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一生與中國人民的命運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

作者：夏航  黨史文匯 第8期

　
　　24歲：“莎菲女士”破繭而出
　　
　　丁玲的父親是清末秀才，曾留學日本，因體弱多病，32歲時早逝。母親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進步知識分子。在母親的教育下，丁玲自幼萌發(fā)反封建的思想意識。在桃源第二女校、長沙周南女校、岳云中學讀書時，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周南女校國文教員、新民學會會員陳啟民給學生講都德的《最后一課》、秋瑾的詩、《今古奇觀》《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啟發(fā)她們閱讀《新青年》、胡適的《嘗試集》和郭沫若的《女神》，有意培養(yǎng)丁玲的寫作才能，鼓勵她多寫多看。丁玲第一學期就寫了三本作文、五本日記，在當時長沙報紙上發(fā)表兩首白話詩，并開始投身婦女解放運動。1922年到上海后，丁玲入陳獨秀、李達創(chuàng)辦的平民女校讀書，后經瞿秋白介紹轉入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辦的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習。上海大學總務長鄧中夏、社會科學系主任瞿秋白、教務長陳望道、小說研究教師茅盾，使丁玲受到時代精神的感染。向警予常幫助丁玲，指引她前進，是她崇敬的楷模。
　　1924年上半年瞿秋白與丁玲好友王劍虹結婚后，丁玲與他們同住在上海慕爾鳴路，瞿秋白在思想與文學上都影響過丁玲。丁玲欽佩他的才華，尊重他對革命的貢獻，在這樣的思想基礎和生活基礎上，產生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強烈沖動。她尊崇魯迅先生，后來曾說自己是“吃魯迅的奶長大”的：“魯迅先生說他自己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我便是吃魯迅的奶長大，以至于成熟起來的。”魯迅的作品和思想，成為青年丁玲的精神營養(yǎng)。
　　1924年，北洋軍閥之爭紛起，許多文化人南下廣東，參加孫中山聯(lián)俄聯(lián)共的國民革命。丁玲卻上了北去的火車，渴望到知識青年心目中的圣地北京大學學習，聽魯迅先生講課。但升學的愿望難以實現(xiàn)，只好住在西城一個補習學校自學，同時在一家私立圖畫學校學習繪畫。丁玲遇見了比她更貧窮的青年詩人、學徒出身的胡也頻，很快相識、相愛了。像許多窮學生一樣，他們讀《晨報》副刊、《京報》副刊，討論歌德、海涅、托爾斯泰、莎士比亞、魯迅，欣賞《茶花女》《包法利夫人》。盡管大革命運動在南方如火如荼，但丁玲這時的思想“有著極端反叛的情緒，盲目地傾向于社會革命。但因為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又疏遠了革命隊伍，走入孤獨的憤懣、掙扎和痛苦”。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丁玲開始拿起筆來揭露舊中國的黑暗，傾訴心中的苦悶。第一篇小說《夢珂》在《小說月報》上發(fā)表，接連創(chuàng)作了不少作品，描寫一系列受新思想影響的知識女性，呼喚個性解放、婦女解放，作品富于時代特色，文筆大膽細膩。成篇于1927年冬、發(fā)表于1928年2月《小說月報》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大膽揭露黑暗的現(xiàn)實社會，表現(xiàn)五四運動后覺醒的知識青年的痛苦與追求，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
　　沖破封建枷鎖的束縛，破繭而出的“莎菲女士”，可以說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來臨之際，中國青年知識界個性解放和女性解放的鮮活代表。茅盾早年說過：丁玲是以“一種新的姿態(tài)出現(xiàn)于文壇”。“她的莎菲女士是心靈負著時代苦悶的創(chuàng)作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
　　
　　丁玲的創(chuàng)作，以第一個革命女作家的姿態(tài)，打破了冰心、廬隱等女作家之后的某種沉寂。《莎菲女士的日記》使丁玲成為倍受重視的女作家。
　　1931年2月7日，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優(yōu)秀的左聯(lián)作家胡也頻、李偉森、柔石、馮鏗、殷夫及其他革命者飲彈倒在龍華，血染荒野。
　　在危難時刻，丁玲的意志沒有被瓦解，而是變得更加倔強堅強。丈夫胡也頻被殺害，“他用他的筆，他的血，替我們鋪下到光明去的路，我們將沿著他的血跡前進。”在朋友的支持下，她把剛滿三個月的嬰兒送回湖南老家，又奮不顧身地投入斗爭。她曾找過中共中央領導人張聞天，要求到蘇區(qū)去，但組織上考慮，她負責左聯(lián)機關刊物《北斗》的工作更合適。此時的上海，白色恐怖日益嚴重，進步刊物屢遭查禁，左聯(lián)書店被封閉，丁玲毅然挑起了創(chuàng)辦《北斗》的重擔。在馮雪峰的指引下，丁玲走上了革命文學道路，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作為左聯(lián)黨團書記，她廣泛團結知名作家，培養(yǎng)青年作者，為反擊國民黨文化“圍剿”、發(fā)展革命文藝做了大量工作。
　　丁玲的工作受到魯迅、瞿秋白等人的支持。魯迅發(fā)表了《答<北斗>雜志社問》，并為《北斗》翻譯和撰寫文章，推薦珂勒惠支的版畫，這給丁玲以極大的啟發(fā)和教益。瞿秋白寫雜文是從給《北斗》寫稿開始，并以此為陣地，發(fā)表了大量論文與翻譯作品。馮雪峰、阿英、周揚、夏衍以及謝冰心、陳衡哲、凌叔華、沈從文等著名作家，都在《北斗》上發(fā)表作品。詩人艾青的第一首詩也是在《北斗》上發(fā)表的。《北斗》還積極參加文藝大眾化的討論，經常召開讀者座談會，與他們保持密切聯(lián)系，從中發(fā)現(xiàn)培養(yǎng)文學新人和工農作者。
　　這時期丁玲創(chuàng)作的《韋護》《水》《母親》等許多作品，顯示了左翼革命文學的創(chuàng)作實績，得到魯迅、瞿秋白、茅盾等人的肯定。從1927年到1932年的短短幾年，是丁玲閃爍出非凡才華的第一個寫作高峰。她以大膽的勇猛的姿態(tài)亮出了反封建的旗幟。隨著革命思潮對丁玲的影響，她的覺悟提高了，作品迅速反映了人民群眾反抗反動統(tǒng)治階級的力量。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以“‘莎菲’時代的叛逆”、“左聯(lián)時期的斗士”出現(xiàn)的女作家丁玲及其文學作品，載入史冊。
　　
　　32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1933年，丁玲被國民黨特務綁架，拘禁在南京。國內外著名人士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柳亞子及巴比塞、瓦揚·古久里、羅曼·羅蘭等發(fā)起抗議和營救活動。魯迅先生得知丁玲被捕，對國民黨的迫害行為表示極大的憤慨。當傳來丁玲遇害的消息時，他揮筆書寫《悼丁君》一詩，感嘆“如磐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魯迅建議馬上出版丁玲未完成的長篇小說《母親》，在各大報上登廣告宣傳，并親自安排寄稿酬給丁玲的母親。
　　失去自由之后，敵人曾對丁玲威脅、利誘、欺騙，企圖利用她的社會名望為反動派做事，但她拒絕給敵人做事、寫文章和拋頭露面。同時，她積極尋找地下黨組織，終于在1936年9月，在黨組織幫助下逃離南京。
　　1936年11月初，丁玲喬裝輾轉，潛赴中共中央所在地陜北保安，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的熱烈歡迎和款待。中央宣傳部在一孔大窯洞里開會歡迎她，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出席。丁玲感慨不已：“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等領導同志，就是在一間大窯洞里舉行的歡迎我的晚會上。這是我有生以來，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榮的時刻吧。我是那么無所顧慮、歡樂滿懷的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領導同志們面前講話，就像從遠方回到家里的一個孩子，在向父親母親那么親昵的喋喋不休的學舌或饒舌。”
　　歡迎會散了以后，毛澤東問丁玲打算做什么，她回答得很干脆：“當紅軍！”于是，她換上戎裝，躍馬揚鞭到了隴東前線，寫下歌頌彭德懷、左權將軍的佳作，到紅軍前方政治部工作。毛澤東專門寫了一首詩詞《臨江仙·給丁玲同志》，用電報發(fā)給紅軍總部轉交給進到慶陽的紅軍新戰(zhàn)士丁玲：
　　
　　壁上紅旗飄落照，
　　西風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時新。
　　洞中開宴會，
　　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枝誰與似？
　　三千毛瑟精兵。
　　陣圖開向隴山東。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將軍。
　　這首詞熱情洋溢地贊頌了丁玲這位從大上海奔赴黃土地的著名女作家。“纖筆”即細致描繪的筆，指丁玲的文筆。“毛瑟”是德國毛瑟工廠所制造的步槍和手槍，孫中山1922年8月24日《與報界的談話》中說：“常言謂：一枝筆勝于三千毛瑟槍。”毛澤東引用這個典故，夸張地贊揚了丁玲以筆作槍的威力，顯示了毛澤東對文化戰(zhàn)線、對文藝大軍的重視。

　　
　　丁玲到陜北后，熱情地做了不少革命文化的開拓性工作。就在“洞中開宴會”歡迎丁玲的同時，中央決定成立一個文藝組織，毛澤東親自定名為“中國文藝協(xié)會”。1936年11月22日，中國文藝協(xié)會在保安成立，毛澤東在講話中稱贊“這是近十年來蘇維埃運動的創(chuàng)舉”，“現(xiàn)在我們不但要武的，我們也要文的了，我們要文武雙全”，“發(fā)揚蘇維埃的工農大眾文藝，發(fā)揚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抗日文藝，這是你們偉大的光榮任務”。
　　丁玲當選為中國文藝協(xié)會主任，并參與創(chuàng)辦了黨報的第一個文藝副刊《紅色中華副刊》，撰寫了代發(fā)刊詞，指出：我們要從各方面發(fā)動，使用筆，用各種形式，那些最被人歡迎的詩歌、圖畫、故事等等，打進全中國人民的心里，爭取他們站在一條陣線上，一條爭取民族解放抗日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上。
　　此后，丁玲隨紅軍北上，抵達定邊。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后，她又隨軍南下，赴紅軍前敵司令部。她在前線認識了不少紅軍將領，許多是湖南老鄉(xiāng)，如彭德懷、任弼時、左權、賀龍、蕭克等，還接觸了許多干部戰(zhàn)士，對紅軍有了豐富的感性認識。
　　12月30日，她在慶陽收到毛澤東用電報發(fā)來的《臨江仙》詞作，受到極大的鼓舞：“我收到詞的幾天里都沉浸在快樂之中。”1937年初丁玲回到延安時，毛澤東又親自揮毫書寫此詞全文，送給她。
　　到達陜北，是丁玲革命人生和創(chuàng)作生涯的嶄新開端。她開始由“昨天文小姐”向“今日武將軍”的革命性轉變。從此，她更加熱情地投身于根據(jù)地人民的革命斗爭，其革命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也進到了新階段。歷任蘇區(qū)中國文藝協(xié)會主任、中央警衛(wèi)團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團長、《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陜甘寧邊區(qū)文協(xié)副主任。她深入前線，用文藝形式積極反映紅軍、八路軍和人民群眾的斗爭生活。她創(chuàng)作的《彭德懷速寫》《一顆未出膛的槍彈》《新的信念》《夜》《我在霞村的時候》等作品，是解放區(qū)文學的重要收獲。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后，抗日救亡運動掀起高潮。為擴大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按照黨的指示，組織了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丁玲任主任。他們徒步經延安渡黃河到山西，逗留6個月，途經16個市縣及60多個村莊，輾轉3000余里，開展宣傳工作。1938年她又帶領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奔赴國統(tǒng)區(qū)陜西潼關、西安等地進行宣傳演出，活動了四個半月。西戰(zhàn)團走到哪里，抗日火種就撒到哪里。周恩來曾稱贊說：“我們不但八路軍開上了前線，我們的著名作家丁玲同志，也已經帶著戰(zhàn)地文工團奔赴了前線。”
　　丁玲在延安生活十年，大量的時間生活在群眾中，心與戰(zhàn)士相通、與農民相融，思想上感情上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這是丁玲一生中很可貴、很幸福的時代，也是她創(chuàng)作實踐的黃金時代。這期間，她寫了《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時候》《夜》《入伍》等小說。這些作品揭露了侵略者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表達出人民的抗日要求；細膩地描繪了知識分子在新天地里的生活和思想變化。丁玲以對工農群眾的現(xiàn)實主義描寫，代替了她以往對于人民大眾生活的偏于意念的表達。
　　
　　在延安召開邊區(qū)合作會議期間，丁玲被豐富的素材所感動。不久，寫出報告文學《田保霖》。發(fā)表后，毛澤東專門派人送來了一封信，信中說：“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覺前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兩位的新寫作作風慶祝！”并請丁玲和《活在新社會》的作者歐陽山一起吃晚飯。毛澤東對丁玲說：“我一口氣看完了《田保霖》，很高興。這是你寫工農兵的開始，希望你繼續(xù)寫下去。”不久，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又說：“丁玲現(xiàn)在到工農兵當中去了，《田保霖》寫得很好，作家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好文章。”
　　延安整風期間，丁玲聽說主管中央社會部的康生在中央黨校講，丁玲在南京自首過，便去找毛澤東，要求組織上對她在南京被囚禁的一段歷史予以審查和澄清。1940年元旦，陳云把中組部的審查結論通知丁玲，特意告訴她，結論的最后一句“應該認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是毛澤東親自加上去的。1942年丁玲寫了《三八節(jié)有感》的文章，受到一些高級干部的激烈批評，毛澤東曾為她說話：《三八節(jié)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毛澤東誠懇地對丁玲說：“內部批評，一定要估計人家的長處，肯定優(yōu)點，再談缺點，人家就比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啟發(fā)，后來說：“這話給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記在心上。”延安文藝座談會時照相，毛澤東還特意站起來問：“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點么，不要明年再寫《三八節(jié)有感》。”
　　丁玲參加了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引著革命的文藝工作者走向群眾的火熱斗爭。丁玲更積極地深入生活，創(chuàng)作打開了新天地。
　　1945年初秋，丁玲組織延安文藝通訊團，9月離開延安，徒步經晉綏解放區(qū)，年底抵張家口。她本來要去東北，因內戰(zhàn)中斷交通，只好在張家口停腳。人雖然走進闊別多年的城市，但她的情感卻仍停留在老解放區(qū)農村，連做夢都想再返回那些老鄉(xiāng)中去。1946年夏天，中共中央關于土改的指示傳達下來了。丁玲的眷戀之情有了新的寄托，立刻請求參加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去懷來、涿鹿一帶進行土改。
　　丁玲拎起包袱，來到河北農村桑干河畔，與農民群眾共呼吸、同命運。農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從幾千年的封建剝削壓迫中掙扎出來的偉大力量震撼了她；農民的淳厚、質樸的品質吸引了她；土改運動中紛紜復雜的社會現(xiàn)象豐富了她。她吃派飯，和身上長著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個炕頭。她走家串戶，訪貧問苦，興致勃勃地和農民交融在一起。逢到老鄉(xiāng)分浮財時，有的老太太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樣好，丁玲總是去幫忙挑選。村里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適，她在旁邊馬上就能說出來，某處還有幾間什么樣的房子，分給什么人住合適。村里的干部都為她如此熟悉情況感到驚奇。丁玲在土改工作中一個一個地去認識人、熟悉人。當她從張家口撤退時，一幅土地革命的壯麗圖景已在腦海中清晰地映現(xiàn)出來了。她說：“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間的碎石路上，腦子里卻全是懷來、涿鹿兩縣特別是溫泉屯土改中活動著的人們。”“由于我同他們一起生活過，共同戰(zhàn)斗過，我愛這群人，愛這段生活，我要把他們真實地留在紙上。”當她到了阜平的紅土山時，《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小說構思已經完成了。“需要的只是一張桌子、一疊紙、一支筆了。”她全力以赴，投入了寫作。腰疼得非常厲害，她只好把火爐砌得高一些，把腰貼在爐壁上燙著，伏在桌上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夜晚把暖水袋敷在腰間，才能入睡。每當她腰疼支持不住的時候，就像火線上的戰(zhàn)士沖鋒陷陣那樣，堅持著寫下去。她以銳利的洞察力把自己所感受的一切寫進了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進入了文學創(chuàng)作生涯中的第二個高峰。
　　
　　1948年6月完稿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深刻而生動地反映了中國農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巨大變革。這部名著，是丁玲文學創(chuàng)作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突出成就，是第一部反映土改運動的長篇小說。作品描寫的是從1946年中共中央發(fā)布關于土改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全國土改會議以前中國農村的偉大變革，以及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的翻身過程。小說通過華北地區(qū)一個村子土改運動的真實描寫，深刻地反映了農村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與斗爭，顯示了農村偉大變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這部被譽為“土改史詩”的作品，并非簡單化地歌頌土地改革。由于丁玲對現(xiàn)實主義精神和寫作技藝具有自覺的追求，小說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生存環(huán)境及農民心態(tài)的復雜性、豐富性。她將政治、經濟、家族、血緣、道德、文化、個體心理，作了如鹽溶水、不露痕跡的成功表述，昭示人們，“翻身”不應僅指向政治和經濟，真正意義的翻身，必以“翻心”相伴相生。不改變人的心理結構，不進行意識上的革命，封建性仍將浸漬到農民（又豈止是農民）的靈魂深處。這充分顯示了丁玲現(xiàn)實主義長篇小說的歷史縱深感和心理分析的準確性與銳利性。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標志著延安文藝座談會后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所達到的新高度。馮雪峰曾指出：“這是一部藝術上有獨創(chuàng)性的作品，是一部相當輝煌地反映土地改革的、帶來了一定高度的真實性的、史詩性的作品。”蘇聯(lián)文學批評家稱譽丁玲天才而技巧地描寫出中國數(shù)以百萬計的勞動人民，怎樣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覺醒過來，為新生活而斗爭。1951年《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二等獎，被陸續(xù)譯成英、俄、日、意、法、德等多種外文版本，獲得廣泛好評。
　　
　　晚年：信念堅定，忠貞不渝
　　
　　新中國建立之初，丁玲致力于新中國的文藝領導工作和文學編輯工作，歷任中宣部文藝處長、中國作協(xié)黨組書記、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文藝報》和《人民文學》雜志主編。還擔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國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國婦聯(lián)理事，中國文聯(lián)委員、黨組副書記，全國人大代表。多次參加國際和平促進活動和國際進步婦女活動，曾被選為世界民主婦聯(lián)理事會執(zhí)行委員。在繁忙的工作中，她還寫出了大量的散文、評論和小說作品，歌頌中國人民的新生活、新風貌，提倡作家到群眾中去與人民大眾共命運。她積極貫徹黨的文藝方針政策，扶植文學青年成長，對社會主義文學事業(yè)作出了貢獻。
　　1955年和1957年，丁玲先后被錯誤地劃為“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1958年遭到“再批判”，被下放到北大荒勞動12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四人幫”的殘酷迫害，曾被關進監(jiān)獄。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黨中央批準，丁玲20余年的錯案得到平反改正，丁玲重新回到黨的懷抱。《人民日報》以《作家丁玲正在撰寫新作》為題報道了一位偉大作家的復出：“著名女作家丁玲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約，正在重新編定她的作品選集。這套新的選集將分為小說、散文、評論三輯出版。她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也即將重印出版。她正在撰寫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續(xù)篇——《在嚴寒的日子里》。”
　　1984年8月1日，中央組織部經中央批準發(fā)出《關于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徹底推倒強加給她的一切不實之詞，再次肯定她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革命生涯，重申她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有貢獻的共產黨員。丁玲由衷地呼喚說“黨真?zhèn)ゴ蟆保?
　　在長期的逆境中，丁玲忠貞不渝地堅持對人民事業(yè)的信念，始終熱愛黨、熱愛人民，在艱苦的條件下，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她曾經剖白心志說：現(xiàn)在很多讀者寫信問我：你是怎么熬過來的？我回答說，很簡單，因為我有信念，我相信黨，盡管現(xiàn)在黨里還混有壞人，但我們黨的性質沒有變！我相信黨，相信群眾，相信時間，相信歷史。就是這個信念，支持我斗爭，支持我戰(zhàn)勝一切困難。
　　丁玲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念是真誠的，也是堅定不移的。共產黨是她年輕時經歷了很多挫折才找到的，她的丈夫胡也頻也為了共產主義理想而英勇獻身。盡管她受了委屈、經歷了坎坷，但無論如何絕不動搖自己的初衷和理想。這是她的精神依托，安身立命的基礎，真實感情的流露。在20余年的艱苦生活里，丁玲與人民結下深情。年逾古稀重返文壇，她仍胸懷宏愿，為四化建設奔走呼號，為文學昌盛勤奮耕耘。
　　有人對她說：“你對毛主席那樣虔誠，那樣熱愛，而他還是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點了你的名……”她卻說：“毛主席有缺點，晚年更有大錯誤，當然可以寫，但是，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是不會寫的。有人想全盤否定毛主席，甚至想打倒他，這是不能允許的！”我“不能給妄圖全盤否定他和打倒他的人提供把柄”。
　　還有人說她保守、僵化，是一個“左”派。她則說：“需要丁玲當右派的時候，就把丁玲打成大右派；現(xiàn)在，他們是解放派，需要我丁玲當‘左’派，我就成了他們所指責的保守呀、僵化呀，隨他們去吧，我丁玲就是丁玲！”
　　
　　1979年11月，丁玲抱病參加了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作了題為《講一點心里話》的發(fā)言，并當選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文聯(lián)委員。重返文壇后，丁玲積極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方針路線，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維護社會主義文藝方向。先后擔任全國政協(xié)常務委員兼文化組組長、國際筆會中國中心副會長。她不顧年高體弱，多次出訪，參加國際性文學交流活動；勤奮寫作，熱情培養(yǎng)青年作家，創(chuàng)辦并主編文學雜志《中國》；逝世前在醫(yī)院病床上，還頑強地寫作和審閱稿件，關心文藝工作的健康發(fā)展。
　　1985年1月創(chuàng)刊的文學刊物《中國》，是丁玲晚年嘔心瀝血的產物。她在各種復雜的矛盾中慘淡經營，為稿件、經費、編制乃至用車忙碌奔波，付出了許多心血。丁玲頗為感慨地說：“《中國》編得太費勁，也不理想”，“我并不樂觀，只是不能不辦下去，總想盡最后一點力！”《中國》確實做到了“五湖四海”、兼收并蓄，打破宗派門戶，容納多種藝術風格，既發(fā)表蕭乾、孫犁、路翎、蘇金傘、綠原、鄒荻帆、駱賓基、鄭敏、陳敬容、王蒙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又“一向重視對年輕人的扶植和發(fā)現(xiàn)新作者”，有的作品相當前衛(wèi)，極富探索精神和現(xiàn)代色彩，包括北島、舒婷、江河、楊煉等朦朧詩人、“新生代”詩人的詩歌，以及殘雪的《蒼老的浮云》等小說。
　　1981年7月，丁玲重新踏上北大荒，去看望在絕境中給她以生的希望的農工朋友，先后訪問了曾經生活過的農場。見到一張張熟悉的面孔，一片片緊張收割的麥田，丁玲開懷大笑，圓了晚年的夢。離開北大荒時，她深情地對北大荒人說：爭取時間，把手里的兩本書寫完，再回北大荒來看看你們。丁玲始終保持著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她是最早寫工農兵的作家。她曾經提出“到群眾中去落戶”，并畢生實踐這一主張。即使是在北大荒最困難的日子里，她不是斬斷而是加強了這種聯(lián)系。她主動要求到最艱苦的基層去，做最平凡最細小的事，盡一切力量為群眾謀利益。這一切使她的心與群眾息息相通，并從群眾中吸取生活的勇氣和斗爭的力量。在她逝世后的遺體告別儀式上，北大荒人民送了繡著“丁玲不死”四字的紅旗。能夠活在最基層群眾的心目中，丁玲應是無尚光榮的。
　　1981年8月，丁玲應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邀請，赴美國訪問。她身上留著北大荒的麥香，心里裝著老百姓的親情，踏上了陌生的異國土地。愛荷華的生活是輕松愉快的，她喜歡這里環(huán)境的安寧、和諧，但更喜歡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大家可以“用共同的語言談不同的思想”。一些美國人很想聽一聽這個受過冤枉、坐過共產黨監(jiān)獄的人是怎樣想、怎樣說的。丁玲面對陌生的聽眾，不論是政治見解相同者或不同者，侃侃而談：“我是一個中國作家，是中國人民的女兒。”“為人民戰(zhàn)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1986年丁玲被美國文學藝術院授予榮譽院士稱號。
　　丁玲不是一個埋頭于自我天地的作家，她始終關注人生、關注社會，她的創(chuàng)作與社會同步行進。從美國回來后，她的腳步遍及祖國的東西南北中，從她匆匆的行程上看，好像忘記了自己是80高齡的老人了。但分明又沒有忘記，常常掛在她嘴邊的一句話是：剩下的時間不多了！
　　1982年，丁玲先后赴天津、沈陽、大連、長沙及故鄉(xiāng)常德、臨澧講演、參觀、探親訪友。年底，又應云南人民出版社之約，到昆明、個舊、景洪等地訪問。1983年4月，丁玲應法國總統(tǒng)密特朗之邀，與作家劉賓雁一起赴法國訪問。5月底，又趕往上海、浙江等地訪問巴金，參加馮雪峰學術討論會。1984年6月去廈門、泉州、福州等地參加丁玲創(chuàng)作討論會，憑吊胡也頻故居。10月去湖北武漢、葛洲壩等地。11月，已是北方的初冬季節(jié)，丁玲為了完成《在嚴寒的日子里》的創(chuàng)作，又到了桑干河地區(qū)的蔚縣，看望并訪問了土改時的戰(zhàn)友、老縣委書記王純。來到桑干河，好像又回到了解放戰(zhàn)爭年代，她打算著：這可以找回一些感覺，明年無論如何也要把這部書寫完，以完成她后半生的心愿。1985年初春，丁玲又去了廣西，接著從西安直奔延安。在西安、延安，她參觀訪問了那里的工廠、農村、學校，帶著對延安的無限眷戀之情，回到北京。5月，她又去澳大利亞訪問。

　　
　　這一段時間，是丁玲創(chuàng)作的豐收季節(jié)，也是她生命里程上最后一個文學創(chuàng)作高峰。她撰寫了大量的回憶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后后》《毛主席給我的一封信》《我與戲劇》《易俗社與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回憶潘漢年同志》《回憶宣俠父烈士》等。除構思《在嚴寒的日子里》的部分章節(jié)外，還創(chuàng)作了兩本回憶錄《魍魎世界》《風雪人間》。丁玲曾說：“這兩本書無論如何我都要寫完，我寫這兩本書的心態(tài)是完全不同的，南京和北大荒雖然都是失去自由的生活，但南京是鬼蜮的世界，而北大荒雖然有風雪，卻是人間。”她晚年的創(chuàng)作，最突出的是散文。她以歷經滄桑而仍矢志不移的心態(tài)，以樸實自然而又滿蘊感情的文字，寫出了《牛棚小品》《我所認識的瞿秋白》《訪美散記》等膾炙人口的優(yōu)美篇章，在新時期的文壇上，蔚然成為別具風格的散文大家。
　　從丁玲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新文學發(fā)展的軌跡。她的創(chuàng)作是新文學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丁玲從來不是關在書齋里醉心于象牙之塔藝術的作家，她始終把文學作為革命事業(yè)的一部分，始終自覺地投身于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生活。從丁玲的許多作品里可以看到，比起“作家”，她更喜歡“戰(zhàn)士”的稱號。作為一位無產階級革命文藝戰(zhàn)士，她曾勇敢地走向十字街頭，參加并組織左翼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曾奔赴抗戰(zhàn)烽火前線，為民族的解放事業(yè)、為創(chuàng)造新的人民的文藝傾盡心力；曾擔任文藝領導工作，為培養(yǎng)青年作家、開創(chuàng)新中國的文學事業(yè)積極奉獻；即使遭到厄運，承受著冤屈和痛苦，仍執(zhí)著地在底層生活里尋找人間溫暖，在艱苦的境遇中堅守著信念；復出以后，面對新的形勢，發(fā)表了許多關于文藝問題的意見和理論批評文字，堅定而清醒地堅持黨和毛澤東所提出的革命文藝方向。在1981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評選發(fā)獎大會上，作為中國作協(xié)副主席，丁玲強調說：作家的思想感情一定要符合黨和人民的要求，要和人民群眾的意愿融為一體。她的行動和她的作品一樣，都是中國新文學史上光彩奪目的篇章。這也正是丁玲的魅力所在。丁玲逝世后，《人民日報》這樣報道：“一生與中國人民的命運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著名作家丁玲在京逝世，留下一大筆精神財富，各種著作二百多萬字。”用“一生與中國人民的命運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評價蓋棺論定，丁玲永垂不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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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玲，原名蔣瑋，字冰之，湖南省臨澧縣人。1904年10月12日出生于臨澧縣西鄉(xiāng)黑胡子沖。少女時代先后在桃源、常德、長沙等地讀書，曾與向警予、楊開慧同學。1922年，毅然離開家鄉(xiāng)，闖上海、走北京，上下求索，尋找革命道路，探索人生真諦。1928年春，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發(fā)表后轟動文壇。隨后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成為魯迅旗幟下一位重要的左翼作家。1931年2月7日，丈夫胡也頻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不懼嚴重的白色恐怖，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左聯(lián)黨團書記、《北斗》主編，創(chuàng)作出版《韋護》《水》《母親》等作品。1933年5月，遭國民黨特務機關綁架，幽禁南京，在黨組織的幫助下，1936年秋逃出牢籠，奔赴陜北蘇區(qū)。1936年11月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歡迎。歷任中國文藝協(xié)會主任、中央警衛(wèi)團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戰(zhàn)地服務團團長、《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陜甘寧邊區(qū)文協(xié)副主任。創(chuàng)作了《彭德懷速寫》《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時候》等一批重要作品。1946年進入晉察冀邊區(qū)參加土地改革，1948年寫成著名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后榮獲斯大林文學獎。
　　新中國成立后，丁玲走上繁忙的文藝工作領導崗位。先后任《文藝報》主編、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宣傳部文藝處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黨組書記、副主席、《人民文學》主編、中國文聯(lián)黨組副書記等職，在緊張工作之余，發(fā)表了大量的散文、評論、小說作品。積極貫徹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熱心扶植文學青年，提倡作家深入生活，謳歌時代，為社會主義文藝事業(yè)的繁榮作出了貢獻。20世紀50年代中期遭受錯誤處理，度過20余年艱難歲月，但從未動搖對共產主義事業(yè)的信念。1979年春重返文壇。先后擔任全國政協(xié)常委兼文化組長、中國文聯(lián)委員、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國際筆會中國中心副會長。自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積極維護社會主義文藝方向。不顧年高體弱，多次出訪，勤奮創(chuàng)作，創(chuàng)辦并主編《中國》文學雜志，一如既往地熱情培養(yǎng)青年作家。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享年8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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