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的那幾天，他這個名叫郁平的微不足道的人，又一次經歷了自己似乎能理解、而又不能理解，雖然不能理解、卻又能夠理解的驚濤駭浪。那種主動投進歷史波濤中去的人，是多少想要去改變歷史，或是想投機其間，他們是英雄，是冒險家，總之他們樂意如此，他們的感受，跟他將不會相同。　　

張大同派一個小伙子把第一期《紅色造反報》的材料送了來。那小伙子中等以上身材，清秀、蒼白，和氣善良，但在神情態度上，有點低眉順眼、不能正視，這是出身寒門、性格卑微的形跡。離開時，小伙子低了頭走著，顯現出一種歷久的自卑和柔弱，但忽然有所努力地讓自己抬起頭來，姿態卻不很自然，身子有點固執地歪著前行，也就走遠了。他能理解小伙子表現出來的這種情況，那是內在精神世界的不自覺的反映，是一個人在讓自己成長，就像受到遮阻的小草的努力生長一樣。他問出小伙子是木雕廠的雕刻工，說他刻的山水小屏風，在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上是很好賣的。木雕下面能找得到他的名字：汪國維。手工藝品旁邊就是出口機床，我們手工業小廠也跟重工業大廠一樣能為國家創外匯，工人們感到很自豪。他問什么時候有廣交會的？小伙子回答說，一年兩屆，一九五七年是第一年，出口了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的解放牌汽車。他說，你比王國維只多了三點水，你知道王國維嗎？小伙子說，在魯迅的書中曉得有這個人，是個大學者，他的書，我一定是讀不懂的。這回答使他十分高興，他很喜歡這小伙子并且記住了他的名字。　　

小汪臨走時問他什么時候能好？他是巴不得趕快脫手的，他說，我馬上就弄。小汪說，我天黑以前來取。他說，要不了到天黑。小汪很滿意，就走了。　　

他不覺就把門關了起來。他對著窗戶坐下，面對著那一迭稿子，仿佛要責怪自己當時怎么就終于接受了這一可怕的任務的。他想象到了一切的后果。倘若有朝一日真的跟造反派“秋后算賬”起來，他這個為造反派服務的知識分子，而且是為他們辦報紙的，將要遭到怎樣最沉重的打擊！好像有一種不成文的、不言而喻的、天經地義的道理：最恨的不是那種“大老粗”，而是這種有文化知識的人！　　

是的，韓非早就指出過，“俠以武犯禁，儒以文亂法”，亂法與犯禁相比，其害不知要大多少倍。韓非是知識分子，他是為韓國以及天下的統治者著想的，而他的身份也是韓國貴族。沒想到，這位老兄后來卻在秦國被他的同學李斯給害了；李斯也是堂皇地站在國家立場，說是為秦國著想的。他們其實都是魯迅說的“幫忙”或“幫閑”，互相也會殺起來的。這血淋淋的悲劇已經讓人咀嚼體味了兩千年，其中味道還正悠長。　　

而他，到時怎么辯白說自己并沒有編報紙，而只是做了些技術性的工作，大約也還是繞不過去。他確實很后悔。他剛才怎么就接受了的呢？狠下心來，不顧情面，不守信諾，不接受，一推也就推掉了。什么叫錯失良機？這就是！　　

然而，他并沒有拿起稿子，走到“工紅”去退給他們。他為了自己不做一個食言的人，他為了自己的一種心軟，他還為了一種報答，竟也就拿起稿子看了起來，就好像明知萬丈深淵，卻跳了下去。　　

他雖然只負責技術方面的工作，但總得把稿子看一看，內容如何，這才能決定怎么安排版面，要不然，僅憑篇幅字數劃版，一張報紙出去，豈不成了笑話？而且，報紙既然經了他的手，他又怎能不看內容呢？萬一有“違礙語”或可笑的錯誤，日后他能說沒有責任嗎？　　

他是拾了一個燙山芋在手上了，丟不掉，還要吃下去。好在喬麗到廠里上班去了，到晚上才回來，要不然，喬麗知道了會說什么？肯定要責怪他欠考慮，至少很為這事擔心。他不能讓喬麗知道這事，他還是盡快把這活兒干掉、送走。　　

八開小報，容納有限，這第一期的主要內容，看來是宣傳中央文件。譚向東讀過的那份中央的《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放在頭版頭條，占據左側，題目豎排，用大字、紅字。《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的“元旦社論”，并列頭版頭條，放在右側，題目也是豎排，文章較長，轉到第二版。《紅旗》雜志的第五期社論《論革命的三結合》，放在第三版。“本報評論員”一篇大文章《回顧與展望》，放在第四版。三版四版的多余空白處填以兩篇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報導，還有一首階梯詩（歌頌紅五星），一篇故事（寫一個參加過保守組織的階級兄弟如何“覺醒、歸隊”的），版子也就滿了。　　

他把《回顧與展望》仔細拜讀了一遍。作者用兩條路線斗爭這條線索，把亭州“文革”以來的總體情況、大小事件，理得很清楚，其中還提到“逮捕兩名無辜師生的醫校事件”，是“資反路線在亭州的突出表現，已經被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他盯著這句與己有關的話看了好久，想把它刪掉，或者想讓它能表述得婉約一些，但終于是沒有辦法，只好把它放了過去。在文章的“展望”部份，表達了對前途的信心，對人民解放軍的期盼，隱藏在這種正面表達出來的信心和期盼下面的，就是前天那次“工紅”頭頭會上的思想和心情，只不過那些話沒有直接說出來，而是盡在不言之中。文章結束以獨立一行寫道：“這是兩種思想、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大搏斗。共產主義是不可抗御的！”好像把所有的力量和千言萬語都凝聚這兩句中了。他估計，這文章肯定出于張大同之手。這位青年工人的思想水平、文字能力，都很強。　　

張大同的工作是很細的，送來的材料里，竟然還有不知哪里弄來的十多張劃版紙。他也就在劃版紙上最終完成了任務。這是一件不算費難的工作，讓張大同做，當然也能完成，并且差不多也是劃出這樣的一個格局。但他們是認為他總要做得內行一些的。他趕緊把這搭材料收好，連同沒有用完的劃版紙，都卷在一起，用舊報紙包了封好，拿在手上，給“工紅”送去。他不必等小汪來取，他不想讓材料留在家中，甚至那空白的劃版紙。　　

他揀了小路走著，也就走到工商聯了，所幸并未遇到熟人，他走了進去。想不到大白天的他自然而然就走進“工紅”了。走過一個長長的天井，首先到達一個能容不少人的會場，一排排的長椅，并無會議，只有少數工人或坐或站，在談他們的話，也并不注意他的到來。穿過會場，他往里走去。里面又有一個院子，長兩棵很大的桂花樹，有一座太湖石假山。迎面是辦公樓，兩層，有幾十間房，很講究的小青磚砌成的，墻上爬滿青藤，綠油油的一片，已經把上面的窗戶都包圍了。他找到樓梯，上了樓，一眼便看到“工紅宣傳部”，正好見到小汪從里面出來，但有幾個人跟小汪激動地嚷著，堅持著他們的什么要求。他站住了，只等把手中東西交出，就好離開。　　

不料，小汪卻指著他，對那些人說，正好，郁老師來了！不信，你們問郁老師！稿子是早已定好了，插不進去了，而且……。　　

那幾個人就丟開小汪，對他嚷著，你就是郁老師？我們早就曉得你！報紙是在你手上編？我們有一篇重要稿子一定要發！說著就把一篇東西塞到他手上，你給我們看看！寫的全是事實！很重要！　　

他不知道該說什么，這真是沒有想到。小汪擠過來，推開那些人，從他手上拿過他們的稿子，塞回給他們，說，你們不要跟郁老師鬧，他不負責審稿！　　

小汪這句話頓時成了一種提醒，他忙說，我不負責審稿，我只負責版面技術方面的工作。他忙把手中那個紙包給了小汪，說，都弄好了，都在里面。小汪就舉著那紙包對那幾個臉上激動得紅紅的工人說，看，都編好了，馬上就要送排，除了張大同，誰都無權改變，這不是硬鬧的事情！下一期再說，行不行？　　

不行！讓我們看看！讓我們看看！為頭的兩個工人卻提出這樣的要求。別的人也就附和，一定要看編好的稿子。小汪鄭重地說，你們不要動手，由我給你們看！那些人一愣，立即答應了，并且就后退了一步。小汪就把那紙包打開，一份一份給那些人看，并且說，文章位置都擺好了。主要文章都是中央精神，次要文章都是有特別含義的，一定要發在第一期，明天就要出報，事關大局，不能改變！　　

那些人立即就通情達理，互相看看，說，好吧，我們去寫大字報！走！　　

小汪說，我看你們等一等，這個大字報現在不能寫！　　

但那幾個人一陣風似的走了，剩下他和小汪。小汪對他抱愧一笑，說，工人就是這樣。他們的稿子根本是不能發在我們這個報紙上的，他們把矛頭指向解放軍了！  　　

啊？！他吃了一驚。　　

小汪說，駐亭部隊還沒有出來支左，但也快了，這是關鍵時刻，再有理由也不能寫這種大字報！部隊有沒有偏向，現在難說，我們要冷靜、要爭取！　　

小汪這話是對的，但他不想對此說什么，他含含糊糊點個頭，說，稿子就交給你了，我回去弄晚飯了。小汪說，剛才我正要到你家去，謝謝你給我送來，節省了時間，我立即就到我們的印刷所去，劉濟武說那里一切都準備好了。報紙要趕快出來！小汪說罷跟他握手再見，就急忙往回走，大約是到辦公室里還有點事。他也就趕緊掉頭下樓，離開這是非之地。　　

一路上，他不免把經過他手的報紙內容在頭腦里又過了幾遍，反復認定是沒有問題的，似乎才完全放了心，但終于還是覺得做了一件讓自己心懸的事情，不免懊悔。他不該跟江進海林集走，不該旁聽了“工紅”的頭頭部會議，不該接受了編報紙的任務，不該真的就編起了報紙。他是早就想到過這些“不該”或“不能”的，但事實上還是跟去了、旁聽了、接受了、完成了，這不是“陷進去”了嗎？這正是他的弱點，他拉不開情面。他真佩服那種遇事能拉得開情面的、很死板的、能決斷的人。他猶猶豫豫、模模糊糊，但后果真的到來的話，那一定是不容分辯、毫不客氣的呀。這一切，他全知道，他全想得到，可是他還是照著不該做的做了。他把自己弄進了渾濁的水中。　　

喬麗已經回家，正在家里忙著。見到喬麗，心就往下一放，似乎他原來是不放心的。但喬麗對他的關注看來也不亞于他，問，你有什么事去的？他說沒什么事。喬麗說，你有心事，一進門我就看出來了。這令他心中暗驚。是的，所擔心的事情雖然還沒有發生，也許不會發生，但內在的焦慮卻是很大的，大約不覺都反應在臉上了。　　

回頭再跟你說吧。他跟喬麗沒有什么可隱瞞的，他打算告訴她；但小屋就這么大，門外隨時都有人走過，說話似乎都不便了。那就等晚飯以后跟喬麗去散步，把一些事情告訴她，包括以前從來沒有說過的、他的老家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但飯碗才丟下，小汪來了，自行車在門口一停，站在門口，壓抑著氣喘，說，郁老師，還要來請你！他忙用手勢制止住小汪往下說，走出去，把手放在小汪肩上，走出幾步，低聲問，什么事？　　

小汪說，我來帶你去校對、清樣，真是麻煩你了，要開夜車。　　

這是沒考慮到的，還要親自到印刷所去，而報紙起碼校對三遍，才能清樣，都是中央文件、中央社論、政治文章，不能有一個字的錯誤，需要特別仔細，也確實應當是他的責任范圍。從時間上看，半夜能弄好就算是快的了。這跟他當初想象的不一樣，當初只以為他們會把小樣送到他家來，讓他逸逸當當、也不為人知地在家里完成工作，哪里想到會這樣急？簡直是要他完全配合他們“戰斗”的需要了。他猶豫著，甚至不快著。　　

小汪感覺到了他的心情，說，開始是兩個排字工，現在又找了兩個去，正在抓緊排字，工作起來是很快的，張大同也去了，讓我來請你。　　

他的心又活了，他又不忍心不講情面了，他做不出那種死板的樣子來，他只有繼續走進渾水里，畢竟這也不能算是掉進黃河洗不清，他確實只是在技術性的事情上幫他們的忙，而他們也不是在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況且內容主要是宣傳中央精神、是沒有問題的。　　

他答應了小汪，于是走回屋里，跟喬麗說，我還要去有一下事，可能時間很晚，要到半夜。你安心睡覺，把門關好。喬麗那一雙黑眼睛望著他，好像在推測他是去有什么樣的事，但終于是理解的，也是放心的，而且好像知道他去幫什么人的忙，她不反對他去盡自己的義務，至于這里面好像多少要有一點勇敢和神秘，那也是正當的和值得尊敬的。喬麗說，你去吧。　　

小汪在他身后，不免觀察著喬麗的神情態度，大約竟起了一種敬意和感動，對喬麗鞠了一躬，說，喬醫生，你放心，我一定負責把郁老師送回來！　　

小汪讓他在后座上坐好，然后推動自行車，穩穩地做了一個前上車，騎了起來。　　

小汪帶著他，穿過城市街道，騎向郊外，騎了好遠，到了一個大工廠的圍墻外面，就是重型設備廠了。立即就有一種實實在在的工業的氛圍有力地裹挾了他，使他自愧平日處在虛無不實的“精神活動”之中。這里就是接納喬麗當廠醫之處，他心里起著一種親切和感激。下了車，小汪跟門口說了一聲，就帶著他往廠里騎去，而道路卻也寬大好走，兩邊綠化雜以高樹矮樹與花草。他們顯然來到了工廠的內部深處，一大片空地，長著大樹，只有兩排簡易平房，有兩個窗戶里透出了強烈的燈光，在外面的黑暗中開辟出一片光明。小汪說“到了”，就向那里騎去。　　

他們走進雪亮炫目的燈光里，張大同正在看一份小樣，立即從坐著的地方站起來迎接他，握住他的的手，說，郁老師，難為你了！他說“不要緊”，就問小樣有了嗎？張大同說，邊排邊校，邊校邊排。他看到，有四個中年的工人正在緊張地工作，稿子拿在手中，在鉛字架子面前熟練地找到字，并且放進手中的小木盒里，那就是在排字了。而所謂印刷機，就是比較原始的小機，一般只用來印刷文件、報表、票據之類的。印刷是要將紙一張一張地放上去、又一張一張地拿開去。如果套色，印刷次數就相應地增加，是很麻煩的，然而也只好如此。屋子里是他曾經熟悉的印刷廠的味道，那是鉛字、油墨、機器、汽油、機油、紙張、用過的紗團發出的混合氣味。　　

他對張大同說，讓我來吧。張大同說，《回顧與展望》排出來了，我再看看有無修改的地方，看過后，請你再給我看看。說著就給了他兩紙，是文章的前面幾段，已經用筆略有增刪。他也就坐到桌前，工作起來，他主要是找錯別字，當然，也得留意有無病句和欠妥之處。報紙既然經了他的手，他也就不能睜著眼睛把那些問題放過去。　　

就那樣，他在那里審閱著一遍一遍打來的小樣，實際上是把即將印出的報紙重復看了多遍，真是一種既枯燥煩心又不能馬虎大意的工作。小汪和張大同有事離開了，讓他一個人靜靜地做他的事。到最后清樣時，已近十二點。那幾個工人在小印刷機那里忙著，準備印刷。他走出去，外面是沉靜的夜，空氣清涼新鮮，天上星星都大而且亮，燦爛星空籠蓋人間。工廠一片沉寂。只見前面路上來了幾個人，原來是頭頭們來了，除了張大同，還有劉濟武、劉克成，此外就是小汪和另外兩個工人，就是先前要求在報紙上刊登他們的大字報的，這才清楚，他們一個叫包吉，一個叫梅有韜，是劉克成廠里的。他們的大字報上了墻，只不過沒有上大街，而是在下面寫了“赤峰大隊”四個字，貼在廠里的大字報專欄上了，劉克成知道后趕快派人覆蓋掉，并且把他們臭罵了一頓。　　

頭頭們向他問了辛苦，熱誠感謝，就都看那清樣，說，像個報紙呢！然后便用感激的目光看他，好像一切都是他的功勞，好像一切沒有他是不行的。　　

劉濟武說起，他著人把旁邊小學里的錢文山叫來說，報紙的事，今后就不要你管了，“工紅”宣傳部直接管。錢文山一聽，當場就急得像小孩子一樣哭了起來，用他那荷州口音說，我的文權！我的文權！那么大歲數的人了，為這事急得那個樣子，真想不到！　　

工人們都笑了起來，他也感到那個錢文山好笑，只不過另有一種東西同時堵著心，因為錢文山是個“知識分子”，是他的同類，他沒有像他們笑得那樣快樂。　　

他提醒張大同在清樣上簽了字，這才覺得他的工作是最后地完成了。小印刷機格鋃鋃地響了起來，像奏出了悅耳的音樂一樣。試印了一份，效果不錯。大家看著，很滿意，說明天一早就散發出去！　　

他這是跟工人們在一起“戰斗”了，這讓他的心暗自沉浸在一種特別的感動之中，雖然他的歲數比這些工人要大到十歲，他們之中最大的也不超過三十歲。　　

印刷工人在進一步檢查機器，準備紙張，將進入大量印刷。張大同看了手表，說時間不早了，還有好遠的路，國維，還是你送郁老師回去吧！劉濟武說，走，一起到食堂里下面條吃，吃過再走！他說，肚子不餓，也不習慣夜里吃東西。劉克成說，那還是早點送郁老師回去休息，路上小心。　　

大家送他到印刷所門口，一一跟他握手致謝，小汪就用自行車帶著他離開了。　　

他多時不見深夜中寂靜的幾乎荒涼的亭州小城了，而以前“遣返原籍”期間，因為申訴，卻在夜間獨行其中好幾回的，留下很深的印象，總的也就是寂靜與荒涼，燈光很暗或絕無路燈，百姓的房屋顯得那么古老，有的極其破敗，擁擠一起，也都好像睡著了。白天來到，人們從睡眠的房屋里走出來，人間的喧鬧也就在晨煙中重新開始，一切都蘇醒而生動了，今天與昨天連接起來，明天在今天的把握之中，于是就有無數執著的事情發生，而不考慮它們終將成為過眼云煙。想到人間如此“荒謬”，他的心不覺頓時淡漠到底，甘心著墜進虛無的深淵。跟著去為那份報紙忙了這半夜，可算是無意義中的無意義。但努力蹬著自行車的小汪，一定決不是這樣看的。小汪忠于自己的革命職責，要把他盡快而又安全地送到他的家中。他在心上倒覺得對不起這個小青年了。隨著小汪輕輕一聲“到了”，自行車停下，他站在了自家門前，他的思想回到現實之中，跟小汪握手致謝，叮囑回頭路上小心慢騎。小汪立即匆忙地走了，當然是回到印刷所去，這一夜是不會好好休息的。但小汪毫無倦色，勇往直前，正是一種“戰斗”的激情，把青春燃燒著，像火光，復又照亮了他的心，讓他不免自愧起來。　　

他輕敲他的家門。這薄木板的家門，作為一種防守，是多么無力，假如真有不法之徒想要破門而入，那是很容易的。環顧四周，家家莫不如此，有的門就是破木板釘起來、補起來的，而不覺得寒酸。人們白天都開著大門過日子，晚上都安然深睡。　　

門與屋相配，屋與財富相配。在街巷之中，從前富人家的高房大屋比之四周低矮的平房高出一頭，日見顯出文物的價值來。百姓們是沒有多少個人財富的，但他們好像不在乎自己不富裕。他們每月從工作單位上能領到固定工資，而且達到一定工齡就可以升級，國家幾乎不讓他們有什么負擔就培養他們的孩子上學或安排就業，他們的住房也總之可以依靠單位得到解決，醫藥費也是這樣，這一切，就是他們的財富，所以他們的財富不僅僅是在自己家中。你只要進了單位，成了一個有工作的人，即使只是一個普通工人，你很自然地就把自己跟整個國家聯系了起來，有做了國家主人公的自豪感。所有人每天的工作都是為國家的現在和未來出力，所有青年人都隨時準備聽從國家召喚。這一切的道理好像在于馬克思揭示的勞動力的使用為私人資本增殖的那種剝削壓迫的制度不存在了，人民都把國家看作自己的，同時也把自己視為國家的，而不覺得自己沒有財富或者特別應當擁有個人財富。　　

千百年來個人發財的思想和渠道，正在這個國家社會里淡漠、消失。對于一般人們來說，經營之道的知識和能力也離他們越來越遠，只有那些領導著和具體做著經濟工作的干部、管理人員，還與此有著密切關系，擔負著計劃工作和市場工作，那是社會分工給予他們的職責所在。還有一些百姓被允許做某種小生意以養家糊口，比如賣某種小吃的人，賣某種手工制品的人，在家里做小糖到農村去賣的人，這些人口袋里的錢也許比普通百姓多些，但在人們眼中卻比較卑微渺小，不把他們看作有錢人，反而看成比較困難的人，因為他們沒有單位，也就意味著跟國家建設的偉大事業脫節，意味著沒有依靠。　　

人們依然生活在一個一個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里，到了一定年齡的人就要獨立出去成立新的家庭，個人不是不需要財富，只是應當“擺正國家、集體、個人的關系”，還有樹立“共同富裕”的思想。在單位上，如果一個人流露出個人發財的意識，大家就覺得這是很可鄙的，如果去做了，就會受到一定批評或打擊而不會有人同情。社會就這樣趨向平等并且反映到人們的精神風貌上。這是社會的主流，也是它繼續鞏固和加深的方向，并且抑制與阻止相反的傾向。這一切人們已經順從和逐步習慣，平時已經很少想到，就像魚兒在水中卻沒有想到水一樣。　　

這個國家社會，就這樣與解放前的舊社會完全不同，可以說與幾千年的舊世界劃清了界限。由于“跨越了資本主義階段”，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實行社會主義的原則，是有范公望尖刻所說的“烏托邦”的味道的，但已經是一種最基本的社會秩序，自然、樸素、現實，沒有矯揉造作之處，凝聚了人心，符合人口眾多的國情，也符合“不患貧，而患不均”這一古老的社會安全思想。　　

占人口大多數的人民按照這種現實來要求自己、要求一切，所以他們對一切稍有的特權現象都不滿，他們理解和擁護“反修防修”，這就是人民如此積極參加“文革”的最內在的原因、歷史深處的“秘密”。“文革”，就像是國王發動的平民的造反。　　

毛主席一再警告的那個“很容易”的，像蒼龍一樣被縛住了。但“文革”這一場搏斗仍在進行，范公望手握一卷《形式論綱》冷眼旁觀，有時還出來進行某些活動；他則剛剛為《紅色造反報》出了力。　　

他心中一陣激動，感到自己從十七歲投奔新四軍鹽阜師范至今，在思想上是堅定、沒有改變的。這對不對呢？這當然是對的。　　

正是春二月最好的氣候，不冷不暖，似有若無地飄逸著香氣，有時貓兒會冷不防地在某個屋頂上叫了起來，因互相追逐而把屋瓦踩得一片響，卻使得夜更深、而睡更香了。　　

喬麗睡意朦朧給他開了門，又躺到床上，側臥朝里，很香地又睡著了。春天是最睏人的。　　

他把自己放倒在床上，立即忘掉一切，沉入睡眠。　　

早上他醒來時，喬麗已經上班去了，給他買好了豆漿和兩個燒餅。他把豆漿用酒精燈燒沸過了（做醫生的家里就有酒精燈，正如做工人的家里往往都有扳子錘子一類的工具），吃著燒餅，慢慢體會忽然而有的一種異樣之感，于是豁然明白：那是因為他跟喬麗晚上無言自睡，早上不辭而別。就這么一點點生活中的異常，也引起了心理上的反應。到將來歲數很大時，怎么行呢？人是可以變得這樣脆弱的么？一九五九年他出事以來，還有喬麗出事以來，他們那樣艱難的日子，各人都獨自地過來了，哪有這么嬌貴？而他跟獲釋的喬麗重新生活在一起才一個月還不到，心理怎么一下子產生了這樣微妙變化的呢？是的，他對于重新聚首的生活是很珍惜的。　　

他不想出門。至于學校，去了也是白去，假如有事，會有人來通知他的。所以，他也就把自己關在家里看書，“遺世而獨立”了。他想到那份小報，似乎害怕看到它在人們手上的出現，而這時它一定已經在“工紅”門口散發給群眾了。　　

“這是兩種思想、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大搏斗。共產主義是不可抗御的！”　　

張大同文章最后的這兩句話，又在他心中讀出。其所含之意確實很多，它將像重錘似的打在讀到它的群眾心上，讓他們產生某種強烈共鳴，以至昂起他們的頭顱。這句話是從他手上發表出去的。他的眼睛潮濕起來，一種歷史的深沉的東西刺激著他的心。　　

六月革命侵犯了這個秩序。六月革命罪該萬死！　　

秩序！——這是基佐的戰斗口號。　　

秩序！——他所發射的霰彈在炸開無產階級的軀體時這樣轟鳴。　　

巴黎工人被敵人的優勢力量鎮壓下去了，但是并沒有向他們投降。工人被擊潰了，但真正被打敗的是他們的敵人。暴力取得暫時勝利的代價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產，一切舊共和政黨的瓦解，法蘭西民族分裂為兩個民族即有產民族和工人民族。三色旗的共和國今后只有一種顏色，即戰敗者的顏色，血的顏色，它成了紅色共和國。　　

秩序黨獲勝了，它已經全權在握了，——現在，不免要顯示出它的本質了。　　

梯也爾說他，“將手持法律走進巴黎，迫使那些灑流了士兵鮮血和毀壞了公共紀念物的惡棍們抵償自己的罪責”。　　

他亂亂地翻看著馬克思的有關著作，好像要從經典中為現實找到某種現成答案或預見似的，不斷地為這些飽含情感、深刻犀利的詞句所激動著，緊張著。“文革”作為自己發動的內部的政治運動，跟歷史上的法國革命當然不可簡單等同，但他還是感到隱含有一種“形式”上的相似之處。范公望把“形式”二字打進了他的腦袋。　　

            “于是我們高呼：革命死了，革命萬歲！”　　

馬克思寫下的這句激情澎湃的話，實際上說出了革命的結局，那就是失敗。“萬歲”的意思，大約有兩層，一是革命總之是推翻了舊的統治，推出了一些新的精神，社會再也不能回到舊的情況上去了；二是革命雖然失敗，但革命的思想卻傳播下去，只要有革命的任務提到歷史的面前，革命必然再度發生。　　

工人頭頭們也意識到了，不能想象只通過一次“文革”，那些所要實現的“反修防修”任務就解決了，只能說是通過這一次巨大“演習”，在實踐的意義上第一次提出了這個歷史任務，而人們也在這個任務面前表現出了不同的立場態度。這個“演習”觸動了社會深處的某些真正的東西，所以讓人體會到了嚴重的意味，但畢竟這些鬧革命的人們，即“革命造反派”，即使今后命運多么不好，也總不至于像巴黎公社的社員們那樣，被集體槍決在拉雪茲神甫墓地。　　

他就這樣亂翻著書，亂想著，在屋子里把自己關了一天。他一時“與世隔絕”，卻這樣在詞句上和思想上跟現實發生了最緊密的聯系。　　

二　　

下午，看書累了，他出去散步，把身體和腦子松動松動，順便也買點什么吃的東西。他在街上走了一圈，沒有看到新的動向，也沒有看到人們的異常。他慶幸沒有遇到什么熟人，特別是造反的學生、工人，因為他似乎不想知道他們的任何事情了，也不想跟他們再有任何的關系；他因為沒有看到一個人手里有那份小報而感到些放心，好像那是不存在的。靈魂在內心深處收縮和躲藏著，就像一條蟲子要躲進自己的殼子中去一樣。他知道這是可笑的、沒有用的，但他阻止不住內心的這種很不高明的蠕動。這街上，有誰能從他安閑的外表，看穿他的惶惑不安的內心世界的呢？他倒希望有這樣的一個人來給他以深刻無情的解剖。也許，范公望有這個能力，但他沒有在范公望面前暴露過什么，他倒是大談過自己堅定的信仰，但不等于說此外他就沒有某些懦怯的思想，因為他也能感到一個人造反之后所會感到的那種壓力，而且他還有他的具體處境，他覺得他隨時會被人看得很可疑，而一切的自辯都是沒有用的。只有組織上還他以清白的那一天，他和他的靈魂才能得到安寧，他的頭才能自然而然地抬得起來，而不必戴著假面似的故作鎮靜，不必害怕被人推下什么泥坑似的提心吊膽。　　

他暗懷著一種希望，一種人之常情，也就是盼著運動的早日結束和正常秩序的恢復。“工紅”式的悲觀情緒雖然不是憑空想象，但運動的結束不會以那種情緒為轉移，而只能注意到、照顧到那種情緒的存在，以便把工作做好（折中主義）。另一方面，他相信，運動的結束也決不至于需要基佐、梯也爾用鐵血來涂污歷史。在法國的一七八九、一八四八、一八七一年，是明擺著的階級斗爭，而“文革”，雖也說是階級斗爭，畢竟規定了方式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鐵血的收場是不可思議的。　　

亭州人晚上常吃的小菜如熏燒之類，飲服公司的小店早早地就開門售賣了，他買了一些。那賣熏燒的青年似乎認得他，說“是你呀”，順手就給他剁了一塊好的，而且秤桿兒稱得翹翹的。他心想，這青年必定是參加了“工紅”的。他無法拒絕，而接受了這小小的好處。另外又到做小生意的私人家里，買了一包油炸蠶豆瓣，到醬園店里買了幾塊香干。往回家的路上走，心情散漫而輕松起來。　　

到十字街口時，前面被站著的人們堵住了，好像發生了什么事情。走近一看，一支解放軍隊伍正在通過大街，他們一身新軍裝，紅五星，紅領章，沒有帶武器，步伐齊整，動作一致，手舉《毛主席語錄》小紅本，一邊行進，一邊有節奏地向兩邊群眾揮動著，而且雄渾地唱起《毛主席語錄歌》來：“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　　

群眾自發地鼓起掌來。他的眼睛一下子就濕潤了。　　

他想起了十八年前的一九四九年在丹陽見到的解放大軍入城儀式。傍晚夕陽在戰士的刺刀上燃燒，戰士的臉龐都如紫銅的雕塑，武裝齊整的隊伍如同鋼鐵洪流，肩上的槍支如同移動的森林。那時他歡欣而又羞愧。他沒有成為這鐵與火的大軍里的一兵，但他本來是可能成為那隨軍而來的工作隊里的一員的，他看到了隊伍里那些隨軍的男女知識分子，不勝羨慕。歷史曾給了他時間和機會，可是他因病失去了，他雖不愿落伍但成了一個落伍者。好在當時的丹陽軍事管制委員會及時給他指引了方向。　　

軍管了！軍管了！人們這樣說著。　　

收了！收了！他的心里這樣下著判斷，感到一種欣慰。政治家多么熟練地運用著“形式”啊，一九四九年軍管，一九六七年又是軍管，軍管就是政權的特殊的過渡性的“形式”。　　

他似乎很想找個無人的地方痛快地哭一哭，為了歷史的雄渾，為了現實的復雜，為了現實中又出現歷史，為了歷史又在現實中出現，而他似乎總是做著一個旁觀者，一個在其中沉沉浮浮、立足不住的人。他抓不住任何東西，某種不幸卻隨時可能抓住他；他僥幸茍延而不至于毀滅，然而他嚐盡了痛苦的滋味。別人的命運雖也不見得都好，但他的命運為什么就這樣差的呢？他像被惡作劇的命運用一根線繩輕輕地綑住，雖沒有綑死他，卻不讓他飛走。他明白自己是蕓蕓眾生里的一個，但他好像還看重自己，好像總是處在一種等待的狀態之中，這支撐著他，想來已經有點可笑，卻這是苦笑而己。　　

市委門口掛起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亭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的牌子。兩個戰士手持《毛主席語錄》小紅本在門口站崗。他從那里經過，并且凝望了一眼，心頭熱熱的。　　

喬麗下班回家了，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軍管了！他說，是的，我親眼看到解放軍從街上經過，親眼看到市委門口掛上了軍管會的牌子。喬麗說，這下子好了，運動要收了。他說，是的，要收了，革命退潮了，要恢復正常秩序了。有許多事情，需要社會相對安寧，才有解決的可能。　　

吃著晚飯，享用著亭州的小吃，門關著，電燈亮著，美麗的妻子坐在對面，聽他發表宏論，斗室雖小，卻覺得并不缺少什么了。　　

喬麗只吃了一點，就放下了筷子。他詫異地望著喬麗。喬麗坐到他身邊來，抱著他，說，我可能有了。他放下筷子，抱住了喬麗，二人久久地無言地互相抱著。喬麗啜泣了一聲。他撫愛著她。好像千言萬語都在手對身的撫愛中傳達，而喬麗也就得到了必要的安慰，領會了他對她的內疚和感謝，共同明白這正在形成中的小生命對于他們的重要。他覺得了小屋的狹小、簡陋和壓抑。他說，我們出去走走吧。　　

夜晚的亭州照常是寧靜的，偶爾的自行車鈴聲在遠處的響起，都顯得突兀，耳朵不由得關注著它的漸漸消失，心也就安然返回到四周的寧靜之中，享有著它。即使是主要的大街，到九點之后，也就行人稀少了，更不用說周圍的街巷，那是早就安寧了下來的。東西方向的國道線在城的北郊，南北方向的國道線在城的東郊，小城的工廠區劃定在西部、北部和東部，至于交通河道，也處于西郊和北郊。因為這一切，亭州城里極其安靜，亭州人耳朵里聽到的最大的聲音，莫過于城郊國營“華泰紗廠”早晨的汽笛聲，像一條老牛，突然吼起，盡量悠長不止，響徹全城，亭州人把這當作美妙的晨曲，知道新的一天又開始了。　　

他和喬麗在寧靜無人的東門大街上走著。這是一條老街，如果一輛卡車通過，那就很妨礙行人了，并且震動兩邊人家的房屋。路面是早已破碎零亂的石板路，隔一段距離就會有一口水井，在街邊凹進去的地方，占了一間屋的地盤，兩邊的房子讓著它，尊重它作為至今使用的公共水源的存在，這情況說明著這條路的古老。據說明代以前東門大街是亭州最繁華地段，兩邊都是大宅紅樓，后面是私家園林。明將徐達、常遇春一把火將這條著名大街燒得精光，只有石板路沒有燒掉，至今兩邊就是后來搭砌的低矮的平房了，再沒有興旺起來。《水滸》上寫的梁中書居住的“東門大街”，就是對元代這條大街的寫照和紀念。　　

喬麗輕輕依偎著他，他們慢慢地走著。他把亭州當地文人關于“東門大街”的說法講給喬麗聽。他說，你感到沒有，你聽我說了這些之后，現在，四周的一切和腳下的路，就不是跟我們隔膜無關的了，我們已經知道它們有它們的歷史和生命，有它們的呼吸和存在，行走其間的我們好像得到著一種深沉無言的滋潤和關心。這就是人間，人間是需要歷史的。歷史，哪怕是傳說，都是生命的源泉。這無形之中的源泉，誰能肯定它不會傳達給正在母親懷中的小生命呢？包括正在天上照耀我們的星辰，都不會對我們是沒有影響的。　　

喬麗嘆息了一聲。于是他滔滔不絕講了下去。喬麗素來是他最好的聽眾，命中注定更多地要用耳朵了解和接受他這個人，自從歸來團聚，好像更自覺地把自己擺到了這個位置上。他們的幸福，現在很大一部份表現為他的講和她的聽。而他，作為一個“述而不作”的人，總是有說不盡的話題。現在，他把他最近以來的所學所思都講了，也就講到了對形勢的分析，講到馬克思寫法國革命的文章，最后講到他對自己的分析，形容自己的精神深處一半是革命者、一半是庸人。　　

喬麗笑了起來，說，你對自己要求太嚴格了，其實每個人都是這樣，一半想要做什么，一半又沒有信心。他高興地說，你進行了抽象，上升到“形式”了。　　

他們在最宜人季節的最宜人的夜晚，又輕松又愉悅、東拉西扯地說笑著，走到了市委前面的那條“府前街”。軍管會大門敞開著，門口依然是兩個站崗的解放軍戰士，而旁邊的看守所的門是關著的。他說，宗進庭和一些干部還關在看守所里呢，什么時候才把他放出來呢？喬麗拽緊了他的膀子，把他往路邊拽，意欲快些離開，她本能似的害怕這地方了。他們就折向往南的一條路。于是發現了墻上的三份布告，都是大鉛字印刷。一份是《中央軍委命令》，上有毛主席批語：所定八條，很好，照發。　　

他看了一下，是一月二十八日發出的，已經兩個月了，部隊現在將它公布了出來。內容一共八條，那頭一條的頭一句話就讓他困惑：“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那么，所謂“真正的”，就亭州而言，軍管會認為是認劉克成他們呢，還是陳安國他們？抑或認為雙方都是革命派？這是一個很現實的疑問。而頭一條的后面兩句話，則令他膽寒：“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這一類的話，“文革”以來一般是保守派用來警告造反派的，而造反派卻從來不用此類語言針對保守派，而他，只要一聽到或看到，就困惑、就害怕、就反感。　　

八條命令的其余七條，基本都是針對軍內單位的，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但顯然也適合于地方，比如：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戴高帽，掛黑牌，游街，罰跪，等等。　　

八條命令里，那第一條與地方的關系最直接。現在把這份軍委命令公布出來，當然意味著這是在亭州實行軍管的依據，文件開頭就明確說了：“軍隊必須改變過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規定”。這份命令，總的精神是對運動有所規范和管束，是對“文革”中群眾的某些不正確行為有所糾正。　　

然而，其第八條卻又是耐人尋味的，說：“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教育他們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與工農相結合，拜工農為師，參加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爭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違法亂紀行為，應該交給群眾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和司法機關處理。”　　

無論你怎樣理解，總之是有一種管束的要求，以至一種肅殺之氣，從這份命令上撲面而來。　　

另外兩份布告，一個是軍管會一號《布告》，主要是說遵照中央軍委命令和上級指示，駐亭部隊司令部決定，自某日起對亭州軍事管制，軍管會下設革命委員會、生產委員會、辦公室。一個是軍管會二號《布告》，是宣布對公安局、檢察院、法院、郵電局、廣播電臺、交通局、人民銀行、華興機械廠、亭州電機廠、紗廠、布廠、重型設備廠、電子儀器廠、糧庫、電廠、水廠等單位實施軍管。　　

面對三份布告，除了一般會有的緊張之外，更有一種特殊的緊張，像一股寒霧籠罩了他們，不因為別的，就因為他是背著“歷史問題”的，而她是“監外服刑”的，他倆都不能算是普通正常的百姓，跟“反革命”之類的距離很近，用亭州話說，特別應當“縮縮魂”。而重型設備廠是軍管單位，對喬麗不會有什么妨礙嗎？她還能像現在這樣平安無事嗎？這也不能不擔心。　　

他們無言地走了一段路，腳步不由得是加快了的，好像要逃離身后的某種危險。他們無心再在外面走了，回到了屋里，關上門，坐下休息。喬麗依偎著他，好像怕被重新抓去勞改。過了一會，他們才從某種陰影和壓抑下掙脫出來，能夠活動了，喬麗站起來，調了兩杯溫開水，兩人喝了。他笑道，我們好像有點緊張。他覺得自己笑得有點慘。他認為還是應當放松些的，所以他要努力地笑一下。喬麗坐到他身邊，說，是有點緊張，不知為什么。他說，我們是身上有問題的人，要“縮縮魂”。他又笑了一下。喬麗也笑了一下。　　

某種比較嚴重的可能性，越來越明白地來到了他的心間，也許是要做些準備的。回顧下午看到部隊時的那種激動、欣慰的心情，真好像有點不可思議了。就連喬麗，本來不也對實行軍管很興奮的么？怎么一下子又害怕了起來？到底哪樣是對的呢？怪都怪自己的情況有點復雜。　　

他說，你看我們是屬于人民呢，還是屬于人民的敵人？喬麗說，屬于人民，我們一直屬于人民，我們本來就是人民的一分子，但發生了特殊情況，這就是我們的處境。　　

他分析說，好在我們自己沒有失去信心，但我們是站在有點危險的“邊緣”上，要忍受一些可能發生的事情，要耐心等待有正確說法的一天。　　

喬麗看著他，他深入地說，一方面運動能促進一些問題的解決，另一方面運動也是最亂的，我們不能只接受好的一面，不接受不好的一面。沒有運動，我的問題就不會有現在的突破性進展，但運動卻已經讓我坐了兩回牢；雖然讓我坐了兩回牢，我卻不但不想怪這個運動，還對這個運動有好感，因為這個運動的本義不但不是要拿我坐牢，并且是反對這樣做的。運動中拿我去坐牢的，正是堅持運動以前的不正確的東西，來對抗運動所主張的正確的東西。拿你來說也是這樣，沒有運動，可能就沒有削減監獄的事情，這也是突破性的，你也應當感謝這個運動；但你回來之后，處在“文革”當中，可以說隨時都可能受到某種無理的渺視和欺侮，少數時候會使你感到比在農場還難受。是不是這樣？　　

喬麗點頭，能理解他說的這些話。但又擔心地看著他，不知道他還會說出什么來。　　

他覺得是時候了，他應當把他從前的事情，原原本本都告訴她，也需要把運動中的復雜情況告訴她，以防萬一發生什么事情，好讓她有個思想準備。　　

他說，以前一直想告訴你，但一直沒有機會告訴你，就是關于我的歷史上的事情，還有我的哥哥的事情。我的歷史上的所謂告密，到底怎么回事，這個你已經曉得了，那是子虛烏有；但還有一件事你不曉得，就是宗進庭為什么要把我往死里整？他弄得我家破人亡還不夠，又借著這次運動的機會，打著這個運動的旗號，兩次把我投進看守所，如果翻不過來，那是要算數的，因為那不是群眾行為，是政府行為。宗進庭跟我這樣有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前我不敢告訴你，沒有把這個底說出來，是不想讓你曉得那種可怕的事情：一九四六年，組織上讓我拿槍打過他！那顆子彈是很有可能就把他打死的。　　

喬麗驚得站了起來，瞪著他。他拉喬麗坐下來，把他被卷進除奸隊的情況具體地告訴了她。雖是自己的事情，說來還有點驚心動魄。　　

他怎么知道除奸隊里有你的呢？驚魂稍定的喬麗問他。　　

也許他以后從什么途徑聽說了。僅憑這一條，他就要把我恨個洞！何況他另外還有個心病。所以，他幾乎是本能地不能見到我這個人。如果見到了，而且無可回避，他就會巴不得我這個人從他眼前消失，他會抓住機會來實現。他果然有了機會，一九五九年把我查了下來，接著利用你出事，把你送得遠遠的，可算是打掃得乾乾凈凈！在我的努力和人們的同情下，我回到亭州茍延殘喘；但運動來了，又成了他的機會，他立即就又下手，毫不留情，毫不猶豫，而且是在最新的最正當的理由之下！　　

喬麗深嘆一口氣，問，那么，你說他還有另外的心病是什么？　　

這就是應當告訴你，而一直不想告訴你的另外一件事：我的哥哥，那樣年青、有才華、有前途的哥哥，是這之前，宗進庭作為革命根據地一鄉的領導人，領著“除奸隊”從我家抓走，以組織的名義，以革命的名義，在野外打死的，而且至今不明不白，永遠不明不白了！　　

啊！喬麗撲倒在他的身上，簌簌發抖。　　

宗進庭會認為我拿槍打他是趁機要為哥哥報仇，我是他的仇人，他也是我的仇人，他這么看，所以他屢屢要對我下毒手。　　

喬麗真是聽呆了，默默地坐著，回味著他說的這一切，流起了眼淚，說，我以前再怎么會想，也想不到你的身上會有這些可怕的事情。他說，是的，我也想過，我既然是從那樣復雜的情況里出來的，而你是純潔的，沒有必要讓你知道這些，歷史的污泥濁水不應當潑濺到你的身上。可結果呢，還是讓你也成了犧牲品！你的不幸，歸根到底不是因為你自己，而是因為我！喬麗，我早就說過多次，我對不起你！我對不起你是很深很深的！也可以說，我欺騙了你！　　

喬麗俯伏到他的身上，說，不能這樣看。雖然來龍去脈是這樣，雖然你身上帶著這些情況，但是一切也不能要你負責啊！你完全是沒有責任的！怎么談得上是你欺騙了我呢？你說的那些，早已丟在舊社會了，是戰爭年代的復雜情況，還用那些來套著你，把你拉回，固定在已經過去了的時間里，是沒有道理的，是殘忍的。在體校時，當你站在我面前，你也是青年的、純潔的！你的純潔不比我差，你的純潔而且是在舊社會和戰爭環境中鍛煉過的。在我們互相認識時，你很受人尊敬，所以我才接受了你，所以我們才能走到一起，而社會也是承認的，人們為我們高興，羨慕我們，沒有人說我們結婚是不行的，沒有人說我們是不相配的，可是后來，一切都改變了，被強行地改變了，弄到今天這樣的心情，真是越活越糊涂了，還有多少美好、光明是屬于我們的？這樣活著有什么意思？簡直是無理，我的天哪！　　

喬麗抱著他大哭，他也淚流滿面。　　

過了好一會，他們的心情恢復了一些。他就這樣讓喬麗完全知道了他的情況，喬麗也理解了他為什么以前沒有說，到現在才說。于是，好像緊迫地，關于眼前可能發生的事情，他已經想到，而喬麗卻不知道的，他覺得要讓喬麗有一點思想準備，他不能再讓她因為他的可能的出事而又一回處在突然的打擊之下。　　

他說，你身上的事情，雖然沒有結束，但實際上結束了，也許要再等十年，才會宣布你完全回到了人民內部，發給你選民證，也許不需要十年，只要一到二年，你的問題就提前解決、徹底解決了，給你改判為無罪、撤銷刑事處分，這是最好的情況，差一點的，就是免于刑事處分或減刑。只要你自己不要當回事，你實際上從現在起就什么事也沒有了，你正常地只是一名醫生，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當作以前的自己，不必介意。　　

喬麗說，我已經無所謂了。那么你呢？你的事情還會有什么麻煩嗎？　　

他說，我的事情以后也不會有什么麻煩了，我只等著這個運動過去，社會恢復正常，組織恢復工作，來認真調查我的所謂歷史問題，我心安理得坐在家里等結果出來，還我的清白，給我恢復一切的待遇。但眼前運動還在進行，可能還會找我的麻煩，如果有這方面的事情，哪怕我又被抓起來，你也不要擔心，運動中這樣的事情，叫住“反復”，今天“反復”過去，明天又會“反復”過來。這對我來說，已經是老經驗了，只要自己沒有問題，就不必害怕。不過，在一個旁觀的群眾眼中看來，還是很可怕的，一個人被抓進看守所，還不可怕嗎？是最可怕的事情。　　

你憑什么說你還會被抓進看守所呢？你已經有消息、有預感了嗎？　　

沒有消息，但有預感，或者說是擔心。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份，政權總要求社會穩定，軍管就是來維護社會穩定的，造反是不穩定，所以對造反派的看法就會比較復雜，對保守派的看法會比較好。另外，部隊干部家屬隨軍在地方單位里工作，她們一般不可能是造反派觀點，她們會對造反派反感。那么在軍管會眼中，我就仍然可能被看成一個有問題的人；因為我跟造反派方面不是一點瓜葛沒有，是他們“造反”把我從看守所里放出來的，我也寫過“造反”的傳單，點名控訴了宗進庭，而他是市委常委、代市長；現在，對你的工作安排也是依靠了造反派；昨天我出去半夜是做什么的？是為造反派辦報紙去的，雖然我只負責技術性工作，但如果說起來，我就是為造反派辦報紙，加我一個“參加造反”的帽子是可以的。　　

唉！喬麗嘆了一口氣。　　

沒有世外桃源啊，潔身自好也很難做到，這方面我已經盡了努力，但好像還是越陷越深。也許我只能躲到鄉下去，但鄉下也不太平，中央規定不許地富家庭子女回鄉，總的還是一種好意。你呢，你只能呆在亭州，不能擅離亭州。真是在劫、在數、在難逃，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我們處在一種很特殊的社會矛盾運動之中。我們只好小心地過著、躲著。但實在躲不過去也沒有辦法，那就硬著頭皮挨著。他朝喬麗苦笑了一下。　　

我們的孩子，他能感到嗎？喬麗問。　　

母體正在經歷的一個夢，嬰兒也能感到嗎？這不可能！但也許你應當多傳達一些歡樂到你身體內部去，你精神放松，情緒愉快，讓自己“道通天地有形外”，不要想得太多，對嬰兒可能有利一些，如果你處在驚恐、擔憂、悲傷之中，大約對嬰兒是不好的吧？　　

那我們就不談歷史，也不談現實了，蒙起頭來過日子吧！喬麗堅決似的站起來，去拿吊桶，準備上井打水。　　

我跟你一起去！他拿起了提水的小水桶。　　

第二天，不用人通知，他自己就到學校去了，而教師們不約而同都是這樣的，好像都明白要恢復正常秩序了。學生好像也都回到班級上，而且兩派相安無事。他也就看到了劉鎮琛。他正想招呼，那孩子卻分明是回避了他，頓時使他明白了他們最好不要公然地聚在一起說話，以避某種嫌疑。　　

在學校里到處走走消磨了一些時間，他也就趁早人不見，溜之乎也，回家看書。第二天，學校里出現了一份“醫校軍訓領導小組”的《通知》，說是下午召開全體師生大會。　　

主席臺上就座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一位中年的英武的軍人，一位是王校長，這是意味深長的。被“打倒、靠邊站”的王校長，忽然又成了臺子上主持大會的人，成了全場師生目光的集中點。只見王校長不卑不亢，先是站起來，手捧《毛主席語錄》本，朗讀了一段毛主席語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然后放下《語錄》本，說，請全體起立，唱國歌……請坐下……請大家歡迎醫校軍訓領導小組組長、駐亭部隊政治部張科長講話！他自己這才坐下去。　　

張科長站起來，向全場敬了一個很標準的軍禮，全場報以一陣鼓掌。張科長坐下來，一口純正的四川話，說，人民解放軍奉中央軍委命令，介入地方工作，是來向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學習的，要勝利完成支左、軍管、軍訓的工作，就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在醫校，就是要依靠全體革命師生。對于學校里的兩派革命組織，我們一視同仁，希望兩派能響應黨中央號召，實行革命大聯合。兩派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應當學習上海魯迅兵團的經驗，用整風和開門整風的方法，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破私立公，提高認識，達到團結。昨天，亭州市軍管會主任、駐亭部隊政治委員宋云同志，向全市作了號召整風的報告，我們學校的師生代表也到場聽取了這個報告，我們要堅決貫徹、全面落實！學校要復課鬧革命，社會要恢復正常的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明天下午，市軍管會在體育場召開“全市抓革命、促生產，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誓師大會”，會后還要大游行。全體師生下午一點準時到校，學生按班，教師按組，在操場集中出發，只打國旗、校旗、紅旗，一律不打各群眾組織的旗幟，人員不得無故缺席！經過軍管會研究批準，王淮興同志從今日起，協助軍訓小組，臨時主持學校日常工作！將來，我們要在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基礎上，實現革命的三結合，一切革命的教師、革命的學生、革命的干部，都應當積極配合，為這個光榮的目標而共同努力！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我們要遵照毛主席的上述教導，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和階級斗爭的觀點，來指導我們的思想和工作。我們在此嚴正警告一小撮心懷鬼胎的階級敵人，要立即停止你們的一切破壞活動，隨時準備接受革命師生的揭發批判！讓我們記住毛主席的教導，按照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的精神，進一步把我校文化大革命搞好，取得最后勝利！　　

那天散會之后，他回到隸屬教導處的那間屋子里，是以前專門刻寫、印制試卷的地方，已經空空如也，油印機和刻寫器具、紙張之類，早已被學生弄去了，一切要重新添置才行，但他當然不急，到時自會解決。他就很無聊地一個人坐在屋子里，竟然以閱讀《毛澤東選集》來消磨時間，等待下班。沒有任何一個人來找他，他也不去找任何一個人。他獨自品味著張科長的講話，那最后所說的“嚴正警告”，在醫校，他就最有可能是所指的對象，別的有歷史問題并且在運動初期受到“上掛下聯”和“橫掃”的教職員工也有，但都沒有他突出，他在運動中已經是“名人”了。而且，他現在正有點“心懷鬼胎”，這說得很準確、很厲害。張科長的講話把“收”的意圖和步驟說得很明確了，總的也是無可非議、應該接受的一種形勢，每一個人都感到了這種空氣，都有收斂之心。全場安靜，并無任何反對和不滿的表現。他告誡自己，從現在起，要十分謹慎，決不多說一句話，決不多走一步路，按時到校，按時回家，別處不去，盡量回避。至于是不是要拿他作為“階級敵人”對待，那不是他所能反抗得了的，他聽天由命。　　

第二天下午，他也排在隊伍里到體育場參加了萬人大會。只見秩序井然，全市各單位按系統站在指定位置，也果然只見國旗、單位旗、紅旗，沒有群眾組織的旗幟。高音喇叭播放著毛主席語錄歌和別的一些革命歌曲，在空中回蕩。一種整肅的空氣籠罩全場，象征著一種新的局面的莊嚴出現；人們抱著最美好的期望而顧全大局，把屬于自己這一派的立場、觀點暫時放到了一旁。這是很不容易的。　　

大會以后，依次出發，到大街游行，領呼口號的人此起彼伏前后相應，整個隊伍口號聲不絕于耳，響徹天地。他走在醫校的隊伍中，也就從一種特別的情境中感受到作為人民一分子的安全、安逸、安心，而如果作為排斥于人民之外的階級敵人，那感到的就只有孤立和可悲了。他當然愿意留在這個隊伍里，哪怕只是厚著臉作為勉強能夠容納的人混在這個隊伍里，也是好的。　　

大游行散了，他心中有所寬慰地走回家。雖然耳中依然回響著張科長的“警告”，但那大約可以看作泛泛之言，是必然要那樣說到的，而不必跟自己聯系起來，何必這樣一點自信也沒有了呢？　　

他這才體會到，雖然他好像連第三次進看守所都有了思想準備，但一切仍然是可怕的，也是深不可測的，最好不要發生那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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