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信息技術的影響下發生了巨大變化，突出表現在西方進入所謂“后工業化社會”，第三產業取代第二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大量貧困的產業工人集中在同一工廠從事高強度和重復性勞動的現象基本消失，“中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共產黨宣言》所宣稱的資產階級時代階級對立日益簡單化、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1](p.32)殘酷的階級斗爭似乎成為了歷史。但舉世震驚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及其引發的沖擊波幾乎遍及全球所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主要城市，不僅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分化和階級對立問題極其嚴重，也向我們昭示：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并沒有過時。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后采取的諸多反常措施以及歐洲不斷上升的“反建制”力量在全球產生的一系列連鎖反應，更是折射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全球化時代面臨著嚴峻挑戰，這些挑戰自然也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國內無法解決的不平等問題及由此帶來的激烈的階級沖突。值《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之際，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深入剖析當今西方的階級結構，對于理解全球治理困境、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歷史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唯物史觀認為，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是人類社會所有經濟活動的基礎，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是物質生產的基本因素，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和條件，決定了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因而，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和控制是社會生產進行的首要條件。人們在社會生產中具有不同地位、發生相互關系，體現這一地位和相互關系的經濟范疇就是階級。階級與階級斗爭并非隨著人類產生就有的現象。階級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生產出現剩余后的產物，確定人們階級身份的首要依據是看其是否掌握生產資料并以此無償占有他人的勞動。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后，階級與階級斗爭并沒有消失，而是代之以新的形式;資本主義在不同發展時期和階段，階級問題也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共產黨宣言》發表的時期，恰值產業資本和工業資產階級處于世界舞臺的中央，資本積累和擴張的本性以及社會生產與組織結構的特點決定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激烈對抗的不可避免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多種因素推動下，促進資本積累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即積累的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全球生產體系的出現便是重要表現，這是我們觀察和分析當代西方資本主義階級結構新變化的重要基礎和前提。

一、全球生產體系：資本全球化的產物 

　　“生產為一切形式的社會存在創造了物質基礎。”[2](p.2)自人類誕生，物質生產活動便隨之產生，生產活動從最初的獲取現成的天然產物為主，到后來的馴養牲畜和耕種土地等;生產組織形式從最初的以個體和血族為單位，到后來的以家庭為中心。與此同時，私有制、交換、財產差別、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等行為和現象也逐漸出現，社會不斷分裂為不同的階級，階級之間為占有勞動成果而不可避免地發生不同程度的沖突與斗爭，作為控制階級對立與緩和階級沖突的重要組織——國家，最終出現，國家說到底是統治階級用以組織和管理社會的工具，它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生產的發展。縱觀資本主義出現之前的各種社會形態，盡管不乏大規模的長途貿易和交換活動，但人類社會的生產總體上是自給自足式的，自然經濟占絕對主導地位。隨著以追求商品價值和利潤增值的市場經濟——準確地說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甚至生存方式發生了質的變化。

　　從生產起點看，勞動者轉化為商品和生產者擁有一定量的貨幣資本是物質生產的前提，勞動采取了雇傭勞動的形式;從生產強度看，勞動者超過自身生活需要的范圍從事大量勞動，資本發展成為一種強制關系，“資本在精力、貪婪和效率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強制勞動為基礎的生產制度”;[3](p.359)從生產目的看，資本主義生產是為了獲取剩余價值，產品的交換價值占社會絕對優勢地位，價值實現是影響生產者生存和發展的重大問題，“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1](p.35)從生產組織形式變遷看，無休止地追逐剩余價值所帶來的激烈競爭促使資本家必須不斷提高勞動生產力、擴大生產規模，進而變革生產方式，“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1](p.34)

　　資本是工業文明時期的核心要素，是物化在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和貨幣中的生產關系。正是資本所具有的無限積累和擴張的本性，一方面帶來生產方式變革，另一方面促使經濟體系擴大。在生產方式方面，工場手工業和大工業是兩種與產業資本相適應的重要形式。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工場手工業以兩種方式產生：不同種獨立手工業的工人在同一個資本家的指揮下聯合在一個工場里生產產品;許多從事同一個或同一類工作的手工業者，同時在同一個工場里為同一資本所雇傭。[3](pp.390-391)工場手工業的優點在于將原來分散的手工業結合在一起，縮短了生產階段之間的空間距離，一定勞動量在一定時間內消耗的原料數量相應增加，大大提高了產量。其缺點也是明顯的：由于分工的基礎是手工業，這種狹隘的技術基礎使生產過程得不到真正科學的分解，工人畸形發展，變成局部工人。工場手工業固有的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帶來的變革產物之一便是機器。用機器生產產品是大工業區別于工場手工業的本質特征，大工業正是借助于機器，排擠了手工業生產和工場手工業生產。在資本邏輯支配下，機器生產對工人造成諸多負面影響，如降低了勞動力的價值、提高了勞動強度、延長了工作日、制造了過剩的勞動人口。不僅如此，大工業還帶來產品過剩和原材料消耗過度這兩大困擾資產階級的難題。于是，資本需要持續開拓國內外市場，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呈現不斷開放與擴大的趨勢，直至以全球市場為范圍的國際分工形成，“一種與機器生產中心相適應的新的國際分工產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轉變為主要從事農業的生產地區，以服務于另一部分主要從事工業的生產地區”。[3](pp.519-520)

　　顯然，國際分工的形態和特點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與生產的具體方式決定的。在馬克思所闡述的農業與工業兩種不同生產方式構成的國際分工形態出現之前，世界經濟中實際早已存在另一種國際分工且已持續數百年，那便是史學家弗蘭克所稱的以亞洲為中心、東西方圍繞白銀這一貴金屬而展開的交換活動。當時的白銀如同世界經濟體中的“血液”，便利著全球經濟的發展。歐洲人通過在美洲開采的大量白銀，獲取巨額利潤，交換亞洲主要國家大量商品，從而得以進入當時亞洲主導的世界體系。據估計，在1800年之前的數百年間，美洲生產的總量超過13.7萬噸的白銀中，有6萬噸被運往到了中國。[4](pp.134-139)可以說，圍繞白銀展開的國際貿易構成了商業資本主義時代國際分工活動的主要內容。之所以會發生這一切，除了西歐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當時歐洲的生產力水平總體處于落后狀態——既沒有發達的農業，也沒有先進的手工業，遑論工業。這一國際分工所造成的結果是東西方命運的轉折，即西方崛起、東方衰落，乃至東方成為西方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到了工業資本主義時代，西方成為世界體系的主導者和世界工廠，向全球提供不可計量的產品，而世界體系的外圍國家則成為原材料供應地和產品傾銷地，工業化程度成為衡量一國發展水平和實力的根本標準。如果說商業資本主義時代代表全球化的準備和起步階段，那么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則代表全球化的發展和深化階段。但這兩大全球化下國際分工所蘊含的生產體系均不是真正的全球生產體系，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商業資本主義時代并沒有出現大規模、成批量的工業生產，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工業生產依然局限在單一國家內部;其二，在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時代，資金、信息并沒有在全球實現完全的即時流動，進而無法滿足生產活動的全球化分解。真正的全球生產體系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興盛于20世紀90年代，突出標志是老牌的工業國向世界體系中的外圍國家轉移中低端產業、發展中國家成為世界工廠、大型跨國公司成為全球生產的主導者、西方資本實現了全球范圍的自由與即時流動。這種現象的產生，有幾大不可忽視的因素。

　　第一，從國際政治環境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曾經的舊殖民主義體系逐漸瓦解，維護國際和平的力量極大增強，大量新興的民族國家獲得獨立并通過國有化本國重要資源的方式走上工業化道路，試圖實現真正的國強民富。在這種競爭態勢下，西方過去打造的以自身為中心的國際分工體系已經無法維持下去，必須要重建新的分工體系，以繼續占有全球經濟制高點。

　　第二，從資本積累模式看，資本積累過程存在周期性波動，“到60年代晚期，繁榮期已經過去，有利于發展的條件不復存在”，[2](p.250)此時面臨危機的西方亟需新的變革。此外，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已基本實現工業化，加上長期實施凱恩斯主義政策，國內勞動力成本較高，為了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對外轉移中低端制造業、實施“去工業化”便成了一種理性選擇，而大批獨立不久的國家由于資本稀缺、技術和管理水平落后，基本也愿意接納來自西方的產業。

　　第三，從生產力發展水平看，計算機技術的出現，既極大地便利了資本的全球瞬時流動，也使得生產活動的全球分解和協調成為現實。不僅如此，當下以計算機為重要基礎的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正在對傳統產業造成史無前例的沖擊，一系列新興行業和部門不斷涌現。當前一些國家出現的以自動化和智能化為主要特征的“無人工廠”“無人超市”“無人駕駛”等充分顯示了這種沖擊的廣度和深度。信息技術對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影響之深刻，成為英國學者佩蕾絲提出“技術—經濟范式”[5](p.21)的重要背景。美國著名學者丹·席勒甚至將當今資本主義稱為數字資本主義，“數字資本主義就是指這樣一種狀態：信息網絡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與規模滲透到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成為資本主義發展不可或缺的動力與工具”。[6](p.5)

　　全球生產體系的形成是社會分工，尤其是科學技術發展到較高程度的重要標志。全球生產體系形成后，生產的組織方式不再局限在某一個企業或國家內部，原先一個企業內部的生產過程分布到世界各地，單個企業可以專注于某一核心業務，企業可以在全球高效、迅速地配置資源。

　　盡管國內外學術界對全球生產體系認識不一，形成了諸多理論和觀點，如世界體系理論、資本循環理論、勞動過程理論等。[7]但毋庸置疑的是，全球生產體系說到底是資本全球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全球生產體系出現的動因是資本運動，至此，資本實現了國際范圍內的周轉和循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擴張到了全球。與此同時，資本全球化也進入最高階段——金融全球化。西方金融寡頭利用貨幣霸權，壟斷創造信用的權力，通過金融化方式對國際大宗商品實施定價，盤剝實體經濟和資源富集型國家，以攫取巨額暴利。傳統的國際分工中工業國與農業國間的分工格局被實體經濟國家和金融主導型國家間的分工所取代。之所以要把金融資本及其全球化與全球生產體系聯系到一起，主要是因為兩者之間存在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其一，西方金融資本過度擴張帶來的諸如資金使用成本過高、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間利潤率水平差異過大等問題是造成國內中低端產業對外轉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金融化環境中，不僅一些實體型企業可以通過金融化方式繞過“骯臟”的生產活動，輕松獲取可觀的利潤，作為消費者的普通勞動者也可以利用金融工具獲得信貸，提前消費，實現流動性的“穿越”。其二，在當今國際要素市場上，壟斷的本質是金融壟斷，西方大型跨國公司背后基本都有強大的金融資本支持，擁有充足的流動性，進而在掌握國際營銷渠道和產業鏈高端的同時，擁有大宗商品定價權。其三，在當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金融部門如同經濟體中的大動脈和發動機，決定資本和信用的流向，[8]金融由此成為國內財富乃至世界財富分配的最重要工具。因此，沒有金融資本的強有力支持，單靠全球生產體系和產業鏈高端，西方不可能維持長久的國際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一定程度上說，全球生產體系與金融全球化是資本全球化這枚硬幣的正反面。

　　“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1](p.35)在商業資本主義和產業資本主義時代，世界市場是西方傾銷商品、輸出資本的場所，商品與資本的國別屬性以及稅收的歸屬問題較為清晰;到了金融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結構不斷虛擬化，資本主義走向全球一體化，世界市場則成為西方國家獲取他國廉價產品、財富，甚至轉嫁危機的場所，商品與資本的國別屬性變得越來越模糊，西方國家的主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金融資本的侵蝕。

　　綜上所述，全球生產體系不僅意味著生產的全球化，也伴隨著金融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又對生產、分配、消費等多個方面產生影響。加之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世界各國的資源、財富等均被整合到西方資本的全球積累和擴張中，結果便是南北國家間的巨大發展差距和全球經濟日益嚴重的失衡。發達國家表面上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其國內分化，尤其是貧富分化問題也逐漸凸顯，階級結構與階級對立不是簡單化而是更加復雜化，資產階級既有聯合，也有分化，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則在很大程度上喪失。

二、全球視野下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 

　　階級分析仍然是觀察和研究當今西方乃至世界問題的重要方法。由于全球生產體系的存在和發展及其對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帶來的諸多影響，對當代西方社會階級結構的分析必須要有全球視野。

　　（1）當代西方資產階級

　　我們將當代西方資產階級分為三大部分，并重點分析前兩部分，第一部分的跨國資本家階級是資產階級聯合的產物，第二部分的高科技資本家階級是新的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分化的產物，第三部分是民族資本家階級。

　　一是跨國資本家階級，主要由西方跨國公司中的寡頭組成，這些跨國公司既包括實體型企業(生產與零售類等)，也包括金融類企業(銀行、證券、評級機構等)。

　　隨著資本全球化的迅猛發展，西方資本已經在相當程度上突破了各個民族國家的疆界，以往的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出現了新的更高程度的聯合，這種聯合是建立在作為全球經濟“制高點”——跨國資本形成的基礎上的。我們將西方跨國公司中的寡頭組成的集團稱為跨國資本家階級，它是“新的世界性統治階級”。[9](p.61)相關學者研究發現，歐美國家的150家跨國公司構成全球私人權利聯盟，占據全球財富40%以上，而150家跨國公司背后的真正主人是華爾街和倫敦金融業屈指可數的一些人，這些人正是通過把持金融市場和國際銀行體系來掌握150家跨國公司的。[10](pp.Ⅱ-Ⅲ)

　　跨國資本家階級的出現有其必然性。第一，全球生產體系的建立導致生產過程全球化、碎片化和分散化，為了促使研發、設計、生產、銷售等各環節能夠科學高效運行，西方資本需要對這些活動實行集中化管理。此外，不同的西方壟斷資本之間也需要進行協調和合作，如建立戰略聯盟、轉讓專利使用權等，以促進信息共享、防止利益流失。第二，大量新興的民族國家成為世界經濟中的重要參與者，資源的有限性和發展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促使西方寡頭必須實施相當程度的聯合，以各種方式掌握世界主要資源，進而維系優越的生活方式。最近十多年來，西方試圖將二氧化碳排放配額作為可以交易的金融產品進行自由掛牌交易與轉讓，這種新的國際貨幣制度表面上是為了降低世界的碳排放量，從而有助于改善環境和保護資源，但實質上卻有利于已經實現工業化的西方國家，制約了正處于工業化進程的發展中國家。第三，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失誤，如資本市場過度開放、資產價格過高等，這無疑給了西方壟斷資本采取如金融戰、貨幣戰等方式以攫取巨額財富的機會。正因如此，在金融技術和信息技術的新條件下，西方跨國資本既創造了新的積累途徑——金融掠奪，也大大便利了聯合。

　　二是高科技資本家階級，主要由掌握人工智能、機器人和移動互聯網等高科技領域中的寡頭組成。

　　近些年來，文化帝國主義、信息帝國主義等詞語不斷出現，這實際上反映了傳統資本主義進入信息時代在新的發展階段出現的新變化。具體來說就是資本主義的運行模式，如利潤來源、商品營銷手段、投資場所等與傳統資本主義存在重大差別。有數據顯示，2016年1—3季度，蘋果公司贏利450億美元，而且手頭還擁有2350億美元的現金與流動資產，今天美國最賺錢的行業是信息通信業，而非一百多年前的鐵路公司和幾十年前的汽車公司。[11]在信息時代，科技巨頭可以通過網站、社交網絡等虛擬平臺，迅速匯聚全球成千上萬的消費者和客戶，且跨越國界，不分階級、種族和年齡，因此可以很自然地將業務快速拓展到各個領域，進而在極短時間內賺取巨額利潤。由此，壟斷資本往往借助大眾傳媒和廣告等途徑制造“意識形態陷阱”，傳播極端的消費主義和個人主義理念等，普通商品的消費和虛擬空間的生產性消費由此也成了資本積累的新領域。

　　從當前發展趨勢看，人工智能、機器人和移動互聯網等構成了引領未來的高科技發展成果。然而，這一切依然受到資本邏輯支配，高科技領域的寡頭構成了新的資本家階級，這一新的高科技寡頭不僅進一步對勞動者的權利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也正在挑戰傳統的金融寡頭和制造業寡頭既得利益，突出表現為高科技影響甚至重塑原有的產業業態及利潤創造和分配模式。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向亞馬遜“開炮”，指責其“沒有繳納足夠稅收，還導致數千家小型零售商破產”，[12]表面上看這是高科技下的稅收之爭、就業之爭，但本質上則反映了高科技寡頭與傳統產業寡頭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換言之，當今西方的精英群體內部也出現了分裂，精英間的不平等導致了精英治理的失敗，一些國家甚至陷入疲憊不堪、方向感盡失的境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陷入困境給其主導的世界也帶來了種種負面影響，這便是當前全球治理出現危機、經濟全球化出現新變局的重要原因。

　　三是民族資本家階級，主要由西方國內的金融寡頭、傳統的制造業與商業寡頭、石油與軍火寡頭等組成。

　　西方的民族資本家階級構成成分較多，盡管我們在這類資本家階級前面冠以“民族”二字，但一些資本家很多時候在從事經濟活動時并不以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為考量前提，其自身也深陷跨國化的巨大旋渦。在資本全球化所帶來的激烈競爭影響下，西方國內傳統的金融寡頭、制造業和商業寡頭等的利益與地位受到的影響也較大，僅作為上層統治階級中的普通成員而已，遠不能與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相比。相比而言，西方的石油與軍火寡頭則較為特殊，一是其完全脫離物質生產領域;二是其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與國內外局勢密切相關。如在美國，軍工企業影響力極大，很多議員在軍工企業擁有大量投資，布什父子發動兩次伊拉克戰爭均與軍工財團密切相關。美國在經濟陷入衰退時，往往需要通過對外發動戰爭走出危機。[13](p.218)[14](p.116)

　　除上述以外，還有規模與營業額均較小、存在雇傭制度和剝削現象的普通企業中的資本家階級。顯然，這部分資本家對國內和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基本不產生影響，本文不作進一步分析。

　　（2）當代西方工人階級

　　相比資產階級這個群體，對西方工人階級的分析顯得較為困難。

　　當代西方工人階級無論是在收入水平、工作環境，還是在享有的政治權利等方面，均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年代的工人階級不可同日而語。伴隨西方經濟結構的變遷，工人階級內部結構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在部門結構方面，隨著部門結構的“服務化”，工人階級就業的去向越來越偏向服務業部門和行業;在職業結構方面，白領工人占主體;在社會結構方面，女工和移民日益重要。[15]深層次地看，在資本與信息時代，面對積累方式極為靈活的強大的壟斷資本，工人階級的分化現象更為嚴重，是一個矛盾的群體，可以從其二重身份方面看出。

　　第一，工人階級作為勞動者，總體處于分裂狀態。一方面，由于西方大量中低端產業的轉移，西方工人階級面臨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的強有力競爭，大量移民涌入西方發達國家也影響著本國工人階級的就業，加上民族主義的慫恿，這些均導致西方工人階級支持本國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對移民，造成世界上各個民族國家勞動者間的撕裂，不同國家間不同處境的勞動者之間難以相互理解，當前西方右翼民粹主義不斷滋生便是表現之一;另一方面，隨著后福特主義生產方式的推行，“彈性”工作制度被廣為采納，勞動者的工資被擠壓，大量工人成為可以任意支配的臨時工，“資本家階級通過組織的彈性增強了資本家對工人的談判能力”。[16]由此帶來的后果是勞動者之間的分裂，工會力量受到極大削弱，“在1955年，超過1/3的美國員工隸屬于某個工會組織。到了2006年，這個比例不足8%。這使美國員工爭取更高工資和更好福利待遇的談判力量急劇下降”。[17](p.79)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西方政府為保全資本利益，對工人階級的勞動主權實施了進一步的打壓。[18]

　　第二，工人階級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總體上力量獲得壯大，甚至可以說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一方面，全球化打破了原有穩定的生產體系，迫使所有企業為贏得消費者和投資者的信賴而展開激烈競爭，這帶來了大量廉價的商品和服務以及回報率更高的投資產品;另一方面，在信息化時代，消費者和投資者的選擇范圍更大、更便捷，可以為獲得更有利的交易活動在全球做出選擇。隨著智能化生產的出現，個性化的定制生產模式也應運而生。[19]正因為如此，以至于給人們造成似乎是消費者和投資者在驅動整個世界運轉的假象。

　　事實上，在民族國家內部，工人階級還有一個身份，即其首先是作為一國公民而存在。顯然，民族國家采取的統治策略(如國家認同)勢必也會促使工人階級遠離國際團結與聯合，更多地靠近和擁護本民族國家，這必然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加劇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美國的工人與墨西哥的工人在原則上都可以被看作是跨民族的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美國的工人由于國籍而有著更高的優勢地位，他們把國籍看作比他們自己任何的階級團結都更重要得多，實際上，美國人在很多方面都高于墨西哥人，而且是以一種準階級關系來剝削他們。”[20](p.15)工人階級在民族國家和國際團結之間所處的尷尬境地恰恰反映了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所帶來的不容忽略的影響，即“民族國家不再是適合分析的個體單元”。[9](p.115)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或許美國著名政治經濟學者賴克使用的“超級資本主義”稱謂更為合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的分析，有兩種論點值得回應，即“貧困消失論”和“中產階級主體論”。持“貧困消失論”的學者認為，當代西方“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1](p.43)的現象已經不存在了。確實，當代西方勞動者的絕對貧困已很少見，但相對貧困，即財富與收入分配不公平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更為嚴重。“在歐洲最上層10%的人占有總財富的60%、在美國則占到70%……什么真正的變化也沒有發生：資本所有權的不平等還是很嚴重。”[21](p.265)持“中產階級主體論”的學者認為，在當今西方社會，中產階級占主體，階級斗爭已從西方的歷史舞臺消失了。這一觀點把由職業與收入所規定的階層與由生產資料占有所規定的階級相混淆，進而將現象與本質相混淆，忽視了中產階級收入的性質、水平、決定方式及其職業所借以存在的生產關系基礎。只要私有制存在且占經濟的主體，由此帶來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就不可能消失。如果真的存在一個掌握主要生產資料且占社會主要組成部分的中產階級的話，西方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不平等問題。

　　《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的170年間，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在內的整個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曾經的資本主義由于大量中低端產業對外轉移而擺脫了生產過剩危機的困擾，但因經濟過度金融化和虛擬化而產生的金融危機卻頻繁發生。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變化帶來了階級結構的新變化，如何在資本主義的這些新變化基礎上看待其歷史走向是當前人們爭論的焦點。對此，我們依然應該遵循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

　　第一，從短期看，西方資本主義在諸多方面仍擁有絕對優勢，不應過度夸大其衰落程度。[22]在全球生產體系下，西方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活動更加全球化，純粹意義上的國別企業變得極為少見。西方壟斷資本甚至可以依托產業鏈高端、嫻熟與發達的金融和信息技術，輕松對外轉嫁危機。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寡頭長期的巧妙運作下，全球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成熟和聯合程度受到較大影響，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意識大大降低。

　　第二，從長期看，西方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無法根除，特別地，高科技所帶來的巨大變化在迅速重組原有的生產結構及在此基礎上的階級結構。盡管產業資本主義時代下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尖銳的階級矛盾在當下被諸多條件所遮蔽與轉移，但西方的弱勢政府卻既無法遏制本國金融寡頭的暴利，也無法根本解決新興的高科技寡頭對整個國民經濟帶來的沖擊(就業、稅收、階級矛盾等)。由此可斷言，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在進一步發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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