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建黨100年紀念日。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　　

　　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綱領，關于黨的綱領部分如下：

　　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援助工人階級，直到社會階級區分消除的時候；

　　直至階級斗爭結束為止，即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為止，承認無產階級專政；

　　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

　　聯合第三國際。　　

　　現代意義的國民黨，比中國共產黨成立得要晚。

　　1894年至1924年，早期國民黨經歷了若干次演變。其前身是興中會、中國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1919年，正式更名為中國國民黨。此時的國民黨仍然是一個半封建幫會半西方政黨的松散的同盟。

　　1922年6月，由孫中山一手扶植起來的陳炯明叛變，孫中山陷入絕境。

　　1923年（ 中華民國12年）1月16日，蘇聯特使越飛在上海與孫中山會晤，商討改組國民黨、建立革命軍以及共產國際援助中國革命的問題。以此為精神，蘇俄代表越飛與孫中山在26日簽訂了《孫文越飛宣言》。

　　（1）孫逸仙博士認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國，因中國無使此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越飛完全同感，認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在民國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于此項大事業，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

　　（2）依孫逸仙的要求，越飛重申1920年9月27日蘇俄對華聲明：即蘇俄準備且愿意根據俄國拋棄帝政時代中俄條約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

　　（3）因承認中東鐵路問題只能于適當之中俄會議解決，孫逸仙以為中東鐵路之管理，事實上只能維持現狀。越飛同意鐵路管理辦法以雙方實際利益與權利，適當時候進行改組。孫逸仙認為此點應與張作霖商洽。

　　（4）越飛宣稱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孫博士因此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從外蒙撤退。

　　在此基礎上，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開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張國燾、李立三、瞿秋白等20多名共產黨員參加了會議。其中，李大釗被孫中山指派為大會主席團成員，譚平山代表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大會上作工作報告。

　　李大釗、譚平山、于樹德、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張國燾、于方舟、韓麟符、沈定一等共產黨員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或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約占委員總數的四分之一。隨即召開的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黨部，推選廖仲愷、譚平山、戴季陶為中央常務委員，譚平山任組織部部長，林祖涵任農民部部長，楊匏安任組織部秘書，彭湃任農民部秘書，馮菊坡任工人部秘書。

　　兩黨合作之初，就埋下了分裂的伏筆。

　　對中國是否存在階級矛盾、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兩黨有完全不同的認識。

　　孫中山的“大貧小貧”論，強調中國經濟落后，否定階級矛盾，他認為，中國工人與資本家的區別，只是"大貧和小貧"的差別；中國工人和資本家同受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中國工人要求得自身解放，必須投身國民革命。

　　重新讀一下中共一大通過的綱領，就會發現雙方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南轅北轍——國民黨不承認階級矛盾，只承認民族矛盾。共產黨則側重階級矛盾。

　　看看國民黨大佬的出身和家產，就不難理解雙方認識的差距的根源。個人可以背叛階級，但是本階級不能背叛本階級的利益。

　　在民族矛盾壓倒階級矛盾的情況下，買辦資產階級、大地主和大官僚與列強也存在矛盾的情況下，雙方有合作的空間。

　　但是，一旦列強愿意收買買辦資產階級、大地主和大官僚，列強與他們之間的矛盾緩和，雙方達成妥協，工人、農民、市民與買辦資產階級、大地主和大官僚之間的矛盾就會尖銳化，并暴露出來。

　　412、415、715反革命政變，就是這種矛盾爆發的必然結果。

　　雖然兩黨曾經聯手北伐，打擊維護帝國主義列強利益的舊軍閥，但是因為代表不同階級的利益，最終必然分道揚鑣。

　　買辦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和大官僚，本身就是壓迫階級，與帝國主義列強之間有妥協的余地，很容易與境外反動勢力媾和，成為境外反動勢力的爪牙。代表買辦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和大官僚利益的國民黨，不可能領導中國人民翻身求解放，引導中華民族復興，只能與境外勢力聯手鎮壓人民。

　　工、農、小資產階級和小知識分子，是被壓迫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大官僚和帝國主義列強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國人民反抗境內外壓迫的斗爭，中華民族的復興，必然也只能由代表工、農、小資產階級和小知識分子利益的共產黨所領導。

　　經濟地位類似，才能提出類似的要求。社會成員達成共識是建立在社會成員經濟地位類似基礎上的。階級社會之中，除非面臨亡族滅種的危險，否則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不會有共識。勞動者要求不勞不得，剝削者要求不勞而獲，兩者都要求建立對自己有利的上層建筑，雙方怎么可能有共識？

　　生產資料所有權懸殊，就會存在階級，就會存在分歧。生產資料所有權相差越懸殊，階級分化越嚴重，社會的分歧越嚴重。在絕大多數勞動者掙扎在死亡線上的中國，孫中山的“大貧、小貧”理論，只能停留在紙面上。

　　代表哪一群人的利益，是一個政黨必須做出選擇。

　　1927年，中國國民黨選擇了代表買辦資本家、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中國共產黨選擇了代表廣大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小知識分子的利益。選擇前者的利益，就要保護買辦和土豪，鎮壓“赤匪”；選擇后者的利益，就要“打土豪、分田地”，有仇報仇，耕者有其田。

　　面對來自國民黨反動派的武力鎮壓，中共從此走上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短期看，選擇代表買辦資本家、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與帝國主義列強達成妥協，獲得買辦資本家、大地主、大官僚和帝國主義列強的資金支持，由反動軍官、農村地主和城市幫會頭子雇傭來自民間的流氓無產者充當打手和耳目，鎮壓革命人民的勝率更大。事實也確實如此，反動派的軍隊與地主民團結合，撲滅了若干起義，攻克了中央蘇區。

　　長期看，一旦由于某種原因，代表廣大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小知識分子的利益的政黨，獲得了相對穩定的根據地，就能不斷動員群眾加入自己，獲得源源不斷的人力和物質資源壯大自己。尖銳的階級矛盾如同遍地的干柴，星火便可燎原。

　　星火是偶然，燎原是必然。軍閥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必然爆發，并演變為戰爭。反動政權抽不出手撲滅革命的火種時，革命的力量就能迅速膨脹。革命力量達到某一個臨界點，就能壓倒反革命的力量。

　　兩黨都深受蘇聯的影響，兩黨有相似的組織制度，都有黨員入黨宣誓制度，有層級分明的組織，有中央黨部有基層黨部，有全國代表大會，要求下級服從上級。　　‘

　　但是兩黨的組織強度，是完全不同的。

　　從同盟會到國民黨，孫中山飽受組織成員各行其是之苦。雖然號稱30萬黨員，但是一盤散沙，黨員們有利一擁而上，無利一哄而散，理想主義者如果沒有死于殉道式犧牲，便死于現實主義者的背叛和出賣。如同物競天擇，國民黨內能活下來并不斷發展壯大的都是機會主義者。

　　孫中山選擇國共合作的原因，除了希望獲得蘇聯的軍事和經濟支持，還學習蘇聯和中共的先進經驗，希望把自己的政黨改造成一支強有力的政治力量。

　　孫中山去世的時候，沒有實現這個目標。國民黨丟失大陸的時候，也沒有實現這個目標。國民黨雖然采用了共產黨類似的組織方式，但是依然是一盤散沙。

　　除非剝奪國民黨主要領導人員的私有資源，否則，國民黨就注定是一個買辦資本家、大地主、大官僚、大軍閥組成的同盟。同盟成員各自獨立核算，各自有各自資源，各自有各自利益，各自有各自訴求，甲之收益未必不源于乙之損失，反之亦然。各個成員，各自都有維護各自利益所需的私有資源。這種情況下，怎么可能要所有成員凝結為一體，以集體利益為重，為集體利益令行禁止呢？

　　要從上到下剝奪所有國民黨黨員的資源，所有國民黨員都會叛黨，反動的黨魁還能指揮誰？那時，就不是黨魁剝奪黨員的資源，而是有實力的黨員罕見達成一致，廢黜現任黨魁并重新推舉一位新的盟主。

　　短期看，由于買辦資本家、大地主、大官僚形成同盟，國民黨反動派幾乎壟斷了所有物質資源，從長期看，這些私有的物質資源，恰恰是國民黨分裂的原因。

　　相比之下，共產黨的資源由組織統一掌握，個人利益與組織利益高度融合，任何個人都無力對抗組織的決議，組織決議來自集體意志，體現集體的利益，即使是陳獨秀、博古也無法對抗。

　　所以，雖然共產黨擁有物質資源相對較少，但是總能擊破反動同盟中更弱的個別軍閥。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各個軍閥心懷鬼胎，最終無法徹底剿滅紅軍。

　　國共兩黨都受蘇聯影響，是一棵藤上的兩朵花。兩朵花，一白一紅，白花選擇了代表壟斷物質資源的少數人利益，紅花選擇了代表被剝削的多數人的利益。從兩黨分裂那一刻起，就決定了最終的解決結果。

　　長期的結果是注定的，路徑必然是艱難曲折的。　　

　　一大召開28年后，一大代表之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當年的有志青年，終于實現了縛住蒼龍的夢想，卻已人過中年。

　　作為過來人，毛澤東深知公與私的利害。

　　但是，在一個長期積貧積弱、需要高積累實現工業化的國家，無法實現按需分配社會產品，生活消費品的短缺和不足長期存在。在這樣的國家中，私有觀念在短期內難以消除。

　　破國民黨反動派易，破心中賊難。

　　建立新中國，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何完成后續的道路，需要后來人的長期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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