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翼文藝”的力量及其可能性

——《那兒》簡評

李云雷

　　曹征路的《那兒》（中篇）不但是2004年第5期《當代》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堪稱這一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現實主義力作。它不僅揭示了重大現實問題，而且在藝術上頗有力量，給人以強烈震撼。

　　小說描寫的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工會主席，力圖阻止企業改制中國有資產流失而失敗，最后自殺身亡的故事。國有資產流失問題最近因“郎咸平事件”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有學者也指出有些國有企業改制“對工人的利益造成了制度性的侵蝕”，“為了制止或糾正這些他們認為是對他們的利益的不公正、不公平的剝奪，他們甚至開始用對抗的方式進行抗議。”這些都對“私有化”與“股份化”的經濟改革思路不無反省意識。

　　這篇小說表達了同樣的反省意識，但可貴之處在于它并沒有將之簡單化，而是細微地呈現了這一過程中不同人物的精神狀態，以及他們之間的矛盾與歷史糾葛。小說中的工會主席“我小舅”是一個孤獨的工人領袖形象，在他周圍環繞著諸多矛盾：他反對“化公為私”的改制，與廠領導與入主的企業有矛盾，不斷上訪；他是工會主席，是“省級勞模副縣級領導”，與普通工人有隔閡，不能“代表”他們去反抗；他的家人以種種不同的方式勸阻他去反抗，這是他與小市民的庸俗自保思想的沖突。在反抗與“不能反抗”的痛苦掙扎中，他最終身心交瘁，只能選擇了自殺。

　　小說還塑造了下崗女工杜月梅、小市民“我媽媽”、“我舅媽”等人物，而義狗羅蒂的形象尤為鮮明，它忠于主人而被驅逐自殺的命運，與“我小舅”的遭遇具有同構性。小說以“我”的視角描繪出了一個以功利世俗為意識主導的現實世界，其中不乏知識分子的反省與無奈，這一視角的選擇具有“復調小說”的某些特征，通過作者、敘述人、主要人物的相互間離，使作者的復雜態度得以呈現，而褒貶則暗寓其中：比如寫到羅蒂和小舅的筆調是溫情和理想化的，寫到“我”和“我父母”等人物時略為嘲謔，寫到“順時人物”西門慶和媒體領導們時則是尖刻辛辣的嘲諷。鮮明人物形象的塑造，“復調”筆法的運用，都使小說擺脫了一般“問題小說”的簡單化，而在藝術上具有較大的價值。

　　值得指出的是，“我小舅”反抗的精神資源來自于傳統社會主義，這里不僅有舊社會工運領袖（小舅的“姥爺”）榜樣的力量，也有“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的理想，而小說的標題也來自于“英特納雄耐爾”最后兩字的口誤，此中可以看出，社會主義歷史及其賦予的階級意識，作為一種保護性力量在今天的重要，而小說對社會主義思想的重新闡發、對下層人民悲慘生活現狀的揭示，可以看作“左翼文學傳統”在今天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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