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市委后院家屬區出門，就是府西街。名為街，只是一個大巷子。早晨時光，安安靜靜，幾個居民婦女在門口刷馬桶、生煤爐。還有一個老頭蹲在地上做煤球，也就是將碎煤渣屑，包括沒有燒透的煤球，搗碎，用水調了，面疙瘩一樣一個一個做在木板上或地上，曬干之后當煤球用，節約之意。煤炭是按每戶人口憑證供應的，本地不產煤，給全市人民供煤的工作是煤炭公司做。從前城里人家也是鍋灶燒草，因此自發地形成供草的商業線，其歷史應當與這個城市的歷史一樣長，現在改為國家供煤，家家鍋灶拆掉改用煤爐，是社會進步。他曾拿煤炭公司這個社會主義國營公司的經理開玩笑，說，你這個三代貧農的家伙，想不到如今成了煤炭大老板呀！彼此一笑。那家伙是部隊營長復員轉業，渡江偵察立有戰功，人挺憨厚。以前亭州有八家草行，給全城供應燒草，現在我們共產黨用一個老板就把他們全代替了。　　

往南走二百米，拐一個彎，也就是市委大門口，學生們一天的熱血正開始沸騰。他暫不去想學生，而是向西走去。走完府西街，就是柳家巷。向前，看得見是大街；向左，小巷蜿蜒之后將是府前街；向右，是狹小了一些的八角井巷。　　

他向右走去，人口密集起來，一路都是居民在自家門口忙著早晨要做的各種事情，彌漫著生煤爐的嗆人煙霧。八角琉璃井是一口古井，此時井臺上有不少人正在井邊汰衣洗菜，用吊桶從井里打上水來。亭州城里井很多，多數人家喜歡吃用井水，因為方便，而且井水冬暖夏涼。自來水廠正在開工，廠址就在城河邊上、取城河的水。當然，城河就那么大，水再好，也不如長江水好，但長江在幾十里外，現在的經濟能力還無法取那樣遠的水源。　　

出了八角井巷，就是很寬很長、繞城一周的亭州城河，八角井巷面對的一段叫做北城河。河坡很大，是古城墻坍塌而成的遺跡，城磚都沒有了，剩下泥土的高坡，依然圍繞城河。高坡臨河的一面長滿野草雜樹，背河的一面被園田生產隊開墾成大片的蔬菜地，玉帶河從中穿過，像城河一樣繞城一周。　　

亭州不但有四郊農村，城里也有相當多的農田分布在城內最靠城墻腳下的一帶，是專門種蔬菜的，以前也種少量的糧食，在城里人眼前提供著十分真切的農村風光。種這些田的被稱做“園田人”，城里一些百姓跟他們早不見晚見，很多就是鄰居，但在生活上在外貌上在言談風度上，卻能一眼看出，這是街上人，那是園田人。街上青年的出路是考上大學，或者是接受招工，園田上青年的出路當然也有這兩條，但還有一個立腳點，就是留在家里做一個“菜農”，過亦城亦鄉的生活。俗話說，三世難修城腳跟，每年都有遠處農村的姑娘嫁到園田上來，不斷補充著這里的人口，增加著這里鄉間的意味。但這一片地方是越來越小了，一方面是城市向這里擠，一方面是這里向城市靠，不用多年，所謂“園田”將不復存在，而為城市生產蔬菜的職能將向郊區農村轉移。在園田與市民之間，是蔬菜公司，園田把時鮮蔬菜送蔬菜公司各個供應點，百姓到蔬菜點上買菜。蔬菜公司還到外地采購有關的蔬菜，比如春筍冬筍這些本地沒有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目前給人民設計的蔬菜市場。從前單干時，菜農自己肩挑上街叫賣；現在是公有制，一頭是園林公社，一頭是蔬菜公司。共產黨本事真大，把什么都一把抓在手上，真是不怕麻煩呢。　　

城河邊上此時有一些來汰洗衣服或者取水的人。他望著河邊野景和晨光滟瀲波動的河面，吐出一口濁氣來。城河兩岸，在市政府計劃中，是建成環河路、環河公園，而不是讓其這樣自由自在的荒蕪著，但現在鬧文革，是談不上做這件事的了。河對岸已經有一些人在河邊搭起了簡易棚房，正在侵占河坡空地，這個問題也已經在市人委辦公會上提到過，但目前也無心去管這樣的事情，只好聽之任之。　　

北城河從天滋橋下向西幾百步，向北拱出一個半月形，兩岸河坡是用大城磚砌起來的，如同壁立，上面擠擠挨挨的住著人家，從窗口吊下水桶來就能汲到清清的城河水，形成一片很有趣的人間景象。這里叫做月城，是個依然鮮活著的千年古跡，再往西，是西城河，連接著北面來的淮河水系，往南流為南城河，連著運鹽河、濟川河，也就與幾十里外的長江相連了，受著長江潮汐的影響。濟川河南渾北清，是江水淮水交匯處“涇渭分明”的景象。　　

北門南門古代都有吊橋。吊橋以外就該算是城外了，但近百年來已經自然形成亭州的城北區和城南區，商業比城中區還繁榮些，這是依靠了農村來的購買力。吊橋早已不存在了，城河不再是城里城外的疆界，而成了城里的一條環繞的大河，它的身邊始終不離不棄的，還有一條小些的河，就是玉帶河。亭州將來的美化，這個“二水繞城”，是個很好的基礎。　　

從天滋橋上走過去，是一條東臨城河的單面長街，叫做天滋街。街邊露出許多小巷的巷口。你任意走進一條小巷，都能走到其他各個方向的小巷里去，腳下是走不盡的麻條石或青石板，散發著古老陰涼的氣息。巷子到了里面就四通八達，很容易迷路。這是亭州城里小巷密布的一大塊地方，里面住滿人家。　　

這條臨河的天滋街，顯然很適合開設商店，在市政府的計劃中，是要在這里形成一條獨特的商業街，甚至要竪立幾座茶樓酒肆。但現在除了一家小茶館之外，只是住著居民，他們享受著這一泓河水，仿佛天長地久，自得其樂。但也曾有人反對在這里形成商業街，認為保持這樣民居的狀況更好，這一意見雖然也有道理，但無所作為，而這里的民居也至為簡陋，不值得保留。現在，政府的這一很不錯的建設計劃，因為“革命”的到來，而在柜子里睡大覺。　　

他猛然想起，那檔案上反映著，史宏史家旺的家就住在這里的紫竹巷，他何不作為一個過路的人，去看一看呢？不至于有人認出他來的。他抑制不住這樣的一種好奇的心理，就進了紫竹巷，一個很小的巷口。　　

他記起了從檔案上讀到的門牌號碼是個獨特數字：“8-1”。　　

進巷很狹，里面豁然變寬，是四條巷子的交匯點，他面臨著復雜的選擇。他走了幾個來回，弄清了往北延伸的是紫竹巷，很快也就發現了“8”號。　　

幸好巷子里沒有人，他往“8”號里一看，住著不止一戶人家，所以才有“8-1”這樣的分號。他也就判斷出住在最靠門口的自然就是“8-1”號了。是一個十分低矮的小門，看不到屋頂，因為頭上有棚頂遮住。進那小門是必須低著頭的，這時門關著，上面有一把鎖。史宏也許正在中山塔門口，他的弟弟到學校去了，而他的媽媽是到港務食堂上班去了。可以斷定，這里原只是一戶人家的房子，后來經過房屋改造運動，成了房產公司的房子，就安排進了不止一戶人家，最后，就連大門堂這里也改造成小屋，住進了史宏一家。　　

“8-1”號對面還有一個更小的小屋，跨一步就到，顯然是“8-1”號的廚房，挨著就是下一戶人家的廚房。這樣，從外面往“8”號里面走，就得經過從“8-1”號門口開始形成的這樣狹小的過道。這樣密集的居住條件當然是很差的，就像蜂窩一樣，如果失火，那就會接二連三全燒起來。住在這里的，可能都是跟史家社會地位差不多的普通百姓。　　

就他所知，亭州人的居住條件，很多都是這樣，有的連這個還不如。如何改善百姓的居住，也是擺在政府面前的一項建設任務。住在這樣屋子里的人們，按照理論，天然是有著“革命”的要求的。可是我們干部的居住條件也很一般，市委常委們就住在市委后院里，是舊社會留下來的一些平房，你家兩間，他家三間的分配了一下，就算安家了。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上面一個調動，全家人跟著就走了，無所謂的。當然，若是紫竹巷“8”號里的百姓去看，還是覺得比自己好出許多，光是那環境就不一樣，后院原本是古代衙門的后花園嘛。經過國民黨時代，增建了一些平房，但總的還是一個花園的格局，有好多樹木、花卉、空地。　　

此外，不少部、委、辦、局的干部，是居住在民間的，他們的住宅是房產公司能拿出的最好的房子，單門獨院，一座小樓的也有，都是進城后從剝削階級手中沒收過來的，或者是逃亡海外的人留下來的。社會住房緊張，眼下還無法解決。一個很顯然的情況是，光靠這些沒收、改造過來的房產，無論從量上，還是從質上，也無論是用于安排我們的干部，還是用于安排老百姓，都越來越不能滿足需要，這個大的趨勢已經出現了，我們勢必要建設許多新的住宅。　　

市政府已經有建設兩到三個工人住宅區的計劃，地址也已經選好。但眼下的“革命”中斷了這些事情的安排。從理論上說，“革命”在實際上總是具有再分配性質的。紫竹巷“8-1”號里的史宏史家旺，大約要來“再分配”我們的房子吧？在這孩子的思想動機里，潛在地一定有這個因素。平民的平等思想在史宏心中熊熊燃燒，成為一股強大的內力，其中也一定含有馬克思說過的“粗陋的共產主義”的“卑鄙”性，是私有思想在低等條件下低劣的反映；這也很能用來形容群眾的一些情緒，那妒忌、仇恨、卑微的眼神令人惡心，那內心的對立令人擔憂，如不加以引導或化解，就會有破壞性。重要的不是嘴上說得好聽，什么人民是新社會的主人，而是需要一定物質基礎。地區黨校錢老師對“粗陋共產主義思想”的介紹和分析，結合著干群關系的矛盾，給他的印象很深，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他正猶豫著要不要進“8”號里去看看，一個灰蒙蒙的滿臉皺紋的瘦小老頭從“8”號深處走了出來，手中拎著一個大竹籃，里面是一些煤油燈和燈罩子之類，都是新的，顯然是用于出售，這都是本地玻璃廠的產品。他看出這老頭是整天借光著“昌壽”藥房門口做這個小生意的。他一直很疑惑，靠這小生意，老頭也能養活自己嗎？但亭州城里的用電，確實還沒有普及，大多數居民家中是用著這種煤油罩子燈的，在國營煤炭店里也憑證供應煤油，甚至機關里和他家里也備有煤油罩子燈，一旦停電，就用得上，比蠟燭省錢、亮堂。　　

他正欲離去，老頭抬起頭，睜著兩個細小的渾濁的眼睛，問，你是找家旺的？他把頭一點。老頭說，他一早回家來喝兩碗粥，又走了，他在市委門口，學生多呢，你到那里找他去。他點頭稱是，連忙走了。　　

老頭表現出一種熱情，好像高興地覺得他們這個住滿平民百姓的“8”號里出一個人物了，而老頭的傾向性不言自明，他為這孩子感到驕傲，他無條件地是支持這孩子的，但他得賣燈罩，他這么一個老頭也不可能到市委門口怎么樣，可是他的心是在史家旺這一邊的。老頭這樣的人的意識形態，大體如此，是很自然的，他并不覺得奇怪。　　

作為一個從根據地參加革命的人，他也是從群眾中來的，他在各種情況下接觸過許多群眾，他對這種群眾意識情緒是很熟悉的，在一定時候，這也正是很可寶貴的情緒，雖然有其“粗陋”。共產黨人在歷史上肯定它和利用了它。他體會到，毛主席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利用這一點，來做一次“反修防修”，把我們干部“燒”一“燒”，讓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燃料就是群眾，一點就著，“粗陋”之火熊熊燃燒。　　

問題確實很復雜，對待這個運動確實要有復雜頭腦。他對郁平和那個學生予以逮捕來引導運動，也是犯經驗主義錯誤了，在這次運動中想那么貫徹到底是不可能了，但那么做是比較熟悉、比較體會到權力在握的。這個問題雖經大家同意、上一級批準，但他是提出者，也是執行者。現在他卻得作好“糾正錯誤”的思想準備。他感到很憋悶。　　

他走出紫竹巷，往回走，沒走幾步，后面有一個人快步跟了上來，走到他身邊，稍微壓低了聲叫他：宗市長！　　

他暗吃一驚，一看，正是他時常放在頭腦里考慮的昭陽中學外語代課教師范公望。一臉的聰明相，態度卑微，十分友好，好像正有許多的話要主動跟他談談。　　

一個普通教師這樣隨便跟市長接近，并且像老朋友似的有交談的意思，他從前還沒有遇到過，這大約也算是“革命”帶來的新風氣吧。　　

他還得鼓勵一下才行，于是他露出一個平易近人的微笑，按照亭州人的習慣，親切地問候了一聲：早茶吃過了？　　

范公望果然也就受到了鼓勵，將自己進一步提高到適當的“平等”上，回答說：吃過了，宗市長出來轉轉的？　　

他也就用自己的聲音和表情認同了范公望的“平等”，很懊喪似的說，一夜沒睡好。你們學校目前情況怎樣？　　

范公望說，我們學校相對平靜，現在的焦點到了中山塔門口。昨天，我跟史宏交談了好長時間……　　

他側耳聽著，放慢了腳步。　　

范公望說，我先取得了他的信任，這很簡單，我說我是朝陽中學的老師，他一聽就受到了鼓舞。作為一個教師，我這樣跟他接近，向他請教，他就認為我是支持他們的，何況還有兩個我們學校的學生正好在我旁邊，他們是來貼大字報對醫校“井崗紅”表示“堅決支持”的，看史宏時都是十分敬佩的目光。　　

我把史宏領到旁邊，離人群稍微遠一點，開門見山問他，你參加“文化大革命”，是有一定理論依據，還是因為工作組逮捕了你們學校的師生？他說，如果沒有一定理論依據，怎么能判斷逮捕師生對不對呢？《十六條》的思想，就是理論。　　

史宏說，他是讀高爾基的文學理論書而信仰了社會主義，讀了《毛澤東選集》，還有毛主席關于合作化問題的文章，認識到為什么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他還給我說了《九評》里的許多內容。他說《十六條》所說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他過去就自發地思考過的。　　

噢？他很詫異。　　

范公望說，兩年前，史宏讀《九評》，就在一張紙上寫下了兩行字：“農村生產大隊領導人，可以蛻變為新的地主惡霸；城市國營企業領導人，可以蛻變為新的資本家。”當模糊的思考變成明確寫在紙上的兩句話，他看著感到大約還不能這樣以偏概全，于是感到一種害怕，因為他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學生，對農村對工廠對社會還不是很了解，而這紙條如果被人看見，很容易認為他“對現實不滿”，那對他很危險，就悄悄把那張紙撕碎扔掉了。他說“文革”的發動證明了他以前的思考是不錯的，反修防修就反的防的那種“和平演變”，這就是他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礎。　　

范公望說，史宏幾乎把《九評》的第三評《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向他復述了一遍，說假如不搞文化大革命，假如文化大革命像現在這樣得不到理解、搞不下去，中國將來一定就走南斯拉夫的路。　　

他一邊聽著，一邊忍受著從心底泛起的深深的厭惡。如果這個史宏不是一個小小的政治騙子，不是一個精神異常的“狂人”，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真誠的，這真誠就更令他厭惡，因為那正是淺薄和鄙陋，來自紫竹巷“8號”的淺薄和鄙陋。　　

史宏這樣的立場觀點，與他這樣的人之間，思想上存在著誰是誰非的問題，政治上存在著誰勝誰負的問題，確實關系到黨和國家何去何從。青年人以其敏感，抓住了某種實質，并且以他們那種盲目的單純和急切的功利之心相混合的干勁，不顧一切沖在前面，但他們是極其片面的，他們好像天生傾向于教條主義。這是一場特殊的內戰，核心的問題，其實是：這個社會有矛盾，但怎樣看待？這個社會要發展，但怎樣發展？就是要面對“這個”，考慮“怎樣”。雖不是人人明白，也好像并不十分清晰，卻已經是一場席卷全國的大斗爭，正在拉開序幕，停不下來了！　　

史宏所說《九評》上的有關內容，只要讀過的人，都是有印象的，它列舉了蘇聯的變成“資產階級分子”的廠長、集體農莊主席的一些人。但反過來說，要求廠長與工人、農莊主席與農民、干部與群眾都平均一樣，在現實中是很難做到的，在中國也同樣如此，那不正是馬克思所說的“粗陋的共產主義”嗎？　　

《九評》說蘇聯“出現了一個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其實，權力總是有發展成特權的傾向的，但是不是成了“階層”？是不是能用“階級斗爭”斗到內部、用社會群眾運動來解決？是不是去解決就是正確的，不去解決以至于面對現實適當利用，就是不正確的？這些問題，就很值得探討了。　　

還有南斯拉夫問題，其實南斯拉夫所實行的好像就相當于中國的新民主主義，是務實的做法，適當從教條的社會主義往后退一退而已，何必硬要絕對地說成復辟資本主義呢？話說回來，如果人家真的資本主義復辟了，而且復辟成功了，那也說明符合人家的國情民情和國際環境，人家在東歐，你在亞洲，各有各的情況嘛，你指手劃腳，也沒有用，你把自己的一攤子弄好就行了。　　

所以，《九評》雖然寫得有文彩，思想內容卻有些絕對化，文章畢竟是文章，說的是些空話。現在這“文化大革命”，好像要用《九評》的思想，來認真地搞一場大運動，針對權力、針對干部、針對所謂“特權階層”。其實，中國的情況還遠遠沒有到蘇聯、南斯拉夫的程度。運動引起各級的頂牛情緒，是完全應該的。　　

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該怎樣進一步發展，是一件需要好好研究和討論的事情，決不是有《九評》的文章就夠了，決不是簡單化地來一場大斗爭就行，這樣其實把真正要討論要解決的問題推到一邊去了！什么是真正的問題呢？就是要發展生產力，要發展經濟。抓住這個主要的，來緩解次要的，以主要矛盾的解決，來帶動次要矛盾的解決，往前發展。社會不可能在干部受著群眾的監管以至“斗爭”之中往前走，而只能相反，在干部絕對的掌握和管理之下往前走。首先需要一個正常的有官有民的社會，首先需要干部心情舒暢；如果干部里出現了問題，那就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頭疼就醫頭，腳疼就醫腳，不需要這樣大搞社會運動。　　

然而，在我們歷史的和精神的字典上，毛主席這三個字代表著正確，代表著偉大，代表著勝利，也代表著人民的崇敬、擁護，老人家始終關心著這個新國家的發展和前途，這是事實。可是，另一方（他不知不覺把自己劃進了這一方）如果失敗也是不可思議的。很難想象史宏這樣的青年，以及這些乳臭未干的學生們，會被歷史證明是對的，而錯的倒是他這樣的人。很難想象靠著史宏式的、在紫竹巷“8”號里滋生發酵的、粗鄙絕對的社會平均主義“理想”，能夠治理和建設國家。他在蘭貞面前所說的那些話，也是實實在在不可回避的！　　

他悲憤地望著遠方，心里第一百次地說：用鼓動學生起來跟我們“造反”這種方式，總是有問題的！這個“創舉”太出格了，真是“史無前例”。讓史宏那種小小政治騙子或淺薄無知的粗鄙小兒，把人心蠱惑下去，結果只能產生動蕩和混亂。無論怎么說，社會需要秩序，過日子需要安定，官就是官，民就是民，國就是國！　　

范公望所說的這些，讓他進一步了解到了對手的情況。他不得不承認，不管你怎樣不想放在眼里，紫竹巷“8-1”號蝸居里的小小史宏史家旺，這個“受壓迫”的小小野心家，已經是你的對手。事實上，他與史宏史家旺，已經分別站在中山塔門口這張“乒乓球桌”的兩邊，發球、接球，要一決雌雄。這是一件很認真、很較勁的事情。   　　

他問范公望：你認為對醫校問題該怎樣處理？　　

范公望低聲地、但極其簡潔地說：讓步。　　

他不吱聲。他們默默地走著。是的，只有暫且讓步。這個范公望，不愧是高材生（會英、法、德三門外語），而且有著一定社會閱歷和政治頭腦。　　

他丟開這一問題，問范公望：聽說有北京的大學生到醫校做了煽風點火的工作？背后是不是他們？范公望說，這情況我不了解，從史宏的情況看，是能夠獨立思考、獨立行動的。運動中這些造反的學生，包括我們學校那些初中生，個性都較強，話說回來，不是這樣的性格，就不是這樣的人。有一種看法認為他們大約都是些壞學生，其實恰恰相反，一般成績都較好、活動能力較強、平時在學生中有威信，是人材。當然，我也不敢說他們就有多么成熟……　　

他插言道，雖然不是“有多么成熟”，可搞起這種合法斗爭的水平不低呢！　　

范公望說，這是學來的。他大笑起來，說，這說明我們的教育抓得不錯啊。范公望說，如果換一套教育內容，學生就會被培養為另外的一種樣子，教育的作用就在這里。　　

他暗自思忖：將來到底是否還要安排那么多“革命”方面的教育？是否這方面的教育適當減少一些為好？江山已經打下來了，時代和任務不一樣了嘛！　　

范公望似乎補充地說，史宏畢竟還只是一個中學生，總的說來是不成熟的。　　

他一笑，問：那么，他談過個人的動機嗎？范公望說，我確實這樣直接地問過他的。史宏的回答是：如果說我從來未有地理解了毛主席，發覺毛主席跟人民是這樣靠近，這鼓舞了我，你會懷疑我是不是說大話。你一定要我挖出我之所以積極參加運動純屬我個人的最私心深處的東西。這個東西好像是有的，總的好像要憑著自己的力量，至少是應當投入自己的力量，去改變世界，要推動社會平等。任務真是巨大得不可思議，但不是虛無縹渺的，是有具體內容的。但進一步實現了平等的社會是什么樣子，到什么程度，怎樣堅持下去，心中又不是很具體。這是對的，毛主席指出了總的方向，具體的一切要在實踐中創造。我們的任務就是奮勇向前，義無反顧，首先要奪取這一場斗爭的勝利。本來也不知道斗爭在哪里，但逮捕師生，要把我們這些人打成反黨分子，讓我們知道斗爭在哪里了，就是有一條壓制革命草菅人命的路線，毛主席給起了個名字，叫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另外，我還有一個很具體的心愿，就是通過參加運動，將來寫一本書，像狄更斯《雙城記》、法朗士《諸神渴了》那樣寫法國大革命的小說。不過，“文革”一定是很難寫的，因為“文革”總的是人民內部性的，很多人連是非都分不清。我就他這句話問，你是沒有信心、悲觀嗎？史宏回答說，一開始他看到學校里逮捕兩名師生，感到壓抑，不知道應該怎么辦。后來認為自己應當勇敢站出來。當然，不站出來也行。在站出來與不站出來之間思想斗爭很激烈，私心雜念就是怕將來被說成是“反黨”。后來雖然站出來了，仍有點怕。最后是怕也怕不了，過河的小卒子只有往前走。現在又有一點不樂觀。他感到他可能只是一個小小的唐•吉訶德。　　

于是我說，可以急流勇退。他說，怎么退？退不回頭了。我說，那你想退回頭嗎？他說，也有想退的心，但退不下來，已經出頭了，前面是“資反路線”要把你打成反革命，后面是多少群眾的眼睛看著你，你怎么退？只有斗爭下去，但是也要注意策略。　　

我說，有人會認為你有野心，你怎么回答？　　

這個問題他回答得比較長，他說，我是有野心，我就是帶著一種野心才有這種勇氣這種積極性的，心動才有行動。但更重要的是歷史運動本身。有家長從我們里面把學生往家里拖，也有學生從靜坐隊伍中悄悄退出去。他們的擔心就沒有道理嗎？有很大的道理！如果說我有野心，而野心是不好的，那么寫“靜坐市委是反革命行動”的標語的人們呢？群眾已經給了他們一個鄙視的稱號，叫做投機分子。北京來的傳單上有毛主席講話，說“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人民日報》在六月份有過一篇社論，叫做《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但還是有很多人愿意當“保皇派”，從很現實的角度看，做一個“保皇派”更安全、更有好處，他們寧可不保毛主席這個“皇”，而要去保“玉皇大帝”，就是保本單位本地區的領導，美其名曰“保衛黨”。為什么不盯著分析這些，而盯著分析我們呢？你也許可以說，那最多是私心，而你卻可能是野心。好吧，就算野心比私心壞。但野心是說不清的，說之者有，辯之者無，而選擇是看得清的。有人選擇繼續靜坐，有人選擇悄悄退回家，也有人選擇反對我們。一個學生很渺小，你選擇不選擇沒有什么了不起。但事實上這個問題現在對每個人都是考驗。我不是說應當回避野心問題，我只是說現在這是一個別有用心的、也是無法證明的問題。個人在這個運動中，僅僅屬于個人的東西也是有的，比如，《十六條》叫我文斗而不要武斗，可是我就是喜歡武斗或做更有甚者的事情。其實這種人是極少數，并且會受到身邊同伴的勸阻。在當前運動中，我肯定有屬于我個人的東西，比如我想證明我也是一個人，想證明我有能力，這些還說高了，如果要說得低一些，我只是想當干部，想做指揮別人的人，想在女生面前逞英雄，以及其他的個人私心野心，如此等等，都可能會掠過心頭。進入運動之后，個人的這些東西就將受到檢驗，而不是僅僅藏在心里。《十六條》上說這次運動是“觸及靈魂的大革命”，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吧。每個人都將觸及自己靈魂深處的東西。人家說我有野心，這就是要觸及我的靈魂，這是且把當前斗爭問題放在一邊，而專談我的內心世界，這是人家的自由，那就隨他們怎么說去吧，我引以為誡。只要自己沒有問題，那就會問心無愧。我現在有愧的，倒是我內心的恐懼和動搖，我有想打退堂鼓的一面，這是真正的私心雜念，是完全只為自己打算的。我還夠不上是魯迅說的那種“傻子”，我也想做“聰明人”。但是，總的來說，參加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革命運動不必問心有愧，只有打小算盤，做背叛毛主席的事情，才會問心有愧。現在看來，人們是會這樣寧可問心有愧的，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范公望看著采訪本，把史宏的話原原本本地告訴他。他覺得已經聽夠，打斷范公望，說，小家伙雖然很狂妄、很虛偽，但也說了一點老實話，實際上也等于承認了他內心有個人的很復雜的東西。我們可以不說他有野心，但自我膨脹、出人頭地之心是有的，某種程度上賭一把之心也是有的，家庭身份的低賤讓他天生帶著一種粗鄙的向上爬的野心是不容否定的，這已經害了他，讓他跳了出來，他確實將付出沉重代價！他用那些說起來好聽的東西來裝扮自己，為自己辯解，是為了給自己打氣，也是為了迷惑別人，他特別需要正當的堂皇的理由支撐他。他有膽量、有能力、有嘴巴，也會巧妙地美化自己，對學生有感染力，甚至也能引起一些成年人的敬佩，把他看成一個人物，但其結果呢？　　

范公望說，是的，結果本想走進這個房間，卻走進了另一個房間，而且克制不住、停不下腳步。歷史往往如此，多少歷史人物都陷入這樣的悲劇，何況他這樣一個普通的、可以說是乳臭未干的中學生呢……　　

交談沉默下來，他的思緒也轉回到市委門口。范公望所說的“讓步”，正是一種“天機”，而史宏骨里也是把握了這一“天機”的，他不是盲目領著學生來鬧靜坐。這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只是立場不同、陣營不同。這是政治較量。三條一旦答應，學生所拼命攻擊的所謂“資反路線”，也就吃了一個大敗仗，被撕開了一個不小的口子，正如攻城一樣，這對于堅守的一方，是很危險的。可是，這局面是扭轉不過來的了，史宏的暫時“勝利”，是不可避免的，楊書記和市委實際上也作好了這種準備。史宏確實很聰明，看準時機，敢下賭注。　　

他對范公望點點頭，說，你今天所談對我很有啟發作用，以后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想法，我還要向你討教。范公望說，我確實很想研究一些東西。按照我的個人情況，也最好是呆在家里不要動。他說，我贊成你在家里看點書，結合我們的社會和未來，搞點研究。　　

那天，在分手的路口，他給了范公望一個不用通過總機的直撥的電話號碼。他返回市委大院，老劉和市“文革”接待辦的程主任正在等他。程主任原是市委黨校的校長，市里布署開展“文革”，就把他抽調來擔任此職，無論從理論水平（畢竟在黨校做領導工作，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哲學社會科學的方方面面知道一些），還是從待人接物（此人瘦小、冷靜、平和，柔弱勝剛強），他都比較適合。　　

程主任反映說，剛才學生貼上墻一份很特殊的大字報，題目是《炮打司令部》，署名是毛澤東，還有副標題“我的一張大字報”。從內容、語氣看，好像真是毛主席寫的，但為什么我們不知道毛主席有這張大字報呢？所以又懷疑它的真實性。大字報的內容好像反映著極其嚴重的問題。當時我去一看，就覺得頭暈，不敢看下去，不敢相信。也有干部和群眾來問我，這張大字是真的嗎？我不敢說它是假的，只好說這個問題要請示上級。今天學生新上墻的大標語是“炮轟亭州市委”，還有“為什么市委書記不能出來接見我們？”同情學生的人在增加。據了解，馬上所有學校都有學生來表示聲援。　　

程主任和老劉都看著他。這時，程主任手下一人送來了剛從墻上抄下來的《炮打司令部》，程主任接過看了一眼，說，就是這個。說著遞給他，那瘦小的手有點發抖。　　

他接過略微一看，心中吃驚，學生抄上墻的這份“我的一張大字報”，一字不錯是毛主席寫的，但目前還只轉達到縣委以上，黨紀嚴明，所以科級干部的程主任不知道，別說程主任此時不敢相信，十天前他們在常委會上聽到楊書記的宣讀，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家都避而不談了。　　

他對程主任說，你可以跟學生的談判代表說，凡是中央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沒有見報的，或者中央沒有叫向下傳達的，就不能公布，因為事關毛主席黨中央的戰略部署，所以這張大字報，我們要求他們立即遮蓋掉，如果他們不遮蓋，我們將派公安局來遮蓋。至于這張大字報是真是假，我們現在不好說，各人應該獨立思考，歷史自會證明一切。今天中山塔門口可能有一個小高潮，但我們仍然不能動搖，大門仍然不能開，市委領導仍然不會出來接見，我們仍然要勸告他們回到學校去。用正常方法向市委反映問題，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原則和前提。天氣熱，要他們自己愛惜身體。要繼續密切注視動態，要詳細做好工作日志。　　

他讓程主任走了，然后問老劉，你有什么情況？老劉說，昨天晚上，華興機械廠有幾個人到市委門口來過，他們跟史宏在墻角上交談了好長時間。其中一個為頭的圓眼大臉盤，中等個頭，很壯實，有人認得，我一聽，也記得有這個人，他叫劉克成，可能宗市長也記得這個人。　　

是的，老劉提到華興廠的這個人，他就想起來了。劉克成是亭州園田人，父母應是菜農，征兵入伍后，表現出文藝才能，參加了戰士演出隊，一直演進了中南海，受到毛主席接見，還跟周總理、賀龍元帥有合影。在部隊立過二等功，據說因家庭困難而要求退伍，回來后還接到部隊通知，說他被提為少尉文化干事，希望他回去，但他留在了廠里，由部隊的文娛骨干而成了廠里的文娛骨干，后來還擔任了民兵營長。　　

廠里“四清”運動，劉克成寫大字報說廠里某勞模讓工人做超時勞動，工人要領牌子才能上廁所，只求產品數量，不問產品積壓，得到名譽的是他，遭受損失的是國家。　　

竟敢寫全國勞模的大字報，這事情在“四清”中很出奇。當時他就捉摸過這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但捉摸了一下也就丟開了，因為他犯不著關心廠里的一個并不認識的工人。廠工會選舉時，工人提名選舉劉克成這個受到過毛主席、周總理接見的人，以得票第一當選，而組織指定的廠工會主席反而落選。這又是一件奇事。　　

市總工會將此事報告市委和省總工會，市委要等省總的態度，但省總至今還沒有答復，“文革”運動來了，問題懸掛了起來。現在，這個劉克成又出來了，似乎也是順理成章，因為其人性格早已露出端倪，是個有一定見識、能說會道、膽子較大、對群眾有一定吸引力的角色。這樣的人自己不出來，也會被群眾推舉出來的。加上潛伏的個人野心，那就跳出來了。史宏一定也是這樣，這是一個規律！把這些人都想象成“紕漏”或匪類，是不對的，正好相反，本來都是在群眾中有一定自然威信的人，正因為這樣，才是最危險的嘛！　　

劉克成的傾向一定是支持學生靜坐，如果這樣，這就走上了邪路，這似乎也不奇怪，世界上就是這種“神氣人”會出頭，“槍打出頭鳥”這些話是勸不住他們、嚇不住他們的。　　

他對老劉說，你是市總工會的副主席，你可以找他談一談，讓他把路走正，你就說組織上對他是了解的，對他很關注，前不久廠工會選舉又得票第一，具體安排還要等待批復，作為一個工人，至少可以安排為廠工會副主席、市總工會委員，他是有能力的，也可以調到市總工會來當個部長嘛，要珍惜已有的歷史和成績，不要把自己膨脹起來、迷失方向。　　

老劉點頭，又說，據消息，亭州電機廠也有少數人打算今天到市委門口來支持學生，為頭的工人叫陳安國。他說，這都在市委預料之中，可能還不止這兩個廠，還有新的發展，都要繼續通過你們工會系統，暗中掌握情況動態。不要怕，他們出來就好了，出來就名單在冊材料在手了，怕的就是他們不出來。你的任務是繼續組織工人左派隊伍，準備進行現在還預料不到的激烈斗爭，堅決跟市委站在一起！　　

老劉目光炯炯，回答“是！”但臉上浮現出一種痛苦來問他，剛才說的那張毛主席的大字報，是真的嗎？他反問，你看呢？老劉說，我看像是真的，不敢有人做這個假，我感到這一次情況有點特殊，不像是要搞“反右斗爭”。學生好像就是在跟我們扳這個理。這個理被他們扳過去，我們就守不住了。　　

他不由得一笑，說，不像是要搞，最后就不搞了？老劉啊，你考慮的，我也在考慮。我們不必考慮這張大字報是真是假，我們只要考慮我們亭州的情況，這是一。第二，大字報如果是真的，它要解決的也就都寫在大字報上了，離我們較遠，我們不敢懷疑不敢反對。但我們面對的，歸根到底還是亭州的事情，不能說因為有了這張大字報，就可以把亭州市委也作為這種“司令部”來“炮打”。如果全國上下各級“司令部”都要這樣“炮打”，這算是什么運動？外面有種說法是“踢開黨委鬧革命”，嘿，這樣下去，性質恐怕要起變化的吧？一九五七年也是因為事情起了變化，才實行反擊的嘛，反擊起來就由不得他們了。關鍵在于事情是不是起變化。也許會起變化，也許還不至于，但我們要做好準備，不能到時無力反擊，工作就沒有做好。現在是不動聲色，讓他們跳，讓他們表演，讓溫度高一些，讓水渾一些，這就是“放”。什么時候“收”呢？總有要“收”的一天吧？怎么“收”，就看他們鬧到什么程度了。不管情況有多么特殊，規律總是這樣一“放”一“收”，這一次一定還是這樣，不會有根本的不同，千錯萬錯，這個經驗不會錯。誰來“收”？不是我們，還能是誰？毛主席不可能自己到亭州來“收”吧？中央也沒有那么多干部到全國各地來“收”，只有依靠我們這些人！反右派的時候，不也是這樣？北京先試點，經驗推下來，定多少右派、定哪個右派，誰說了算？是市委、是領導嘛。現在我們有威風掃地之勢，將來到收拾的時候，情況就會相反。如果最后是我們倒了霉，這個國家還存在嗎？所以那是不可能的。《十六條》上都明確說了，經過運動，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就是說，干部還是要，還是要干部的嘛。我們一定要記住《十六條》這句話，這就是底嘛，也不可能不是這個底，這不是對我們信任不信任的問題，是個現實的問題。不管你對我們怎么看，我們這些人的存在就是最大的現實。這個路線，那個路線，都要下面的各級干部來貫徹執行，誰都離不開我們嘛！所以，要告訴下面的人，告訴我們的隊伍，任何時候，不能離開黨組織。即使黨組織一時地好像錯了，也不能離開黨組織。不能被表面的狂風惡浪、假革命、反革命弄昏頭腦。一九五七年的時候，一開始也是來勢洶洶、殺氣騰騰，這一次來勢更洶、殺氣更大，這才是個開頭呢。不管怎樣，都要鎮定，不能失去信心，那就真要犯錯誤了。歸根到底我們跟誰走？上面跟著毛主席黨中央，這沒有話說，下面呢？下面跟著上級黨委呀。市委也是一層一級跟下來的，這就代表黨的領導嘛。這是個簡單的道理，但現在可能發生動搖、糊涂。總之，要跟領導走，不要跟起來為頭的人走。現在不是許多學生、還有一些工人，開始糊涂起來了嗎？老百姓現在有句話：仙家還是仙家做。總之，跟著領導不會錯。跟領導錯在一起也是好的。老百姓還有一句話：哪有凡人做仙家？這就是叫人不要跟我們作對、不要犯上、不要麻袋里的釘子個個想出頭，犯上作對的結果是自己倒霉。說實話，這也不是什么真理，但這是社會常理，是社會經驗，是人都必須服從。起碼以前幾千年，以后相當長的時間之內，都是如此，不會改變。那些狂妄的人，無知的青年，就是不服這個，要來碰一碰、試一試，最后呢，只有頭破血流！現在不是共產黨打江山的時候，現在是共產黨坐江山的時候啦！這個看錯了，一切皆錯。　　

他說得這樣多、這樣深，老劉感動得眼睛發紅，說，任何時候，我肯定是跟市委走的，但剛才想到這張特殊的大字報，心里就忽然半明半暗，現在聽了你的話，又全亮堂了。我一定把市長的話記在心上，告訴身邊的和下面的同志，一定照市長布置的去做，請市長放心。　　

他笑笑說，不要這樣，隨便談談嘛。現在提倡獨立思考，我這也是獨立思考，僅供參考。但樸實忠厚的老劉卻放松不下來，還是那樣又感動又敬仰，伸出雙手恭恭敬敬跟他握別，退了出去。　　

他為自己的所思所言能有這樣的作用而高興，為有老劉這樣樸實忠誠的同志而高興，從而更有了某種迎戰的和必勝的信心。　　

兩個人離開之后，他忽然心中一陣顫栗：你真的要叫公安局去遮蓋毛主席的大字報嗎？雖然你說了這樣做的理由，但你心中明白，這的確是毛主席的大字報，常委會上你是聽過傳達的，你不是不知道！你怎么能這樣做？你為什么要這樣做？你的膽為什么這樣大？你這不是給自己頸項上套繩子嗎？要不，是否跟楊書記商量一下？　　

正當他焦慮徘徊、猶豫不決時，程主任電話來了，說關于《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已經跟學生代表談過了，說明了我們的理由，希望他們自行遮蓋，但他們不同意，還說他們將堅決保衛毛主席的大字報。他忽然很沖動地對程主任說，即使是真的，也不能這樣泄密，黨的規矩，誰也不能違反！他“啪”地擱下電話，接著就撥通了公安局長老湯，有點沖動地下達了命令。　　

擱下話筒，他覺得做了一件最勇敢最了不起的事情，好像從未有過地做了一回人一樣。這時他明白了自己，他并不是為了黨的保密制度，而是他從思想上不接受毛主席的大字報，也不愿意《炮打司令部》在群眾中傳播，他甚至認為竟然有“我的一張大字報”這樣的事情，是黨的恥辱，是共產黨自損威信，黨內這樣高層的事情不應該公開暴露在群眾面前。　　

“我反了，我！”他心中恨然地這樣說著。　　

他驚訝于自己有這樣一種強烈的情感，他心中認為這是自己的黨性在特定情況下的強烈表現。他哪怕為此被開除黨籍、去坐牢，也決不認錯！遺憾的是，為什么沒聽說被“炮打”的人，或者不同意這種“炮打”的人，也用大字報來表示不同意見呢？一片沉默，可能都在顧全大局，可能不同意見被壓了下去，一切只有交給時間……　　

時間啊，走得是這樣地慢，不到這一段過程完結，這一段的時間就不會過去，簡直像停止了一樣！兩滴眼淚“叭嗒”掉在辦公桌上，他相信他猜測到了黨中央里的情況！他于是后悔起來，你為什么不能也有這種尊嚴的沉默呢？你為什么做不到一種冷靜呢？從上到下都像你這樣的對抗情緒，不會給黨造成被動和損失嗎？黨的統一、團結和服從，是最高的組織原則啊！而且，你對自己能這么自信嗎？你怎么竟敢不聽毛主席的？為什么？　　

可是，命令已經下去了，除非湯局長產生了猶豫，他心里倒希望湯局長來個請示電話……　　

他焦燥起來，下了樓，在庭院里徘徊，不住地抽著煙。從公安局到市委門口，只有步行五分鐘的路程，眨眼就到，也許公安局的人已經跟學生發生了對抗？想到此，他更加焦慮，擔心出事。　　

秘書跑出來，叫他接電話，卻是程主任的。他摔掉煙頭，大步走去，進了秘書室，抓起電話，問，什么情況？程主任說，公安局派了七八個便衣，用“毛主席萬歲”的標語遮掉了那張大字報，學生發現后，圍攻上來，好在公安局派來的都身強力棒有武功，脫身走了。學生情緒激憤，呼口號說“誓死保衛毛主席”，說用“毛主席萬歲”遮蓋毛主席大字報是非常惡毒的反革命行為。學生代表找我們說，他們對市委的要求增加一條:要追查這個反革命事件！情況就是這樣。　　

他說，噢，知道了。他擱下電話，他的手在發抖，心在發虛，他讓自己鎮靜著，一步一步往樓上走，腿都有點軟。是的，這事情做得不好、不策略，學生和他們后面搖鵝毛扇子的人是會抓住不放的。他個人的安危算不了什么，但他如果被學生當作什么瞄準住了，將給市委造成很大被動。他似乎這才發現自己本來就是目標最大的一個人，這下子目標更明顯、也更大了。他仰到藤椅上，覺得要做最嚴重的準備。可能他將是市委這一級里像曹家駿李寶安王淮興這樣要“經過去”的人，他的心沉重著，他忽然抑止不住地冷笑和苦笑起來……　　

那天整個上午，好的壞的消息接踵而至，讓他一會兒高興，一會兒憤恨。他雖坐在辦公室里，卻有如坐在一條小船上，感覺到外面狂風惡浪，忽緊忽松地受著折磨。楊書記說得對呀，沒有人興風作浪，哪里會有大風大浪。他們共同想不到的是沒想到這些小毛鬼這樣會興風作浪，真是些小毛鬼！秘書送來了有關人員抄寫來的中山塔門口與附近出現的大標語大字報內容，他瀏覽著，除了已知的“炮轟亭州市委”這些之外，還有一些學校的什么“戰斗隊”之類的《堅決支持》，基本上各個學校的都有了，就像季節一到溫度適當，蛇蟲百腳就一定會到處爬出來一樣。　　

一份《大饅頭紅燒肉，保衛市委有甜頭》的大字報引起了他的注意，說是“揭露一個事實”，把老劉他們暗中組織人馬圍攻學生、保衛市委的事情說出來了，還有機關食堂里為這些人提供食物的事情。所說基本屬實，只有“紅燒肉”不確，可見情況也只是聽來的。事實上在他布置下，暗中組織工人、干部、學生七百人，編成六個隊一個組，三班倒，分布市委市人委內外做特殊保衛工作，每天有伙食補貼，機關食堂里每天晚上要做二百多人吃的饅頭。人多嘴雜，魚龍混雜，這樣的事情難保不被傳出去，并且會被夸張。其實，在楊書記同意下，他還做了應付最壞情況的準備，在市委市人委交界處一個隱蔽地方砌了灶，準備了五百人一個月吃喝的物資。另外，在市委市人委內加高與新砌圍墻11處，堵窗13個。這些都是以最高的效率最嚴守秘密的要求迅速完成的。　　

大字報說，學生們白天烈日炎炎，夜里睡在地上，市委不給一口水喝，不來看望一眼，對照之下，態度分明，學生為什么還不趕快覺悟呢？這張大字報真是十分惡毒。　　

中山塔門口被這些大標語大字報占領了地盤，而反對靜坐的大標語大字報則在稍遠的外圍地帶出現，但數量也在增加。《醫校紅色保衛軍成立宣言》上墻了，其中說到“我們認為，我校部份同學靜坐市委的行為是完全錯誤的，是被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了，我們希望這些同學懸崖勒馬，及早與這一錯誤行為劃清界限，回到正確立場正確做法上來”。這些話讓他看了覺得滿意。還有一份引起他注意的大字報題為《從靜坐的后果，看靜坐對不對？》大字報列舉和分析了靜坐市委的嚴重后果，有：干擾市委市人委日常工作，破壞社會正常秩序，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影響工農業生產，影響各行各業的正常運轉。認為靜坐市委不符合《十六條》，不能算是“革命”，而只能算是無政府主義。靜坐是用錯誤的方法，提出錯誤的要求，做出錯誤的行動，要達到錯誤的目的，只能犯下比這些錯誤本身還要大的錯誤，不能因為唱了幾首革命歌曲，喊了幾句革命口號，苦了學生年輕的身體，就看不到這種錯誤。全市學生和革命群眾都要擦亮眼睛，看清本質，明辨是非。這張大字報寫得有力，酣暢痛快。　　

他把這些材料交還給秘書保管。至于寫《大饅頭》這份壞大字報的是什么人，寫這份好大字報的又是誰，都不知道，因為這兩份大字報都用的是化名。　　

醫校學生用更大的紙更工整的字，重新抄寫了《炮打司令部》，大字報重新上墻時，他們狂熱地呼喊了一陣“誓死保衛”的口號，然后就調整隊伍，靜坐在大字報前面，大字報的兩旁還像戰士一樣直挺挺站立著兩個學生，形成了一種“誓死保衛”的樣子，不停地唱著革命歌曲。　　

程主任電話里問，現在怎么辦？他說，不要再去惹他們。他覺得，這是他第一次“屈服”，去宣布開除曹家駿他們黨籍的那次還不能算。　　

上午十點多鐘，出現了一種異常現象，在市委前后左右的大街小巷里，不斷地有小隊工人跑步，跑來跑去，都穿著勞保皮鞋，腳步聲弄得很齊很大，他們什么口號也不喊，什么話也不說，一律身著勞保工作服，就這么跑過去跑過來，住在平房小屋里的百姓覺得地都震動了，人心惶惶。市委門口頓時傳說著：工人支持學生了，工人把市委包圍了！接著學生有大標語上了墻，說是“歡迎工人階級登上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舞臺”。這似乎是對“五四”運動的一種召喚和借用，用來堅定信心、鼓舞士氣。　　

程主任和公安局同時報告的這一動態，雖不能說是在預料之外的，但還是有點驚心動魄。這是華興機械廠亭州電機廠的劉克成陳安國這些害群之馬開始他們的行動了，他們一出手，就與學生不同，好像正如一首歌曲唱的“咱們工人有力量”。但工人“殺”到社會上來“鬧革命”，工廠怎么控制？工廠事關生產和經濟，不能不有所規定和要求。　　

他讓秘書給有關主管局打了電話，以市委名義要求他們給各廠黨組織指示，一是加強正面教育，動員工人不要上街，要堅守生產崗位，搞好廠里的事情，二是做好保衛工作，密切注意一些青年工人的動態，凡是有活動的、出來支持學生的，都要記下來。　　

楊書記打來了電話，問他：工人上街了？他說：聽說了。楊書記又問：你有新的考慮嗎？他說：適當提前，明天下午“讓步”！楊書記說：好吧！就擱了電話。　　

這個電話反映著楊書記有點沉不住氣了。他頓時有了一種很特別的感覺，好像覺得，到明天下午之前的一切，都得由他負責，都是帶有他的個人意見個人風格的，他將處在首當其沖的不利的位置上。楊書記將會與上次一樣，以與學生和解的姿態出現，給人一種開明的印象，可事實上市委是集體負責的，是在楊書記領導下的。然而，與學生以對立姿態出現的畢竟是他而不是別人。他就像亭州本地抗戰歷史上有名的中間人物李長江一樣唱紅臉，然后楊書記像李長江的上級李明揚一樣出來唱白臉。這一格局被生動表現在電影《東進序曲》里，李長江在電影里的名字是“劉大麻子”。現在，他就成了“劉大麻子”，這一總的格局不知不覺就這樣形成了，好像已經暗示著他的一種命運。　　

雖然他不相信文化大革命會以學生的“勝利”告終，但情況確實已經顯示了可怕的一面，像李寶安一樣“經過去”，滋味并不美妙，前途呢，似乎也有很難說的一面。悲哀襲上心頭。但文化大革命畢竟不是子彈橫飛說死就死的戰場，這樣患得患失是脆弱的表現，應當提起百倍的精神，做好思想準備，把“經過去”的痛苦，變成“經受著”的考驗，這就有道理得多了！　　

他特地給程主任打了一個電話，告訴他，今天可能是你們最困難的一天，要繼續跟學生在談判桌上“泡”，進行苦口婆心的說服，就說如果他們能撤回學校，市委領導將會像對待昭陽中學“紅旗兵團”一樣接見他們，至于他們提出的要求，回到學校以后可以繼續談，市委不能在“兵臨城下”的情況下屈服于任何人，即使是革命小將也不行。他把這一情況給楊書記通報了一下，就拿了草帽，帶著秘書離開辦公室，從后院走出了市委。　　

他要到外面透透氣，也看看情況。才出小門，正好一隊工人跑步而來，大約有十個，全是二十出頭的青年，腳步齊整地從面前跑了過去，腳上確實都穿的是皮鞋，是作為勞保用品的翻毛黃皮鞋，很結實的，那樣步伐齊整的小跑步就弄出了很大的驚心動魄的聲音。他們所去的方向是市委門口，他們所穿的藍色勞動布工作服的背后，都汗濕了一大片。血往他臉上沖，那整齊的腳步聲振動著他的心臟，那莊嚴的神情和汗濕的后背也令他敬畏。他跟路邊的群眾一樣站住了，看著身強力壯的他們跑過去。劉克成在“用兵”呢，這是他的“戰術動作”。這樣一小隊一小隊的穿插著不住地跑，不明真相的人就會傳聞有很多工人上了街支持學生了。他一聲冷笑。　　

陽光強烈，十分炎熱，走路的人都揀著路邊的陰影走，路當中空了下來，一片陽光炸眼，熱烘烘的。秋天雖到，炎夏卻毫無退卻的意思。到底是心理因素呢，還是自然事實，一九六六年的夏天特別炎熱特別漫長。他又一次想到學生在中山塔門口沒有任何遮陽，想起了王淮興在電話里懇切而言的“多考慮學生”。但沒有辦法，他只有這樣拖下去，而這時他也不能出現在靜坐學生的面前，那些血氣方剛的學生將會用他們的“正義”和憤怒把他淹沒和窒息。　　

他對自己的“階級斗爭現場”之說有了更具體的認識。能夠出現在那個現場的，都是這些年輕人，“地富反壞右”分子是一個也不敢到這樣的場合來的，社會上任何稍有頭腦的人也未必會讓自己的身影出現在中山塔門口這個是非之地。你能看到的除了學生，還是學生。就連來聲援的工人也有所回避而不在現場，他們只是在外圍跑來跑去，并不停留，你能抓住他們什么“小辮子”呢？問題已經不是簡單化地所說的那種“階級斗爭”能加以解釋，而明明是建國以來社會的許多說不清的東西的爆發和混戰，在中央的允許下，一定程度的對抗性浮到了社會的表面，并且小小亭州竟然也與北京是氣息相通的。　　

偏僻遙遠彈丸之地就這樣起了風浪，給自己賦予莊嚴的意義，披上神圣的外衣，煞有介事，既呼應北京，又作為北京的基礎，竟然也就跟亭州的城河一樣，遙遠地反應著長江的潮汐。事情就這樣惡劣而合法地無中生有，這樣地不可思議。在這樣的較量之中，市委不知為何就處在“不利地位”，準備“讓步”了。并不是這些學生厲害，也不是市委怕這幾百個學生，而是“形勢”如此。　　

這些學生雖然年輕，卻是把握住了這種“形勢”的，所以他們在這炎熱之下以悲壯的模樣堅持著，“時勢”造出來的“英雄”、紫竹巷“8”號的史宏史家旺之流，將會兵不血刃取得圍而不攻的勝利。　　

在這復雜微妙的政治的較量之中，我們平時所說的“地富反壞右”那些“階級敵人”，作為“死老虎”，只有在一邊“死”著。他們只要一露頭，就會挨打，給打他們的人增添標榜“革命”的資本。當然，在運動初期，他對醫校的布署，以及楊書記的一些講話，又何嘗不是出于同一種思路？用“階級斗爭”、用逮捕郁平劉鎮琛這兩個“新老階級敵人”，來對全市學校造成所需要的高壓態勢，秘密不過如此。心里似乎也有點知道，這是“階級斗爭”的濫用和庸俗化，但似乎也無法突破這個大框框，而這樣抓“階級斗爭”，也是駕輕就熟和得心應手的。　　

學生對這次運動的理解，突破了我們對“階級斗爭”一貫的理解和說法，但根子是通在《十六條》上，那上面“牛鬼蛇神”、“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這些字眼也有，但其意好像主要是用來形容“走資派”以及干部中像他這樣對運動不滿的人，并不是用來形容習慣所稱的“地富反壞右”，這就是這場運動的“新意”所在了，也使群眾覺得與以前有所不同，他們感到新鮮，甚至感到一種“解放”，可是，卻讓干部感到極不舒服！　　

這正是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爭”來企圖嚇退學生，卻收效甚微的根源所在，根子通在中央！運動中出現了一種情況，即：凡是強調要“保衛無產階級專政”，打擊“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的，是像他這樣的人；凡是強調要跟“走資派”斗爭、要批判“資反路線”的，就是起來“鬧革命”的人，他們抓住了《十六條》“新”的說法，他們的“造反”就不是犯上作亂，而是冠冕堂皇的了！　　

可是他們要實現什么、能實現什么，他們是模糊不清的，在他們心中，充其量正是那種“粗陋的共產主義”吧！他忽然想到，如果要總結教訓的話，他這樣的人，就是在新的運動中重復了舊的口號，而如果要調整過來的話，他這樣的人就應該及時放棄舊的口號，接過新的口號。　　

但是，這樣一來，運動的“對象”不在于“地富反壞右”、不在于群眾里頭那些新生的反動分子，反過來卻是要在各級領導干部里頭、在市委常委里頭來尋找了。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怎么可以呢？這是鼓動群眾矛頭向上、犯上作亂。就自己而言，至少說，尊嚴所在，豈能心悅誠服？　　

他恨恨地考慮到，干部中如果有誰膽敢跳出來站在學生一邊，這樣的干部，將來就是要放到那個“百分之五”之中去的人！接過口號，從根本上將方向扭轉，把矛頭倒扳過去，事情結果必將如此！想到這里，在這場斗爭中該做什么，是看得更清楚、心中更有數了。　　

如果說市委門口可以被視為“階級斗爭現場”，就主要不是或完全不是針對著老的階級敵人，而是針對著各種現在還看不清的政治勢力，針對著在“斗爭走資派”這一旗幟下登臺亮相的各種“新人”。事實上已經有一些“新人”出現了，他們是“文革”以前所沒有的一種人，雖然那時他們已經存在，生活在比如紫竹巷“8”號里，學習在我們大學和中學的教室里，勞動在我們國營或集體的工廠里，表面上還會給我們以好感，卻正如蛹一樣在悄悄孵化著他們今日的反動面目。他們有點像是當年的右派分子那些可憐蟲，但他們是從另一個方向，不是從反對黨，而是從關心黨的反修防修事業的角度，來進攻的，更有迷惑性。我們會忠實地記下他們的名字和言行，將對他們作出分析和結論，然后同樣將他們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跟老的階級敵人滾到一起去。有朝一日我們也許會給老的對手松松綁，團結為可利用的力量，也不會讓這些喝著我們的乳汁模仿我們的言論舉止在我們身邊成長起來的這些狼崽子有喘息之機！　　

那天一路上，他這樣思緒萬千，心里恨恨的，不覺已經來到了醫校門口。他站在大門對面一個不太顯眼的地方，記起了他第一次注意到這大門，還是在一九五九年，那是因為發現了郁平在亭州的存在，他暗暗跟蹤到了這里，打聽到這就是郁平工作的單位，從此開始找起了郁平的麻煩，在郁平看來就是“迫害”。那么是不是“迫害”呢？他不能不承認也許是可以這樣說的，但他依然不想改變這一副鐵石心腸，他反過來痛恨郁平讓他極不愉快，像什么似的堵在他心里。他似乎已經意識到他在這個問題上有些固執，但他不想認自己的這個錯，他不想改正自己。在這個問題上，他不想做十全十美的人。他一輩子也不會原諒郁平，他要把郁家永遠踩在腳底下。　　

他滿意地看到，醫校大門兩邊墻上有兩條新的標語，“靜坐市委是極其錯誤的行為”，“歡迎井崗紅衛兵的同學們回到學校里來”。下署“醫校紅色保衛軍”。他記得一開始他們給“靜坐”的定性是“反革命行為”，現在是“極其錯誤的行為”了，分寸感表現了斗爭水平的進步。加上第二條標語，這就更為成熟。　　

似乎眨眼之間，一支學生隊伍從里面打著紅旗走了出來，一出校門就高呼起了口號：“靜坐市委是錯誤行為！堅決擁護市委正確領導！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中國共產黨萬歲！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　　

隊伍遠去了，朝著中山塔的方向。好得很！這正與工人小隊的到處跑步成為針鋒相對的行動。他望著這支喊著口號漸漸遠去的學生隊伍，心中得到了一種慰藉，對這些學生充滿喜愛之情。他能想象他們都是比較聽話的孩子，而決非桀驁不馴之人，他們沒有選擇“新”的“革命”的思想，而是寧愿恪守“舊”的“保守”的信條，他們是沒有任何“反骨”的，他們才是最可寶貴的。我們只能從這樣的青年當中挑選和培養我們的接班人。要說聰明，這些孩子才真正是聰明的，如果說青年人不可避免會有一定野心，那么在這個野心的上面，首先要有這么一種聰明才行，而決不是相反。運動中的左派隊伍在哪里？這不就出現了嗎？正如楊書記在常委會上深刻所言，誰是左派，最后是我們說了算。他從“紅色保衛軍”這些學生身上看到了光明、希望、力量！　　

天氣太熱，散步觀光的意興已無，他和秘書從小巷揀著陰涼走，很快回到市委。他立即給醫校工作組長老張打了電話，進行了表揚，要他進一步掌握和培養“紅色保衛軍”這樣的學生左派隊伍，鼓勵他們像今天這樣在革命大風大浪中有積極的表現。　　

程主任電話報告說，為《炮打司令部》站崗的兩個學生都中暑倒地，被抬進了中山塔，機關醫務室的人正在實施救治。學生群情激憤，不少人涌進了接待室，圍攻接待人員。他對程主任回答說，可以打開柵欄門，讓學生進來在陰涼處“靜坐”。他讓秘書到門口去協助執行這一決定。　　

但秘書帶回的消息說，學生拒絕進中山塔，而繼續坐在強烈的陽光里。他一聽，卻也無可奈何，只是心中更加痛恨為首的學生。不一會，學生的歌聲和口號聲分明地傳到了辦公樓這里，更加“斗志昂揚”了。他給王淮興打了電話，說，你這個“修正主義分子”也要拿出表現來嘛，你可以給總務處招呼一下，讓他們用大茶桶送點開水來給學生。王淮興“哎哎”地連連答應。打了這個電話，他感到自己更成熟更有力了。　　

好不容易等到夕陽西下，一天過去，涼下來了，他也松了一口氣。但靜坐的第二夜開始了，一種壓力又回到他的心頭。下半夜他悄悄去看時，疲倦已極的學生們都在地上睡著了，但《炮打司令部》旁邊依然有兩個站崗的學生，像兩個幽靈一樣，站得筆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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