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學作家的幸運與危機

□周思明

　　日前，第三屆“全國打工文學論壇”又在寶安舉行。參此盛會，我深深感受到文學界及政府相關部門對打工文學的厚愛與關懷。打工文學的日漸勃興，某種意義上，也表征著勞資矛盾在城市的存在和凸顯，打工文學彰顯打工者這一社會群體在城市中的艱辛與困窘、掙扎和呼喊。打工文學文本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當代中國在社會、文化轉型期產生的某種精神現象和心靈矛盾，展示了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軌跡以及城市打工群體的心路歷程，它是研究20世紀末葉以降的中國文化的一個鮮活文化標本。正是在此意義上，打工文學受到了有關方面的“疼愛”與支持。這是所有打工文學作家、作者們的幸運。

　　參加論壇的打工文學作家都很年輕，他們已被視為“底層”的代言人，是在以文學的形式為打工群體爭取話語權。王十月等人棲身于寶安31區，以強烈的批判意識和現實主義精神，給“貧血”的城市文學帶來生機和活力，從文化生態學的角度說，也給當代文壇增添了一個新品種，因而引起評論界和政府部門的重視與關愛。

　　打工文學作家們筆下的人物痛苦與其說來自物質的貧困，毋寧說是來自精神的壓抑，諸如身份命名的歧視、城市霸權的壓迫等等。他們從現實中提煉出的意象性細節，頗具象征意味，隱喻著底層的精神訴求共性。打工者在城市用血汗澆鑄脆弱的希望，承受著生命之輕，生存環境惡劣，生存空間狹窄，心理生理受損，是這個底層群體的揮之不去的夢魘。王十月等人所賴以生存的寶安31區其實就是他們的寫作“根據地”。但我認為，“根據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開掘根據地的資源，如何進行審美概括?，F在不少論者都對“底層文學”的藝術性表示質疑，這不是空穴來風。我讀了一些打工作家的文本，仍有為數不少的“作品”只能算是有著訴說要求的文學愛好者的作文。無論是寫城市農民工還是寫家鄉人事，一些打工作者只是從概念出發，去演繹一個故事；或從先驗入手，以“苦難”作為某種“論據”來圖解一種底層經驗；或者依從了理論界的某種說教，將筆下人物夸大或者矮化。加之語言的干癟，語法的粗糙，結構的簡單，給人以“高玉寶式”寫作的感覺。

　　應該說，打工文學作家所從事的“打工文學”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先鋒性寫作，它不僅在思想探索上具有先鋒性，而且少數成功者在審美原創上也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績。文學的根本精神就是先鋒性，打工文學作家需要的不只是激情，不只是要“保持打工文學作家原有的粗礪”，不只是要故步自封地徘徊于“主流文學大門之外”并引此自豪。文學面前，人人平等。她是不應該問出身、性別、年齡以及地位、財富等等的。文學的門檻不應因為面對“苦難的打工者”而大發慈悲，降格以求。當前，打工文學作家們更需要思想創新的能力和美學整合水準的提升。由于打工文學作家們基本是以“自寫自”的方式寫作，就更有必要在思想認知與審美修養上超越和跳出自己，以避免落入“不識廬山真面目”的狹隘怪圈，應該在“較大的思想深度、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這兩方面多下功夫。作家陳應松說，將來中國文學真正能“走向世界”的，必將會是底層文學。某種意義上，此話不無道理。重要的是，打工文學作家們亟待在精神向度與審美向度上強悍起來。

 
 
來源：深圳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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