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盤點（2）——《色戒》、《集結號》和中國文化圈子的價值取向

昨天晚上看了中央6臺的俄國電影《星星》，講的是二戰中蘇軍一個偵查小分隊深入德軍陣地后獲取重大情報并全部犧牲的故事。當然，類似戰爭題材的電影很多，美國的《瑞恩》等也是類似主題。感覺是無論內容如何，誰家拍的東西，有幾點總是相同的，一是故事情節符合生活邏輯，也就是細節上可以離奇，但是都可以感覺到生活真實。當然，歷史和現實題材符合生活真實是藝術的一般規律。二是一定有是非觀，也就是反映出戰爭有正義性和非正義性的，這一點從來不含糊，貧道似乎還沒有看到過世界上哪個國家的軍事題材電影沒有是非觀，編劇和導演不區分戰爭的性質，不歌頌某方的士兵的英勇犧牲為國捐軀是偉大的這個主題。

貧道于是回味一下中國2007年的幾部電影，以及今年來中國大導演們寫得東西，覺得有些怪怪的。仔細品味一下，發現是兩個原因讓我感覺怪，一是幾乎所有作品的情節都有意或無意地脫離生活真實，寫出一些不可能發生，不符合人之常情和事物規律的事情；二是幾乎所有作品都試圖模糊是非觀，追求超乎國家、民族、人群的所謂“人性”。

先說第一點。我們知道，生活真實是藝術創造的源泉，也是能夠打動人的關鍵。即使科幻片也會依據現有人類對技術發展認識，沒有把“不可能的，和不符合情理的事情”放進去。鬼怪篇雖然不用遵循這樣規律，但這屬于另一種藝術類型。而反映人類真實生活的作品，符合生活邏輯是藝術本質屬性。同時，藝術作品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把生活真實典型化，也就是并不把偶然性，也就是僅僅“可能發生”但不屬于“經常發生”的事情作為主要內容和情節，情節尤其細節都是符合常理的。這就是一般的“正劇”，比如《拯救大兵瑞恩》，看起來是偶然發生的故事，但類似的特殊作戰任務又是經常發生的。另一類不屬于正劇，比如《捷爾森敢死隊》把多種偶然性集合在一起，故事離奇、夸張，觀眾很清楚這屬于什么作品，不會提出“怎么會那么巧！”的問題。還有比較特殊的一種，就是香港的無厘頭文化。所謂無厘頭文化，在表現上就是故意把很多細節搞得不符合生活邏輯和人之常情，一些意思在某些圈子里理解得到，另一些圈子里搞不清楚是什么。當沒有人把周星馳的電影做正劇，看了哈哈一笑，日常能說出點搞笑的話就很達到目的了。

上面啰嗦這么多，現在回到正題上。中國近年來所謂“大家”的作品大致分兩類，一類是《無極》《英雄》《黃金甲》之類武打非武打，正劇非正劇的片子，一類是看似正劇，實際上又不符合正劇的基本創作原則，即符合生活真實的作品，如《色戒》和《集合號》。

前一類有個共同特點，就是看起來似乎屬于某個時代的宏大歷史背景片子，有點正劇的感覺，但又抽去歷史真實感，是“義氣”，“忠誠”，“愛情”，“權利”等概念符號的生硬藝術化，如果不加解釋，看完后除了場面宏大，色彩漂亮外，幾乎什么也感受不到。不過前幾天議宣網友總結的很到位，說這些電影主要會讓你感到“不值”，他總結說：“《英雄》告訴你為了天下“不值”；《無極》告訴你為了饅頭“不值”；《十面埋伏》告訴你為了幫派“不值”；《黃金甲》告訴你為了王位“不值”；《夜宴》告訴你為了復仇“不值”……。”也就是說，作品呈現的矛盾，都是些簡單概念符號的形象詮釋。這確實很像后現代派的繪畫作品，依靠符號和解釋來存活。不過，這些作品再無聊，也無傷大雅。至于饅頭、幫派、王位、復仇這些東西究竟值不值得以生命相搏，都不重要。看了也就是看了。反正誰也沒把這樣作品做正劇。

可是《色戒》和《集結號》就不一樣了，這兩個片子都是按正劇拍攝的，都在反映確切時期的故事，都試圖表現一些重大的主題。可是兩個片子都用了違反生活邏輯的手法，也就是說僅僅從藝術角度上說，這個作品都是一種很差的作品。

先說《色戒》。色戒里最重要的情節邏輯，是一個以抗日為目的的女大學生在被漢奸強奸后，由于性交的和諧和快感，與對方產生了“愛”，而這個愛還能升華到寧可讓自己戰友犧牲性命的高度。一個女人會不會因為交媾和諧就產生愛情？雖然很罕見，但可能會有。進一步說，如果過程是強奸會不會發生？這樣可能性就更小了，但真咬定說完全不可能也不合適。如果本來是敵對雙方，是自己充滿強烈仇恨，想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對象強奸了自己，于是產生了愛情而且升華到如此高度呢？就完全不符合情理，不符合生活邏輯了。這樣一個極端不符合生活邏輯的情節作為一個正劇的邏輯基礎，自然讓人感覺怪怪的。

這里可以對比一下蘇聯電影《第四十一個》。文革期間我們批判的蘇聯電影《第四十一個》，是說蘇聯國內戰爭時期一個女狙擊手已經消滅了四十個敵人，第四十一個敵人沒有擊中而是俘虜了。在押送俘虜的過程中，他們兩個偶然被流落到一個荒島上，經過一段共同解決生存問題的生活，雙方產生了愛情。后來白軍的船來了，這個“愛人”毫不猶豫地跑向敵船，紅軍戰士最終把他擊斃了。這個故事也講了敵對雙方的男女產生愛情的故事，與《色戒》看起來有些像。

但是，《第四十一個》是符合生活邏輯的。首先，國內戰爭中，雙方的沖突和仇恨會小于反侵略戰爭的仇恨，作者讓兩個政見不同的俄國人之間產生愛情，一定比反侵略戰爭中雙方發生愛情可信些。如果這個男俘虜是德國士兵或者二戰期間德軍組織的俄國軍團的俄奸，而且是殺了無數蘇聯同胞的著名大俄奸，就不太可信。尤其重要的是，兩個人發生愛情的過程是符合生活邏輯的。一對孤男寡女在一個沒有人煙的荒島上，要共同努力才能生存。在一段足夠時間的合作生活中，他們淡化了階級對立產生愛情，即使不算正常的，但屬于可能的。如果作者沒有把這兩個人安排在孤島上，而是押送途中因為這個俘虜強奸了女紅軍，結果他們兩個產生愛情了，就不可信。最后，當這個白軍向他自己人那里逃跑，紅軍女戰士擊斃了她的“愛人”，也可信，因為無論她是覺得這是對自己事業的背叛，還是對愛情的背叛，她都可能開槍。這就是為什么貧道認為不管主題如何，起碼蘇聯這個電影是符合生活邏輯的。而《色戒》就不符合生活邏輯，因此《色戒》拍成一個“正劇”，不算是什么好的藝術作品，而是一種很差的藝術作品。這樣的作品如果沒有政治因素，只說藝術作品，即使是西方國家嚴肅的藝術家也不會給它評獎的，而會扔在垃圾袋里。

《集結號》就藝術創作來講，也屬于沒有生活邏輯的片子。大概是這些導演看的無厘頭作品看多了，認為情節不管怎么改都沒問題。作品原來的故事猛一看與《集結號》沒太大區別——本來是擔任阻擊的連長對僅剩的40多個負責阻擊的下級說，自己帶領號兵也在陣地上，要大家聽見集合號就撤退，電影改為團長給擔任阻擊的連長說，要他們聽到團里安排的集合號撤退。原來的故事里是號兵犧牲了，根本沒有辦法吹集合號，電影改為給本沒派人回去吹集合號。當然，最后沒犧牲的人為了證明阻擊的人都戰死了，屬于烈士這一點都一致。

問題在于，《集結號》看起來的這一“小改動”，其實是一個牽涉藝術性和思想性的根本改動。任何一支軍隊，不管性質如何，質量如何，都會遵循戰爭的基本原則——完成作戰任務，盡量保存力量。沒有一個軍隊指揮官會把“作戰單位全部戰死”作為作戰任務下達的。這也屬于生活邏輯。貧道一個帖子說過，只有蔣介石曾經把讓雜牌軍送死來消滅異己當作戰任務的，但這是在非常特殊情況下做的，正常軍隊里這種情況很少，假如《集合號》準備反映這個題材，應該顯示出來。本來一個有稍微分散阻擊位置的阻擊陣地，如果連長決定撤退，派人通知各個小陣地是不合算的，好的辦法是連長帶著號兵，決定撤退時吹號最快，而且最安全。這是符合生活邏輯的。馮小剛把吹集合號安排為團長派號兵回來出號通知撤退，等于準備讓這支部隊，不管完成的任務如何，都要全部戰死。因為大部隊轉移到安全地區再派號兵回來吹撤退號，號兵折返跑要花兩倍時間，而且還沒考慮到號兵出什么意外的事情。因此類似阻擊任務下達都是要求阻擊部隊阻擊多長時間。確定阻擊時間符合作戰邏輯，也就符合生活邏輯。

也許有人會說，也許真的有些軍官很傻，沒什么經驗，任性主觀。會有嗎？會。尤其國民黨軍校里剛畢業的大學生會。但泥腿子出身的，全靠打仗提升軍官的共產黨部隊就很難有。共產黨部隊里一個主觀任性的軍官也沒有嗎？連排長級別里也許會有，但是團長級的絕對不會！1947的共產黨團長起碼是在抗戰初期就參軍的，少說打了8、9年，經歷過數十場惡仗，因此一個這樣的傻瓜也不會有。

因此，馮小剛的改動一下子就把一個基本的生活邏輯給搞沒有了。而這一沒有，就把另一個基本戰爭邏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原則也搞沒有了，讓共產黨軍隊變成一支可能讓部下全部戰死作為作戰任務的軍隊。這樣的東西當然不能得獎，因為完全無視生活邏輯，違背藝術創作的基本原則。

接著說說這兩個片子的思想性，也就是是非觀。《色戒》的是非觀大家評論的很多，認為是賣國主義的，惡性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婦女的。但有些人不以為然，認為不見的所有片子都需要把大是大非做主題。確實，很多無厘頭作品看不出來有什么是非觀，也沒什么明確主題。但這都是小題材的片子，說些風花雪月，說些市民生活的。要抗戰這個大題材，就無論如何牽涉是非觀，牽涉戰爭的正義性問題。這是躲不過去的。李安可以拍戰國時期某國婦女因為下半身快樂而無視敵對國關系的《色戒》，但描寫抗戰就不合適，因為這里的是非問題太大了，太明確了，太嚴肅了。

顯然，李安是很清楚這些的，因此說這樣的片子不適合大陸拍，要他來拍才行。貧道不清楚的是為什么這樣的電影他敢于拍，而且這么心安理地，這么瀟灑自如地拍。如果張愛玲和李安拍《第四十一個》電影是這樣的內容：在二戰期間，一個原來俄國貴族子弟加入德國的俄國兵團，被一個紅軍女狙擊手俘虜了，在押送途中這個俄奸強奸了女戰士，由于性交和諧，他們相愛了，后來遇見德軍，他們雙雙投降了德軍，為此還犧牲了幾個紅軍戰士，恐怕蘇聯人會提抗議的。如果拍一個阿拉伯婦女，因為與一個屠殺了很多阿拉伯同胞的以色列間諜一起找到了下半身的快樂，于是背叛了阿拉，背叛了自己的兄弟們，恐怕事情更大。或者拍一個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一個起義軍婦女，因為和一個屠殺很多美國人的英國軍官一起找到了下半身的快樂，而出賣了華盛頓的軍隊。恐怕就不是奧斯卡拒絕讓他參展問題。

但恰好在他認定拍中國人就不會出問題。不僅不會出問題，而且一定會由中國著名導演主持的金熊獎中獲獎，而且會讓中央電視臺在報道臺灣評金馬獎時，花費破紀錄的7個小時報道。李安也太自信了，因為他看透了大陸的文藝界。

馮小剛也很自信，當然現在的馮小剛更重視票房。中央臺前天采訪他，他毫不猶豫地說他不在乎評獎，只要2億票房收入能達到就行。他一定會如愿，因為今天已經一億六了。但是，一個把共產黨部隊描繪成一個有時候會下達“全部戰死”為作戰目標的軍隊，讓解放軍士兵看了感覺到“替當官的賣命真不值”，這些錢也會粘上鮮血的——現在不粘，以后也會滴出來！

《集結號》看起來在反映解放軍上級官僚主義，犧牲士兵得不到烈士待遇問題，其實這也很奇怪。戰場上不能確認死亡的，一般都記為失蹤，這在各國都一樣。《星星》這部電影的結束語也說，這8個偵察兵戰后一直記為失蹤，通過家屬的努力調查，一直到1964年才追認為烈士。確實，查出來每個烈士英勇事跡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片子的基本邏輯是當官的本來就打算讓他們死，這個主題就沒有了。《星星》里如果要求偵查小組在完成偵查任務后就向德國軍隊沖鋒，則一定不會放映，因為這會顯示出蘇軍不是個正常軍隊。還有，《星星》里也有兩次殺死德軍俘虜的事情，但都符合邏輯，只是戰爭的殘酷性決定的，因為在敵后不殺這些俘虜，他們自己就活不了，任務也完不成。因此影片里隊長還特意強調不能輕易抓俘虜。而《集結號》里為什么解放軍要殺俘虜呢？只能找到“仇恨”。難道當時解放軍和國軍真的有那么大仇恨嗎？似乎沒有這方面記錄和報道。大概馮小剛看了《瑞恩》里美軍剛登陸時對投降的德軍士兵進行了屠殺，就把這些搬到了解放軍身上。且不說美軍的傳統與解放軍本來就不同，而且美軍總體來講也不是見俘虜就殺的，《瑞恩》里殺俘虜更多反映出當時驚魂未定的，第一次參戰的美軍士兵的緊張。

議宣網友對這兩個電影評價很有意思，說也是在告訴大家兩個字——不值：“《色戒》告訴你為了愛人“不值”；《集結號》告訴你為了上級“不值”……”。不過《色戒》似乎是在告訴你——為了民族，不值！

把“不值”作為創作的主題，是中國文化人顛覆中國人精神的巨大工程的一部分，現在看來他們還是取得了些成績的。很多人很奇怪，為什么現在無論小說還是電影電視，除了主旋律意外，藝術家們都在寫老板、官員以及小市民生活？而且在努力編造些劇情矛盾，根本難以打動任何人。難道這個社會沒矛盾了嗎？恐怕不是，甚至恰好相反。因為不是有不和諧，黨中央也不會把建立和諧社會作為一項戰略目標。

中國正處于市場化和工業化中期階段，經濟社會矛盾與十九世紀初的英國、十九世紀中期的法國、十九世紀末的德國和美國很相似。經濟高速增長伴隨著貧富差距急速擴大。一方面政治、經濟、文化精英沉溺在金錢的浮華里歡樂；一方面低層弱勢群體絕望、無助，犯罪和墮落。

一般情況下，每當社會出現病態的時候，總會有一批思想家、文藝家對社會進行揭露、批判，成為治療、糾正社會疾病的精神武器。西方這個時期，無論批判現實主義如作家狄更斯、薩克雷、福樓拜、梅里美、左拉、莫泊桑、都德、小仲馬、羅曼·羅蘭、馬克-吐溫、杰克-倫敦……還是浪漫主義作家如大仲馬、巴爾扎克、雨果……，都在要么揭露這個社會的浮華和價值觀錯亂，要么表現下層的絕望和無奈。至今我們都可以從《大衛·科波菲爾》、《霧都孤兒》、《悲慘世界》里感受到下層的絕望，從《鍍金時代》、《歐葉妮·格朗臺》、《紅與黑》里感受到上層的浮華和腐化。當然還有馬克思、傅立葉等社會學者大量涌現。甚至這時的宗教領袖也面對現實，主動解決這些問題。雖然也有一些所謂“消極”作家和思想家，但知識精英整體上是能夠面對現實的。

讓人感到無奈和絕望的是：中國社會病態癥候已經顯而易見，已經被廣大群眾深切感受的時候，除了少數經濟學界所謂“非主流”學者在“嘀嘀咕咕”外，號稱“民族靈魂”的知識分子主體對此竟然沒有反應。不僅眼花繚亂的電影、電視劇、文學作品里找不到一篇反映時代深層問題的作品，文學文藝界里幾乎找不到一個可以被稱為“嚴肅”的作家、導演和演員，而且主流思想界全都慌忙不迭地為價值觀錯位進行辯護，對貧富分化社會對立進行粉飾。本來就邊緣化的宗教界就更無所作為。整個知識界的冷漠和無所作為讓人心寒。

是中國知識分子怎么失去了傳統了呢？屈原、杜甫、魯迅的傳承都給了誰呢？貧道是這樣看的：

今天的世界與過去是不同的，世界確實已經全球化了，每個人除了被分為國家和民族外，還收到整個世界規則的影響。從世界經濟運行結果看：財富分配上來越兩極化。世界在兩個層次上被分為二元結構：

一個層次的二元結構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即所謂北方和南方。前者占世界人口不足20%，擁有世界90%的財富，創造世界80%的GDP。后者超過世界人口的80%，擁有10%的財富，只創造20%GDP。

第二層是發展中國家內部的二元結構。即國內20%人口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的80%，80%的人口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的20%。

這個雙重二元結構中，發展中國家高收入的一元依存的生產方式接近發達國家，其生活方式，價值取向靠近發達國家。

也就是說，今天中國甚至所有發展中國家的主流知識分子，從生存方式上，從意識形態上是趨向與靠近西方主流思想的。因此，李安、馮小剛、張藝謀等表現出靠近富人集團，靠近西方集團是不奇怪的事情。倒是如果他們靠近中國弱勢群體，靠近民族主義，倒是奇怪了。今天主流文化群體如果有站在弱勢群體立場的作家，恐怕就靠趙本山這類“準知識分子”了。貧道就欣賞他的《落葉歸根》，可主流媒體報道過嗎？這個作品在影視圈里有介紹和影響嗎？中國強勢群體圈子里誰議論過這個作品嗎？沒有。倒是有了就奇怪了。

下一個盤點一下2007年中國經濟發展和展望。議論些文化問題，希望版主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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