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8日18點，作家、深圳大學教授曹征路老師與世長辭，享年72歲。

　　曹征路老師1949年9月生于上海，當過農民，當過兵，做過工人和機關干部。他是大陸新世紀“底層文學”思潮的代表作家，著有《那兒》《霓虹》《問蒼茫》等膾炙人口的作品。曹征路老師始終保持著工人階級立場，挺立著知識分子的脊梁。

　　在得知生命即將走向盡頭時，曹老師說，“我心情如常，沒有多少改變。對于死亡，我沒有恐懼，相反還有點向往。人生的任務我已經做到這個樣子了，對得起良心，所以沒有遺憾。”在生命盡頭，無憾、無懼、更無愧，世間得幾人？

　　今天推送的這篇舊文，是曹老師的親身經歷，也是不同于傷痕文學的另一種知青回憶。本文以及曹老師的諸多其他作品，都為我們重新理解那個紅色年代打開了新的視角。

　　當傷痕文學敘述以高高在上的姿態，理所應當地將知青下鄉講述為“受苦”、“受委屈”，曹老師卻發出另一種追問：“如果不到農村親身體驗，怎么能理解農民？如果不理解農民，怎么能理解革命？我們這些城里人讀書人，憑什么就認為自己比他們高一等？憑什么受到優待還認為是受罪？”實際上，否定知青的不是知青經歷本身，而是改革后的高考制度，這個高考制度只注重本本知識，把知青在農村的一切實踐貢獻歸零。

　　謹以此文，緬懷曹征路老師！　　

　　01

　　“課堂不在學校里”

　　1967年春節過后，我所在的城市忽然冷清下來。以黨委工作組操控群眾為特征的“資反路線”已經沖破，以廣大師生為打壓對象的“白色恐怖”已經消失，該奪的權奪了，該貼的大字報貼了，復課沒消息，高考更不可能，對普通中學生而言好像沒什么可以干的了。那年我18歲，高中二年級，剛剛進入人生的迷惘期。

　　那時候解放軍已經開始支左，同學們最追捧的明星也就是身邊的解放軍，“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的紅旗掛兩邊”，舉手投足說話做派都被大家仿效。

　　我們城市的最高首長是某部的副政委，他到學校來座談，幾句話就把同學們說得熱血沸騰。他說：“不上課也沒什么了不起，你們正好可以經風雨見世面，自己教育自己，真正的課堂從來都不在學校里。”他把積極參加運動介入社會的同學稱作經風雨，把那些外出串聯徒步長征的同學稱作見世面，而更加鼓勵的是主張大家去學工學農，真正深入到社會下層去認識中國。他雖然只有中師畢業，但思想水平極高。在我看來，其學養和胸襟遠在今日的多數專家教授之上。

　　后來我們學校的同學實際上分成了三撥人，一部分搞運動，一部分停止串聯搞軍訓，還有一部分組織成各種學工學農小組。

　　今天回想起來，他不僅化解了當時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機，更讓我體會到一種老革命的世界觀方法論。

　　對普通人而言，上層離我們畢竟太遠，那種把目光聚焦在少數領導干部身上的方法來理解歷史是不靠譜的，往往道聽途說人云亦云。那種用個人恩怨當做選擇立場、評判歷史的標準是不負責任的，往往以己度人不得要領。真正的歷史邏輯就在人口的大多數中，從長時段看誰受益誰受損、政策為誰服務才是我們研究歷史的鑰匙。

　　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和大多數人的吃喝拉撒喜怒哀樂都有關系。　　

　　02

　　“當干部吃虧”

　　我參加的是某銅礦學工小組。負責接待我們的是該礦臨時領導小組的成員，一個ZF派頭頭。當天我們就領到了工作服膠靴，興奮得不得了，還把肚燈礦帽借出來拍了集體照。這個頭頭其實比我們大不了幾歲，有點結巴，一臉倦容呵欠連天，他是剛下夜班就來接待我們的。

　　他說：“當干部吃虧啊，連覺都撈不到睡。”問他為什么要吃虧？他反問：“你不比工人干得好干得多，誰服你管？”

　　后來混熟了才知道，他是中專畢業，學采礦的，參加工作沒多久就趕上了文化大革命。起初他還是工作組的積極分子，經常被安排在大會上發言。后來揭發出來才知道，他因為家庭出身的原因被工作組列為“內部控制”，于是就參加了造反。那時他是單身漢，晚上下井當掘進工，白天回辦公室當干部，在礦里還有點小威信。

　　那時他的一個小愿望總也實現不了，就是拿下“單人雙機”的掘進技術能手。他說：“不服啊，干不過他們我真的不服！”他指的是那些老工人，每個月都比他完成的指標高，而自己正當年輕力壯。

　　我們下井以后自然知道，一臺M56鑿巖機加上風動支架就是120多斤，連續幾個小時用這樣的設備打眼體力消耗非常大的，這還是“單人單機”。有些工人為了提高效率就用兩臺機器同時進行，體能和技術要求肯定更高。剛開始我們幾個人都扶不穩一臺機器，更別說“單人雙機”了。

　　在坑口，在派班室，經常會貼出各種“喜報”“光榮榜”，記錄著工友們暗中較勁的小小得意。他糾結的就是這個，渴望自己的名字哪天也貨真價實。　　

　　勞動光榮是那個時代的風氣，當領導首先得過勞動關，只會玩嘴皮子得不到群眾擁護。我到過的幾個廠礦，ZF派頭頭都是身穿工作服手上有老繭，后來宣傳中油頭粉面的ZF派形象不符合生活的基本邏輯。即使是兩派武斗的時期，也沒聽說罷工罷市，影響了供水供電郵政交通。

　　當然，干得多并不意味著收入高，像他這樣白天黑夜耗在礦里干，工資還不如一個四級工。唯一不同的就是多吃了一張保健票，兩毛五分錢。下井是要統一送飯的，他是脫產干部，跟班干活自然也要吃飯。從這一角度看，他也是吃虧的。

　　1974年我從部隊復員回來，還碰見他一次。他胖了不少，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他說，“我造了半年反，審查我兩年半，你講句良心話，虧不虧啊？”

　　03

　　“我已經活在天上了”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人是當權派，是該礦年輕的黨委副書記，也是工作組的依靠力量，沖破資反路線第一個被打倒的干部。我們見到他也是在井下，黑個臉整天不吱聲，別人介紹說他就是XXX，他就點點頭。他干活是沒得說，早就是“單人雙機”了，原本就是省級勞動模范，所以舊黨委培養他工作組利用他也合情合理。

　　打眼過后是放炮，放炮過后是清理“迎頭”，這是巷道掘進的整個流程。在這個過程中，放炮工是負責安全的。我們發現，只要他在現場，守住坑道口的人往往就是他，那些放炮工也服他管。他坐在一根枕木上吸煙，炮聲夠數了，他就搬開枕木離開。如果不夠數，放炮工就會過來跟他分析，有沒有可能啞炮，他揮手了工人才回到“迎頭”上去。整個過程還是不吱聲，很少聽見他說話。事實上他是有牢騷，內心是不服氣的。

　　我們幾個同學原本是要批批他的負隅頑抗的，后來看他也是白天黑夜耗在礦里不回家，看法就有點轉變。他是白天下井，晚上就在礦調度室外的長椅上混。調度室是全礦的生產中樞，ZF派奪權以后原先的當權派靠邊站了，可工程師都還在，所以運轉都是正常的。開調度會的時候，一般他不說話，但他也不走，就在那賴著，后來也就成了他們中的一員。這種狀態很曖昧，誰也沒有承認他，但事實上他存在著。

　　在井下干活煙酒不分家，扯淡無老少，休息下來躺著坐著都擠在一起。時間長了他也能跟我們聊幾句，翻來覆去都是一個意思：他原本就是工人，根本不稀罕當干部，更不會整人，“挑動群眾斗群眾”的大帽子他戴不上。說多了老工人就罵他像個娘們，可見他內心壓力還是很大的。

　　他的命運逆轉是三個月后。礦里成立革委會搞“三結合”，第一個結合的革命干部正是他。這樣算起來，他離開權力中心滿打滿算也不超過半年。ZF派們說，這家伙是打他不倒的，不過修理修理他也好。問到原因，竟然還有這樣一個故事：1962年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礦里精簡工人回農村，當時已經是副書記的他帶頭把自己老婆“下放”了，他老婆現在還在礦家屬大隊敲石子。

　　這件事已經過去五六年了，群眾沒有忘記，把票還是投給了他。開大會時，他淚流滿面的樣子，我至今還記得。他說：“跟解放前比，我已經活在天上了，我不在乎當干部，我不會忘本，我在乎的是大家不認我這個弟兄······”依我們當時的人生閱歷，著實被他感動了一把。　　

　　我參軍以后又到過幾個城市，也參加過一小段支左，各地見到的情況也都差不多，那些真正埋頭苦干敢于擔當的干部，那些克己奉公不脫離群眾的干部，都是第一批參加“三結合”的。群眾看到的不是你犯不犯錯誤，態度怎么樣，而是你有沒有良心有沒有忘本。相反，那些得不到“解放”的干部，大都屁股不干凈，不管他們怎么見風使舵。

　　04

　　“難為人”

　　我1968年10月到農村插隊，落戶的地方接近山區，比較窮，工分值才三毛幾。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認為到貧困的地方去改天換地才光榮。那時對農村的想象很浪漫，對貧困的理解也過于簡單。

　　插隊第二天隊長就來跟我們商量寫毛主席語錄的事。那有什么呀，寫就是了。可是隊長吭哧吭哧半天不走，臉憋得通紅。他說難為人啊，公社布置下來的，一個字要半人高。他問能不能寫小一點？這有什么呀，我們覺得好笑，要多大就寫多大要多小就寫多小。他這才說，難為人啊，寫那么大的字要買多少油漆啊？一下子就要開支好幾十啊。這才明白他是舍不得買油漆。這樣我們商量了一下，就決定在村口的黑板上寫粉筆字。沒想到這件事震動了好幾個生產隊，都來參觀我們是怎么做到的。倒不是因為字寫得好，而是因為我們怎么敢這樣寫。后來直到公社來人才鬧明白，原來是一個謠傳，傳說插隊知青都是紅衛兵，這方面太落后是要造反的。那個公社干部說，不是你們要刷紅油漆的嗎？刷就刷唄。其實城市里鬧紅海洋也不過是少數人一陣風，根本與知青無關。

　　那時插隊知青被認為是“下放”，農村基層干部見到知青都看作是上面來的人，生怕得罪我們，說話做事都謹慎得很。女孩子戴個眼鏡就高貴得不得了，被認為特別有學問，就像今天見到明星一樣。直到70年代中后期，上大學招工要基層推薦，基層干部才有了權力。所以一些傷痕文學中的胡編亂造是脫離生活邏輯的，根本就不是那個時代的氛圍。

　　還一個“難為人”的事是吃飯。剛插隊時我們不能自己開伙，是吃派飯，幾個人到一家吃幾天。盡管家家都窮，還是盡量讓我們吃飽。主要是一頓晚飯，早飯是比較稠的稀粥，中午是頭天晚飯烤脆出來的鍋巴，農民自己則把早晨剩下來的粥在鍋里炒一炒。菜是咸菜和辣椒為主，如果有雞蛋蒸一碗，沒有就燒個土豆湯。入冬時節的農活主要是開荒和挑糞，可以想見我們的饞蟲是如何蠕動。

　　有一天一個輪上派飯的農民宣布，今晚上要請我們吃魚。他說他燒鍋的昨晚就回娘家去了，她娘家正在“車塘”。沒東西吃啊，難為人啊，賒條魚來吃吃！他對大家吆喝，令全體男女對他投去羨慕，也令我們肚子咕咕作響。

　　我們知道他燒鍋的娘家在60里外的圩區，一來一去120里就為賒一條魚。他燒鍋的名叫小蘭，頭兩天就到別人家探望，看看都給我們吃些什么，可見她心里一直在打鼓。其實她是對我們最為熱情的一個女人，我們進村第一天就拉著女同學的手，左看右看，夸個不停。后來知道，她解放初還當過鄉團支部書記，還演過白毛女，想來那是她最榮耀的青春年華了。可那時她已經是六個孩子的媽媽，臉上又干又硬，皺紋從眼角爬到嘴角。

　　晚上一收工就直奔他家，多老遠就看見他家的伢子們又跳又蹦。女生還特意洗了臉，我們幾個男生也少有地洗了手。剛坐下，一洗臉盆魚肉就端上來，看來小蘭一分鐘也沒停，才趕上我們這頓飯。魚是新鮮的鰱魚，肉雪白，蔥碧綠，騰騰冒著熱氣。吃啊吃啊，別作客啊，小蘭喊道。我們當然不會作客，但才吃一口，全都不吭聲。腥，腥氣逼人，有個女生差點吐出來。這才覺著，滿屋子的熱氣也全都是腥的。

　　按理我們早就饑腸轆轆，插隊一個多月了，燒得再不好這也是新鮮魚啊，不應該是這種反應。可真的是腥，土腥逼人。小蘭丈夫也愣了，嘗一口也喊腥，說還有苦膽味。小蘭看看我們，傻傻地愣了一會兒，把大腿一拍，沖了出去。等她回來，手上托著一大勺豬油。奇怪的是，那豬油一放進湯里，還沒全化開，腥氣就變了，變成淳厚的魚香。

　　吃啊，吃啊，屋里這才活過來。我們悄悄議論，可能是水土的原因，也可能是飼料不足，魚太瘦。誰也沒把話說出口，僅僅是缺了一點點豬油。我注意到，小蘭一直躲在灶后，再也沒露面。很多年過去，這故事也跟親戚朋友說了無數遍，可還是意猶未盡。

　　如果不到農村親身體驗，怎么能理解農民？如果不理解農民，怎么能理解革命？我們這些城里人讀書人，憑什么就認為自己比他們高一等？憑什么受到優待還認為是受罪？我妻子也插過隊，她的認識是，錯就錯在沒有說清楚，如果說清楚還能回城里，人人都應該下去。可說清楚了，又怎么能同呼吸共命運？　　

　　05

　　“好大個事哎”

　　有一天隊長宣布下午休息，晚上男勞力由他兒子帶隊去割湖草。他不說去偷，他說是割。我們隊沒有湖，哪來的湖草？可是從他們的無比神秘的眼神中，我們還是看出了嚴重性。這樣女生是不答應的，這么刺激的戰斗她們怎么可以缺席？隊長想想，答應了。他兒子說，去可以，不要貪多，要跑好幾里地呢。于是就磨鐮刀，找扁擔繩索，臨出發隊長還親自幫我們幾個扎了褲腳。

　　說白了就是沒柴禾燒。那時已經分灶吃飯了，知青點柴禾不夠。而湖灣公社有好幾百畝蘆葦，他們富得流油，捕魚撈蝦，我們這邊卻連水都舍不得燒熱，太不公平了。追求公平正義是天然訴求，不需要書本知識，我們個個摩拳擦掌。

　　走了十幾里，還沒到湖邊，就嗅到那股腐濕的腥氣。身邊是一人高的蘆草，草上是輕薄的白霜。我們鉆進葦子深處去割，隊長兒子交待，兔子不吃窩邊草，別讓人家看出來。這當然是自欺欺人，人家被剃了瘌痢頭，少了一塊也心疼，怎么能看不出？盡管葦草不值幾個錢，但畢竟是人家的地界。這氣氛于是就剌激起來，身邊只有沙沙的鐮聲和粗重的喘息，誰也不吭聲，轉眼就把能源擄掠到手。

　　隊長兒子說，差不多就行了，快走!于是一人一擔，魚貫而出，飛快奔上小道。按他的說法，只要我們跨過公路，戰斗就結束了，就是被人家追上也白追，他還能把葦子喊答應了？可問題就出在這三里多的小道，出在兩個女生身上。她們的擔子輕，可也有百八十斤。葦草是豎起挑的，用那種兜底的繩扣，扁擔直接插進草里，挑起來不晃悠。這些都沒錯，看樣學樣，起初也像那么回事。但她們到底是力氣小，草捆扎得不結實，半道就露餡了。特別是被發現以后，有人在后頭攆，銅鑼咣咣響，火把手電筒晃得心都跳出來，眼看上公路了，擔子散了。隊長兒子讓她們把擔子扔下，人跟上就行了。但她們又舍不得。就這樣連拉帶扯磨磨蹭蹭，大家都過公路了，她倆成了俘虜。

　　開頭還好，聽說她們是插隊知青，加上哇哇大哭，對方也沒動手，只是吼叫著要把她們帶回去。這時悲壯的一幕出現，隊長兒子返身回去。他說自己是隊長，要對方把知青放了，要殺要剮他一個人頂著。好大個事哎，不就割幾擔草么？他說。

　　人家想想也對。這樣，兩個女生順利脫險了，一人懷里抱著一把草，凄凄慘慘往回走。我們剛上公路，背后隊長兒子的慘叫就傳過來。“啊喲啊喲！你們真打啊！媽哎媽媽哎，打死人噢，啊喲！”

　　他的哭叫在深夜里分外嘹亮，每叫一聲大家的肩頭就抽一下。等我們灰溜溜回到隊里已經后半夜了。第二天，隊長從公社回來說，沒事了，人家聽說是知青，也不想鬧大。只是他兒子吃了點虧，還躺在衛生院。

　　湖草偷回來堆在稻場上誰也沒去動。本來為公平正義而戰，落了個不圓滿的結局，好像都有點不好意思。倒是隊長沒當回事，他本想年底給各家添點柴禾，他到公社擔保說是為了給知青解決困難的，湖灣公社才不追究了，可現在又不好改口。他本來就沒把自己當英雄，所以也不在乎你們是不是狗熊。柴草后來還是分了，這事也再也沒人提起。

　　其實農村里搞械斗的事經常有，大都是為爭地、爭水、爭肥，各種時髦口號也拿來借用，WG中也不例外，誰都知道那是外包裝。現在有人把械斗說成WG罪證，只有那些專家教授想得出來。　　

　　06

　　“真正的大事”

　　快到年底分紅了，一村人忽然都嚴肅起來，連婦女們的笑都不自然。因為我們也要參加評工分，實際上是要切生產隊的一塊蛋糕。早幾天隊長就唉聲嘆氣，沒法子啊，公社布置下來的啊。他兒子也算回鄉知青，跟我們解釋說，這才是農村真正的大事，其他都是假的。

　　關于政治與經濟的關系，理論書籍無數，耀眼頭銜無數，其實農民一句話就說清楚了：不就是誰占多誰占少嗎？這世上財富只有那么多，為了占有才產生了各種政治主張。小到一個生產隊，大到全球經濟秩序，道理都是相通的。

　　評工分規則是自報公議，每個人都要說說自己能評幾分。那時不知天高地厚，覺得開荒挑糞這種活知青跟老農民差不多，男生都報10分，女生膽怯只敢報7分。現在想來我們不過是表示自己能干，已經是整勞力了，不應該小瞧我們。可農民不這樣想，他們還要養家活口，一口鍋里掄馬勺，你吃多了別人吃什么？氣氛一下子就緊張起來。

　　我們隊長別看平日里吭哧吭哧話都說不全，這時候臉板下來就有了政治家派頭，三下五除二就擺平了。很顯然能評10分的都是各方面農事的尖子，知青顯然挑不起這個頭。他說，學生子年輕氣盛，能不能評10分要到明年再看，今年就這么定了。男生給9分女生給8分已經夠面子了，于是皆大歡喜，老農們也都舒了一口氣。

　　接下來便是開倉，碾米，一片節日氣氛。小孩子們都活躍起來，麻雀似的躥來躥去。碾的是秋晚稻，還沒下鍋，村里就飄蕩起一股清香。學到的知識是：秋晚好吃但產量低，不出飯，所以當地農民都以種植秈稻為主。米是按人口分，我們每人100斤，和整勞力相同，婦女80斤，小孩子50斤。這些米說是要吃到開春，加上以前公社撥的安家口糧，根本不夠。好在知青都要回城過年的，所以也都不在乎，有好米就放開吃。

　　還有就是分碎米糠，分柴草。我們明確表示不要米糠，肚子里本來就沒油水，誰還吃那個。他們說，碎米糠做粑粑，好吃！好吃我們也不吃。

　　那些偷來的湖草我們還是要的，隊長決定一半給我們，剩下的也按戶平分。于是，一個戲劇性的儀式出現了。米糠和湖草被分成幾十份，排成一長溜。隊長問，好了沒有？都說好了。隊長就用一根細麻繩飛快的在手上揪出一個個繩環，然后讓每戶出一個人來勾那個繩扣。我們這才明白是拈鬮，而且是一種最便捷的方式。然后兩手一搓把次序打亂，然后每戶上來一個人伸出手指勾住扣子，然后繩頭一拉，順序就出來了，各家也就按序拿走屬于自己的那一份。

　　也許這算不上一種知識，在他們是經常要采用的法則，但的確耐人尋味。平等和正義不是人類最高的理想境界嗎？為此人類不是付出幾千年慘烈的代價嗎？可在這樣一個貧瘠偏遠的小山溝里人們嘻嘻哈哈間就完成了。這是儀式，也是日常生活。和貧困有關，更和人類最原始最樸素的愿望有關。而糧食的分配就不能絕對平均，這和需要有關，也和主義有關。

　　我離開農村早，但參軍以后一直和插友們保持著聯系。知道他們后來還參與了各種農副產品的分配，更是知道所謂工分值并不是他們收入的全部。那個時代的農村，大部分收入并不是以交易方式實現，更沒有貨幣化。是實物分配、勞動互換和親情互助支撐著農村社會，進而支撐了我們這個貧弱國家逐步工業化。

　　今天使用的GDP不過是統計方法的改變，把經濟活動貨幣化。事實上那個時代的經濟活動遠不是GDP可以描述的，更不是GDP可以抹黑的。幾代人的艱苦奮斗換個新名詞就虛無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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