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社會蛻變的根源、現狀和前途
——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
秦 渝
摘要 本文討論四個問題:社會主義社會蛻變的根源;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合作又爭奪的中美關系;前途和任務。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也是蘇共垮臺,蘇聯解體三十周年和中國“改革開放”四十三周年。透過媒體的喧囂和都市的繁華,我們看到的是,中國人民在被國內外資產階級剝削壓迫的同時受到各種各樣的欺騙。中國社會向何處去?這個重大的現實問題牽動著每一個愛國愛黨的人的心。
一個人死了,人們總想知道他的死因,以吸取經驗教訓,延年益壽。蘇共垮臺,蘇聯解體了,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廣大勞動人民總想弄明白原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什么蛻變了,以吸取經驗教訓,繼續革命,擺脫被壓迫被剝削的命運。為此,下面討論四個問題:
社會主義社會蛻變的根源;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合作又爭奪的中美關系;前途和任務。
一.社會主義社會蛻變的根源
盡管主流媒體為掩蓋新生資產階級的存在,絕口不提階級和階級斗爭,但現在,經過多年的反思,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特權階級是社會主義社會蛻變的決定性力量。但這僅僅是正確地說出了事實,而問題在于:特權階級產生的根源是什么?只有弄清楚了這個問題,才能弄清楚社會主義社會蛻變的根源,從而吸取經驗教訓,繼續革命。
也許有人認為,特權階級產生的根源是資產階級思想。但是,這個似乎正確的說法違背了馬克思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所以,上述說法是唯心主義的,因為它“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2卷82頁,第1卷43頁)
恩格斯在談到《共產黨宣言》的核心原理時說:
這個原理就是,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被壓迫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37頁)
注意,恩格斯說的是“每一歷史時代”,當然包括社會主義社會。按照《共產黨宣言》的這一核心原理,要想弄清楚特權階級產生的根源,就必須弄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
眾所周知,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和按勞分配,這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的,是不能違背的;違背了,就要受到懲罰。“共產風”之所以錯誤,是因為其實質是無償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違反了按勞分配,從而有搞垮社會主義的危險。普遍的“供給制”之所以行不通,是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勞動仍然是艱苦的謀生手段。除了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進分子自覺地把勞動看作是對社會主義事業的貢獻,不少人一旦生活有了保障便不再積極勞動。共產主義社會實現的必要條件是:生產力的發展使社會財富極大豐富,勞動成了人的第一需要而不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這些條件只能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前提下經過長期的努力才能實現。
列寧在論述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時指出:僅僅把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共有(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還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點和“資產階級法權”的不平等,就產品“按勞動”分配這一點說,“資產階級法權”仍然占著統治地位。(列寧選集1972年第2版,第三卷,251頁) 所謂“資產階級法權”就是私有財產權。
按照列寧的上述論斷,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生活資料私有制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生活資料私有意味著自己的生活自己負責,于是,在集體主義思想發展的同時個人主義思想也在蔓延。盡可能多的分得或占有社會財富成了千百萬人追求的目標,而功勞、資歷、職權和人際關系成了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為自己和子女以及親近的人占有盡可能多的財富的理由和手段。當官,向上爬,享受各種特殊待遇成了許多人的夢想,而等級制就是這個夢想的現實體現。資產階級思想之所以能夠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傳播,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私有財產權這種“現實的社會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43頁)可見,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既有適合生產力發展的一面,也有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一面。
私有財產權是特權階級產生的根源,而合法或不合法的以權謀私是特權階級產生的接生婆。所以,社會主義社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存在著階級,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蛻變的可能性。
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種階級矛盾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初期主要表現為與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殘余勢力的矛盾,隨著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主要表現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與特權階級的矛盾。一旦有機可乘,為了謀求更大的特殊利益,特權階級就會采用陰謀手段奪取權力,利用黨和國家工作中的弱點和失誤,編造謊言蠱惑人心,改變黨的路線,變社會主義制度為資本主義制度,而他們自己則蛻變成了新生資產階級的主導力量——官僚資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本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與特權階級和官僚主義的矛盾的大爆發。這個矛盾是客觀存在的,所謂“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純屬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私有財產權是社會主義社會與生俱來的弊病,是社會主義社會蛻變的根源。因此,防止社會主義社會蛻變就像防止一個有基礎性疾病的新生兒隨時可能夭折一樣,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都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既要反對外部敵人的侵略顛覆、和平演變,也要防止內部的腐化變質;既要反對階級斗爭熄滅論,也要防止階級斗爭擴大化。凡屬于思想領域的問題,不論是認識分歧還是立場不同,都應該用說理的方法解決,而不能用壓服的方法解決。歷史經驗證明,用壓服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只能是適得其反,到頭來,給抹黑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人留下了口實。
遺憾的是,不論是列寧之后的蘇聯或中國,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也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以后,在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這個問題上都把《共產黨宣言》的核心原理和列寧的告誡忘了個一干二凈,做出了錯誤的判斷。
1938年,斯大林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目前還只有在蘇聯實現的這種制度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這里已沒有剝削者,也沒有被剝削者。生產出來的產品是根據“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按勞分配的。這里,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是不受剝削的工作者之間同志合作和社會主義互助的關系。這里生產關系同生產力狀況完全適合,因為生產過程的社會性是由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所鞏固的。(斯大林選集,1979年第1版,下卷,449頁)1939年,斯大林說:現在,我們國家在國內的基本任務,就是進行和平的經濟組織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至于我們的軍隊、懲罰機關和偵察機關,那么它們的矛頭已經不是針對國內,而是針對國外去對付外部敵人了。(斯大林選集,下卷,470頁)
可見,在斯大林看來,只要生產資料歸公了,便萬事大吉了。雖然他在1952年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沒有任何矛盾”的說法提出了批評,說“矛盾無疑是有的,而且將來也會有的,因為生產關系的發展落后于并且將來也會落后于生產力的發展”(斯大林選集,下卷,590頁),但他始終沒有認識到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生活資料私有制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沒有認識到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著兩條道路的斗爭,從而使蘇共從那時起就在修正主義勢力滋生的過程中解除了思想武裝。
列寧指出: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解決以后,隨著剝奪剝奪者及鎮壓他們反抗的任務大體上和基本上解決,必然要把創造高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并且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勞動組織(列寧選集第三卷,509頁)。 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可以被徹底戰勝,而且一定會被徹底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列寧選集第四卷,16頁)。 可見,在舊的基礎上提高勞動生產率絕不是單純的經濟建設,而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建設就是階級斗爭!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必須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普遍的科學規律,它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追逐利潤。但是,令人痛心的是,由于我黨真正懂得馬列主義的人不多,黨內存在著大批具有自發資本主義傾向的當權派,自從1956年黨的八大決議提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以后,黨在思想路線上就把發展經濟與階級斗爭錯誤地對立起來了。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此后,黨就閉口不提階級和階級斗爭了,逐步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盡管毛主席在八大召開后不久就指出八大決議的說法“犯了個錯誤”(《毛澤東年譜》第2冊639頁,第3冊129頁),而后鑒于蘇聯的經驗教訓,提出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1962年重提階級斗爭,繼而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75年指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然而,由于沒有如他所愿真正建立起廣大人民群眾直接管理國家事務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所有這些努力都沒有能阻止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鑒于兩千多年的封建皇權統治使得中國社會最缺乏的就是民主平等意識,毛主席說: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24頁)
文化大革命雖然被“否定”了,但反修防修的繼續革命思想已然深入人心,成了中國人民心中的燈塔,也成了修正主義者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魘,迫使他們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時候還要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欺騙人民,而列寧早就指出:一切關于非階級的社會主義和非階級的政治的學說,都是胡說八道。 (列寧選集第二卷,438頁)
事實證明,盡管蘇聯和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與“按勞分配”相聯系的資產階級法權,即私有財產權。這種私有財產權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初表現為生活資料私有制,以后逐漸擴展到生產資料私有制,而當生產資料私有制成為社會的主體制度的時候,就標志著資本主義復辟了。
伴隨著資本主義復辟,產生了一大批資產階級分子,而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則日益相對貧困化。要制止這種和平演變,唯一有效的辦法是按照馬克思所說的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則建立起以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即由廣大人民群眾直接管理國家事務而不僅僅起監督作用。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則是:
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兩個正確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以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335頁))
列寧強調指出:取消支付給官吏的一切辦公費和一切金錢特權,把國家所有公職人員的薪金減到“工人工資”的水平。這里恰巧最明顯地表現出一種轉變,從資產階級民主轉變為被壓迫階級的民主,從國家這個對一定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轉變為由人民的多數——工人和農民用共同的力量來鎮壓壓迫者。正是在這特別明顯的一點上,也許是國家問題的最重要的一點上,人們把馬克思的教訓忘得干干凈凈!……。對一切公職人員毫無例外地實行全面選舉制并可以隨時撤換,把它們的薪金減低到“工人工資”的水平,所有這些簡單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完全可以把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利益結合起來,同時也就成為從資本主義過度到社會主義的橋梁。。"(列寧選集第三卷,207,208頁)
但事實上,無論是列寧之后的蘇聯或中國,都沒有堅持按照馬克思所說的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則建立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相反,卻大搞軍銜制和等級制,給予高級干部優厚的特殊待遇,嚴重地脫離了群眾,產生了特權階級,破壞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設。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蛻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直接政治原因。這個沉重的歷史教訓一切共產黨人都不應該忘記。共產黨人必須牢記: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建立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最廣泛最平等的民主制度,而建立和堅持人民民主制度是社會主義社會不變質的根本保證。
二.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要回答中國社會向何處去這個問題,不僅需要知道社會主義社會蛻變的根源,還需要了解中國社會的現實。什么是中國社會的現實呢?羅列一些成就并輕描淡寫地提一下存在的問題是否就真的說明了現實呢?
馬克思說:“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資本論>第1卷, 1975年第1版,第204頁)眾所周知,奴隸制時代的生產是奴隸主占有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本主義時代的生產是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的生產。“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計劃經濟。“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的資本主義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中國經濟已經演變成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這就是中國現實社會的本質特征。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在前三十年創造的物質基礎上,中國GDP高速增長主要靠了兩個辦法,一是“外向型”經濟,二是所有制的“私有化”改造,二者互為表里。這種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既造成了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和階級對立,也造成了對環境和資源的嚴重破壞,擴大了三大差別,使東西南北的經濟發展更加不平衡。毛主席說過: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就只是空名。”(《毛澤東年譜》第3冊214頁)有人宣稱,中國沒有辜負社會主義,那么,請看事實:
1.私有經濟已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17年底,所謂的“民營企業”即私營企業(不包括外商和港澳臺商控股的)已達2726.3萬家,個體工商戶6579.3萬戶,注冊資本超過165萬億元,在國家財政收入中占比超過50%,在GDP、固定資產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占比均超過60%;技術創新和新產品占比超過70%;吸納城鎮就業超過80%;對新增就業貢獻的占比超過90%。到2018年末,全國私營企業占全部企業法人單位的84.1%。
2.對西方資本的依附性是中國經濟的突出特點。早在2006年7月,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就指出,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據商務部公布的數據, 截至2019年12月,中國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00.2萬家,累計實際使用外資2.29萬億美元。2019年,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商品總值1.82萬億美元,占全國比重為39.9%。2020年,中國已成為全球吸收外資最多的國家,全球占比高達19%。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4月15日介紹說,今年一季度,我國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0263家,同比增長47.8%,較2019年同期增長6.7%;實際使用外資金額3024.7億元,較2019年同期增長24.8%。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51.5%。由于買辦資產階級和部分實力較強的民間資本家企圖擺脫監管,覬覦政權,必然與官僚資產階級發生矛盾。最近一段時間,圍繞阿里巴巴和“湖畔大學”的斗爭就是這種矛盾的反映。
3.外貿自由化使國家遭受重大經濟損失。近年來,進口鐵礦石等大宗商品的大漲價引起了輿論的強烈關注。由于實行對外貿易自由化政策,中國有鐵礦石進口權的企業大大小小有100多家,而國外賣鐵礦石的只有兩三家,大頭只有澳大利亞一家。這樣一來,就形成了100多中國買家對兩三家壟斷聯盟的外國賣家競買的局面,價格焉能不漲?一噸鐵礦石,巴西或澳大利亞開采出來運輸到中國,成本僅為30美元-40美元左右。也就是說,外國礦山賣一噸鐵礦石給中國企業,毛賺約120美元。事實上,在對外貿易中,中國買什么什么就漲價,賣什么什么就降價,早已不是新鮮事了。進口鐵礦石等大宗商品的大漲價以及其它諸如此類的眾多事實說明,背棄列寧的外貿國家壟斷思想,國家必然遭受重大的經濟損失。在今年6月10日召開的陸家嘴論壇上,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發表了一篇向國際資產階級表功的演說。他說:2020年以來,為應對百年一遇的疫情大流行,發達國家紛紛推出超級經濟刺激計劃。在財政猛烈擴張的同時,貨幣政策達到前所未有的寬松程度。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已擴張將近一倍,歐央行擴張一多半,日本銀行擴張超過四分之一。這些超常規舉措,短期內確實起到了穩定市場、穩定人心的作用。但是相伴而來的負面效應則需要全世界各國來共同承擔。如果說最發達國家大量印發的貨幣形成了拉動全球通脹的動力源,那么,中國數億勞動者生產的商品就是穩定全球通脹的千鈞錨。這就是說,西方國家印鈔票就可以剝削中國人民。所有相信《中國沒有辜負社會主義》的人都應該讀一讀郭樹清的這篇演說。
4.金融領域的無限制開放削弱了中國的主權,強化了中國經濟對西方資本的依附性。2018年6月28日,發改委推出了進一步對外資開放的22項措施;2019年7月20日,國務院推出11條金融業對外開放措施;2020年4月1日中國金融市場正式無限制開放。其實,早在2018年,大陸已有238家外資銀行營業性機構,其中12家外資銀行已全面開展外匯和人民幣業務。英國《金融時報》最近報道說,華爾街各大集團現在都在擴大在華業務,正爭相尋求從中國龐大的儲蓄池中獲利。
中國為什么無限制開放金融領域呢?2018年5月19日,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賀鏗的談話給出了答案,那就是中國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和金融風險。賀鏗說,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大約已達40萬億元,沒有一個地方政府想要還債,甚至許多地方連利息都還不起。除了地方政府債務,中央政府的債務也有13.48萬億元,全國政府債務合計高達53.5萬億元,占2017年全國GDP79.2萬億元的百分之67.55,占2017年全國財政總收入17.2萬億元的百分之311。財政部宣布,截至2020年末,全國政府債務余額46.55萬億元。盡管不同的統計方法得到的數據有差別,但嚴重的財政危機和金融風險已是不爭的事實。據報道,全國人大已批準2021年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為33.3萬億元。今年4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司長鄒瀾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承認:“我國金融風險是多年長期積累形成的,是體制性、機制性、周期性和行為性等因素疊加的一個結果,……”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嚴重的財政危機和金融風險呢?主要原因是:
⑴ 龐大的公務員隊伍和維穩經費造成了難以承受的財政負擔。
⑵ 為便于政府賣地收錢,實行房地產商開發制度,造成大量資金沉積于房地產業,使制造業和科研開發資金投入不足,經濟發展缺乏后勁。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說,2021年,中國房地產相關貸款占銀行業貸款的39%,還有大量債券、股本、信托等資金進入房地產行業。房地產泡沫的破裂將引爆金融危機。
⑶為了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多年來,中國向美國輸送了大量的利益,支持了美國人的快樂生活。中國商務部《關于中美經貿關系的研究報告》指出,貿易順差在中國而利益順差在美國,美國人享用產品,中國人忍受惡劣環境。
⑷ 為追求GDP,追求政績,追求形象,各地搞了大量貪大求快的各種工程,其中不乏爛尾工程和惡俗建筑。一邊喊低碳生活,一邊到處搞景觀燈,不夜城,浪費巨大,與此同時卻醞釀要提高居民生活用電的電價。
⑸為爭奪海外市場,大量對外投資和援助。據報道,截止到2019年第一季度末,中國對外投資總額比外國在中國的投資總額多1.95萬億美元,中國已成為資本凈輸出國。
5.居民收入占產出的比例逐年下降.到2020年,我國已連續11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但我國居民收入占產出的比例逐年下降。從“改革開放”初期的69%下降到2018年的41%,不到美國的一半,也遠低于西方其他國家。在大張旗鼓扶貧的同時制造著貧困。目前,有六億人的月收入只有一千元左右,近1.7億的城鄉老年人每月只能領到幾百元的老年補貼(據說上海的老年人每月可領到1千元)。每到年關,討薪引起的悲劇屢見不鮮。據胡潤研究院報告,到2020年,大陸擁有千萬資產的“高凈值家庭”有158萬戶,其中擁有億元資產的“超高凈值家庭”有10.5萬戶,約占大陸總戶數的萬分之2.4。2020年,中國有1058位10億美元企業家,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擁有1000位10億美元企業家的國家,超過了排在其后的美國、印度和德國三個國家的總和。在過去5年里,中國新增了490位10億美元企業家,而美國為160位。”這些枯燥的數據后面不知隱藏著多少人間的不平和悲劇,隱藏著多少窮人的血和淚!
6.農村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小農經濟決定了農民中既存在著嚴重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也存在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關鍵在于領導者朝哪個方向引導。以大寨、南街村為代表的中國“百強村”無一例外走的都是集體經營、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在組織起來的基礎上通過多種經營逐步縮小城鄉差別的正確道路。這些先進村集體的共同特點是有一個團結帶領群眾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領導班子。相反,樹立小崗村這種自私自利的丑惡“樣板”是引導農民背離社會主義道路走邪路。強制解散農村人民公社,實行“包產到戶”使廣大農村由集體經濟退回到了小農經濟。如今的農村,除了少數先進村集體,大多已是一盤散沙。村風敗壞,村霸橫行,不能再就地發展多種經營以吸收富裕勞動力,致使大量人口盲目地流向城市,造成了農民家庭的破碎和其它社會問題,如近年來頻頻發生的農村老人自殺事件。四十年的農村“改革”拉大了城鄉差距,城鄉居民收入全國平均倍差為2.56,而農村醫生只占全國醫生總數的8.3%,低于毛主席6.26指示發表之前的10%。
眾所周知,小農經濟抗災能力弱,效益低。由于除糧食收購外的農資和農產品流通渠道幾乎都掌握在私人手中,造成農民常常豐產不豐收。小農經濟的要害是難以解決人口變化引起的土地傳承問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家庭承包地長期不變的政策造成了荒唐的結果:不種地的人有地,甚至死人有地,而要種地的人無地。于是,“土地流轉”作為解決問題的“藥方”到處推行起來。“土地流轉”的實質就是土地私有化。“土地流轉”使農村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因為只有擁有較多資金的人付得起土地流轉費。農民把擁有大片土地經營權的人叫做“新地主”,也就是是農業資本家。截至2016年年底,全國土地流轉面積達4.7億畝,占第二輪土地承包總面積的35.1%。雖然全國有一千多個像大寨、南街村那樣的走集體主義道路的好榜樣,但沒有全國性的政策支持,集體主義道路不可能成為農村發展的主流。未來,在農村占據優勢地位的將是農業資本家。春江水暖鴨先知。隨著農村人民公社被強令解散和農村土地私有化,否定土改,否定農業合作化,為舊地主招魂,為新地主造勢的文章和小說紛紛出籠。小說《白鹿原》、《軟埋》和鼓吹鄉賢治村的電視節目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出現的。
由于青壯勞力幾乎都外出打工,相當多的耕地撂荒,或者種樹,而城郊的優良耕地被大量占用、毀棄,耕地已從18億畝減少到15億畝,這使得中國對進口農產品的依賴日益嚴重。據海關總署數據,2017年進口糧食1.3億噸,2019年進口糧食1.15億噸,2020年1-9月進口糧食1.02億噸,而養豬需要的飼料80%要靠進口。
半公開進行的主糧轉基因化有三大危害:第一,破壞了生態平衡;第二,食物安全沒有保障;第三,農民種植的轉基因作物不能留種,從而使種子公司,特別是外資種子公司壟斷了種子。
四十年的農業“改革”不僅沒有完全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反而使中國人的飯碗變得不安全了。這恐怕是當年那些強制推行“包產到戶”的人沒有想到的。
7.資源嚴重消耗。國務院新聞辦2012發布的《中國的稀土狀況與政策》白皮書顯示,我國稀土儲量占世界總儲量的比例已從幾十年前的71.1%下降到23%。2014年3月26日,世貿組織終審裁決支持美日等國要求,裁定中國對稀土出口的限制措施違反世貿組織規則。美國地質調查局2017年的一份報告承認,過去10年里,中國平均每年貢獻全球稀土產量和供應量的90%以上。2020年3月1日,工信部部長肖亞慶說:“我們稀土沒賣出‘稀’的價格,賣出了‘土’的價格,就是因為惡性競爭、競相壓價,使得這種寶貴的資源浪費掉了。”事實證明,背棄列寧的外貿國家壟斷思想,國家和人民必然遭受重大的經濟損失。真不知道那些口口聲聲維護多邊貿易規則的中國人維護的究竟是誰的利益!這就是他們的“愛國主義”?
8.環境受到嚴重破壞。據統計,全世界污染最為嚴重的十個特大城市,有七個在中國;世界碳排放總量約為七十億噸,我國約占三十五億噸;我國水體污染已經極為嚴重,九大湖泊已經有百分之七十五受到重度污染,七大江河體系已經有百分之八十受到重度污染。許多農田的土壤肥力嚴重退化,許多城市面臨用水危機。華北地區過度開采地下水已造成短期內難以恢復的生態災難。
9.資本主義造成的貧富分化和過度競爭使青年人就業難,結婚難,育兒難,使中國新生兒數量從90年代開始逐年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年至2019年,中國的生育率分別是1.58、1.495和1.47,逐年下降。根據公安部數據,2020年登記戶口的新生兒1000.35萬,不到1981年的2064萬的一半,甚至比1949年的1275萬還要少。這種出生率降低的趨勢是資本主義造成的,即使放開生育限制也不會改變。西方發達國家沒有一國不引入移民(日本通過引入“研修生”引入勞動力)就是因為資本主義抑制人口的更新。過去1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每年減少約340萬人。最大的變化是人口自然增長率逐年降低,2019年已經降到3.34‰。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60歲以上人口為26402萬人,占總人口的18.70%(其中65歲以上人口為19064萬人,占13.50%),已超過14歲以下人口的數量。按國際通行標準,一國或地區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7%,表明該國或地區已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值得中國人深思的是,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人的平均年齡為38.8歲,高于美國人的平均年齡38歲。預計“十四五”期間,老年人口將超過3億人,我國將從輕度老齡化進入到中度老齡化階段。資產階級吃“人口紅利”的好日子快要到頭了。只要中國繼續走資本主義道路,人口必將減少。
10.發展資本主義使整個社會腐敗成風。發展資本主義使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的領導干部日益資產階級化,遇事往往站在資本家一邊,欺壓群眾。不論政界、商界、文藝界、科技教育界還是衛生界,各種丑聞、惡性案件和事故經常發生,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買官賣官,以權謀私;濫用權力,壓制民主;寡廉鮮恥,惟上是從;醉生夢死,追求享樂;說一套,做一套;邊反腐邊腐敗成了官場的常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開展三年來,全國共立案查處涉黑和“保護傘”案件89742起,立案處理115913人。從2012年12月到今年5月份,立案審查調查省部級以上領導干部392人、廳局級干部2.2萬人、縣處級干部17萬余人、鄉科級干部61.6萬人。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日發出通知,要求為企業家創新創業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居然要求“對企業家能不捕就不捕,能不判就不判”。據報道,2020年3月,最高檢啟動了對涉嫌違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訴、不判處實刑的企業合規試點工作。有的省級領導竟然叫囂“誰跟民企過不去,我們就跟誰過不去”,要求各級領導甘當企業家的“店小二”,“不叫不到,一叫就到”。一位破格提拔的新任市委書記上臺伊始就在會上宣稱企業家是“衣食父母”。他們的資產階級立場是何等的鮮明!
總之,資本主義意味著生產過剩和經濟危機,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和“削減產能”并不能使中國經濟擺脫生產過剩的困境。面對日益上升的物價,月收入只有一千元的六億人能到豪華的商場中去“買,買,買”嗎?不能。重建獨立自主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以內需為主要發展動力的國民經濟體系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而對外貿易應該堅持進出口基本平衡。不重建公有制為主體的國民經濟體系,就不會有真正旺盛的內需和共同富裕;不重建對外貿易的國家壟斷體制,就不會有利國利民的進出口基本平衡。
三.又合作又爭奪的中美關系
多年來,中國的主流媒體幾乎天天在抨擊美國,同時又幾乎天天在呼吁中美合作。這是為什么呢?
中國人常講14億人口的中國是個大市場。其實,對于中國來說,美國等西方國家也是一個大市場。美國和歐盟加起來的GDP約占全球GDP的40%-60%。由于美英等國已經處于金融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階段,產業空心化十分嚴重,工業消費品主要依賴進口,而中國是其最大的進口來源國。自中國加入WTO以來,中美貿易額從2001年的804.85億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5836.97億美元,對美貿易順差從2001年的280.80億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2758.912億美元。中美貿易在中國貿易總額中占比始終超過12%。根據海關總署的數據,今年前5個月,中國對歐盟、美國和日本的貿易額占總貿易額的32.9%,其中,對歐盟和美國出口貿易額2.57萬億元,貿易順差1.267萬億元,對美順差0.86萬億元。可見,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市場對于中國資產階級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就是中國一直堅持“中美合作”,呼吁中美關系“重回正軌”的原因。然而,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中美之間的貿易并不是互利雙贏的,開放也不是對等的。2018年9月24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名為《關于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的貿易白皮書。白皮書說,綜合考慮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本國企業在對方國家分支機構的本地銷售額三項因素,美國在中美貿易中獲得了比中國更多的商業凈利益。扣除各自出口中其他國家企業子公司的貢獻,2017年美國享有203億美元的凈利益。白皮書說,中美貿易給美國消費者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2015年,中美貿易平均每年為每個美國家庭節省850美元成本,相當于美國家庭收入的1.5%。白皮書承認,中國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在環境、產業調整等方面承擔了較大成本。
為什么美國在中美貿易中獲得了比中國更多的商業利益呢?白皮書的解釋是:(1)中國切實履行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主動擴大了市場開放,而美國政府存在著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其中相當大一部分保護主義行為是針對中國的,特別是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實行管制。(2)美國印制一張百元美鈔的成本不過區區幾美分,但其他國家為獲得這張美鈔必須提供價值相當于100美元的實實在在的商品和服務。美國通過貿易逆差不斷輸出美元,輸出通貨膨脹,瘋狂攫取他國財富。
據中國科學院國家健康研究組2013年1月8日對外發布的《國家健康報告》披露,2011年,美國從全球攫取的霸權紅利超過7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96.8%,是攫取霸權紅利最多的國家;中國損失的霸權紅利高達36634億美元,占全球霸權紅利損失的47.9%,是霸權紅利損失最多的國家。報告說,美國霸權紅利占GDP比例高達52.38%,即美國有52.38%的GDP通過霸權獲得,而中國損失的霸權紅利占GDP比例達51.45%;美國人均占有霸權紅利達23836.7美元,而中國人均損失霸權紅利達2739.7美元,相當于中國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按勞動時間計算,中國勞動者有60%左右的工作時間是在無償為國際壟斷資本服務,創造“剩余價值”。
為了維持所謂“中美合作的大局”,中國允許美國向中興公司派駐監督人員。去年,鬧了一陣子“文本平衡”的糾紛后與美國簽訂了不平等的《第一階段中美貿易協定》。今年6月3日,拜登簽署了行政令,將59家中企列入投資“黑名單”,禁止美國人與名單上的公司進行交易。但與此同時,中國商務部卻說,中美雙方本著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態度,經貿領域已開始正常溝通,將共同努力務實解決具體問題。據報道,2020年,盡管中美貿易紛爭不斷,中國還是進口了創紀錄的1億多噸轉基因大豆。中國為什么一定要采購孟山都公司的轉基因大豆呢?原來,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草甘膦原藥生產國和出口國,而孟山都公司是大規模采購草甘膦原藥用來加工的跨國公司。中美資本家相互勾結,形成了互惠互利,殘害中國人民的產業鏈!
既然美國印制美元就可以攫取大量的中國財富,美國為什么還要與中國大打貿易戰,中國為什么還要執著地維持中美貿易關系呢?因為美國在享用中國提供的大量工業品的同時失去了這些產品的市場。中美貿易戰的實質就是資本爭奪市場。又合作又爭奪是“改革開放”以來中美關系的基本特征。我在《中國為什么執著地維持中美貿易關系?》一文中曾經指出,如果對美出口因為美國挑起貿易戰減少了,可以設法增加對其他國家的出口或者擴大內需來克服對美出口減少帶來的影響,為什么不在擴大內需上下功夫而要對美國委曲求全呢?因為,擴大內需意味著提高工資待遇,大幅度擴大內需意味著大幅度提高工資待遇。這樣一來,中國就有可能失去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世界工廠”的地位有可能被其他國家取代,這就損害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是他們絕對不愿接受的。列寧早就指出:只要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過剩的資本就不會用來提高本國民眾的生活水平(因為這樣會降低資本家的利潤),而會輸出國外,輸出到落后的國家去,以提高利潤。(列寧選集第二卷,783頁)
為了爭奪市場,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發生了矛盾。所謂“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韜光養晦,斗而不破”的謀劃貌似高明,實則使中國處于受美國挾持的屈辱地位,中美“夫妻論”就是這種屈辱地位的典型反映。事實證明,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與美國合作,必然會向美國輸送大量利益。不僅如此。對美合作還惡化了中國的國際環境。既然美國找中國鬧事穩賺不賠,日本、印度、韓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法國、歐盟為何不找中國鬧一鬧?就連立陶宛、捷克都來攻擊中國了。由于這些國家在配合美國找中國鬧事的時候首先盤算的是自身的利益,因此,怎樣鬧,鬧到什么程度,不同國家的鬧法是不同的,需要區別對待。
中美關系中重大而敏感的問題莫過于臺灣問題。
1971年11月22日,毛主席會見范文同,在談到臺灣問題時,毛主席說: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跑掉(《毛澤東年譜》,第6冊,420頁)。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識到,臺灣問題不同于香港問題,不可能和平統一,更不能采取香港回歸后那種“一切照舊”的政策。
要統一臺灣,中國必須在政治、經濟,特別是軍事方面做好充分的準備以阻止和粉碎美日等西方國家可能的軍事干涉,而中國目前的準備是不夠的。臺灣能否在未來十年內統一?讓我們拭目以待。可以預期,如果有一天中國采取軍事行動統一臺灣,美日等西方國家即使顧忌到中國在軍事上準備充分而不敢直接進行武力干涉,也一定會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甚至實行經濟封鎖。這樣一來,一個尖銳的問題就擺在了中國的面前:
要臺灣,還是要西方市場?
我們看到,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又一次和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發生了矛盾。只要中國堅持中美合作,臺灣就不會統一,美國就會繼續花樣翻新地打出各種各樣的“臺灣牌”。
未來,隨著科技水平和生產能力的進一步提高,中國資產階級將更加需要包括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內的海外市場,而美國為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將繼續變本加厲地使用各種手段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領域全面打壓遏制中國,千方百計卡中國的脖子,中外資本爭奪世界市場的斗爭將更加激烈。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18日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已經公開宣布中國是美國的戰略對手,把全面打壓中國確定為美國的國策。今年4月21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要求拜登政府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動員美國所有戰略、經濟和外交工具,強化同盟關系,抗衡中國。6月8日,美國參議院又通過了《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這意味著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美國對中國將采取對抗的態度。事實上,美國對外政策的核心目標從來就是利用各種時機和手段削弱和控制他國,即使盟國也不例外,遑論中國?這是國際關系的常識。由于拜登政府上臺后強化了特朗普政府的反華政策,中美會不會打仗成了人們議論的話題。有的人在談論國際形勢時動輒擔心對立的雙方會不會因為擦槍走火爆發戰爭,實在是一種無知的表現。試問:人類歷史上哪一場戰爭是擦槍走火而不是蓄意為之引起的?沒有,從來沒有。
美國出于維護自己全球霸權地位的需要,同時對中俄進行遏制打壓其實是在犯兩面樹敵的戰略錯誤。美國之所以要從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國撤軍,是想從中東脫身以強化所謂“印太戰略”,但它又不能放棄對中東這個盛產石油的地區的控制。美國這種力不從心的戰略處境短期內難以改變。另一方面,由于中國資產階級與美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加上統一臺灣的條件尚不具備,因此,中美又合作又爭奪的局面短期內不會改變,中美短期內不會打仗。美國總統拜登與俄羅斯總統普京6月16日在日內瓦的會晤之所以能夠舉行,是因為雙方在一陣惡斗之后都需要調整內外政策。這次會晤不會對當前的國際政治格局發生大的影響,美國離間中俄的企圖不可能實現,因為,面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打壓,中俄兩國除了相互合作別無出路。今后,盡管中、俄在某些問題上會與美國合作,但兩大陣營對峙的戰略格局已現雛形。
從長期來看,我們對中俄美爆發軍事沖突,爆發戰爭甚至核戰爭的可能性絕不可低估,要及早做好打大仗的充分準備。現代戰爭與以往的戰爭樣式大不一樣,包括網絡戰、生物戰、金融戰、太空戰,等等。事實上,美國及其盟國正在做發生戰爭的戰略準備。如果美日膽敢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應該下決心徹底粉碎美日同盟,驅逐美帝國主義出東亞。從現在起,中國就應該朝著這個目標努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建獨立自主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以內需為主要發展動力的國民經濟體系。
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打壓遏制促使中國人民對“改革開放”進行反思,而中國的主流媒體卻打著“愛國”的旗號培養群眾“對國家的崇拜”以掩蓋階級矛盾,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336頁)這就是主流媒體在呼吁中美合作的同時抨擊美國的原因。對此,人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祖國”和“國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祖國”指的是人民和人民賴以生存繁衍的土地,而“國家”在馬克思看來是階級統治的機關,二者不應混淆。(列寧選集第三卷,178頁)
四.前途和任務
為實現社會主義,繼而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是共產黨的立黨宗旨,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口號,不利于團結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共同奮斗。
2019年爆發的新冠疫情重創了世界,重創了美、印等國,暴露了這些國家的種種弊病,延緩了世界走向戰爭的步伐,而中國幸賴于尚存的社會主義成分(眾多的公立醫院和科研院所,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和愛國主義精神,等等),率先控制住了疫情,并積極支援其他國家抗擊疫情。由于新冠病毒變異快,接種了疫苗并不能獲得長期免疫力,因此,對感染者和疫區的隔離是防控新冠疫情最重要的手段,而疫情防控成敗的關鍵是政府的作為、國民的防疫意識和衛生條件。重經濟輕防疫和極端自由主義以及宗教聚集使得很多國家的疫情至今得不到有效控制,因此,全球的新冠疫情可能會持續幾年,而內防反彈,外防輸入將是我國的長期任務,不可松懈。新冠疫情溯源已經不是單純的科學問題,而是一場嚴重的國際政治斗爭。中國必須動用國家力量盡早查清新冠病毒的來源以捍衛自身權益。
由于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使美國可以利用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奉獻的“紅利”給美國老百姓提供價廉物美的生活用品,疫情中發放現金,從而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美國的階級矛盾和種族矛盾,維持了美國資產階級的統治,因此,在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停止給美國奉獻“紅利”之前,也就是美國的世界霸權遭受重大打擊之前,指望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的階級矛盾、種族矛盾大爆發,發生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主義革命,可能只是幻想。直到現在,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的反種族歧視斗爭也沒有發展成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大規模的群眾斗爭。所以,未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前途,社會主義的前途取決于中國工人階級的壯大和覺醒,因為中國工人階級遭受著本國資產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的雙重剝削和壓迫。他們不僅被剝奪了罷工和游行示威的權力,連被逼無奈去討薪都被說成是“惡意討薪”而被“依法”拘押和羞辱,甚至屢屢成為“反恐”的對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處于貧富大分化,階級大重組的過程中。中國的工人階級隊伍在修正主義的欺騙脅迫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分化重組。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數據,原來的產業工人中有三千萬人下崗,留在國有企業的和新進的職工在所謂的企業“現代化”改制中成了雇傭勞動者,失去了主人翁地位。去年,取消了事業單位職工的“編制”,使得這些職工與企業的工人一樣,成了雇傭勞動者。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說,“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靈光。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53頁)與此同時,兩億多農民工進城打工,其中大部分在規模較小的私企中工作。這就使得工人階級相比資產階級處于軟弱分散的狀態:退休職工多安于晚年生活而缺乏政治熱情,在職職工因怕丟掉飯碗很少起來捍衛自己的權益,農民工因打工不成可以回鄉也很少團結起來和資本家斗,而回不了鄉的新一代農民工和在農村為農業資本家打工的農民工的階級意識還很淡薄。雖然每年發生幾萬起“群體性”事件,但除了2010年4月的“通鋼事件”,四十多年來,幾乎沒有發生過較大規模的工人階級反抗資產階級的斗爭行動。
由于中國底子薄,潛力大,發展不平衡,特別是汪洋大海般的小生產每日每時都在自發地產生著資本主義,所以,在中國的工業化,也就是城鎮化進程基本完成之前,中國的資本主義處于上升時期,而中國的工人階級則處于壯大覺醒中。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走向壟斷以及智能技術的發展普及,穩定的就業機會越來越少,人民群眾的相對貧困逐步加深,階級矛盾逐步尖銳化,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將顯著增強,新的階級陣線將越來越分明。在這個時期,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任務就是堅持不懈地深入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分析總結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堅持不懈地利用各種事例向人民群眾揭露資產階級的各種罪惡和謊言,在批判各種剝削階級思想的斗爭中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發展壯大進步力量,為未來的階級大搏斗做準備。
當前,私有化正在瘋狂前行,假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國家主義、賣國主義、新儒學、享樂主義以及其它各種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雜拌兒充斥著主流媒體,侵蝕愚弄著人們的思想。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任務就是在批判這些腐朽的剝削階級思想的斗爭中解放思想,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武裝群眾。為此,特別需要發揚魯迅先生倡導的“韌”勁,克服憤世嫉俗的急躁情緒和消極悲觀情緒,因為這種情緒只會使我們脫離群眾。我們相信,在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中,將會涌現出更多的先進青年,勇敢地擔負起時代賦予的光榮使命。
今天,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正在發展,但正如列寧早就指出的,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獲得了勝利,但是這一勝利不過是勞動對資本的勝利的前階。(列寧選集第二卷445頁) 我們知道,解放前的中國老百姓絕大多數都是不識字的文盲。當年陜甘寧邊區的群眾選舉村干部用向碗里放豆子代替寫選票。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毛主席說,“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毛澤東,《愚公移山》)
我們相信,中國人民不會永遠受人愚弄,對中國人民的壓迫和剝削不可能永遠繼續下去,歷史的長河總會用階級斗爭的洪峰為自己開辟前進的道路!一個獨立自主,民主富強的社會主義中國必將重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吹響埋葬帝國主義的戰斗號角!
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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