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師是一位富有正義感的優秀作家,也是一位敏銳深刻的思想者。
在這樣一個對文學與思想而言惡俗而趨炎附勢的時代里,他特立獨行,敢于思考和反抗,因此毫不奇怪,是他而不是別的什么人創作了被稱為“工人階級傷痕文學”開山之作的《那兒》,記錄了九十年代國企改制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不幸與困惑,感動了無數人,也堪稱時代記錄。
從這個意義上說,曹征路老師挽救了“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學,使之免于荒唐、低級趣味和一無所有。
作為思想者,曹征路老師把自己曾經創作的文章集萃為“曹征路的思想抽屜”,并授權本公眾號網絡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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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劍橋美國文學史》
曹征路
2008年出的《劍橋美國文學史》煌煌八卷,每卷都有60-100萬字(我只見到第一二七八卷)。
促使我駐足的動機說來慚愧,竟是逆反心理。
在我的印象中,“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事實都是一種表述”好像已經根深蒂固,盡管這不過是戈培爾的歷史變聲,但確實在中國學界和主流媒體上最響亮也最實用地回蕩著。
特別是夏志清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給我留下的淺薄印象很難消除,標準的地緣政治敘事卻成了中國文學史界經常提起的樣板。
所以這次也就隨手翻翻,看看“那一套”是怎么忽悠自己的,并不打算多留。
但這次我錯了,我的腦袋已經被他們忽悠壞了,也有點戈培爾后遺癥。
真正的西方主流學術并不全是夏志清式的輕佻,人家對自己的歷史是嚴肅的,一點都不游戲。
主編薩克文·伯科維奇在《中文版序》中說,“這是至今撰述得最為全面的美國文學史,它也是最具挑戰性的著作。”
幾天看下來,我的結論是,這樣的自許,恰如其分。
首先在于它的包容性
一部好的文學史當然應該給讀者以完整的關于文學作品和思潮的描述,盡可能避免編纂者的主觀臆斷,使之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真相,讀者才能通過讀文學史了解一個民族關于歷史的文學想象。或者說,使文學史盡可能地接近想象中的民族歷史。
《劍橋美國文學史》確實做到了,它不是一部關于美國國家意識形態的敘事,起碼不全這樣。也不是一部把文學與民族歷史切割開來的“純文學史”,就像中國某些學者主張的那樣。
在編撰者們看來,美國文學是
“一種富于個人主義和冒險精神的文學,一種蘊涵種族沖突和帝國政府的文學,一種折射大規模移民和種族關系緊張的文學,一種反映資產階級家庭生活和個人自由與社會限制不斷斗爭的文學”。
這正是我疑惑了很久的問題,原來美國文學也不“純”,原來《西方正典》是寫給別國看的正典,所謂的“美國經典”正是薩克文·伯科維奇不屑的觀念。
同樣是關于現代性的敘事,他們并不排斥“感時憂國”,而且恰恰相反。
美國文學傳統不僅僅是用英語寫作的白人作家的產物,對美國的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是所有生活在那個國家的人民共同創造的。
以往的美國文學史(1917年和1948年各出過一部)中許多被遮蔽被低估的作品這次得到了大規模的挖掘和呈現,印地安人文學、蓄奴制罪惡文學、非美國裔(包括華裔美國人)文學重新受到了眾多文學評論家的接納和評介。
這也許和當下美國學界在方法論上的變革有關,文學文本越來越成為跨學科研究的焦點。性別研究、種族研究、通俗文化研究都滲透到了這部文學史的方方面面,但共同的基礎還是美國文學,還是關于作品和思潮的梳理。
這樣,那些被遺忘的被壓制的文學作品和作家重新獲得認識并發出光芒,這顯然是美國學術界的一次重大進步和調整。同時,它又不僅僅是數量的擴容和多元,而是在新世紀中整個學術界在文化反思中的一次新的亮相。
我認為這樣的調整意義重大,它意味著由方法論變化而導致的世界觀變化,正在促使西方主流學術界瞪大了眼睛,重新打量這個世界的真實面貌。
其次是它的權威性
一部浩瀚的史學著作倘若失去了權威性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如果為了“包容”而犧牲“權威”,把它變成一個文學史料的大拼盤,顯然不是任何一個編撰者愿意付出的代價。
《劍橋美國文學史》的做法是令人敬佩的,這些文學批評家們對舊有的權威性作出了果斷的重新定義和認識。
所謂權威性是指存在差異卻又互相聯系的知識體系的一種期許,因此權威性是相對的,是“差異的權威性”。而“聯系的權威性”則是一種特別的闡釋或闡釋方法的融合,挑戰印證其他闡釋或闡釋方法的能力——這是一種與其他闡釋模式建立實質性的、有深度聯系的能力。
這樣,在擴容了數十倍乃至數百倍的文本和文學材料面前,編撰者面臨著一道必須跨越的門檻:以什么樣的歷史觀、文學觀、文學史觀來統領這些材料?在遴選作者時如何充分考慮他們在各自領域的權威性?并且能夠給他們以足夠的空間來展開各自的論述?
薩克文·伯科維奇說的挑戰性就在這里。
于是,一部包含了多種研究手段和方法路徑的著作誕生了,一部從社會學、文化學、思想史和美學四個不同角度來審視文學的文學史出現了。這些研究方法有時是互相抵牾甚至是矛盾的,有些觀點是相左的甚至是對立的,但它們又是自始至終采用了修正式的非對抗性的方法來處理文本和相關的時代背景。
這就使《劍橋美國文學史》成為了學術史上也許是第一部著力展示我們這個意見分歧的時代,而不是宣布一個自以為正統觀念的文學史巨著。
這個特色有可能會對今后的學術研究和文學史編撰產生深遠影響,也可能會對其他民族的文學史體例模式產生影響。
你有權闡明自己的觀點,你無權遮蔽別人的聲音。
再次是它的宏大敘事
這是一個真正的眾聲喧嘩的交響曲,從1590年到1995年的四百年間美國文學的各種風格流派都得到了廣泛的展示和跨學科的論述。它凝聚了過去三十年來美國主流文學評論的全部成就,也代表了每一代文學批評家的學術傳承與割裂。
它不再是極端地以少數有色人種富裕人群的霸權觀念凌駕于文學史之上,把被壓迫被剝奪人群排斥在外,也不是來單照收式地或者蜻蜓點水般地對歷史掃描一遍,更不是以某一種審美觀念為正統。
這部著作的價值就在于它全是由一流的批評家,薩克文·伯科維奇、查爾斯·卡斯韋爾、塞洛斯·帕泰爾、邁克爾·達維特·貝爾、芭芭拉·L·派克等數十位學者以自己高質量的研究,以宏闊的視野和靈活的治學方式,在充分擁有材料基礎上的大規模復調式地敘述。
每一卷,每一種敘述方式盡管不同,但都有著廣闊的視野和豐富的細節。每種敘述都是旗幟鮮明的,而且都有詳細的令人信服的論證,真正體現了學者自身的權威性。特別有趣的是,不同敘述之間都彼此相關,體現了共同的主題和人文關懷,做到這一點非常不容易。
比如第二卷是關于1820-1865年的散文作品(除詩歌以外的所有體裁),主題是美國文藝復興,批評家不僅對美國文藝復興的精神領袖和作家們進行論述,而且突破了既往的文學邊界,分別從文化的社會的審美的思想史的視角來看待文學。
在《擴張與種族的文學》中,埃里克·J·桑德奎斯特采用了廣義的文化評述概念,將探險者、拓荒者及反蓄奴作品論述中的不同聲音糅合在一起進行分析。
在《文學職業化的背景》中,邁克爾·達維特·貝爾把文學生產的社會條件與職業寫作在美國的變遷歷史作出探索性的梳理。
在《超驗主義》中,芭芭拉·L·派克將大量思想史材料作為超驗主義文學的各種神學哲學論戰背景,揭示出文學生產的精神淵源。
在《敘述形式》中,喬納森·艾阿克的論述將南北戰爭前虛構作品的發展看成各類散文體裁的“辨證”,即新的形式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個人風格相互碰撞競爭的結果。
如此等等的對文學形成機理的認識和闡發,使文學重新回到了那個包括種族沖突、宗教派系、社會變革、書刊出版在內的錯綜復雜的歷史舞臺,大幕徐開徐合,歷史緩緩流淌,讓我們看到了文學作品生產流通的社會前提,文學只是整個社會肌體的一個細胞切片,也使我們進一步理解了個人與歷史與社會的聯系:一種文學現象一種文學思潮并非僅僅是作家個人的天才想象,它是宏大歷史中的一個片斷,也是改變歷史進程的一只號角。
最后在于它的對話性
沒有標準答案,整部文學史充滿了批評家的個人聲音,但他們并非是以自己的理論強加于人,標示自己的權威。如此的放低身段,仿佛是沙龍里的小聲談話,恰恰說明他們對歷史對真理的敬畏,這一點正好與國內某些批評大腕動不動妄下斷語不作論證的風格相反。
在每一卷中,對同一時期的散文詩歌批評家們都提供了一組各具風貌而又互相關聯的論述,盡管豐富多彩,但不妄作評斷,好像是一部連續的對話記錄。美國文學的歷史就在這樣的方式中獲得了深度和廣度的拓展。
關于超驗主義文學,多卷都涉及到了這個論題,從思想史的角度,從哲學神學論戰的角度,從社會發展變化的角度。
“抨擊洛克”考察了美國對康德經驗哲學的不滿;
“卡萊爾與美國超驗主義的發端”分析了卡萊爾對波士頓學人的影響;
“奇跡之年”揭示了超驗主義者聲勢壯大的1836年涌現的書籍演講和小冊子;
“成規與運動”追溯了惟一理教保守派與超驗主義者之間的論爭;
“文學與社會改革目標”考察了超驗主義從一個教會運動發展為一個更大抱負的社會運動的過程;
“各奔前程”則追敘了超驗主義者們各自走上自己的發展道路;
“反奴歲月”展示了1850年通過《追捕逃亡奴隸法》到1862年林肯頒布《解放黑人奴隸宣言預備案》之間的反蓄奴詩歌散文的不斷高漲;
以及芭芭拉·L·派克敘述愛默生與其他超驗主義者發展起來的獨特抒情詩體;等等。
在這些開放式的論述中,美國文學的歷史延續性和變化性像一幅畫軸慢慢展開,給人以更加深邃的歷史啟迪。
《劍橋美國文學史》這種編撰模式確實與以往文學史寫作不同,無疑具有開創性,也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文學觀、文學史觀和歷史觀。
以上只是我粗粗瀏覽的一點心得,談不上精讀,更談不上研究。
我無意去拆穿什么,人類在進步,歷史也終將進步,一個承認差異多元共存的時代遲早會到來。而那種權貴精英式的審美觀和歷史觀,那種自以為正宗文學的盲視偏見,那種剛“做穩了奴隸”就擺出“奴隸總管”的傲慢,也遲早會成為笑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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