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應朋友之約到深圳辦過一段時間雜志。那時對深圳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都有過一些接觸，也認識了一些朋友。
有個朋友老常，他的名字很怪，每回他來玩，編輯部都能熱鬧一陣子。都說，又來臨了！當然有揶揄的意思，但更多的是莫名其妙的快樂。
也不盡然是因為他名字怪，老常確實是個有趣的人。怎么說呢？他是屬于那種既想做人，又想做事的人。而在這個時代，大家都認為要做人就不要做事，要做事就不要做人，這是個鐵的法則，早已有了定論，二者不可得兼。老常偏偏想扳的就是這個理，把熊掌和魚一勺燴。有段日子他經常來，來了就把商戰趣聞和公司里困惑倒騰一遍。他并不老，也就三十五歲（今年也五十多了），可他提出的問題太幼稚太陳舊，讓人覺得他已經老了。他總是歪著脖頸問：點解（為什么）呢？點解呢？兩只耳朵支棱起來，背著光看去，通紅，像極了紫色木耳長在一段枯木上——這是我們編輯部黃毛形容的。老常認為討論如此深奧的問題必須和文化人討論才“夠檔次”。而我們，幾個漂泊的文化人，早就不把自己當人了。
做人，和做事，是同一個問題嗎？
老常是另一個朋友帶來的客人，是某開發區一家企業的書記。頭一回見面先愣住了，然后拉著我的手不放，說見過的見過的，你就是那個傻老頭！
這一咋呼，全都樂了。我們編輯部的黃毛厲聲喝問：你們說曹老師是個傻老頭嗎？全體回答道：NO！他們剛剛抗議過我對他們的“剝削”。
這其實是一個誤會。我去市區辦事搭乘的中巴車上，有一個穿得挺體面的小伙子要求我把靠窗的座位讓給他，說是他頭暈想吐，我照辦了。可后來發現他渾身亂動，手老往前排座位底下伸，前排坐著一個小姐，我就有點不滿。我說你想吐就把車窗拉開，冷風一吹就好。那小伙看看我，手還是不老實，我就替他把車窗拉開了。這樣過了一會兒，那小伙子下車走了，后頭還跟著幾個年紀相仿的也下車了。好像是一口氣憋了好長時間，車里突然一下熱鬧起來，這時才有人跟我說，好危險啊，后頭人把刀子都拔出來了！我迷迷瞪瞪問，我得罪他們了嗎？他們說，你還看不出來嗎？那人手指上夾著刀片呢，他在劃前面那女的的提包，你還幫他開窗子！這樣七嘴八舌一說，前面的小姐坐不住了，一聲不吭下車走了。眾人于是就更加興奮活躍，說特區經驗，嘆世道人心，總之好人是做不得的。也有人說，愛管閑事是人到老年的標志，年輕人才不會這么傻。那時我剛到深圳不久，對世情了解不多，也就一笑了之。再說我就是白頭發多一點，才四十來歲怎么就老了呢，本來還以為做了一件好事，起碼不是壞事吧？結果倒像是自己出了一回丑，想當護花使者卻被當面啐了一口，搞得很不爽。
當時這議論的人群中就有老常，他的問題是：老人家這么大歲數還出來闖世界啊？我說我都老掉牙了你們看不出來嗎？
在編輯部里，總是充滿莫名其妙的快樂，黃毛尖著嗓子喊：曹老師下回您要出去見義勇為，一定帶上我啊，我的文筆特煽情，您是知道的！
常先生再三向我道歉，說當時問那話的意思不是說我老，而是說特別佩服。只是他越解釋，那些笑聲越曖昧。我去倒一杯水，黃毛還撇著洋腔說，大英雄親自喝水呀？我說是啊，一會兒大英雄還要親自上廁所呢。
其實這樣的說說笑笑每天都有，誰也不會當真。因為大家都清楚，那無處不在的漂泊感需要排解。而無處不在的排解又都變成了無處不在的惡毒搞笑與自嘲。我們的編輯部與深圳的任何一間公司沒什么不同。深圳的任何一間公司每天都在各種各樣的大樓里上演著相同的故事。就這樣，老常成了我的朋友，他一定要成為我的朋友，他說你值得交，真的！
他認為我這個人還有點傻勁，這一點很重要，是個底線。另外一點就是文化人，他說在深圳，老板老總滿大街都是，都是學歷高文化低，講話都在肚臍眼以下發聲，差不多，特沒勁。而他認定我是真正有文化的。他提議干一杯。他說這就叫緣分。那時我們都很窮，一個月才700元，所以那時我們喝了他不少酒。原因大概就是他認為我們“夠檔次”。
我們的雜志叫《闖世界》，是一份面向打工仔的文化綜合類刊物。編輯部也都是來自各地的文化人，從這個意思上說，我們也確實夠得上文化，也確實夠得上打工。他說他也是出來闖世界的，我說我們都是，誰不是闖世界？小平同志說，深圳的經驗就在于敢闖，大家都是為一個共同的目的闖到一起來了。于是為共同目標為改革開放為人生轉折干杯干杯再次干杯。
有兩期刊物封面是我和美編親自策劃的，就送了兩本請他指教。一個是典型的深圳打工宿舍樓作背景，作了淡化處理，隱隱約約可以辨認出一層一層的女孩子們晾曬的衣物，主體是穿著牛仔褲的高條女孩拖著一只旅行箱。另一幅是標志性深圳高樓作背景，近景是高大的腳手架上有幾個扎著白頭巾的惠安女，這些能干的惠安女在腳手架上爬來爬去，像極了五線譜上跳動的白色音符。因為是第一次用電腦合成的照片，又是這樣有意境有內涵，我和美編都很得意。那一期還有一篇報道《“老婦”今年剛十九》，說的是廣東揭陽姑娘李淑宜因工廠失火而遭嚴重毀容、終日以淚洗面的事情，我親自去采訪過，極受刺激。
不料老常看了半天，說怎么看不見女孩子的臉？靚女看不見臉她還靚嗎？還有，那些惠安女別說臉了，連身體都看不見了，小蜘蛛一樣掛在架子上，“冰果”來買呀？“冰果”就是誰的意思，誰都不買我們還辦它干嗎？
這一打擊非同小可，嗆得小耿連連咳嗽。黃毛撇嘴說，早就告訴你們用大頭美女，不聽。又簡單又賣錢，不聽。內涵，內涵還不如內急呢。睫毛越假越好，口紅越黒越好，這就叫市場！
倒是常先生過意不去，連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深圳人的口頭禪，是文明的標志，香港人都是這么文明的。其實總說不好意思的人恰恰是臉皮最厚的人，這點我們曾經議論過。于是我們也都笑起來，這一笑，他倒是真不好意思了。
老常認為來深圳闖世界的人最大困惑就是不知自己究竟是“冰果”，能做“乜”，這個角色定位問題是個嚴重的問題。他說自己也是，一切的不適應都是由這里開始的，我是“冰果”？要做“乜”？
我說剛來深圳的人都一樣，大家都找不著北，慢慢就好了。黃毛是個豪爽的北方女孩，喝得眼底通紅舌頭打卷，說要找北干嗎？跟著潮流走唄，你都下海了你還能干嗎？一個溺水的人，縱然有一身肌肉十分膽量，能做的不過是緊緊抓牢一點什么，不至于徹底淹死而已，其他的動作全都多余，白費。那天大家都喝了不少。
老常走后，黃毛踉踉蹌蹌比劃說，又來一個傻逼！我說，也不能那么講，咱們刊物要發展還真少不了這些企業家，說不定他還能成為咱們的贊助單位？
黃毛痛心疾首：曹老師你就毀吧，你就把所有的好人都毀了吧！
我們編輯部租的樓叫讀月樓，忽然感慨，自己在這里別說沒讀過月亮，一年當中又有幾天注意過天上還有月亮？南國的冬夜并不寒冷，只是那月色的凄清與內地一樣撩人心思。
月明星稀，鳥雀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我想家了，忽然。
老常就這樣走進了我的小說，一個既想做事又想做人的人物。書中的某些傳奇經歷就是他在干杯時告訴我的。
2007年，快到60歲了，忽覺大限將至，就特別想寫下這段經歷。一個同事介紹我認識了一位他教夜大時帶過的學生。他說，你跟她談談，可能會有收獲。
這樣，在一個茶社，我們用一個下午加一個晚上，聊了她經歷過的深圳印象。她在一家咨詢公司工作，是個標準意義上的社會工作者。談話結束，她看了帳單，立刻掏錢付了一半。她拒絕我買單的請求，她笑著，說對不起。
她說，從前人好傻，真傻，傻得要死。
她就是《問蒼茫》中的柳葉葉，一個小俏俏的貴州女孩，兩只眼睛很黑，偶爾一笑，嘴角還有一道褶皺。只是她眼神是直的，有點遲疑，眼睛總盯著一個地方，好像總在琢磨事，幾多滄桑都寫在臉上。她說她二十九了，聽口氣倒像是九十二，嗓音嘶啞神情疲憊，一副曾經滄海見多識廣的樣子。她說她是老深圳，已經在這兒混了十幾年了。她說不管再過多少年，都不會忘記自己是怎么走出來的，當然，她也不會忘記第一次參加罷工的那個刮臺風的下午。她說她當時嚇得要死也興奮得要死，她說從前人好傻，騙你都不是人。
其實她很能說，只是沒機會給她說。其實邊緣人的感受都是相通的。其實經歷過雇傭關系的人，很多感覺，一個眼神一個手勢，互相一比劃就懂。
記下這些，僅僅表示我對她的敬意。同時也要對眾多無名的網絡作者表示敬意，是他們真切的生活感受給了我很大啟發。
我們那個雜志失敗以后，編輯部的同仁都各奔東西作鳥獸散了。他們曾經都是熱血青年，都為尋求新體制新生活而來。每個人都百分之百地相信，即使是漂泊，也比無聊強，即使被剝削，也比混日子強，資本家再丑陋，也比單位領導強。當然，這個信念的背后是大家都能“實現自己的價值”。有一句口號很能體現當時那種幼稚：萬惡的資本家，快來剝削我們吧！那時我們都還沒有真正見識過資本。在巨大的歷史悖論面前，在匪夷所思的丑惡面前，我們才惶恐，才迷惘。燒香請鬼的黃道士太過浪漫了，不知道美麗的女鬼也是鬼。
我們面對的絕不僅僅是市場經濟那么簡單。資本主義首先是它的生產方式，即生產關系，以及在這個基礎之上形成的一整套文化意識法則，其次才是它的交換方式，即市場經濟。生產先于交換，沒有生產就沒有交換，我們天天嚷嚷的市場經濟正是建立在這樣的生產關系之上。比如香港和深圳的合作，提出了一個“前店后廠”模式；深圳和粵北合作，也提出一個“前店后廠”模式，中國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也是個“前店后廠”模式。為什么大家都爭著開“店”不愿意做“廠”？因為人人都清楚，店是臉面，廠是屁股，臉上可以濃施粉黛，而屁股呢？屁股卻要藏起來。我要做的，不過就是揭示店和廠的聯系，僅僅是證明臉面和屁股其實是長在同一個人身上。
為什么要問蒼茫？一句話，因為困惑。時代的困惑，知識的困惑，文學的困惑。面對這個紛繁復雜變化頻仍的世界，誰能作出準確有力令人信服的解釋？起碼我不能，也沒看見誰能。看不懂便要問，由此才需要探索，需要求知求解。在這層意思上，小說便是最好的載體，它把這種困惑絲絲縷縷地還原，清清楚楚地呈現，以“引起療救的注意”。是時代給了藝術一個機會，讓它有了表演的舞臺。我不認為寫小說就是要給誰指路，路要靠自己走，腿長在自己身上。誰主沉浮的問題只有等待歷史去回答。
起初的想法，僅僅是要寫一部關于新時代工人的小說，尋找新人，眺望新世界，是我對審美的理解。因為我接觸過形形色色的打工仔，和深圳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人物，但究竟這是一部什么樣的小說并不十分清晰。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付艷霞和我通過幾回電話，初步定下的書名叫《工賊》，她來信說：“《工賊》，或者說關注當下勞資關系的小說，誰關心，給誰看是個問題。如果簡單寫成勞資矛盾，農民工招工過程中遇到的黑幕等等，社會關注度一定比較小。而且，情節模式很容易讓人覺得似曾相識。反而是，最初我們聊過的，寫在市場經濟、資本市場、改革開放的催化下，工人階級（階層）的整體現實變化，比如面孔模糊，比如他們在爭取自身權益的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難以掙脫的小農意識，奴化意識，以及沒有來得及消化的民主意識等等，這個很有味道。 ……不急，我覺得需要把這個有關工人的問題想透了，農民向工人的轉化，資本和工人，黨和工人，資本和政策意圖，工人階層內部，其中的利弊得失，歷史現實，這樣，或許才能寫出一個有味道的東西來。”付艷霞是個文學博士，十分了得，經她提示我所熟悉的那些企業里的人和事，一天天地紛至沓來，直到把我淹沒。
2008年1月去北京開會我見到了付艷霞，一個漂亮的孕婦，帶著蒙娜麗莎的微笑。我談到了幾個人物的大體設想和故事，我問小付：“你希望見到一根故事的繩子上掛著幾個人物呢，還是希望見到幾根人物的繩子上掛著一個故事？”小付的回答是，當然是一根故事的繩子啦。我明白她希望小說好看，好看就意味著印數，這個問題確實很傻。可是回來以后怎么想都覺著不應該這么寫，這么寫就太“編”了。老實說我也不缺編故事的心眼，但不甘心僅僅做個編故事的匠人。后來也有朋友建議我把三次罷工寫成三場大戲，并在高潮中結束的，可是最終還是沒那么寫。我寫了四根“繩子”——柳葉葉的成長史、常來臨的掙扎史、趙學堯的墮落史、文叔的涅磐史——上面晾曬著一個勞資關系。
我選擇了：把三次罷工全部推到背景上去，把三個層面的人物全部拉到臺前，讓他們組成三個小組各自活動，直到最后，三條線索才略有交叉。讓人物的成長發展成為線索，每一節都是限制敘事，“從小二眼中看三人”（金圣嘆語），同一件事讓不同的人從不同角度去看去想。這樣做表面上是有些松散，卻是符合生活的真實狀態，對應著我們正在急遽分化乃至隔膜的社會各階層（在深圳職場中，每個人的活動圈子都對應著財富而不是職業趣味，甚而在老板中也是由“身家××萬”來劃分層級的）。于是一個“三文治”或者叫三棱鏡的結構便形成了，結構成了藝術表現的一個手段，而不僅僅是先寫什么后寫什么的因果順序。
在我看來最重要的就是要老老實實把人物寫活，我相信人物的自身性格邏輯會給他們找到歸宿。真實，是我惟一的追求。我相信別林斯基的話，美就是生活。也相信周作人的判斷，寫出了真，美自然就在其中。于是在我的想象里，決定和推動這個世界的邏輯，不再是男人和女人，也不是好人和壞人，而是各自的社會角色本身，是規律和必然。寫作的過程我并不知道世界經濟危機已經降臨，也不知道珠三角地區大規模的企業倒閉破產。當我聽說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在日本登上了暢銷書榜首時，才明白這是又一次碰巧了。最近聽說廣東省要求暫停實行《勞動合同法》，檢察院出臺新規“對企業家輕微犯罪不予追究”，一批經濟學家又出來聲討《勞動合同法》，我一點都不詫異。
《問蒼茫》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缺陷之一就出在對新人的理解上，特別是對唐源這個形象的塑造上。在小說完成以后，付艷霞來信談到：“如果說閱讀感覺上的不適，更多的集中在唐源上。正像上次討論說的，這是個新人，而新人往往代表了一種觀念，一種新的判斷。尤其是唐源這樣一個行走在政策空白地帶的新人，更會有方方面面的“禁忌”。所以相對來說，他不夠豐滿，賦予他的事件不多而觀念不少。你認為他是一個失意的英雄，但同時，你又把握不準他能否在未來找到自己的空間。因而，對他的描述帶有理想的悲情色彩。但想來想去，這個形象或許只能達到這種程度了，想不到其他更好的辦法。”想了幾天，我給她回了信，“關于唐源的形象，我思考再三，覺得還是算了，即使在毛妹之死上能做點文字，也無法寫出他性格上的深度，更無法寫出他的內心。另外拉一條線索，又得不償失。還不如保持一個鏡像中的唐源。”她回信說，“我看也是。”就這樣，定稿了。
摘錄這么一大段，不過是想說明，生活邏輯是無法逾越的，留下點遺憾未必不是好事。唐源這樣的人物在珠三角地區確實大量存在，但也確實面目模糊。盡管唐源的存在在理論上有著充足的合法性，一個和諧的社會當然應該有各種利益群體的訴求管道，不管將來歷史如何演變，沒有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參加博弈的“市場”，注定不可持續。可在現實中我確實看不清他們的未來，唐源的那條斷腿還能不能接上？他還能不能重新站起來？只能放在柳葉葉的心里去想了。其實文學形象之美，原本也就不在事業的成功或失敗，李清照800年前就發現了這個藝術真諦，所謂今日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現在我也是個深圳人了，我全家都生活在這里。我當然希望這是一座偉大的城市，一座能讓我引為驕傲的城市，這毫無疑問。問題在于一個寫小說的人，應當如何面對如何處理他所了解的深圳？我清楚地知道，千萬個柳葉葉唐源肯定這一輩子都拿不到“深圳戶口”，他們來去匆匆，供養著這座城市長大，然后黯然離去。而我，真正像一個可恥的看客，我能做的不過是在審視別人的同時，更冷靜無情地解剖自己。相信明眼的讀者都能看出來。
我們自以為擁抱了文明，其實這個美女的下半身還是魚。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認同了叢林法則，退回動物性生存，什么“鯰魚效應”，什么“溫水煮青蛙”，什么“狼文化”，上了套還以為是個漂亮的洋圍脖。所謂資本的洼地，正是制度的洼地、文化的洼地、人性的洼地。人活矮了，資本才無比強大來勢洶洶張牙舞爪。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所謂的成功與個人品質、專業技能和努力程度關系都不大，它更多的仍然表現為一種制度安排，知識分子自以為是的優越感不過是被安排的一個環節而已。你不能不嘆服恩格斯在160年前就說明白的道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現代全部社會體系所賴以旋轉的軸心。”聯系到2008年中國經歷的許多事情，聯系到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聯系到馬克思的《資本論》在歐洲重新熱銷，便明白這一切都不僅僅是巧合。
有一天我站在大街上，仰視著那些命名為帝、皇、王、豪、霸的巨大建筑物，想象在那里進進出出的各色面孔，忽然心生悲涼，嗟呀長嘆。我腳下的這片土地，是170年來中國地火奔突風云激蕩最為慘烈的一塊。曾經的歲月血雨腥風，苦難迭出，歷史吊詭，滄海橫流。大地如此蒼茫，今日誰主沉浮？一輛奇怪的公共汽車開過去，車身上的大幅廣告醒目刺眼：要求成立工會請立即撥打電話××××××××。
也許我永遠無法親近這些建筑，和這些搞笑的公共汽車。但是我特別懷念那段日子，因為那段日子居然在深圳這樣的地方，曾經出現過一批僅僅為爭論而埋頭讀書的年輕人，從頭去經濟思想史著作里尋找答案，然后拍桌子罵娘，爭得面紅耳赤。
我只是個小人物，有著小人物身上所有的弱點和毛病。我們誰也改變不了歷史，但在大歷史中做一個什么樣的小人物卻是可以選擇的。我相信每個人都在大歷史中扮演著一個角色，誰也逃脫不了。我相信在急遽轉型變幻莫測的歷史舞臺上扮演一個小人物其實還是挺可愛的。最后抄錄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的一段話：
“對于志得意滿的人們，文學不會告訴他們任何東西，因為生活已經讓他們感到滿足了。文學為不馴服的精神提供營養，文學傳播不妥協精神，文學庇護生活中感到缺乏的人、感到不幸的人、感到不完美的人、感到理想無法實現的人。”
精神到處文章老，滄桑閱盡意氣平。我做不到老，我確實已經平了。
寫于深圳景蜜村 2009年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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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征路，江蘇阜寧人，1949年9月生于上海，插過隊，當過兵，做過工人和機關干部，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一級作家。 著有短篇小說集《開端》、《山鬼》；中篇小說集《只要你還在走》、《曹征路中篇小說精選》、《那兒》；長篇小說《反貪指南》、《非典型黑馬》；理論專著《新時期小說藝術流變》；電影《風兒輕輕吹》、《我心也浪漫》；電視劇《墜落的樹葉》、《組織部又來了年輕人》；及十余部電視片，凡四百萬言。作品曾獲各類獎項，多次收入當年的中國各類年度最佳小說選本。近年，小說《那兒》獲《首屆北京文學?小說月報》獎，獲廣東省第七屆魯迅文學藝術獎。小說《天堂》獲2003－2006《小說選刊》獎。小說《豆選事件》獲《上海文學》2007年中環杯中篇小說大賽特等獎。 | ||||
作品簡介
血汗工廠的工人罷工，美女老板跳腳。國企的下崗書記拿著老板的錢，握著工人的手，聽著大學教授的話，看著當地官員的臉。看真實的勞資矛盾，看赤裸裸的利益追逐……臺商、干部、大學教授、工人、農民，一條中國式的資本鏈條；交易、欺詐、無奈、無為，一種中國式的企業“大敗局”，《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深圳一家血汗工廠的工人罷工了，臺資老板不堪壓力，重用倒閉國企的書記來做“思想政治工作”。女工以“開處”為代價走出深山，過了試用期就要走人，找到書記就找到了主心骨和代言人，罷工平息了。書記是工人交心的“靠山”，是老板資本運作的法寶，看似兩面討巧，左右逢源，其實危機四伏，漏洞百出。工人從“企業的主人翁”變成“勞動力商品”，知識分子由從屬政治而變成依附資本。最后，資本斷鏈，老板失蹤，工人走上街頭，書記鋃鐺入獄。企業的困境、階層的困境、人的困境輪番上演，資本運作的“大敗局”不可避免。就在這時，《新勞動合同法》頒布，新的風暴悄然來臨……《問蒼茫》以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為背景，用驚心動魄的故事，鮮明個性的人物，深沉銳利的思考觸摸社會現實，考量《新勞動合同法》的利弊得失，追問全球金融危機之下，“世界工廠”中國的未來走向……《那兒》的作者曹征路再次用批判的眼光審視資本運作中草根人物的人性與命運；再次用渾厚的現實主義筆法、富有社會理想的責任意識觸及中國現代社會的整體現實。
恩格斯說，“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現代全部社會體系所賴以旋轉的軸心”。在《問蒼茫》里，農民進城成了工人；國有企業的下崗工人成了CEO；大學教授成了資本顧問；村長變成了董事長；打工族變成了公民代理……小說中每個個體身份的變化都不那么簡單，反應的恰恰是整個階層乃至整個社會結構的重新組合。在這樣的變化中，勞資關系已經成為全部矛盾沖突的核心。《問蒼茫》以深圳一家臺資企業的勞資矛盾為切入點，全面敘寫由此帶來的中國社會的現代變遷以及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流動重組。在以點及面，由表入里，以史鑒今的敘寫中，《問蒼茫》深刻觸及了中國社會由農業轉向工業，由傳統轉向現代的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變化，它既可以作為深圳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深刻總結，也可以作為馬克思《資本論》在中國的文學案例。
在溫軟的耳語式寫作之風泛濫，越來越多的作家局限于“身邊現實主義”和“個體現實主義”的創作風氣下，在“底層寫作”越來越失去生活基礎和情感根基，日益變成“訴苦文學”、“安慰寫作”，日益失去批判聲音的寫作環境中，曹征路的寫作異軍突起，他秉承的批判現實主義風格，他對社會現實的深刻體察、對底層現實的批判認知，對未來社會發展走向的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都足以賦予他表達文學理想和社會理想時候的高亢音調。文學寫作為什么人的問題，作家的社會責任感的問題等等這些屬于傳統現實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的老話題，在新的歷史環境下，因為《問蒼茫》的出現而擁有了新的內涵，也理應得到新的、更高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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