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他們醒來，發(fā)覺自己都保持著筆直仰睡的姿勢，這正是一夜睡得還暖和、沒有使他掉到地上去的原因。他和宗進庭互相道早，也就起床。他感到他們都想起了昨晚的交談，但都回避著不再提起，好像厭倦了那種話題。卷起草簾，看到真是一夜好大雪！雪停了，積雪很厚，天氣睛朗。看守所人員喊著“都出來掃雪！”犯人們被吆喝出來，迅速被指定分工，有鏟雪的，有抬雪的，有掃地的。天井不算大，一會兒也就處理完畢，雪被堆到后面廁所那兒。　　

他注意了一下那幾個生面孔，也就是跟宗進庭一道關(guān)進來的人。一眼認出的是老劉，想必是以“主力軍”總部負責人而被捕。另外幾個人他都不認識，看上去都是亭州較有臉面的中層領(lǐng)導干部，在“一月風暴”的形勢下遭了這種厄運，竟然被群眾迫使市委把他們送進了監(jiān)獄。這對于他們是多么大的刺激。他們都跟宗進庭點頭示意，沒有說話，彼此心照不宣。他們驚魂既定之后，大約也就不在乎了，但不得不暫時受著這份委屈。他們冷冷看了他一眼，好像都認得他是誰，他是一個趁著文化大革命之機跳出來表演的社會渣滓，微不足道的人，還有他那做醫(yī)生的被送去勞改的老婆、不幸的死掉的孩子，他們都聽說的，如此而已，即使這時大家都同樣進了牢獄，于他也仍是恥與為列。這些人所表現(xiàn)出來的“他人目光”最令人恐懼和寒心。　　

而他呢，雖然是在監(jiān)獄的環(huán)境，雖然同樣是看守所里的犯人，見到這樣幾位統(tǒng)治者，他也仍是感到一種敬畏，這是一種久已習慣而又無法擺脫的壓抑感。　　

掃雪之后集合站隊，看守所管理員拿著語錄本，一句一句領(lǐng)讀，全體跟著，朗讀了一段毛主席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跟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這位同志真的會聯(lián)系實際挑選針對性語錄！這幾乎有點可笑，但沒有人敢笑，只是把笑藏在心里。　　

管理員接著就表揚大家完成了掃雪任務，點了幾個犯人的名，讓他們留下來送工具，其余人解散、回自己的號子。　　

那天早飯之后不久，叫他出去，并且要他“帶上自己的東西”。宗進庭說，一定是造反派來“解放”你了。他倒不由得有點慚愧似的，他雖然沒有立即想到是這么回事，卻又似乎立即就理解和欣然接受了的。可是，在宗進庭的面前，倒好像寧可依然繼續(xù)挨關(guān)著的好。他重又陷入那種深刻的矛盾漩渦里去，頭暈目眩起來，慚愧他不知應該如何安放好自己的人格。　　

宗進庭看出了他的猶豫，說，讓你出去，你就出去，總比關(guān)在這里好。我們把你拘進來是不對的，現(xiàn)在放你出去就是對的，你不用管它。你不要想得太多，好像倒被關(guān)怕了似的。你是身不由己嘛。回去把宿舍整理整理，到浴室好好泡一泡，給自己好好吃一頓，給老婆寫個信，或者去看看她，唉，我是對不起你們的。如果有可能，我以后會幫助你們。　　

他聽了心中感動，問，那你……？　　

宗進庭說，我早著呢，嘿嘿，等候革命的處理吧！　　

他似乎是作為一個先行出獄的難友，問宗進庭：要不要給你家里帶個口信？宗進庭想了一下，從手腕上除下手表，交給他，說，給我老婆。叫她把自己、把孩子照應好，別的不要擔心，也不要有任何活動，呆在家里最好。他記住了這些話，也就跟宗進庭道別，宗進庭向他伸過手來，他握了一下。多少年來，他想握這么一下而不可得，在這特定情況下，握到了，但感覺仍是激動的。　　

那個雪后的空氣清冽的上午，他走進了看守所的接待室，一片清新的陽光從外面照射進來，那里已經(jīng)有了一些人，并且從陽光中向他走來，深情地喊著“郁老師”，而且分明有個女生為了這出獄的場景哭了起來。這是醫(yī)校的學生接他來了。師生之情啊！他一下子淚水模糊，萬感交集。　　

逐漸，他認出了史宏，還認出了江進海。他們擁著他出了看守所，外面就是市委門口，但并無集會的人群，這回出獄要冷清一些。對面墻上一條寫成兩行的標語，雖然寫得很大，言語驚人，卻似乎有點孤獨，標語上寫的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大聯(lián)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quán)派的權(quán)！這條標語在告訴他：宗進庭所說的“上海一月風暴”已經(jīng)越過長江、刮到亭州來了。但標語不能告訴他更多的情況。　　

又出獄了，下面將要發(fā)生什么樣的事情呢？他希望革命不要再來打擾他了，但經(jīng)驗證明，他得隨時準備運動的某個方面還是要來牽扯他。人確實多么想揪著自己的頭發(fā)上天而去、脫離苦海，人多么想自己選擇自己的處境，但是，不可能。　　

早上起床時他跟宗進庭不約而同的那相視一笑，突然在腦海里重新一閃，隨即又消逝了。這倒底意味著什么，好像連自己也不明白了。他打了一個寒顫，渾身不舒服起來。確實需要到浴室去洗個澡，到蒸汽里出點兒汗。坐了四個月牢，也得把晦氣、霉味洗洗啊。　　

他說，我要回去一下，要到宿舍處理些個人的事情。史宏說，郁老師，我們正是來接你、送你回去的，我們帶了幾個同學來，幫你做些家務。他忙說，不用不用，我自己能做，我那間小宿舍，簡單得很。史宏說，到你宿舍再說吧。　　

就這樣，史宏他們十幾個學生不由分說陪著他到了宿舍。開了門，里面確實空空如也，沒有多少家務事可做。但學生們還是找到了可做的事情，七手八腳忙了起來，有給他把小水缸搬到外面去清洗的，有到井上去提水的，有給他掃地的，有給他揩抹書桌的，還有給他生煤爐的，堆積著的一些臟衣服，也被女同學拿到井上去了，女同學還給他撤了床上的席子，把棉胎、棉被拿到外面去曬，就像她們將來到醫(yī)院里做了護士會做和該做的一樣。有兩個鄰居老太來看了一下，問候了一聲“郁老師你回來了”，看到學生在幫他做事，夸獎說這些紅衛(wèi)兵真好，也就離開了。不一會，屋子里剩下了史宏、江進海和他。　　

史宏說，郁老師，你又吃了不少苦啊！江進海立即氣憤得臉上通紅，說，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就是會實行白色恐怖！史宏說，郁老師，看來，你即使不問政治，政治也會來找你。我們本來也沒有想到要詳細關(guān)心你的問題，但結(jié)果我們還是不得不去把你的問題弄清楚。正好形勢允許了，我們就找到原來的有關(guān)部門，看了你的卷宗。我們這幾個人一起去的。你的事情的來龍去脈，癥結(jié)所在，結(jié)合你自己寫的傳單，我們覺得是全弄清楚了！　　

聽說看到了他的卷宗，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而且他們所謂已經(jīng)弄清了“癥結(jié)所在”，這正是他出事七年以來一直要問“審干辦”的，而“審干辦”則回避或有意模糊這一點。可是現(xiàn)在卻讓學生、紅衛(wèi)兵小將輕而易舉地給弄清楚了！這是真的嗎？這對于他是多么重要啊！他不禁一下子淚水涌出，說，謝謝你們了。　　

史宏說，情況是這樣：一九五九年“審干”給你定案的理由有三條：第一，你當時跟被害的地下工作者同住在丹陽長江旅館；第二，丹陽檔案館在整理舊檔案時發(fā)現(xiàn)一封告密信，寫信的人叫郁原，寫給國民黨的公安局，這封告密信就是那個地下共產(chǎn)黨員被捕的原因，這個郁原被注明是射陽人。第三，丹陽檔案館還發(fā)現(xiàn)了國民黨公安局發(fā)放告密津貼的存根，其中有郁原簽收的一張，大洋五十元，領(lǐng)錢的日期在那個共產(chǎn)黨員被捕后的第二天。“審干報告”認為，所謂郁原，就是郁平，正如屈平就是屈原一樣，是郁平當時告密所用的化名，而郁平的家鄉(xiāng)正是射陽縣。　　

他聽了怔著說不出話來，但心中已經(jīng)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只聽得史宏說，那么我們憑什么認為不是你呢？“審干報告”不也分析得很有道理嗎？我們認為，第一，郁原畢竟不等于郁平，把郁原與郁平劃等號，證據(jù)不足。第二，明明有郁原的筆跡，卻沒有拿來驗證是不是郁平寫的，為什么沒有做這方面的檢驗？筆跡在丹陽檔案館，可以派人到丹陽去做檢驗，況且丹陽也不遠，不就在江對面嗎？這是一個漏洞。第三，萬一當時是有人略微了解郁平的情況，從而用了郁原這個化名去告密，這種可能有沒有？第四，郁平本人有充分根據(jù)為自己作了辯護，特別是有丹陽飲服公司的顏科長作為人證。“審干報告”只用“不足為據(jù)”四個字就輕易否定了顏科長的親筆證明。我們得出的結(jié)論是，給郁平定案證據(jù)不足，對郁平的“審干”工作做得草率。其實，也可以說“審干”的方面并沒有認定郁平就是郁原，否則，對郁平的處理就不應當是開除公職，就應當是判刑，而且可以重判，可是并沒有這樣做，結(jié)果只是開除公職、遣返原籍，這正如你在傳單上說的，定案不符合事實，處分不符合定案，處理不符合處分。這就說明他們心里好像也有點數(shù)，好像是有意讓問題這樣含糊不清，從而讓你這個人不上不下的懸掛著。也就是說，是對你有意的打擊。加上你在傳單中提出了宗進庭這個因素的存在，我們認為你的問題可以說是清楚了，第一，你一定是沒有問題的，第二，你是被冤枉、被迫害了。要從組織的、法律的、有效的意義上認定你沒有問題，當然還要等待專門權(quán)力部門的工作，那就要等到運動結(jié)束以后才談得上。但我們現(xiàn)在就可以認定你是沒有問題的，我們現(xiàn)在就相信你，你抗戰(zhàn)時期作為一個學生就參加革命了，受冤屈以來，表現(xiàn)也是好的。　　

他被學生的這番好心、這番評語、這種勇于負責、敢于表態(tài)所感動，他揩了一下淚水，說，關(guān)于我的問題，我是可以用事實來進一步證明的，我確實是被冤枉了。你們一說起“郁原”這個名字，我想起來了，當時，旅館里還住了一個青年，而且還借看過我的書，后來這個青年不辭而別，不知到哪里去了。我跟這個青年是互相介紹過自己的，而且我的書上也就隨手寫著我的名字。十有八九是這個青年盜用了我的名字去做了告密的事情，其中巧妙地改“平”為“原”，這確實是借鑒了屈平即屈原，而且他說過，你將來做了作家，筆名就叫做郁原吧，以后我看到郁原的文章，就知道是你郁平寫的了。現(xiàn)在看來，這是多么可怕啊。幸而我還沒有用郁原為筆名寫過文章。如今我沒法找到這個當時的青年，也許他本來就是國民黨的特工，所謂告密信，就是他向他的上級的報告，誰知道呢？但既然已經(jīng)弄清告密的人是郁原，而不直接就是郁平，有了這一點，一切也就足夠說明問題了。好在那個“郁原”的兩份筆跡仍然保存在丹陽檔案館里，可以到我的檔案里找我過去的筆跡做對比，一比就會明白事實真相。應該把兩份筆跡拍個照片，做個鑒定結(jié)論，永遠地放在我的檔案里。　　

史宏點頭說，如果可能的話，這工作我們現(xiàn)在就可以做，你放心。江進海說，我們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史宏說，郁老師，這事情你就不要多想它了，你要休息好，了解了解外面的情況，恢復一下身心。我們以后可能還有一些事情要向你請教，要來煩你。他嘴上謙虛說著不敢不敢，心里卻感到了為難，又為這為難而內(nèi)疚。只見史宏取出一本材料來，交給他，說，這份東西請你給我們看看，明天我們就來聽你的意見。材料不要弄丟了。他想起了上次出獄回到學校，是史宏親手把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傳單交給他的，結(jié)果遭到了“主力軍”老劉他們的審訊。史宏好像總是這樣讓他接觸到最重要的情況，并且影響他今后的遭遇。他渾身有點緊張起來。他習慣地就要翻開材料來看。史宏按住他的手說，這材料只能一個人關(guān)了門看。　　

史宏、江進海和那些學生都走了。洗的衣服晾在外面給他拉起的繩子上，陽光照射在上面，也照射在遠遠近近屋頂和地面的積雪上，耀眼一片。開始化雪了，朝南的屋檐往下滴著水。小屋經(jīng)過學生的打掃收拾，顯得清潔整齊，散發(fā)著生活氣息，使他更切實感到重新面對了普通的正常的人生。第一要務是購買油米柴鹽，讓生活運轉(zhuǎn)起來，下午還有洗澡之類的事情，大約要到晚上才有時間看史宏交給他的那份顯然是比較重要的材料。　　

他感到自己時來運轉(zhuǎn)似的了。先是在牢監(jiān)里碰到了宗進庭，這個具體迫害他的人，竟然對他說了“對不起”，還說問題有解決的希望；接著是學生來“解放”了他，而且把檔案里的底細給他弄清楚了，這正是他一直為之焦心，卻一直遭到輕視的，而現(xiàn)在可以說已經(jīng)真相大白。不管問題到哪一天解決，反正是可以解決的了，解決的依據(jù)不在別處，用不著尋找，就在他的檔案里，明明白白的在那里。事物是多么奇怪，又是多么不奇怪啊，那捆綁住他的，也將是松開他的，那陷害他的，也將是解放他的，問題本來是個活結(jié)，而不是死結(jié)。但憑著做了一個活結(jié)，也就緊緊綑綁住了他，讓他如此悲慘。宗進庭現(xiàn)在對他的態(tài)度總算有所改變了，鐵石心腸總算松動了。這一切來得多么不容易。　　

門口站了一個人，喊了一聲“郁老師”，抬頭一看，是他正想去看望的劉鎮(zhèn)琛。他忙招呼劉鎮(zhèn)琛進來。劉鎮(zhèn)琛說，我一聽到你被史宏他們接出來了，我就來了。他注意到，劉鎮(zhèn)琛的神情姿態(tài)說明著一種恢復，從一種受了嚴重打擊之后的心灰意懶，恢復到一個青年學生應有的生機活潑的樣子，基本上已經(jīng)自己醫(yī)治好了“精神奴役的創(chuàng)傷”。他問，你的祖母好嗎？劉鎮(zhèn)琛神情黯然，說，去世了。此一言讓他想起了他看見的那臥床不起的老人，那就是他僅有的一回所看到的劉鎮(zhèn)琛的祖母，沒有看見面目，只看到一團露在被單外面的凌亂白發(fā)。而現(xiàn)在這老人已經(jīng)帶著許多的痛苦、遺憾、擔憂和無奈離去了。他說，你們母孫二人、相依為命，現(xiàn)在只剩下你一個了，你可要好好的過啊。劉鎮(zhèn)琛很豪邁地說，我一定好好的過，反正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了！又說，郁老師，你知道嗎，這幾個月的運動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天翻地覆！他聽劉鎮(zhèn)琛對他這個與世隔絕了四個月的人說起來。　　

你二次被抓進去的時候，也是學生運動的低潮，保守勢力占了上風，“文革”實際上停滯了。社會上經(jīng)過兩個月的醞釀，到十一月，造反的工人逐漸匯合，成立了全市組織，登上了歷史舞臺，被壓下去的造反學生也重新抬頭，他們從“大串聯(lián)”中陸續(xù)回來，跟造反工人結(jié)合到了一塊。但保守派勢力大，許多造反工人被逐出工廠，或者說在廠里呆不下去。造反派學生跟保守派學生在各個學校里對峙著，基本上也是保守的這邊勢力大。工人造反派兵分兩路，一路由劉克成率領(lǐng)到北京、到華東局上訪，一路由陳安國領(lǐng)導在亭州堅持斗爭。后來發(fā)生了工商聯(lián)事件。工商聯(lián)是“主力軍糾察隊”的據(jù)點，沖打起因是群眾跟“主力軍”的兩個人發(fā)生辯論，“主力軍糾察隊”沖來把幾個“工紅”的人抓了進去，其中還有兩個小學女生。這樣許多人簇在工商聯(lián)門口要人，而工商聯(lián)大門關(guān)著。這樣外面的人越來越多，與里面形成對峙。“主力軍”遲遲不放人，后來“工紅”攻了進去，但“主力軍”調(diào)集上萬人的力量，從外面打了過來。“主力軍”控制了大街，戒嚴、扎口子，把一些“工紅”人員捉進劇場，并且沖了“工紅”和學生的總部青年中學，這之前一天夜里“工紅”沖了“主力軍”的總部工人文化宮，把搶來的“主力軍”的豐富物資向全市群眾展覽，以說明“主力軍”得到市委的支持。后來，“工紅”又到劇場去搶被抓進去的人，雙方再次發(fā)生沖突。“主力軍”轉(zhuǎn)移走包吉、張漢玉等五個人質(zhì)，轉(zhuǎn)移到黨校，又轉(zhuǎn)移到郊區(qū)，說是要送到華東局去評理。評什么理？因為華東局給了“工紅”六條，中央文革接待站給了“工紅”三條，是對“主力軍”不利的，“主力軍”不服氣，要去評理，并且把宗進庭等三個常委一起弄到上海去了，說是要讓亭州“唱空城計”，宗進庭在上海打電話回來，叫“主力軍”繼續(xù)鬧事，不要怕影響生產(chǎn)。后來傳聞“主力軍”打死了被抓去的“工紅”的人，在迎春橋下發(fā)現(xiàn)四具尸體，又說在周山河里也發(fā)現(xiàn)四具尸體。人們一會兒涌到東郊迎春橋那里去看尸體，一會兒涌到南郊周山河那兒去看尸體，人心慌慌，天要掉下來一樣。到底是不是弄死了人，我沒有去看，不知道。在“主力軍”施暴時逃到荷州去的一些“工紅”的人，就在荷州印發(fā)傳單《碧血亭州》，說亭州“處在白色恐怖之中，一切交通通訊皆被‘主力軍’封鎖”。后來“主力軍”這邊針鋒相對也有傳單，叫做《拆穿〈碧血亭州〉的彌天大謊》。這時《紅旗》雜志第十五期社論發(fā)表，用那里面的精神對照，加上華東局和中央文革接待站答復“工紅”上訪的六條、三條，很明顯，“文革”以來，亭州“工紅”就是正確的，而“主力軍”這一邊是受了資反路線蒙蔽。“工紅”到處刷大標語歡呼《紅旗》社論發(fā)表，“主力軍”沉默了兩天，后來就夜里出動大批人上街改標語，把“工紅宣”，都改成“主力軍宣”，一時成為笑話。“主力軍”在形勢上雖然搖搖欲墜，但并不服輸，大部份工廠都在他們手中，而且四圍郊區(qū)也是他們的勢力，叫做“同盟軍”，農(nóng)民上街游行支持“主力軍”。保守派的背后是干部，他們通過一些老資格的中層干部直接指揮“主力軍”和“同盟軍”，還有保守派的學生。　　

地委命令宗進庭三個常委回亭州，把在上海鬧事的“主力軍”帶回來。劉克成帶著“工紅”沖進市委，就在市委門口批斗宗進庭，宣布宗進庭“十大罪狀”。保守派調(diào)集大批人馬前來保駕，“工紅”這邊撤退。“工紅”在大街上張貼出“中央文革”接待站的答復和華東局的答復。但保守派并沒有垮，而且還在體育場開了萬人大會，叫做“捍衛(wèi)無產(chǎn)階級專政誓師大會”，宗進庭出席并講話。開過大會后，萬人大游行，他們實行全市罷工。亭州保守派走到了他們的高潮和頂點。　　

保守派的崩潰，是楊敬堯從地委開會回來以后，他在廣播電臺代表市委向全市人民檢查，說：由于市委執(zhí)行了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使得一部份群眾受了蒙蔽，成立了“主力軍”、“紅色革命軍”等群眾組織來保市委，與敢于起來革命造反的“工紅”、“井崗山紅衛(wèi)兵”等群眾組織形成了對立，而市委把這些保守組視為革命的，把敢于起來批評我們的錯誤的革命群眾，看成所謂“牛鬼蛇神”、“反黨”，這完全違背了《十六條》的精神和中央一系列的指示，是犯了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這個錯誤，責任在市委，特別在我本人，而不在群眾。　　

這樣，楊敬堯點了本地保守組織的名，他們就垮掉了。一時間，滿街是宣布退出“主力軍”的《聲明》。楊敬堯作檢查，是因為劉、鄧在中央作了檢查，所以下面各級領(lǐng)導也就作檢查。楊敬堯到荷州開會，就是聽傳達的，然后按照省委、地委的統(tǒng)一布置，回來代表市委作檢查。假如沒有上面的統(tǒng)一布置，市委永遠也不可能作這樣的檢查，保守派也永遠不可能垮臺。　　

他聽了這一切，真感到有點波瀾壯闊，也感到有點毛骨悚然和不可思議。他有意離開這個話題，說，看來，你的精神完全恢復過來了，你不老想著自己，而能評判時事了，你把自己又找回來了。　　

劉鎮(zhèn)琛愧然一笑，繼續(xù)有點興奮地說，“一月風暴”的爆發(fā)，使全國保守派都崩潰了。保守派過去雖然人多，也有各方面的實力，一時卻如鳥獸散。“一月風暴”讓人們徹底明白了毛主席的態(tài)度，多數(shù)群眾也就放棄了原來的立場，保守派組織也就不存在了。保守派群眾唯一不服氣的就是自己成了“受蒙蔽”的人、當了不光彩的保守派。世界的變化使他們暈頭轉(zhuǎn)向。據(jù)我接觸，其實造反派的人也暈頭轉(zhuǎn)向，他們想不到自己竟然這樣正確，正確得有那樣的高度，取得了這樣大的勝利，一切似乎來得太快、太容易了。一個是錯誤得目驚口呆，一個是正確得目驚口呆。　　

他點頭說，是的，難以置信。天下好像翻了個身。　　

天下好像翻了個身！郁老師你這句話雖然好像是隨便說的，但確實形容得好。勝利了的造反派忙著批斗當權(quán)派和保守派的頭頭們，傾吐他們受資反路線壓制的悲慘經(jīng)歷和痛苦。在全市批斗大會上，公安局、檢察院的造反干警上臺揭發(fā)說，以宗進庭為首的一些人，違背中央三令五申，要動用專政工具鎮(zhèn)壓革命群眾，名單都弄好了，而且準備下了多少條麻繩、多少副銬子，還確定了臨時監(jiān)獄，就是紅星農(nóng)場。這一發(fā)言立即引起臺下群情激憤，很多群眾爬上臺聲淚俱下，當場逼著楊書記簽字，要逮捕宗進庭、公安局長以及保守派的那幾個頭頭，并且開除他們的黨籍。　　

楊敬堯和幾個常委就在主席臺上、在群眾的四面圍觀中當場開常委會，有趣的是，低著頭挨批斗的宗進庭也被喊去參加這個站著開的常委會。楊敬堯宣布市委常委會支持群眾的要求。宗進庭和那幾個人立即就被宣布開除黨籍、押送看守所，會場上響起驚天動地的口號聲，歡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他對劉鎮(zhèn)琛說，昨天晚上宗進庭就是跟我在一個號子里、一個鋪上過的，今天早上我們才分手。他進去了，我出來了，真想不到。劉鎮(zhèn)琛說，革命好像是魔法大師，讓世界千變?nèi)f化，讓人眼花繚亂。不過，“文革”比起真正的革命，還是差遠了。拿法國大革命來說，那時各個政治派別此起彼伏，前面的被后面的送上斷頭臺，后面的又被更后面的送上斷頭臺，而所有的失敗勢力又總是想重新抬頭、貫徹自己的主張。比起那個，“文革”差遠了。狄更斯長篇小說《雙城記》里有真實的描寫，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變記》里有深刻的概括。雖說革命是人民的盛大節(jié)日，人民最后也要付出最大的代價，貴族與平民雙方的鮮血染紅了塞納河的河水和巴黎的街壘！　　

他說，你這些時讀了不少書呢。劉鎮(zhèn)琛愧然一笑說，確實看了幾本書，真是收獲很大，打開眼界。想不到你跟宗進庭竟然睡到了一張鋪上！當然，這也不奇怪！你就沒有想到仇恨嗎？假如換另一個人，也許會打起架來、鬧出人命。你們互相說了話沒有？　　

他就把情況跟劉鎮(zhèn)琛作了介紹，劉鎮(zhèn)琛說想不到、想不到，你竟然一點也沒有仇恨他，而他竟然對你說了“對不起”，竟然承認了一切。那么文化大革命確實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他說，改變了很多東西，推進了很多東西，也有天翻地覆之感。革命運動總是讓人變好的，因為革命形成一種空氣，讓人們丟掉自己平常日子里狹隘的僵化的思想。只有革命受挫或失敗之后，往往才是精神頹廢、腐化糜爛時代的到來，茅盾小說《蝕》三部曲就描寫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后一些知識分子的徬徨頹廢表現(xiàn)。　　

劉鎮(zhèn)琛說，這本小說，我也讀了，寫得現(xiàn)實，他真是小說家。這樣說來，你的問題解決也快了，只等運動過去，就會重新調(diào)查。　　

他把史宏他們掌握到的他的檔案里的情況告訴了劉鎮(zhèn)琛，好像迫不急待要跟劉鎮(zhèn)琛分享好消息似的。劉鎮(zhèn)琛嘆息說，竟然會是這樣！郁老師，你真是吃苦了，你的損失是這樣的大！　　

他說，你小小年紀，不也已經(jīng)吃了苦嗎？白白丟了性命的又何嘗不會大有人在呢？古人早就嘆過，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就是草扎的狗，祭用過之后就丟棄或燒掉了，是不足惜的。天地當然是無所謂仁與不仁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嘛。我在遭到不幸之前，在很年輕時，就有消極的世界觀，但我在消極之中也選擇了積極，決定在學問研究上做點事，同時我也是贊成社會進步的。至于革命嘛，那總是統(tǒng)治階級逼出來的，我同情革命。所以我選擇了新四軍的學校，我要在革命隊伍里做文化教育的工作，這樣我就把革命和學問二者兼顧起來，把做一個俊杰和做一個庸人兼顧了起來。我確實永遠也做不了英雄。我只有讓英雄來害我，或者來救我。害我、救我的，都算是英雄，只有我不是的。劉鎮(zhèn)琛笑了起來，他也笑了起來。他覺得他有好多時不笑了，或者沒有真正笑過，好像都不怎么會笑了。　　

劉鎮(zhèn)琛離開后，掛礙著的心事讓他決定到宗進庭家去，完成宗進庭的托付。他取出宗進庭的手表來，發(fā)覺竟然是一塊外國進口表。他拐進一條巷子，過了兩條小街，又進了一條巷子，正是上次跟蘭貞“狹路相逢”之處。但現(xiàn)在他是給蘭貞送去她日夜掛念的、于她最重要的人的手表，還有那樣關(guān)切的口信。這是戲劇性的轉(zhuǎn)變，也許能從此改變他們之間的可悲的關(guān)系。　　

他來到了宗進庭家門口所在的地方，但他止住了腳步，不敢再往前走。他看到一群人聚集在那里，而靠著墻有一個女人站得很高，面對群眾，頭低著，胸前還掛著一塊紙牌，上面亂亂地寫著黑墨字，這分明是被強迫站在一張凳子上接受大家的批斗。群眾亂嚷亂叫起來，呼起了“打倒走資派宗進庭的臭老婆李蘭貞”的口號。他吃了一驚，正好趕上了！他不敢靠近，只是遠遠地看著，也聽不清批斗的內(nèi)容，反正群眾好像很憤怒。這激烈可怕的場面終于結(jié)束，人們一窩蜂丟下蘭貞，而朝他這個方向走來，他忙讓到路邊上去，腳下是一些積雪。那些身著粗藍布勞保大衣的人腳步雜沓而很快的從他面前走過去了，臉上都紅紅的，是憤慨、興奮、激動之色。蘭貞卻仍站在那里，站在一張長凳上，孤獨一人。她好像不敢擅自下來，也好像是腿子一時僵直下不來了。　　

這是曾經(jīng)有可能成為他的嫂子的女人，這是他的老家田野上走出來的女性。他趕緊走過去，伸出他的手，充滿同情甚至是愛，說，我扶你下來。蘭貞拿眼一看是他，眼中的疲憊、無力、沮喪，立即換成了憤恨和鄙視，完全誤解了他，還可能很嚴重地誤解了他，至少，他這個冤家仇人看到了她剛才的蒙侮受辱，這對于她比剛才挨群眾批斗所受的屈辱還要難以忍受萬倍。但她在那些群眾面前可以隱忍一切、表示“低頭認罪”，卻可以不必怕他、不必把他放在眼里。這里有一種奇怪的邏輯，并不是認為他這個人在所有的方面都低于那些群眾里的任何一個，而是從整體上判斷你比那些人里面的任一個都更沒價值。這或者因為他是知識分子、讀書人，或者因為知道他的所有底細，最重要的是因為他寫過揭批宗進庭的那份最可恨的傳單，另外還因為看到他又出獄了，認定他是依靠了造反派而得意于一時，還認定他這個倒霉的人仍然不會有好結(jié)果，等等，等等，總之是往最可恨的地方，低看、小看、賤看了他的人格。那鄙視的目光像銳利之箭，自信地直射你的靈魂，要讓你鮮血淋淋，要讓你感到自己無顏立足于人間，以至可以去死了。　　

他理解地、寬厚地忍受著蘭貞對他的這一切誤解和蔑視，鎮(zhèn)靜著說，宗市長讓我有東西帶給你，我扶你下來。　　

蘭貞又驚又疑，頓時收起了那鄙視他、仇恨他的一切，默默地自己試著要從長凳上面下來，但腿子的一軟讓她無法拒絕他扶了一把。這時忽然出現(xiàn)三個孩子，一個大約有十八、九歲，一個有十三、四歲，小的才六、七歲，他們喊著“媽媽”，圍住了蘭貞，并且一起回家，家就在旁邊，剛才的批斗就是在家門口進行的，三個孩子想必躲在一邊目擊了那可怕的場面，也目擊了他這個陌生人和他們的媽媽之間奇怪的關(guān)系，經(jīng)過他們自己的判斷之后，這才大膽地跑了過來。　　

他跟著他們進了屋，而沒有受到阻攔。蘭貞被孩子們扶著在桌邊的椅子上坐下，這時抬頭看著他，說，你也請坐吧。那眼光和聲音是正常的、無奈的、不是仇恨的了。　　

他沒有坐下，而是取出手表來，雙手奉送，輕輕放在桌上，說，宗市長讓我?guī)С鰜斫唤o你。蘭貞沒有去拿手表，卻流起淚來，問，有什么話帶出來嗎？他說，有。他一字不錯地轉(zhuǎn)達說，叫你把自己、把孩子照應好，別的不要擔心，也不要有任何活動，呆在家里最好。　　

三個孩子都在一旁睜大眼看著他，聽著他們的父親在獄中傳出的這幾句話，感到一字一字都是無比的重要。他于是又重復說了一遍。　　

蘭貞揩著淚，點點頭，說，謝謝你，真兒，給叔叔倒杯茶。　　

他忙說，我不喝茶，你休息，你保重。　　

他就告辭出來，蘭貞讓大男孩送他，說，真兒，你送一下叔叔。兩次聽到“叔叔”二字從蘭貞嘴里說出，他心頭一熱，聲音發(fā)顫，說，不要送、不要送，你們一家，大人孩子，要記住老宗的話，處處注意安全，這是最重要的！　　

蘭貞朝他點了頭，是很感謝的。孩子們的眼中，也充滿對他的好感。患難之交，終身難忘啊。　　

男孩送他到門口，他說，照應好你的媽媽，還有你的兩個妹妹，你爸爸在里面不會有什么事的。男孩說了一聲“謝謝叔叔”。他也就離開了宗進庭家，心里滿是感動，人與人之間一種不可逾越的障礙竟然被逾越了，一直僵硬著的思想情感發(fā)生了友善、溫暖、理解的交流。人間還是有希望的，苦難甚至能讓本來對立的人溝通。　　

他抬頭看到了先前沒有注意到的一條大標語，墨跡未干：打倒走資派宗進庭的臭老婆、三反分子李蘭貞！署名是“江海造船廠合同工戰(zhàn)斗隊”。大約就是剛才的那些人。　　

蘭貞是勞動局的科長，想必是分管合同工的，大約是無法滿足這些人的要求而得罪了他們。合同工一般從農(nóng)村招工而來，都希望轉(zhuǎn)為正式工、做一個正式的工人和城里人，如果他們聽說有這樣的機會，結(jié)果他們卻沒有得到，就會有很大的意見，就趁著時代給予的機會這樣表現(xiàn)出來了。他估計情況大約就是如此。　　

他進了圖書館。還是幾個月前他看到的那個樣子，只有報紙閱覽室開放，而借書處之類的全部貼上了封條。老館員認得他，按照他的要求取來了前三個月的報紙，至于本月的，就在報架上。他決定依次瀏覽。于是，從報紙上他看到毛主席一次又一次接見百萬革命小將，看到《紅旗》雜志一系列重要社論是如何直接評價著、指導著全國運動的開展，看到一九六六年《人民日報》最后一篇社論是《迎接工礦企業(y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其中說到：“他們儼然以黨的化身自居，誰要反對他們，就說誰反黨，并且以秋后算賬相威脅。他們還以發(fā)展黨團員和物質(zhì)利益為誘餌，欺騙和蒙蔽一些人，為自己保鏢”。“工人階級應當歡迎革命學生到工廠來串連”。　　

新的一年的第一份報紙，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的元旦社論《把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打頭。社論說，“在列寧領(lǐng)導下，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了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新時代……解決了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quán)、建立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問題……十月革命的故鄉(xiāng)，竟然出現(xiàn)了現(xiàn)代修正主義……使得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lián)，走上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毛主席親自發(fā)動和領(lǐng)導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給全世界無產(chǎn)階級樹立了新的偉大榜樣……這次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無產(chǎn)階級同資產(chǎn)階級和它在我們黨內(nèi)的代理人的一次全面的較量……一九六七年，將是全面展開階級斗爭的一年……經(jīng)過運動，最后達到團結(ji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團結(ji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　　

至于宗進庭告訴他的情況，在報紙上有著醒目的報道，一月十二日的報紙是套紅的，發(fā)布著“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祝賀“一月革命風暴”。　　

《紅旗》評論員文章說，“光榮的上海工人階級……組織了百萬革命造反大軍……從黨內(nèi)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quán)派手中奪了權(quán)，建立起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新秩序……他們的經(jīng)驗集中到一點，就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聯(lián)合起來，向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奪權(quán)……”。　　

雖然只是看著紙上的東西，雖然這之前他已經(jīng)聽宗進庭說過，卻仍覺得呼吸氣不由得就漸漸加深、粗重起來。而當天的報紙仍然是繼續(xù)著鼓吹“一月風暴”，號召“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大聯(lián)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quán)派的權(quán)”，說“好得很！就是好得很！……自下而上地奪權(quán)，是毛主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guān)于無產(chǎn)階級革命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學說的重大發(fā)展……奪權(quán)！奪權(quán)！！奪權(quán)！！！……奪去他們賴以秋后算賬的最后法寶……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我們！我們！我們！！……革命的干部，革命的學生，一定要同工人運動農(nóng)民運動相結(jié)合……徹底打碎舊的剝削制度、修正主義制度、官僚主義機構(gòu)……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　　

他簡直懷疑這是不是中央黨報黨刊的社論。這倒像是出于正在狂熱中的年輕大學生的手筆，浪漫有余，某些方面有些費解。比如，“舊的剝削制度、修正主義制度、官僚主義機構(gòu)”指的什么？如何“徹底打碎”？而驚嘆號的重疊使用以至于達到三個，大約也是黨報社論從未用過的，如果出現(xiàn)在學生的作文里，他可能會動筆圈掉兩個，并且加個批語叫學生不要這樣使用標點符號。　　

但是，他親身領(lǐng)教多年、深受其害的“審干辦”，對于他的態(tài)度，可以說就是“官僚主義”，而且到了極點，是多么冷酷、殘忍、不負責任、萬分可恨而又麻木不仁！　　

然而，這樣不正確的事情再多，也只能說“審干辦”、“公檢法”的工作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還不等于它們就是“官僚主義機構(gòu)”。至于要把它們“徹底打碎”，如何“徹底”、如何“打碎”呢？它們并不是國民黨領(lǐng)導的國家機器，它們是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國家機器，里面的人都是國家干部，經(jīng)過運動還要團結(ji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就是說，還要由他們來當官吏、辦事情。這真是一個矛盾。而假如“徹底打碎”，以后又怎么樣呢？難道以后就再也不需要這樣的機構(gòu)了嗎？用什么來代替它們呢？又如何保證今后不再變成“官僚主義機構(gòu)”呢？　　

這是對歷史、對這次群眾運動，提出了多么巨大而又艱難的一件任務！　　

這個無從下手的任務，必將弄得去“打碎”的和被“打碎”的都不好相處。他對“審干辦”意見再大，也不能去把“審干辦”打碎，他不能和那里面的人今后不好相處。將來他的問題的解決，還是要靠“審干辦”去辦。無論如何，他無法、也無力去打碎“審干辦”。何謂“打碎”，到什么程度就算“打碎”，標準又在哪里？　　

可是，他是多么懦怯、多么下賤啊，黨中央的社論明明符合著自己的愿望，體現(xiàn)著合理的正義的要求，他卻不敢接受，感到不好辦，他簡直是扶不起的阿斗、站不起來的奴才，活該受這么大的罪！　　

是的，只有偉人是站在歷史前進火車頭上，他們從現(xiàn)實中汲取力量，喚起千百萬人民，力求開辟嶄新的歷史，他們被稱為偉大導師，他們的歷史作用就是如此。將來的歷史會一再地想起他們、說起他們，因為他們總是指明著、實踐著一種既現(xiàn)實又遠大的原則，讓人們不斷地去爭取公正、平等、合理，至于具體一切，則讓人們在實踐中去創(chuàng)造去奮斗。　　

可惜群眾中有像他這樣自甘下賤的庸人，只敢在心中暗暗叫一聲好，而不敢把自己的力量義無反顧地加入進去，還要在心里嘀咕著：不可能呀，不要物極必反呀，不要最后弄到自己頭上來呀，等等。但有一天革命果實真的到來之時，他還是要坐享其成的，只不過是作為社會一員，安享民主自由這些抽象的存在，而不像分取實物那樣覥然伸手獲取所得的一份，所以一切顯得很自然，誰也不會想到有什么不好意思。想到此，他認為真應該請誰來用鞭子狠狠地把自己抽打一頓，把那個卑微的靈魂抽打出來！他有點沉重地離開了圖書館。　　

走出圖書館那古老的大門，走進城市冬季的暮色之中。他打了一個寒顫，因為承認自己是庸人而嘆了口氣。但他總算對情況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而不能不悚懼著拭目以待眼前與未來運動的發(fā)展。能夠認識歷史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能夠觀察當下的活的歷史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只不過并不那么輕松。　　

空氣冷冽，“霜前冷，雪后寒”。街上腳步匆匆、紛紛沓沓走著許多的人，戴著各種標志著造反的紅袖章，好像所有的人都在忘我地、奮不顧身地為社會歷史的前進做著最重要的工作，哪怕是在貼大字報，哪怕只是拎著漿糊桶、拿著粘滿漿糊的破掃帚，其意義也完全一樣是正在創(chuàng)造歷史。他想起了多年以前在鹽阜師范當學生時，當他和孫同學在建陽縣幫著做搶運糧食的工作時，不也曾體會到過這種忘我投身革命洪流的感覺嗎？渺小的個人在這種時候獲得了最雄偉壯闊的體驗。融入大海的一滴水才能體會大海的洶涌澎湃，而跟落在塵埃里或孤獨地掛在草尖上的一滴水不一樣。他完全能體會眼前這些人的不平常的心情。他的心也由此獲得了一絲慰藉，幾乎暗暗分享著那種緊張而美好的歷史的體會。可惜他已經(jīng)不能像這些年輕的工人、學生一樣了。他四十歲的人了，他身上有著歷史的負擔，他永遠不再單純，他老了。　　

他趕緊回到宿舍，收了外面晾著的衣被，開了封著的煤爐，忙晚飯。他關(guān)了門，脫了棉褲，坐進被窩，取出那份材料，就著旁邊書桌上的煤油罩子燈，看了起來。　　

那是寫在十六開橫線稿紙上的，總共有一百七十頁之多，鋼筆書寫，字跡工整，已經(jīng)不是初稿，大約有八萬字，是一篇長文章，可以擴展成一本書的，題目赫然，叫做《現(xiàn)實烏托邦形式論綱》，還做了個封面，作者的名字也端端正正寫在上面，是兩個人，一名“范公望”，一名“柳春芳”，看來是一男一女，不知是什么關(guān)系？他不認識這兩位作者，但心中已經(jīng)肅然起敬。　　

他盯著這奇怪的題目。“現(xiàn)實”，就是現(xiàn)前的、眼前的；烏托邦，是拉丁文譯音，出于希臘文，原意是“沒有的地方”，引申為“空想”。將這兩個詞連在一起，“現(xiàn)實烏托邦”，也就是“現(xiàn)實而空想的地方”。什么叫做“形式論綱”呢？就是議論、批判其形式。那么是不是就撇開了內(nèi)容呢？起這樣的題目，也許就是旁敲側(cè)擊吧？旁敲側(cè)擊乃是迂回進攻。自古以來，無論中外，對“異端”的思想學說皆予以排斥和打擊，“中庸之道”才是做人與為政的可靠信條。但也有時某些“異端”具有推動思想發(fā)展的意義，或者后來竟轉(zhuǎn)變成強大的主導的思潮。　　

他感到了手中這份東西的“學術(shù)野心”非同尋常，而史宏讓他看看，說明他們也覺得這份東西的重要，來讓他做一個判斷。這是一件為難的事情，他本能地不想讓這兩個作者遭到什么禍殃，但若是了不得的“異端”，他說它沒有問題，那他自己的思想豈不是有了問題？　　

文章還沒有看，他就身陷某種險境之中了，又有如在那漆黑的田野上，少年的他身不由己手中被塞進一把手槍，讓他去“除奸”！這文章將可能使那兩個作者，以至于使他這個讀者，獲得政治思想上的某種指責。　　

他丟下稿件，長嘆一聲。好像倒不如還是坐在監(jiān)牢里與世隔絕的好。　　

但畢竟坐在家里看文章，要比坐牢在實際上好得多。而思想是在自己頭腦里，寫出來、說出來才成為判斷的對象。你如果一言不發(fā)，一字不寫，那真是神仙難下手。他還是拿起材料，看了起來。　　

處處分析的是“烏托邦”，處處暗指著“現(xiàn)實”。在“形式”上展開，似無一字提及形式下的內(nèi)容，讓你抓不住；將“內(nèi)容”隱蔽，而又處處折射到形式之中，讓你能有所領(lǐng)會。如此迂回，而又如此直接；如此明白，而又如此躲閃。在分散的布局下展開包圍，在浮文的繚亂中達到深度。理論的野心，要給現(xiàn)實開出一份烏托邦死亡通知；長長的圖卷，是想掩蓋最終的一把致命的匕首。　　

如果從“形式”上說，他真的很佩服這兩位作者，但如果從“內(nèi)容”上說，他不能贊成他們。　　

他們所談，是一個大問題，也是一個老問題。自從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入侵中華，民族大難臨頭，這一問題就爭論不休、各有主張，并且有多少志士仁人為之拋頭顱、灑熱血。新中國以自己的成立和發(fā)展，對這一爭論作出了實踐的回答，就是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大業(yè)草創(chuàng)，萬事更新，決不能說盡如人意、無有弊端，要不然為什么要屢興運動、以至進行文化大革命呢？而文化大革命本身又這樣翻來覆去、錯綜復雜，其中又不能盡如人意、無有弊端。但整個說來，國家是一掃百年陰霾，有如旭日東升，欣欣向榮，社會與人心是在走向光明與進步。　　

對于這部文稿的作者，現(xiàn)實的中國，盡管如此現(xiàn)實，在他們心目中，卻仍然是“烏托邦”。所以才以“現(xiàn)實烏托邦”為題。依他們之意，勢必要把新中國建起來的這一切，統(tǒng)統(tǒng)否定、推倒、拋棄，另起爐灶。另起什么爐灶呢？環(huán)顧世界，另外的現(xiàn)實只有兩種，一是歐美自由世界及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二是南斯拉夫、蘇聯(lián)，而后者其實是放棄社會主義而向前者靠攏。他們的主張，實質(zhì)如此，就是要中國重新選擇西方資本主義，只是沒有明說。　　

他們的文章還提倡一種更為大膽的“形式”，反映出的“內(nèi)容”是一種“打破”地界與時界的無邊的觀點。把他們這種觀點落到實處，就可以說，既然宋亡于元，明亡于清，而元、清后來都進入了歷史正統(tǒng)，那么歷史上西方、日本的入侵，也就不必看成可怕的事情，而應看作正常的、乃至最好的事情，人家是以先進來帶動落后。民族革命戰(zhàn)爭，因為抵抗而無理；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因為流血而無理。亡黨不等于亡國，亡國不等于亡種，亡種不等于落后，人類趨勢就是雜種而不是純種，如果讓八國聯(lián)軍在中國長駐到今天，如果聽從日本人的占領(lǐng)，由東北而華北，由華北而全國，中國人早就過上歐洲的、美國的、日本的富裕發(fā)達生活了，何必自己另起爐灶？　　

總之，按照他們的“形式論綱”，現(xiàn)有意識形態(tài)就要來一個大顛倒。他懷疑這兩個人是不是為了一鳴驚人而故意相反著寫這部書稿的。但如此“一鳴驚人”在現(xiàn)今的政治情況下，不等于是自殺嗎？這兩個作者活得不耐煩了？可這樣能寫當然算是知識分子，他不愿把他們這樣可以說是反動的思想面目對史宏江進海他們說，因為其結(jié)果是可想而知的。好在書稿是“形式論”，并沒有直接說出形式里面這些極為荒謬的內(nèi)容，為躲逃打擊而有了預先的“形式”設(shè)計，他也可以用這個預先的設(shè)計來幫他們蒙混過關(guān)。“文革”群眾運動的通常做法，那種“批斗”之類，對他們這種文雅精致有教養(yǎng)最自尊的人，是尤其不適宜的，他不能把他們推到這種火坑里去。可是他們那顆脆弱而又自以為高明的心，卻又是多么的糊涂、麻木、兇狠。六祖教人做到“三昧”，即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從而達到安閑澹泊。此一修煉，當然能應用于個人精神的某種境況，但面對范柳書稿，他怎樣在史宏面前表示這種曖昧的態(tài)度呢？　　

 “烏托邦”在歷史上出現(xiàn)，是為了反抗不合理的社會現(xiàn)實，而不是為了耽于幻想。面對圈地運動的社會現(xiàn)實，國民貧富對立、兩極分化，社會財富日趨集中到少數(shù)新貴、新興資產(chǎn)階級手中，國王、貴族、銀行家這些舊有的社會上層，也紛紛瘋狂加入這一搶劫財富的過程，而廣大勞動者，日益辛勞，卻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托馬斯·莫爾就代表無產(chǎn)者、勞動者、多數(shù)人，向資本主義發(fā)出了第一聲吶喊，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指出：包括資本主義在內(nèi)的一切少數(shù)人占有社會生產(chǎn)資料的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私有制下的國家和法律沒有真正的公正可言，其實質(zhì)不過是富人壓迫窮人的工具。　　

這樣，托馬斯·莫爾就在批判現(xiàn)實的基礎(chǔ)上，正面提出了普遍幸福的社會理想，這理想的社會雖然合理，在當時還完全是空想，不但在現(xiàn)實中還不存在，而且也看不到實現(xiàn)的可能，所以叫做“烏托邦”。　　

這樣看來，范公望、柳春芳的思想，是跟托馬斯·莫爾逆向而行的。社會主義思想經(jīng)過四百年的發(fā)展，從空想的變成科學的，從理論的變成現(xiàn)實的，從在一國獲取政權(quán)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到形成一個社會主義陣營，而且中國社會主義的代表——毛澤東，正在做一件至關(guān)重要的事情，就是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當這樣的時候，范公望、柳春芳卻反過來說社會主義是烏托邦，資本主義不是烏托邦，要取消社會主義的現(xiàn)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從思想史來說，這是倒退。但他們?yōu)槭裁匆月浜鬄橄冗M、以倒退為進步呢？　　

他們認為，人無論如何是作為個體而存在的，有自私性。雖然人因為同時生活在社會之中而不得不有合作性，但合作性的根源也仍然是自私性，是理性的自私。社會主義就是一種合作性，是因人的自私過度而產(chǎn)生的一個歷史反題，但它竟然無視以至想消滅人的自私性，這就最終將被人拋棄，人將因此回到絕對的自私性，即回到歷史的正題。從正題產(chǎn)生反題，從反題又產(chǎn)生正題，振蕩不已，但人性必勝，也就是資本主義必勝。將來，不是社會主義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是資本主義要防止社會主義復辟。抽象人性論，是范柳的理論武器。夏蟲不知有冰，蟪蛄不知春秋，說不到一塊兒去。你視為正題者，我視為反題。你認為要合到這方面來，我認為要合到那方面去。你認為社會主義是“科學”、已成“現(xiàn)實”，而我永遠不承認。范柳從反面落筆做文章，力求天衣無縫，所說的內(nèi)容其實就是這些，是很清楚的。　　

但范柳的主張如何才能成為現(xiàn)實呢？中國資產(chǎn)階級已經(jīng)在一九五六年被贖買了生產(chǎn)資料，不成為資產(chǎn)階級了，而成為普通職員以及靠定息吃飯的特殊公民，并且正在老去。擁護和實現(xiàn)范柳政治綱領(lǐng)的階級力量在哪里？能空降一個足夠強大的資產(chǎn)階級來取代現(xiàn)在的工農(nóng)聯(lián)盟為基礎(chǔ)嗎？這是一個大矛盾。但他們的希望也還是有，那就是南斯拉夫、蘇聯(lián)的道路，從《九評》上看，新的資產(chǎn)階級可以被培養(yǎng)、重新產(chǎn)生出來，并且在黨內(nèi)黨外一齊出現(xiàn)、迅速成長，而人民則無能為力，是自上而下實現(xiàn)的。所以毛主席要針鋒相對、進行兩條路線斗爭，利用自下而上的力量，不準走那條路。假如毛主席不聞不問，那就不是毛主席。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應當說是勢所必然的。　　

中國資產(chǎn)階級向來軟弱，如果將來有新的中國資產(chǎn)階級，他們會因為沒有像先輩那樣參加過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而更加軟弱，從一開始就會臣伏于西方，在資本和資格上，都不得不對西方五體投地。那些曾經(jīng)一心瓜分中國、一九四九年以后“夾著尾巴逃跑了”，但在海洋炮艦上虎視眈眈游弋著的勢力，就又要翹起尾巴，破浪而來，張大口袋，笑納中國新資產(chǎn)階級雙手奉上的豐厚貢品。美國資本來了不是為了讓你變得跟美國一樣富有，日本資本來了不是為了讓你變得很日本一樣發(fā)達，他們只是來吸干你的血的，屈辱可悲的中華近代史、偽滿洲國史，就是最好的先例。想要人家來把你變成他自己，過去老大哥蘇聯(lián)的善心也不曾達到這個程度，大國沙文主義損人利己之心超過了共產(chǎn)主義友誼援助之心。要蘇聯(lián)到中國來再建一個蘇聯(lián)，或者要美國到中國來再建一個美國，這才是真正的烏托邦，結(jié)果只能是永遠的奴才而已。哪里有過平等的“咸與維新”？哪里有過不分彼此的“合作伙伴”？這問題想想都很可怕。但范柳卻好像已經(jīng)迫不急待要當作一種并不遙遠的真正的現(xiàn)實來眺望，正如外國作家辛辣諷刺的修女思念強盜的入侵一樣。托馬斯·莫爾若有在天之靈，還有中國自魏源以來的志士仁人，真要對這樣又輕又賤的知識分子感到不可思議！　　

宗進庭的二伯父，是如何臣伏于他的父親的？就連未出門的女兒被他的父親弄上手，也保持著沉默，甚至是默契。這就是資本的力量！他心中仍為這久遠的事情一陣愧疚。宗進庭迫害他，還有他的哥哥郁富不明不白被宗進庭“除奸”，這也該是一個內(nèi)在的、潛在的因素。因為那是宗進庭的堂姐，那時作為小青年的宗進庭，心中潛在地燃燒著正義的反抗的妒恨的怒火！　　

中國《老子》的“道返”理論，宗進庭竟然從中汲取到了信心和力量。看來，人類的行為跟猴類、熊類并無不同，總是不斷地拋棄一些東西，又拾起一些東西，至于拋掉的是什么，拾起的又是什么，其選擇卻未必正確，乃至錯誤百出。范柳書稿，看似很有“思想”，其實也只是猴類熊類而已，雖然這樣說似乎尖刻了一些。　　

范柳對文化大革命也從“形式”上予以了嘲諷，從人性上予以了批判，實際上持很不以為然的態(tài)度，視為“烏托邦”的垂死掙扎、歷史終結(jié)的最后悲鳴，必將從“反題的自身”，而回到“正題的前身”，于是“作為人間正道的合題”，也就不遙遠了。孤立將不復存在，人將成為世界的人，前所未有的自由者，將回到自身那個“唯一者”，但因為進化太遲，必須在一個長時間里拜倒在西方老師的腳下，也就是屈服于世界列強，但這是天經(jīng)地義、必經(jīng)階段，正如非洲黑人曾被奴役，如今黑人的子孫卻生活在白人的西方文明中，何等“幸福”！黑人比起被消滅殆盡的印第安人來，是幸運的。中國人就是新的黑人，要珍惜新的歷史機會，而不要做不幸的印第安人。范柳觀點如此，確實有他們自己的瘋狂邏輯。可惜他們不是白皮膚，而是黃皮膚，奴才而已。　　

范柳的思想，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想，近代以來，是有傳統(tǒng)的。其政治化的表達，也就是“形式”之下沒有明說的思想內(nèi)容，某些右派頭面人物，早就明確表達過了，說社會主義的工人農(nóng)民是不自由的。現(xiàn)在，在一個叫做亭州的偏僻地方，有兩個小得多的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潮流中，用隱晦曲折的方式，不為人知地，又一次試圖加以表達，想寫成一部驚世之作，從而在將來的某一天，證明他們是了不起的先知。　　

他長嘆一聲，拋開稿件，郁悶無比。他看到毛主席像巨人一樣站在歷史可能倒退的路口，伸出手掌攔著，樸實而深沉地說：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一言折斷了無數(shù)從前現(xiàn)在將來的范柳式的生花妙筆，從而在他們心中引起深深的恐懼和仇恨。　　

不。他不能同意范柳的觀點。哪怕他們真的成了氣候，能成功地為資產(chǎn)階級招魂，使之在中國復活，他也不能同意他們的觀點。他不相信他多年來信仰了的竟然是錯誤的，不相信近代史需要按照他們的觀點重寫，不相信眼前的現(xiàn)實真的有一天會變成資產(chǎn)階級統(tǒng)治的天下，他也不相信毛澤東思想多年教育下的黨里，今后會有人如此膽大妄為，竟照著范柳的“形式”，屈服于資本主義，而改變了一切。　　

就個人而言，在資本主義之下，他也不是不能過日子，也許他在各方面還會過得好一些都有可能，但他不相信那對占人口多數(shù)的工農(nóng)大眾也將是天堂，不相信那能解決中國的現(xiàn)代化問題。他這個自覺受過社會主義理論洗禮的人，將無法解決一個最大的矛盾，就是他如何能心安理得、心平氣和地接受毛主席多次要人們預防的那種“復辟”的社會現(xiàn)實？經(jīng)受過民主革命、現(xiàn)代中國文學洗禮的知識良心，將日夜責疑民主的人道的精神的存在，也許只有讓自己無恥、麻木，徹底躲進“學術(shù)”的象牙塔里去。　　

在天下到處形式主義地高舉《語錄本》的環(huán)境中（但這對于工農(nóng)大眾，卻是一種大普及的思想啟蒙和文化學習），范柳倒是能“獨立思考”的，而且還敢于寫下來，雖然還很隱晦曲折。因此，在人格的“形式”和人性的本題上，確有值得他敬佩之處。另外，范柳從“形式”的矛盾上找出了一些問題，也從“人性”的處境上找出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正是革命沒有解決，乃至還有助長之處的。當反擊“白色恐怖”時，革命本身成為“紅色恐怖”。而“恐怖”，總之不算好，這就成了“問題”，但“白色恐怖”卻不說自己的“恐怖”是問題。然而，總是前面的“問題”啟動后面的“問題”，這就是歷史。歷史最實在，凡是做過頭的，都必將得到糾正。但在這樣的群眾運動中，怎么可能不出“問題”呢？即使每個群眾都具有范柳一樣的文化水平，也未必就能避免。　　

文化大革命再三強調(diào)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再三指出反對某個黨委不等于反黨，還有“造反有理”，還有提倡“敢想敢說敢闖”，與范柳主張的“自由主義”，倒有相通之處。所以，從某種“形式”的意義上說，范柳也是“造反派”，他們和造反群眾一樣，要求現(xiàn)實社會趨向“民主、自由、平等”，他們一定也痛恨那種輕視群眾、鎮(zhèn)壓群眾的路線，但范柳心目中的社會理想，卻又不是社會主義，這跟群眾、跟“文革”意圖本身，又是大相徑庭的。　　

如此看來，范柳就可算是造反派的“同路人”，但同時又是投機分子。因為他們的社會理想跟“造反派”不同，而跟人們所說的“走資派”卻有共同之處。資本主義的第一個前提，就是資本家與工人都是“自由人”，即資本有投資增殖的自由、工人有出賣勞力的自由，于是歷史上出現(xiàn)了“自由主義”理論，并且高舉“人性”的大旗，掩蓋著資本的面目，或客觀上為資本主義廓清著思想的道路。是啊，現(xiàn)在工人是“不自由”的，因為他們被“束縛”在國營的和集體的工廠里，農(nóng)民也是“不自由”的，因為他們被“束縛”在農(nóng)村三級所有的集體經(jīng)濟里，那就把他們“解放”出來吧。這就是范柳的主張所在。可是如何去“解放”呢？“解放”了的工農(nóng)將到哪里去呢？范柳的文章是不具體的，關(guān)于這一點，就連暗示也沒有，是不好說？還是說不出？他為之設(shè)想了一下，也想不出如何實行這種“解放”，即如何從現(xiàn)實的社會主義退到資本主義去。他心頭火光一閃，《九評》所說的南斯拉夫、蘇聯(lián)，不正是在逐步實行這種“解放”嗎？歸根到底，范柳的文章不過是這一斗爭的一個隱蔽的曲折的反映，他們主張的是修正主義路線。這是扣他們的大帽子嗎？他們真是這樣的嗎？他身上竟然為之出了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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