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研究方法看科爾內ⅡB模式的弊病*

何干強

　　提要：馬克思是人類經濟思想史上科學宏觀經濟學的開創者，《資本論》遵循唯物史觀，揭示出宏觀經濟形態一般結構及其所有制層面對宏觀經濟運動狀態的決定性作用;要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就不能不高度重視維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不僅要講政府與市場關系中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更要講社會生產與市場流通關系中的“社會生產起決定作用”，尤其是這種關系中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所起的決定性作用;《資本論》對宏觀經濟結構和決定性層面的揭示，對于我們認清西方經濟學的弊病，具有重大意義，科爾內關于管理體制改革的ⅡB目標模式，是搬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提出來的;它完全撇開了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宏觀經濟調控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在對市場關系的認識上，打上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烙印，實質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因而具有極大危害性。

　　關鍵詞:《資本論》  宏觀經濟結構  所有制  ⅡB模式

　　作者：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研究員

　　一、《資本論》對宏觀經濟結構和決定性層面的揭示

　　“宏觀經濟”這個術語，[①]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簡稱西方經濟學)用來描述國民經濟總體運動的。《資本論》沒有使用這個概念，但是它從現象與本質的結合上，詳細地論述了“社會總資本的運動”、“社會總資本的流通過程”、“全年社會總產品的流通”、“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復雜具體的形式”[②];深入全面地揭示了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的總體運動。如果我們對西方經濟學的“宏觀經濟”進行“術語的革命”[③]，揚棄其內容的庸俗成分;那么，這個術語用來概括《資本論》對社會總資本總體運動的論述，就有簡略的好處。在賦予“宏觀經濟”科學含義之后，可以說，馬克思是人類經濟思想史上科學宏觀經濟學的開創者。

　　《資本論》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揭示資本主義宏觀經濟的運動規律和各經濟層面的內在聯系，科學闡釋一國宏觀經濟與別國經濟、世界市場的關系，從宏觀上揭示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循環規律，并對資本主義宏觀經濟進行數理分析;[④]其中包含對發達商品生產社會的宏觀經濟形態一般的內在聯系或客觀辯證法的科學揭示。本文受篇幅限制，不能展開這些豐富的內容，僅從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科學方法角度，強調應當重視《資本論》遵循唯物史觀揭示的宏觀經濟形態一般結構，尤其是其中的所有制層面對宏觀經濟運動狀態起的決定性作用。

　　馬克思指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⑤] 《資本論》的宏觀經濟原理和方法，正是對宏觀經濟物質形態辯證運動的自覺反映。它客觀真實地揭示出，發達商品生產社會的宏觀經濟形態一般的結構，是由(1)商品流通(包括商品流通一般、貨幣流通一般)、(2)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或生產關系、(3)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各生產部門的社會分工(或產業結構)、(4)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循環關系)、(5)社會總資本一般的結構關系(即總“貨幣資本形態”∑G¢、總“商品資本形態”∑W¢和總“生產資本形態”∑P這三種基本形態的結構關系)這五個基本經濟層面構成的。其中，不同經濟層面相互之間，各層面內部的構成部分之間，都存在辯證的關系，都處在運動過程中;所有這些運動綜合起來，就形成整個宏觀經濟系統的辯證運動。由此看來，《資本論》全卷都包含宏觀經濟的科學論述。只從《資本論》第2卷第3篇論述的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理論來理解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理論，這是不夠的。

　　值得強調的是，上述5個基本層面中，在每個層面運動中起能動性作用的，都是人，而不是物。只要摒棄西方經濟學的拜物教觀念，就可以明白，商品流通層面中物與物交換關系，是通過人與人的關系來推動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分工這兩個層面，都是物質生產領域的人與人的關系;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顯然起能動作用;而社會總資本三種資本形態的運動，在資本物質形態的背后是資本所有者在起推動作用。因此，整個宏觀經濟形態的運動，是依靠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來推動的。

　　二、所有制在宏觀經濟運動中的決定性作用

　　如果我們從《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研究方法中領悟到宏觀經濟形態一般的結構和人在其運動中的能動作用，那就可以得出，在宏觀經濟運動中，起決定性的作用的經濟層面，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或生產關系層面。[⑥]  這是因為：

　　——商品流通層面的社會性質和運動狀況由生產資料所有制層面決定。商品流通層面的形態就是市場，市場是宏觀經濟形態的表層，“是流通領域本身的總表現。”[⑦] 作為社會生產總過程中的流通領域，市場是商品流通一般(以貨幣為中介的商品等價交換)和資本流通過程中的資本流通環節(剩余價值在流通領域的實現)兩者的統一表現。在資本主義宏觀經濟形態中，私人資本運動的流通環節與生產環節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是剩余價值或資本剝削關系的實現過程，因而這種流通環節的社會性質是由資本主義所有制這個層面決定的。由此可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以私人資本供給商品為主，市場主體主要是資本家階級，這種市場起著為私人資本服務的主要作用;反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如果市場以公有資本(國有資本、集體資本)供給商品為主，那么市場主體就主要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這種市場起著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主要作用。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了社會收入貧富兩極分化，使商品流通一般包含的“危機的可能性”[⑧]，必然成為“現實的危機”[⑨]。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決定社會收入貫徹按勞分配原則，能促進社會收入趨向共同富裕，因而有條件避免市場流通包含的危機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

　　——社會各生產部門的社會分工或產業結構是由所有制層面決定的。所有制的本質是生產資料所有權關系，生產中的人是他在這種關系中所處經濟地位的人格化;而只有掌握了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人們或階級，才能在生產過程中占統治地位，擁有產品生產、收入分配和市場供給或需求的決策權、主動權，因此，在社會再生產中，各部門的投入產出，從而社會再生產的產業結構關系或生產要素在各部門分配的比例關系，是由所有制或生產關系決定的。

　　——人與自然(生態環境和土地)之間物質循環關系的狀態是由所有制層面決定的。在土地私有制基礎上，土地私有權會迫使經營者只考慮眼前的利益，而不保護土地的肥力，限制經營者對土地的生產投資，因而必然對生產本身造成限制;還會造成租用土地的經營者對地力的榨取和濫用，這必然會對農業生產和對土地本身的合理經營、維護和改良，造成限制和障礙。只有實現土地公有制，并最終實現土地國有制，才能最終使國民經濟運行建立在合理農業的堅實基礎之上，自覺促進人與自然之間物質變換形成良性循環，促進使宏觀經濟運動走上可持續發展軌道。

　　——社會總資本一般的結構狀態是由所有制層面決定的。在發達商品生產社會，社會總資本一般在運動中，必然采取“貨幣資本形態”、“商品資本形態”和“生產資本形態”，并相應地分別表現為工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私有制基礎決定了，即使國家作為“總資本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也不能改變私人資本家之間的相互競爭、私人壟斷和生產的自發性，從而勢必出現工業內部、商業內部和工商業資本之間的比例關系背離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而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銀行信用制度，雖然能起節約社會流通費用，調劑私人資本之間的余缺，加速社會總資本運動速度等作用，但是它既然為私人資本追逐私利服務，必然在適應生產社會化的同時，助長私人資本家之間的投機競爭和賭博欺詐，導致社會總資本一般結構的嚴重失衡，從而助長危機的爆發。只有消滅私有制經濟基礎，才有可能遵循價值規律，自覺的有計劃地按比例調節工商業資本的結構關系，并把銀行信用制度掌握到代表社會整體利益的國家手中，使之成為向完全公有制的新生產方式過渡的經濟形式;從而使社會總資本一般的三種資本形態形成適應社會生產力穩定發展要求的結構關系。

　　由此可見，在發達商品生產社會的宏觀經濟結構中，就各經濟層面的相互辯證關系來說，生產資料所有制層面對其他經濟層面都起決定作用，從而對整個宏觀經濟運動起決定性作用。而這種決定性作用的社會主體，乃是在生產關系中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人們或統治階級。由此推論，在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的具有過渡性的宏觀經濟形態中，決定國民經濟的社會性質以及宏觀運行狀態的，必然是占主體地位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對宏觀經濟運動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因此，要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就不能不高度重視維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三、宏觀經濟調控應區分兩種“決定性作用”

　　可能有人會說，在宏觀經濟調控中，應當重視的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而不是生產資料所有制起決定性作用。其實，這種說法是把政府和市場關系中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說成是社會生產與市場流通關系中的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了;而后一種說法違背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

　　根據唯物史觀，社會生產包括一定歷史階段的物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基礎”[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政府屬于上層建筑范疇，市場作為流通關系屬于經濟基礎或生產關系的一個層面，所以，論述政府和市場的辯證關系時，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符合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唯物史觀基本原理;重視這種關系中的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有助于克服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實踐中(在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中)發生主觀性失誤。但是，在社會生產和市場流通的辯證關系上，則是社會生產對市場流通起決定性作用，市場流通對社會生產起反作用。從上述宏觀經濟形態一般的多層面結構關系來看，如前所述，市場流通是商品流通一般和資本的流通環節兩者的統一。而社會生產則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各生產部門的社會分工或產業結構、作為社會生產力的人與自然的關系、社會總資本一般的結構關系中的總“生產資本形態”。市場流通的社會性質和運動狀況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因而是由社會生產決定的。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條件下，唯物史觀關于社會生產決定市場流通的基本原理并沒有過時。遵循這個基本原理，就要避免把宏觀經濟形態中的社會生產與市場流通之間的關系，混同于整個社會形態中作為上層建筑的政府與經濟基礎一個層面的市場之間的關系。然而近些年來，理論界有一種傾向，就是把在政府與市場關系中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擴大到在整個宏觀經濟形態的結構調整中，也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而往往不講社會生產(包括所有制決定的生產目的、分配關系和產業結構等)對市場流通起決定性作用，這就背離了唯物史觀關于社會生產與市場流通辯證關系的基本原理。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機制，應當把遵循唯物史觀關于社會生產與市場流通的辯證關系，同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辯證關系，結合起來。不僅要講政府與市場關系上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更要講社會生產與市場流通關系上的“社會生產起決定作用”，尤其是其中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如果忽視公有制經濟基礎的這種作用，就會在實踐中，放任私有制經濟和外資經濟盲目增長，就會突破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要求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的“底線”，從而引起宏觀經濟機構的嚴重失衡，乃至發生經濟危機。因此，政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實踐中，應當把調節所有制結構，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堅持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促進適應商品貨幣關系的按勞分配包括在內;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消除社會收入兩極分化，從而保證市場供求的基本平衡，促進宏觀經濟多快好省的穩定運行。同時，論述政府和市場關系中的市場決定作用，還要深入領會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11]這是因為，實現“全國一盤棋”的社會生產力合理布局和經濟總量平衡;防止競爭產生壟斷;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社會收入公平;面向國際市場競爭，組織民族經濟內部的大協作，提高民族經濟國際競爭力等，這些都不能依靠市場的自發作用;而必須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發揮國家的組織作用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搞好計劃調節，才能實現。[12]

　　四、有必要重新審視科爾內的ⅡB模式

　　重視《資本論》對宏觀經濟結構和決定性層面的揭示，對于我們認清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弊病，建立科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機制，具有重大意義。以凱恩斯主義為基礎的西方宏觀經濟學是為維護資本家階級的總體利益服務的。[13] 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強調，只有私有制的競爭性“市場定價方式”或私有制市場機制，才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14] 它們的理論都撇開了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這個重要層面的作用來論述宏觀經濟運動，實質上則是把私有制作為宏觀經濟運動既定的基礎;不僅否認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導致市場總供給和總需求關系發生無法解決的根本性失衡的基礎;而且還要維護私有制，并宣揚私有制的積極作用。這體現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膚淺性、主觀性、片面性和欺騙性。

　　不難發現，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實踐中，凡是照搬西方經濟學的主張，也都撇開在改革中要維護生產資料公有制這個在宏觀經濟運動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層面，甚至或明或暗地把改革集中在公有制經濟的私有化。前東歐的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關于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ⅡB目標模式，就是搬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提出來的。

　　科爾內是在我國以城市為中心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開始的第二年，即1985年秋天來到中國的，他在當時著名的“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又稱“巴山輪會議” [15])上，闡述了他的ⅡB模式。科爾內把宏觀經濟運行機制分為“行政協調”(Ⅰ)和“市場協調”(Ⅱ)兩類;并把前者區分為“直接的行政控制”(ⅠA)和“間接的行政控制”(ⅠB)兩分類;把后者分為“完全自由的市場機制”(ⅡA)和“有宏觀調控的市場機制”(ⅡB)兩分類。ⅠA模式指國家實行指令性計劃、直接管到生產單位(企業)的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體制，是對必須改革的經濟體制的概括。ⅡA模式指不存在國家宏觀調控、完全由市場自發起調節作用的經濟機制的概括。ⅠB模式是指對ⅠA體制進行了一定程度改革，但是仍然保留對企業行政性間接干預的管理體制，即國家主管部門不再對企業下達投入和產出的指令性實物量指標，但是仍然用行政手段制定各企業的產品價格、信貸利率、稅率、工資等，因而仍保持了企業的行政性干預。科爾內認為，應當去除這種對企業的間接性行政干預，才能使企業擺脫對上級主管部門的“縱向從屬”，讓市場機制有效地發揮作用，真正克服舊體制的弊病。因而ⅠB模式需要向ⅡB模式轉換。ⅡB模式就是有宏觀調控的市場機制，是指國家主要用綜合性的經濟杠桿，如貨幣供應總額、銀行信貸總額、外匯匯率、存貸款利率等，來調節市場，從而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節。[16] 可以看出，科爾內是從國家(政府)對企業的控制角度來研究宏觀經濟調控的，提出的主要改革方式，就是要在國家和企業之間增加市場這個層面。從重視市場流通作用來看，這與中國原先的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相比，有一定積極意義。為此，當時我國參加“巴山輪會議”的不少經濟學家都對ⅡB模式持贊同態度。有人甚至認為，科爾內關于宏觀經濟協調模式的四分法，“是具有突破性意義的”[17]。

　　科爾內的宏觀經濟調控ⅡB目標模式對我國經濟學界的影響是廣泛的。在“巴山輪會議”之后，我國經濟理論界不少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有宏觀調控的現代市場經濟模式”，而完全不談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對宏觀經濟調控的決定性作用。有人論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質的規定性”，把它解釋為，“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這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構成的體制;[18] 完全撇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質的規定性。這都很難說不是受了科爾內ⅡB模式的影響。然而，該模式的弊病和危害性，至今學界尚未給以應有的關注。因此，我們很有必要以《資本論》唯物史觀的宏觀經濟研究方法為指導，予以重新審視。

　　五、科爾內ⅡB模式的嚴重弊病及其危害性

　　用《資本論》宏觀經濟研究方法來審視，科爾內關于宏觀經濟協調的ⅡB模式，并非以唯物史觀為指導，而是完全撇開了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宏觀經濟調控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在對市場關系的認識上，也打上了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烙印。科爾內的ⅡB模式主要有以下嚴重弊病：

　　其一，該模式的市場具有只講商品流通一般關系的片面性。它看不到現代發達市場是商品流通一般和資本流通的流通環節的統一，從而看不到一定歷史條件的生產環節所具有生產關系性質賦予市場流通的社會規定性。換句話，科爾內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分不清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的本質區別，只看到了現代市場具有的商品流通的一般性質，卻看不到生產領域的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生產關系賦予市場流通關系的根本不同的社會規定性。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體地位條件下，國有資本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國家對于國有資本價值總量上的計劃調節，將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資本主義市場的自發性。而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則不能克服這種自發性。因此，科爾內的ⅡB模式，不能區分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流通與資本主義性質的市場流通。

　　其二，該模式完全撇開了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包括所有制結構和公有制經濟基礎)對于宏觀經濟運動的決定性作用。科爾內只從企業要擺脫行政主管部門干預、獲得自主決策權的微觀角度出發，看不到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制性質具有的統一性和協同性，對宏觀經濟有效調控的重要性。因此，他重視的只是企業自主決策要求的獨立性，提出了自認為是正確的“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發展戰略是，“促進私有部門有機發展的戰略”，即“最重要的任務在于創造條件，使私有部門得以自下而上地生長起來;以出售為基本手段，使大多數國有企業轉為民營……”。[19] 也就是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這表明，科爾內ⅡB模式實質是一種從微觀上生產領域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經濟基礎的改革方案。

　　其三，該模式絕對否定了從實物形態角度調節社會再生產各部門比例關系的必要性。《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研究方法告訴我們，應當堅持勞動二重性的基本原理，從社會總產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量兩方面，認識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再生產和流通運動;如果社會再生產要正常實現，社會總產品的產品價值各構成部分∑(c+v+m)，就應當在使用價值和價值兩方面都得到補償，這就需要社會再生產各部門生產要素的分配(“資源配置”)，形成一定的比例關系。否則，社會總資本的循環運動就會中斷，社會經濟就會發生危機。科爾內主張用綜合性的經濟杠桿調控宏觀經濟中的貨幣量、外匯量等，這說明他的宏觀經濟調控只在社會總產品的價值方面，而排除了與價值方面比例關系相對應的社會總產品的使用價值方面的結構調節。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認為ⅡB模式的理論指導不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宏觀經濟調控實際操作認識的混合。

　　科爾內提出撇開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宏觀經濟調控ⅡB目標模式，絕非偶然。科爾內在前蘇東時期，就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短缺經濟”，國有經濟中存在所謂“父愛主義”。[20]實質上，這暗含著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有經濟。使用這些概念來論證“改革”的必要性，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沒改旗易幟之前，他還不敢公然提出這種反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張。但是，到了前蘇聯東歐發生資本主義復辟的劇變前夕，他就圖窮匕首見，開始公開表達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階級立場了。1990年，正當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共同主持，制定所謂轉向市場經濟的《500天計劃》，搞私有化“改革”之時，科爾內的新著《通向自由經濟之路》出籠了。筆者當時在莫斯科普列哈諾夫國民經濟學院訪問進修，買到了他這本書的俄文版。他在此書的“告蘇聯讀者”前言中說，“人類社會在15世紀末轉向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這是第一條道路”;蘇聯和跟在其后的一些國家走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官僚主義命令經濟這種統治的第二條道路”;現在的改革是走“離開斯大林體制，同時本質上區別于當今西方發達國家經濟體制的第三條道路”;“本書繼續我先前的分析。現在我比任何時候都相信，這種試驗是不會成功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按第二條道路走了幾十年的人們將會認同，“他們只有在長久和有益的探索之后走上第一條道路，才是正常的經濟。” [21] 這就是說，科爾內宣稱，社會主義國家要在公有制基礎上改革“官僚主義命令經濟”(計劃經濟)，又要在本質上區別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這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走上“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道路，“才是正常的經濟”。這充分體現出科爾內ⅡB目標模式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性質，其實質上是要否定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有制經濟基礎，走資本主義道路，因而具有極大危害性。

　　毋庸置疑，如果排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的決定性作用，放任公有制經濟的私有化，那末所謂“有宏觀調控的現代市場經濟”目標模式，就會轉變成“有宏觀調控的現代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而實際上，對于社會主義性質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以此為目標，那就會由于公有制經濟基礎的瓦解而必然失去“現代”的可能，就只會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對我實施霸權主義的國際經濟環境下，淪為它們的資本主義的、新殖民地性質的附庸國。目前，我國宏觀經濟出現“嚴重的結構性失衡”，這與一些地方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公有制經濟私有化“改制”，導致公有制經濟在工商領域喪失主體地位，是有必然聯系的。[22]這已經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因此，必須深刻認識科爾內的ⅡB目標模式的反社會主義實質及其危害性，應當把它作為批判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內容。

　　2017.7.26

　　* 本文發表于《當代經濟研究》2017年第10期。

　　[①] 我國有學者指出，“宏觀經濟學這個術語是挪威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弗里希(R.Frisch)于1933)年提出的”(參見張培剛、厲以寧著：《微觀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頁)。另有美國學者奧利弗·布蘭查德認為，“宏觀經濟”一詞直到1941年才在經濟學文獻中出現;而“宏觀經濟學”一詞出現在1946年(參見[英]布萊恩·斯諾登、霍華德·R·文 著，佘江濤、魏威、張風雷譯：《現代宏觀經濟學：起源、發展和現狀》[M]，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4頁)。

　　[②]《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2頁、第455頁、第512頁。

　　[③]《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頁。

　　[④] 參見何干強：《應當重視〈資本論〉宏觀經濟理論的研究和應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7年第4期。

　　[⑤]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頁。

　　[⑥] 參見何干強：《所有制在社會經濟結構中的核心地位》，《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07月19日第1版。

　　[⑦]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9頁。

　　[⑧]《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5頁。

　　[⑨]《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8頁。

　　[⑩]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頁。

　　[11] 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01 版。

　　[12] 參見劉國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問題》[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11頁。

　　[13] 參見何干強：《論馬克思宏觀經濟分析的科學特征——兼與凱恩斯主義比較》，《經濟縱橫》2010年第10期。

　　[14] 參見[英]F·A·哈耶克著、鄧正來譯：《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207～208頁。

　　[15] 此次中外經濟學家參加的會議在行駛于長江山峽的巴山輪上召開。有關會議的理論研討動態，刊登在原《世界經濟導報》1985年9月23日、10月7日版上。該報在1989年6月停刊。

　　[16] 參見吳敬璉：《經濟體制改革問題探索》[M]，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7年，第370～372頁;吳易風等著：《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形成和發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45～547頁。

　　[17] 吳敬璉、劉吉瑞：《論競爭性市場體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第42頁。

　　[18] 馬凱：《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完善落實科學發展觀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體制保障》，人民日報2006年4月5日第8版。

　　[19] 轉引自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第33～34頁。

　　[20] 參見[匈]亞諾什·科爾內著、張曉光等譯：《短缺經濟學》(上卷、下卷)[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6年。作者在中文版前言中說，“短缺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問題之一。”(該中文譯本，第5頁。)

　　[21] 本段括號中的引文由筆者譯自俄文版:Янош Корнаи：《Путь к своб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M]，Москва，《экономика》，1990，P.2～3([匈]亞諾什·科爾內：《通向自由經濟之路》[M]，莫斯科：“經濟”出版社，1990年，第2～3頁)。引文中的黑體為引者所加。

　　[22] 參見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刻不容緩》，首發于《中國社會科學內刊》2015年第10期;公開發表在《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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