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東方不亮西方亮，滅了南方有北方。中國歷史是個動力結構。

有春去就有秋來，有潮來也便有了潮往。地球它是圓的。

《桃花扇》里唱道：“江南江北事如麻，半倚劉家半阮家，三面和棋休打算，西南一子怕爭差。”它這里說的，其實就是個動力結構、均勢道理，這一曲也就唱出了天下興亡的契機。所謂借男女之情，寫的其實是“興亡之事”。不過《桃花扇》唱得好是唱得好，只可惜了作者乃是事后的諸葛亮。或許這便是康熙之所以欣賞孔尚任，但同時又不能不防著他的緣由所在。

也是基于同樣的道理，多少年之后，當陳寅恪矚目于“西南”這“一子”，而將“中古史”編織進西北、西南和東北互動之“結構” 中時，他也獲得了超出書生和鄉愿的戰略洞見：說道天下大勢，無非螳螂捕蟬，忌憚的其實乃是黃雀在后——唐朝極盛之時之所以難以征服東北，不過是由于西南地區、主要是吐蕃對于它的牽制使然。

此即他膾炙人口的中古史提綱之論：

“李唐承襲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全國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強盛延及200年之久。故當唐代中國強盛之時，已不能不于東北方面采取維持現狀之消極政略，而竭全國之武力、財力積極進取，以開拓西方邊境，統治中央亞細亞，籍保關隴之安全為國策也。又資唐太宗、高宗兩朝全盛之勢，歷經艱困，始克高麗；既克之后，復不能守，雖天時地勢之艱阻以致之，而吐蕃之強盛使唐無余力顧及東北，要為最大原因。此東北消極政策非獨有關李唐一代之大局，及五代、趙宋數朝之國勢亦因之構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系》）。

換句話說，如果從結構互動的角度看：“東北”的命運，其實一直栓在“西南”、“西北”的褲腰上。非但如此，陳氏觀察中國歷史，一談“階級統治關系”，二論“政治革命”，三尤著力于所謂“外族盛衰之連環性”，三管齊下。這三板斧就砍出了中古歷史一片新天地。特別是第三點，寥寥數語，即將吐蕃（西藏）、南昭（云南）、西域（新疆）、西北（甘陜晉）、蒙古各部與遙遠之高麗（東北）一線穿起；將關隴之地與西南、西北、東北邊疆置于一互動之結構中。而一旦獲得這一結構視野，他便有能力將所謂“江南江北事如麻”這筆糊涂賬，逐一解破；進一步，更可謂發兩千年歷史運動之機竅。自漢唐至大清，天下興亡多少事，成敗盡在此“結構互動”之中矣。

從北周遺事到“關隴府兵”，自“則天改制”到“安史之亂”，歷史乃是循環前進的。作為“從資產階級史學到馬克思主義史學過渡的關鍵橋梁”（萬繩楠語），陳寅恪值得我們今天好好學習的，正包括這一結構互動的歷史觀。這其中洋溢著中華民族繼往開來、從四分五裂走向輝煌之盛唐的高度自信和樂觀。陳寅恪并非像黨國版“中國文化”代言人余英時先生所謂，是“興滅國、繼絕世”的所謂“文化托命人”、“文化遺民”，而是有繼往開來視野的戰略家。實際上：他對于國民黨統治和舊中國社會的態度，恐怕也是與余英時等“民國遺民”截然不同的。故宮博物院的創始人之一吳瀛先生（吳祖光的父親）在49年大軍進城時寫下的大橫幅：“秦皇漢武皆舊事，開天辟地毛澤東”，其實正是那一代飽受戰亂之苦，盼望天下清明的知識分子共同的心聲。陳氏對于中國學術的一個重要貢獻，即在于在一個多民族的版圖中，重新發現了抒寫了中國西北和西南，這實際上也與中共建政以來的“大三線”建設理念息息相通。可惜的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某種刻意的宣傳播弄，陳寅恪畢生的學術貢獻，就只剩下了可憐見的“最后的20年”。他皓首窮經的學問，在某些人眼里，仿佛也統統不過是對共產黨、新中國“破壞中國文化”的托物牢騷而已。――妖魔化陳寅恪，實以當今為最，所謂“大山臨盆下了群耗子”，陳寅恪天上地下有知，將會跟這些謬托知己者沒完，定然毫無疑問。

如果中國是一盤棋的話，那么自古以來，將關鍵一個籌碼落在哪個“子”上，那就十分地要緊。19世紀中期以降，中國最后一個王朝大清，于山窮水盡、江河日下之際，在東南和西北之間，痛苦地選擇了西北，于海防與邊防之間，不得不選擇了“籌邊”。1828年道光指揮平定了英國人支持的西北張格爾叛亂，1908年光緒拼盡了最后一口氣妥善處理了西藏問題。――大勢已去之際，孤注一擲，看起來這無論如何下的都像是一步死棋。也正是因此，更由于大清在東南沿海一敗涂地，故至今還惹得中外無數事后諸葛亮們嘲罵、鴰噪不休。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站著說話的自然都是不嫌腰疼的。在某些與時俱進者眼里，仿佛連魏源的以“籌邊”帶動“籌海”、“引夷”入內陸決戰、“志西南洋所以志西洋”的戰略視野，也早已經屬于封建糟粕，不在所謂“海洋文明論者”話下了。

但是，一旦考慮到自18世紀中期以降，中國西邊的遠近鄰居們——奧斯曼帝國、伊朗、印度——如同多米諾骨牌，紛紛被英、法、俄分割解體，如果考慮到早于鴉片戰爭之前約半個世紀，中國之西大門就已經面臨著被帝國主義列強所洞開的危險，――假設再進一步，一旦考慮到咱們的西門所面向的，就是今天中國發展的命根子——石油資源，那么你若還說清朝在山窮水盡之際把戰略重點壓在西南、西北，而不是東南沿海，是由于它鼠目寸光，閉關自守，壓寶壓錯了地方，那么就只能說明你眼睛長期只顧盯著所謂“海洋文明”，小便宜賺盡，到頭來吃大虧的沒準還是自己。

眾所周知，17世紀的中后期是世界歷史發生重要轉換的時期。但是，與在這一時期英國通過“光榮革命”發明了君主議會制度相比，意義更為深遠、重大的政治制度創新，乃是在亞洲的腹地所發生的新的制度形式。而正是依據這些制度創新、新的制度形式，一個多民族和諧共處的帝國才得以奠定。這些新的制度形式主要包括：1691年，康熙為了調解咯爾咯蒙古各部糾紛而創立的民族協商制度——多倫會盟制度；1709年，康熙為了調解蒙藏糾紛而確立的中央仲裁機制——達賴、班禪與中央駐藏大臣共治西藏的“駐藏大臣制度”；隨著削平地方軍閥“三藩”勢力而形成的西南地區的“土流并舉”和“改土歸流”制度等。

如果說1688年以降的英國“光榮革命” 所創立的議會君主制度，其貢獻是在單一民族國家中形成了各社會階層互動的制度形式，從而為所謂“現代性”奠定了基礎，那么，17世紀中后期發生在亞洲中部的這些制度創新，則為在一個極其遼闊的區域中多民族的、龐大的人口之間的和諧共處，奠定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多元政治制度。而這一制度形式，不僅僅是大清在19世紀的風聲鶴唳中得以穩定西部版圖的根本，而且，在今天這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它更為我們重新理解“中國的現代性”提供了深刻的政治資源。進一步說，對于當前致力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維護祖國統一的大業而言，如果眼睛僅僅盯著17世紀后期以降西方現代性的政治遺產，而忽視同時發生在亞洲中部的偉大制度創新對今天的啟示，那么，這樣的歷史視野，這樣的“政治觀”就將是單一的、狹隘的和片面的。

也正是從這樣的歷史視野去看，中國的活力與動力，其實就來源于其內部不同地域結構之間的互動與和諧。而自古以來所謂“正統”，指的也無非是洞悉這一結構的互動與和諧之道，而并非一家一姓、一門一派的獨占。因此，從“論十大關系”到東西部統籌、協調發展的構想，正因為體現了此種“天下觀”，方才合乎圣人道。

西村紡花東港撒網，北疆播種南國打場。長城內外是故鄉。――此所謂：舉天下之力，行萬世之法，中華民族江山有思，圣者混一天下，然后為正統。

2．“安得倚天抽寶劍，將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世界歷史也是一個互動的結構。

正是按照這“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Gunder Frank等經濟史學家方將全球經濟體視為一個“多邊多角”的結構。所謂“天時、地利”，也就是說某一國家、某一陣營在此歷史進程中、在此結構運動中所處的“位置”，就決定了世界霸權的升降轉移。而19世紀伊始，世界歷史最關鍵的變化就是：中國和亞洲正是由于喪失了它在這一結構中的“地利”，才不斷走向衰落；而在新的全球地緣政治結構中，占盡了“地利”的英國，則因此走向世界霸權。

所謂19世紀以來之“地利”（英文叫做location）變遷，是指19世紀標志著一個新的世界政治—經濟結構的形成。而1804年則是個確切的分界線。從那時候起，英國利用印度殖民地的產品，扭轉了它在中英貿易中的長期劣勢。從此，中國—印度—英國之間的多邊三角貿易結構，源源不斷為英國的發展積累了資本。而隨后，英國—北美殖民地—亞洲之間更大的三角貿易結構，則形成了一個現代世紀經濟結構的主要框架。正是這種結構的多邊互動，在某一歷史時刻會使得某個利益集團處于“頂尖”或者“角”的位置，這個位置意味著將收益集中于一角，而將代價擴散到整個體系。這其實也就是中國人所謂的“天時地利”。

19世紀的英國正好處在這樣的天時地利“位置”（location），而這就是它之所以成為“大不列顛”的原因。當我們將英國的興起置于這種結構運動中去觀察的時候，所謂英國產業之超前乃至文化、國民性之優越，都將變得不值得一提。而說白了，中國之衰落，天時、地利之喪失其實也是根本，“人心瓦解”則是條件。正是在這樣的視野中，我們才會有所謂“時來天地皆協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的洞徹和醒悟；而這種境界的醒悟，我以為當然要比空談什么“和平民主新階段”、“自由市場全球化”要高明一些。

當然還有一條也的確是個事實：19世紀的英國武裝走私貿易集團，是以“武力”改寫了全球政治－經濟結構，而中國則是被人家的船堅炮利，從“地利”的地位給打了下來。既然打不過人家，自然也就沒有什么道理可講，因為胳膊根子粗這一條當然也是個 “硬道理”。

換句話說：從16世紀到19世紀，西方列強在歐洲內部分裂所導致的長期軍閥混戰中，終于鍛煉出了一個法寶——船堅炮利；而中國經歷了康乾盛世之后，在蕞爾小國的窮兵黷武面前被打得滿地找牙，仿佛在一霎那就盛極而衰。這一切也都不過說明了一個極為簡單的道理：歐洲正是以它內部的分崩離析、軍閥混戰為代價，才收獲了富國強兵的進化論，方練就了胳膊根子粗才是硬道理的發展觀。而中國則以它的維持內部大一統的長期和平發展，到頭來反而陷入了屈辱挨打、四面楚歌。

19世紀以降，科學、民主、自由、市場，看起來中國仿佛樣樣都缺，但是說到底，在那個適者生存的虎狼世界上，她最缺的也不過就是槍桿子罷了。

而漫長的20世紀，中國絕大多數時間一窮二白，吃不上饅頭穿不上褲子。20世紀的中國也仿佛什么都缺，但是我們卻擁有了兩彈一星。如果說區別，這才是根本的區別，這也才是導致18世紀以來的世界結構，在20世紀發生了大翻盤的硬道理。

說到底――正是20世紀的三場戰爭，最終扭轉了19世紀帝國主義的全球政治－經濟結構。抗日戰爭將日本皇軍請回老家，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國第一個工業基地東北，越南戰爭逼迫美國從太平洋的那一端向中國伸出和平的手掌。20世紀100年，成千上萬的中華優秀兒女在我們的前面英勇地犧牲了。人死不能復生，“翻盤”的代價舉世無雙，換來的那就是中國人民站起來。而所謂“站起來”，就是指20世界后期以來的中國重新獲得了她喪失了近200年的“天時與地利、人和”。這種“天時、地利、人和”是指從上世紀70年代起，在西方世界不得不與中國平等相處的同時，中國在“第三世界”的影響與地位更非任何西方國家可比，而這些更吸引了有著共同傳統價值的亞洲周邊國家的眼球。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才使得在19世紀解了體的“大中華”經濟圈得以在21世紀重構。所謂“中國和平發展的周邊環境”，其實也不過就是指這個互動的新結構的形成――或曰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的產生。

漢唐以降，中國逐漸完成內地與西南、西北之混同；而自宋至清，又歷千年艱辛，方完成內地與東北混同之局面，故經歷兩千余年篳路藍縷，方有中華之版圖大定。而自鴉片戰事驟起，東南沿海從此成為“新邊疆”，故自《海國圖志》之《籌海篇》以來，如何應對西洋資本帝國之挑戰，則為近兩百年來之戰略新課題。

然而，這課題的關鍵卻是：中國必須以“整體”而不是內部分裂的方式來加入世界秩序。因為近代以來，歐洲恰恰是以內部的分裂、“民族國家”群雄并起，才開始了它們的近代。于是，19世紀以來，中國人仿佛什么都必須向歐洲學，也仿佛什么都能夠向西方學，但是只有內部解體、分裂這一條，要學它，那卻是萬萬也不能夠。這也就是為什么兩個世紀以來，救亡不但壓倒了啟蒙，而且救亡、維護中國的統一，實際上也應該、必須壓倒一切。所謂發展當然是個硬道理。但是在這個道理之上，還有更硬的道理，那就是分裂與統一。不能以分裂為代價去換取發展，造成分裂還不僅僅是個“千古罵名”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即使發生某個地區性的、局部的“分裂”，它也絕不僅僅意味著在中國這個總體結構上分出一塊那么“簡單”，因為從結構互動的視野看，它意味著“天下”塌下一角，隨之而來的必然就是結構整體的失衡，從而產生不可收拾的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效應。――這就是當年康熙所看到的：如果聽任葛爾丹分裂蒙古一小部，那么那整個蒙古、新疆和西藏都會隨之分裂。

兩個世紀過去了，中國被證明是惟一一個沒有通過內部分裂的方式，而是將原來的帝國版圖帶進了“現代”的國家。若沒有這樣的版圖，如此龐大的人口被擠壓在遠為狹小的空間里，那將是一種怎樣的災難性局面，這恐怕是我們今天所不敢想象的。而今日的歐洲竭盡全力，卻還沒有完成它的“統一夢”，因此，所謂中國與“西方”這兩百年的恩恩怨怨、成敗得失、代價收益，那也就不是一句話、一種“硬道理”就能說得清的。

“何必如此斤斤兩兩，患得患失”。還是放開些視野為好。祖宗留下一句話：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為的無非就是讓我們彼此扶持，縱是千難萬險，那也“一個都不能少”。中國最終以統一的方式度過了18～20世紀這一劫，那就是由于中國不是哪一家、哪一姓、哪一個人的中國，中國是56個民族56朵花，56個兄弟是一家。如同年輕時聽羅大佑的歌：“花開花又落，放了五千年。五千多年，一樣寒暑，我們老祖先，經營到今天。太陽上山，太陽下山，天和地之間，我們永永遠遠。”慷慨悲涼，思之令人淚落。

而所謂“天地之間”，也就是“天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這是公的世界，便也是“易”的世界，或者說是面向“天時、地利、人和”不懈運動的結構。此為前人所開拓之“天下觀”之真知灼見，之所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能以全新的形式展開之原因。這份珍貴歷史遺產，尤為今天我輩須臾不敢忘記、亦不能忘記。

1935年10月，在民族危亡的關頭，詩人毛澤東曾經這樣描繪這個世界和這個世界里面的中國：“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飛起玉龍三百萬，攪得周天寒徹。夏日消融，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行己有恥，博學于文。“君子博學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1962年，毛在修改《實踐論》時曾經感慨：有人想留名，有人想留財，我這輩子，只要能給人民留下點“文”就很知足了。

“中國有哲學嗎？”“有所謂中國現代思想史嗎？”――這就是今天某些邯鄲學步者的夢話。只是這些人從來也沒去想一想，他們頂禮膜拜的福科、德里達們究竟是誰的學生。沒有《實踐論》、《矛盾論》，哪來的“結構”、“后結構”？沒有“三個世界的理論”，何來沃勒斯坦、薩依德？沒有《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何來卡爾·施米特的新政治觀、新主權論？

“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形象思維第一流，文章經緯貫千秋”。――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3．在天時、地利之外，那就是人和。

近代以來，中國天塌地陷，仁人志士呼天搶地，求告無門，而大概也只有那當年被我校才俊們輕視的毛潤之，才想到了平頭百姓的力量。――當一切都喪失了的時候，他說：世界上萬事萬物中，只有人是最可寶貴的。沒有槍，沒有炮，沒有吃，沒有穿，但只要咱們中國人還在，則心就不死。――這道理聽起來并不難，難的只是像他那樣如是說，也便如此踐行。

天時、地利是硬資源，而人心則是軟資源。而能將人心凝聚在一起的，那就是“文化”。――“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盡管文化究竟是什么，中外說法莫衷一是，但無論是英國人將其理解為“心靈的栽培”，還是德國人將其理解為“凝聚人心為制度”，以及當今歐美賢達所謂“文化政治”、“文化認同”，所指的其實就是凝聚人心的那個文化力量。

然而，中國所謂文化，并非是指定于一尊之“文化霸權”；它的基礎，其實也就是在歷史結構沖突中形成之“人心向背”。莊周所謂：“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中國者”，大意顯然在指：“文化”并非盡出于中國，而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不過視其有無于文化、典章制度上繼往開來、融會創造新制度、新文明之能力。若喪失此創造新制度、新文明之能力，則“中國亦新夷狄也”（劉逢祿（《秦楚吳進黜中國表序》）。故與王朝帝國的“中國”相應，尚有一文化典章制度之“中國”在。不斷開創凝聚世道人心、社會和諧的制度形式――此文化中國、 “禮儀”中國之謂也。文化中國、禮儀之邦，意即指此融會創造新制度文明之能力。

因此，“天下”不僅僅是指天時與地利，而且就更加指“人和”，指將人心凝聚起來的文化、典章制度。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不過是指：喪失了文化創造力，那也就失去了凝聚人心的辦法。也正是由于從天下人心的角度，將文化建設提高到凝聚世道人心的高度去理解，故莊周嘆曰：“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此千古之嘆，非僅就春秋戰國而適用。

人心散則天下散，人心合則天下安，人心所向，則文化制度立。兩千余年來，如北方大曲之于長安，佛陀石窟之于平城、河洛，滿、漢、蒙、回、藏建筑之于北京、承德，――此禮儀融會、文化典章制度創造更新，歷歷在目，無不是當時人心所向之造物。――故此《莊子·天下》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中國者，百家之學或稱而道之。”

從人心向背去理解“天下”，將文化建設提高到凝聚世道人心――即文化認同和文化政治的高度。這種“禮儀中國”、文化中國的信念，既是王朝帝國合法性之保證，亦是對歷史上王朝帝國政治的批判，在重要的歷史關頭，更為中國歷史上之改革提供強大動力。社會改革與發展，絕非單純的物質和經濟改革，而是文化的推陳出新，是文明的興衰起伏。否則，一切的改革不過是胼胝，所謂的“發展”終將落入自設的陷阱。陳寅恪先生既指“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為虛名”（《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禮儀》），而又于“文化建設”孜孜以求，力圖發揚光大者，正如其著作整理人萬繩楠先生所謂實出于此“文化政治”、“階級政治”之目的。

而從“天下”的角度去理解文化，這樣的文化必定是多元的、平等的，它絕非特指漢文化或者儒家文化，也就非“傳統”二字所能概括。當今學者所謂“從民族國家到文明國家”者，追根溯源，論亦出于此。因為方今之時，以“人心向背”為指歸的“天下”觀，與近世以來，按邊境和人口劃分之“民族國家”觀，以及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來按“世界市場”和“國際法”劃分之“主（霸）權國家”論，區別甚大，尺度更是不同；也正是這種不同，方才為現代中國之“主權形式”，提供了文化的、人心的而非單純是種族的、市場的前提。而無此文化與人心之內在前提，所謂“現代中國”、所謂“56個民族大團結”、所謂“大中華經濟圈”均亦無從談起。――由此可見，“禮樂之制”并非僅存“虛名”，“天下”構想并非皆是空想，所謂“大勢所趨”從來植根于“人心所向”。――而這就是我輩須臾不能分離之文化現實。

從這樣的歷史回到現實，21世紀正在走向復興的中華民族，也正面臨三個發展的瓶頸：一、高速發展帶來的自然資源的短缺，二、世界政治－經濟結構的風云變幻，三、東西之間、城鄉之間、社會各階層之間發展的不協調和差距的拉大。而后者之險，之所以險于前者，就在于它潛移默化地瓦解著中華民族的內在凝聚力，威脅著世道人心，從而也為中國文化建設提出了嚴峻的課題。

Arrighi、Frank、Pomeranz、Sugihara、王國賓、黃宗智等國外學者最近的研究已經表明：18世紀后期，中國之所以從“康乾盛世”突然衰敗，發生了雪崩一般的效應，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高速的經濟發展受到了自然資源和全球霸權結構調整的限制，長期經濟領先的中國，反而落入經濟和市場片面“高度發展的陷阱”。――用今天的話就是：18世紀后期中國的衰落，恰恰是由于片面發展經濟，而忽視了國家凝聚力的問題所致。

按照麥迪遜等學者的經典研究，1830年中國經濟的總量占世界1/3，大大超過了今天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但是，1840年她卻被GNP不足自己1/10的英國打敗了。在這個意義上，清發展的是個人財富，而不是國家能力，大清不是不富，而是不強。

而中國之所以能夠在19至20世紀掙脫這一陷阱，實現復興，除了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的運動之外，文化資源在其中起了特別關鍵的作用。以新文化運動和中國革命為標志的偉大的社會改造運動，極大地調動和發揮了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組織資源的優勢，將一盤散沙的中國成功組織起來。中國現代新文化調動的人的因素，即高度的凝聚力，不僅僅導致了Sugihara所謂經濟上的“勤勞革命”，而且它也是保持中國統一，并建成一個強大國家的基礎。正是靠著這一切，中國最終改變了她在近代以來的世界政治－經濟結構中的地位。

回首漫長的、山窮水盡、艱難后死的20世紀，在天時、地利皆失的狀況下，幸而中國人心不死，而據此文化方得以再造重生。決定天下興亡的是人心向背，決定人心向背的是文化創造。作為中國人，對此我們更應該感同身受。

這也許就是我的一位朋友曾經寫道的：“陸地淹沒了，你就在海上飛翔。/海洋干涸了，你就在天上飛翔。/天雷滾動了，你就在火里飛翔。/火焰熄滅了，你就在苦難中飛翔。/過去倒下了，你就在未來飛翔。/未來退卻了，你就在現在飛翔。/現在遲疑了，你就在心靈中飛翔。/心靈敗壞了，你就在創造中飛翔！”――我以為，這是對新世紀痛楚的歌唱，也是獻給逝去的19－20世紀的很好的一首中國歌。這歌詞如此令人感奮，它使得我時常在懈怠中奮起，去寫那些令正人君子們深惡痛絕的文字。

“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此時此刻，一個偉大的中國人在整整60年前說過的這些話，如同磅礴的力量，正從大地的深處緩緩地升起。

當編輯這一系列文章時，我也想起周圍許多像紀蘇這樣的朋友們：李零、汪暉、張承志，他們以自己感人肺腑的歌唱、雷霆萬鈞的思想和浩然正氣的文字為漢語增光。作為他們的讀者，我受益良多。中國社會科學院黃平先生、普林斯頓大學嚴海蓉女士于此稿刊布前就部分章節提出批判意見。二位浸潤此課題既久，躬行實踐之志尤令世人感佩。黃平先生領我走進大地和民眾的深處，教我認識祖國山河之壯美。在普林斯頓，海蓉幫我打開世界的視野，學習一種嶄新的“中國觀”。沒有他們的直接點撥，本書的思考恐將無以成型。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詩人感時之辭也，“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曠古慷慨悲歌也。“有亡國，有亡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嗚呼，吾輩不聞此憂患文明之心聲，久矣！

倘承博學君子不誤會此文筆之本旨，而于訛謬之處多有糾正，筆者不勝榮幸之至！

韓毓海          

2004-7-23于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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