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報》與張愛玲的“尊嚴”

○　楊世運

　夏志清　先生說：“我認為張愛玲是近幾十年來最有尊嚴的中國人。”[1]。事實究竟如何？

1942年夏季，張愛玲從香港回到已被日軍侵占的上海。之后她在淪陷區文學圈子里迅速走紅，這其中的原因，是與幾家日偽報刊對她的扶持密不可分的，其中就包括張愛玲與《新中國報》之間的不尋常的關系。

《新中國報》由日本人出錢，由汪精衛政權的政客操辦。該報連一塊遮羞布也不要，赤裸裸地為日本的侵略行徑搖旗吶喊，已到了當街賣笑的地步。該報于1940年11月7日在上海粉墨登場。創刊號上最醒目的看點是汪精衛的大幅頭像，還有該報記者與汪的訪談文章。汪精衛說：“中國之新體制運動，與日本之新體制，其精神是一樣的。我們的外交路線，主要的目標，是在東亞建立中日軸心。”

創刊號還發表了《新中國報之誕生》特稿，明確提出辦報宗旨：“遵守親日之前提，以研究真正與日本親善合作之方法，當為吾人今日之當務之急。”

《新中國報》忠實地充當日本人的奴才，因此報上的通訊文章稱日軍為“日軍”或“友軍”，稱國民黨抗日軍隊為“敵軍”或“渝軍”，稱共產黨為“共匪”。日本人在中國奸淫燒殺，每占領中國一片土地，《新中國報》便拍手叫好。例如，1944年4—5月間，日軍實施“一號作戰計劃”，以岡村寧次為指揮官，調動15萬名日、偽軍對我河南省侵襲，占領了包括洛陽在內的40多座城市。《新中國報》興奮異常，連篇累牘地報道日軍的“節節勝利”。就在這時，已被《新中國報》攬為重點作者的張愛玲開始在該報《學藝》副刊上發表散文。1944年5月5日，《新中國報》以大塊文章歡呼日軍在河南“大獲全勝”，“沿黃河南岸西進，占領汜水滎陽等，并急襲山岳地帶渝軍”，而就在這一天，張愛玲為該報撰寫的第一篇散文亮相，題為《夜營的喇叭》。文章不長，全抄如下：

晚上十點鐘，我在燈下看書，離家不遠的軍營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調子。幾個簡單的音階，緩慢的上去又下來，在這鼎沸的大城市里難得有這樣簡單的心。　　

我說：“又吹喇叭了。姑姑可聽見?”我姑姑說：“沒留心。”　　

我怕聽每天晚上的喇叭，因為只有我一個人聽見。　　

我說：“哪，又吹起來了。”可是這一次不知為什么，聲音極低，絕細的一絲，幾次斷了又接上。這一次我也不問我姑姑聽得見聽不見了。我疑心根本沒有什么喇叭，只是我自己聽覺上的回憶罷了。于凄涼之外還感到恐懼。　　

可是這時候，外面有人響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調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滿喜悅與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誰，是公寓樓上或是樓下的住客，還是街上過路的。　　

請讀者朋友們注意，1944年的上海，包括原來的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已經全被日軍占領了。日本兵在市區內到處搶占房屋充作兵營，有許多學校的校園也住滿日本大兵。張愛玲此時同她姑母一起住在今南京西路與常德路交接處的常德公寓，試問，她在夜間聽到的軍營的喇叭聲，是什么軍隊的大兵在鼓勁而吹昵?

侵略者的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稍稍有點良知的中國人，在聽到劊子手們的軍號聲時，也不可能產生詩情畫意的感覺。張愛玲為什么會對這“離家不遠的軍營里”的喇叭聲情有獨鐘，“充滿喜悅與同情”，又為什么要給《新中國報》寫這篇文章，個中原因，只有張愛玲本人最清楚了。

其實，在此之前不久，張愛玲已經對日本大兵的喇叭聲唱過一次贊歌了。那贊歌夾在散文《道路以目》之中，于1944年1月發表于《天地》月刊。該刊的后臺老板是汪偽政權的重量級人物周佛海，周和他的老婆楊淑慧都在該刊發表過鼓吹“親日反共，和平建國”的“重要文章”。張愛玲在文中寫道：

附近有個軍營，朝朝暮暮努力地學吹喇叭，迄今很少進步。照說那是一種苦惱的，磨人的聲音，可是我倒不嫌它討厭。偉大的音樂是遺世獨立的，一切完美的事物皆屬于超人的境界，惟有在完美的技藝里，那終日紛擾的，疲乏的‘人的成份’能夠獲得片刻的休息。……我喜歡它，便是因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張愛玲實屬不凡，由日本軍營里嘶啦嘶啦的喇叭聲竟能聯想到“偉大的音樂”，并提高到了“完美事物”的“超人”的至高境界。她的這些文字，不知是“天才作家”的“不同凡響”呢，還是急于求功，拍馬屁拍得太肉麻了。

《夜營的喇叭》和《道路以目》，都被收進了最近幾年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幾種版本的張愛玲文集之中。有評論者贊嘆張愛玲的這類精短散文美不可言，但卻極少有人向讀者介紹張氏的寫作背景。作品的內容是作品的生命，恐怕當時張愛玲在提筆時也明白這一點吧。今日的讀者朋友們，特別是年青讀者們，文化水平都很高，分辨能力也極強。但是，擔負著重責并被廣大讀者敬重信任的文學評論家們，如果在評介一個作家作品時有意掩飾或淡化藏在文字后面的善惡是非，就難免會誤導讀者。

自從美、英、蘇、法等二十幾個國家與中國一起結成反法西斯同盟之后，汪偽政權的漢奸報刊便開始將這些國家統統稱為敵人。《新中國報》更是不遺余力地對同盟國嘲笑謾罵，撕破嗓子歡呼日軍在各個侵略戰場上的勝利。例如，1944年5月10日，《新中國報》用醒目標題鼓吹日軍戰績；“大東亞區域各戰場，空中決戰愈激烈，上月內敵機損失716架”。同時，配合“勝利捷報”，發表題為《正告渝政權》的政論文章，諷刺挖苦蔣介石與英、美結盟是自討末落。文章寫道：“重慶雖有反共意向，可是卻又不敢出面斷然行動。……重慶茍欲實現反共而不放棄其對英美的依賴，最后勢必將犧牲于夾攻之中。今日中國的命運只有一條，即若不反共反英美，就只有歸于末落與淘汰；重慶政權也同樣不越出這一中國命運的總的范疇。”

第二天，即1944年5月11日，《新中國報》推出了張愛玲的精短散文《雨傘下》。

下大雨，有人打著傘，有人沒打傘。沒傘的挨著有傘的，鉆到傘底下去躲雨，多少有點掩蔽，可是傘的邊緣滔滔流下水來，反而比外面的雨來得更兇。擠在傘沿下的人，頭上淋得稀濕。
當然這是說教式的寓言，意義很明顯，窮人結交富人，往往要賠本。某一次在雨天的街頭想到這一節，一直沒有寫出來，因為太像納廠先生“茶話”的作風了。　　

張愛玲為什么要特意說明此短文是“意義很明顯”的“說教式的寓言”(很顯然，張愛玲寫的不過是一則為了完成寫作意圖而杜撰的故事)?她是在向誰說教呢?她真是對窮人充滿同情，在向窮人們提醒什么嗎?當然她的寓意沒那么簡單。但是，當年那些辦《新中國報》的漢奸政客，他們在約稿和選發文章時，大約不會只是考慮“文學價值”吧?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全過程中，他們始終都極其重視“筆的戰爭”，為此他們成立了“筆部隊”。他們花錢辦的報紙，不可能不為他們的政治服務。

查閱上海圖書館館藏的《新中國報》，發現張愛玲在該報發表的一篇題為《被窩》的散文，在她的幾本文選中均未發現。

《被窩》發表于《新中國報》1944年11月19日的“學藝”副刊。1944年是上海市民災難最沉重的一年。日寇已感到末日將臨，更加重了對淪陷區中國人民的壓榨。同時，為了欺騙民心，日本人又指示漢奸報紙開展“言論自由”運動。這所謂的“自由”，是叫報紙發表文章罵一罵“政府”(汪偽政權)的官員，以“寬慰民意”，但是對日本“主子”決不可罵，只能夸。進入1944年11月，上海的米價由戰前的每石11元漲到每石50000元，漲幅為五千倍。是日本人一手操弄了物價飛漲，但操盤手卻指令漢奸報紙不痛不癢地罵幾句“政府”。張愛玲對《新中國報》的新辦報方針心領神會，在《被窩》一文里也積極地表現了言論自由，對汪政權官員給了幾筆嘲諷。當然，《被窩》的主旨不在于此。《被窩》寫道：

霖雨的晚上，黏唧唧地，更覺得被窩的存在。翻個身，是更冷的被窩。外國式的被窩，把毯子底下托了被單，緊緊塞到褥子底下，是非常堅牢的布置，睡相再不好看的人也蹬它不開。可是空蕩蕩地，面積不大，不容易暖和；熱燥起來，又沒法子把腳伸出去。中國式的被窩，鋪在褥子上面，折成了筒子，恰恰套在身上，焐一會就熱了，輕便隨和，然而不牢靠，一下子就踢開了。由此可以看出國民性的不同。日本被窩，不能說是“窩”。方方的一塊復在身上，也不疊一疊，再厚些底下也是風颼颼，被面上印有大來大去的鮮麗活潑的圖案，根本是一張畫，不過下面托了層棉胎。在這樣的空氣流通的棉被底下做的夢，夢里也不會耽于逸樂，或許會夢見隆冬郊外的軍事訓練。　　

《被窩》比《雨傘》、《夜營的喇叭》都長了許多，僅從以上這段文字中，我們大概也會猜測到張愛玲為什么會由被窩想到“國民性”，想到日本人的“不會耽于逸樂”和“郊外的軍事訓練”了。如果仍有人說張氏的《被窩》只有文學價值，不可“牽強”它的思想內容，實話說，是難以叫我想通的。

投桃報李。張愛玲給《新中國報》寫精美散文，《新中國報》也對張愛玲著力扶持。該報曾專為張愛玲舉辦過活動，隆重推出這顆“文壇新星”。張愛玲對該報為她舉辦的活動十分看重，每次出席都要用心盛妝打扮，以取得搶眼的效果。例如，1944年8月26日，《新中國報》在上海康樂酒家特為張愛玲舉辦了一次“《傳奇》集評茶話會”，當時年紀只有20歲、被茶話會主持者稱為“新進作家”的沈寂(谷正木魁)也被邀去參加。　沈寂老　先生有題為《張愛玲的苦戀》的回憶文章，提到張愛玲濃妝艷抹出席茶話會的情景：“我記得張愛玲那天穿橙黃色上衣，品藍色長裙，式樣奇特，色彩鮮艷，在當時來說算是‘奇裝異服’。令人驚異的是她把頭發在鬢上繞了一圈，長長地披了下來，遮住半邊臉，再戴一副眼鏡，望過去只見雪白面龐上兩個圓圈和一小團紅(搽著唇膏的嘴唇)。”

張愛玲與《新中國報》之間的特殊的親密關系，還可以從該報的公開報道中窺其一斑。例如日本人占領了朝鮮，強令朝鮮籍舞蹈演員崔承喜改變身份，成為“日本舞蹈家”。日本人曾兩次派崔承喜充當“親善大使”到南京“慰問演出”，汪精衛特意出面接見她。1945年3月初，日本人又派崔承喜到南京、上海演出。因為此舉是為“追思汪故主席”，所以《新中國報》稱贊崔承喜的這次訪演“更有紀念之意義”。為表達對此“有意義”的活動的特別重視之意，《新中國報》于4月2日舉辦了“中方”知名女士對崔承喜的歡迎會。出席歡迎會的“中方”代表，排在第一名的就是張愛玲。4月3日，《新中國報》報道了歡迎會的熱烈氣氛，“座談會舉行至午后5時，始盡歡而散”。

《新中國報》替日本侵略者充當幫兇，是明目張膽毫無掩飾的，它的鐵桿漢奸身份，上海老百姓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張愛玲曾一再聲明她的寫作與政治不沾邊，胡蘭成則夸獎她只“尋求陽光與空氣”、“帶給了人間以健康與明朗的、不可摧殘的生命力”。如果我們真就相信了張愛玲、胡蘭成的這些話，就實在難以弄明白張愛玲為何要為《新中國報》寫出《被窩》、《雨傘下》這樣的“美文”。試問，在為日本侵略軍的喇叭唱贊歌時，張愛玲的“尊嚴”體現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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