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月底那天晚上，告別姜順堂，下了那座小巧的辦公樓，從公安局大門出去，外面很黑，幾無行人。臨街而居的一些百姓，在門口擱起的竹床竹榻上面睡下了，床邊還點起了蚊香。這是他們度過炎夏之夜的老習慣，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睡在外面。路燈暗暗的，且被樹蔭遮住了一些。到處顯得很安靜，夏蟲夜吟之聲也清晰可聞。白天因“文革”運動而有的喧鬧此時銷聲匿跡、全無蹤影。
明德街的職工夜校里面卻滿是人，朝南大屋里有個人在主講什么，屋里坐不下的人就都站在天井里，不顧汗腥味而擠在一起聚精會神地聽。站在后面的一個工人告訴他，那是通海的頭頭，從南京過來，路過亭州，給大家講“武漢事件”。
他無心聽這個，就在里面找人，后來看到劉克成、劉濟武等頭頭在開會，還有江進海。他本能地后退了一步，他雖有很多話想對他們說，由衷地希望他們能做得正確而不犯錯誤，卻不想像上次那樣竟然參加了他們這樣的會議。
坐在靠近門口的張大同走出來，對他說，郁老師，進來吧。他更后退一步，連說不不，這時江進海也走了出來。他說，我聽說電機廠那里出了什么事情……。張大同說，噢，那應當說是一場虛驚，但激化了矛盾。不知哪里傳來的謠言說，電機廠里面正在制造大刀長矛，為武斗做準備。當時梅有韜說，我去偵察，就騎自行車去了。后來有人報告說，梅有韜被電機廠扣押起來了。于是就有很多人涌到電機廠門口，要電機廠放人，事情就鬧了起來，我們這邊在電機廠門口簇了許多人，結果里面突然大門打開，沖出許多人來，手中有棍子，我們這邊一個支隊長的嘴唇被打豁、門牙被打掉，鮮血直流，當場昏倒在地，被送進醫院去搶救。退下了一陣，然后我們有更多的人往那里涌去，要攻打電機廠。我們一面控制局面，一面用向軍管會報告，軍管會急忙派王科長來處理。現在梅有韜已經放回來了，事情已經平息。
他問，電機廠里真的有大刀長矛嗎？張大同說，我們問了梅有韜，他說沒有看見，但里面是不是在制造，這個就不知道了，因為他被控制起來，他沒有能深入到車間里面去。
他問，梅有韜怎么被扣留在電機廠的呢？張大同說，他沒有進去，他在門口張望，結果被電機廠里的一個熟人喊了進去，這人是電機廠運動初期的一個活躍分子，在兩派分裂之前，大家都是朋友，喊他進去玩玩也很自然，并無惡意，但梅有韜說話隨便，說，我是聽說你們造大刀長矛，特地來看看的。這么一說，旁邊就有人說，他是來偵察的。情況就起了變化。梅有韜一再對他們說，你們不可以這樣扣留我，第一，我是被你們的人叫進廠里來玩玩的，第二，我并沒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你們把我扣留的時間越長，越不利，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們負責。軍管會王科長去了之后，電機廠還不肯放人，一直到宋政委打電話叫他們放人，才放了出來。
那么王科長呢？他問。張大同說，王科長是同梅有韜一起回來的，把梅有韜交給了我們，在這里喝了一杯水，談了一會兒，就回去了，剛剛才走。我們沒有對他怎么樣。外面出現大標語，矛頭指向軍管會和王科長，跟我們無關，是群眾的自發行為，我們沒有這樣布置，我們也無法阻止。
他說，我是不放心，來看看的。你們要謹慎啊！
張大同說，我們正在談這個問題，你正好來跟我們說說你的看法。就拉他進屋，江進海也推著、勸著他。他把心一橫，也就進去了。他覺得這一步跨出去，立即使他發生了一種重大的改變，有點頭暈，有點前途未卜，但這只發生在他的內心里。他為這樣重大的改變而似乎惋惜自己，卻又無可奈何，這正如他一步跨進來了，怎好立即又一步退出去呢？
新的矛盾立即就來到心頭。他想到姜順堂反正是知道他到“串聯會”來的，不至于認為他是劉克成他們一伙的。他感到因為姜順堂的這次邀見，他獲得了一種特殊的秘密的身份，雖然不是姜順堂任命的，卻是姜順堂所知道和鼓勵的，所以他在“串聯會”的出現，以至于能這樣偶然地出現在他們這樣的會議上，姜順堂是無由見怪的，更不應像“三月鎮反”那樣作為他的問題來看待。那么，他倒真的成了特務式的人物、正如他的“歷史問題”所指控的了？他終于成了一個“特務”而這就是他的命？他立即否定了這一胡思亂想，因為文化大革命有它的特殊性。他跟每一個普通群眾一樣，本來就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活動范圍，或者說也同樣擁有“文革”所特許的一份民主權利。你可以參加這一派，也可以參加那一派，還可以哪一派都不參加；你可以成立自己的群眾組織，也可以不成立自己的群眾組織；你可以被群眾擁戴為或大或小的頭頭，也可以拒絕當頭頭；你可以寫這樣那樣的大字報，也可以不寫任何大字報；你今天可以熱情地上街發表看法，跟別人辯論，明天也可以做世外之人，拿上魚竿到野外去逍遙；對姜順堂這樣的人，你也不必怕他，你對他可近亦可遠，你可以聽他的，也可以不聽他的，甚至還可以寫他的大字報；這一切全由你自己決定。你如果愿意充當特務式的人物，那也是你自己的事，姜順堂雖然沒有這樣布置，但未必不歡迎有你這樣的眼睛和耳朵，也未必不歡迎你能從中化解矛盾，關鍵是你自己是不是愿意并且抱著何種目的。但他一向憑著赤子之心，憑著對運動的理解和關注，來決定自己的行為，而并無任何的投機意識。他過多考慮的倒是自己的政治安全，他絕不是一個政治冒險家。但他也不是一個庸人，他有自己的立場觀點。無論他跟哪一方面發生多少接觸，只要他是有自己的人格自己的立場的，他就不是投機分子，他就是光明磊落的。他不做兩面派，但這不妨礙他可以為兩面做些溝通和勸說的工作。他是獨立的自由的人，他完全可以而且應該根據情況決定自己何去何從、在什么人面前說什么或不說什么。反正自“文革”以來，他要想一點也不說什么、一點也不沾不惹，是不可能的了。他想起小時候他玩烏龜，用一只腳踩在烏龜身上，另一只腳懸空，使整個身體的重量壓在烏龜身上，讓烏龜不得不把縮著的頭伸了出來。“文革”以來，他就是一只總想縮頭卻總是被外力壓迫著伸出頭來的烏龜。
但他是不會給劉克成他們打氣鼓勁的，他想給他們潑一點冷水。
他們正在熱烈談論的是“武漢事件”，說武漢的保守組織“百萬雄師”，在武漢軍區支持下，竟敢揪斗“中央文革”的代表謝富治、王力，武漢三鎮到處寫出大標語要謝富治、王力“到工農群眾中來”，要謝富治、王力“下連當兵”，這是用毛主席的話來整毛主席的人，多么惡毒。周總理化裝進入武漢，要武漢軍區承認支左工作犯了方向的路線的錯誤，要他們肯定“工總”是革命左派，是革命大聯合的核心，指出“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陳再道不但不聽周總理的指示，還對周總理不敬。七月二十日凌晨“百萬雄師”和湖北省軍區獨立師武裝大游行，沖擊東湖賓館，揪走王力，他們的口號是“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神一掃光”，他們要把造反派“掃光”，打死打傷許多的人。其時毛主席就在東湖賓館，不能排斥有少數人有意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來逼毛主席，這個性質嚴重到了極點！毛主席雖然安全轉移，但情況真是很危險。這就是武漢“七•二0事件”。現在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已經上北京做檢查去了，中央一表態，“百萬雄師”立即垮臺。北京，全國，都在聲援武漢的造反派。
他們談論著，興奮、恐懼、向往、憂慮，這一切反映在每個人的臉上，表現在他們的言談中。興奮中有著吃驚，恐懼中有著憤恨，向往中有著急躁，憂慮中有著絕望。他們在“武漢事件”中似乎看到某種希望，但某種壓力對于他們總是揮之不去。
武漢的造反派最幸福！
但人家吃的苦也大！斗爭比我們這里激烈！
中央對各地要能像武漢這樣表態就好了！
中央能表態到我們亭州這一級來嗎？
所以我們這里總是硬不爛，半生不熟，全要靠我們自己！
我們要軍管會承認“支左”犯了方向的路線的錯誤！要他們為“三月鎮反”徹底平反！要他們承認我們“文革”串聯會是革命左派，是革命大聯合的核心！軍管會應當明確表態“活畜會”是保守派！
嘿嘿，軍管會要能做到這樣，那我這會兒就回去忙結婚、準備抱孩子，“文革”沒我的事了，你們去當“核心”吧！
說最后這句話的，是趙家琪。而趙家琪說出的這話，沒有人能回答。
劉克成以某種親切的、邀請的、以至小學生一般的口氣說，郁老師也來了，請郁老師談談！
十幾個人眼睛都看住了他。他好像這才覺得這個“核心組”的人未免太多了些，但立即也就理解了，他們作為“文革”串聯會，要盡量團結不同“山頭”的人。
他來是想勸勸他們的，這時該他說了，但還未開口，就有一陣不忍之心，這倒也好，讓他沒有開門見山直指他們的弱點和可能會犯的錯誤，而是設身處地從他們造反的悲壯經歷和艱難處境說起。他說，“文革”從去年開展到現在，我們亭州，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全國造反派所經歷的，我們也都有所經歷，從當權派執行“資反路線”，到沖破這條路線，我們都經歷了，跟人家比，只是規模不同、程度不等。“一月風暴”，除了上海，真正實現“奪權”的，全國也都很少，我們這里更談不上。青海省有個趙永夫下令軍隊向造反的工人學生開槍，打死不少人，驚動中央，我們這里就沒有那么嚴重，我們是三十多個造反派被捕坐牢、游街示眾。在青海、四川那里是二月，流到我們這里是“三月鎮反”，相差一個月。剛才有人發言說到“硬不爛”，我看這種情況可能不會改變，這就是我們這里的特點，我們這里比較“文”，跟青海那種邊遠地帶不同，跟四川那種地方也不同。再從城市說，我們跟南京不好比，跟武漢不好比，我們是“縣級市”，連一所大學也沒有，亭州全市人口號稱十三萬。
說到此，人們因意識到的自愧弗如而笑了起來。他繼續說，我認為我們要防止的，反而是一種急躁情緒。就以今天電機廠的事情來說，為什么要去看人家是不是制造大刀長矛了？就是說，如果他們造了，那我們也造，我們骨里巴不得看到他們制造了，那我們就有了制造的理由。其實是我們心里想制造這些東西，以為這些東西能解決問題，能顯示我們的意志和力量，能讓對方害怕，或者就是覺得更好玩些。如果我們真有這些思想，那就會是我們走向錯誤的起點，因為這些思想超出了“文革”的含義。我們可能希望我們這里的情況也激化到武漢那樣的程度。如果是客觀發展到那一步，那也沒法阻止，但如果由我們人為地去改變“硬不爛”，那激化的責任就變成我們的了，我認為這恰恰是我們不應當犯的錯誤，叫做“左派幼稚病”。就是說，我們應當有正確的策略。為什么撕旗子這樣的事情總是出在我們這一邊呢？一些人在形勢不好時極度的灰心，在形勢好過來時極度的急躁，認為自己是響當當的“左派”，認為軍管會應當無條件支持我們，認為“屁派”應當向我們靠攏，亭州應當是我們的天下，我們就代表亭州“文革”的正確方向正確路線。我認為這種思想情緒對我們是十分有害的。這就是我們當前最主要的問題、最大的危險。
他注意到，這些話說出來很有份量、很起作用，頭頭們都聽得很入神，面色嚴峻起來，屋子里異常寂靜，在他說話間歇的時候，只有日光燈嗚嗚地響。他說，總之，根據亭州這種“硬不爛”的特點，我們要多用柔勁，有耐心，講策略，上上下下克服急躁情緒。我們不能要求軍管會、要求全市人民承認我們是左派、是核心，這一切都只應當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如果硬要人為地去爭，那就會適得其反。從“文革”初期，到“三月鎮反”，可以說，我們沒有錯，錯的不是我們，但如果我們現在這樣去爭左派、爭核心，可以說，我們就真的要犯錯誤了。報紙社論里說，最近，毛主席著重指出，必須善于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社論里還說，要奪頭腦里“私”字的權。我理解就是指的這方面，指得很準。當然，我們聽了也許有點不服氣，因為我們不是硬要當什么左派、核心，我們其實什么都不要當，我們只是為了運動后期不被“秋后算賬”，因為當了左派、做了核心，自然就不會被算賬了。
說到此，頭頭們被點破了幼稚的心理，燦然而笑。人們，包括這些頭頭們，程度不等都確有這種很幼稚的想法，而且還難以克服，因為這好像也是一種現實，它總是很嚴峻地擺在人們的面前。而且，幾千年來，好像都是這樣的，永遠都是這樣的：不是你算我的賬，就是我算你的賬，最后就看誰得天下。這些人的可憐之處在于，他們想的主要還是不被別人算賬，而不是如何給別人算賬，他們幾乎不敢想象這種優越的地位。“一月風暴”前夕，保守派一夜之間的垮臺、消失，對于他們是突如其來的，他們還沒有來得及、還不知道如何享有這一勝利，緊接著就是內部分裂和“鎮反”的到來。可以說，造反派沒有過一天好日子。他們剛才那燦然一笑的臉上，竟有著慘苦的凄涼的成份，是尤其令他心動而且心酸的。
他又想起了《荀子》說，“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進而說，“人之有斗，何哉？我甚丑之”。荀子這種說法從現實來看很欠分析，前一句話甚至顛倒了是非。但荀子對“斗”的現象的發現和議論，卻很有意思：“凡斗者，……則是己為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將以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邪？則危莫大焉”。
也就是說，只要斗起來，就沒完沒了，實際上也并并無好處。他想到這一悲劇性和歷史性的存在，他的話也就戛然而止，覺得說不下去了，乃至覺得此晚此行以及所說的話，完全多余。以后他們還說了些什么，他是怎樣從那里“散會”而去的，他都沒印象、記不得了。
那天晚上之后的一天，他還曾和江進海談過一回，是在學校解剖室那邊的小花園里。下午，江進海讓林集把他領到那里去，開口告訴他，他們準備組織學生靜坐軍管會。他立即說，我要潑你們的冷水，打你們的攔頭板，我不贊成你們做這樣的事情！他不管江進海臉上掛不住，接著說，你們替毛主席想想，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依靠就是軍隊，現在是依靠軍隊來“收”，你們用對舊市委的方法來對軍管會，怎么行？毛主席會讓你們這樣“一反到底”，四處出擊，一點也不講革命的策略性嗎？我看到傳單上周總理的話說，“政策是路線的保證”。這就是教育你們的。有一句毛主席語錄你們不是背熟了嗎：“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你現在不僅是一個普通學生，在“文革”這個特定情況下，在目前的特定時空里，你也是一個“各級領導同志”了，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呀！你們以為毛主席依靠你們就行了？你們算什么？一個“三月鎮反”，就足以讓你們偃旗歇鼓、銷聲匿跡！從運動初期到現在，每次你們被壓下去，都是毛主席解救了你們，要不是上面有毛主席，你們被打下去就打下去了，說你是反革命你一輩子就完蛋，誰也別想翻身！你們如果這樣鬧，是不會得到毛主席支持的，毛主席還要來讓你們清醒清醒！報紙上已經有這方面的話了，但你們不聽！
江進海擺出一番道理來，辯解說，中央越來越把軍隊的問題提出來了。先是五月份向全國公布去年黨內的《五•一六通知》，上面的一段話特別引人注目，就是“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一段，六月份《紅旗》社論對這一段又加以引用，《解放軍報》社論明確提出“在革命左派和保守派之間，我們要一邊倒，要堅決倒向左派一邊”，“如果大聯合不是以左派為核心，那就會把革命群眾運動引到邪路上去”。七月二十日的報紙出現了“軍內一小撮”的提法，這個提法充滿七月下旬的報紙，七月三十一日《紅旗》第十二期社論明確提出了“軍內一小撮”是斗爭大方向，并且說“歷史在飛躍，革命在前進。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漲開始了。讓我們伸開雙手，迎接階級斗爭的新的大風暴吧。”到八月五日，報紙紀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一周年，社論點出了“抓槍桿子的”人的問題，號召我們“為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司令部，創建新的功勛而奮斗”，如此等等，說明“揪軍內一小撮”就是新的斗爭大方同。聯系亭州實際，“三月鎮反”就是執行了資反路線，至于有沒有“軍內一小撮”，我們現在不能肯定，但我們針對“三月鎮反”要求軍管會向全市人民做檢討是可以的，是有理、有利、有節的。毛主席讓軍隊“介入、支左”，既是形勢需要，也是對軍隊的考驗，現在把“軍內一小撮”、把“拿槍的劉鄧路線”考驗出來了，要解決他們的問題。
他聽了真是滿肚子的氣。他說，哪怕報紙上天天說“揪軍內一小撮”，我也不相信毛主席會要你們這樣干。如果你們一定要這樣認識，那我建議你不要忙著搞靜坐，你們可以寫大字報，提出問題，可以跟軍管會有所接觸、見面、交談，何必一下子激化矛盾？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你們讀過沒有？軍隊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是什么？容許這樣對待嗎？軍隊如有問題當然也不行，但決不會要你們來幫這個忙。“文革”鬧了一年，天下大亂還可以說是表面的，而且那是亂了“中國赫魯曉夫”，如果讓你們去“揪軍內一小撮”，那就將是真正的天下大亂，毛主席一定會來制止你們！
江進海一時無語，臉上紅紅的，厚嘴唇微張著，眼神迷惘，似乎就要被他說服了。
林集插上來辯解說，歸根到底，天下穩定在于人民。他立即說，你這話歸根到底是對的，但拿到這個問題上來是不對的，你們就是人民？軍隊不是人民？前不久報紙上重新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有針對性的。兩派的矛盾，你們跟軍管會的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你們是人民，別人也是人民！你們就不會犯錯誤？你們就天生正確、永遠正確？你們說報紙上號召“新高漲、新風暴”，據我的研究，從“一月風暴”以來，中央對運動就在“收”，由于矛盾斗爭，一直“收”不起來，也就因勢利導，發展到了現在，但總的還是要“收”。《偉大的戰略措施》那篇社論說，不要把民主當做目的，不要被私字、被無政府主義思想引到邪路上去，后來還有社論說毛主席最近指出，必須善于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毛主席、林副主席一同出來接見了軍訓會議代表。軍訓誰？就是學生。就是把你們集中起來“立正、稍息”，加強紀律性，“收”你們。報紙說北京航空學院開始復課鬧革命，轉向“以學為主”。這一切，說明什么？是要“收”，還是要準備掀起“揪軍內一小撮”的“新風暴”？
林集說，郁老師你說的“收”是對的，但是，“武漢事件”把“軍內一小撮”問題提了出來，聯系前一階段的“三月鎮反”，打破了中央“收”的部署，中央要這樣“收”，他們要那樣“收”，所以現在要來解決，解決了之后才真正“收”得起來。“收”有個方向問題，不能讓他們往“資反路線”那邊“收”過去，把造反派再“收”到監牢里去，這是要讓文化大革命歸于失敗。樹欲靜而風不止，“軍內一小撮”挑起了一場新的較量。“新高漲、新風暴”的說法是鼓勵我們起來斗爭的，我們不跟上去不對。軍隊是槍桿子，但我們不能做怕死鬼啊！針對“三月鎮反”、“武漢事件”、“軍內一小撮”這樣嚴重的問題，我們只有向前，不能后退，斗爭在推動著我們！這是最后的斗爭！
江進海眼睛一亮，整個人都激動起來，說，對，這是最后的斗爭！
他說，我不敢茍同你們。我請你們慎重、慎重、第三個慎重！
江進海、林集沒有跟他具體說到何時靜坐、如何靜坐，他也沒有問他們。他雖然為他們擔著心，但他反而不關心起來。學校里的空氣一直就談不上“復課”二字，作為教員，到校不到校就無所謂了。但他也不能下鄉去，喬麗每天要到廠里上班，他不能把她一人丟在亭州。他散步到園田上時，心中一動，跟農民要了一支他們扎豆棚瓜架的竹竿，回去用廚刀略加整理，就成了一支很合手的釣魚竿，將大頭針彎過來，在酒精燈上燒了一燒，丟進水中，算是淬火，就做成了魚鉤，至于魚餌，飯米就行。他釣起魚來，也不遠，到城河邊上找個地方站下來把竿子向河面上伸出去，城市里的一切就遠離了。他釣了不少的大鯽魚回家，做成了雪白的魚湯，異常鮮美，看著喬麗喝下去，心里特別得到安慰。人們真呆呀，為什么想不到去釣魚呢？
一天下午，他到井上胣了魚，收拾乾凈，提了一桶水回家，在路口遇到久違的史宏。史宏從自行車上下來，幫他拎了水，跟他進了屋，立即也就發現了魚竿，判斷說，郁老師，這魚是你自己釣的呀？他說，在城河里釣的，好釣得很，釣了八條，就回來了。胣了四條，養了四條。他揭開蓋著的盆，里面的活魚潑拉拉孓動，濺出水來，急忙又蓋上。史宏見了也快樂天真地笑了起來。他請史宏坐下，泡了茶，史宏沒有拒絕，看來有心跟他談談。他說，好久不見你了。
史宏說，我都有些不好意思見你了。他問，何故？史宏說，“文革”以來，我已經兩次到看守所去接你出來，想不到你又第三次被關進去。你第三次出來，我們不知道，即使事先知道，好像也不怎么好去迎接你。情況真是越來越復雜。其實“文革”跟你有多大關系？為什么一再牽涉到你？過去是不穿軍裝的人，后來是穿軍裝的人，眼光不約而同落在了你的身上，把你當作某一種象征。但事情既然這樣發生了，就有它發生的道理。這個道理我們是不想承認的，但它一定有根深蒂固性，所以才一再地頑強地表現出來。運動這么艱難復雜，好像觸犯了什么不能觸犯的東西，誰也不能觸犯它。也許只能順著它。這個“它”，是什么？看不見摸不著。它就是最強大的存在，好像自古以來它就存在著，真正主宰歷史的是它，它有時會被壓下去，終究還是要翻上來。所以我產生了許多的疑問，我內心里有著很大的動搖。
他聽著，這其實正是史宏的自供狀，他不好說什么，把話題岔開，問，這些時，你讀什么書？
史宏說，碰巧發現了一本從前的論文集，連封面也沒有，里面的文章倒是全的，是談近代史的，有好多人的文章，其中最主要是胡繩的，他提出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的說法。我把那些文章一篇一篇的看下來，等于把中國近代史重新認識一遍，產生了一些感想。我最大的感想是：革命雖然會發生，但做人應當保守。保守些對社會對自己都好，而革命的東西，最終是站不住腳的，只能一時起推動的作用，而且對社會的破壞性很大，隨后就要退出歷史舞臺，讓給務實的方面。一個人為什么要冒殺頭坐牢的危險去革命呢？這不正常。如果既不想當革命先鋒，又不想保守，最好的就是折中主義，就是“中庸之道”。
他聽了真是暗驚。他聽史宏說下去：
“文革”以來，即使一個普通學生，其實也一直處在這兩種思想的矛盾中。長輩的、有社會經驗的人，一般總是勸我們“安穩些”，不要出去“造反”，最好是呆在家里，而我們自己總是受著革命精神的感召、鼓舞，好像歷史的重任就擔我們肩上，我們應當赴湯蹈火在所不惜。這個思想怎么就灌注在我們頭腦中的？總之不是我們出生時帶來的。從戴起紅領巾的那天，我們就告別童年，成為革命者以至于立志做革命家了。
說到此，史宏自嘲自諷自愧地一笑，而他卻沒有笑，他覺得對這種教育是不應當褻瀆的。
史宏說，太平天國的那些為頭的人，我給他們算了一下歲數，都是二十上下的人，最小的是陳玉成，參加起義時才十四歲，石達開是二十歲。楊秀清、李秀成、韋昌輝、洪仁玕 ，這些人歲數稍大，但也在三十歲之內。這些情況跟現在參加“文革”的學生和工人差不多，大約也跟當年上井崗山的人差不多。金田起義時馮云山三十歲，但他組織“拜上帝會”、有三千徒眾時，才二十三歲。洪秀全起義時三十七歲，但他也是在二十多歲時形成了他的思想有了他的革命活動。這些人憑著一時豪氣起義了，跟著他們的當然都是很年輕的人。他們不過是偏僻落后之地貧苦的農民，對天下國家能懂得多少？這樣大的農民起義，這樣龐大的農民人群，一路殺來，攻城略地，對正常社會帶來的破壞和損失可想而知。雖然我們的歷史書從革命方面肯定它，給它以正義性合理性，但它對社會的破壞作用也一定是客觀存在的，只不過我們不說。相反，曾國藩就看得很準，選擇了堅決維護國家維護社會的立場，最后他勝利了，接著，他審時度勢，成了洋務運動的開拓者。要依了太平天國，我們雖然離開清朝，卻來到一個新的皇朝，而且洪秀全一下子就那么腐敗。相比之下，還是已經立國二百年以上的清朝成熟老練，也只有靠清朝來實行洋務運動。太平天國的《資政新篇》當時還停留在紙上，還比較膚淺，當時的洪秀全也不可能去實行它。金田起義雖是當時社會矛盾的反映，有其發生的必然性，但有這場起義，不如沒有這場起義，一切問題還是通過國家途徑解決比較有利。同樣如此，如果沒有康梁那把火，讓國家，也就是讓慈禧太后和張之洞去發展洋務運動，君主立憲今天不搞，明天終歸要搞，就能避免好多災難。后來又有什么義和團。袁世凱當了皇帝，君主立憲仍可能在袁世凱手上實現。可是有孫中山鬧革命，這又是比較火的，他發動起義、要建立民國，一次次失敗，很艱難，這就又把君主立憲的時機失去了。如果沒有洪秀全，沒有康梁維新，沒有義和團，沒有孫中山，一切是不是要好得多？有可能上海外灘那種洋樓比肩林立交相輝映的壯觀景象早就遍布全國了。大串聯的時候，我一馬到上海，看到了外灘，心里真震驚啊！歷史課上教給我的許多東西一下子就崩塌了，覺得一切不是那么回事，我心里甚至想：所謂崇洋媚外，其實是有道理的啊！
他等著史宏往下說，因為下面就要說到共產黨起來鬧革命是否有必要了。但史宏沒有再往下說，而且中斷得很自然。史宏這些思想，當然是不對的，竟用無師自通的保守意識，把近代史整個地做了反說，而用“國家主義”來粉飾自己，真是好本事！人的思想原來可以這樣有多種的發展方向，真像水里的魚一樣，活得很啊！
史宏不過是偶爾路過，說的是一些不著邊際的隨想，他何必認真，何必多說什么？他一笑，也“折中”地說，是的是的，歷史太復雜了，有時好像真是說不清。像你們這樣在“文革”這個活的歷史中做“勇敢的闖將”，追求歷史的真理，不容易啊！
史宏說，現在我不闖了，江進海闖到前頭去了，他們敢把斗爭矛頭指向解放軍，就在剛才，他們宣布靜坐軍管會了！已經靜坐在那里了！我確實半年之前、“一月風暴”那時就開始有點轉變，就是因為想得很多，不是老局限一個角度。我跟你郁老師說，現在我的疑問確實有些大，我們中國還沒有“修”，僅僅為了反蘇聯的“修”、防我們的“修”，就讓天下這樣大亂，是否有必要？毛主席指引的前進方向我們不應懷疑，但心里確實不敢相信問題有這么嚴重。“武漢事件”就反映了多數基本群眾，還有軍隊，思想跟不上來。你說他們保守，他們還真敢造反！這樣下去，不等到資本主義復辟，我們自己就要把自己鬧垮。太平天國的內訌真是不該！先是楊秀清逼洪秀全，后是韋昌輝殺楊秀清，接著是石達開殺韋昌輝，最后是石達開出走，內部濫殺，大傷元氣！讀書到這里，真是長嘆，怎么就不能正確一些的呢？現在我越來越理解為什么絕大多數干部從一開始就對“文革”不理解，不肯站到造反的這一邊。在我們的想象中，一切不是只要中央一句話就行的嗎？現實看來并非如此。我們從前坐在教室里哪里能曉得情況可以是這樣的？我們是一下子被拖到非常非常現實的現實中來了！現在越來越看出干部們整體上采用的是陽奉陰違的辦法，替他們想一想，他們不這樣又能哪樣呢？不是說大民主嗎？我們有造反的民主權利，他們也有他們的民主權利呀！可是我們就沒有想到問題的這一面。中央也打算“見好就收”，可是“收”不起來！軍隊一出場，對于“文革”，跟干部一樣，也是“很不理解”。他們是槍桿子，一出手就不得了！江進海他們跟著社會上的一些人對軍管會的“三月鎮反”不依不饒，這樣下去怎么行？運動既然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還是保守一些比較好吧？總之問題的復雜性越來越顯示了出來，而造反派如果仍然想得很簡單，那是不行的，所以我確實越來越轉向保守了。“一月風暴”之前，當保守派是不對的，現在當保守派是對的，而且現在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無所謂保守派了。社會應當盡快轉入經濟建設！
史宏所說確實是比較現實的。他不由得十分敬畏。相比之下，江進海、林集他們就顯得“不成熟”了，他們的激進和勇敢，反而有點“僵硬”。然而，史宏那種混亂的歷史觀，他卻未必喜愛和同意。

二
他從史宏嘴里知道江進海果然領著學生隊伍靜坐了軍管會，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著急和失望，只恨無力拎著江進海的耳朵，讓他叫學生從軍管會立即撤出、回到學校里來。
史宏談了一會也就走了，他送史宏到路口，望著史宏騎著自行車遠去的背影，心中油然而生一種敬畏。這敬畏在某種意義上也來自《九評》，其中有關于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很著名的一段話，包括五個“他們必須是”，即五條標準，而方法呢，說得很明確：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斗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的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考察和識別干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
這“五條標準”，其實是毛主席親筆所寫，已經選進《毛主席語錄》，在“干部”這一章。
文化大革命果然就這樣做、這樣付諸實踐了。毛主席不是用暢游長江以身作則做了一個形象鮮明的象征嗎？而且扣住“大風大浪”這四個字，說了那一大段精彩的話，成了鼓舞青年投身這場運動的一個直接的偉大的號召。真有心心相通、上下呼應之勢，說明在一代青年整體的思想上，是認同了接班人的標準和“大風大浪”這一說法的。
這么多學生、青年工人如此踴躍積極投身文化大革命，雖不能說他們個個都想爭當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尤其不能說他們個個都想以后做領導干部，但“要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確實是對他們全體的一種呼喚，是他們必須擔當起來的莊嚴的歷史責任。他們戴紅領巾的時期受的是革命傳統教育，而到了戴團徽的年齡，又加上“反修防修”教育，兩年前他們讀過《九評》，他們實際上是帶著這樣的思想基礎、精神準備，迎接了這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滿腔熱誠、無比自豪，在一定程度上充滿歷史的自覺意識，奮不顧身撲進了“大風大浪”之中。然而，這場“大風大浪”的復雜和艱危，他們真是始料不及，他們幾乎是毫無政治經驗的，于是迷惘和動搖、分化和重組，他們都在“鍛煉成長”，至于“成長”到哪個方向上去，看來會是因人、因勢而異的了。然而從《十六條》看，對于這“大風在浪”里可能有的一切，卻是早在料算之中而胸有成竹的，多么深厚博大，令人敬畏！
他獨自嘆息著，搖著頭，從他所接觸到的工人學生領袖的政治水平來看，他覺得不容樂觀，遠遠夠不到《十六條》的要求，一切是前景難測而又無可奈何。他的心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固執地牽掛著江進海他們，似乎很想到軍管會那里去看看。但他立即打消了這種念頭，決定不到那個他極不贊成的、并且讓他擔著心的場合去。他驚奇地發覺他的心一時靜如止水，要不是天已下午，要不是已經釣了不少魚，他還是會拿起魚竿到城河邊上去，力求讓自己進入一種“出世間”的境界。
劉鎮琛來了。多時不見，來得正好。劉鎮琛說他才從軍管會門口來的，學生靜坐在中山塔里面的道路上，門口擠滿群眾，里面也有一些，他擠進去看時，正發生一件可怕的事情：一個學生（朝陽初中的）要降下旗桿上的國旗，已經解開繩子、降下了一點點，旁邊一些群眾立即很好心很著急地大聲叫了起來：不能！這時江進海正好走來，問那學生想做什么？那學生說，想把“總部”的旗子扎在國旗下面再一起升上去。其實那學生也明白群眾為什么向他說“不能”，也正在猶豫著，但似乎仍想堅持自己的做法，以說明他本無不好的動機。這是要用堅持錯誤來辯白動機的“正確”，這時必須有人對他下果斷的命令才行。江進海起到了這個作用，堅決地說，不行！把國旗升好！那學生立即就把國旗升好，惶愧地拿了“總部”的旗子走了。這旗子立即出現在中山塔二樓窗戶上，迎著大街，位置倒也恰當。這個小同學當時的真實意圖，大家當然都知道，但那樣做是不行的，會發生各種誤解，會引來作為“反革命事件”而加以攻擊，確實是太危險了！
他聽了只覺得憋不過氣來，那小同學確實差點犯下大錯、釀成大禍，到時再怎么辯白其動機也無用！就這情況，以后的污蔑、攻擊，一定還是難免……
他長嘆一聲，把頭搖搖。他問劉鎮琛，你怎么到那個是非之地去的？劉鎮琛說，按理我是不去的，現在我好像跟你一樣，也是所謂有“歷史問題”的人了，但正好路過，看到群眾多，心想擠在群眾里看一眼也不要緊，我不說話、不表態，一看就走，誰來注意我？想不到正好看到這情況，倒為他們捏了一把汗。你認為他們靜坐會勝利嗎？
他反問劉鎮琛：什么叫勝利？勝利就是勝利嗎？
劉鎮琛說，是的，我也覺得從根本上說，勝利很渺茫。絕對意志是無法實現的，現在造反的人就好像抱著一種絕對意志。我感到社會上已經產生厭倦心理，我也有。我一個人躺在鋪上想，運動什么時候結束啊？讓我們考大學，或者走上工作崗位拿到工資吧。我考大學是沒有希望的，出身不好，現在又成了坐過牢的人，大學里何必一定要錄取我這樣的人？一看到這種檔案就會丟到一邊去。其實，早點參加工作也好。我看不少在我們前面畢業出去的，不管初中高中的，進廠以后就有一種腳踏實地走上生活的樣子。如果要學習，要成名成家，就“自學成才”，華羅庚高爾基就是最好的榜樣。從報紙上看，中央早就要“收”了，這個運動讓你們有這么點兒意思就行了，就像演習一樣，如果當真這么大弄特弄，就過份了，國家還沒有到那個地步嘛！當真到那個地步，那就是另一回事！但只怕那時又沒有這么多人敢參加了，最重要的問題是：天安門上還會有揮手發出號召的人嗎？
劉鎮琛的口沒遮攔，有點令他吃驚，但那觀點他是贊同的。可以說，不但中央明確地要“收”，人們也都認為這次運動該“收”和要“收”了，只有劉克成江進海這些人固執著不肯“收”。他們說他們是不得已的，是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他們不肯把問題放到更大更深的范圍里考慮，他們一葉障目，不見樹木，更不見森林。就他所感所知，工人頭頭部里趙家琪張大同的意見不占上風，或者在支隊長大會上得不到贊同，因而較為正確的思想策略在他們整體上來說，顯得欠缺。他們在整體上還不能真正懂得退卻與忍讓，不懂得對立統一，不懂得事物發展有自身的客觀過程，他們確如劉鎮琛所言成了唯意志論者，其結果只怕難免整體地在堅硬的墻壁面前碰得頭破血流。至于江進海，他跟趙家琪張大同的意見一般倒是較接近，但他總是把自己擺在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位置上，所以他也不能改變工人方面的占主要地位的“左”的傾向。這次靜坐軍管會，不是為了學校的或學生的事情，而是為了社會上的“三月鎮反”，要抓住這一點在整體上打個什么翻身仗似的，這就是以學生的運動自覺配合了工人的運動，成了整個造反派的無形的總體計劃的一部份。
劉鎮琛又說，我也觀察過江進海那幾個人，感到他們是革命的浪漫主義者，同時又是悲劇英雄，好像抱定了要用自己的犧牲與毀滅，去迎接一種最人民最平等的新世紀，或者說是為之奮斗。雖然令人敬佩，但在客觀上，他們的理想雖好雖有理，卻是不可能實現的，至少不可能像他們所想的在一個早上就實現。現在，結局就連最普通的人也已經看出來了：一切將適得其反！也許，歷史需要的就是他們的犧牲，或者說是一代人的犧牲，包括我在內，只是犧牲的情況不同！
劉鎮琛離開了，劉鎮琛最后所說的話卻久久壓抑在他的心上。作為一個特殊的旁觀者，這孩子的思想觸角也有點特殊了。
他的心雖然牽掛著正在靜坐軍管會的學生，但他幾乎做到了不去想，只當沒有那回事似的，他像上班一樣按時到達城河邊上的一個偏僻之處，隱身樹叢蒲葦之中，伸出他的簡陋的釣竿。遠處煙水微茫，近處獨釣清波，確實是可以將身外的世界暫時地忘掉的。
姜順堂又派人來請他去。時間是晚上九點多，走的依然是那條神秘的小巷，從后門進了公安局。
老漁翁，老漁翁，哈哈哈！
姜順堂握著他的手就開起了玩笑。幸而他并非像電影上似的借垂釣搞什么見不得人的活動，要不然會被姜順堂的譏諷把膽嚇破的。但畢竟感到自己的生活好像受到了監視，心頭為之黯然。
下午我就派人到你家去找你，鄰居大媽說，郁老師釣魚去了，要到晚才回家。所以我曉得你做了老漁翁。我也是喜歡釣魚的，等有了空，換上便衣，跟你一塊兒去。吃魚沒有取魚樂嘛，哈哈哈，這是人類永恒的樂趣永恒的樂趣！
姜順堂用這些話及時拂去了他心頭的陰影，而且做得不著痕跡。一切不管是有意無意，他都沒有介意的理由了，他也就讓自己的心情放松下來。
老郁，假如這會兒我們能談談“釣魚經”，那是多好！但現在談不起來，你的學生正在靜坐軍管會，你雖然釣魚去了，你的心未必不牽掛著那些學生，你一定是為他們擔心著急的，可是你無能為力，他們現在聽不進不同的意見，他們受著“左”的思潮的影響，是一種極“左”，他們正在犯錯誤，可是他們揪住我們的錯誤不放，拿這個來說明他們是正確的，這是以一種錯誤來反對另一種錯誤，而犯下真正的更大的錯誤。你雖然無能為力，但你還是應該盡你的努力，因為江進海他們對你是很敬重的，你至少可以向他們表明你的態度，這樣有利于他們能冷靜下來。
他說，事前我已經向他們表明了我的態度，我是反對他們靜坐軍管會的，我主張他們跟軍管會交談，不主張他們激化矛盾。
姜順堂說，好嘛，我說他們是敬重你的！你事前就勸過他們，這個我倒沒想到，但確實也應該是這樣的。你現在還可以繼續做做這方面的工作，不能丟下他們不管了。當然，現在他們是不聽任何人管的。我是說，作為他們敬重的老師，你還可以繼續勸說他們。這不是說你有特別的責任，也不是我們給你布置任務，而是說你有這個條件。你不要有顧慮，我們是理解你了解你的，你也不是為我們工作，我們都是為文化大革命為毛主席做工作。你可能還不知道，他們提出了三條要求，一是要求我們承認“三月鎮反”犯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二是要求我們在體育場召開萬人大會，給這次被捕的人和被取締的造反派組織公開平反；三是要求我們在這個大會上向全市人民作深刻檢查。我跟你說老實話，這三條，我們一條也不能答應。我們認為他們靜坐軍管會是錯誤的，他們只有先撤出軍管會，我們才有跟他們談判的可能。我們如果答應他們的三條，我們就違背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我是說，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是認為經過一年來的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任務已經完成了，運動應該往回“收”了，不要把民主當做目的，不要搞無政府主義。毛主席的這個偉大戰略部署，我們是執行的，但在執行中確實做得不妥，倉促上陣嘛，也可以說是犯了錯誤，對不起毛主席黨中央，但如果有人要抓住我們這個錯誤不放，來做什麼文章，讓我們不能開展“收”的工作，讓文化大革命“收”不起來，這就不對了。所以我說他們的三條我們不能答應，他們的這個“兵臨城下”的方式，我們軍人更不能答應。這里面有個“度”，我們過了“度”，是我們錯了，他們如果過了“度”，他們也不對，我們不能讓步，不能往后退。我說的這個意思，你同意嗎？
他說，我基本同意，但學生比較單純，對形勢很難達到你這樣深的理解。姜順堂說，這就是問題所在，學生打先鋒沖在前面，又不聽勸說，總認為我們是跟“資反路線”走的，跟我們斗，要把我們斗得跟他們完全一致，我們怎么辦？我們跟他們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理解和原諒他們的沖動，吸收他們的意見，但不可能跟他們完全一致。
他問，軍管會首長接見過靜坐學生代表嗎？
姜順堂說，沒有。但我們的意見已經通過我們的接待人員告訴他們了。
他說，靜坐已經是第二天了，我認為不能這樣僵著。第一步，首長可以接見一下學生代表，傾聽他們的要求，做出一種較高的姿態；第二步，雙方派出談判人員，就他們的三條要求進入具體的商量，形成共同的認識。要相信學生也是能通情達理的。如果你們同意這兩步，我愿意去跟學生聯系，勸說他們進入這個步驟，讓他們派一個人到你這里來具體談這件事。但這以后就沒有我的事了。
姜順堂笑了一下表示對他最后一句話的理解，然后立即表態說，你這個建議好，我認為可行，那就勞駕你去找學生頭頭談一下，讓他們先派個代表到我這里來商量解決的步驟，現在就可以來。你這就去，我呢，也立即把這個情況向首長報告。
就這樣，在對立著的軍管會和學生之間，他充當了一回說客和信使。雖是夜晚，中山塔附近盡是人，有的從中山塔里出來，有的進中山塔里去，有的就站在路邊上搖著芭蕉扇談論著觀望著。突然，頭上半空里有高音喇叭響了起來，是一個女學生的聲音，用很不錯的普通話莊嚴說：“現在播送中共中央《關于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
他吃了一驚。這個《決議》，他沒聽說過，他聽了一遍，是一九五九年的決議，八年前的，不知為何現在拿出來播放。他穿過人群，進了中山塔。里面盡是學生，秩序井然坐在地上，廣播里關于彭德懷決議的播音，正好起了給學生助威的作用，他們真是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還跟彭德懷元帥這樣的大人物發生了這樣的聯系，不覺被一種又緊張又有趣的心情抓住了，“文革”以來早已不止一次發生這樣的情況，在具體說明著他們這樣“斗爭”是意義重大的，是在直接參與著國家大事。他往里找去，終于找到“指揮部”，日光燈亮著，里面有一些學生，播音員看上去是一個初中女生。滿頭汗水的江進海卻在他身后出現，“郁老師，你找我？”
他和江進海站到旁邊樹影下，他問，你們下面怎么打算？江進海說，軍管會領導人至今不出來，只來過兩個科長，他們不承認“三月鎮反”犯了方向的路線的錯誤，倒說我們靜坐軍管會是錯誤的，根本談不攏。我跟他們握過手，他們的手都軟得像棉花一樣，他們才是團級，就“修”得這樣了，還怎么打仗、怎么帶兵！我們決不在三條要求的立場上后退。雖然我們是擁護解放軍的，但軍管會的“三月鎮反”，還有目前對我們的這種態度，我體會到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東西，這種東西是脫離人民、跟人民對立的，認為他們可以為所欲為，而人民可以隨便對待！只要是不把人當人的地方就有革命的理由，何況是用“鎮反”對待響應毛主席號召起來關心國家大事的人民呢？他們是代表“走資派”來報復造反派的，所以一介入就像虎狼一樣撲了過來。這不是什么理解的錯誤，這在政治意識形態上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就是資產階級專政的性質。作為打過江山的人，他們變了，而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我越來越體會到“文革”的偉大，思想上政治上革命性的徹底，它的艱巨性不但不能使我們氣餒，而且更使我們意志堅定、三生有幸！
江進海的激憤言詞深深打動著他，但眼前問題不能憑這些言詞來解決。他對江進海說，你是知道的，我這個人不宜這個時候到這里來，但我還是來了，就是想在當中溝通一下，我跟姜順堂剛才有過接觸，軍管會愿意跟你們商量怎么解決問題，你們怎么談，我不參加，你們現在就可以派一個或兩個人，到公檢法軍管會里面去找姜順堂，他在那里等你們。我看你們去談一下是可以的。
江進海稍作沉思，也就答應了，并且握手表示感謝。他放了心，總算沒有遭拒，而且看來確實有這種聯絡的需要。江進海顯然立即從激憤的“革命浪漫主義”回到了現實之中，并將具體去做。作為“大風大浪”中這樣一個學生頭頭，其思想確實總是會在這二者之間來回振蕩，前者鼓舞著他的斗志，后者卻限制著他前進的步伐。
他離開是非之地，回家去了。看著喬麗疑問的眼，他把事情告訴了喬麗，他讓喬麗放心。他說，這是做好事，不是做壞事，不要怕。古代俠義之士無不以排難解紛為己任，為什么我們今天要這樣畏首畏尾呢？這是精神的倒退，是不對的。我只做了這么一點點事情，而且明天我又釣魚去了，天掉下來跟我無關。想來其實很慚愧，一個人難道應當這樣明哲保身嗎？為什么我們要自己壓抑自己？他像個演說家一樣舞動著手臂，似乎在向蒼天發問，似乎要掀翻他們的小屋。他不知道他為什么突然這樣發作起來，好像進入了尼采所說的“狄俄尼索斯”狀態。喬麗叫了他一聲，抓住他的手臂，擔心地痛苦地望著他的眼。他冷靜下來，現一苦笑，說，我們只有自己做自己的心理醫生了，不過現在人人都在痛苦，只是痛苦得不一樣。靜坐學生的痛苦是革命為什么還不能勝利？哈，這個問題多么有趣啊！你說呢？他深刻地問著喬麗，但喬麗的眼睛里含滿著淚水！
這一夜，他的睡眠竟特別地好，一覺到天亮！他真為自己驚訝。他一骨碌起身，好像要去做什么重要的事情，可是他隨即讓這種感覺放松了下來。他服侍喬麗吃了早飯去上班，然后把家里稍作收拾，就拿起魚竿出發了。他大步地朝東走去。這一回不打算在城河里釣，而要跑得遠些。他的心中出現一個不小的池塘，四周是樹木和玉米的青紗帳，寂靜無人，水底的藍天好像凝固了一樣。走了一個小時之后，他心中的這個美景成了他眼前的現實。他坐在池塘邊休息，享受了一下大自然，或更準確地說，是經過農民的勞作而改造過的一種自然。他伸出了釣魚竿。他用的魚鉤換過了，不再是自己用大頭針做的，而是到一個在家里出售魚鉤的人那里去買的，是正規的魚鉤，那個人在家里很巧妙地用手工給魚鉤裝上錫墜。看著那帶錫墜的上了魚餌的魚鉤在明凈的水中悠然下沉，魚線上一串白色的浮子一粒一粒地沒入水中，最后留了數粒在水面上，成為他注視的目標，心中真是愜意。只要浮子出現某種動靜，他就要挺起魚竿，那時手中將有沉甸甸的感覺，以至于感到魚兒在水下的掙扎，他將把它釣出水面，釣上岸來，放進他的魚簍！
時間大約過了中午，他的收獲也不少了，不必貪心了。他收了魚竿，洗了手，坐在池邊豐茂而乾凈的草地上很從容地用餐，也就是帶來的三個燒餅和一條黃瓜，還有一個舊水壺里的冷開水。奇怪的是這舊水壺倒一直沒丟失，那還是他在江南參加農村工作隊時的用品，可以說是他個人的“革命歷史文物”。他一邊吃著，一邊聽著水邊魚簍里魚兒打出的潑喇喇的水響。用餐之后，他躺下休息，走了遠路和站著垂釣了幾個小時，使他有一種適度的疲勞。
一陣低沉的雷聲讓他醒了過來，睜眼一看，天色變了，烏云正在匯聚。他收拾東西，趕緊上路。回到城里，烏云壓頂，就像要整個地壓到地上來，要壓垮一切。正要急忙穿街而過時，大雨下來了，排山倒海一樣砸了下來，而在可怕的嘩嘩的雨聲與雨霧之中，傳來一種更為可怕的憤怒的聲音，分明是多少人跑步而來，并且有節奏地喊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路上的人們一邊貼在屋檐下躲雨，一邊都延頸朝北邊望去。只見大隊人馬在濃密的雨幕中向這邊跑近了，他們的吼聲沖破了嘩嘩的大雨聲而震撼人心。雨下得更大更瘋，無數雨鞭從天上抽打下來，抽打著屋頂，抽打著樹木，抽打著地面，抽打著這支隊伍，閃電一個接著一個，轟隆隆的雷鳴沉悶地響著，不時有驚雷“咔嚓”一聲劈了下來。但這支不屈的隊伍，在雷雨中跑得更加齊整、更加斗志昂揚了。地上快速積起的雨水流淌著，在他們腳下飛濺著。學生！學生！人們驚叫起來，這才看清這雨中的整齊而悲壯的隊伍原來全是學生，就是在軍管會靜坐的學生，他們全淋濕了，正在大雨中一邊行進一邊接受著豪雨的洗禮。他們這是到哪里去？這不是奔向南山寺嗎？那里是部隊的駐地！這是要去找部隊首長說話！人們都睜大了眼，凝神屏氣，好像知道這通常是一種歷史性的場面，應當好好盯緊，永遠地記住！
學生隊伍有一兩千人，停止了喊口號，只是嘩嘩地在雨水中齊整地跑著。大雨不斷地從天而降，好像是傾倒下來的一樣，男生女生從頭到腳早就完全濕透了，但他們對此已經全然不顧，只是堅定地跑著跑著，跑了過去。旁邊有兩個婦女互抱著放聲哭了起來。淚水不斷地從他的眼中涌出，與打在臉上的雨水流在一起。
學生們消失在茫茫雨霧中，從遠處傳來他們有節奏的口號聲，估計他們快到部隊大門口了。大雨還是還是一個勁地下著，下得空蕩蕩的街道上起著雨煙，一團一團地向著街邊屋檐下躲雨的人們撲來，無可逃躲。突然，從北邊黑壓壓地又有一支隊伍跑了過來，吼聲雄渾，是工人的隊伍，也都在大雨中全身淋濕了，人數超過學生一倍，達到四千人左右，腳步震得地動，也一直地向南跑了過去。這是去支援學生！人們這樣地說著，興奮而恐懼。
天上雷聲隆隆地響遠了，在工人過去之后，雨也漸小，陽光透出西邊的云層，形成彩霞，殘余的雨絲飄逸著在霞光里閃耀。剛才站在路邊躲雨的人們，紛紛都向南走去，是去觀看學生工人的情況到底怎么樣。
他沉重而木然地從躲雨的檐下走出，身上也幾乎濕了。他手中提著那簡陋的魚竿，拎著魚簍子，顯然與時代極不協調，足以令他慚愧得無地自容。好在他的頭上戴著一個破舊的草帽，倒給他有所遮擋，真是“破帽遮顏”，不過他無意于嘲笑剛才的學生與工人，無論如何，他們的這股精神和激情令他敬畏而不敢褻瀆。
街墻上一份破了的大字報上卻有一段他沒見過的“毛主席語錄”：
“發動一下大鳴、大放、大字報批評領導。這是一種無產階級的氣氛，共產主義的氣氛。群眾罵你一頓出口氣，并沒砍你的頭，撤你的職，這是蓬勃的戰斗的情緒。是很高的共產主義的風格。現在群眾斗爭的風格很好。我們同志之間也要提倡這種風格。”
在一個小括弧里說是“錄自一九五八年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
毛主席出語就是這樣與眾不同，站在一種至高至正的立足點上，潑辣風趣，無所拘束。他唯有敬仰與崇拜。他低了頭走自己的路。
他久久呆坐在屋里，想著剛才驚心動魄的一幕。倘若說那因為意義的某種不確定性和發生地點的偏僻渺小而夠不上“歷史性場面”，也應當客觀地說那是一切真正歷史性場面在一個小城的勇敢而完美的表現，在那些年輕的當事者的心情上應當是體會到了真正的歷史運動的意味的。
晚上，喬麗下班回家，他把雪白的鮮美的魚湯端上桌，心頭不覺叫了一聲慚愧。喬麗在路上買了一份《活葉文選》，是《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大文章：《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吃過晚飯，他立即拜讀一遍，是論證“中國赫魯曉夫”如何一貫要讓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也就是回答為什么要打倒這樣一個大人物。那些內容，對于他，是聞所未聞，對于所有的中國老百姓以至絕大多數干部，都是聞所未聞，因為過去在人們的心目中，中央的那幾個屈指可數的大人物，都毫無疑問是最擁護毛主席、最懂得毛澤東思想、最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他們是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的。但內情怎么會是現在報紙上說的這樣呢？完全打破了過去的印象。常人的頭腦真是很難理解。但現在中央的報紙這樣說了，真實情況也只能相信可能就是那樣的。一個家庭里還會有不同主張呢，只是過去沒有公開、沒有激化、捂在里面。對于從來都唯有仰視九天的普通百姓而言，有點恍然大悟，有點吃驚不小，也有點將信將疑。但老百姓哪里管得到那么高、那么大、那么深的事情？反正都曉得中國是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不對的，不管他是多么大的人物，如果確實是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那他就確實不行，那是要讓黨變修、國變色，讓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啊。這樣的人，打倒就打倒了吧，毛主席不會錯。
他有本事把自己關在屋里看了三天書，完全做到了“兩耳不聞窗外事”。至于學生沖到部隊駐地后的情況，以及更為嚴重的情況，他后來是從范公望嘴里知道的。
原來，學生冒雨沖進部隊駐地之后，工人也到了。學生在里面的操場上站成方陣，就站在大雨之中，工人則沿著圍墻站了一圈，形成的格局是包圍了部隊、支援著學生。宋政委從辦公樓里出來了，后面跟著十幾個徒手的戰士。他站到學生面前，戰士們緊貼著站在他身后，他們也立即被大雨淋透了全身。學生們熱烈鼓掌歡迎宋政委冒雨出來接見，并且高呼“毛主席萬歲，解放軍萬歲”。宋政委才說了一句“紅衛兵小將們”，就一時泣不成聲，整個操場上一片寂靜，天地間只聽見嘩嘩的雨聲。學生們為此對宋政委又報以熱烈的鼓掌。宋政委終于控制住了自己，說，紅衛兵小將們，在你們這樣的革命精神的面前，我們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承認，還有什么放不下的東西呢？同學們提出的三條，是合理的，是正義的，我代表軍管會，代表部隊黨委，全部接受！軍管會將盡快召開全市萬人大會，從方向上路線上深刻檢查“三月鎮反”的錯誤，向全市人民賠禮道歉，同全市人民一起，緊跟毛主席，緊跟黨中央，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鼓掌聲口號聲中，江進海走到前面，說，我們熱烈歡迎宋政委的表態！堅決支持宋政委的表態！說，現在，歡送首長回去休息！在學生們熱烈的鼓掌聲中，十幾個戰士緊緊護衛著宋政委，離開了現場，宋政委一邊離開一邊向學生招手致意。“解放軍萬歲、毛主席萬歲”的沖天口號聲歡送著他，同時雨聲雷聲不絕于耳。
一切達到了高潮，大雨也仿佛就在那一刻停止了，好像一切都剛好配合著起到了悲壯感人的效果。學生工人的隊伍撤出部隊后，就在外面解散了，人們各自回家，就像從電影院里散了場一樣，走在大雨停歇之后的霞光之中。這次靜坐就這樣結束了。但第二天就有消息說，宋政委在部隊內部受到批評指責，認為他不應該那樣表態。對于這種情況，造反的學生工人方面似乎并無反應，而對于軍管會何時兌現宋政委的允諾，也并無追問。究其原因，原來他們的注意力轉移了，他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街頭一份“蒯大富講話”的出現，就是這種標志。
清華大學紅衛兵司令蒯大富說，要準備跟毛主席重上井崗山！
聽到此，他問范公望，真的嗎？形勢真的嚴峻到那種程度嗎？不敢相信！范公望說，我親眼看到那份大字報，雖然并不是“串聯會”宣傳部出來的，而是“串聯會”下屬一個戰斗隊轉抄張貼的，但一樣能說明問題，而且事實就證明了這一點。
什么事實？他問。
他們搶槍了，昨天夜里，他們搶了部隊的槍，難道你一點也沒有聽說？
他真的是吃驚不小，想不到自己與現實如此脫節，真好像是做夢去了，一點也不知道出了這么大的事情。他說，這幾天我根本就沒有離家。
范公望說，我認為“革命”已經被“用盡”了！
什么意思？他問。
范公望說，“革命”，當它是社會的需要時，它必然爆發，當社會只需要一分“革命”時，你只能給它一分，但你卻一下子給出了十分，或者是把那一分“革命”維持的時間太長，這就多了，這就是“用盡”，結果呢，必將產生對“革命”的厭倦，而被“革命”批判和驅逐的東西反而受到人們的同情和歡迎，它會化個裝，借著人們的厭倦情緒卷土重來，世界就會在人心的這種集體無意識、同時又是集體有意識的演變、默許下，走向“革命”的反面。閉門不出的“公子虔”等待著的就是這種時機。“革命”終于成了“反革命”的催生婆。將來，肆無忌憚的“反革命”又會把自己“用盡”而成為“革命”的催生婆。這樣的一往一復，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就是歷史的基本形式。不管東方還是西方，人類在這個意義上，是無藥可救的。我堅持從“形式”上來觀察一切。
他領會范公望的意思，他心中悲哀地無法否定范公望說的這個道理。范公望說，造反派貼出了《聲明》，擺出他們“借槍”這一“革命行動”的理由。我們就依他們的說法，不是“搶槍”，而是“借槍”。“文革”從《十六條》看，不能說不是好事，至少站在它自身的立場上，它是義正詞嚴無懈可擊的，但一年來的“文革”運動發展到這一步，總不能說還是好事吧？所以我說“革命”現在已經被“用盡”了，或者說“革命”已經有被“用盡”的危險。
中央是不會贊成的，中央早就在“收”，但一時還“收”不起來。另外，一個巴掌拍不響，造反派總是受壓，有壓迫就有反抗，所以……。他竭力地為“革命”辯護著，或者說是做著分析，但有點吃力了。
不，歷史不這樣看，歷史是從整體上來算賬的，你既然“用盡”了“革命”，你就要遭到倒算，很簡單，“三月鎮反”就是一次倒算，但急了些、早了些，也簡單了些，所以暫時被否定了。一切還沒有結束，“革命”還繼續在“透支”，中央也制止不住，著急也沒有用，洪太尉放出了妖魔，個個都是好漢，什么白花蛇、九紋龍、豹子頭、錦毛虎、出洞蛟、花和尚，都出來了。現在，槍到了群眾手上，將會出現什么結果？這已經是常識問題！
面對范公望的嚴密邏輯，他開不得口，竟無言以對了。
我的《形式論綱》所論證、所預見、所策劃的一切，必將成為現實，這場以“反、防”為宗旨的“革命”，就是所要“反、防”的那一切的催生婆！那偉大的固然偉大，而無數渺小的也將偉大，只是不為人知，比如我，這個躲在陰暗角落里的剝削階級孝子賢孫、不才小丑！哈哈！
范公望拍著屁股，整個人像螞蚱一樣跳了起來。
他笑道，你不要把我的小屋拱翻了！
他問范公望看了報紙上《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那篇大文章沒有？里面所說的“中國赫魯曉夫”一貫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你相信嗎？
范公望說，我完全相信，絕對相信！但我以前不知道，我看了之后就完全相信、絕對相信。如果那一切不存在，如果上層從來不曾有過那些分歧，從來就沒有代表了另一種意識另一種方向的人，才是奇怪的。要知道，我說的那另一種意識另一種方向，它的事實基礎，在當今世界版圖上的面積，是絕對的大，而在我們國內，實際上也是強大的存在，并不光是有上面大人物的存在，有像我這樣躲在陰暗角落里的具體小人物的存在，而且是一種普遍的存在、習慣勢力的存在，即使在布爾什維克的血管里也每天在生長、發酵，所以最好是用“意識、方向”這兩個詞來表達。正如《九評》所正確地指出的，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是產生修正主義的國外根源，資產階級的影響，是產生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這只是說法不同，你這樣說，我那樣說，所指的事實都是同一個。說實話，我看了報紙上這篇大文章以后，心里反而覺得欣慰、覺得正常、覺得充滿希望。公布得好！總算讓我明白了！我更有信心了！那些所批判的，在我看來都是正確的，都是指引中國正確前進的燈塔之光。我十分十分地崇敬這個人！他無愧于在上層取得那樣的高位，僅僅差著一步的距離，真是可惜啊！但我仍然要請你記住《史記》上這句話：“公子虔閉門不出八年矣”！
他聽了無言。他不會接受范公望的立場觀點，但范公望不是故意瞎說，他自有其深刻性。比起來，他好像反而缺少了這么好的真正現實的感覺，因而在理解力上似乎差了許多，就像身體失去了疼痛的知覺一樣。這是為什么？失去了知覺，不是應了“頭掉了也不知道怎么掉的”這句話嗎？他感到一種軟弱和恐懼，為這種感知力知解力的缺乏，為感到范公望在智力上的強大。他似乎隱痛地還感到了一種羞愧和惋惜，為大雨中的那些奮不顧身的工人和學生們。
當天夜里，他和喬麗被外面“砰”的一聲驚醒，接著是一只狗奔逃而去的慘號。他判斷出來了，是手中有了槍的人看到夜游的狗，千百萬年來那狩獵的意識使之不由得就打了一槍，狗被打傷或者只是受驚，逃走了。喬麗也判斷到是怎么回事，“有人打槍”，說著就偎緊了他。但寂靜又籠罩了一切。這個持槍的冒失鬼大約明白這樣隨便打槍的某種危險性了吧。亭州的夜的街道幾無行人，但誤傷人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比如子彈穿過門窗打進人家屋里，那將如何呢？比如一個人正好從小巷里走出來撞在槍口上，那將如何呢？他長嘆一聲，心中為學生擔心起來，恨不得立即去問一下江進海：學生手中有槍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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