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鼓吹真小人的偽小人

◆ 黃紀蘇

前文提到錢鐘書，再看看王朔。我頭些日子寫的《市場社會的樣板人》提到了他：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商品經濟如潮如涌，已顯出了擁有未來的氣勢。不同于還要拜盧梭為師的劉曉慶，王朔以小說《頑主》為即將上場的市場社會縫制了一面迎風招展的會旗。旗下的嘎雜子琉璃球一個個靈氣十足，精神百倍，讀書的當官的都不放在話下，而是踩在腳下。這樣的場面不但高于生活，而且還先于現實。在現實中，在現實的價值體系中，從牛仔褲西瓜堆里鉆出來的第一撥商人階級，他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還有一段差距，此時一腳高一腳低，看著跟一頭沉似的。

王朔的出現同樣跟中國革命的命運也有著不解之緣。別看他在小說里老寒磣共產黨，其實他就是共產黨——他出身“革軍”（除了“文革”中幾年，可以與“革干”合并同類項，合稱“革干革軍”），這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交代得一清二楚。軍功階級是前30年的領導階級，更是“文革”十年的特權階級。但這個革命在后毛澤東時代沒混好，被一幫知識分子拐跑了，革干革軍的絕對落差雖不大，相對落差卻不小。這相對落差足以讓王朔在感情上“重上井岡山”，也就是回到中國革命的起點，但這回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開公司倒買賣——開那種“三T公司”跟造反差不多。他筆下的“頑主”可以說是農會積極分子的轉世靈童。王朔的作品代表了沒落特權在市場社會重新崛起的愿望，是有正當性的。頭兩年流行的《懺悔無門》，書中主角李春平也出身軍功階級，跌得也不輕，混到在單位做保安還蹲了大獄，末了竟然跟大他近40歲的好萊塢老太太“闖關東”“走西口”去了，成為這30年社會變遷中最離奇、最慘烈的個人故事。在一個起伏升沉不定的社會里，破落地主、破落貴族跟貧下中農或城市貧民之間的距離，常常也就是一步半步的事。“頑主”這個社會形象很快就獨立于具體創作者的社會存在，而成為一個新興商業階級挑戰官、學既得利益的集體符號了。商業階級那時剛從西瓜堆、仔褲堆里嶄露頭角，有個半外號半小名的“倒爺”，“老總”或“民營企業家”是它做大之后才贏得的尊稱。

文學上，王朔的確獨樹一幟。他的語言生動活潑，充滿了街頭巷尾氣息。對于“倒爺”群體很有限的歷史積累和社會視野來說，這樣一種“沒膝大衩式”的表達形式，既本色又大方，既夸張又從容，穿著它出入既得利益的派對或舞會特別有沖擊力，富于行為藝術所追求的“顛覆性”。中國是一個社會流動極快的國家，底層在不斷地混入上層，邊緣會持續地擠進中心，王朔語言也許能長期為這更廣大的群體提供一種“去你們媽蛋”的表達工具和世界觀呢。其實，這些年盛行的那種小玩鬧的網絡文風里便可以看得到王朔的影響。那些流里流氣的80后文學不好說都是王朔一人下的蛋，但他的DNA不用親子鑒定也看得出來。王朔的這種“文化價值”若能兌換成文學價值，我不知道能不能折合一個半個老舍。但僅就文學語言來說，他確實比眾多在老舍這棵大槐樹下一坐坐一輩子的“京味小說”“京味戲劇”高出一頭不止。那些人模仿的，是還只有百萬人口的舊北京，而王朔要表達的，是一個經歷要豐富得多的新北京。

放在大一些的視野中，像王朔這類文章，其奪目的偏狹、冒煙的歪才，實在是一個民族舍棄大目標、收縮大情懷后進入精神下行期才有的癥狀。他筆下的世界不是“偽君子”便是“真小人”，除了“丫的”還是“丫的”。沒有“真君子”的世界也許是真實世界某一片段的寫真，不可能是它恒久的本相——那樣人類社會早散架了。他的作品缺少歷史與未來的縱深感，他只在當下翻跟斗，因此他只是一個過渡人物。頭一段網上報道他批評一個叫郭什么的80后作家搞抄襲。當年他鼓吹“我是流氓我怕誰”下的蛋，如今孵出“真流氓”來了，對比之下，原來自己也只是“偽小人”或“打折流氓”。“偽小人”或“打折流氓”是80年代文化的特產。那時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所規劃的未來社會是個小人社會，于是有些“真君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挽起袖子，放開喉嚨，就像當年謳歌道德理想國那樣謳歌化糞池下水道。這導致了他們日后人格的極度分裂。還有一些“真君子”看了未來世界的藍圖，發現自己到了那時候只能住收容所和精神病院，想還是快快改“邪”歸“正”，規規矩矩做個“真小人”得了。但學好難，學壞也不容易。于是由電影、小說、詩歌、先鋒戲劇、報告文學開辦的“真小人”補習班、速成班、自修班、強化班應運而生——主校區當然還是社會。學壞要靠努力，也要靠天分，尤其要靠童子功。這些半路出家的“真小人”冤枉花了好些學費，到頭來凈是半成品。

當過“右派”又當過文化部長的王蒙，80年代初曾寫過一篇文章談《青春萬歲》。他感嘆道：我們白白兜了一大圈回到了原處，如果理想主義再扔了，那就什么都不剩了。我當時讀了真挺難過的，也很尊敬他，我理解那一輩人的無奈和失落。后來他可能想通了，越混越有意思，一會兒“轟動效應”，一會兒“躲避崇高”，快馬加鞭地跟墮落的時趨沆瀣一氣。看著他一把年紀，跟著王朔那些人屁股后面貧嘴呱舌，特別像公園里笨手笨腳的老太太學探戈狐步，又何苦呢？其實他打打太極拳就挺好的。

文人普遍的失魂落魄，其直接后果就是寫出來的東西品相太差，凈是些雞零狗碎、根本不入賞鑒的東西。他們還說什么“放逐”不“放逐”的，自己就沒高看過自己。這當然有大時代的原因，也有個人的原因。小文化想必也起了作用，就說王蒙吧，他的遣詞派句，真比老成點的初中生還幼稚，但他居然覺得好得不成，亦一怪事。恐怕得向小文化找原因了，他們是不是有個互助組定期相濡以沫，把彼此吹暈，就不得而知了。記得他當文化部長后報紙采訪他，他說，自己小女兒曾說：爸，就您，還當文化部長？！——這樣的火眼金睛，應該選拔到國家質檢總局，甚至做中組部新來的年輕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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