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西方徒弟,錢鐘書做文化泰斗
黃紀蘇
其實我們的用意根本不在個人,我們是通過具體的人來看一個時代、一段歷史,不妨把這幾十年文人的譜系簡要地捋一捋。
先說錢鐘書。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上世紀70年代末,當時我父親去歐洲參加那里的漢學家會議,帶回來不少資料,其中有一本俄文書,說是翻譯中國一個作家的小說,叫“圍城”,譯者托父親把書轉給作者,作者叫錢鐘書,一個很陌生的名字。我父親把書寄給他,他回了封信,信不長,好像凈是打趣的話,忘了怎么說的,大約是“為國爭光”什么的吧。我略感詫異,因為我爸并不認識他。后來不久他就成為知識界的泰山北斗了,這比電視劇《圍城》讓蹬平板車的都知道他可早了小十年。
他的躥紅在中國社會的山河巨變中有深刻的根據。20世紀20年代興起的中國革命在“文革”時期被推上高峰,接著跌下了深谷。于是這個革命的一切迅速褪去了原本誘人的光澤。而西方,這個小時候覺得黑咕隆咚幾盞昏暗路燈的所在,一下子大放光明。大家普遍的感覺是被革命忽悠了,如今人財兩空,得趕緊改邪歸正,跟西方師傅好好學手藝,再不曠課逃學了。記得1977年天安門廣場群眾一圈一圈開什么“民主討論會”,我們那圈黑眼睛、藍的確良圍著一雙藍眼睛、綠衣裳(我后來碰巧知道那是個澳大利亞海員,大概是來天安門廣場看熱鬧順便泡妞的),大家結結巴巴向他打聽中國向何處去。我記得有人跟他請教“政治體制改革”的事情,還問周圍人誰知道“體制”英文怎么說,當時“黑眼珠”你望我,我望你,最后都慚愧地垂下了眼簾。
這個場面其實是那個時代的縮影。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以玄奘譯經的態度認真咀嚼、仔細鉆研。想想在這種情況下,人群中忽然背著手走來一位同胞,說了一段英文,接著又說了一段法文,接著又是德文,大家能不傻么?于是他再接再厲——意大利文、古希臘文、拉丁文,把“藍眼”都聽得溜圓,大家能不瘋么?這是錢鐘書暴得大名的原因之一。還有一個原因,中國革命轉為改革開放,文化思想上雖然不少人扔掉老主義投奔了新主義,但一般知識分子打心眼里對“義理”有些瞧不上了,具體的知識相對升值,這跟清初樸學的興起是差不多的道理。梁曉聲多年前發表的一篇文章說,自己寫的另一篇幾百字的文章用了三四十個希臘典故,想想也沒什么勁,無非是想說明本人也是讀過點書的。王蒙當時也向文學家發出了“文學學問化”的呼吁。當時的小說報告文學不由分說,上來就是一則《辭海》條目,就跟給孩子取名查《現代漢語詞典》一樣。大家后來提高了點水平,散文雜文又都以《世說新語》打當頭炮了。在這種普遍的文化氛圍里,錢鐘書能不是巨匠么?那一代讀書人急于擁有卻還沒擁有的古今中外各種小擺設,都快把四卷本的《管錐篇》擠爆了。
黃裳先生對錢的定位客觀而中肯,說他是位學人兼才人。錢的確不比這高,但也不比這低。錢夫人楊絳先生回憶當年在清華園初識錢鐘書的情景,錢當時就表明了胸無大志、唯愿終生向學的心跡。對此楊很認同,兩人遂結百年之好。錢的學問平心而論是頗有可觀的,首先像他這樣博覽群書而過目不忘的,當世還真找不出幾個,當然有了孤狗、搜狗這樣的助手之后尋常人也有可能達到那個境界,但這兩樣利器在他生前都還沒普及。當然了,不少人批評他沒有建立大的理論體系,但就文史的既有傳統而言,能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把材料找出來,功勞真的已經不小了。而且他做的都是很基礎性的工作,投入了生命歲月——用他的話說,屬于“冷淡生涯”。他的勞動是應該肯定的。
但錢的文學創作,的確沒夏志清捧得那樣高。他只是個戴著鐐銬跳舞的才子,練的娶青妃白、烹文煮字的手藝,津津樂道于小世界的雞飛狗跳,氣象不能算大——他給胡喬木改詩詞,自己也頗慨嘆“仁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區別。歷來文藝作品的評價,作家的境界懷抱都是要算在內的。其實這境界也會直接影響到作品的藝術質量。舉個例子,魯迅說:“婚禮不過是同居的廣告。”何等的簡括有力!錢鐘書的連類比喻一般是沒完沒了,一直連到讀者都夸“他可太有想象力了”才肯罷休,這跟愛打扮的娘們一天換八套衣服沒什么兩樣。魯迅的比喻是為了更有效地表達思想、說明問題,而錢則是在表演才藝。一繁一簡,反映出境界的高低。其實錢先生的現代漢語寫作相當匠氣,多少于此有關。倒是看他的古文比較舒服,古文比較程式化,誰寫都跟小老頭似的,個性相對容易掩藏。
錢無論作為一個學者還是文人都算是不錯的,而且也沒聽說他坑過誰害過誰、干過什么缺德事。只是把他當作“泰斗”,卻多少說明那些年社會文化的某種病態。在一個胸無大志的時代,錢這樣的人很容易領袖學林,就像清代的阮元。不過平心說,由他坐第一把交椅,真夠對得起當代文化史了。在這個周老虎三聚氰胺的年代,哪天韓寒做了文壇祭酒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或者上面愣派個人事處長來當文聯主席,不也得接著么?錢先生到晚年頗悔少作,是可以理解的。但輕薄亢躁的當代文壇偏就拜倒在他的“少作”前,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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