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年的經歷和感受中，尊嚴與居所的關系給我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印象。

　　不說身邊司空見慣的例子，挑些異國他鄉的場景借以說明。

　　曾看過一個講述內戰背景下薩爾瓦多貧民窟兒童的電影《無辜的聲音》(Voces Inocentes)。其中有一首感人的背景歌曲，是委內瑞拉已故黑人歌手阿里·普里梅拉(Alí Primera)的作品，名叫《紙板房》，歌的開始唱道：

　　那雨聲聽著多么凄涼

　　落在紙板房的屋頂上

　　我的人民多么悲傷

　　住在紙板房里度過時光

　　鐵皮頂的紙板房已經成了拉丁美洲的貧窮符號。

　　20年以前，在墨西哥南部的深山里，走進過一戶印第安人的家——用山里的芭蕉桿、葉搭成的一個窩棚;泥土地上一張破席，一口同樣放在泥土地上的大鐵鍋，就是全部的家當。10幾年以前在墨西哥的大都市近郊，看見過在垃圾深溝兩邊鏟出的一塊塊巴掌平面上蓋起的簡易房——那是進城的無地農民在能夠找到的無主土地上搭建的住房，飲水問題靠他們用雙手把廢棄的水泥管從下到上鋪設解決。

　　符號一樣的“居所”使人看到了資本主義文明背后的恥辱，看到了繁榮皮下的暗瘡。于是，1994年薩帕塔游擊隊誕生。

　　那一年，我們在秘魯雨林地區的伊基托斯走到了被介紹的“景點”之一貝倫區(Belén)。我們登上了高處，眼前出現了當地最地道的“景觀”：不遠處河灘地上一排排二層木板房群，枯水時兩層住人，漲潮時人住上層，或者撐起小船漂泊四方，打工乞食。垃圾遍地的亞馬遜河灘招來成群的烏鴉，與雨林人成為常相伴的鄰居。黑色使者的陣陣呱叫是貧窮的咒語。不久前，一個從那里回來的朋友在微信上說，世界上的貧窮也見過不少，最不能容忍的，是它竟被當作旅游一景。

　　麻木是抵達人類良知的第一道障礙。

　　在科雷亞執政之前的厄瓜多爾，我見過政府將貧窮刻意打造成景區、招攬觀瞻的例子。厄瓜多爾沿海的瓜亞基爾城由兩座山包組成。兩山之一的圣安娜山與許多拉美國家的山城相似，前山往往是富人區，他們既能享受到安靜和好空氣，又能迅捷地駛向市區。高處則是窮人茍延殘喘的地盤，一共400多級臺階，居民必須拾級而上。經過政府為發展旅游從2000年開始的大規模改造，高處的“紙板房”區成了十分別致的“民居”：門口掛著修復前的舊“門臉”照片。但可笑可悲的是，只粉飾了門面，內院貧窮如故。如果從高處往下看，“大墻背后”的有礙觀瞻暴露無遺。但是人們照樣生活，從屋里傳出叮叮咚咚的熱帶音樂，平衡著清貧的日子。拐角處一個小飲料店里，破舊的墻面上，與音箱、酒瓶、圣母像作伴，掛著一張超大的切·格瓦拉畫像。居民天天習以為常地爬上爬下。臺階上有人背著沒有雙腿的殘疾老人登坡，扛著自行車攀爬。

　　1990年代的亞洲城市馬尼拉，赤貧一字不差地坐落在鬧市中心。沿河的貧民窟鬼影綽綽，像無聲的質問，伴隨著都市的轟鳴。那一次短旅我走進了一座馬尼拉的清真寺，在它樸素的廊檐下，寧靜地躺臥著一些貧窮的旅人。以往被告知的“寺可以是窮人的棲身之處”一下子成了被激活的感知。

　　在2003年的伊寧，我們被一位看守“鮮花清真寺”的維吾爾老人請到寺邊的家中做客，一邊吃著甜蜜的西瓜，一邊聽同行之人與阿訇的聊天：清真寺，也被稱作“安拉的房子”，而復數的“清真寺”，意味著真主給所有的穆斯林在世間提供的居所。

　　確實，天房，真主在大地上的房子，以它所象征的無限慈憫感動著四面八方跋涉而至的追求者。

　　風云變幻的“六十年代”，拉丁美洲解放神學的主教神父們，行使上帝在人間代言人的角色，也曾打開教堂的大門，讓進無家可歸的卑微者，以仁慈的實踐超越了仁慈的言辭。

　　一千多年前，杜甫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詩句，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人道主義情懷留下了證據。當然，如果在今天，“廣廈”要換成“樓盤”。

　　2012年，我們在約旦的巴勒斯坦難民營，看到了當代殖民主義一手制造的世紀貧民窟。苦熬了六十多年的一排排難民房舍是入侵者的罪證。在一位常年的病人家里，我俯身向一位老人問候，她躺在家徒四壁的地上，她的居所使我想起了30年前墨西哥深山里印第安人屈辱的住地。難民營的巴勒斯坦人被禁止回家，也被禁止旅行，被禁止許多工種，被禁止享有國籍和身份。然而，他們的大門上依然掛著從老家帶來的鑰匙，暗色的土墻壁上，難民營出生的兒童畫上了巴勒斯坦的國旗和想象中的故鄉房屋。

　　屈辱和尊嚴在那里是一對雙生姐妹。

　　回國后，有人給我傳來以色列旅游宣傳片的視頻，自那第一眼罪惡的“美景”出現，我就惡心地將它徹底刪除。

　　驚心動魄的尊嚴住地是在西班牙格拉納達雪山之麓獲得的印象。當地人的公共汽車緩緩行駛在陡峭的山路上，我們一言不發，凝心屏息地翹首仰望一個修建在斷頭崖式山坡上的小村落。那一定是五個世紀前被大一統的天主教政權驅趕的摩里斯科人(morisco，強行被迫改宗的西班牙穆斯林)留下的底子，否則這個村子為什么像懷著跳崖般的決心、不合情理地落根在這無法獲取補給、只能以死抵抗的絕地呢?

　　棲身之所、一席之地一類修辭所連帶的居住問題，常常映照著時代的大變遷。

　　智利首都圣地亞哥由于氣候地勢緣故，年年受水患之難。化雪的日子里，貧民區的沿河橋洞便成了無家可歸的窮孩子的“家”。但是在阿連德“人民團結陣線”執政期間，人民恢復了神圣地位。當一年一度雨季來臨、洪水泛濫時，圣地亞哥不再象過去是窮人流離失所的城市，大學師生們紛紛走出校門，參加義務救災，甚至把生病的孩子們接到舞蹈系的貴族式練功房里照料。電影《馬丘卡》講述了那個歷史年代里一段在一個善良的富家子弟和一個窮孩子間的友誼。

　　影片里三次出現貧民窟區：第一次，富孩子跟著窮人出身的同學破天荒地進入了貧民區，他目睹了窮人的窘迫，聞見了垃圾的味道，也看見了忙碌的建設和生活。同學簡陋的家里，墻上掛著“我們將勝利”的標語，掛著阿連德和人民歌手，維克多·哈拉的畫像。影片中第二出現貧民區是在皮諾切特政變初起，來找同學的富家小孩看見了一場暴力拆毀貧民區、鳴槍驅趕居民的慘劇。第三次，貧民區再也沒有出現，小男孩在高坡上看到的，只是遙遠山角下已經被抹去的貧民區的依稀廢墟。

　　古巴革命成功伊始，切·格瓦拉交鑰匙也是一個讓人懷念的的場景。

　　那一陣，擔任各種要職的切·格瓦拉天天惦記著給哈瓦那一個貧困居民區蓋新房——他許下過諾言。從計劃被批準，切·格瓦拉每天都在工地上像一個普通勞動者一樣參加各種勞動，直到親手把把鑰匙交到每一個居民手中。

　　2005年，我們從秘魯南部山區沿海返回利馬時，迎來了一個觸目驚心的景象。單調無彩的沙漠上，散落著成千上萬個“房屋”，它們用草席或硬紙殼類的材料搭成，有的有頂，有的無頂，向著緩緩上升的海岸山坡彌漫鋪陳。直到在2009年出版的《把我的心染棕》里，我還無知地寫道：“它們是做什么用的：海濱浴場?太寒酸了;貧民大軍的居所?太簡陋了;季節性棚屋，什么用場呢?我只覺得它們像一個巨大的難民營，在干旱的沙地里，傾聽著永恒的濤聲。”

　　直到又過了一些年，讀了臺灣朋友阿偉寫作的《拉美地誌》，我才知道：那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在利馬海岸海市蜃樓般迅疾出現的“薩爾瓦多村”的隔世遺跡。那是一次無地無房農民的占地行動。流入城市的無房農民拖家帶口來到了海邊的流沙之地，從剛開始的200戶人家，一兩周內發展到9000戶。幸運的是，貧民的“違法”行為得到了當時執政的胡安·貝拉斯科將軍左翼軍人政權的支持和被時代感召的社會的援助。一場非“法”的占地運動，變成了民辦官助的社會救援：軍車運來面包和毛毯，官方架設路燈，提供大型水箱儲水。教育、衛生、娛樂、法律咨詢等社區建設也在志愿者的幫助下循序出現。然而，時代變遷，世風調向，左翼的人民東風被右翼的“自由主義”西風取代之后，無邊無垠的薩爾瓦多村遺跡對外人來說，就成了“納斯卡線條”(Nazca，秘魯南部荒原上存在了兩千多年的迷局)一樣的奇怪景象。

　　1992年，我在墨西哥奎納瓦卡市參加了一次向一位解放神學神父告別的葬禮。抵達教堂大門之際，一幅醒目的標語奪人眼目。那是一張寫在普通白紙上、四周用黑色膠帶固定的標語：“今天誰還想著窮人?”

　　這樣就說到了孫恒和他們的“工友之家”。

　　他們的事業與底層兩字難舍難分，他們的設施甚至脫離不了一個“寒酸”做形容詞。但是當你在一年一度的“打工春晚”與他們一同在在手語中唱起正氣回蕩的《勞動者贊歌》時，當你看見穿著各式各樣的勞動者工作服在臺上表演打工模特秀、抬頭挺胸走著步子、心里想著“我們也很美麗”時，你會覺得，他們的艱難事業的確還包含著一個莊重的名詞——尊嚴。

　　工友之家有個“打工者博物館”，也許是中國第一個此類博物館。它的意義在于，它是一個在“偉大騰飛時代”由文明的主人、從自己內部建立起的博物館。博物館的燈光是昏暗的、地面是粗糙的、冬天沒有暖氣。但是，他們完成著記錄自身真實歷史的使命，而不像在英國的昔日奴隸販運港利物浦，讓西方人搶先把廢奴功績無恥地記載在自己的功勞簿上。

　　工友之家的圖書館或許稱不上圖書館，只能叫圖書走廊，因為去過的人都知道，它只有一個供一排人坐下閱覽的過道空間。但是，這里潛藏著他們的文化夢和烏托邦理想。

　　在我所知道的類似組織中，皮村的“工友之家”是懂得“覺悟”二字重要性的少數共同體之一。我曾提及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的民間大學，巴西解放教育學家巴勃羅·弗萊雷;我沒有料到，這些都在他們主要領導人的知識視野之內。

　　文化、教育、文明是一些經不起推敲的空洞術語。從六十年代起，覺悟者就懂得這一點。弗萊雷認為掃盲應該是一個恢復人民主體地位的覺悟過程，他為此顛覆了傳統的教學程序：從學員們身邊現實的大寫文化向著狹義文化的字母拆解。“解放教育學”運動得到了當時的巴西左翼古拉特政府支。古拉特總統接見掃盲班學員時，一個學員對他說，我不是“群眾”，我是“人民”。

　　2003年，委內瑞拉也開始了掃盲進程。他們采用了古巴的掃盲模式，這個模式有個名字，叫做“我能夠”。兩年以后，委內瑞拉被宣布為沒有文盲的土地，1482543人學會了讀和寫。學員面對查維斯總統自豪地說：“我能夠!”

　　尊嚴就這樣被保護和提升。

　　“工友之家”的環境的確擺脫不了“寒酸”的形容，但是隱藏在寒酸背后的是什么呢?工友們一定渴望著整改和提高。難道就不能動一下那些百分之一們享受的高爾夫和跑馬場嗎?

　　多年來，我們的書寫和發言無非是想說明一個簡單而又復雜的道理：在“發展”的道路上，應該有人道的規劃，應該有人心的指標，在“法治”的建設中，應該有一條以保護尊嚴為內容的神圣法規。

　　在皮村小學，我們見過常受遷居之苦的孩子們畫的、從老家跟隨他們而來的“會飛的房子”，他們在集體作詞孫恒作曲的歌中唱到：

　　我多想，從夢中醒來可以看到媽媽啊你的笑臉/我多想,有一個穩定的家有你陪伴有你的愛和溫暖/我多想,和她們一樣一起玩鬧在陽光下自由奔跑/我多想,有一個溫暖的家從此不再流浪不再四處漂泊孤單。

　　今天是12月25日，明天是12月26日，在這樣的日子里寫下上述雜感真是個巧合。歲末的鐘聲就要敲響，真正的嚴冬即將來臨。但愿為“饑寒交迫者”驅散寒冷的，不要只剩下身體的溫度，但愿他們心中的冉冉爐火更不要被霜雪撲滅殆盡。

　　2016年平安夜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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