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8日18點，著名作家、學者，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深圳大學教授曹征路老師與世長辭，享年72歲。12月31日，曹征路老師的告別儀式在深圳沙灣舉行。原本，食物主權組織朗讀《重訪革命史》的初衷是紀念毛主席，現在卻也變成了悼念曹老師！
《重訪革命史》是曹老師最后一部重要的著作，他醞釀了十幾年，也許更長時間，除了澄清諸多歷史爭議還原真相，更是撥云見日，重新定義現代性。現代性的核心是人民性，老百姓成為國家的主人，人民有權選擇不同的活法！
雖然曹老師不能再為我們指點方向，但是他的文學作品仍將帶給我們力量！
沒有誰比毛澤東更懂經濟工作——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二十五）
寧都會議以后，在博古等人的計劃中，毛澤東被排除在黨和軍隊的領導工作之外，加之以不斷升級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一定會消沉下去。只給他一個空頭的主席，做不成什么事，所以戲稱毛澤東為“中國的加里寧”。
可對于一個胸中有藍圖的革命家而言，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本來就是“三位一體”實踐過程，回到后方正好可以補上根據地建設的短板。
所以他讀書，調查，引導查田，進行民主法制建設，狠抓經濟工作，很快各項事業就搞得風生水起。
他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中寫道：
過去有些同志認為革命戰爭已經忙不了，哪里還有閑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因此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他們認為在革命戰爭環境中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可能，要等戰爭最后勝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靜的環境，才能進行經濟建設。
為了廣泛動員群眾開展較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蘇維埃政府先后召開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和北部十一縣經濟建設大會，這在中央蘇區戰事繁忙時期可謂景觀奇特。
毛澤東尖銳批評那些聲稱戰爭忙，沒有閑功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要等戰爭勝利了才能進行經濟建設的論調，呼吁蘇區“要使人民經濟一天一天發展起來，大大改良群眾生活，大大增加我們的財政收入，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物質基礎確切地建立起來”。
這兩次大會的召開為蘇區經濟建設定了調，標志著早期井岡山的經濟斗爭向跨省區的經濟形態轉變，工農武裝割據由戰爭籌款向群眾性生產建設的轉變。為此他要求大家，要懂得經濟建設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性。
他成立了糧食調劑局和對外貿易局，發行經濟建設公債，發展合作社運動，普遍建設谷倉，建設備荒倉。要求每個縣要設立一個糧食調劑分局，重要的區，重要的圩場都要設糧食調劑支局。
一方面要使我們的糧食，在紅色區域內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買不到，有的地方價格過低，有的地方價格又過高；一方面要把我區多余的糧食，有計劃地（不是無限制地）運輸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間剝削，從白區購買必需品進來。
大家要努力去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多造農具，多產石灰，使明年的收獲增多，恢復鎢砂、木頭、樟腦、紙張、煙葉、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產過去的產量，并把它們大批地輸出到白區去。
他算了一筆賬：
從出入口貿易的數量來看，我們第一個大宗出口是糧食。每年大約有三百萬擔谷子出口，三百萬群眾中每人平均輸出一擔谷交換必需品進來，不會是更少的吧。
這筆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這中間進行了殘酷的剝削。去年萬安、泰和兩縣的農民五角錢一擔谷賣給商人，而商人運到贛州賣四塊錢一擔，賺去了七倍。
又看三百萬群眾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萬塊錢的鹽，要穿差不多六百萬塊錢的布。這一千五百萬元鹽、布的進口，過去不消說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們沒有去管過。
商人在這中間的剝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縣買鹽，一塊錢七斤，運到我區，一塊錢賣十二兩。這不是嚇死人的剝削嗎？像這樣的事情，我們再不能不管了，以后是一定要管起來。
在貿易局和糧食局的努力下，經濟狀況有了明顯的好轉。同時蘇區經濟政策在井岡山經驗的基礎上又做了一些調整，鼓勵工商業參與經濟活動，輸出糧食和鎢砂，輸入食鹽和布匹。發行的公債除了支援軍隊100萬，另外200萬資金借給合作社，再加上群眾的股本做起。在手工業方面，農具和石灰的生產很快恢復，鎢砂、煙、紙和木頭的生產也開始有了點生氣，食鹽價格明顯下降。到1933年底，全蘇區農業生產平均增產一成半，紅軍給養有了保證。1934年農業生產也是豐收在望。
毛澤東對經濟工作的方針是，人民的要求，就是我們經濟工作的目標。經濟問題的核心，就是：
關心群眾的痛癢，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
1934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結論部分就是《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
婦女同志要學習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么辦法呢？
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要使廣大群眾認識到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
在他看來，一些人老是抱怨沒有懂行的干部是說不通的。關鍵是要克服官僚主義，從土地斗爭、經濟斗爭、革命戰爭中鍛煉出來的群眾，已經是涌出來無數的干部，“丟掉錯誤的觀點，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應該說，整個中央蘇區時期盡管有共產國際和王明路線的存在，盡管有種種不盡人意的事件發生，但沒有這些反復沒有這些教訓共產黨也是長不大的。總體而言中央蘇區是共產黨對中國革命道路進行探索、并奠定了堅實執政基礎的時期。
在井岡山時期，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只是開端，指出了正確的革命方向，確認了工農武裝割據的可能性。
在中央蘇區時期，經過多年的實踐和總結，井岡山時期的思想才進一步發展為比較明確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思想。共產黨的許多理論認識以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都產生于這個時期的艱難困苦的實踐。
首先，毛澤東思想的發育成型就在這個時期。
從井岡山開始，毛澤東就在理論上努力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研究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
毛澤東思想的許多重要理論觀點，包括建黨思想、建軍思想、以及后來被視為其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點，主要在這個時期成形。如果把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成熟看作一個歷史過程，那么理論上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就在中央蘇區。
其次，中央蘇區時期是開始磨礪和造就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時期。
大革命最后失敗和土地革命戰爭期間遭受的幾次挫折表明，黨在幼年期缺乏足夠的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在精神上還不能獨立自主，在群眾運動中還不能實現完全領導，雖然有一大批優秀的革命活動家，但未能形成強有力的領導核心。
隨著革命斗爭的深入和黨內斗爭的展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批領導人逐漸凝聚靠近，雖然當時還不是主流，還屢遭錯誤路線的排擠和打擊，但反復出現的血與火的洗禮，使黨的高級干部逐漸認識了毛澤東，從而為在長征開始后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
再次，中央蘇區時期是共產黨第一次以國家政權形態，積累治國經驗和鍛煉執政能力的時期。
盡管這個時期共產國際和王明路線占統治地位，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畢竟是長期被壓迫的工農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第一次翻身成了社會主人的一個重要標志，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首次預演彩排。
第四，中央蘇區時期是一大批治國安邦的黨政軍領導干部脫穎而出的時期。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鼎盛階段，面積達8.4萬多平方公里，人口有450余萬，轄4個省級蘇維埃政權，擁有60個行政縣，紅軍12.5萬人，成為全國最大的革命根據地。各級蘇維埃政府系統約有干部1.3萬人，黨團系統干部約2萬人。
這些人中的不少幸存者是新中國的骨干領導力量。建國后中央領導集體的不少重要成員，都曾是臨時中央政府的重要負責干部。10位元帥中有9位、10位大將中有7位，都曾是中央蘇區的重要軍事領導人。
此外，有130多人擔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領導職務，以及首批駐外大使，1955年被授予軍銜的從少將到上將的588位將軍，都曾是中央蘇區紅軍的指戰員，其中上將和中將數占全國的一半以上，少將占全國的三分之一。
這個時期的斗爭實踐，為新中國的誕生作了重要的干部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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