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形勢總的來說，有點沉悶，他這個讓自己置身事外的人，也時時感到空氣有點令人窒息，好像一切都僵住了。那天晚上不意旁聽了“工紅”頭頭部的會議，加深了他對這種沉悶空氣的感受。因為聽工人的宣傳部長張大同談到法國大革命，他正好有一本舊書，就翻出來看，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三年出版，《法國革命史》，是法國歷史學者馬迪厄著，楊人楩譯。明代匯集《清平山堂話本》的人叫洪楩，也鐘情于這個“楩”字。經查辭典，“楩”乃南方大木名，讀如“駢”。寄名于木，是一種象征手法、文化意識。正當文化大革命，讀這本《法國革命史》，確實有點參照性，他心里很佩服張大同這樣好學的工人。馬迪厄說，他這本歷史著作，“要描繪一幅具有各個方面的法國革命的圖畫，盡可能辦到正確、明晰與生動。我們所特別著重的在于表現各史實彼此相聯的關系，根據當時的思想形式及各種利益與力量所發生的作用，來解釋此類史實，至于個人因素，只要我們能把握住它們的影響時，也不忽略。”這番自白，表明著一種客觀的科學的研究態度，是值得敬重的。
他不覺把《國民大會的選舉》一章中的一些話用鉛筆劃了出來：

吉倫特黨與山岳黨的沖突是深刻的。這幾乎是一個階級沖突。吉倫特黨包括“一大群業主及有教養的公民”，他們具有社會尊卑感，他們要保全并加強此一尊卑感。他們對粗俗而未受教育的人民，天性表示厭惡。他們認為財產權是絕對不可侵犯的。他們認定人民是無能的，他們要給本階級保留政治壟斷權。
反之，由山岳黨代表的是小民，是那些受痛苦的人，曾經推倒王權的人，因暴動而得接觸政權的人。他們容易地提出生存權來對抗財產權，提出公共利益來對抗私人利益。他們不了解竟會有人在尊重原則的借口之下，拿一階級來與祖國衡量。遇必要時，他們預備限制自由及私有財產，倘使為著群眾最高利益而非此不可的話。
吉倫特黨之恨巴黎，不僅因為這個城市之反抗他們及摒棄他們，而且因為這個城市是第一個行使這個公安政策的，它計劃了并且施行了要犧牲他們這一階級的專政策略。使他們反對山岳黨的，由于恐懼者少，由于保守的天性多。
羅伯斯庇爾要在平等及大眾利益的原則上建立共和國。他提請注意，有人把騷亂及搶劫的觀念與人民及貧乏的觀念聯系在一起。

讀了這些話，他感到歷史還是有驚人相似之處的，特別在某種意味、某種思路、某些分歧、某種“形式”上。大約自古及今的社會，大而言之，無非分為平民與貴族，所以后來的一些情況就有點像以前的一些情況，甚至現代的情況也會有點像古代的情況，并且能從中獲得某種可靠的詩意和激情。
忽然想起范公望柳春芳兩口子，他們最近以來思想有何變化和發展呢？而他是答應了去拜訪他們的。應當去交談交談！他就合了書，鎖了門，去找他們。
但一出門就正好遇到一個教師，說，復課鬧革命了，你怎么還沒到學校去？其實，說復課也沒有復課，亂糟糟的，但你我既然拿了工資，還是要去轉轉的呀，一起去看看吧！他沒有理由拒絕，也不便多說什么，也就只好跟他同行，往學校走去。
一路上并無什么新鮮的標語，對立的標語幾乎沒有，倒是不同的組織寫出了相同的標語，“必須正確地對待干部”，“歡迎革命干部站出來亮相”，“向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學習！致敬！”，還有“抓革命，促生產”，“復課鬧革命”、“破私立公實現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之類。至于“歡呼一月革命風暴”、“歡呼東北的曙光”之類的老標語已經陳舊、零落了，盡管相應的任務在亭州并未實現。亭州小城的人主要是在觀念、情感和想象中經歷了那些“風暴”和“曙光”。
他們正好趕上了一件事。只見一群學生把王校長和教導處高主任反絞著臂膀推著咚咚地向前走，進了大會堂，后面亂亂地跟著許多學生和教師。他們也就跟了進去。王校長和高主任已經被強行跪在地上，一個學生沖上去在高主任背上踢了一腳，發出沉悶的一聲，好像踢在板壁上似的，想必踢得很重，但高主任卻并沒有被踢倒，堅持著老老實實跪著的姿勢。一個學生指著低了頭的王校長和高主任義正辭嚴地說起話來。因為他沒有敢靠近，所以也聽不清這批斗的內容，然而也就看到站在四周的學生們舉手呼口號。這個批斗會好像是臨時發起的，跪在地上的兩個人只是麻木地聽天由命地跪著。他遠遠地站在后面只覺得自己無能為力，如果他驀然上前勸說，效果只能適得其反。正猶豫之間，后面沖進許多學生來，為頭的正是江進海，只見他們猛撲上前，立即跟先前的那些學生打了起來，并且就把王校長高主任救起，迅速護走，且戰且退。他趕忙抽身而出，并且干脆就出了學校。
他匆急地走著，朝著到范公望家去的方向。他心中像被塞進了一團亂草，剛才的印象給他很大的刺激，群眾的水平顯然遠遠不能跟上中央的要求，學生尚且如此，社會上的人們呢？那就會有品行不正的人趁機報復、做壞事。正如馬克思說過的，無產階級也有一個水平問題。他進而懷疑：這個運動，理論雖對，想法雖好，方式是否現實？然而，他又進而懷疑自己的懷疑，因為，在本質上，正是由于相信和依靠人民，才終于打下江山，并且使社會主義建設突飛猛進，也未見得從前相信和依靠人民，就沒有出過什么不好的事情。毛主席在這次運動方式上的考慮，竟然會經不起他這樣的責疑嗎？豈不笑話？對于得失，毛主席必有他的大算盤和長遠的考慮！
他進而又反過來著想，如果運動不產生這些混亂，群眾之間不產生這些分歧和斗爭，又何須提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就拿跟他直接有關的事來說，他的得救，就說明了這一運動方式的正確，要不然，他在運動初期被捕之后，將會真的把牢底坐穿，宗進庭會讓他冤沉無底！當時正是史宏、江進海這些學生，學習中央的《十六條》，對照現實，指出問題，為之斗爭，鬧到靜坐市委的程度，這才使他獲釋，這正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過程！何錯之有？有何不對？雖然借助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神威，但畢竟“天高皇帝遠”，要學生自己站出來經風雨、見世面，自己取得勝利成果。學生得到的鍛煉和提高，比他們平常坐在教室里啃有限的書本知識，豈可同日而語？說是經受革命鍛煉，此言不為夸張，因為史宏江進海這些孩子，也每天處在運動后期“秋后算賬”的壓力之下。運動初期矛頭指向群眾時，是說在高中畢業班學生里面也要抓右派分子反黨分子的。這種“資反路線”雖被沖垮了，但陰影依然存在，保守的人們沒有停止這樣的威脅，造反的人們心里也沒有消除這樣的恐懼，真是隨時會像烏云襲來、籠罩大地。
當然，要不是有這個運動，也就沒有什么運動初期，也就不會有拿他當“老反革命”、拿劉鎮琛當“小反革命”來加以逮捕的事情。可是，在這個運動之前，他不早就遭了冤屈嗎？他申訴了多少回？等待了多少年？在這個運動之前，劉鎮琛這樣的學生，不一直是背著出身問題的“黑包袱”嗎？運動初期，竟被稱為“黑五類子女”，連革命的權利也沒有，就好像是可憐的“不準革命”的阿Q一樣，永世不得翻身。這樣荒謬、令人壓抑的情況，在這個運動中被群眾自己解放了自己，自己教育了自己而沖破了，首先是敢于認識新中國的社會里竟然也會有這種沉重的黑暗，而后敢于揭露這沉重的黑暗，爭取公正和光明，這難道不是事實？不經過斗爭能實現嗎？他怎能懷疑這個運動，哪怕是在運動方式這個問題上！沒有這個方式，就沒有這個運動，就沒有他親身經歷的社會進步。這大風大浪是必然和必須要有的，是不可避免也不能避免的，道理上正如法國大革命一樣。毛主席有兩句話說得樸素而厲害：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而這一切，在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公布于世的中央文件《十六條》上，是預先說得明明白白的，在毛主席暢游長江時就暗示清清楚楚的，只有富于革命經驗的人，才能有這種為了長久之計而敢于打破一些罈罈罐罐、不怕一時混亂和損失的大魄力、大手筆，豈能為平庸短視之見所囿！一切不用疑惑，不應動搖，永遠也不要動搖。
想到此，他覺得暢然起來。那些學生為何這時候要搞這樣的所謂批斗（這令他反感），江進海這些學生又為何“劫法場”一樣去救下王校長二人（這令他感動），他不去推想了，隨他們各執一端去鬧吧，最后總有一種共同的原則，讓他們能心平氣和坐下來談，而總的大形勢其實已經向他們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只是還要有一個客觀過程，他們還要在這其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范公望家居住的地方，他摸到了，是一個較寬大的巷子，巷口墻上有個地名牌：“紫藤花架街”。地上還是過去的青石板，被無數人的腳走得光滑了，有的已經破裂，石縫里冒出幾莖青青小草。按照他記得的門牌號碼，他舉手敲門。門開處，正是范公望本人，雙方大喜，讓進屋里。范公望說，柳春芳到學校去了，不能兩個人一個也不到校，派一個去探探情況。他說，我也剛從學校里出來，離真正復課還早呢，還有一個過程。范公望說，我們樂得在家里做自己的事，工資又不少我們的。農民不下地一個月不行，我們不上課一年沒關系。在古書里，我們這種人總是被諷刺的對象，還被列入“蠹”的行列，就是蛀蟲，但我們還是我們，哪個統治階級敢不要知識分子？哈哈一笑，坐了下來，他問，你最近看什么書？做什么研究？
范公望說，我一直在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這是不能公開的，會說我反動。他說，你不能以這種說法為轉移。不過，這個課題也不大好研究，雖不說是禁區，但問津者少，你果真研究出什么來，也不容易問世，為什么要啃這個硬骨頭？
范公望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既然如此，就應當研究政治，所以過去丁文江這樣的地質學家，對政治的興趣實際上比對科學的興趣還大。政治反過來是要作用于經濟的，而經濟直接跟每個人有關。眼前的“文革”，不就是發動全國人民來討論政治嗎？而且企圖通過運動實踐來進一步確立某種政治，摒棄某種政治，大破大立。但是，運動以來發生了激烈的斗爭，在一片渾沌之中怎樣認識這種斗爭？或者問一下，這種斗爭是必然的還是可以避免的？是一定要這樣搞，還是另有它途？是一時性起要這樣搞，還是有較長久的蓄積期？如此等等。研究政治史，以史為鑒，用鏡子照一照，或許有助于看得清楚些。社會斗爭歸根到底是不同政治主張之間的搏斗。應當人人都來關心政治，研究政治，發表政治見解，這樣就能減少無原則的斗爭和無謂的犧牲，從整體上提高斗爭的價值。但我們現實的斗爭，可以說是低于批判的水平的。此話怎講？運動來了，要大家關心國家大事，可是接著就盛行“出身論”，出身不好的學生不能成為“紅衛兵”，多么大的政治歧視！傷了多少青年、多少人的心！實際上是把群眾劃成可以關心國家大事和不可以關心國家大事的，也就是說，認為這個國家有“政治賤民”的存在。更有甚者的那些事就不說了。后來把它叫做“資反路線”，其實這還抬高了它，它實際上還有封建奴隸制的氣味，它是低于批判水平的，所以跟它的斗爭也就使我們不得不俯下身來。歷史上真正的革命時期，或者社會危機時期，就是政治最熱的時期，人人無不談論政治，這是不可阻止的。莫談國事永遠是愚昧和虛弱的征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這就是古代的經驗之談。至于我的政治觀點、研究方法、以及我的表述，會跟別人不同，會遭到別人的批判，那當然也是正常的。問題是要有學術平等，不能用官方的立場來壓制個人的立場，也不能用你的個人立場來壓制我的個人立場。要真正實現毛主席主張的“知無不言、言者無罪”，看來還遙遠。“文革”以來，這個問題比較嚴重，一會兒從右的方面嚴重，一會兒從左的方面嚴重，實際上“文革”以前就嚴重，所以運動一來，首先就在這方面發生了斗爭：到底你有沒有關心國家大事的權利？“文革”就這樣推動了社會的民主進步。但現在，就連一個普通中學生，甚為無知，也動不動就來壓制別人的言論，這同樣不正常，不符合《十六條》“擺事實，講道理”的要求。好像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青年，無師自通有某種壓制人的習慣和本領。是的，我們平時受到壓制，往往逆來順受，到我們有機會壓制別人時，也很自然地就反作用出來，陷入一種可怕的無意識。
看看魯迅的批判，就知道我們有著漫長的壓制的歷史，而手段極其殘忍。興兵奪位的永樂皇帝對于渺視他的奪位、反抗他的執政的大臣，是殘酷到活剝人皮、以其妻女充軍轉營的。張獻忠也曾施行活剝人皮的酷刑。根據這個，魯迅說，“有明一代，以剝皮始，以剝皮終”。最后連屢敗清軍的抗清前線總指揮袁崇煥，也被從前線騙回，蒙冤遭剮，清軍一個小小的反間計，就讓崇禎皇帝如此喪心病狂。這樣有功，這樣必須倚重的柱石，國家竟然自己把他殺害，并且殺得這樣慘，而麻木的百姓還去搶吃從他身上剮下的每一片肉和內臟，這樣的明朝，這樣的社會，焉得不亡？我讀書到此，連恨三聲該亡該亡該亡！
當然，這并不等于我贊成清軍揚州、嘉定屠城以及它的統治。現在，亭州看守所的位置就在市委旁邊，這正是明代格局的遺存：衙門右邊是監獄，左邊是土地廟。現在監獄還用著，就是看守所，而土地廟已經不見了，大約做了倉庫。據說過去剝人皮就在土地廟面前。不少地方的人在假意發狠、開玩笑時，還有這么一句：“活剝了你的皮！”這時往往還帶著笑容，好像那是一件雙方都會感到很有趣的事情！這就是歷史遺存在活的語言中的痕跡！我們的歷史如此，我們還有什么話說！“有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魯迅在這樣無邊的黑暗中發出了新世紀的第一聲追求光明的吶喊！那聲音多么凄厲、悲痛而憤怒！
好！他為之一贊，說，看樣子，你是有感而發呢。范公望氣憤憤地說，確實！
他說，我告訴你，你們兩口子在學校挨批斗的時候，我作為在場的一名觀眾，是看到了的，而且，你們的《現實烏托邦形式論綱》，我也是拜讀了的。作為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就善于抓形式，思維形式，社會形式，自然形式，甚至還有后來對經濟學很重要的價值形式，也被這老頭子在那時就抓住了。你們也是抓住了形式做文章啊。
范公望大為吃驚，瞪眼看著他。他說，是我們學校的學生拿來給我看的，看過后書稿又讓他們拿走了。你家里還有底稿嗎？果真弄丟了很可惜，你們可以再整理一份出來，好好密藏，經受時間的考驗，也可以繼續研究、不斷加工，畢竟是你們的心血。但你們寫的，好像還只是一個大綱，還有待擴展和深入。你們的“形式論”，我覺得我讀懂了。當然，我并沒有對學生說什么，我說這是談哲學的，我想模糊他們，我本能地要保護作者。但我小看了學生，他們其實也讀懂了，他們讀出了你們在“形式”下面做的文章，說你們寫的不是哲學，而是政治。
范公望倒抽一口冷氣，丟開學生那頭，轉而問他，那么，你同意我們的觀點嗎？
他說，你們是認為，社會主義無視以至想消滅人作為個人的存在，這就最終將被人拋棄，人將因此回到絕對的自私性，即回到歷史的正題。從正題產生反題，從反題又產生正題，振蕩不已，但人性必勝，說穿了，也就是資本主義必勝，這就是合題。將來，不是社會主義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是資本主義要防止社會主義復辟。你們還暗示，文化大革命也應當這樣從“形式”上受到譏諷，從人性上予以批判，雖然你剛才還說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好話，你們實際上對這場運動持很不以為然的態度，視為“烏托邦”的垂死掙扎、歷史終結的最后悲鳴，必將從“反題的自身”，而回到“正題的前身”，于是“作為人間正道的合題”，也就不遙遠了，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真身”必然在神州重現，并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孤立將不復存在，人將成為世界的人，將回到自身那個自由的“唯一者”，但因為進化太遲，必須在一個長時間里跟在先行者后面學步，也就是在各方面屈服于西方列強，認為這是天經地義、必經階段，正如非洲黑人曾被奴役，在奴役下至少死了幾千萬，如今黑人的子孫卻自由生活在白人的西方文明中。中國就是新的非洲，中國人就是新的黑人，要蔑視和拋棄自己一切舊的歷史，包括最為光榮的革命史，向西方看齊。你們的觀點如此，確實有你們自己的邏輯，而且是瘋狂的邏輯。
范公望笑了起來，說，你這是最高的夸獎！哪怕你是不同意我們的，是批判我們的，這也是最高的夸獎！
他說，那我就算是你們的半個知音吧，不過，我確實是不同意你們的，你聽了不要生氣，我只是在學術角度說的。如果你們接著寫下去，就要翻很多歷史舊賬，就要肯定洋奴賣國理論也是對的了。其實，真正的社會主義不是你們所理解的那樣蔑視人性、否定人作為個人的存在。社會主義并不比資本主義更不人性，社會主義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的不人性中產生的。社會主義是取消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從而改變傳統的一切關系和意識形態，這是一個客觀的歷史進程。馬克思說到過這個問題，他設想的社會主義是“自由人聯合體”，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產品屬于社會，其中一部份留作公共生產資料，另一部份作為生活資料在“自由人聯合體”成員當中進行分配，供他們消費。這里面有一個公與私的關系，但并不等于否認個人、個性、人性和家庭及其私人財富的存在，并且這恰恰是這個“自由人聯合體”存在的前提，沒有一個一個的“自由人”及其家庭，哪有什么“自由人聯合體”？真正社會主義社會，應當是這樣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產品社會所有，在社會成員當中進行分配，從而對于勞動的安排是有計劃的，對于分配的安排是有尺度的，總原則也就是“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這并不排斥市場貿易，也并不否認個人，這些加在一起，就是完整的社會主義、初級的共產主義。《毛主席語錄》上就有，說，要爭取跟帝國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做些生意。這涉及的就是這個“自由人聯合體”也需要世界市場，需要進口和出口，至于國內，當然也是一個大市場。現在我們每天買菜，不就是拿著貨幣上市場嗎？工業產品進入農村消費，農業產品進入城市消費，是通過市場關系，是有價的，不是無價的。只是有個定語：社會主義市場，意味著消除資本主義市場的那些唯利是圖的混亂、不顧民生的罪惡。毛主席還說過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局面中要有“個人心情舒暢”這一條，這涉及的就是在一切領域個人、個性、私人天地的存在。所以，你所指出、所批判的，充其量是社會主義社會實踐中的某些存在問題，或是你剛才說到的歷史遺毒，它們畢竟不是社會主義的原意和本身，所以你們是抓住了枝葉，丟掉了主干。枝葉有病要治，乃至可以砍掉病枝，但不能砍樹。這個問題，前人已經說了起碼有一百年，社會主義實踐也早就有過正反經驗教訓，比如，一九五八年發生的“浮夸風”、“共產風”，就是社會主義原則被向“左”的極端推去，這并不是社會主義原則不好，而是人們理解有誤，后來得到了扭轉，現在基本穩定而且經濟上大見成效。還會有新的問題、新的分歧產生，不會是一勞永逸的。社會主義是在公有的基礎上做事，是私有制以來前人未曾做過的偉大事業，它碰到的問題理當會是最多的，遇到的反抗也理當會是最普遍最激烈的，甚至會發生資本主義的復辟，但不能以這個來否定社會主義的歷史進步性和必然勝利性。所以，你們主張的實際上是開歷史倒車。
范公望克服著被他批判所產生的情緒低落，竟然高興地說，痛快！你這就是“擺事實，講道理”的態度，這才是正常的人與人的關系，我簡直如坐春風，如飲甘泉，從未有過的心情舒暢，而不在乎你的觀點跟我對立，不在乎其實我仍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回答你，現在你罵我幾句我都覺得痛快，甚至我可以僅僅因為你就改變我的觀點！觀點不同算什么，讓所有的觀點都見鬼去吧，人的自由、人與人的平等相處，人在這個世界上感到心情舒暢，才是最高境界！而現在這成了最大的問題！
他說，這些話作為我們個人的生活愿望，無可非議，作為指出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也無可非議，但作為一種社會理論，是很不夠的。因為它沒有聯系具體的時間和空間。我只要舉出列寧的一句話來，就能說明。列寧在《關于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中說：
自由如果同勞動擺脫資本壓迫相抵觸，那就是騙人的東西。……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份時間、很大一部份著作和很大一部份科學研究，用來嘲笑自由、平等、多數人的意志，嘲笑把這一切描繪得淋漓盡致的各種邊沁分子，用來證明這些詞句掩蓋著被用來壓迫勞動群眾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資本的自由。

多么深刻啊！至于什么是邊沁分子，可以從馬克思的一些論述中看出來。馬克思說：

在勞動力的買和賣這個“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里，也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并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資本主義所自以為是的“自由、平等”的主張，被馬克思如此揭露無遺。馬克思還說，“十九世紀資產階級平庸理智的這個枯燥迂腐、夸夸其談的圣哲”耶利米•邊沁，“幼稚而乏味地把現代市儈，特別英國市儈，說成是標準人”，并且“用這種尺度來評價過去、現在和將來”。“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樣的勇敢，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稱為資產階級蠢才中的一個天才”。

馬克思太辛辣了，因為他太深刻了。但邊沁的思想，好像正是你們的《形式論綱》的理論基礎！
范公望紅著臉說，我承認，我不得不承認。但馬克思所諷刺的邊沁主義其實遠遠沒有過時，它至少還要存在一千年！你剛才說到社會主義社會發生資本主義復辟，好吧，我問你，它資本主義怎么就會復辟的呢？你們是怎么讓它復辟的呢？如果它復辟成功了，那就有它成功的理由、人心的基礎，說明資本主義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你就不應當否定它，而且應當接受它，完善它，維護它，鞏固它，千方百計幫助它防止社會主義的復辟！哈哈，即使一個少女在無意中被人奸污了，這無意、這大意，也就是她被奸污了的合理性！如果羊被狼吃了，那就有它被狼吃了的合理性。我敢說，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實現，應當是一千年以后的事情，如果硬要在它不可能真正實現的地方實現，那它就不會令我滿意。其實，這一思考，這一爭論，三十年代在胡適和他的朋友丁文江等人之間就真誠地發生過，情況被胡適寫在《丁文江傳》里面，臺灣出版，我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在別人手里看到的，那時胡適他們也是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胡適堅決否定蘇俄道路，而丁文江對蘇俄有一半寄予希望，他們到底哪個對呢？只要用一個加法，結論就出來了，胡適是整個的，丁文江有一半，好了，是一點五比二，那麼就是說，作為最有良心最有科學思維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百分之七十五是不贊成社會主義的，難怪毛主席老是要改造知識分子呢。按我們《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說法，現在蘇聯是“修”了，南斯拉夫“修”得更厲害，那里的社會主義正在或已經“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了，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事業眼看有危機了。有鑒於此，我們正在進行“反修防修”的文化大革命。這一切，不正是說明胡適的看法對了嗎？丁文江寄予希望的一半是錯了，而他的猶豫那一半倒是對了。就是說，百分之七十五的知識分子握有百分之百的真理，而總的來說，社會主義是弄不下去的，弄到臨了仍然是空想，沒有什麼“科學社會主義”。嘿嘿。
喝著茶，雙方似乎有點不愉快而沉默著。過了一會，范公望又談起他贊成孔斯坦的思想，還有杜威的思想。他說，你就“開講”吧。但范公望突然說，現在我沒勁再“開講”那些了，但你應該同意我們的《形式論綱》。他問，為什么？范公望說，因為你的情況。他問，什么情況？范公望說，你的情況，我都聽說了，很不幸，很糟糕。難道我們不應當對環繞我們的、造成我們不幸的根源及其思想，有所懷疑和批判嗎？雖然真理的信仰不應當以個人遭際為轉移，但個人遭際，是有時代烙印的，因此不應該阿Q式地輕輕放過，那是卑微、膽怯，……還有奴性。
他知道范公望的意思了，他說，你實際上還是要我以個人不幸為轉移。奇怪的是，我的不幸確實不能算小，我在我所經歷的時代里確實過得不怎么樣，不是我出了錯，而是我的時代社會的某一方面對我出了錯。我對我的時代社會，應當懷有不滿，而且有權追問、批判、希望它能正確些。但我還是不能同意你們的《形式論綱》。我既然認識到了真理，在沒有更具說服力的真理征服我之前，我怎么可能拋棄它，認為它已經不是真理呢？道理要用道理來說服，或者用實踐來糾正，而且要多次地全面地進行驗證，我一直在注視，但沒有能讓我拋棄我認可的真理。而你們的真理，在我看來，還不是更具說服力的，在理論上它沒有能站住腳，在實踐上它早就失敗了。我不相信資本主義能夠救中國，而社會主義反而行不通。如果時間允許，我會看到你們的真理捉襟見肘、再一次失敗。言重了！
范公望笑道，痛快！但眼前這運動，我看就有行不通的地方，我對它是不樂觀的，所以我在運動中的表現都不會是認真的，而且會是互相矛盾、自己有時也莫名其妙的，就像是一個兩面派，可能還不止兩面。
他說，這我能理解，那我就跟你討論“文革”吧。我在家里才看了《法國革命史》這本書，一路上都在思考，所以有話可說。我認為，毛主席提出了政權不脫離人民的問題，為此他從經濟到文化教育各方面進行了艱苦的奠基性的努力。現在，他發動人民來對抗特權傾向，認為這會成為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契機，而走資本主義道路是違背人民利益的。他還從南斯拉夫、蘇聯的情況，從世界上兩大陣營的對立，在理論上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概括。具體而言，他是探討和實踐怎樣使新中國真正、永遠、可靠地屬于人民，而不拋棄打江山那時的初衷和誓言。這當然能得到人民的理解。
所有背離人民而去的傾向，如《法國革命史》所說那種需要“社會尊卑感”的傾向，是在“當權派”那邊，同時還有相當的習慣勢力的支撐；像種子一樣，只要空氣濕潤些，就會生長出來、長成森林，遮天蔽日，而以其“私人利益”代替“公共利益”，并且是以“祖國”的名義。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雖然這一切還只是萌芽、可能和跡象，也是作為習慣性的東西自然地存在著，一部份人民還處在朦朧之中，一部份人民還會認為那是“理所當然”而趨炎附勢。這一社會矛盾遠遠沒有到尖銳的程度。但開天辟地的、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毛主席，卻不能放過，他看出了問題的嚴重性，特別看出黨內上層有一條路線是主張那個方向的，正好與南斯拉夫、蘇聯的修正主義遙相呼應，是有規律性的東西。于是，他挺身而出，勇敢面對著所謂來自內部的斗爭。他是在跟“當權派”們現實和未來的特殊利益過不去，他要保衛社會主義的、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保衛以前的革命成果。他表現出了革命的徹底性。
再打個冒昧的洋比方，毛主席就是敢于向風車挑戰的唐•吉訶德，但毛主席畢竟不是塞萬提斯筆下的那個騎著一匹瘦馬、幾乎赤手空拳的人，第一，毛主席正在利用個人的崇高威望來搞這個運動，雖然他實際上并不主張個人崇拜，是“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第二，毛主席相信人民會理解他、成為他的力量，這也應當包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雖然幾乎百分之一百的干部目前是沉默的。毛主席認為依靠人民能取得勝利，正如羅伯斯庇爾說的：“我只依靠人民，只有人民是可靠的”。好奇怪，十八世紀法國革命英雄所說的這句話，每一個字都像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英雄毛澤東說的。這里面一定有一種根本性的聯系。
反過來試想一下，假如毛主席從來就不曾提出這樣的問題，更不曾從黨內到黨外一次又一次努力在實踐中解決這樣的問題，而是放任自流，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聽憑“當權派”演變成“將私利混同于祖國”的人，做成了他們的事業，同時假意歌頌他的英明正確；或者，假如這回毛主席在其高年所盡的這一最大努力也沒有能阻止住那種傾向，一切變本加利地發生了，那又如何？那時，“當權派”們將很滿意，將會說歷史證明他們對了而毛主席錯了，但人民則絕對不會滿意。當這種社會矛盾演變到一定的尖銳之時，革命必將蠢蠢欲動，歷史則可能重復從改良到革命的老路。對于這種可能的反復，毛主席早已指明，并且多次提醒。
據我所知，表面上口號喊得震天響的造反派們，從“形式”上說，也并不樂觀，他們很有些悲觀凄涼的思想情緒。這說明這次運動把他們投入這樣重大的實踐，作為要完成的任務，是這樣巨大艱難，又是這樣欲罷不能，在希望幾乎渺茫的同時，預感到一種并不美妙的下場。“反修防修”這一巨大問題的解決，是歷史的和世界的，它不可能憑著一個國度的一次政治運動，獲得十分的和圓滿的成功，也許有一分成功就算很好了，它只能提供出理論、經驗和思考，包括提供一些令人沮喪、并不美妙的教訓。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讓社會主義得到鞏固和發展的保障，決非一蹴而就，但也不能畏首畏尾，方向已經指明，文章已經破題，經過這一運動所體現和提出的原則，已經宣告于世界，將成為歷史的深刻記憶，到時就會自動地從人民的頭腦里跳出來，以其“合理性和人心的基礎”重新去奪取勝利，這大約就是毛主席的一種戰略意圖。一往一復，道之動！螺旋式上升！毛主席承認這種矛盾運動，所以才指出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他并不是形而上學地認為已經建成的社會主義社會只有一種發展前途和可能性，當他說出“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時，他在理論上經過了多少次的反復論證，包括你所說的一切，他一定都考慮過的！你說你有潛在的很大的代表性，就算是這樣，那么試問，能跟毛主席的代表性同日而語嗎？
毛主席七十多歲了，可以說，毛主席因為這個運動，而將完成他自己，在理論上完成著未來。但顯然，毛主席已經深深觸犯了最不能觸犯的東西，如同馬克思所說，是“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己。那些從前信服他、尊揚他的，現在已經在懷疑他、反對他、貶損他、仇恨他。只有歷史，會更深地把他銘刻在自己永不風化的巖石上，只有人民，會把他永遠銘記在心靈的深處，而“當權派”們、既得利益的人們的態度，則必然是相反的，只除了其中少數的最杰出的人，因為他們能超越自身的私利而具有公正而遠大的眼光。
“文革”作為歷史運動，也會成為過去，但現在它就發動、發生了，它正在進行著，充滿較量和痛苦、失望和希望、贊成和詛咒。將來，只要它所根據的社會矛盾依然存在，使它發生的條件依然存在，它就可能再度被討論，乃至再度興起，繼續成為旗幟和口號。但如果那種矛盾和條件消亡了，真正時移事易了，它就將成為人們不再引用的歷史，而這正是它的出發點和歸宿，并不是它的不幸。偉大人物的偉大之處，就在于提出自己時代最重大而有遠見的課題，并且付諸實踐，盡力地把握它，使之完成到它可能完成的程度。偉大人物不可能永遠主宰歷史，只有他的思想精髓和偉大精神是永恒的，而他具體所做的，雖然在要求上盡可能十全十美，在實踐上卻不可能十全十美，因為有對立面的斗爭，還因為群眾的水平參差不齊。但哪有等到群眾水平齊了才做事的？一切現象不能、也不應簡單地為歷史所重復，只有真正有價值的實質才會被歷史所敬重和繼承。

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馬克思這句話多么徹底，這就是真理的品格。
由此可見，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地球上成為歷史，隨著商品生產在社會生活中的消亡，就連馬克思的《資本論》，也將擺到博物館里去，否則，仍然會作為工人階級的圣經和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而發揮指導的和預言的作用。這就是馬克思的偉大之處，同時也是他的消亡之點，但馬克思距離自己的這一消亡，當然還差得很遠。
范公望舉起雙手，說，講得好！我確實幾乎要被你說服了。看來，不用別人評論，事物自身就在肯定與否定這樣的兩面性中存在，肯定是世界的本質，否定也是世界的本質，這兩面推動了世界的前進，兩面性是最正常的現象！所以我是兩面派！難怪外國作家說，世界是荒謬的。哈哈！
他笑道，我為你提供同樣來自西方的一個理論根據，《資本論》好像就說過“通過荒謬的形式呈現”這句話。我想這有道理：比如，戰爭作為人類自相殘殺的現象，無論如何是荒謬的，但即使是趕走侵略者這一最正義的戰爭，也不得不是人與人之間的殘殺。整個人類已往的歷史都可以這樣看。在某種意義上，真正的人類，和真正的人類社會，還是將來的事，那時我們今天所說的“歷史”將真正走到終點，在現在的歷史意義上說，從那以后才再也沒有歷史。所以，我們現在的世界……
只能是荒謬的！荒謬就是歷史的存在方式。“文革”是客觀存在的，不管你怎么贊成“文革”，它也不能不是荒謬的。同樣，從理論上說，不管我怎么否定“文革”，我也不能不是荒謬的，雖然我不想承認我也荒謬。“斗爭”是人類社會到目前為止最主要的荒謬形式。思想家為人類的“斗爭”做了一個概括，叫做“階級斗爭”，它的極端就是國內戰爭和世界大戰。組織性越高的斗爭就越是可怕。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是法國的“階級斗爭”，第三等級的一方也罷，王朝或貴族的一方也罷，他們都處在歷史的荒謬之中，不管多少人為哪一方寫出了多少贊歌，后來的人們總是要問：為什么要用斷頭臺？為什么一定要這樣殘酷？但后來的人們總是有一天又會程度不等地再次墜入這種荒謬之中，斷頭臺也許不再使用了，剝皮酷刑不再用了，代之而起的卻是別的荒謬的殘酷的形式，比如殺人武器的不斷升級。我們的“人民江山”，是通過三大戰役等等，在血與火中誕生的。想一想吧，雙方軍隊都是中國人，用槍炮互相殘殺，那還不荒謬？后人閱讀這段歷史，就會讀出一種荒謬感。歷史就是無數荒謬的堆積，真正的作家就應當對世界具有荒謬感！
不用多久，時間就會證明我的《形式論綱》是一種預言，是預言一種荒謬將要謝幕，另一種荒謬將要登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老話不是隨便說的，一定是有大智慧的人說的，這人掌握了無情的辯證法，道出了天機，千古印證，千古相傳。世界永遠按照正題，反題，合題的次序，周而復始。既然如此，那就不會是一種理論主宰天下，就會繼而有相反的理論主宰天下，因為有句成語叫做“相反相成”。相反，再相反，又相反，所謂螺旋式上升。這不是很符合馬克思主義嗎？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反一復道之動，何必死抱一種真理，不承認還有另一種真理呢？真理將輪流坐莊。一九五七年的頭面人物主張的“輪流坐莊論”并不錯！所以在美國，干脆把這一點體現為政治制度，既有民主黨，也有共和黨，既有參議院，也有眾議院，一是便于爭論的展開，二是使爭論文明化、集中化、條理化，而不是訴諸街頭。對社會主義制度，我也不是不贊成，它既然被歷史提到桌面上來了，而且在一定范圍實行到了今天，說明它已經具有現實意義，它將用它的荒謬主宰世界。但我更贊成各種經濟形式、生活形式共存同在、互相交流，才更有意思更五光十色！那么，社會主義也就不必一定要跟古希臘羅馬以來源遠流長的民主制度絕對排斥，不必一定要采取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不要在多數的借口下施行壓制，這是可以思考、可以提問的。
他說，社會主義當然沒有說過，它一定要跟古希臘羅馬以來的民主傳統相排斥，社會主義根據國情可以而且應當汲取有史以來一切優秀的還有用的政治經驗。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也產生于西方，首先，從那些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到科學社會主義學說，都是那些熟知古希臘的西方人發明的，然后是巴黎公社，然后是俄國的、東歐的社會主義革命，然后才是東方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國之所以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之后，接受了社會主義學說，除開這些原因和現實原因，還有中國的文化傳統。
在兩千多年前儒家《禮記》中，早就有空想社會主義的經典表述，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那長長的一段，這說明社會主義作為人類的社會理想，是東西方共同所有的，馬克思主義只是指出它從什么時候起已經是一種科學的存在。至于社會主義國家采取什么政治形式，如何專政與民主，可以有怎樣的改進，那首先是一件很實際的事情。如果社會主義還不如資本主義民主自由，人們還要它做什么？它理當在民主自由方面繼承并推進以前一切優良傳統，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做到的那些方面。正如列寧所說，“無論是社會主義革命或是民主主義革命，自由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口號”。
但你也不必崇拜西方的“自由”。西方資本主義光靠國內發展，是不會有現在這么富有的，它搶掠了世界財富，用戰艦加貿易來實現，鴉片貿易就是他們的好品德的表現，這個不會改變的。日本人向西方學習的頭一條就是做強盜，直至在中國建立血腥到極點的“滿洲國”，用南京大屠殺來表示它對中國人能做到像美國人二百年前對待印第安土著人那樣無情和有力，當然，它本來就有到朝鮮、中國來搶掠燒殺的歷史習慣。日本人的這種“自由”，中國人能接受嗎？應當接受嗎？美國、日本，還有老牌的英國等等，將來一定要向人類檢討、懺悔！那時你所侈談的“自由”也許才有眉目。
范公望說，聽你說話，你比共產黨還要共產黨呢，共產黨感謝你嗎？重視你嗎？
他說，那是另一回事，我們是在探討真理，與我有沒有參加哪一黨，或哪一黨對待我如何，是無關的。本來，參加哪一黨或退出哪一黨，是個人可以隨時對自己作出決定的事情，但在一黨執政的情況下，就復雜起來了，而要求加入執政黨的人，跟隨時可能為革命做犧牲的年代相比，心理動機也會大為不同。
本人不是共產黨員，但信仰社會主義總可以吧？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或者“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們的特點，就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資本主義。他們之所以這樣，是政治的需要。我是歡迎任何一種新鮮的觀點的，但你們的《形式論綱》沒有能說服我。我看你屬于馬克思多次批判過的蒲魯東主義，也就是“把商品生產看作人類自由和個人獨立的頂峰”，認為“聯合的壞處多于好處，它是束縛工人自由的鎖鏈之一，它是空洞的信條，違反節省勞動的原則，只有競爭、分工、私有制是有益的經濟力量”，但另一面，又想用這種所謂“永恒的商品生產來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實際上是駝鳥式的對資本主義視而不見，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因為資本主義正是從商品生產中產生的，所以蒲魯東主義是不要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是掩耳盜鈴，是羞羞答答，是自欺欺人，也是一片天真。我敢說，如果從中國的現實退回去實行資本主義，首先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再現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血腥歷史。
什么？怎么會？范公望不解，望著他。
你是裝呆嗎？你來分析：你要把現在遍于天下的集體、全民的所有，變成個人的所有，以便實現你理想中的蒲魯東主義，方式手段如何？或者說，“形式”是什么？基本有兩種，一種是按人口平均瓜分。所謂平均，只是理論上的，這么大國家，做起來怎么平均？一個生產隊好對付，一個小小的集體企業也好對付，大些的企業就復雜了，還有許多省級、國家級的企業與機構，就更復雜了。即使在一個生產隊，隊長會計也可能有暗賬，到時他們會暗中私分，侵吞集體利益，更不用說從上到下無數比這大多少的經濟單位了。那時人的私心被調動出來，是私字當家，公字被丟到一邊去，真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情況可想而知。
還有一種，就是干脆少數人公然關起門來按權力大小瓜分，其實跟生產隊的隊長會計的暗分私分是一個意思。等那少數人把多數人的財富瓜分完畢，多數人還不知道，因為少數人總是披著合法的外衣，裝著正經的面孔，說著漂亮的話語，他們懂得如何做得不露聲色、盡量平穩。社會主義建設搞了這么多年，高積累，低工資，國家積累的財富、創造的產業，是屬于人民的，但具體掌管財富與產業的畢竟是少數人，這些人近水樓臺，明賬暗賬全在肚子里，也懂得銀行手段、世界金融這些訣竅，并且可以內外勾結起來，一旦進入瓜分，少數人怎能不變成劫賊和強盜？但他們懂得怎樣把人心暫時欺騙，他們也將最為心毒手辣，等他們把財富裝進自家口袋，把人民趕到階下去，那時自以為天下大定，其真實面目就會暴露出來。
但人民會覺醒，人民的社會主義意識會馬上復蘇，于是要跟他們算賬，討還人民的財富，所以那時資本主義還是很難搞成，因為又面臨嚴重社會問題了，實際上也就是階級矛盾，這一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于是接下去就會有人想到革命、有人想到改良。還要提請你注意，外部環境我還沒有說到，也就是世界資本主義會覺得有利可圖，會來插手。即使鴉片戰爭，人家也不承認是侵略，而是要跟你做生意，至于傾銷鴉片嘛，也是你的國內有這個市場。不也理由十足？這方面人家真是有幾百年的經驗，會有圈套讓你鉆進去的，會有一批又一批中國人甘心去做洋奴。吃虧的反正是普通的赤手空拳的人民。當人民像共產黨鬧革命以來這樣被組織起來是有力量的，當他們一旦成為一盤散沙、作為個人和家庭時，那就一點力量也沒有，怎么敵得過內外勾結的這些堂而皇之的劫賊和強盜？他們有到手的財富，再加上權力，成了統治的階級，這時候不管打的是什么旗號，事實都已經不一樣了。莊子所說的“劫鉤者誅，劫國者侯”的現象，將依然是人民的和歷史的惡夢！你看，我成功地為你描繪了一幅你所向往的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和景象！實現了你主張的荒謬！
你的想象力真豐富，感謝你在我們的“形式”里，填進了它應有的內容！但就連《九評》里關于這方面好像也只有一句話，說“在經濟方面，他們用各種方式破壞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發展資本主義勢力。”高度概括，哪有你想象得這樣詳細？你倒好像經歷過了似的。我大喜過望得倒不敢相信起來了。
他哈哈一笑，說，不是我經歷過了的，也不是我發明的，是你閱讀不細，《九評》的第九評上就列舉過這方面的例子，就在第二段“蘇聯存在著敵對階級和階級斗爭”。它舉例說，蘇聯一些人怎樣把國營企業變成了私人企業，怎樣成了所謂新的企業家，廠長怎樣有好幾個老婆、好幾輛汽車、好幾所房子，并且是賽馬場上的大賭棍，這些人又如何跟國家機關人員、司法人員勾結，并且有高級干部庇護；集體農莊也是如此，那里的負責人，相當于我們的農村大隊黨支書吧，能使全村處于恐怖之中，集體的職務都讓他的親友擔任，把農莊變成了私人領地，真是比地主還厲害，這些人又與城市里的那些新的企業家之類的聯成一氣，城鄉結合，大賺其錢，并且收買保安人員、監察人員、稽查人員、巡視人員來為他們服務。這些人同工人農民的關系，已經變成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這些，不就是我剛才所描繪的嗎？他們像劫賊與強盜一樣霸占或瓜分了全民與集體的財富。另外，在社會上，私人企業、商業投機也發展起來，與前面的這部份一起，形成資本主義復辟的生動圖畫。“文革”之前的《九評》，早就這樣深刻地寫到過。
范公望說，這情況還不會是蘇聯社會的全部吧？
他笑道，你的心倒不黑！你還要全部！但很快就會是全部的！如果上面的路線順著這趨勢，那變化的速度就會更快。還有南斯拉夫，那情況有所不同，但更為嚴重。中國看到了這情況，就來搞“文革”，要讓全黨全民有這種覺悟，來阻止中國走他們的路。
南斯拉夫怎么更為嚴重？范公望側著頭追問。
簡要地說，它的社會主義改造先是不徹底，后是培植和發展私人資本、私人企業。它的所謂全民經濟其實是鐵托集團為代表的官僚買辦所有。它的農村基本沒有觸動富農經濟，后來又解散合作化，實行土地自由買賣、自由租賃、自由雇工，結果當然兩極分化。在國際上，南斯拉夫成為美國的附庸和別動隊。就是說，南斯拉夫本來沒有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前進多少，已經前進了的，還大踏步后退，反過來蘇聯倒向它取經。他們實際上是建立新的更嚴密更殘酷更虛偽的剝削壓迫制度，終將失去民心，有亡黨亡國的危險，這是中國的看法，但它們狡辯，于是爆發了大論戰，兩三年之前的這場國際共產主義大論戰，可以說是現在“文革”的先聲，號角在那時就吹響了。
老郁，畢竟你這都是從《九評》上來的，我們沒有親眼見過。
雖然沒有見過，從事理上聽聽還是像那么回事的。既然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怎樣入手呢？中國已經建立起來、而且有了很大建設成就的社會主義，你怎樣去改變它呢？你同樣只有一個字的方針，叫做“退”。你不能光有“形式批判論綱”，而沒有理論與實際的聯系，那你還差著一步甚至幾步。理論要變為路線，路線要變為方案，方案要分為若干部分，最后還要分為若干步驟去付諸實施，每一個步驟應當有怎樣說得過去的口號與提法，等等。另外，還要考慮政治等各個方面怎樣配合，也就是話怎樣說，紀律怎樣交待，總不能直截了當說我要搞資本主義你們都跟我走，那怎么行？社會主義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你首先要能把人糊弄住才行。到你把牛拖下了水，有人來拽牛尾巴也遲了，那時我才能祝賀你成功。這也是一個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的過程，只不過方向相反，是破社會主義、立資本主義。其實，你大可把《九評》細讀細讀，把那些反面教材反其意而用之，作為正面經驗歸納一下，再擴展一下，你的具體方案就出來了，作為你的“論綱”的下半部，至少再寫八萬字，你這部書就完整了，提供給政治家，讓他們去執行，你就成了大學者、大智囊、大功臣。哈哈哈，我是信口開河，務請海涵！
范公望說，慚愧慚愧！那我們不說這些了，真理越爭越明，你實際上補充著我，我實際上也補充著你，加起來就將是完整的歷史，不管你我是高興還是不高興！丟下這個，我來談談你的學生史宏，還有宗進庭，行不行？他說，可以可以，換個話題也好。

二
范公望說，史宏在學校里第一個寫出大字報，指出逮捕師生是方向的路線的錯誤，并且領頭靜坐市委，把你從監牢里救了出來，這不是不需要勇氣的。他說，是的，我很佩服，也心懷感激。這次運動，就是學生沖在前面，老師反而落在后面，老師跟著學生走，學校成了學生的天下。真是造反了，但我們也不覺得有什么荒謬，而覺得是很自然的。哪有老師不喜歡學生意氣風發的？青年永遠是希望。至少從康有為開始，鬧事的就是學生，其實還可以上溯到東漢太學生鬧事。學生鬧事往往出于正義、出于對國家前途的關心。老師看到學生以天下為己任，是欣慰的。
范公望說，但是，你注意到沒有，現在的史宏，實際上已經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我預計，他會成功的。要不然，他就只是一個轉瞬即逝的“勇敢的闖將”而已。這小子，別看他年輕，倒是個搞政治的，深通進退顯隱之道，有前途。對這樣的人，我佩服但不喜歡。
你說的就是他成為新思潮派或新保守派，跟反擊資反路線以來的激進造反告別，向右轉，走上中庸的明哲保身之路。想來這也正常，誰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利，所以，從“形式”上說，史宏是無可非議的，而從內容上說，那是另一回事，有人欣賞，有人鄙視。但我不想加以評論，我只是一個站在岸邊觀潮的看客，雖然不免有出其不意的狂風惡浪撲來打濕衣服，但畢竟我不會跳進渾濁的水中去弄潮。
范公望笑道，你表達得真好，不過我估計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到無形的大而化之的東西，你不了解有形的具體的內容。跟你說實話，我跟迫害你的人，就是宗進庭，有一定交情。我在學校里是支持學生造反的，我也可算是一個造反派，我老婆就是學校里第一個貼領導大字報的人，比學生造反還要早些，可以算是朝陽初中的、以至于亭州的聶元梓。她受到資反路線壓制，是我鼓動學生造反，而讓她得救的。
他聽了，說，你們真是“戰斗的友誼”啊！
范公望說，可惜不幸的是，后來曹校長自殺了。雖然曹校長的死跟我們并無直接關系，而且我們還悄悄的送過我們的喜糖給他，這也是想以特殊方式做一種感情的彌補，回頭看，這對于他應當起過好的作用，但畢竟，沒有能幫助他扭轉自絕的念頭。我們不知道他的內心當時已經到了什么程度，我們沒有想到這個，否則，我們當然會勸說他，也許還能有用！現在，他的自絕，也成了我和我老婆永遠的內疚，我們是有責任的，我們有懺悔之心！后人如果談到朝陽初中這一段校史，不知將怎樣看待我和柳春芳，至少，曹校長的親人對我們是永遠不會原諒的了，我們也無法求得他們的理解。這就是運動！造成人與人之間無可彌補的裂痕。還是那句話，歷史是荒謬的。
朝陽初中這一切，宗進庭都曉得，是我把情況都如實告訴了他，其實，我不告訴他，他也會注意到我和我的老婆、把我們放在心上的，所以不如跟他挑明。讓組織上那樣記著我們是不好的。
從宗進庭談話當中可以體會，他十分痛恨史宏這樣的人，如果真的有“秋后算賬”的一天，他非得讓史宏穿一世的小鞋不可，就像對待你那樣。當然，作為造反的我和我的老婆，也在他的痛恨之列。有朝一日，他會有辦法來把我們一網打盡，徹底清算，永世不得翻身。我想這也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一切都在人性之中，一切也都在歷史上有過無數先例，太陽底下并無新鮮的事物，只有荒謬而已。
人因為其地位、天賦、經歷的不同，而所具有的人性不同。所以我在理論上越來越重視人性這東西。所謂階級性，其實也是人性。我既不反對階級分析，也承認有一般人性。從人性角度，我知道宗進庭也是可以溝通的，我就大膽跟他溝通，果然也就溝通了，交流了不少看法，所以我具體知道了他對造反派是多么的仇視，他從我也增加了對群眾的了解。鬧靜坐那時的史宏作為一個造反學生的內心情況，就是我告訴他的，這能讓他不要過于簡單地看待學生，但也許引起了他更深的仇恨，然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表面看，有人可能要懷疑我在做什么，但其實，我這也是幫助學生做對方的思想工作。
他說，你可以算是當前這個革命的同路人，但你骨里有自己的《形式論綱》。
范公望一笑，說，你開始挖苦我了。現在找個能挖苦我、挖到痛處的人，也不容易。昨天傍晚，我秘密地到看守所里去看望了宗進庭。你感到吃驚吧？我還以為我這是很勇敢而獨特的，其實，宗進庭告訴我，到里面去看望他的人可不少，當然，都盡量是秘密的，外界毫無所知。去看望宗進庭的人勸告和安慰他最多的一句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對我說，這個道理，其實他早就想過了。當然，他如果想不到這一點，他還是宗進庭嗎？他對外面的大勢了如指掌。我去了以后，心里立即更加認為，我去看望他，是對的。如果這已經有投機之嫌，這投機也投對了。我是不是去看望他，對他并不重要，對我卻很重要。問題的復雜性這就顯出來了。但我并不是有意投機，我還沒有那樣卑鄙，我是從人之常情出發的。我已經認識了他，可他坐了牢，落難之中，所以我應當去看望他。即使他永世不得翻身了，我們還是應當去看望他，或者更應當去看望他。我和柳春芳的結婚證還是通過他才順利辦到的。由此我想到政治投機在這個運動中必定是隱蔽而大量的，而多數的人們卻不知道，最不知道的就是造反派，他們在那里一個勁地得罪人，哈！
這就要說到史宏了。當獄中的宗進庭帶著恨意說到史宏時，我就把“一月風暴”之后造反派發生分裂告訴他，說明史宏的轉變，史宏已經朝著相反的方向轉化。宗進庭聽了沉默著。但這一情況好像立即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他對史宏的恨意。他當然還不能就這樣立即認可了史宏，他心中發生著一種矛盾，倒不知道該怎樣對待史宏了。我說，也許我可以讓史宏秘密地來看望你。他說不要。
他聽著，不由得皺起了眉頭。他說，你這是何必？
范公望說，我也不知道我這是何必，但當時的情勢讓我立即提出了這個建議，好像是自動地就從我的嘴里說出來的，這也說明這個建議有它的合理性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嘛，要不然它就不會存在。還有一句：凡是合理的都是將是現實的。誰將是現實的呢？誰來決定呢？是時間，而不是我們的立場、觀點和爭論。我只不過是在搞社會試驗，試試能導演出什么來。運動初期我導演出朝陽中學的一幕，我獲得了一種做為導演的信心。編導們能在舞臺上讓不可能結合的結合起來，讓不可能分開的分了開來，設計了不可思議的轉化，他們是在舞臺上掌握轉化的藝術家。哈哈哈！關于史宏、宗進庭，我要讓這兩個對立的看上去不可能走到一起的走到一起去。人物是現成的，他們也早已沖突起來，現在我要讓他們轉化為握手言歡。我告訴你，我導演成功了！
他的心怦然一跳，他聽范公望說下去。
對于讓史宏去探獄，宗進庭雖然沒有首肯，但他的態度并不是斷然拒絕，是有接納的可能性的。問題的主要方面在于史宏，如果史宏去了，宗進庭總不會以辭色拒之。我到你們學校去找到史宏，我說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談，他就領我一路走進西南角的小花園，那里翠柏陰森，竹林環繞，寂靜異常。原來你們醫校的解剖室就在那里，不上課了，解剖室關著，旁邊一間密封的大屋也是門上一把大鎖，門口牌子上兩個字真嚇人：尸庫。小路久無人走，長滿青草。小花園能藏人，也可以在竹樹的縫隙中一眼發現遠處走來的人。我說你怎么把我帶到這么可怕的地方來？史宏說，這里談話最好。確實，那是個秘密談話的好地方。
他說，那地方我只在散步時去過一回，后來再也不去。據說那里一塊花圃下面還深埋有十幾具尸體，目的是讓其腐爛乾凈，取出來做骨架。學校里有個善于做骨架的老師，所以就帶來了這個項目。全國需求骨架的單位不少，那東西是教學必需，擺在一定的地方顯出科學的氣氛。但制作周期長，數量有限，供不應求，從尸體的來源，到埋下去，都很神秘，毫無驚動，一般人也避而不談，不去好奇打聽。
范公望張嘴“啊”了一聲，史宏這小子，把我帶到那么個地方，那旁邊確實有一塊很不錯的花圃，他想必知道那下面是什么，他倒不怕！
他到那里上學，就是學醫的么，無所謂了。有的學生能一個人呆在解剖室里對著一個真真實實的腦袋做專業研究，用過以后再送到藥水里去。那里，尸體躺在藥水池中，像活人很隨便地躺在浴池里一樣，而且照樣有曲線美，只不過是睡著不動的姿態。
啊哈！我真是少見多怪了。那天我就開門見山，問史宏想不想見一下宗進庭？他問我：什么意思？他問我這話，等于已經明白了是什么意思，他是絕頂聰明的。但這層紙要由我來給他捅破，他反而把架子端起來了，這小奸雄！但我不好跟他計較，我對他說，我今天就特地為這事來的，我認為你現在很有必要去跟宗進庭見一面，這對你很重要。見面之后當然首先要致以人之常情的問候和安慰，然后是傾聽他說些什么，相應地你就說些什么，要有小學生的態度，是晚輩在長輩面前應有的樣子，是關心的和同情的，而不再是一個造反學生領袖。他在里面是知道外面的情況的，知道你們鬧了分裂，所以他對你的看法實際上已經在轉變，這時你去看望他一下，以前的一切就跟你無關了，他對你就消除隔閡了，以后會把你看做自己人。他在里面的時間，我估計也不會很長，馬上不是要軍管嗎？那就是要恢復一些起碼的秩序，整個運動已經在“收”，市委的一個常委關在看守所里這件事，軍管的方面不會不研究，總不能老是關著。你不趁這時候去看望一下，說不定機會就失掉了。你既然急流勇退，跟那些揚言“一反到底”的人們劃清了界限，實際上就是準備靠攏宗進庭這一邊。這時去看望一下，比以后檢討一百句還重要。人的頭有時要昂起來，有時要低下去，不會低頭的人不懂政治，那就可能永遠抬不起頭。
我想不到史宏回答得很快，他看著我，說，感謝你來向我提醒。他幾乎有點急切地問，我怎樣去看他？我說，我馬上去安排，我晚上到你家帶你去，你在家里等我。你跟宗進庭單獨交談，我回避。他點頭，要我絕對保密，而且說，保密期為三十年，我是認真的。我的天，這小子智力過人！我答應了他。不過，我只告訴你一人，連柳春芳也不知道這事，沒有必要讓她知道太具體。我知道你是不會說的，因為你實際上處于世外，不在世內，你最適合做我的交談者。
他笑道，不勝榮幸。你們真是鬼到一起去了。不過，如你所說，我其實處于世外，我并不看重你說的事。這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細節罷了。史宏在這之前已經改變了他的立場，這是最主要的，至于他接著又做了這方面的什么事，那是次要的。作為一個觀察歷史的人，首先我是抓住主要的東西，然后也樂意聽到一些細節的東西以增加趣味。我最關心歷史人物的動機，比如，史宏愿意聽你的話去看望宗進庭，他的心理動機是什么？這跟他以前表現出的人格是統一的不矛盾的嗎？
范公望說，是統一的不矛盾的，是他在一定程度上認識了世界之后，在新的歷史關頭，巧妙地重新作出了選擇，是一種修正，從原來的立場往后倒退，往右轉進了一大步。他迅速懂得了很多道理，他的原初的對社會的不平，以及空想的平等的愿望，還有模糊的自己也說不清的社會理想，這些寄托在“反修防修”口號下面的民粹的激憤的東西，都永遠是不可能實現的，社會永遠分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大多數人永遠處在下層，這是天經地義，哪有絕對平等的社會？那是哄人的，幾千年從來不曾有過，政治家總是把無產者的乞食袋當作號召的旗幟，用烏托邦的幻想充當他們的精神食糧，讓他們充當炮灰。聰明的他何必堅硬到底？而他已經沖殺到這樣的地位上，退也退不下來，他得為自己做些考慮，求得一個好結果。他需要“曲線”救自己了，而不能再直線往前沖；他需要低頭而后才能抬頭了，不能簡單地一直地把頭昂著，那將來就要低著了。至于你剛才從《九評》上分析的那些，即使他也認識到，小小的他，又怎能管得了？越是認識到，就越是覺得管不了，反而認清了方向，那就趕早背叛過來！他認識到了這一切，從而對自己作出了最重要的調整，堅決地分裂了出去，而且這不是他一個人，他幸運地，能夠冠冕堂皇地，及時跟上了一種新的潮流，這股潮流是從北京的大學里傳來的，一切由潮流負責。他和陳安國他們在向世界說明分裂理由時，實際上表明了他們與從前劃清了界限，就像洗清了自己的“文革原罪”一樣。
能這樣分析的人不多，也許只有我，但能這樣感受到的人是很多的，所以那些堅持原來立場表示“一反到底”的造反派工人學生，就對他們這樣的人十分痛恨，稱之為叛徒，視之為無恥和狡猾，命名為新保守派。這是對的。他們都是對的。但真正對的只有一方，而不會是雙方，從參加進文革來說，是大家都無必要，但到底最后是誰對一些呢？勝利屬于誰呢？這一點，你可能比我還要清楚。你的同情在哪一方我也清楚。但是，對于我來說，誰上歷史的斷頭臺，我都無所謂，你已經知道，屬于我的勝利是在他們的勝利與失敗之后。所以，現在我暗助史宏他們先獲得這一勝利，這是我的歷史使命。就好比歐洲歷史上的情況一樣，人們結成第三等級去戰勝封建統治者，然后這個獲勝的混雜等級還會分化為不同的等級，再進行較量。歷史已經提供了這一現成的“形式”。不管怎樣，我也是歷史的斗士，現在還沒有人知道我的隱身存在，只有你。哈哈哈！
他原不是汗手，但手心不覺有些潮濕了。范公望深深刺激了他的一顆平民之心。
我說得對嗎？你同意我的分析嗎？
你分析得完全對，你的邏輯可能將完全吻合歷史的軌跡，我們已經說了，歷史是荒謬的。不過，我不能像你這樣感到快樂。在這個問題上，你能這樣快樂而有信心，令我羨慕，而我總有些揮之不去的悲哀，雖說我比你世外一些，倒好像更在其內了。
范公望說，你有人民性或者說是民粹性。其實，最不足為憑的就是人民，我不看重人民，人民永遠只是漂亮的借口。這也是我的內在的政治歷史觀點之一，加上你所說的什麼蒲魯東主義、邊沁主義。我反正是不贊成目前這樣的社會主義的，我跟所謂的中國赫魯曉夫是一致的，來自北京的一本思想資料，匯集了他的言論，我看了感到他很了不起，他主張的確實是另一套，是我擁護的。
他聽了無言。他問，那么，陳安國的情況呢？
范公望說，陳安國不當“紅旗派”的頭頭了，以后也許就連在廠里，他也不會是主要頭頭。他們作了大調整，由一些新面孔組成了新的頭頭部，這些人在運動中原都不出名，在出身上三代查不出問題，本人起碼是中專畢業，有幾個人還具有中共正式黨員或預備黨員的身份。這樣的頭頭部，對今后參加“三結合”比較有利，是一種有遠見的調整。你可能會問，誰出的這個主意？誰有這樣的調整能力？陳安國怎么愿意的？我告訴你，據我所知，確實是有人在指導他們，而且能讓那些人聽話，陳安國即使不十分愿意，也不行了，在那里面他不可能再發動一次分裂。我路上遇到他時，也對他說過，這樣也好，叫做“急流勇退”。他大眼睛往天上翻翻，對我點了點頭，沒說話，可能有點抑郁。但他其實已經體會到了一種解脫，只不過略有些空虛、惆悵。
他笑道，你也深知情感的“形式”呢。
時間已經不允許再交談下去，原準備聽范公望談孔斯坦、杜威，也只好作罷。至于史宏如何夜晚去看望宗進庭，似乎也不必聽了，范公望也不會說，就任其湮沒在歷史的渾水中吧，在這一點上，他們也處在相同的感覺上，保持著一種“形而上”的品位。范公望同樣興味已過，似也覺得累了，于是兩下告別。他幾乎是強人所難地跟范公望借了一本書，一九三八年上海復社版的《西行漫記》，他再三保證完璧歸趙。
回家路上，他不無痛惜地感到，史宏在他心中已經遠去，以至于面目模糊。他不想再見到這個學生了。可是史宏對于他是很重要的，他不愿意忘記史宏為他所做的一切。這令人有點傷感。
喬麗還沒有回家，他捅開煤爐，準備弄晚飯。一邊就無聊地在桌上丟起一枚銅錢來，丟了六次，用筆記下，得出一卦，一查《易經》，是“無妄”卦。他猛然想到“無妄之災”這句話，心頭一驚。
但《易經》卻認為這一卦總的說來是“元，亨，利，貞”，吉利之卦，只是有個條件，就是如果行為不正，輕舉妄動，就會有災難，不利于有所作為。反過來說，只有守正，才能避災，才能得到吉利的結果。這些話說得似乎“唯心”，但又有一半的真理，讓人狐疑。
往下看，《易經》又深入一步說，災難是隨時會有的，不要以為總是好事在等著你，一方面你正心誠意、不輕舉妄動，就會好，另一方面即使你心誠意正、并未輕舉妄動，也仍然可能有麻煩，這就是“無妄之災”。
“無妄之災”原來的出處原來在這里。是說世界并不總是有序的，并不總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就是那另一半的真理，是人們往往不愿承認的，而《易經》卻能直面這種嚴酷的事實。真理就應當具有這種坦然面對的本色。
這樣讀來讀去，到最后，《易經》其實沒有給你一個確定的答案，只是給你提供了許多不確定的可能，啟發了你的辯證思維，讓你能看到事物的正反兩面，估計到好壞兩種前景。
眼前運動，兩邊仍在較量，爭取各自的前景，奔向最后的結局，依然符合幾千年前古老《易經》所體現的辯證的與不確定的原理。
難怪黑格爾的思維是顛倒的，他說現實是理性的感性顯現，好像存在著一成不變的天上的理性，地上的歷史不過是這一理性的不斷顯現和證明罷了。
《易經》給出了六十四卦，以說明天上人間的規律性的東西，有包羅萬象、言必有應、應答如響之妙，這豈不正是黑格爾的“理性”？又豈不正是儒家的“天命”？
黑格爾卻要年輕得多。《易經》作為哲學的誕生，而且如此深刻、成熟、豐富，早于古希臘哲學六百多年，至于十九世紀的黑格爾更是晚輩后生。但創造了《易經》的民族，當八國聯軍和日寇入侵之時，卻被當作牲畜一樣屠宰，這確實是對西方海盜文明的一個不可忽略的注腳。
無論是黑格爾的“理性”，還是儒家的“天命”，都是看到了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一些辯證規律在自然與人間的存在，好像是至高無上的主宰。而其中含有的變動不居、相反轉化的原理，《易經》對此表達得極其生動、十分豐富。
“文革”目前流傳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句不平常的話，毛主席給紅衛兵造反派們壯膽打氣的這個思想，可以說，其淵源即在《易經》之中。《易經》不承認任何一成不變的東西，“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本來，馬克思主義作為革命學說，其哲學之根，有一條就在人類古最老的辯證思維之中，而中國的《易經》正是人類最古老辯證思維的一個突出代表，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就這方面，也有其自然而然的一面。
千百年來，人們在解釋儒家的“天命”時，卻往往去掉其中含有的革命論的核心，把它弄成了禁錮思想的東西，每當說到“天命”，就理解成凝固不變的東西，以至于神化它、敬畏它，這是不對的，恰恰是違背了儒家經典《易經》的思想。
孟子的“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還有“誅獨夫不為弒君”的變革思想，就鮮明地抓住了傳統“天命論”本義中所含革命性的一面，從而在歷史上起了積極的作用，這才是真得《易經》之理。
所以，可以斷言，做皇帝的大體不會喜歡孟子。就連比較喜歡他的文章的讀書人，比如給《孟子》作注的程氏弟兄，一方面看出孟子的“英氣”，一方面又把這視為“圭角”，也就是“頭上長角”，所謂比顏回差些“渾厚”，比孔子差些“含蓄”。但他們也知道，這之間本來就是不可調和的，“才有英氣，便有圭角”。既要英氣，又要無圭角，是不可能的。終于也沒有拿出辦法來，只好責怪說“英氣甚害事”，實際上就是主張去掉這“英氣”，也就終于走向保守，泯滅人性，成為奴才。他們說，《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這就是有意磨滅孟子思想的革命光芒，這樣以偏概全的注解孟子，封建統治者看了是高興的，這就是程朱理學作為統治者幫閑的要害和秘密所在。他們違背了《易經》，雖然他們是解讀《易經》的大專家。
歷史上孟子式的“英氣、圭角”，與孔顏式的所謂“渾厚、含蓄”，跟眼下造反與保守的對立，豈不有著相似相同？看來，幾千年來這樣的兩面，已經深深化為中國人的性格類型。用黑格爾的語式來說，作為“理性”，它們將不斷在“感性”即實踐中和人的身上顯現出來。而眼前的顯現則是：我們人數眾多的國民同胞，因為“文革”運動，而分成了兩部份，一部份被稱為“保守派”，他們確實有似孔子為代表的“禮”的等級觀念的捍衛者，一部份是“造反派”，他們“頭上長角”，發揚著以孟子為代表的民本思想。荀子雖然主張“性惡論”，對立于孟子的“性善論”，但在民本思想上是一致的。
思考到此，這才有打通古今、洞察幽微之感，心情暢快。從范公望那里帶回的一肚子悶氣，一掃而光。
晚飯時，他把剛才打得“無妄”卦之后的所學所得，比劃著講給喬麗聽。她是學醫的，他總是擔心她聽不懂這些東西，所以盡可能深入淺出。但喬麗聽懂了，而且向他提出了一個問題：孔子孟子原來有這樣的不同，為什么合稱孔孟之道呢？
這問題提得好，他認為有三種情況：以讀書人變成的官僚，如果是明白的，則是故意含混；以不讀書人為主體的大眾，是難究底細；那些雖讀書，而且讀得很好，卻無權勢的人，是話說不到廟堂上去，只能成為在野的清談。所以，千百載而下，孟子被連接在孔子之后而成孔孟之道，并且被強調那含蓄、順從、保守的一面，所謂的孔孟之道成了奴役人民的思想文化工具，而人民則越來越孤獨、冷漠、痛苦，弄得舊中國的情況正如魯迅形容的那樣，成了一個萬難破毀的鐵屋子，等級森然，高度穩固，卻到處寫滿吃人二字，就是說，人的能動精神，民族的活力，被這樣地扼殺了，人成了祥林嫂那樣的，只有眼珠間或一輪，還能說明她是個活物。金元滅了宋朝、清軍揚州嘉定大屠殺、帝國列強瓜分、日軍南京大屠殺，人民就像麻木了一樣失去抵抗能力，因為強者就是統治者，而對統治者是不能反抗的。
其實，孔子并不一味順從，他說過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這不是很有原則、很有骨氣嗎？孔子偶爾還有罵人的時候，比如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就是說，你如果不施仁政，人心就會失去，這時候你強調等級秩序、你擺弄多少歌舞，又有何用？孔子這不也是一種“英氣”？頭上也是長角的，只不過很少表現或表現得不強烈。孟子呢，直截就有點像現在的造反派了。但人們一般不會像我這樣認識孔孟。日本武士道源于中國孔孟之道，就是發揚其“英氣”，以至成了狼，我們是倡導其“含蓄”，壓制其“英氣”，以至成了羊。
魯迅說，孔孟之道被靠它混飯吃的人解釋成奴顏婢膝、獻媚幫閑的東西，正中了統治者的下懷，受到賞識、推崇。中國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給我們的圣君賢相武將幫閑之輩征服了，“宋以道學替金元治心，明以黨獄替滿清箝口”。人民被奴化到伸著脖子挨殺的地步，還沒有被殺到的就站在一旁伸長脖子做麻木的“看客”。魯迅的幽默多么深刻而痛心！
你想寫關于這方面的文章嗎？
不寫。我是“述而不作”。
對！什么文章都不要寫。
喬麗跟柳春芳在功名心上是不一樣的，雖然她們都是女子。她更愛喬麗的這種淡漠之心。喬麗在出事之前原就是這樣的，從來沒有在這方面慫恿、要求過他。看來，喬麗對于什么是“文革”，已經有所體會了，但立即采取了小心謹慎、保守的態度。這是很自然的。
幸福跟幸福是不一樣的，而不幸跟不幸大體一樣。托爾斯泰的那句名言似可以這樣顛倒過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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