條》才說最后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不管咋樣，這是十分清醒的一句話！眼前這五位學生領袖，以他的眼光，一個也看不上。他有所輕松下來，心中恢復了某種自信似的。　　

他的臉上自然地表現出有感染力的微笑，一方面像對待到家中來玩的兒子的同學一樣親切，一方面對這“革命時代”產生的“革命小將”們以足夠的尊敬，一一請問他們的姓名，隔著桌子伸出手去，握住他們那缺少力度和厚度的手，并且請教他們名字中某個字的寫法，比如，是“林”字呢，還是“凌”字？是“生”字呢，還是“森”字？有著極大興趣的樣子。這樣，他感覺著他們各自的性格、氣質，認識著這些“對手”，緩解著某種令人不快也不利于“談判”的緊張空氣，同時，他的心中進一步恢復著某些本來被弄得搖搖欲墜的東西。　　

他覺得自己的親切并非全是虛偽和手腕，而是也有著真實的成份，是在群眾工作中長期養成的習慣和政治風度，而幾個學生的一本正經遮掩不了他們的年輕稚氣，也讓他油然而涌動著一些喜歡。他的態度使他們覺得面對著一個親切的革命長輩，他們的某種僵硬也有所放松了一些，但他們仍保持一種警惕，在內心里堅守著一道不可背叛的防線，牢記著他們的使命，這確實也是有點可敬可畏的。　　

他說，同學們，革命小將們，首先我要代表市委，也代表我個人，向你們，向靜坐的全體同學們，表示檢討和道歉。前一階段，我們思想落后，沒有跟上形勢，在領導和處理我市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認識不足。經過學習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市委認為，要從理解的方面對待小將們的這次靜坐，愛護小將們的革命精神。所以派我和組織部長老李、“文革”辦公室的程主任等同志，來具體商量你們提出的四條要求，讓同學們能結束靜坐、絕食，回到學校繼續進行教育革命。我們這里談妥之后，市委楊書記打算出來接見全體革命小將。這樣，我們先一條一條地來商量，好不好？　　

紅臉膛、黑眉毛、嘴微翹的一個學生（他叫江進海），神情嚴肅、有點結巴地說，我認為，在商量四條之前，首先要肯定這次靜坐市委是革命行動。宗市長剛才說到“理解”、還有“愛護”，我認為，對靜坐還要有明確的肯定。本來，革命行動不可能立即得到所有人的承認，也不等于權威的肯定或否定就能決定一切，但作為領導我市文化大革命的亭州市委，應當旗幟鮮明作出表態。　　

這時，最右邊的一個學生（他叫孫富生），以某種引起同情的豐富表情說，有大字報、大標語認為我們的靜坐是錯誤行動反革命行動，如果市委不明確否定這種說法，也就是默認“秋后算賬論”。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難道最后要被打成反革命嗎？那時我們是應該哭呢，還是應該笑？　　

不否定就是肯定，不肯定就是否定。深度近視的一個（他叫林集），突然說了這一句。那白茫茫的近視眼鏡和那白糊糊一團的臉朝著他，好像要求你深刻領會其言，然后又低下頭去，不再看他，而去準備從他的腦海里隨時拿出這樣最簡潔最深刻的東西來。　　

最左邊的一個（他叫何銀森）沒有說話，總是低著頭，但有時也抬頭膽怯似的朝這邊投來一眼。史宏也沒有說話，臉上肌肉天然有著似笑非笑的形狀，貌若心平氣和，眼鏡后面的一雙貓兒眼一直盯在他的臉上。　　

談判桌兩邊的人們，神情姿態不一，但實際上都在觀察、捉摸著對方每一個人的態度和思想。　　

程主任說，如果能就四條達成一致的意見，不就等于承認了你們的革命行動了嗎？我們要考慮到靜坐市委畢竟不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好方式，也不是《十六條》所提倡的，如果明確肯定，對今后全市運動的開展不太有利，我認為從大局出發，這個問題可以繞過去。請小將們能理解。　　

江進海的紅臉膛兒更紅了，結巴著，用下劈的手勢強調著說，我認為恰恰相反，如果明確肯定，將會對全市文化大革命的開展，起鼓舞的、推動的作用，如果不明確肯定，就等于給“秋后算賬論”留下余地，從而阻礙運動的深入開展。　　

這時何銀森又那樣膽怯似的抬眼看了他一下。　　

他偏要讓這個有點靦腆似的學生開口，他面帶微笑看著何銀森，問，小何，你怎么不說話？你的看法呢？　　

何銀森說話的眼神和表情天然謙和，似乎有些膽怯，不過立場并無不同，他說，我贊成他們的看法，問題既然提出來了，就不能回避。　　

林集突然接上來說，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第三章一開頭寫道，在巴黎公社出現以前幾個月，即1870年秋，馬克思曾經警告巴黎工人說，推翻政府的嘗試是一種硬拼的愚蠢舉動。但是，1871年3月，當工人被迫進行決戰，起義已經成為事實的時候，盡管當時有種種惡兆，馬克思還是以歡欣鼓舞的心情來迎接無產階級革命。馬克思沒有用學究式的言論來非難“不合時宜的”運動。　　

說實話，他心中暗暗吃驚，雖然這個臉上白糊糊混沌一團、好像五官也沒有長清楚的學生有著嚴重的教條主義氣息，但畢竟才是一個中學生，能這樣隨時想出一段列寧的原著來回答現實的問題，并且還是有針對性、能打動人的思想的，這總之有些了不起，是始料不及的。對這樣的現象，他雖然也有點憎惡，但不能不承認，這也是一種人材的表現。　　

只有史宏還沒有說話，好像有點“大將風度”。這使他心中很不舒服。最好當然是回避承認“革命行動”，但學生如果這樣堅持，那就承認一下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其實不過是空話。四條都準備讓步了，還在乎這一點嗎？但他要看看史宏的表演，他不能在史宏沒有說話的情況下就給予承認。他以對史宏表示一種特別尊重的姿態說，史宏，你是總負責的，你還沒有說話呢。　　

史宏說，在此時此刻，我認為我們需要重溫毛主席寫于一九二七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主席說，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于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這段話此時此刻聽來，極不舒服，特別聽到“貪官污吏”這個詞，更不是滋味，像和尚聽到人說禿子一樣。當然，史宏背誦這希話，只是針對目前市委對他們的態度而言，具體并無含沙射影的之意。　　

只聽得史宏繼續說，毛主席論述的，就是如何正確對待正在興起的革命運動，跟剛才林集所說的馬克思對待巴黎公社的態度一脈相承。今天市委領導接見我們，來商量我們的四條要求，我們很歡迎。是不是一定要求市委現在明確承認我們的靜坐是“革命行動”呢？我個人理解，認為可以不提出這樣的要求。革命的，還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最后要由歷史來說話。但問題是：站在市委的角度，站在文化大革命的立場，在亭州，是承認這一點好呢，還是回避這一點好？我認為，是承認這一點比較好。承認這一點，也不等于給靜坐的每個人打政治包票，比如，不等于給我們在座的這幾個學生代表打政治包票。一個人今天是革命的，不等于明天他還是革命的，后天他成了反革命的也有可能，這情況歷史上不是大有人在嗎？周佛海、張國燾這些人就是。所以我認為，這個問題我們提出來了，但我們可以不在這個問題上糾纏。　　

這小子，狡滑得多，以退為進，一反手，把這個問題上的被動推給了他們。但如果承認靜坐是革命行動，是否會束縛今后的手腳呢？這樣一想，他不由得在內心譏笑起自己來：真正的政治手腕是永遠束縛不住的，而不管以前說過些什么；有時還特別需要說一些假話、大話、漂亮話以迷惑、麻痹對手呢。再說，形勢是發展的，過去說過的話，不等于不可改變。馬克思主義的靈魂是活的么！　　

他爽然地說，同學們結合實際，把道理說得這樣透，確實是認真讀馬列著作、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結果。這個問題我們來的時候沒有考慮很具體，沒有當成一個問題，正如史宏同學說的，它可以不作為一個問題。但現在既然提出來了，我們回去后，常委會再研究一下，可以明確表態說是革命行動，也可以繞開去不談這個問題。行不行？他巧妙地把這個難題又甩給了他們，形成了一個考驗。　　

他發出的這個“弧旋球”讓對面的五個學生剎那間一愣。史宏第一個正確“接球”，很大度地說“同意”，接著其余四人都說了“同意”。雙方“戰”了一個平手。　　

氣氛頓時輕松活躍得多。他說，這就作為我們今天商定的第一條。下面是不是就具體討論四條？　　

史宏說，行，我們由江進海先說，他是靜坐的“前線總指揮”。　　

聽了這話，他感到他和李部長、程主任他們都暗吃一驚。對面這個紅臉膛的幼稚的學生，竟然可以有這樣嚇人的頭銜，而且把市委門口稱做了“前線”，真是豈有此理！但他們都鎮靜著，沒有絲毫流露。　　

江進海說，首先，我要把我們提出的四條再重復一遍：　　

第一條是，要求市委宣布無罪釋放醫校被捕師生郁平、劉鎮琛，并且向他們本人和醫校全體師生賠禮道歉。　　

第二條是，要求市委撤銷王淮興醫校黨總支書記、校長職務，責令其向全校師生深刻檢查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錯誤。　　

第三條是，要求市委宣布撤銷駐醫校工作組，并責令該工作組負責人向革命師生深刻檢查執行資反路線的嚴重錯誤。　　

第四條是，要求市委宣布遮蓋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事件為“8•24反革命事件”，堅決追查幕后指使者。　　

下面，我就這四條作三點說明：　　

第一，這四條要求的產生原因，不在于任何一個學生和教師，而在于沒有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人們。這是最基本的事實。　　

第二，當文化大革命的方向這樣被扭轉、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樣得不到執行時，我們如果不起來抗爭，而是像膽小鬼一樣躲在一邊，請問，黨一貫教導我們應有的革命立場、觀點、態度何在？所以我們是聽黨的話的，不是反黨的。　　

第三，我們無須為靜坐辯護，但我們可以問一句：用通常的正常的方法，能解決逮捕師生、壓制革命這樣的問題嗎？答案很明確：不能。至于我們提出的第四條，必須肯定，毛主席的大字報是真實存在的，在北京那樣的地方早已家喻戶曉，指使遮蓋的人，必然也是知道的，那么在他內心深處，在意圖上，為什么一定要來遮蓋呢？這就是問題之所在。　　

對以上所說，如果沒有原則分歧，我認為應該作為今天共同的思想基礎，這才談得攏。　　

江進海發言的每一句都捶擊著他的心房，甚至都讓他感到怒不可遏，他的內心的堤壩快要被憤恨的波濤沖破，他的忍耐達到了極點。這不是因為乳臭未干的一個中學生敢于這樣當面指手劃腳，而是這個小小的中學生的每一句話都是狂妄已極的，然而，卻是這樣咄咄逼人。　　

使他恨上加恨的是，一種直感告訴他，他帶來的幾個人，以至于他本人心中的某一處，都似乎有點被江進海的什么所征服了，要不是考慮到身份、尊嚴和任務，組織部長老李甚至要對江進海豎起大拇指叫聲好呢！　　

他控制著深心的波濤，表面上完全不動聲色，他以至于能對自己說：就事而論，江進海所說全是對的，學生能這樣是很了不起的，只是這些孩子不懂得，甚至坐在這一邊的人也不是都能明白，如果不是就事而論，而是“跳出去”看問題，那么就還有一種更大的事物更大的真理的存在，在目前情況下，它處在劣勢的、沉默的、忍辱負重的狀態，無力主導當前形勢的發展，然而，經過長時間這樣巨大的壓抑和生長之后，它終將轉化、上升為決定性的事物和真理，而對眼前一切進行除舊布新的工作。　　

要江進海、史宏這樣的學生和青年能明白以上這種道理，是極不現實的，他們正在幾百萬、成千萬地投身進來，激情澎湃，成了“革命洪流”。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他眼前的這些學生，都只是夢中之人而已，當他們在歷史發展的面前遭到否定時，他們倒下去的身軀，將正好撞開那通向未來的大門，后來人將踩著他們的政治尸體走過去，朝著完全不同的方向走去，這就是他們這代人悲劇的所在，而他們現在是不知道的！　　

既然如此，這四條，在未來的眼中，也就具有了嘲弄的意義；然而，此時此刻，對于學生而言，卻具有莊嚴的意義；對另外一些人，比如王淮興、老劉他們，則是非常痛苦的。我以未來的名義思考，但我對過去與現在也是負有一定責任的。我身上有隱藏的黑暗，我不會向任何人敞開我的內心世界的這一角，這不妨礙我做一個現在這樣身份的人，更不妨礙我將擁有更為現實的未來，我將更加自覺地為未來而與現實周旋和抗爭，哪怕被這些學生“打倒”；我準備著在常委里第一個“經過去”，但在未來的眼中，這將成為一種光榮。　　

江進海發言之后，該是他們這一邊表態了。老李老程他們都不敢貿然表態，不言而喻要尊讓他，在組織紀律性上對比起來，坐在他們對面的學生，就是烏合之眾。　　

他清了一下嗓子，說，江進海同學重申了四條，并且作了三點說明，我們原則上都同意，現在逐條來討論。運動初期逮捕醫校師生兩名，這是用過去的舊思路對待今天的新運動，不符合《十六條》的精神，應該予以改正。接下來的兩條，一個實際上是要“打倒”王淮興，一個實際上是要“趕走”工作組，主要原因還是在于第一條，王淮興是學校的領導，工作組是指導醫校運動的，他們要對所犯錯誤負責。所以，第一條是言之成理，第二條第三條是順理成章，基本上也沒有問題。無論是王淮興，還是工作組，既然做錯了事，那就要做檢查，要向革命師生賠禮道歉，但在性質上，我認為要研究一下，對照《十六條》，他們大約還是屬于“怕字當頭，墨守舊的章法……對于群眾的革命新秩序，他們感到突然，以致領導落后于形勢，落后于群眾”這樣的一種情況。所以，我們的提法上，是否可以向《十六條》的這一提法靠攏呢？具體說，是否不要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的詞語？這樣更有利于說服、團結中間的人群嘛，《十六條》上也沒有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詞語。當然，醫校運動初期的錯誤是嚴重的，必須消除影響，以利于文化大革命的開展，正因為這樣，市委才決定讓我們來跟同學們商量解決問題。至于第四條，遮蓋《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問題，這確實比較復雜。毛主席的指示，黨中央的文件，怎樣公布、怎樣傳達，黨都有一定的規矩，這是保證黨的事業能夠勝利的重要制度，有時要一竿子到底，有時要逐級傳達，有時要過一年半載或更長時間才能公布。我可以負責地講，到目前為止，我們亭州市委沒有接到公布毛主席這張大字報的上級通知，黨報上也沒有公開發表這張大字報。至于北京是否家喻戶曉，那是北京的事情。所以，同學們貼這張大字報，市委就不能不管，如果不管，就是失責。說實話，如果我們的一個檔案工作人員，擅自泄密這樣高的等級的中央文件，起碼要開除黨籍、坐三年牢房。小將們不了解這種紀律，我們也不是要責怪你們，但這一問題的復雜性應當給同學們講清楚。所以，公安局用“毛主席萬歲”的標語遮蓋了毛主席的這張大字報，就是在特殊情況下，用盡可能恰當的方式執行了黨的規定。同學們貼出這張大字報，公安局用適當形式遮蓋了這張大字報，這是人民內部矛盾，是知情與不知情的矛盾，不是敵我矛盾，同學們由于不了解有關規定，又出于對毛主席的高度熱愛，產生一定激憤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令人感動的，我們不能責怪同學們，我們對同學們所表現出來的革命精神要充分肯定。不過在我們商談的結果上，就不能簡單說這是反革命事件，要不然，我們對那些聽從市委安排去執行任務的同志就不好交代，是不是？至今下級黨委來問市委，這張大字報是不是真的？我們都感到很被動，不好明確回答。同學們可能是從北京來亭州串聯的大學生獲得這樣的重要文件的，我們表示理解。所以，同學們提出的第四條要求，我們是不是暫時放在一邊，以后再討論？也許時間會幫助我們解決這一特殊問題。所以，總的來說，市委基本同意同學們提出的前三條，加上可以肯定靜坐是革命行動，一共也是四條。同學們這次革命行動，就可以說是獲得了勝利，而市委是和同學們勝利在一起的。　　

他說了這些，他覺得他簡直是盡了最大的努力、表現了最大的仁慈、發揮了最大的智慧。他問自己這一邊的人們，你們還有什么要補充的嗎？都說沒有。　　

對面是孫富生頭一個表態說，我基本上同意宗市長所說的四條。　　

江進海臉上陡地血紅，說話有點急了起來，說，但在協議上，也要對我們原來的第四條有一個說法；另外，“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詞語還是應該提到，因為逮捕師生，不管當時是怎么作出決定的，至少在客觀上是壓制革命、扭轉方向，這正是毛主席在大字報上所說的“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這個性質不應當模糊掉。《十六條》上雖然沒有用這個詞，不等于沒有說到這個意思，第七條“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就是專門說這個問題的，說這樣的問題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我們說王淮興和醫校工作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說他們犯了《十六條》的第七條所說的錯誤。如果不這樣提到，我們的靜坐憑什么說是革命行動呢？　　

對手的堅持是值得引起尊敬的，他心中對江進海在人格上的尊敬，要大大高于孫富生，這在心理學上是很奇怪很矛盾的現象吧。　　

何銀森以其靦腆的樣子說，我同意江進海的意見。這小子雖然總是靦腆著，但骨里的立場卻沒有含糊過。　　

這時史宏說話了，他說，雙方實際上已經接近了，但仍有小的分歧，我建議休會十分鐘，各自研究和整理一下自己的觀點，然后再談。　　

這一建議，表現出從實際方面向前推進的組織才能。他同意了這個建議。　　

到了屋外一棵大樹下，老李吸了一口煙，說，媽的，想不到中學生會是這個樣子的，我本來以為他們后面有人呢。　　

程主任說，這不奇怪，每一代人里面總有出頭的，不過……　　

他說，不過這些“人才”，我們是培養不了他們了。　　

老李說，對，我們確實是培養不了他們了，他們比我們還強，我們怎么培養他們呢？他們是在革命的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的，哈！　　

這樣背后對“小將”們譏諷一番之后，談到正題，他們也覺得問題實際上已經接近解決，對江進海所說的，他們也準備讓步，要不然就會僵起來。　　

十分鐘后回到屋里，史宏說，我們由林集談。　　

林集就拿出一張紙來（這真讓他們暗暗吃驚），說，我們起草了協議，提供作為考慮的基礎：　　

醫校工作組和黨總支在前一階段文革運動中，由于墨守舊的章法，犯了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為此，醫校“井崗紅衛兵”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在市委門口實行靜坐，要求糾正這種錯誤。市委經過研究，一，認為這次靜坐是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行動，應予充分肯定；二，決定立即無罪釋放醫校被捕教師郁平學生劉鎮琛，恢復他們的名譽，并向他們以及醫校師生賠禮道歉；三，決定撤銷王淮興醫校黨總支書記兼校長職務，撤銷駐醫校工作組，并責令王淮興和工作組負責人就所犯上述錯誤向醫校師生作出深刻檢查。四，關于遮蓋《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市委將根據有關規定和深入開展當前運動的需要予以調查處理。　　

林集宣讀之后，補充說，協議當中“犯了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這樣的詞語，不能省略，要不然，問題就被模糊，這四條就沒有任何意義，就等于否定了我們的靜坐。如果不用“犯了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這個詞組，就要用“犯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這個詞組，二者必居其一。　　

他們的“理論家”林集說罷，將手中的紙給了史宏，史宏交給了他。　　

說實話，至此為止，在某種意義上，他心里有一塊固守著的地方，是被這些小鬼征服下來了。就是說，他內心不是那樣強烈地渺視以至鄙視他們了，他對他們竟然也有點肅然起敬，他們一方面是幼稚的、可恨的，另一方面呢，確實也表現出了一定的優秀的成份。　　

他接過這張紙，看著，要害所在的確正是林集強調的那個什么“詞組”。他們借著這些“詞組”說的還不是一個意思？都要說我們是“錯誤”的，而他們是正確的。所客氣的是，還沒有說市委也犯了這樣的“錯誤”呢。看來，是必須讓步了，其實不過是些空話。戰場上有時是必須迂回、退卻的。　　

他說，我看基本上是可以的，我們基本上是同意的。他看著老李和老程他們，老李老程也就順著把頭點著說，同意、同意。　　

他說，同學們起草的這個協議，我可以代表市委接受作為我們回去研究的基礎！下面，我們就去開一個緊急的常委會，請示楊書記，同學們呢，就去整一下隊伍，讓同學們喝點水。最后，還有一件事，楊書記說了，如果達成解決，他要到中山塔大門外面接見大家，并且為同學們扛旗，歡送同學們勝利回校，但是，他有一個問題，需要同學們考慮，就是據反映，你們的靜坐隊伍成份不純，這也是楊書記猶豫不決沒有及時出來接見你們的原因，楊書記希望你們能純潔一下隊伍，一些出身“黑五類”的同學不應當留在靜坐市委的隊伍里，這是很不妥當的。說罷，他把那份名單遞了過去。史宏接在手上，皺著眉頭看，然后說，我們去研究一下。　　

幾個學生到門外去了，他們幾個人靜靜地等待著。他不知道結果將會如何，他擔心著是不是反而會惹毛了、弄僵了，心里有點認為楊書記是不是有點節外生枝、多此一舉？　　

不一會，幾個學生回來了。史宏說，這個名單我們都看過了，有些情況我們不了解，即使都是真的，他們畢竟是我們的同學，他們也是可以響應毛主席號召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我們不好現在就把他們除名。但楊書記的這個要求，我們可以接受。我們馬上到隊伍里去找到這些同學，如果情況屬實，動員他們自覺回避，至于我們對他們除名還是不除名，回到學校以后再討論。馬上他們自覺回避以后，我們就及時報告市委。　　

這個回答是合情合理無懈可擊的，是很配合的。他點頭說，好，我們也帶著你們說的這些回去向楊書記報告，你們就去做你們的工作吧。　　

雙方握手道別。他握著個子很小、臉色蒼白的林集的小手，問，你近視多少度？林集羞愧萬分，回答不出來。他說，你看書很多。林集更為羞愧，頭更低下去，說不出話，跟剛才談判桌上簡直判若二人。　　

他放了可憐的林集，握著江進海的很厚重的手說，你說話很干脆有力呀。江進海滿臉愧色，漲紅了他本來就紅的臉，只是憨厚地笑著，不知道該怎樣回答他這夸獎的話。　　

他點點頭，放了江進海，握著史宏的較大較厚的手（這手雖然生得很標準，卻讓他惡心），做出有所欣賞的樣子，說，你很有能力。   　　

史宏為此而痛苦似的，說，是嗎？其實我們都不太自信，剛開始我們幾個人組織“戰斗隊”，只有六個人，我們的第一張大字報是他（指林集）起草的，署名是“小蘿卜頭”。　　

他們都笑了起來，他也不禁笑了起來，說，你們還要怎樣才算有自信呢？哈哈哈！他大笑起來，心情好像得到了一種釋放。　　

史宏他們也都憨厚地、羞愧地、甚至天真地笑著。　　

唉，人與人之間應該這樣一團和氣、交流情感、高高興興才對。　　

但剛才史宏并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問題，而是用“我們”將自己回避了，這個小奸雄！思緒一轉，他忽然考慮到，有機會要見見“紅色保衛軍”的學生頭頭，一方面鼓勵鼓勵，一方面也看看他們是什么樣子的。　　

他握住何銀森的手，問，小何，你是亭州人嗎？何銀森回答，是的。他又問，你父親是什么職業？何銀森說，公司里的一般干部。母親呢？也是。在一個公司嗎？在兩個公司。噢，好。他放下了何銀森的手，心里判斷這小子家里生活條件還是可以的。孫富生等著他握手，他伸手去握了一下，一句話沒說。　　

后來，一切順利，并且，學生方面說，經過動員，那二十五個“黑五類”同學都自動離開現場了。于是，市委楊書記出來講話，并為他們舉旗送行，送出了一段路，揮手作別。楊書記由保衛人員簇擁著進入小巷，回到市委。郁平劉鎮琛是史宏派出的一部分學生到看守所接走的，時機安排在楊書記舉旗領著許多學生離開了市委門口之后。總的來說，學生們是取得了“勝利”。　　

當天，“井崗紅衛兵總部”在學校里寫出了“自動退出”了二十五名學生的《通報》。情況傳來，大家對楊書記十分佩服。另一面，他心里倒對史宏捉摸不透起來了，怎么就聽了我們的話，從自己的隊伍里清除了二十五個所謂“黑五類”的學生的呢？這對于他這個學生頭頭來說，該是不得民心之舉，然而他就這樣做了，這是為什么？其實，黨對于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在政策上是允許其參加革命并且在革命中鍛煉成長的，沒有什么“黑五類”之說，這種說法簡直是大倒退，運動開展以來，反而興起了這個東西，其實也該列入“資反路線”。史宏作為一個高三學生，作為一個起來“造反”的人，對這些應當是知道的，但是他沒有堅持正確意見，而是順從了楊書記的不能算是正確的要求。想來想去，對史宏的內心考慮，雖無法作出明確判斷，但對這個學生頭頭的某種揮之不去的敬意，卻是大為減弱了。　　

又過了沒有幾天，郁平寫出了他那份惡毒的傳單，但沒有能掀得起大浪。后來，整個形勢自然而然似的，有了一種相反的轉化。《八•二三事件真相》的鉛印大字報，是下面起草送上來，他派秘書讓人民印刷廠印制的，印數達到萬份，張貼城鄉，起到了以正視聽的作用。他讓“煤炭公司工人階級紅掃帚”把那二十五個“黑五類”學生的“家譜”給他們張貼上街，讓人民群眾知道靜坐市委的學生隊伍如何不純。另外，“紅掃帚”的《評醫校靜坐學生向何處去》的大字報每天有一評上街，形式像《九評》一樣，威力很大。這些，批得學生沒有還手之力，抬不起頭來了，以后較長一段時間，不曾再出現學校騷動、學生上街的情況。　　

鬧騰騰的局面終于安靜下來，無論在昭陽中學，還是在醫校，出了頭的學生和極少數教師，成了人們側目而視、不敢接近、暗中檢舉揭發的對象。史宏江進海這些學生，也失去了狂熱和勇敢，并且處在暗中的監視之下，其勢只有無可奈何等待著無情的“秋后算賬”；工作組從各學校撤出了，但留下的一名聯絡員卻起了很好的作用，群眾仍將其看作市委的代表，因而他們得以成功地指導著暗中整理這些在一定溫度渾度之下浮上水面來的新生反黨分子的材料。　　

形勢出現這種扭轉，與其說來源于看不見的大形勢，不如說來源于人們的內心，一旦冷靜下來，人們就會想到該想到的一切，而回到比較謹慎小心的狀態，甚至都有點暗懷恐懼了……　　

在某一天的下午，他讓秘書通過適當途徑，讓醫校的學生何銀森來到他的辦公室，他對這個學生作了較長時間的教育，可以說，最后讓這個孩子從夢中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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