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在中國早期傳播的特點

　　——以《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和傳播為視角

　　內容提要:《共產黨宣言》是一個系統科學、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正是由于它在中國的傳播,促使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逐步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然而,20 世紀 30 年代以前,《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早期翻譯和傳播并不同步,而是經歷了一個差序性的、漸進的過程,總體上呈現出遞進性翻譯與選擇性傳播、多路徑傳播與多梯次傳播、主觀性解讀與“中國式”解讀、傳播與中國化的雙重變奏等特點。系統總結《共產黨宣言》在中國傳播的這些特點,不僅有助于我們認識早期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心路歷程,而且有助于我們在比較中了解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如何最終確立了自己的信仰。

　　關 鍵 詞:《共產黨宣言》;知識分子;傳播特點

　　作者簡介:王剛,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回溯歷史,中國共產黨人初心和使命的確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在中國的早期翻譯與傳播。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朱德、劉少奇等中國共產黨人,都是由于受到《共產黨宣言》( 以下簡稱《宣言》) 的感召而最終確立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20世紀30年代以前,《宣言》雖然是中國早期知識分子接觸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但它的具體理論在中國的早期翻譯與傳播并不是同步的,而是經歷了一個差序性的、漸進的過程,呈現出一些鮮明的特點。

一、遞進性翻譯與選擇性傳播

　　“遞進性翻譯”是指早期中國知識分子在翻譯《宣言》時,呈現出從“只言片語”到“部分章節”再到系統的全文翻譯的逐步遞進過程。“選擇性傳播”是指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下,早期中國知識分子從各自的階級利益、政治需求以及理論旨趣出發,對《宣言》的相關理論進行了有目的、有選擇的傳播。

　　(一) 《宣言》的遞進性翻譯

　　1848年《宣言》一問世,就開啟了它在世界各地的翻譯和傳播進程,成為“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傳播最廣和最具有國際性的著作”。然而,與《宣言》在世界其他地區傳播的情形不同,其最初進入中國的歷程既晚且緩,呈現出鮮明的遞進性特點。從 19 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前,《宣言》在中國的翻譯大致可分為三個遞進的歷史階段。

　　一是對《宣言》進行摘譯或片譯的階段。1899 年至 1907 年間,早期知識分子主要是對《宣言》的個別單句和段落進行摘譯,并且多是集中在《宣言》前言和第一章的開頭幾段、第二章的文末幾段以及第四章的結束段,尤其是全文的最后一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曾先后被趙必振、朱執信、宋教仁、葉夏生和廖仲愷等不同的知識分子反復翻譯。

　　二是對《宣言》的部分獨立章節進行翻譯的階段。1908年至1919年間,中國人向日本的學習進入了一個高峰期。他們受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進行了大量翻譯。這一階段,留日中國學生翻譯《宣言》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篇幅更長,部分獨立的章節逐漸被完整翻譯。例如,1908年1—3月,民鳴曾先后在《天義》報上發表了其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序言》與《宣言》前言和第一章;1912年,廣東的《民生日報》也刊發了陳振飛翻譯的《宣言》第一章《紳士與平民階級之爭斗》; 1919年,北京大學學生李澤彰在《國民》雜志上發表了其翻譯的《宣言》第一章《馬克斯和昂格斯共產黨宣言》,等等。

　　三是對《宣言》正文全文進行系統翻譯的階段。1920年,受《星期評論》雜志委托,陳望道參照日文和英文藍本,首次對《宣言》進行了全文翻譯,這是《宣言》在中國早期翻譯和傳播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標志性事件,對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系統掌握《宣言》的理論內容和精神實質從而確立共產主義信仰影響至深。毛澤東曾回憶道:“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此后,更多的知識分子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人對《宣言》正文全文及其相關序言進行了系統而全面的翻譯與傳播,極大地滿足了革命實踐的需要和中國人民對科學真理的渴求。

　　(二) 《宣言》的選擇性傳播

　　《宣言》最初之所以能夠進入中國,并非是早期知識分子的一種“不自覺”或“無意識”的行為,而是一種有意識、自覺的活動。事實上,中國早期知識分子遞進性翻譯《宣言》的過程,也是在對《宣言》的具體理論進行選擇與傳播的過程。

　　在早期知識分子中,先后對《宣言》進行選擇性傳播的主要有外國在華傳教士、資產階級改革派、資產階級革命派、無政府主義者以及馬克思主義者等。他們之所以對《宣言》進行選擇性傳播,都是希望以此來詮釋自己的理論主張與政治活動。以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為例。以孫中山、朱執信、胡漢民、宋教仁、葉夏生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具體摘譯《宣言》時,都進行了各有取舍、各有側重的介紹和傳播。他們對《宣言》的某一理論進行選擇性傳播,并非由于他們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而是試圖以此來宣傳和完善自己的革命學說———“三民主義”,從而為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尋求理論支撐。例如,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一文中,朱執信根據自己對《共產黨宣言》的閱讀和理解,頻繁地使用了“掠奪”“壓制”“爭斗”等具有革命性的詞匯,尤其是摘譯了《宣言》第一章開頭有關“階級斗爭”的話語。這表明,雖然朱執信了解《宣言》的全部內容,但他卻主要選擇并傳播了《宣言》中的階級斗爭理論,而對“社會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文獻”“共產黨人對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等內容卻只字未提。再如,在《無政府黨與革命黨之說明》一文中,葉夏聲主要對《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條綱領進行了介紹和傳播。他之所以這么做,一方面是為了說明“三民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存在本質區別,且明確表示反對無政府主義; 另一方面,他希望借助這十條綱領來描繪和詮釋孫中山提出的“民生主義”思想。

　　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傳播《宣言》的目的與其他派別有著本質區別。這是因為,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一開始就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救國救民的真理學說來對待的。在他們看來,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是“拯救中國的導星”; 要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傳播

　　《宣言》的進程中,也表現出選擇性傳播的特點。例如,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李大釗節譯了《宣言》前兩章的部分內容,但他主要對《宣言》的唯物史觀作了選擇性傳播。在傳播唯物史觀過程中,他又重點介紹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同時也指出了“經濟競爭”是貫穿整個馬克思主義的“一條金線”。與李大釗不同,陳獨秀主要對《宣言》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進行了選擇性傳播。他指出: “由資產主義的社會移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之間,必然有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這政治的過渡時期,就是勞工專政”,而要實行勞工專政,歸根結底必須“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做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與指導者不可”。應該說,盡管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根據自己的理論旨趣對《宣言》作了不同的選擇性傳播,但他們的出發點都是基于對馬克思主義的服膺與信仰,是為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拯救中國”。

二、多路徑傳播與多梯次傳播

　　多路徑傳播,一方面是指《宣言》傳入中國有日本、歐洲、蘇俄等多條路徑,是以多國語言文字為藍本翻譯過來的; 另一方面是指《宣言》在中國傳播也有多種途徑。梯次性傳播是指《宣言》在中國的傳播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經過了多梯次的傳播逐步到位的。

　　(一) 《宣言》的多路徑傳播

　　一是《宣言》傳入中國的多路徑。19世紀末20世紀初,由于中日地緣接近、日本學習西方比較成功以及社會主義思潮在日本的影響日益擴大等,中國早期知識分子接觸馬克思及其學說,主要是通過日本學者,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的最早中譯本( 包括《宣言》) 大都是根據日譯本轉譯過來的。例如,1903年2月,留日學生趙必振就翻譯了日本學者福井準造著的《近世社會主義》一書,其中提及《宣言》共計四次,并對《宣言》最后一段話進行了摘譯; 1908年1月,《天義》報刊發的《〈共產黨宣言〉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序言》,也是由“日本堺利彥君,曾據英文本直譯,而民鳴君復譯以華文”而來的。十月革命后,法國逐漸取代日本成為馬克思主義和《宣言》傳入中國的主渠道。這一時期更多人是開始以英文、法文、德文和俄文等為藍本來翻譯《共產黨宣言》。例如,1919年,《國民》雜志刊發的《馬克斯和昂格斯共產黨宣言》,就是李澤彰直接從英文翻譯過來的;1920年,當時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以法文版《宣言》為藍本對其進行翻譯和傳播; 1929 年,成仿吾曾以德文版《宣言》為藍本并參照英文和法文譯本翻譯了《宣言》。《宣言》多路徑的傳入,不僅有利于不同語言藍本下翻譯而來的《宣言》文本相互補充和相互佐證,而且還有助于我們在比較中更好地借鑒和吸收《宣言》的思想精髓。

　　二是《宣言》在中國傳播的多路徑。《宣言》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中,由于傳播者的文化水平、職業特點、覺悟程度等不同,早期知識分子運用了靈活多樣的傳播方式和手段。他們不僅利用報刊、學校、社團( 研究會) 、書社等途徑來傳播《宣言》,而且還通過口耳相傳、散發傳單、制作宣傳冊以及手抄等形式進行傳播。比如,報刊當時就成為《宣言》在中國傳播的主要媒介,《萬國公報》《民報》《天義》《民生日報》《衡報》《新青年》《每周評論》《湘江評論》《覺悟》《建設》《共產黨》《民國日報·覺悟副刊》《工人周刊》等刊物,都曾不同程度地對馬克思主義和《宣言》進行過介紹和傳播。報刊雖然是早期知識分子傳播《宣言》的主要媒介,但并不意味著它是唯一媒介。這一時期的上海社會主義研究會、人民出版社、平民書社等媒介機構就多次印刷出版了《宣言》,尤其是人民出版社,其創立之初就提出要翻譯“馬克思主義全書十五種,列寧全書十四種,共產主義者叢書十一種以及其他的書籍九種”,“以資同志諸君之研究”,而《宣言》就是其計劃翻譯和出版的書籍之一。此外,瞿秋白、蔡和森、高君宇、魏野疇等人都曾借助學校這一路徑,在學生群體中進行《宣言》的傳播。再如,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結束后,董必武在武漢曾組織學生利用油印和傳抄等形式將《宣言》傳播到省內各地,僅僅兩三年的時間,《宣言》等一大批革命書籍的傳抄本和油印本就已在黃安等地頗為流傳。

　　(二) 《宣言》的多梯次傳播

　　首先,第一梯次傳播是指中國先進分子從國外向中國傳播《宣言》,他們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批“盜火者”。最早介紹社會主義并談到馬克思生平的是梁啟超。在他和康有為的實際主持下,上海的廣智書局曾翻譯出版了一些介紹國外社會主義的著述,如《近世社會主義》(趙必振譯) 、《社會主義》(羅大維譯)等,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介紹過《宣言》。曾留學日本、歐洲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如馬君武、朱執信、孫中山、胡漢民、戴季陶、宋教仁、廖仲愷等也先后撰文,介紹過《宣言》。與此同時,中國早期的無政府主義者,如劉師培、何震、張繼、李石曾、黃凌霜、區聲白等,他們在向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同時,也介紹了《宣言》。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大批曾留學法、德、俄等國的進步知識青年如周恩來、鄧小平、蔡和森、趙世炎、蕭三等,還翻譯了一系列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尤其是《宣言》。

　　其次,《宣言》進入中國后,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接受并自覺研究與傳播《宣言》,由此形成第二梯次的傳播。第一梯次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盜火者”回到中國后,把在國外接觸和學習到的《宣言》向國內先進分子傳播,使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和愛國青年受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革命性的吸引,開始由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轉變,從而成為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李達、李漢俊、楊匏安等。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從十月革命到五四運動再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時間相對較短,這種梯次傳播從時間上劃分并不明顯,因為在《宣言》的實際傳播過程中,有很多人既是第一梯次傳播的接受者,又同時是第二梯次的傳播者,邊學習邊傳播在當時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成為“五四運動”時期《宣言》傳播的主體。這一時期,陳獨秀、李大釗、鄧中夏、毛澤東等先進知識分子刻苦鉆研馬克思主義,提升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傳播和介紹了《宣言》的基本思想。尤其是 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代表到中國,在上海率先成立共產主義小組,隨后,北京、武漢、濟南、長沙、廣州等地共產主義小組相繼建立,這促使《宣言》的傳播開始有組織地進行。

　　最后,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向廣大人民群眾傳播馬克思主義,使《宣言》向第三梯次傳播。隨著共產黨早期組織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得《宣言》在工農大眾中的傳播更系統、更有組織。以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說研究會”為例,它是李大釗于1920年秘密發起成立的,其骨干會員主要有鄧中夏、王有德、羅章龍、李梅羹、宋天放等人。這些骨干會員在日常學習和討論中,曾直接從德文翻譯了包括《宣言》在內的許多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他們雖然大部分還是在校學生,但在李大釗、陳獨秀的影響下,逐漸走出校門、深入工人群眾中去。在北京近郊的長辛店,鄧中夏等人發起成立了“長辛店工人補習學校”和“工人俱樂部”,并創立了《工人周報》《勞動音》等刊物。借助這些刊物,他們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宣言》的階級斗爭理論,鼓勵工人團結起來共同對抗資本家和工廠主,從而有效地提高了工人的階級覺悟,為以后整個北方工人運動的開展培養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信仰者和工人運動骨干力量。不僅如此,“馬克斯學說研究會”會員還遠赴天津、石家莊、沈陽、太原、長沙以及隴海沿線等地區,深入到工人、農民和學生中,積極宣傳《宣言》所蘊含的馬克思的思想,促使更多的人樹立起馬克思主義信仰,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三、主觀性解讀與“中國式”解讀

　　主觀性解讀是指早期知識分子在翻譯和解讀《宣言》時,往往由于目的和旨趣的不同而對其進行各取所需的解讀。“中國式”解讀是指早期知識分子在闡釋和傳播《宣言》時,往往會將其蘊含的基本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相關思想進行比附,從而作出具有“中國特征”的解讀。

　　(一) 《宣言》的主觀性解讀

　　自《宣言》問世以來,世界各國馬克思主義者都曾在翻譯和解讀的過程中遇到過困惑。恩格斯曾坦言: “翻譯《宣言》是異常困難的”,“《宣言》的翻譯一直使我害怕”。正是由于存在一定的難度,早期知識分子在對《宣言》進行翻譯和理解時往往帶有一定的主觀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意義擴大”或“意義減少”現象。這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一是對馬克思主義相關概念術語的翻譯具有較強的主觀性。作為一個系統科學、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宣言》蘊含著十分豐富的概念術語,只有將《共產黨宣言》中的相關概念準確地譯成中文,中國早期知識分子“才能學會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范疇”。然而,由于《宣言》文本中的許多概念術語與中國社會固有的話語體系存在一定的“語言間距”,加之早期知識分子最初接觸到《宣言》是由日本、法國、蘇俄等多路徑傳入中國的,不可避免會受到“中轉國”語言環境的影響,這就決定了他們在理解和翻譯《宣言》的相關概念術語時往往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在不同的譯本中甚至同一譯本的不同處可能會對同一個馬克思主義概念術語給出多樣化的譯介詞。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為例。根據高放教授的考證,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這句話的譯法曾多達57種,其中,僅“無產者”就出現了“勞動者”“平民”“勞民”“無產階級”“貧工”“兄弟”“勞工”“勞動階級”“工人”“貧民”“無產者”“無產民眾”12 種譯法。很明顯,這些譯法大多都使“無產者”所指涉的范圍和意義“擴大”了。

　　二是早期知識分子對《宣言》相關理論的解釋具有主觀性。早期知識分子在翻譯和傳播《宣言》的過程中,由于階級立場和政治目的的不同,對相關理論作了符合自己主觀意愿的翻譯和解釋。孫中山在旅歐期間,曾在英國倫敦的圖書館研究了馬克思的《宣言》《資本論》等經典著作,這說明他了解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唯物史觀、科學社會主義和剩余價值等學說。然而,他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時卻主觀性地認為“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 戰爭、無產專制便用不著”。此外,他還把《宣言》中的共產主義學說簡單地等同于他所倡導的“民生主義”,認為“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 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么分別”。

　　由此可見,在解釋《宣言》中的階級斗爭和共產主義等學說時,由于受階級立場的主觀因素影響,孫中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存在一定的主觀性,從而使其意義“減少”了。早期知識分子對《宣言》翻譯和理解的主觀性,一方面有利于他們接受相關理論,客觀上促進了《宣言》在中國的傳播;但另一方面,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對《宣言》的相關理論進行了“意義擴大”或“意義減少”的解讀,也容易導致他們在運用這些理論分析和解決中國具體問題時,會出現“偏差”和“失靈”的現象。

　　(二) 《宣言》的中國式解讀

　　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民族,在漫長的發展和演進中,人們從沒有停止過對未來美好社會的描繪和憧憬。馬克思、恩格斯曾把這些美好理想稱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并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跟歐洲的社會主義像中國哲學跟黑格爾哲學一樣具有共同之點”。

　　正是這種“共同之點”,成為中國早期知識分子翻譯和解讀《共產黨宣言》中共產主義學說的重要社會思想基礎,即他們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學說作了中國傳統式的詮釋。早年受過傳統儒家思想熏陶的孫中山,在接觸到共產主義學說時,曾指出:“考諸歷史,我國因素主張社會主義者,井田之制即均產主義之濫觴,而累世同居,又共產主義之嚆矢,足見我國人民之腦際,久蘊社會主義精神。”因此,他認為歐洲盛行的共產主義就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共產主義在外國只有言論,還沒有完全實行,在中國洪秀全時代,便實行過了”。

　　由此可見,希望通過向西方學習而覓得真理的早期知識分子,在解讀《宣言》的共產主義學說時,主要是從中國既有的傳統文化資源上去理解,在他們看來,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均平理想等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有相似、相融之處。正是從這種認識出發,他們對共產主義所作的中國傳統式解讀,無疑有助于他們理解并傳播共產主義學說。但共產主義學說與中國傳統的大同理想、均平理想等畢竟屬于兩種異質性文化體系下的產物,在本質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因此,早期知識分子運用中國傳統的思想資源去“比附”共產主義學說,難免會造成對共產主義學說的誤解或曲解,從而出現“生搬硬套”的不良現象。

四、傳播與中國化的雙重變奏

　　《宣言》被譯介到中國,經歷了傳播、接受、融合與創新發展等多個階段,這幾個階段的主題雖然明確,但內容卻是相互交叉的,在傳播中有融合、在融合中繼續傳播。結合中國實際的過程也是進一步傳播和融合的過程。可以看出,《宣言》在傳播的過程中也蘊含著中國化這樣一個過程,呈現出傳播與中國化雙重變奏的特點。

　　受十月革命的影響,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初步接觸馬克思主義時,并不是將其作為純學術研究來對待的,而是帶有明顯的工具理性,是為了“用馬克思主義拯救苦難的中國”。從這個意義上講,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一開始翻譯和傳播《宣言》時就開啟了其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即一邊傳播一邊實現中國化。如李大釗在翻譯和傳播《宣言》的同時,就倡導運用唯物史觀具體地分析中國國情,他指出:“應該細細的研考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怎樣應用于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詳細一點說,就是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以研究怎樣成了中國今日政治經濟的情狀,我們應該怎樣去作民族獨立的運動,把中國從列強壓迫之下救濟出來。”正是在這樣的思考下,李大釗從唯物史觀出發,科學地分析了近代中國思想變化的緣由,在他看來,孔子學說之所以“能在中國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為中國的農業經濟沒有很大的變動,他的學說適宜于那樣經濟狀況的原故。現在經濟上生了變動,他的學說,就根本動搖,因為他不能適應中國現代的生活、現代的社會”。毛澤東在回憶自己早年讀《宣言》的感受時曾說道,讀完《宣言》以后,“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是這些書上,并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在《宣言》階級斗爭理論的感召和指導下,毛澤東不僅“下決心”到湖南的各個農村去實地考察了農民和工人的生活狀況,而且還在此基礎上寫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中國化的理論著作。1927 年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就在實踐中創造性地運用《宣言》的基本理論,客觀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實力以及敵人內部之間的矛盾,最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開辟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新道路。

　　除李大釗和毛澤東外,其他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如陳獨秀、瞿秋白、周恩來、李達、蔡和森、張太雷等,也都在學習和傳播《宣言》的過程中努力使其中國化,即運用《宣言》所蘊含的相關理論來分析和解決中國實際問題。例如周恩來早在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之初就產生了理論必須與實踐緊密結合的思想,“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李達根據《宣言》《哥達綱領批判》中的相關原理,批評了一些人所謂的“中國不存在勞動階級”之類的錯誤論調,在他看來,雖然中國的工業發達程度不如歐美等國,但由于人口基數龐大等原因,中國不僅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而且“中國無產階級所受的悲慘,比歐美日本的無產階級所受的更甚”。蔡和森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反復論證了民主革命在中國的起源和歷史必然性,“中國今日所發生的問題,哪一種能在社會制度之下解決? 所以中國的社會革命,一定不能免的”。

　　總之,早期知識分子在翻譯和傳播《宣言》的過程中,呈現出鮮明的遞進性、選擇性、多路徑、多梯次、主觀性和“中國式”等歷史特點。其中尤為突出的是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翻譯和傳播《宣言》,既不像資產階級維新派、革命派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等那樣的“夾帶私貨”,也不是為了傳播而傳播,他們傳播《宣言》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是要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應該說,正是在傳播與中國化的雙重變奏中,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信仰逐漸確立,并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強化。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更應該繼續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學習,在不斷學習和體悟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深邃的思想中堅守初心,永葆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注釋略)

　　（本文刊于《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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