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很冷，僵著，好像隨時都會下雪。從軍管會方向依然每天準時傳來軍號聲，這個吹號人的情況，從姜順堂所言可知，軍管會已經掌握，叫申恩梅，印刷廠的切紙工。他不禁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就是樹上到底有幾只鳥，山上到底有幾只猴，已經在嚴密監視之下。其實，就是劉克成他們整個的情況，又何嘗不一直在一種嚴密注視之下？從“文革”以來的情況看，此中之術非讀書人所可知。但劉克成他們，對軍管會的動向，卻也是拿眼睛看著的，只是有點大而化之，有點看不分明，并且自驚自亂的。一個普通戰士進了農機廠，就被他們弄成了很大的一個事情。劉克成他們作為頭頭，至少是做了群眾情緒的尾巴，如果他們能冷靜處理，控制住群眾，也就不會弄成了一個事件。劉克成他們與軍管會，雙方需要某種溝通，雖然距離雙方走到一起來還有一段路程，還不知道會發生什么樣的事情，但終歸是要在某種方式之下走到一起來的，那時運動就“收”起來了。
為了蘭貞的拜托，他出發到農校去。
農校在亭州城的西北郊，叫做麒麟灣的地方，至于為什么叫麒麟灣，民間故事自可說出一套云里霧里的東西來。從大路下來，踏上長長的河邊小路，那小路約寬一米，逶迤走一段路，就到了農校門口。有兩個站崗的工人，戴著紅袖章，上面是“指揮部”三個大字。顯然，不得允許，是不能進門的。他們不認識他，在他說明情況之后，一個人進去報告，一個人依然在門口把守關口。過了不算短的時間，他看到趙家琪從里面走來，看到了他，喊著向他走來。門口的工人見了這情況，就放他進去了。他也向趙家琪走去，見了面，握起手來。進去報告情況的工人從他們身邊走過，依然到門口去執勤。
趙家琪說，想不到是你來了。
他說，我也想不到你在這里。
他跟著趙家琪往里走。學校里到處荒草枯黃，在冷風中搖曳，顯出些荒涼，但試驗田里的麥子卻長得好好的。
趙家琪說，農校的學生多數來自農村，都回去了，他們基本上沒有參加“文革”。目前正好也是寒假期間，老師們也回去了，他們倒是把麥子種下去走的。我們就趁這時候，把“指揮部”設在這里。
進了趙家琪的辦公室，坐下來，他問，你在這里主持工作嗎？趙家琪告訴他，全市“好派”開了會，決定聯合起來，成立“十大總部指揮部”，以統一行動。這個“指揮部”其實在“一月風暴”時就有，為奪權斗爭服務，但后來陳安國他們鬧分裂，中斷了。這一中斷，就是十個月，也可以說就是一年的時間。現在我們是恢復了它的工作。“指揮部”把舊市委常委集中到這里來學習，讓他們轉變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這樣為下一步實現“三結合”作準備，這個工作讓我在這里負責。我每天同常委們在一起，他們很有意思，各個人性格都不一樣，楊敬堯是個非常幽默的人，宗進庭也很會說滑稽的話，哈哈。
他問趙家琪，我記得你以前說過，你好像對參加“三結合”不感興趣，你是想急流勇退的。趙家琪說，對，我現在還是這個想法。不過，既然身不由己，那就只能慢慢來，我就幫助做點工作吧，主持這個常委學習班，很對我的胃口，別的事我就不管了。他問，難道你認為你們“好派”單方面這樣做，是可以的嗎？趙家琪說，這叫“大禮不辭小讓”。我們把常委集中起來學習《毛選》和“文革”以來中央的有關文件，讓他們進一步改變不正確認識，但我們并沒有讓常委們學習我們的大字報，所以雖然是我們單方面做的這事，其學習內容并不是單方面的，目的也不是的。我們已經向軍管會，也向“屁派”方面，就這個事情，發出了《情況通報》，歡迎軍管會來加強領導，歡迎“屁派”來共同參與，我們只不過先行一步，先著手做起來，這總是可以的吧？如果我們向常委們公開或私下說過一句要他們支持我們的話，我們負全部的責任。我們這樣做，正是為了跳出派性斗爭，抓住大方向，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部署。
他說，你說這番話，我可以假設你是真心誠意的，但社會對這事情的看法，是不是也跟你們一樣？中間群眾，大約也不會像你說的這樣來理解你們。你們這樣做，說得不客氣，可以比作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有的劫奪皇上，有的劫奪公卿，都想控制朝廷。“三結合”肯定是在“大聯合”基礎上的“三結合”，你們“好派”各總部首先實現“大聯合”是可以的，但這還不算全市兩派的“大聯合”，這個道理也顯而易見。在這種情況下，你們單方面把常委弄來，不管你說得多么好，做得多么周到，也很難自圓其說。好在你們畢竟向軍管會向另一派發出了《通報》，如果軍管會跟你們就這個事情商談，我建議你們抓住這個機會，走上比較主動的方向，不要這樣讓自己陷入被動。“戰略”正確，大於“戰術”正確，否則，效果適得其反。這方面的教訓已經夠深的了。這是我的一番忠告，我想你是聽得進去的。
趙家琪說，你說的我都理解，我跟你是一致的。但是，我無力扭轉我們內部的主要傾向。總的來說，只好順著。內部不能分裂起來。但我是有我自己的看法和主張的，也總是把我的意見擺出來的。好比從前黨內幾次機會主義路線佔了上風，但是持正確意見的一方，也只有少數服從多數，組織上不能鬧分裂。“鵲湖事件”之后，你記得嗎，討論時，學生林集提出讓劉克成劉濟武引咎退出中心組，但沒有能通過。當時我雖然沒有發言，但心里就同意林集的提議。然而，我也感覺到，那是很難實行的。劉克成的威信和影響這么大，我們不能那樣做，也做不到。林集的提議不可能被通過，如果硬要通過，就對“工紅”的大局不利。所以我當時沒有說話。現在我還是這樣的，明知這樣做有些問題，但無法反對這樣做，而且這樣做畢竟有對的一面。我盡可能做些拾遺補缺、加以完善的工作，比如，給軍管會和“屁派”發出《通報》，做出高姿態，主意就是我出的，《通報》也是我起草的。如果軍管會和“屁派”有了反應，我們當然就會有相應的對策，也許最后就是這樣曲折地實現大聯合，走向三結合。
他說，我說的你能理解，你說的我也能理解。反正前面的大方向現在是很明確了，要真正扭轉被動，就要站得高一些看問題，要不然，不但不能扭轉被動，還會造成新的被動，就跟比賽一樣，所剩時間不多了，一定要在終點時間到來之前，趕緊做得正確一些，得分多一些，而不能再失分了。在我看來，你們還在繼續失分。老革命尚且不能吃老本，何況是你們呢？老造反的牌子，不能自然地讓你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你們每每感到受壓，感到悲觀失望，最反感、也最擔心“秋后算賬”，那你們就更應當冷靜，再也不能盲動，不能授人以柄。即使從現在起一切都做得正確，可能也已經比較遲了，說到這裡，可能就要悲觀失望，但沒有辦法，群眾運動就這個水平，在某種意義上，能這樣已經不錯了。
趙家琪握住他的手，說，非常感謝你這番肺腑之言，我一定要在中心組會上把這些話跟大家說說。作為我個人，內心是很想急流勇退的。情況就像在大海上同乘一條船，本要到達一個很好的地方，但觸了幾次礁，船好像要不行了，然而我不能一個人棄船求生。
趙家琪言罷，拿眼睛看著他。他點點頭。
他看到趙家琪桌上是一份一個月之前的報紙，上面是“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的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他說，你在看這篇大文章啊？趙家琪說，剛才又看了一遍，感到要能親身去考察一下蘇聯，就好了。這篇文章，跟《九評》一致，說的是蘇聯上面變修、下面復辟的事情。我們這么多群眾積極投身“文革”，到底有多大自覺性？我發覺，自覺性還是有的，這個自覺性，主要就是因為聽了看了中央的這些社論、文章，而這些社論、文章，當然代表了毛主席的思想。但因為大家沒有到蘇聯去看過，身邊資本主義復辟的事情好像只能說是萌芽和可能性，所以對“文革”的斗爭意義，在認識上也有朦朧不清的一面。對“文革”有個說法，叫做大演習，演習就是針對假想中的情況作出反應。但是，從“文革”開展一年半以來看，我覺得也不完全是演習，有些真的情況還是出來了。“文革”就像火力偵察似的，偵察出了暗堡地道密如蛛網，里面藏兵無數，還有許多敵兵就藏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這個斗爭將是沒完沒了的事情，一切只能是相對的。運動確實只能是“不斷革命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哈哈，走著瞧吧。
他要趙家琪送他到里面去看望宗進庭。
他首先向宗進庭說明，是蘭貞讓他來看看情況的。聽到他的話，老宗暗暗放下了抑制不住的一種油然而起的警覺和對立情緒，有所放松，友好一笑，說，我在這里很好，總之比坐牢好得多。
趙家琪抽身離開，說，你們談。
宗進庭略低聲說，造反派現在不但不斗我們，反而對我們很友好了。你說滑稽不滑稽？當然，過去我們是“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而且還要鎮壓群眾運動。那時我們確實很難認錯。但現在我們痛痛快快的愿意認錯了，幾個常委都是這個態度。我們身上的官僚主義思想受到了沖擊，得到了改造，感覺上輕松多了，真是決心“重新做人”啊。如果不搞這場運動，讓我們就那樣下去，我們肯定會跟修正主義跑。
他說，現在你們都是這樣的認識的嗎？感覺不一樣了？
宗進庭說，不一樣，不一樣，現在感覺真是不一樣。以前是脫離群眾，高高在上嘛，現在是跟群眾靠得這么近，接受群眾的教育。真是想不到，簡直像做夢一樣。
宗進庭的認識好到他不敢相信的程度。他不覺就說起了相反的話，他說，但是群眾運動的錯誤還是很多的。老宗說，當然當然，這是難免的嘛，群眾嘛。黨的歷史上，高級干部那么有水平，還犯了那么多嚴重錯誤，造成極大損失，何況群眾運動呢？過去我們就是光看到群眾運動中問題的一面，所以很不理解，對立情緒很大。現在理解了。現在接觸這些群眾頭頭，發覺他們都是很好的，而且很有水平，又這么年輕，我們應當從心里感到高興。
宗進庭這么一味說好，他倒不知道該說什么了。但老宗沒有必要跟他說假話，他又不是“工紅”的密探，而老宗這些話，也不像是假話，如果沒有一定體會，是說不出來的。至少，也屬於一時的真話吧。
他也就不談這個話題了，說，你有什么話要我帶給你夫人？是不是讓她來看你一下？
老宗說，沒有沒有，不要不要。我們在這里蠻好，幾個人集中在一起，一點也不苦悶，有說有笑的。從前正常工作的時候，這樣成天的集中在一起的機會也不多。自從“沖垮資反路線”以來，幾個常委如鳥獸散，我坐了牢，我們幾個也是多時不會了，有這個機會聚在一起也難得，伙食又安排得好。叫蘭貞不要來，不要來打擾。現在這情況，造反派恨不能把心掏給我們，叫她放心吧。
最后一句大實話，讓他對老宗剛才所有的話的真實性都不再懷疑，他告別老宗，回到前面的辦公室。
趙家琪問，談得怎樣？他說，談得很好，他們現在認識不一樣了，對你們的印象也有所改變。趙家琪說，他們以前把我們想象成青面獠牙，是對革命的恐懼，現在要解放他們、請他們重新上臺，兌現那個“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他們對這場運動才算放了心，情緒也不一樣了。這樣一轉變，就好像豁然開通。但是，
但是什么？
他們的思想根子還潛藏在頭腦里，蘇修特權階層的一套，他們是樂意的，換了我，也樂意。至于害怕群眾運動，要讓群眾規規矩矩的，我們有幾千年的傳統，他們當然也是喜歡的。群眾如果不是有自己的群眾組織，一盤散沙，對他們就毫無辦法。《十六條》專門立了第九條，意思就是要讓“文革”中產生的這些群眾組織，在一定形式之下變成長期的常設的，而不是“文革”一結束就簡單解散。
他聽了心中一驚，真對這個年輕的工人頭頭有些佩服。看來，現實仍是不能樂觀的，某種對立的嚴峻性依然存在。
雖然蘭貞所委托的這趟使命是圓滿完成了，他離開農校時，心中卻染上了一層陰郁。河風冷冷吹來，河水泛著慘白的顏色，冬日的陰云像層層厚重灰黑的大棉胎一樣把天空捂得密不透風。他奮力地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以讓自己能夠超越和輕松一些。
晚上，他和喬麗到宗進庭家中，把農校里的情況告訴蘭貞，讓她放心。宗進庭家三個孩子，一男二女，讓人看了覺得高興和羨慕。老大宗真是高三學生，發育良好，將會大有作為的樣子，老二宗靜是初中學生，不但生得美，而且精靈精靈的，老三宗欣還小，但也到上小學的年齡了。
回家之后，他找出《十六條》，看那第九條是怎樣寫的。
　　“無產階級同過去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斗爭需要經歷很長的時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于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于工礦企業、街道、農村。”
這條內容的意思，確如趙家琪所言，體現了一種深邃的意圖。但能否實現呢？從現實情況看，困難仍是很大，即使形式上實現了，能否如同設想的能“長期”起作用，還是很難說。至少說，它是存在“演變”為“當權派”的“馴服工具”的可能性的。但群眾現在的現實的斗爭，正是為了實現這種合理的東西。第九條所體現的精神，是掌握了群眾的，也為群眾所掌握了。宗進庭現在的一些正確認識，也就是一定程度上對這一方面已經有所認識。可是，宗進庭也為達到目前的正確認識而付出了痛苦的代價。會否有一天僅記著這痛苦，而又否定了這一認識呢？因為，老宗們又將是“當權派”了。這簡直是一個無法可解的大矛盾啊。深海高天一樣智慧的毛主席難道會看不到這一點嗎？
想來想去，毛主席是在這兩個前提下提出第九條的：“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所以，只要這兩個前提是存在的，第九條就是合理的、可以成為現實的。毛主席之所以要、之所以能發動文化大革命，前提也在於這兩條“根本的原理”。這就是毛主席的“語境”。要不然，就是“英雄史觀”、純屬毛主席的“個人行為”。不，不是這樣的。他忽然發現，舉世公認的偉人毛主席，卻是一個多麼單純的人啊！
一九六八年元旦兩報一刊社論發表后的第三天，即元月三日，亭州發生了“文革”以來，除“鵲湖事件”之外，最大的武斗事件，這就是亭州電機廠事件。事情的起因，真是“風起于青蘋之末”：
下午，劉莊生產隊草堆起火，打電話到市消防隊，但等到消防隊的車子開來，兩個大草堆已經燒光了，社員們一個冬天的燒草就成了問題。憤恨之下，有人說郵政局是“工紅”的，接轉電話不及時，所以消防隊來晚了。一言之下，于是聚起百十人打上街來。劉莊就在亭州電機廠后面，廠隊關系密切，既然電機廠是“屁派”，則他們也就是“屁派”，所以就帶著這股派性，不問三七二十一，直奔郵政局而來。鐵匠做官，打上前去，把郵政局的營業廳砸得不輕。街上到處是“工紅”的游兵散勇，及時發現這一情況，立即聚涌而來許多的工人學生，就跟農民發生爭吵、一定程度的武斗。農民說他們的人被打傷了，就近涌到中醫院來，主要是幾個人外表皮膚受傷，門診醫生給他們進行了消毒、包扎處理。但他們要求住院。醫生說這情況不需要住院。于是又在醫院里鬧起來，說中醫院也是“好派”的，不給他們治療。把中醫院又砸了一通，然后上街游行，呼喊“打倒牛鬼蛇神”，還有“打倒野心家劉克成”。街上有幾個學生就跟他們辯論，結果被他們帶走了，一共是五個人，其中就有林集。劉克成得到這一情況，就調集工人隊伍，開赴劉莊，要去救出五個學生。
袁醫生善治痔瘡，他去做手術，農民砸醫院時，他在病房里，聽到了亂嚷嚷的動靜，就聽說了情況。
袁醫生說，“文革”這樣子，是搞不下去了。他說，所以中央一再要“收”嘛。你看元旦社論，還是這個意思。袁醫生說，社論題為《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我是一點勝利的感覺也沒有，更不要說是全面勝利了。你看劉莊的農民，他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文化大革命呢？如果我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受到了這種洗禮，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我身上是勝利了，就好比打了預防針一樣。如果我根本無動于衷，甚至我根本就反對，那么在我身上就沒有勝利，甚至還造成了我這個頑固的反對派。但當然，開展了，與沒有開展，是很不同的。假如沒有開展，我們頭腦里就沒有什麼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這些概念，也不知道當起來造反會是什麼情況，會有什么樣的人來跟你做對立面，斗爭會嚴重和殘酷到什么程度，這些都將毫無所知，真是要過得很糊涂。“文革”確實改變了全國人民的思想，哪怕是一個頑固反對的人，他的思想也跟以前不一樣了，他如果要走“文革”所反對的道路，就得有所考慮，他的綱領和行動至少要打些折扣。這也許就是所謂勝利吧。
他說，這么大的一場運動，肯定要給歷史打上自己的烙印，而且是深深的烙印。從社論看，現在實際上是說運動要逐漸向經濟建設轉移。你看它所說五個部份，第一部份是說要辦學習班，這是提出解決兩派問題的方法，把兩派頭頭找在一起，坐下來學習，要不然，你在東，他在西，自行其是，到哪一天才能實現大聯合？這一著棋，真是厲害。第二部份，是大批判，大聯合，“斗批改”，正確對待干部，這幾項內容，最后有個落腳點，就是正確對待干部。干部恢復工作了，你兩派還鬧什么？這一著，也很厲害。第三部份，說是要整頓黨的組織，其實是要恢復基層各級黨組織的正常活動。這么一恢復，一切權力就歸黨組織了，你兩派群眾組織就更加不要鬧了。一個是干部恢復工作，一個是黨組織恢復正常，這兩條加在一起，天下大定。不管你是造反的，還是保皇的，你們群眾就不要鬧了。第三部份里面還有一項，就是清除叛徒、特務、頑固不化走資派出黨。這個也不是你們群眾的事情，是黨內的事、組織上的事。你看，這么三條，就像捆妖索似的，從天上往下一拋，再咋樣的魔頭還不乖乖的束手就范？不要多久，運動肯定能“收”起來。社論最后兩條，就是擁軍愛民和抓革命促生產。這么五個部份，把當前的工作抓住了。其中還專門說到要吸收你們這樣的人入黨呢。
袁醫生說，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從亭州看，這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既然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重新工作，黨組織就是由他們來恢復正常活動的，他們能發展我們這些人入黨嗎？在我們中醫院里，我雖然只是運動初期領頭一呼，寫了一張大字報，沖垮了資反路線的一套，我后來也沒有其它什么造反行動，但是我被推為頭頭，后來全衛生系統的造反派也推我為頭頭，我感到我被放到火盆上了，我時時感到雖然我沒有具體得罪過醫院的衛生局的哪一個干部，但是我得罪了他們全體，他們一定非常恨我。社論里說，“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這句話說得是不錯，但是要靠具體的層層級級的黨組織來執行，它會把我們當成“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嗎？我一點也不抱這樣的希望，那是不可能的。
他聽了也只有無言。
現在，武斗好像更嚴重了。袁醫生憂心忡忡說。
他不禁有點憤然說，這叫做回光返照，或者也可以說是垂死掙扎，好比李逵參加賭博，到最后就有點急起來，做起損害自己名譽的事。他們距離中央的要求太遠了。
袁醫生笑道，確實是恨鐵不成鋼。想不到在某種意義上，我們被視為政治賭徒了，但我參加“文革”至今，并無這種賭博、投機的思想，不單是我，就多數的人而言，也都是真誠的。
他說，我知道，在許多人心中，是有許多虔誠的認真的東西的，一年多來的斗爭，也不是沒有意義的，起碼，過去的“出身論、血統論”，“上級就是黨的化身”，這些都沖破了，提倡獨立思考、“造反有理”，這都是對人的精神的解放，這樣下去，每個人都關心國家大事，富有國家主人翁的意識，國家就強大，因為它的人民是精神獨立、健全、強大的，不是只顧自己鼻尖下一塊的庸人。但那些精神枷鎖、庸人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我們每個人都會有一點。“保守派”雖然在組織上垮了，但保守力量之大，也真是讓歷史領教到了一回。“文革”稱得上是新中國以來的一次對舊思想的大沖擊。
袁醫生說，你說的我都同意，但我感到，所謂“革命”，高潮已經過去，即將完全過去，走向低潮、退潮，以至消失。
他說，我接著你的“所謂”，要來個“但是”。群眾在“文革”中能在很大程度上沖擊了那些舊的思想、新的專制枷鎖，雖然以上面有毛主席的號召和支持為前提，但畢竟群眾是勇敢地親身參加進來的。另外，毛主席也是需要群眾基礎的。有清華北大的許多師生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然后才有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才有《十六條》；但有了這些“皇恩浩蕩”，如果師生們一個也不敢起來了，還是不行。我們亭州雖小，也重復了北京的這種情況。一切就這樣發動起來，這樣“鬧”起來的。
袁醫生鏡片后面的眼睛濕潤起來，說，其實劉克成他們心中壓抑得很，某種程度上真是有點后悔，雖不愿轉身一變去當保皇派，退一步做個逍遙派還是可以的，但又逍遙不起來了，確實有點騎虎難下。“文革”中，我主要還是做我的醫生，但在思想上精神上，我的感受是很深的。我們將成為悲劇人物，底層的小小的悲劇人物，而悲劇的意義卻與歷史聯在一起。但另一面，悲劇的我們在精神上被提升了無數倍，這是從前的我們所不可能得到的。應當說，就連最膽小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一些。只有那些拒絕得到、而且加以詛咒的人們，才沒有這樣的體會。而他們，才是真正可悲的！我們并沒有白白地參加這場運動，我們不應當后悔，我們不在乎自己今后的處境。哈哈，我們也成為踹了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的狂人了。當然，另外的一些人，會收獲另外的思想成果。所以，“文革”會有結束的一天，而兩種思想精神的斗爭，仍然會繼續下去。我真是感到有些累了，因為渺小的我們只有百年之身啊。簡直是惡夢！
袁醫生說到這里，摘下眼鏡，用手帕拭淚。
他眼睛濕潤著，說，我完全理解和贊成你的話。
他似乎睡了一覺，似乎聽到外面有些聲音，他起來，站到窗前，看到前面屋子里燈光耀眼，人影幢幢，好像有什么事。他走過去看看。室外很冷，氣溫又下降了。于是看到很多的人，有工人，還有學生，神情緊張、興奮。他看到袁醫生在張羅著，他走到袁醫生身邊，問：在忙什么事？袁醫生簡潔地說，跟我來。他就跟著進了一間大屋子，袁醫生關了門，雖然沒有鎖，但外面的人也就自覺地不進來。屋子里的情況是在做手術，而且有四個人正在接受手術治療，分別躺在四張病床上，每個人身邊都有幾個醫生護士在忙著，他們穿著白大褂，戴著白布帽，蒙著白口罩。他湊近一看，原來是在給手做手術。那手像豬蹄爪被完全剖開、張了開來，腫脹得很大，醫生正在對里面做清理。筋、肉、骨，白生生的，歷歷在目，可以說跟剖開的豬蹄爪是一模一樣。他簡直不敢看。但好奇心讓他又到另外一個病床那里去。同樣如此，又是一只手像豬蹄爪一樣被完全剖開而且張開，白生生的腫脹得很大，也正在被清理著，最后勢必是要給縫合起來，至于還能不能復原本來的手的形象和功能，就不知道了。他把四張床的情況都看了，都是一樣。他忍受著震驚和惡心，走出了屋子。
他看到坐在一旁悶頭抽煙的郭德明，就問情況。郭德明神情憂郁，旁邊人又多，似不好說。他就把郭德明領到他的病房里，問發生了什么事情？郭德明就把他們到劉莊去所發生的情況告訴了他。說：
劉克成調集了幾百人到劉莊去救學生，我也去了，天死冷，但跑著也就不冷了。農民家家戶戶都把門關起來，好像我們是鬼子進村一樣。我們挨家挨戶查問，結果沒有找到學生。有農民說，幾個學生都關到電機廠去了。這句話提醒了我們，立即就進電機廠，也來不及繞到前面從大門進，一個個從墻上就都進去了，就像解放軍攻進敵人把守的地方一樣。夜晚廠里空空蕩蕩沒有人，加上我們到了，里面原有的人可能都嚇跑躲起來了。大家在里面到處找，結果找到了，五個學生關在一起，在食堂里面一個小屋子里。一開始進去時還不曉得，以為沒人，后來聽到“咚咚”的聲音，是有人在拿腳踢門，這才發現小屋，很隱蔽。把門砸開來，看到了學生。學生說，剛才還有人看守他們的，后來突然走了。他們感到不對頭，想到可能是我們救他們來了，就拿腳踢門，踢出響聲來，因為那個門做得很密封，憑嘴喊可能外面聽不見。就這樣把人救出來，就都撤退了。
郭德明的敘述就結束了，可是這幾個人的手是怎么回事呢？他問。
郭德明懊恨著說，問題就在這里，要不出這個問題，多好。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鄉下的小路看不清，不少人不管是路還是田，反正是往前奔。天也死冷，曠野上北風呼呼的，一下子就把身上吹冷了，趕著人一個勁往前沖。手上拿著手雷，都是華興機械廠里做出來的，還有從農機廠繳獲的那一批。有的人跌了跟頭曉得把手雷撂出去，幸好都不曾傷人，但有的人跌跟頭時，就忘掉把手雷撂出去，也有的是怕炸開來傷了前面的人，那個彈片如果炸飛到哪個人的頭上，是很危險的，所以就死死抓在手上。那東西造得不高級，有震動就爆炸，結果就把自己的手炸開來了。當時死命的喊啊，只好把他們趕緊的抬到醫院來。還好，沒有炸死人，如果把哪個炸死了，就更不好交代了。事前我反對發手雷的，又不是真的去打仗，萬一去炸死一個農民，事情就大了。我還說過一定要吸取“鵲湖”的教訓。但后來不曉得又怎么發到各人的手上了，而且個個都要，到時就亂了，控制不住。
他聽了也只有陪著嘆氣。
郭德明又補充說，郁老師，你不曉得當時就真的像打仗一樣，又是手雷爆炸聲，又是槍聲，又是喊聲，農民家家關門，群眾躲在家里真是嚇得怕呀。
他問，怎么還有槍的？
郭德明說，中央《九•五命令》下來之后，部隊的槍全還給部隊了，每支槍都有登記的，一支也不會錯。但是這之前劉克成向荷州“好派”借了大約十幾支短槍回來，這些槍還在手上，劉克成自己就有一把，他有兩個警衛員，都有槍，另外劉濟武他們幾個人都有，平時不拿出來，晚上出來開會時，都帶在身上的，劉克成也要給我一把，我不曾要，這東西是惹禍精，我認為文化大革命不需要這個東西。
郭德明給他講了這些，帶著排解不去的懊恨和幾分疲憊，回到前面去。郭德明是負責后勤的，要等那四個人的手術做好了，安排妥當了，他才能放心。
他提前一天出院了，好像要竭力從那四個人的手的可怕印象上逃離，事實上他一夜沒睡好，那炸開的手就像印在腦子里似的，老是顯現出來。出院時，他也沒有再去看那幾個不幸的人。
他在家中休息著。街上大字報論戰的情況，他可以想見，無非一方指責另一方沖打劉莊、沖打電機廠，而另一方則指責對方沖砸郵政局、中醫院、綁架五個學生，并且這是起因。他想，好在事情也就是這樣，“工紅”沒有給劉莊和電機廠造成什么重大損失，學生也救出來了，遺憾的只是那四個人的手。
令他沒有想到的是，事情還沒有這么簡單，農民又上街了，上街的人更多，不僅是劉莊的，還有馬莊的，而劉莊在西郊，馬莊在東郊。與農民一起上街游行的，還有亭州電機廠的工人，他們的口號是要嚴懲殺人兇手，聲討的內容還有“沖打國營工廠”和“破壞農業學大寨”。
告訴他這情況的，是小汪，曾經協助他給“工紅”辦報的青年工人。小汪來到他的小屋，是偶爾路過來看看他，于是給他講了外面的情況。說，死了一個農民，這個人不是西郊劉莊的，是東郊馬莊的，昨天晚上正好到劉莊會朋友。我們這邊的人沖到劉莊去，劉克成也去的，他身邊跟著兩個人，都有槍，相當于警衛員吧，其中一個叫王大頭。看到前面有兩間屋，門雖關著，門縫里有燈光，他就一槍打了過去。這家伙虧他還當過兵，做事也這么麻木。一槍打過去之后就把門一腳踢開。只見一個人坐在鋪上不動。上前一把揪住，說，下來，問你話！這一揪，才發現那個人死了，正是中了剛才的一槍。子彈穿過門，正好打中了那個人的心口。從外面大字報上說的看，那是生產隊的公房，這個人是被朋友安排在那里過夜的，想不到這樣無辜地被打死了。大字報上說我們殺害了民兵排長，這是個很重的罪名，但不管他是什么身份的人，這樣被打死總是不行的。死者家屬披麻戴孝在游行隊伍里走在最前面。
他一聽，直如一盆涼水從頭上澆下來。他問，那劉克成怎么處理這個事情的呢？小汪說，怎么處理的，我沒聽說，我看到幾個頭頭在那里唉聲嘆氣的。
他想起西方的一句名言：上帝要誰滅亡，首先讓他瘋狂。
他說，失控了，在當時的情況下，死了一個人，還算是僥幸的，死三個人都有可能。但是，你說得對，這樣打死人是不行的。這事情是太被動了。他們天天想扭轉被動，結果越來越被動。
小汪也說，是啊，五個學生被他們抓走，就應當去找軍管會出來說話，而不應當組織人馬沖打，而且是在晚上，天是又冷又黑，還帶著手雷手槍這些武器，就沒有想到會出意外的事情，真是一點腦筋也不動，“攻打鵲湖”的教訓不吸取。
他想，真是旁觀清，劉克成哪里想到他的司令部里一個普通工人比他頭腦要清醒些呢？雖然劉克成也是普通工人，但這時在“工紅”里面所處地位是領導者、決策者、指揮者。真應了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寫下過一句著名的話，叫做“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他似乎是無端地放心不下這件事，于是就主動地去找姜順堂。姜順堂對于他主動來談談，很高興。他說，你很忙吧？姜順堂說，你這就開門見山了。劉克成他不讓我們閑啊。上次跟你說的，劉克成現在一方面用所謂“控告團”靜坐軍管會，來牽制我們，另一方面到處找機會鬧事，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讓我們承認他們勢力大，應當乖乖地屈服于他們。我這句話，現在進一步得到驗證。他們把市委常委都弄去了，還給我們發來所謂《通報》，真不知道他們把自己擺在什么地位上，好像天下是由他們來主宰的。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啊哈，是他們。對我們軍管會，他們目中無人，實際上不承認我們就是目前的政權，不承認毛主席黨中央是依靠我們，團結和解決他們的。他們把自己的位置擺錯了。他們口口聲聲緊跟毛主席黨中央，這是緊跟嗎？可以說，他們已經走向反面了。但當然，他們是群眾，絕大多數人是認識問題。但他們現在不聽毛主席黨中央的號令，他們按照自己的派性行事，這是從另一種角度，從極左的角度，破壞毛主席黨中央戰略部署。但說來說去，他們還是群眾，我們只有耐心做工作。毛主席的視察講話，對他們也是苦口婆心，我們不能著急，著急了，我們就會犯錯誤，已經有過一次教訓了。但我們也不會因此就縮手縮腳。他們關于常委問題的《通報》，我們軍管會黨組研究了，當然不能跟他們來硬的，只有來軟的，就叫做因勢利導吧，我們給他們做了電話回復，肯定他們朝著大聯合三結合方向的努力，同時指出他們的大聯合的面還應當擴大，不能只是一派的大聯合，要實現全市兩派的大聯合才行，也才能實現將來的三結合，完成毛主席黨中央交給我們的重要歷史任務。你看我們這個答復如何？
他說，很好很好。
姜順堂說，當然，這只是紙上談兵、文字游戲，目前還無法拿出具體措施，我們不能去把常委從他們手上弄過來，也沒有必要立即就派軍代表什么的參加進去，這不適合。這個問題將來要在我們軍管會主持下來辦；是不是讓兩派有代表來參加，都得考慮，要請示上級。目前他們也無非是讓常委們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關于“文革”的中央文件，他們不可能對常委們說，你們將來進了三結合的領導班子，要支持我們呀，他們不好赤裸裸的這樣說，對不對？
他點頭。
姜順堂說，所以我們也不著急，隨他們去，暫且不理。問題是他們目前的情況，讓我倒很為他們擔心。我很想找劉克成談一次，看看他是不是有點瘋了。
姜順堂說著時看著他。他略微點頭，其實他已經這樣想過，不過話從姜順堂嘴里說出來，他的感覺就有些不同。
姜順堂說，我有重要情況告訴你，你暫時要給我保密，因為還沒有到解密的時候，時候未到嘛，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他靜候著，等待姜順堂把暫時不可公開的重要情況告訴他。
姜順堂說，有兩個事情，已經超出了我們所能理解和原諒的范圍，說實話，從我個人情感上，我很氣憤。第一個事情，我得到情報，或者說是秘密舉報，打農機廠時，他們所說的那個彈頭，是偽造的。
他一聽，臉熱心跳起來，因為這情況他已經是知道的了，是林集告訴他的，而他沒有對姜順堂說，似乎成了一個“同謀犯”或犯了“隱匿罪”似的。他鎮靜著，依然只當不知道這回事。
姜順堂說，不是我們派了特務，或是收買了什么人，而是他們內部有人良心發現，覺悟過來，出于正義，出于自身的考慮，暗中向我們報告了這一情況。群眾是不斷分化的嘛。
他唯有點頭。
姜順堂說，如果說這件事還夠不上犯罪，還能用派性惡性發作去理解和原諒，那么，一月三日晚上沖打劉莊和電機廠所發生的人命案件，就進一步觸犯了國法天理，就完全超出了所能理解和原諒的范圍。
他想就他所知的說，那是誤傷人命，不是故意要打死人，但從謹慎角度，他忍住沒說，只聽姜順堂說下去：
不知你聽說了沒有，但其實街上大字報已經反映出來了。電機廠“紅旗派”貼到大街上的調查報告，其實就是一份寫得很好的案情報告。那個被駁殼槍打死的農民，是東郊馬莊的一個生產隊長、民兵排長，他是到劉莊去有私事的，他與兩派斗爭沒有任何關系，他完全是無辜的。子彈確實是從門外打進去，然后擊中了這個正好坐在鋪上倚在墻上休息的農民，這可以說是誤傷人命。但是，問題在于，在中了子彈之后，有人又在傷口上扎了一刀，企圖偽造現場，造成是刀殺的假象，為以后逃避追查做伏筆。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事實上這一刀，并不能去除槍擊的痕跡。問題在于，萬一這個人在中槍之后，還有救活的可能，只要及時送到醫院就可以救活呢？他們不是把四個炸壞了手的人員及時送進了醫院嗎？為什么不能把這個誤中了槍彈的人也及時送醫院呢？哪怕救不過來，話也好說些呀。但是他們就沒有這樣做，反而是什么人趕忙又扎上一刀，以造假象。后來，果然有了謠言，說死因是“圖財害命”。你說，這是什么行為？并且，劉克成就在現場，就是他身邊的人干的，而他當時沒制止，至今一聲不吭。保護罪犯，不向我們報告。我們也可以說他是有連帶責任的，并且，現在還容許或指使寫出掩蓋事實真相的大字報，企圖蒙混過關。這是不行的！我們的法醫已經寫出了驗尸報告，在死者的脊柱骨上找到了彈頭，而死者棉襖上的彈洞雖然被刀扎時有所改變，但子彈旋轉而進的痕跡仍很明顯。還有一道程序有待以后去做，就是要得到他們在場人員手中的短槍，包括劉克成手中的，要把短槍和這顆彈頭送到上海去檢驗，看看是哪一把槍打出的子彈。然后還要問那一刀是誰扎的？案情就會全部弄清楚，就可以定案了。但現在還要耐心等待，不忙著宣布。劉克成那個警衛員，將來是以故意殺人定罪，還是以誤傷人命定罪，就要看那一刀是不是他扎的。如果是另一個人扎的，這個人也跑不掉。但我們現在不抓他們，現在不打草驚蛇，以免引起混亂，讓他們繼續表演吧。時候一到，一切都報。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遵照《十六條》“文斗”的要求去做的，不論其觀點如何，那是人民內部矛盾，凡是違反《十六條》，搞武斗打死打傷人、造成國家人民財富重大損失的，就是另一回事了。不算賬怎么行呢？算這些賬不等于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央早就有《六•六通令》，那也是必須執行的。我們沒有通過算這些賬來否定“文革”的意圖，因為這些情況有的雖然嚴重，但無損于開展“文革”運動的偉大意義嘛。只要對照中央兩報一刊元旦社論，就可以知道劉克成他們的所作所為，背離中央要求有多么的遠了。他們一直說大方向是對的，好像大方向對就能代替一切原諒一切，其實現在他們的大方向也不能說是對的了。元旦社論就是大方向，他們遵照了嗎？他們實際上是違背和對抗。他們的大方向早就不對了，不是今天開始的。總有一天他們要認識到他們對不起毛主席。他們這頭野牛，是一定要降伏下來不可的。雖然情況這樣不好，但同時也說明解決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了，不好就是好，是到采取果斷措施的時候了。
他聽著，背后沁出冷汗來，心里為劉克成他們跌足長嘆。
直到從公安局出來，回到家中，他都抑郁著，為了劉克成他們而有一股排解不去的憂愁和惋惜，同時也為那個農民感到無辜和不幸。另外，還為一切的一切感到非人力所能掌控。所謂因勢利導者，真得有天地一般的胸懷和能力啊。一種無可言說的痛苦和感慨揪著他的心。喬麗發現他神情抑郁、神思恍惚，問他，他說，街上大字報反映出來的情況不好啊。喬麗說，是的，我也聽說了。在家里，他就不再談這個事情，而喬麗也到了臨盆的日期，就要去住院生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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