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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一干部對妻子掏心窩的話

沙黑 · 2010-04-09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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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蘭貞向他提出疑問,說,老宗,你對當前運動的處理,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嗎?他的心情一時無端失控,沖沖的反問了一句,是哪個中央的精神?中央的哪種精神?蘭貞睜大了眼,屏住了氣,吃驚于他的不滿情緒、費解于他的突然激動和所用的尖銳言詞,疑惑地看著他,說不出話來。  

他說,運動一開始,是批“三家村”,那是在五月,上面的指示就是“上掛下聯斗黑幫”,經過反復研究,我們聯了兩個人,一個是文聯主席齊奎東,一個是東壩初中校長林會旺,都是有文才的人。把他們宣布為“三反分子”,發動群眾去揭發批判他們,說他們就是亭州的鄧拓、吳晗之流。那個老齊是老老實實的挨整,那個林會旺挨學校師生折騰了幾下,批斗會之后,他跑掉了。他的老婆把他弄回家,老婆考慮的是不能跟組織脫節, 組織上把你怎樣你都要服從。但又一次批斗會之后,他又跑出去幾天。也不能怪他,膝蓋上的皮都跪破了,總之被弄得不輕。這回他老婆反而幫著他躲了起來。后來我請兩個平時和他交情好的人去找到了他,也沒躲遠,就在鄒家樓鄉下,那里的叔伯弟兄幫他躲藏了起來。找回來時正好也生病了,他老婆來找組織部鬧,只好就讓他住了醫院,后來也讓老齊住了醫院。這兩個人吃了啞吧虧,運動嘛,總是要找具體對象的,不是你,就是他。但現在看下來,這個運動不是這樣簡單就能對付過去,真是沒有思想準備!  

中央對運動的指導,確實前后有兩套做法、或者所謂兩條路線,就是說,中央內部并不統一。可是中央的分歧也不是我們能一下子就看得清楚的,這就又走彎路!市委分工我負責運動,我從地委開會回來,布署了全市運動的開展,精神當然來自地委,地委來自省委,省委來自中央。  

亭州無大學,醫校作為唯一的中專學校,是“最高學府”,所以我們調整了一下,那兩個人的事就暫且丟在一旁,接著是把醫校列為重點。計劃是先醫校,后一中、二中,然后是八所初中,最后是小學。這個計劃是在常委會討論通過的。按上級指示,運動是分類排隊、審查教職員,如果高中三年級學生里面出現右派分子,也要揪出來批判斗爭。我布署了醫校的運動,把郁平和一個有變天思想的高三學生宣布逮捕。運動開頭總是這樣以典型引路。  

郁平如果本來沒有問題,我想找扎他,也找扎不住。逮他還是不逮他,是我可以決定的事情,這個問題在常委會上別人不曾、也不會有異議。事實證明,第一,這樣做,對各學校確實起到了鎮懾和引導的作用,第二,我選擇郁平也沒錯,他一放出來,就跟反黨學生弄到一塊去了。他比學生膽還大,他要煽動學生打倒我。按照他的傳單,我這個人就要撤黨撤職。這樣一來,市委前一階段運動,就是我這個有問題的人領導的,這還得了?亭州市委不是像北京市委一樣要加上一個“前”字了?  

不管搞什么運動,都是“引蛇出洞”,文化大革命也不會例外。蛇出來了,就要及時地逮住,不要讓他再縮到洞里去。他把那個傳單一散,到外面躲了十幾天,但我還是又把他逮到了。我讓老劉組織工人階級去批判他,這說服力還不強嗎?我就是敢逮他,就是認為他的歷史問題不能放過,也決不允許他這樣的人在運動中渾水摸魚。對這樣的人,七分弄錯,也不要緊,只要有三分、哪怕一分是對的,就行。  

他的歷史問題,我一直沒有給他確定,我還下不了這個決心。如果我有這個決心,他早就被槍斃好幾年了,也就不會有他今天的傳單。他公然把傳單送到我的辦公桌上來了,多么囂張!對于他,運動后期一定要判十五年徒刑。之所以不槍斃他,是因為他的歷史問題,嚴格說來,還差那么一點點鐵證!將來就讓他在勞改中過一輩子吧。不管怎樣,我不能在亭州這里槍斃一個老家的人,說起來總之不好。  

各學校像史宏這樣的學生,還有前一階段已經暴露的教師,暫時不予逮捕。現在主要是發動群眾揭發、認識他們的反黨面目,并且讓他們寫檢查。各學校都布置下去、都有成效了。只要名單在冊、材料在手,運動后期一個都跑不掉!中央的具體指示早就有了,運動后期要劃出一些右派分子來,大學生里面是百分之一,高中應屆畢業生里面,個別的也要給戴上右派帽子,只有高二年級以下的基本不劃,至于學生當中產生了現行反革命和壞分子,當然還要依法處理。這不就是這次運動的底嗎?運動到最后,就應當是這么一個結果。我覺得對運動這樣的理解、這樣的指示是比較順的。可是,后來《十六條》……  

蘭貞問,那兩個人呢?“三反分子”還算不算呢?  

他說,那兩個人的事,暫時就理不到了,成為“死老虎”了,運動后期處理吧,無非是調動一下工作,“分子”算不算的,還要看運動后期是個什么情況。  

蘭貞又問,這次逮捕郁平,經過常委會討論嗎?他說,常委會通過了,是拘留,不是逮捕,反正是把他關起來。但楊書記還說關于郁平的歷史問題,等這次運動過去之后,要再行復查……  

蘭貞臉上一陰。  

是的,還復查什么呀。當時他對楊書記說,原定運動只有半年,再拖也不會超過明年春天,抓他有利于“收”。至于他的歷史問題,我敢擔保沒有弄錯,倒是有可能嫌寬大了一些。而楊書記認為上次已經逮捕過一回,接著再逮捕不太好,具體處理還是放到運動后期。  

蘭貞問,你怎么不照楊書記說的做呢?他說,到了常委會上,我忍不住又提出了這個問題。  

蘭貞說,上回你逮捕他,哪里會想到學生來靜坐市委?你認為你真的吃透中央精神了?到底我們應該怎樣看這場運動?楊書記是不是另有看法?他是不是有點相信郁平的傳單?你是不是……?  

他說,我有我的想法。蘭貞抓住他的手,說,你要告訴我。  

他說,我告訴你,對這個運動,根本我就不理解!我感到莫名其妙!這跟我們從前經歷過的太不一樣了。現在我明白了,這次運動,很明確,是發動群眾整干部的,世界上、歷史上哪有這樣的國家!我感到不能這樣弄下去!對于在亭州領導這個運動,我不能不錯,我正確不起來。我不能真的照著《十六條》、照著報紙社論去做。我認為全黨全國各級黨政所有干部,都跟我是一樣的想法,我們骨里是鐵板一塊的!  

蘭貞睜大眼聽他說下去。他說,《人民日報》“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聶元梓的大字報就這么偉大嗎?報紙上說北大校黨委是“多年來一直盤踞的反動堡壘”,這么大、這么重要的一級黨委,怎么成了“反動堡壘”?并且還“多年來一直盤踞”!即使當年的右派分子,即使一個兇惡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敢公然說這樣的話呀!既然如此,說北大的那些領導人是潛伏下來的美蔣特務豈不更妙?但中央是吃什么飯的呢?還有,說“前北京市委貫穿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這都是些什么話?前北京市委不是在黨中央毛主席領導下的嗎?不就在黨中央身邊嗎?問題真的有這么嚴重嗎?到底是怎么回事?是黨中央在說話,還是有人在分裂黨?全黨不知道,知道的只有報紙上電臺上的一面之詞!問題在于,運動確實是偉大領袖直接發動和領導,這就叫人難以理解了!  

蘭貞屏氣凝神。他說,現在,一些人可以說自己“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我也可以這樣說,但只要我能起作用,就不是什么“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而是要采取另一種做法。我不能發動群眾來打倒我們自己。只有毛主席至高無上,他可以發動群眾整任何一個人。我記得他在十年以前曾說,要用大民主反對官僚主義,說一萬年以后還會有革命,要允許學生鬧事、工人罷工、農民打扁擔。除了他,誰還可以這樣說?本以為他說說是嚇唬人的,想不到現在果然這樣做!好像過去我們怎樣鼓動群眾反對舊社會的,現在也要怎樣鼓動群眾反對我們自己,這真是“徹底革命”!這還過什么日子?一般群眾有社會經驗,特別有一九五七年的經驗,不敢亂說亂動,看見一個普通黨員,也畢恭畢敬,他就叫學生起來,鼓動他們“五敢”、大鬧天宮,誰反對學生運動就不得了。可是學生才出世幾天?他們以為得到“圣旨”了,就可以不怕。其實,自有讓他們怕的時候!再說,用群眾運動打下了江山,還能用群眾運動治理天下嗎?自古馬背上得之,不能馬背上治之!  

蘭貞的手在微微發抖,說,小點聲!他繼續說,我記得他在64年12月有過一個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階級是兩個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這樣的批示,客觀上對全黨有一定教育作用,讓大家不要脫離群眾。但怎能真的就在黨里分階級、搞斗爭!這不全亂了嗎?所以他說歸說,黨內也沒動起來。你注意到了嗎,“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說,這次開會吸收了“中央文革小組”參加,還吸收了北京高校師生參加。你說,這符合黨章黨規嗎?這不是為所欲為、違背組織原則嗎?假如換別的一個人這樣做,其性質不是很嚴重嗎?但是他可以這樣做!  

蘭貞小聲問,他是怕中央委員會通不過嗎?  

他無法回答蘭貞這個問題。他繼續說,現在,給全國學生,還有什么“廣大工農兵”,一種所謂的“民主”,就是反當權派。好吧,我們確實一直是當權的。那么當權派是不是公民?有沒有“民主”權利呢?有,就是接受群眾揭發、批判、斗爭。這是怎么回事?單方面的民主不就是專政嗎?過去我們斗地主、消滅反動派、對私改造,就是專政,難道可以對我們自己也這樣做?這樣下去,國家就要經常處在犯上作亂、無政府的狀態,這還是正常的社會、正常的國家嗎?這個民族還怎么過日子?所以我看,即使“反修防修”有一百個對,這條路也走不通,這個方法絕對不行!  

可是他老人家說,你們對無產階級從來就不允許有平等,跟你們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這些,都明確寫在幾個月之前的中央5月16日《通知》上。這個《通知》,只傳達到縣團級,你在外面可不能說(蘭貞點頭)。兩個多月以后頒布了《十六條》,基本意思就是《通知》上的。他老人家像是站在一個普通而又簡單的老百姓的立場上說話,還像是在舊社會鬧革命那樣說話。這也許很可貴,但實際嗎?自古以來,中國外國,有這樣折騰自己的政黨和國家的嗎?你即使讓最純潔的青年來取代官員,有一天不也照樣會變成“官僚主義者階級”嗎?只怕變得還要快些,他們才受了幾天黨的教育!再說,哪有什么純潔的青年?人嘛,食色性也,首先都是自私的!秦始皇治國就沒有他自以為是的出發點嗎?但秦國的結果是什么?二世而亡啊!  

蘭貞趕緊捂他的嘴,不讓他說。停了一下,他繼續說,五七年的重點是社會上的右派分子,現在呢,是自己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可到底什么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社會主義建設也有十年下來了,各級政權、機關、事業、大小工廠、公司、公社、農場,全民的,集體的,都是在黨的領導之下、在計劃經濟之中,到底有幾個當權派在走資本主義道路?什么是資本主義道路?怎么走?走到什么程度了?黨內怎么就形成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而學生又知道多少社會實際?比我們還知道嗎?再說,赫魯曉夫,南斯拉夫,全黨有多少人親自考察過?從《九評》上其實可以看出,人家也許是突破一些死框框,搞一點調整,讓生產關系更適合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是弄得太純、限得太死。我們憑工作經驗也有體會,在一些制度上確實需要活一些、松一些、退一些,但很難辦到,最多瞞上不瞞下暗中搞那么一點。  

這個文化大革命,我們在基層,只能是“守土有責”,可能還要為黨的利益“陽奉陰違”,軟頂硬抗,叫這個“大革命”受阻、失敗、或者扭轉它的方向!總而言之是不理解,抵制、反對!乳臭未干的學生,讀了幾本書的哲學教師聶元梓,算什么東西?我們幾個人已經跟駐亭州部隊黨委交換了意見,溝通了情況。部隊幾個領導人的觀點,跟我們基本是一致的。我倒要看看,誰能動搖我們?我們加在一起,在我們這個地方,就代表黨、代表國家!這是很具體的,不含糊的!但現在我們暫時要忍,準備忍受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但我們也不是木頭,我們也有我們的辦法!  

蘭貞說,你說的這些,對誰也不能漏出一點點來呀!我真怕有人偷聽了以后加油添醋。他說,加不了,我這樣的觀點是很明確的。其實中央情況跟下面一樣,多數人都不贊成這個運動。你注意沒有?少奇同志講話錄音里就有說得很直接的一句:“你們問我們,怎樣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志,也不曉得,”接下去還說,“有時沒犯錯誤,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不是?那時自己也莫名其妙。”我聽到這幾句話,心里就很有數了,這等于明白告訴我們,中央里頭分歧和疑惑很大,中央內部不統一,他本人也不同意,并且他也吃了“莫名其妙”的批評。我們再把報紙上天天說的那些強詞奪理的話聯起來一想,問題就更清楚了。別人不清楚,我們是清楚的!  

蘭貞問,怎么清楚?他說,這個運動,上面要解決的,在《人民日報》上都暗示出來了。什么“赫魯曉夫那樣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什么“不管他職位多高資格多老,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這些不等于已經明說了嗎?老百姓可能還將信將疑、糊里糊涂的不去深想,但縣團級以上的我們這些人還聽不明白嗎?真是心跳都加快了多少,事情是鬧大啦!報紙還說,“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負責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修正主義者。”這對全國,特別是全黨,不是晴天霹靂嗎?赫魯曉夫在上臺以前,是擔任莫斯科市委書記,但北京市委書記在目前的中國,大約還不夠資格做“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要有一個地位比他還高的人才行。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后的報紙上,這個人就進一步被暗示出來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從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等于向全黨全國公開了。這個人,你說是誰?蘭貞對他瞪大了眼,好像不敢回答,又好像對這樣明顯的問題竟然真的很糊涂,腦子被塞住了一樣。他點破說,我剛才已經提到過他的名字了!  

蘭貞怕冷似的身子一抖,抓住他的臂膀,說,這太可怕了,到底是什么矛盾?他摸了一下臉,臉上好像麻麻木木的了。他說,矛盾就是我剛才說到的“退”字,他就是主張“退”的。他不贊成過早實行我們的這個社會主義,也不贊成對私改造的步子走得太快,六二年調整的時候,他提出,工業要退夠,農業也要退夠。我理解,他主張的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就是對私改造之前的那個社會,而不主張清一色的、過高過廣的公有化。他認為要讓個體的農業、手工業以及資本主義工商業獲得一定的發展,補資本主義這個階段的課,把落后的生產力發展上來,把資本主義的本事學過來,這樣在物質上精神上為走向社會主義準備條件。就我多年所知,雖然他有時顯得比別人都左,但那是沒有辦法,總要表現得積極一些嘛。不左不行,寧左勿右,至于他自己真正的主張,其實是在這里。這是很明確很清醒的,大家對他很擁護,他很有威信,他能當上國家主席不是偶然的。國無二主啊,他當上了一主,這可不簡單!毛主席提出自己不當國家主席,讓大家提名,小平同志提了他,得到通過,這是了不得的大事!說明小平同志也很了不起!  

蘭貞點頭。他說,我心里也一直認為,建國以后應當發展中農以上的農村經濟、讓城市大大小小的私有工商業有一定發展和繁榮,客觀上對新社會是有好處的。大的不說,就說這些剃頭的、做燒餅、做豆腐的,還有各種手工業,你把他們也公有化起來做什么?這不硬是背起一個大包袱嗎?這不是把社會弄得很不自然嗎?從國家角度看,總有一天要放包袱、要回到比較自然的狀態!比如開藥店的,或者開飯店的,大大小小,人家自己開辦得好好的,而且各有特色,有的有幾十年幾百年的傳統,你叫他守法、讓他納稅就是了,結果也把他的“私”給改造了,集中起來,成立公司,由我們委派干部去經營管理。既然到處公有化了,就需要大批干部,城市里就從職工當中提拔,農村里就從農民當中提拔,這些人就比人家原有的小業主、資本家的品德好、懂業務、能力強嗎?我們負起了這樣的責任,把什么都抓在我們手里,有事就找你,這是何苦呢?如果把為人民服務理解成包辦一切,我們這樣多的人口,那不成了神話、童話一樣的國家了嗎?我們包辦得了嗎?你包辦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領情,右派分子反而說我們是“黨天下”!但如果不是這樣普遍公有化,情況會好得多,人家各顯神通繁榮經濟,受你的管,交你的稅,還說你好,大家和和氣氣做朋友,過日子,什么“黨天下”也無從說起。這樣弄,才算正規,也跟世界合拍,而不是吃力不討好!  

不要以為公有化天生就好,私有化天生就不好,不是這回事。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上有一個階段是私有化取代公有化的,私有化對歷史有大貢獻,而實現社會主義的公有化,按照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那是要有相當的條件的,要看資本主義是不是成為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了。我們是打江山奪取政權的,我們遠遠沒有等到這一天,就實行了社會主義,這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從我們十年以來社會主義的實踐看,要專門說一說我們這個公有化的不好,真可以擺幾十條出來,干部也不滿,群眾也不滿。我們過早對私改造,過早把資本主義消滅了。其實呢,社會在客觀上卻需要資本主義有一個時期的發展,它還有很大的活力,所以它成了所謂“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每日每時到處都有,在那里“自發”。一個人能被活埋掉,資本主義作為社會發展必經階段,是活埋不掉的,它在地下喊著要出來。我們反問一句,社會主義怎么就不成為“自發勢力”,而需要人為地去大力提倡的呢?如果社會主義成為自發勢力,那就好了。  

可是,現在弄得老百姓都知道,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否則,是天大的罪。單干絕不允許,集體所有制只能是小型的單位,至于中等和中等以上的企業,不言而喻要國營或者地方國營。公私合營的也不許存在了,都要轉為地方國營,所有原來的資本家都不許再留在企業領導崗位,要另作安排。但往往集體所有制的就活一些、發展得好一些,有的發展得比國營的還大了,你要讓他上升為國營,他心里還不一定樂意。國營的活力不如集體的,是個什么道理呢?可集體的工人都愿意上升成為國營,把自己越公有化越好,生老病死、子子孫孫依靠國家,捧一個鐵飯碗,有關系的就捧一個金飯碗,什么都不用愁。把憂愁都給國家,把安逸都給自己,這樣對國家、對社會、對人好嗎?我看值得研究。從實際出發,也許還是要實行一個“退”字,至少可以在一定范圍內有步驟地試行一個“退”字,國營的可以退到集體,集體的可以退到私有,農村可以包產到戶,城鎮可以讓各種個體經營恢復。但這是動不得的,誰要想試一試,他就是觸犯天條,事情變成這樣非此即彼,絕對化了。  

一個人當了工人,就以工人階級一員自居,就想著自己屬于領導階級,要無條件的讓他三分!這不是專門培養懶漢、敗家子、投機分子、無賴、不負責任、無法無天的人嗎?至少說,這樣的人你很難治他,而他們每天每日在影響其他人的積極性。這種人其實是流氓無產者,是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產物。做勞動模范太苦太累,做懶漢滑頭不學也會,至于“造反”嘛,更是無師自通了!從經濟的角度看,一名工人就是企業里某個崗位上的勞動者,做一天工,得一天報酬,做一年工,得一年工資,如此而已。可是誰做了工人,誰在政治上就成了活祖宗似的,這很不實事求是,使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發生了很多被動。用一個大概念套一大群人,用幾個大概念,就把全社會的人都概括了,不是太簡單了嗎?有什么制度就有什么現象,我們目前的制度太好!群眾是不是珍惜這個好呢?往往相反!馬克思譏諷過“把無產者看做神”,他說過,在無產者身上已經完全喪失一切合乎人性的東西,甚至完全喪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觀。這是批判資本主義罪惡一面的,但不也正好指出了工人隊伍的情況嗎?我們要利用工人階級的革命積極性,但也有教育群眾提高群眾的任務,這樣看工人階級,特別是一個具體的工人,那才算全面。黨的歷史上,兩個工人出身的領導人,都不行,一個是向忠發,被捕后成了叛徒,一個是項英,右傾機會主義,造成“皖南事變”的大損失。簡單崇拜工人農民是不行的!  

說到人性,這其實是最基本的東西!什么是最基本、也最值得注意的人性?就是單個性和社會性,就是自私性和協作性,這兩方面統一在每個正常人的身上,就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什么是不同的階級?不就是因為社會經濟地位不同嗎?所以就斗起來了,都想自己好,進一步的是想自己這個階級好,都想上升,這就是自私;一個人,一個階級,太自私了,就是不公,就會引起一定范圍內的改良或者革命。實際上,打得天下的無產階級成員,也有利益分配的問題,為此巴黎公社還特地作了著名的規定,后來得到馬克思和列寧在理論上的重視。就以你我來說,不也有了自己的利益嗎?降你的級別、減你的工資,你愿意嗎?人是社會一員,他得考慮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在社會上的生存發展。所以人性就是動力,就是社會生產力的永恒來源,你不能束縛人性,你要因勢利導,視人性為生產力,最大限度、最高水平地發揮出來,利用起來。三座大山是惡的束縛,被我們推翻了;但善就不會成為束縛嗎?善的束縛也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這時善轉為惡,遭人唾罵。農民不是最會說牢騷怪話嗎?他們對我們好心好意的合作化、公社化不滿,他們要做真正的農民,不要做公社社員。就是說,你好心好意把他們集體化起來,可是他們覺得你把他們限死了,認為是你的國家利益跟他們的個人利益有沖突。人性在控制不住自己時,有可能成為破壞力,這就需要警察、法庭、監獄。所以就連國家也是因人性而有的。列寧不是說國家是階級斗爭不可調和的產物嗎?說到底,也就是人性的產物。動物有動物性,它就沒有產生國家這個東西。理論界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好像馬克思主義就不講人性,只講階級性。把人性和階級性分離開來,而不講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這真是大錯特錯。其實人性才是根本,要尊重人性!現在思想界就是這樣混亂,連高級知識分子也是這樣,順竿兒爬!到處都有很多的混亂!地委黨校有個錢老師的課講得特別好,一講起來就頭頭是道,我講的這些,是從他那里販來的,但經過了我的消化、接受。  

他繼續說,在農村,農民的土地證還沒有在心口捂熱,小生產的積極性正準備發揮,就叫他們交土地證,入社。從合作社員,很快成了公社社員,天天只有上工下工、在大田里勞動,怎么種地、怎么經營,都成了農村各級干部的事情,而不是農民可以考慮的,農民成了單純的勞動力,他們作為一個農民的能力、活力,就閑起來了,甚至在退化,這叫做社會主義大農業。這樣大的國家,總是要求抓好糧食生產。為了糧食問題,用戶口把農民限死在農村,這不公平!農民當中多少人就被埋沒了!雖然農業形勢總的還是好的,對國家貢獻很大,農田基本建設,大中小型水利,農業科枝推廣,機械化,都有進步,城市也經常“支農”,也隔三差五從農村戶口的退伍軍人中招工,農村里的中學生考上大學也就轉為城市戶口,但整體上說,農民不能進城,土地歸集體所有,四處堵死,這樣的日子對于一個活生生的農民來說,并不美妙,是犧牲他個人服從了國家。所以也有人說,合作化以后的農民,是社會主義農奴,說得真難聽,但其中有道理啊,這個道理該怎么對待呢?  

舊社會的農民社會地位也低,但他還能跑到外面去做工、做小生意、撿垃圾,甚至有發大財、做大事的機會,現在就不行,連一點可能性也沒有了,他永遠只能是個農民。我們新社會也不能這樣把農民關死在農村里呀,你說是讓他們共同富裕,但你這樣做,太包辦代替了,他們不領情!而一個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的經濟好丑、收入高低,全在于那里的干部好不好、能干不能干。這兩級干部本人也是農民,并且他這個農民不見得比別的農民優秀,有的有了權就不得了,“農民伯伯”就在他們手下過日子,說不定家里老婆也不能自保。不是沒有弄得好的生產隊,但那總數至多只占百分之十。農民們就想,我單干可能要好一點,什么時候讓我有自由就好了。也就是說,農民想真正成為農民!所以在農村一直有農民想單干、想自由,只要有一點頭腦、有一點活力的,都會這樣想,這就被叫做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毛主席最痛恨黨內有人代表這種傾向,他認為只有在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政社合一的形式下,中國農民才有幸福生活,他是大仁政,相反的那些想法是小仁政,大的當然要勝過小的了。但對于農民來說,你讓他單干、讓他自由,他才最有積極性。  

大農業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但面對中國的實際,怎樣實現大農業?毛主席認為中國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資本主義大農業走不通,會讓多數農民受二茬罪、吃二遍苦、回到萬惡的舊社會,中國一定要實行社會主義大農業。黨內有爭論,但毛主席的意見最終獲勝。有一個叫李準的作家,寫了一篇小說,叫做《不能走那條路》,就是說農民不能走單干的路,要走集體化的路,就這樣出了名。這個作家后來又寫了小說和電影《李雙雙》,提倡集體主義精神,以此教育農民克服小私有思想。其實,這正好說明了一種不可克服的矛盾!一百部、一千部這樣的小說和電影也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現在問題是集體所有制把億萬農民限死了,生產力受束縛。農田是并到一起了,大是大了,也取得了一些農田基本建設、水利建設的進步,但美國是一個農民養活好多人,而我們是好多農民養活一個人,至今我們是農村人口占多數。這樣看來,我們的大農業,只是在形式上大,還不是真正的大。你說我們這樣堅持下去會真正大起來的,大家都學習李雙雙,學習大寨大隊那樣苦干,就會真正大起來,但這實際嗎?如果這是實際,就不要有這些電影、樹這些典型了。嚴峻的實際是集體經濟難以堅持下去,需要解放農民、解放生產力。依我看,某種意義上說,確實需要回頭走一點資本主義道路,不是“不能走那條路”,而是一定要走那條路!只不過要把彎子轉得自然一些,不是一哄而散,在我們的堅強領導下是能夠做到的。  

中外古今,天下總是有窮人!人與人不一樣。人首先就是他本人、他這一個。你窮,我不應當跟在你后面窮。即使弟兄二人也不應當這樣。哪有一個班上的學生成績都一樣的?沒有這回事,永遠也沒有!還沒聽說讓學生的學習也提倡社會主義、大辦合作化的,有哪個學生愿意?怎樣行得通?提倡一點互相幫助是可以的,捆綁一起就不對了。這個道理很簡單、很人性,也很深刻。但農民在“三級所有”之下,這人與那人,這家跟那家,都被看得一個樣,都要求一個樣。你家有個豬圈,養了一個豬,我家也有一個豬圈,也養了一個豬,這不要緊,但如果我家養了三頭豬,或者養了一個能下小豬賣錢的婆子豬,問題就來了,就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了,就有遭議論、遭打擊的危險了。這還有什么積極性?還怎么發展生產力、怎么讓經濟得到繁榮?說養豬,還只是一個簡單的比喻。總之,把農民的聰明才干,把人的積極性,也把人的自由,給束縛住、限制住了,農民、農村、農業都被管死了,不是共同富裕,而是一起綁死。  

天下哪有學校叫學生不要升級,都跟著留級生一起留級的?這樣的善,就是違背人性,就轉化為惡。可是我們對這么大的農村、這么多的農村人口、這么重要的農業,就這樣做!真正的社會主義需要社會生產力相當的發達,需要人有很高的覺悟,我聽說人家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現在的社會主義因素比我們還多呢,人家經濟發達、社會文明嘛!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不一定要以資本主義的發達為前提,這已經被革命的勝利所證明,而這樣取得勝利之后,要建設社會主義,就面臨生產力和社會狀況不發達的難題了,就要從實際出發了,光記得列寧在十月革命年代的幾句話是不夠的,光有堅定的信仰是不夠的,要按照社會發展規律辦事。  

蘭貞聽了不作聲,呼吸氣都重了起來。他說,我告訴你,主張適當地“退”一“退”的人,在中央不止一個兩個,他們都認為不論工業、農業、各行各業,本來就不該進到這樣,非退一步不能前進。總之,這個意思就比較實事求是!將來的彎子一定還是要從這里轉,我肯定舉雙手贊成!  

“合”就好,“分”就不好嗎?農民說,合牛瘦,合船漏,合養的豬子不長肉。這不就是說“合”不如“分”嗎?至少總是一種道理、一種普遍性的事實!農村里一個大隊支部書記、甚至一個生產隊長,有時就是當地一個土皇帝。他希望把全體農民管得越死越好,都聽他一個人的,讓他成了唯一的主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這實際上比從前一個地主土豪還威風。你說這是我們想要的“社會主義”嗎?不是的!農村里有了什么好處,比如國家招工,部隊招兵,當地招收一個吃公家飯的,等等,這些利益哪里分配到普通農民頭上?還不是被農村里的大小干部瓜分了?我不也打電話到那邊為農村親屬安排工作嗎?目的就是讓他們能脫離那沉重的體力勞動,能在農村的環境里活得好一點,成為鄉村里的“特殊階層”。但農民不罵嗎?罵得可兇呢,只是你我聽不到,聽到了也裝著沒聽到。社會主義是最講平等的,結果卻成了這樣的不平等,真是始料不及吧?資本主義錢狠,社會主義權狠。既然問題出在權力上,于是就不斷地整干部,另外也要求群眾愛集體、不要想單干。這兩方面加起來,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叫做思想政治領域內的社會主義革命,叫做使上層建筑不斷適應經濟基礎。我在鄉下蹲點時,也狠狠整過人。但回頭一想,何苦要這樣費勁呢?解開繩索,各奔前程,你也不能管我,我也不能管你,各人憑本事吃飯,不是省事、公平得多嗎?要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句話現在用得上。  

先把農民解放出來,讓農民自由!比如一個農民是瘸子,又無獨特知識和手藝,他在生產隊里永遠不能算是大勞力,只能拿二、三等的工分,他這個生產力,他的所有潛力,就給束縛住了,但其實他說不定是某方面的一個天才,他有創造億萬財富的可能性,有為國爭光的可能性。他需要的首先是讓他自由!解除集體所有制對他的束縛!農村里比較好的生產力,過日子認真、會種田、會做點生意、懂得把孩子送出去上學的人,往往是中農以上的人,他們是更加被束縛住了。至于富農,也是會搞經濟的,但他們在過去的運動中已經被打垮,又一直受著管制,沒有任何積極性了,一般過得比貧下中農還差,富農這個生產力實際上遭到了摧殘、摧毀,是非常可惜的。  

可以說,我們做著不少束縛生產力、破壞生產力的事情。我們總是教育農民怎樣做一個好社員,培養農民的民主意識,讓他們關心和管理好自己“三級所有”的集體,共同富裕起來。但不論你怎么好心的去弄,總的情況是,一百個生產隊,只有十個能搞得較好些,百分之九十都搞不好、很難富起來。假如我們順著人性的情況,順著落后的實際,讓人自己發展,讓有辦法的人起帶頭作用,不是自然得多、省事省力嗎?觀世音菩薩受了人間多少香火,但至今也沒有能叫天下沒有窮人!  

老是講消滅“三大差別”,講消滅貧富不均,到底從哪一頭來消滅?應當是從城市的、工人的、腦力勞動的這頭,來消滅農村的、農民的、體力勞動的這頭,而不是相反。這個道理太明白了,可是做起來相反!貧與富也是這樣,消滅差別的結果應當是大家都富以至更富,而不是相反,讓大家都窮以至更窮。其實,不管什么差別,人與人不同這個根本的差別永遠消滅不了。馬克思說共產主義社會能做到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為社會發展的前提,這就提出了一個原則,就是一個社會如果能盡可能讓個人有自由的發展,這個社會就是好的,生產力相對地就能充分發揮出來,那么對照一下,現在我們做得怎樣?像“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種東西,個人被吞沒、被限死在集體里,你讓農民有什么自由發展可言?這就是束縛生產力!  

有一百個人,每個人給他一百元,讓他們自己謀生,其中必有幾個人能憑這一百元活下去并且還能發家,也必有人兩天就把錢花光了,多數人都想把一百元漸漸變成一萬元或更多,但終歸不能個個成功。這就是人的現實。人的能力不同、機會不同,決不是一模一樣。你如果把一百個人集中起來,把他們的錢也集中起來,讓他們作為集體去謀生、過日子、求發展,這問題就復雜了,也許能行,但極有可能你操死了心,也無法把他們這個集體弄好,人心不齊嘛。干脆,還不如大家分開,其中兩天就會把錢花光的人也許會餓死,也許會犯法,但那少數人會弄出大局面,那多數人也會跟著有所上升。應當把我們的社會往這個方向上發展,這個是絕對可靠的,而且不要你去費事。打江山要代表窮人,照顧到富人,坐江山要反過來:代表富人,照顧到窮人。革命的時候講窮光榮,建設的時候就要講富光榮。人就是希望自己富,不希望自己窮,我們不能連這個社會人性也不承認。守著一個死框框是不行的,如果我說得不錯,那么就要改變所有的政策,從根子上改!也就是說,實際上我們最需要的,就是所謂的修正主義!  

   

二  

蘭貞倒抽一口冷氣,猛地抱緊了他。他說,你不要怕,我說的是真理,我是躲在家里跟你說的。黨內一直有不同意見,我們多少也聽到過一些,但好像漸漸不敢發表個人看法。總的問題其實不在于“走資”,而恰恰在于“走社”。不是嫌右了,而是嫌左了。但還是怕人要“走資”,還是強調反右,認為只有“走資”、只有右才是問題。其實一切都弄反了。所謂社會主義,按列寧的說法,還是做資本的文章,只不過是由國家來做。把資本家贖買了,由國家來做一個總的資本家。我看由國家做總的資本家,還不如由資本家做資本家,而國家做國家的事情。世界上資本主義目前還是統治的勢力,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雖然早就說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是垂死的了,但這是一個歷史大概念,實際上壽命還長著呢,還是真老虎,就連毛主席也早就說過要跟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要向資本主義學習!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就比較清楚,我們跟世界就不是緊張對立的,而是可以溝通的了。  

新民主主義在建國初期行了幾年,其中有國家沒收官僚資本所形成的社會主義成份,居于領導地位,也有城市資本主義成份和農村個體經濟成份。后來認為不能讓資本主義發展,而且要對私改造。現在,對私改造之后十年過來了,暫不去說世界發展的情況,我們僅就我們本身來看,也可以看出存在著阻礙發展的問題,這些問題總是讓我們回過頭來從根子上去找原因,是不是我們過去的新民主主義結束得早了一些,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是不是需要往回退一點?但我們忌諱談這個。我們不斷地搞政治思想運動,一味強調反資本主義,還說要支持世界革命,這樣下去恐怕不行。我看,既然說資本主義不好,既然現在的社會主義也有問題,那么還是過去的新民主主義最適合我們,那就是一個最切實的道路,相對而言,能讓每個人有自由的發展,也能跟世界有更多共同性的東西。你說人家封鎖你,但你這個樣子,人家也不好接受你呀,你得跟世界適應起來才行。  

蘭貞聽著,看樣子并不都能理解,她確實從來沒有聽他這樣宏論過,而他也好像忽然有了什么靈感似的,無限地發揮了起來,許多觀點平時也沒有明確形成,而這時卻如泉水一樣自動涌現,連自己都吃驚、都沒有準備似的。  

他繼續說,一九五三年的時候,他老人家批評“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說是“確立”不起來的,所以要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時間是十五到二十年。可是社會主義制度在一九五六年就建立起來了,真是快馬加鞭。黨內一直有人“反冒進”,說走快了走快了,而毛主席則批評說不要做小腳女人、不要潑冷水,說牛先把草吃下去,然后慢慢消化。你看,針鋒相對!那幾年呀,今天才互助組,明天就合作化,今天才合作化,明天就高級社,接著就是對私改造,消滅資產階級,一直到公社化、大躍進、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全民大煉鋼鐵、糧食高產萬斤、城鄉大辦公共食堂!日夜忙,恨不得不睡覺,群眾也熱情高漲,好像就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了。那時全黨發熱,可以說所有的人都說了許多過頭話。臨了呢,其實是失敗了,要調整。  

壓縮、降溫、調整。雖然提出反“左”傾,但還要看主流、看成績、愛護積極性,要不然有個帽子要你戴,叫做右傾機會主義!那時全國餓死的人,數字可能很大!于墩也餓死不少人,我也有了責任,因為那一片是我負責的,其實我也管不到那么細。浮夸風,強行過頭征購,又不是我一人能抵制的。那時,城里人雖然有定量供應,但餓死的人其實也不少,浮腫病,青紫病,說死就死,走著路就一頭栽下來,都是餓出來的!這幾年調整,才好了幾天,又鬧啥“文化大革命”!真不知道搞什么鬼!  

蘭貞急忙又捂住他的嘴,小點聲,你小點聲!她低聲說,我也記得一些過頭話的,已經浮夸到畝產一萬斤了,還要求土地再深翻、再多打些,說再過幾年就只要用三分之一的地種糧食了,說超過英國只要二年三年,超過美國只要七年八年就行了,還說在座的都能看到共產主義的實現。  

他看著蘭貞,問,這些話是誰說的?你怎么記得的?  

蘭貞說,我記不得誰說的了,反正是中央領導人說的,開會傳達過的,報紙也登過的,我當時也特別興奮,覺得前途真是光明,就像要親眼看到共產主義實現了。  

他說,那時全黨都熱情高漲,那時不說過頭話就跟不上,比這些話還要過頭的話也有。不僅是高級領導干部說了浮夸的話,畫家、作家、人民也浮夸,什么“劃著花生殼兒過長江”,什么“打的糧食堆上天,就著太陽吸袋煙”。浮夸的這個問題,現在大家都有認識了,都不提了。但是,如果五二年確立了新民主主義,哪里還會有五六年的對私改造、五八年的浮夸風呢?根子在這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你不聽我的,我就順著你的,這有什么奇怪!  

停了一下,他又說,土地改革以后,讓新民主主義“確立”二十年、五十年或者更長時間,有什么不可以?因為從舊中國接受下來的是一個爛攤子,工業幾乎等于零,糧食也不夠吃,通貨惡性膨脹,經濟十分混亂,人均壽命只有三十多歲。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本來就是在經濟發達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前提是資本主義發達到在自身之內再也無可發展了。“十月革命”是在經濟落后國家勝利的,打破了這個原理。但取得政權以后怎么在經濟上趕上去呢?這就必然成了大問題,就不是暴力所能解決的了。總要采取一些適合的經濟政策。在落后農業國基礎上,如何既要現代化,又要社會主義呢?中國的這個“確立新民主主義”,就是一條比較實際的路,是個創造。其實毛主席自己就寫過《新民主主義論》,可是他后來認為我們政權在手,要搞社會主義。  

蘭貞睜大了眼。  

列寧說,小資產階級每日每時大量地經常地產生著資本主義,我尋思,這不正是說出了一種基本事實嗎?說明小資產階級思想有普遍性永恒性,你不重視它,你就不行。誰不想發財啊?幾千年都是這樣,每個人都是這樣。  

中國革命之所以爆發和勝利,因為三座大山堵死了這種積極性,遭到從無產階級到資產階級多數人的痛恨,正好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俄國人鬧革命勝利的消息。但在推翻了三座大山之后呢,人們這種自然的歷史的積極性就有理由要發揮出來,其結果就是社會經濟的繁榮,但過早的、清一色的和過頭的公有制,就不符合這種歷史要求,是無產階級左派幼稚病的表現,這就喪失了良機。不錯,我們發展得是快的,速度也許全世界數一數二,真是迅速改變了國家面貌,但也許我們本來還可以更快更好啊,如果是搞新民主主義,如果得到西方的支持,就一定能更快更好。  

列寧說,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小資產階級無法獨立自主,要么擁護資本,要么擁護勞動,絕無當中道路可走。那么,我們要問,在資本主義國家是這樣,在落后的農業國里呢?是不是需要讓小資產階級,以至于民族資產階級,有個大的發展?我認為這是必然的,是符合列寧的邏輯的。  

所以,我們在農業上應當鼓勵發展中農以上的經濟,工商界應當恢復“林家鋪子”,恢復《子夜》里的那些人物,當然,也要幫助祥林嫂、阿Q、閏土、駱駝祥子這些人,我們領導的社會跟舊社會畢竟還是應當不同的嘛。如果我們本來守住“新民主主義”,并且堅決地“確立”起來。那時這個文章是好做的,現在如果回頭做,就難了,問題就多了!  

你看這個亭州市,地處蘇中,在全國也不算窮,解放前就是方圓百里的工商業中心,但解放十七年了,到今天連自來水還正在破土動工,電燈也不普及,全市只有市委一輛小汽車,還是上面分配來的一輛舊車,市委書記、市長到地區開會才用,一到晚上,亭州基本上一片黑暗,這算什么社會主義?制度上是的了,可實際上差得還遠。  

這就是落后的生產力與先進的社會制度的矛盾。其實是過去實行對私改造過頭了,現在應當倒過來實行對公改造,把一些東西改回頭,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我們要從根子上權衡一切、調整一切,恢復不同的經濟成份,使之處在互為促進互相有利的比例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清一色公有化是弄不下去的,要大踏步地“退”、“退”、“退”,直到“退夠”,要我說真心話,我理解和擁護這條路線。在平時工作中,我早就悄悄地這樣做過一些事,也沒啥妨礙嘛。  

我如果公開說我贊成這種主張,我就要被打成黨內的一個“右派分子”。這次《十六條》就好像拿著這個帽子,準備在我們這些人里找這樣的對象。黨內沒有人這樣做,就叫學生來做。進入六十年代以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論戰更加激烈,這方面的分歧是很大的。到底問題出在修正主義,還是出在教條主義?其實把我剛才說到的這些加以研究解決,就是最實際的事情,何必說許多空話?問題一定非此即彼,就沒有折中的、中間的道路可走嗎?  

蘭貞崇敬地、輕聲問他,你是先知先覺嗎?他說,要說先知先覺,“確立新民主主義”就算得上,這“確立”二字用得多好!不過,正確同時就可能是不幸。在一開始,多數人往往把真理看作謬誤,只知道教條而不知道從實際出發,可能還要加害于提出真理的人,就是報紙上說的“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蘭貞害怕地說,我們級別不夠,我們不考慮那些大問題,讓上面去考慮、去爭論吧,我們既不當“左派”,也不當“右派”,我們不說話,到最后再看。  

他說,是的,我們沒有資格考慮這些大問題,但上面的斗爭,總的還是能聽到一點的。比如毛主席以前說,“想翻案的人不少,認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們搞的這一套將來統統要翻,”還說,“黨內有人聽說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就舒服得很,說赫魯曉夫是對的,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你看,從大約十年前說的這些話,透露出上層內部的斗爭一直有多么激烈?證明我們平時偶爾從竊竊私語中聽到的一些東西不是空穴來風。現在矛盾這樣公開,《炮打司令部》也出來了,等于公開宣布在黨中央里另有一個司令部。這是真的嗎?可能是真的,應當是真的,我就認為是真的,但這樣公開出來,把中央的蓋子掀了開來,驚天動地,這樣做對嗎?  

蘭貞緊張地抱住了他。他說,老人家這回是走了極端,情況好像倒是他被壓抑好久,現在沖出來寫大字報“造反”,豁出來了。全黨一邊服從著,一邊也就疑惑著,真有必要這樣做嗎?問題到底在哪里、應當怎么解決?要全黨的干部像大中學生這樣聞風而動,怎么可能呢?干部的頭腦總要冷靜一點復雜一點,我們是能體會和猜測到分歧的一些來龍去脈的。  

我剛才說的這些東西,大中學生的多數、甚至全體,是一點兒、半點兒也不懂的,他們單純、無知、狂熱,是最幼稚的“左派”,而少數早熟青年,是有個人野心,他們是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青年在思想上容易信仰教條主義的、極端的東西,喜歡夸大南斯拉夫資本主義復辟呀、蘇聯變修啊這些可怕的事情,好像他們去考察過的一樣,好像只有他們才為紅色江山的前途命運擔憂,其實他們什么也不知道,只是跟在《九評》后面起哄。  

南斯拉夫、蘇聯人民都是傻瓜嗎?不是說不干涉內政嗎?如果人家果真變成什么樣了,那也自有人家的道理。對于人民而言,是一樣過日子,說不定還過得好些。  

這些,我們在班子里私人之間,是不好隨便議論的,各人自己心里去分析形勢。上層內部發生這么大的事情,我們基層怎么辦?《通知》和《十六條》上批評“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接連三個“很不”,說明著大多數,也說明著毛主席對于黨內的思想情況很清楚,但他要用學生來推動、改變這種情況,使我們能轉變三個“很不”。《十六條》上說,要使群眾、使年青一代,得到鍛煉。我們各層各級呢,做年輕一代的活靶子!  

也只有學生,還有一些青年工人,才會感到莫大的興奮,像吃了什么興奮劑一樣。他們想不到毛主席能這樣讓他們參與國家大事,乖乖,哪百年哪千年有過這樣大的“自由,民主”啊!簡直給了特殊政治待遇似的!  

鬧市委的時候,許多家長要把孩子拉回去,他們根本不相信天下真會有這種“自由、民主”,他們是知道有“反右派”、“秋后算賬”這么回事的。確實,一些人到時哭也來不及!《通知》和《十六條》當然沒有說算賬的事,但我們作為具體的各級政權,對這個帳不算不行。一定要狠狠算,記一輩子的賬,以后才沒人敢亂來。  

讓他們來鬧這么大的“革命”,他們能鬧出什么來?又能討到什么好?這根本就不是群眾運動,而是對群眾不負責任。古代把我們稱為“牧民者”,把群眾比作羊群。那么羊群的實惠是什么?是綠色的草原、清清的河水、安靜的日子,而不是被驅趕著奔啊奔,奔向美麗的海市蜃樓,那其實是一滴水一棵草都沒有的沙漠、戈壁!  

蘭貞敬佩地看了他一眼,聽他說下去。他說,誰都無限崇拜他老人家。但回顧起來,對社會主義的問題,上面確實有過很原則的分歧。至少縣團以上的人都知道,十年前有個“八大”的《決議》,我昨天在辦公室特地把原文找出來細細看,我剛才說那么多,其實都沒有離開黨的這個決議所提出的問題。有一段最為經典,我一字一字背得出來:  

   

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你看,十年前的一九五六年就這樣說了。真正是經典啊。先用了兩個“已經是”,指出國內主要矛盾是什么,其中最關鍵的是指出“落后的農業國”這樣的現實,你想建立“先進的工業國”,就應當考慮與此相適應的途徑,而不是不切實際、操之過急。但這是從遠處、從幾年前說來的,其中意思隱含不露。接下來一句話是“這一矛盾的實質”,這就把前面兩句話并成了這樣一句高度概括的話,拉到一九五六年的當前來說,“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已經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情況下……”。這其實是在說,假如我國尚未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呢?那么,幾年之前的“這一矛盾”,在那時,本來是有另外的更好的解決辦法的,就是“確立新民主主義”啊,只可惜沒有那樣做,而發生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情況”。至此,就對這種“情況”在理論上做了一個不總結的總結,作了不清算的清算,作了不回答的回答,也作了不是伏筆的伏筆。但沒有停留在這種總結、清算、回答和伏筆上,而是顧全大局,從“已經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現實出發,委曲求全來想辦法,這辦法就是努力發展生產力!“落后的生產力”是明明白白的事實,“先進的制度”是一種委婉的說法而已,實際上不言而喻在說:既然生產力這么落后,你制度這么“先進”,不是太超前了嗎?既然超前,還“先進”什么呢?但事情已經做了,又不能不說“先進”,所以就把現實的主要的矛盾,概括為“先進的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不言而喻,面對這一主要矛盾,就應當把制度“退”下來,但沒有說“退”,不好這樣說,只好強調問題的另一面:發展生產力,這才是我們的主要工作,而不是相反地來做所謂鞏固制度的事情,比如不適當地強調階級斗爭、道路斗爭、意識形態斗爭、黨內斗爭,等等!  

你看,多么強有力的邏輯,多么外柔內剛,多么清醒,又是多么高度概括,指出了正確方向、正確道路,也暗示了正確的策略,勝過千言萬語!這樣繞了大圈子,堅持了真理,而又不傷和氣,真是了不起,真是費了苦心,多么高的政治水平、語言水平!從根子上來說,主張確實不同!但也不是不可調和的,因為都是要把國家搞好嘛。全黨要真正能在這個基礎上統一到現在就好了。  

蘭貞說,好像是你分析的這么回事。他說,確實就是這么回事!老人家當時也沒反對,可能還很欣賞,但后來在八屆三中全會上作《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說,“八大”《決議》關于主要矛盾的這個提法是不對的。于是他提出了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把問題又扳回頭了。  

他這樣提,客觀上是赫魯曉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東歐發生了匈牙利事件,西方的反共高潮,使他重新考慮國內主要矛盾的問題。也不是說毛主席就不關心搞建設,只是這一改就把務實放到了第二位,把務虛放到了第一位,或者說是要用務虛領導務實,二者是大不一樣的!  

到現在已經十年,在主要矛盾的提法上誰也不敢再改回去。“八大”以后,“九大”到現在也不召開,就是說,不再討論這個問題了。我們一邊搞建設,一邊就要記著那個“虛”的東西,防著不要犯“走資本主義”的錯誤。  

老是有計劃與市場的爭論,好像按計劃發展就是好的,就是社會主義,按市場調節就是壞的,就是資本主義,在理論上不通,在實踐上不可行!社會主義的概念和內涵被弄得很混亂、很狹窄。老是有“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矛盾。批判“利潤掛帥”、“物質刺激”、“專家治廠”,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批判“合二而一”,批判壞電影壞小說壞戲劇。批個不停,這也不行,那也不是,弄得手腳放不開,大家神經緊張,既好像清楚,又覺得糊涂,一切僵化了。務虛就這樣完全妨礙了務實。  

人們越來越覺得應該把腦筋把力氣用在按照“八大”《決議》的指引,搞好經濟建設上!一邊搞建設,一邊必然還要對所謂“先進制度”做些調整,也就是“退”。  

可是六一、六二年以來天天強調階級斗爭。其實地主資產階級不是早就被剝奪或者贖買了生產資料嗎?他們不成其為剝削階級了。后來又提出思想政治戰線上的階級斗爭。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去年社教《二十三條》提出了要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現在又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黨內有《通知》,黨外有《十六條》,還是說要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階級斗爭就這樣真的斗到黨內來了。  

林彪用他的軍事術語加油添醋說思想戰線永遠不停火!你說,這日子怎么過?井崗山、延安軍事共產主義的一套,巴黎公社絕對平均主義的一套,當時適合,一時產生很大力量,但不能照搬到正常社會中來,不能靠那種方法、照那種樣子,來要求和建設這么大的國家、管這么多的人口。首先在黨內就通不過。要真的照中央5月中旬批轉下來的《五•七指示》過日子,誰都會感到太緊張、太刻板、沒意思。那是半軍事化的社會,只能用于一時,不能用于長久。我就不愿意過那種生活!  

老人家已經七十三歲,他在的時候要統一于他的認識,讓他占上風,他認為只有他是對的,他想得最遠、最周到,別人都跟不上。但“萬歲”之后呢?過去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好像老人家會老是像照片上那個樣子活到永遠似的,讓人感到心里踏實。但自然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世界上天天都有出生和死亡,即使小小亭州醫院,也每天都有生有死。可是我們往往就不去考慮,好像我們會永遠活下去、不會有死的一天,其實每個人都有那一天。  

老人家老是擔心黨和國家的命運前途,說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他在《九評》中提出了接班人五條標準。他老是在想,如果他眼睛一閉,共產黨打來的天下,是否變成資產階級的天下?共產黨會不會起什么演變?他成天在想這個,他強調得太過份了。黨內不能這樣斗下去。但現在看來,這個斗爭已經公開化、社會化了,不斗出一個結果來,就不會結束,黨內黨外混戰一場!  

他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一九六五年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講了中央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提出的問題總是這樣怕人。但我們一般人聽到這些話也很難往深處想。現在他下了大決心,要創造一種革命的新階段。  

他以前說過,不怕幾十萬群眾上街,蔣介石就是我們發動群眾把他斗垮的。現在,真的這樣鬧起“大革命”來了,發動群眾進攻各級黨組織,說是“經過運動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還要經過運動“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那么,這兩個方面加起來,從干部到群眾,不是人人都先要扒層皮再說嗎?我看,這將會成為最大的現實問題。運動才開展四個月,這不都看到了嗎?你斗我,我斗你。我們運動初期的一套被停止了,說是不能把矛頭指向群眾;現在反過來,《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給學生打氣,矛頭指到各級干部頭上,叫做“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  

但我們決不能被這樣牽著鼻子走、不能任其泛濫!到最后,我看一切就要倒過來了,還是由我們跟他們算賬,要查一查大學生中學生,還有大中小學教師,還有各行各業的人員,看看他們在運動中的表現如何,哪些人可以劃為新的右派分子反黨分子壞分子。運動就會這樣輪流地斗爭下來,達到“大團圓”。  

無論從哪方面看,總的來說,到最后,吃虧的只能是這些青年人,而不是我們。我們已經冷眼看出了他們的結局,他們呢,還正在起勁、正在像肥皂泡一樣膨脹,終將破滅!從現在開始,正常的日子已經過不成了,中學生沒有大學上,大學生誤了學業、誤了分配、誤了戀愛和結婚。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過去,到他們要考慮切身問題的時候,他們就會沒勁了,到時有一天他們也會說,不鬧了,停止吧,讓我們上學、讓我們工作、讓我們談對象忙結婚吧!到大家都感到過不下去的時候,運動也就結束,再也不想他斗你、你斗他、斗爭不止了。事情就將這樣,從正面走向反面,肯定的走向否定,否定的走向肯定。我心里真有這個預感、有這種預見。  

蘭貞輕輕抱緊他的腰。他說,我也許永遠都不能看得清,即使我看清了也不能起什么作用,我的地位只不過是縣團級。現在我們市委,就像“維持會”一樣,維持住一方的太平,不要讓我們管著的這一小塊地方亂得不可收拾,就是對國家的負責,也是對他老人家的負責。我怎能放手發動群眾來反對我們自己?我要放手發動群眾來和這個運動做斗爭。我們這是保衛黨、保衛無產階級專政。如果全國都讓“假左派、真右派”得了勢,那不是完了嗎?矛盾總有兩面,不可能把我們這一面取消掉,對這個運動,我們不能無所作為。我們是基層政權的實際工作者,我們天天面對的是很具體的社會實際,不能天真,不能麻痹大意,不能頭掉了還不知怎么掉的!  

蘭貞不由得抓住他的臂膀,說,你這些話永遠不要對外面的人說。他摟住蘭貞的腰,把頭點點,說,曉得,我們有我們的策略。  

他問,兒子睡了嗎?蘭貞說,還在練字,老先生要求他的,早晚練字,白天作畫。  

他聽了不吱聲。兒子二十歲,高中三年級,本來應當上大學去,但文化大革命來了,中央決定高校推遲半年招生,發表了社論,說要“徹底改革教育制度”,但怎么改革也沒說具體。北京“女一中”學生強烈要求廢除舊的高考入學制度,北京“四中”全體師生響應這個革命倡議,認為高中畢業生要先到工農兵當中去鍛煉,取得工農兵給予的“畢業證書”。還有上海六十一中的、長沙一中的高三畢業班學生控訴舊的升學制度,要求取消高考,好像都吃錯藥、發了瘋。高考這就停下來了,全國大中學校師生都投入了文化大革命。  

從六月算起,運動已經有了四個月,一切都超乎原來的想象,再有兩個月又將如何?能結束嗎?一旦結束,這些高中畢業生怎么辦?怎樣組織他們到工農兵當中去?大學怎樣招生?教育怎樣改革?這些都得等待中央的指示。但毛主席正在天安門廣場一次又一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百萬革命小將,小將們高呼他萬歲,他高呼“人民萬歲”,高考這件具體事情看來是遙遙無期了。  

兒子宗真性格內向。運動剛開始是“破四舊”,他們市一中最早“殺”出校門,首當其沖是把學校后面一座古廟破壞殆盡,造成了古代文化遺產的嚴重損失。宗真跟在一群學生后面去破“福音堂”的“四舊”,里面空空的,原先墻上的耶穌雕像沒有了,張貼著一張毛主席畫像,所以也就沒有什么可“破”,后來意外地在屋角上發現了一堆書,于是幾個人就各取所需,宗真取的是一本《芥子園畫譜》,就帶回家里照著作起畫來。蘭貞發現這孩子作得挺認真,說,“四舊”不管怎么“破”,將來總還是要文化的。不如找個畫家教他吧。他說,你想兒子成名成家呀?郭沫若都說了,他寫的書都要燒掉,他也要到越南前線向美帝國主義扔手榴彈。蘭貞說,郭老這么大年紀了,說這些話做什么?難道有人逼著他這樣說嗎?是的,他心里也不覺得郭老這些話說得對,倒可以當作故意說的反話。他就托人暗地里找到了一位老先生,六十多歲,因為歷史問題而受著管制,長期以來沒有生活著落,但在亭州,山水畫方面沒有超過他的了。宗真就每天到老先生家里去接受些指導,回來就一個人關在房間里用功,進步很快,臥室墻上貼了幾張臨摹的山水,像是那么回事了。他跟民政局招呼了一下,暗中將老先生作為老藝人給了一份生活補貼,每個月二十四元。這孩子在書畫上可能會有點出息。不過這并不是做父親的希望。他希望將來安排兒子做金融、外貿方面的工作。但將來的事情還是將來再說吧,現在這樣度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時光,從各方面說,還是比較有利的。  

正想到這里,女兒宗靜卻來長途了,從北京打回來的。蘭貞拿著電話聽里面嘰嘰呱呱說了好多。蘭貞問要不要爸爸跟你說話?里面不知說了一句什么,蘭貞叮囑了安全,要她趕緊回來,就把電話擱了。蘭貞說,她們今天見到毛主席了,天安門廣場有上百萬人,她距離毛主席很近,看得很清楚。大家舉著《毛主席語錄》本,不停地喊著“毛主席萬歲”,把嗓子都喊啞了。人向前走時腳都不用沾地,整個人潮往前往后地涌,像波浪像潮水一樣。她們一起去的都沖散了,但最后都回到了住處,不曾有被踏傷的,只是腳上鞋子有掉了一只的,有兩只都掉了的。同去的帶隊老師上街去給大家買了鞋子襪子。說廣場上收集到的“臭咸魚”用大卡車裝,也無法去揀找。她說有好多話要回來跟你說,所以電話里就節約了。  

他不由得笑了起來,好像看見了女兒調皮可愛的笑臉,并且想起了正睡在床上的六歲的小女兒宗欣。他心有余悸說,丫頭才十四歲,要是跌倒了,成千上萬的人踩過來……。蘭貞說,還好,她們沒有聽說有損失,組織工作做得是好的。想到女兒竟然見到了毛主席,他心頭不覺一熱,眼睛都濕潤了……  

他說,對毛主席的樸素階級感情,不光是工人有、農民有、學生有,我們也有啊!這是他老人家第四次接見紅衛兵。他是放出哪吒來鬧海,放出孫悟空來鬧天宮呢!讓我們挨鬧!我敢說,老人家在發動這場運動之前,是有安全布置的。  

蘭貞倒抽冷氣,小聲問:安全布置,真的嗎?他說,當然啦,而且我有根據。剛才告訴你的5月16日《通知》上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你說,這情況怕人不怕人?這些話是寫發給全黨全軍的,每一個字都是值得掂量的。為什么他接見紅衛兵時,穿上了軍裝?要從這段話去理解!他對形勢既然有這樣的估計,卻不作一定布置,豈不是紙上談兵、打草驚蛇?孔子早就說過,“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你說,5月16日《通知》上說的這些,是杯弓蛇影呢,還是情況確鑿呢?  

蘭貞顫抖著勸他,不說這些了,我聽著都怕。  

他說,這個《通知》的一開頭就說了一件事,說中央決定撤銷一個叫“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的文件,說這個文件在沒有得到毛主席同意的情況下,采取極不正當手段,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忙發到全黨。中央在《通知》里向全黨說出中央內部這樣的事情,可見斗爭真是很激烈!《通知》的內容就是對這個“提綱”的十點批判,并且要求把這個“提綱”跟《通知》一起發到縣委以上展開討論。這個“提綱”過去我們是收到的,那時哪里想到這個文件毛主席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況?斗爭真是很復雜!  

蘭貞顫抖著說,我們聽毛主席的話,我們無限相信毛主席,我們對毛主席的感情跟全國人民一樣比海深、比山高,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反對誰。你跟楊書記一起把亭州的運動處理好,太太平平的到結束,就是忠于毛主席,就是對黨負責。  

蘭貞幾乎是大聲說了這些,就撲在他的懷里,啜泣一聲,哭了起來,身子顫抖著,處在一種特別的恐懼之中。他心里亂紛紛的,鼻子一酸,眼睛也濕潤了。  

可是,亭州小城的運動,卻也不是那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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