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斗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宗旨。
——毛澤東
【原編者按】在中國人民解放軍88周年生日之際,我們深深懷念人民軍隊的偉大締造者和英明領袖毛澤東主席,深深懷念為創立和建設人民軍隊立下不朽功勛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向所有的曾經或正在用自己的熱血年華為人民軍隊增磚添瓦、增光添彩的老兵們、戰友們和軍屬親友們,致以最誠摯的節日祝賀!
今年,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日子里慶祝八一建軍節,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抗日戰爭時期,是我們黨、也是我們軍隊進入歷史成熟期的標志。為此,我們編發這篇曾刊于1993年第1期《軍事歷史》的老文,以供學習思考。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中國革命的勝利,主要是依靠我們黨所領導的完全新型的與人民血肉相連的人民軍隊,通過長期人民戰爭戰勝強大敵人取得的。沒有這樣一支人民軍隊,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長期實踐中,成功地解決了如何把一支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具有無產階級性質的、具有嚴格紀律的、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革命軍事理論的繁榮時期,也是毛澤東軍事思想逐步形成體系的時期。在抗日戰爭的偉大實踐中,毛澤東提出了關于人民軍隊建設的一系列方針、原則,從而使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民軍隊建設理論得到極大的豐富和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人民軍隊思想。本文擬就此作一些粗淺的探討。
一、第一次明確規定了黨指揮槍,而不允許槍指揮黨的原則
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是建設一支無產階級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首要條件。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部隊的最高領導機關是中共前敵委員會。在前委領導下,軍、師建立中共黨委,團和有的連隊建立了黨支部。毛澤東在領導秋收起義部隊從“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前后這一段時間,通過“支部建在連上”,建立健全的黨委領導,將這一建軍思想,從認識上、組織體制上和領導制度上落到實處。1931年11月,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下,中共蘇區第一次黨代會通過決議案,決定取消紅軍中各級黨的委員會,黨委制由此中斷。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才逐漸得到恢復。西安事變以后,中共就合作抗日問題同國民黨進行談判。此時,國民黨提出要取消共產黨組織的獨立,取消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在國共談判紅軍改編問題時,國民黨竭力壓縮編制和人數,并借口統一,不讓在三個師之上設總指揮部,只同意設政治訓練處,并由國民黨特務康澤任政訓處副主任,還要向各師派出參謀長,師以下(至連)派副職,甚至荒謬地要求毛澤東、朱德到國民黨中去“做事”或“出國留洋”。顯然,國民黨的企圖就是要取消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從根本上改變紅軍的性質。在共產黨內,王明曾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的主張,要求和國民黨政府建立統一的軍隊,主張“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實行“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王明的主張無疑是自動放棄黨對軍隊的領導,最后斷送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由于受王明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八路軍中產生了削弱黨的領導的現象,軍閥主義、個人英雄主義有所抬頭,還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員制度,并將政治部改為政訓處。
毛澤東及時提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思想,拒絕國民黨派人到紅軍工作的要求,堅持共產黨對八路軍、新四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并在軍隊內部開展了反對新軍閥主義等錯誤傾向的斗爭。1937年8月25日,中央軍委在關于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中強調:“各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后,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保持和發展十年斗爭的光榮傳統,堅決執行黨中央與軍委的命令,保證紅軍在改編后應完全成為共產黨的黨軍,為黨的路線及政策而斗爭。”9月25日,中共中央《關于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重申:“在原有紅軍中及一切游擊隊中,共產黨絕對獨立領導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產黨員不許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任何原則上的動搖。”10月16日,中央軍委作出決定,成立軍委總政治部,任弼時為主任。根據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的建議,中央軍委于10月22日決定恢復因受國民黨干涉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先后任命各師、旅政治委員,并撤銷各級政訓處,恢復師、旅政治部和團政治處。11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作報告,總結抗戰以來中共同取消黨對軍隊領導的右傾傾向作斗爭的情況時,指出:“因受國民黨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因受國民黨干涉而改為政訓處的政治部的名稱,現在已經恢復了。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這個新的戰略原則,并堅持地執行之,因而基本上保證了八路軍作戰上和工作上的勝利。拒絕了國民黨派遣他們的黨員來當八路軍干部的要求,堅持了共產黨絕對領導八路軍的原則。”(1)1938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六中全會上所作的結論報告中,反復強調共產黨絕對領導軍隊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要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持“共產黨絕對領導八路軍的原則”;全黨全軍應該不受國民黨的種種限制,放手發動群眾,放.手在日軍占領區擴大解放區和擴大人民軍隊;“在中國,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2)毛澤東總結中國近代革命史經驗時說,蔣介石和一切軍閥都“愛兵如命”,都看重“有軍則有權”的原則。因此,處在這樣社會環境中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3)同時,鑒于張國煮分裂紅軍,另立中央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告誡全黨:“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煮),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而且把這一原則通俗地解釋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4)
此后,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根據戰爭形勢的發展變化采取了許多措施來保證黨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做出的《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規定:軍隊除保持軍隊系統上下級隸屬關系和接受本系統上級直接領導外,還要接受所在地區地方黨委的一元化領導;中共中央代表機關(中央局、分局)及各級黨委(區黨委、地委)為各級地區的最高領導機關,各地軍事政策與軍事行動的大政方針,須交黨委討論,但具體軍事行動由部隊首長決定;分局、區黨委、地委書記兼任軍區、分區(師或旅)政委,另設副書記管理黨務工作等。這一組織制度,是加強對軍隊領導的一項重大組織措施,并被沿用到新中國成立后。
二、第一次將“為人民服務”概括為人民軍隊的建軍宗旨和原則,并發展了關于人民軍隊三大任務的思想
早在1927年秋,毛澤東就向秋收起義部隊指出,工農群眾的武裝,要為工農群眾打仗。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由于紅軍廢除了雇用制,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5)1929年1月,毛澤東率領紅四軍由井岡向贛南、閩西進軍途中,在他起草的《紅四軍司令部布告》中,開宗明義地規定“紅軍宗旨,民權革命”(6),這就初步提出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這一思想到抗日戰爭時期有了重大發展。毛澤東在1939年12月21日《紀念白求恩》、1944年9月8日《為人民服務》等著作中,對人民軍隊的宗旨問題進行了深刻闡釋。他指出,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人民軍隊本質的表現,也是人民軍隊區別于一切舊軍隊的根本標志。“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號召學習白求恩、張思德“毫不利已,專門利人”的精神,時刻“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7),做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并提出了“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的生死觀。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第一次從理論上明確地概括了人民軍隊的建軍宗旨。他說:“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斗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宗旨。”這充分體現了人民軍隊無產階級性質,是八路軍、新四軍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毛澤東在高度概括人民軍隊宗旨后,又進一步論述了由這一宗旨所決定的六大特征:即1、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2、有一個很好的內部和外部的團結。3、有一個正確的爭取敵軍官兵和處理俘虜的政策。4、形成了為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戰略戰術。5、形成了為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6、部隊利用戰斗的訓練的間隙從事糧食和生活用品的生產,改善軍隊生活和減輕人民負擔。
朱德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中,把人民軍隊的宗旨進一步闡述概括為“三大特點一個原則”。他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具備了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點。它是民族的,因為它始終站在反對外國侵略者的立場,具有保衛祖國的至高無上的熱情。它是人民的,因為它從人民當中來,始終是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奮斗。它是民主的,因為它是軍民一致和官兵一致的;因為它一掃軍閥制度,成為為人民的民主政治而奮斗的工具。它的戰斗力,它的不可戰勝,就是由于它具備了這三大特點。”“這三大特點,事實上也即是建軍的三原則。而歸根到底,一個總的原則,即是從人民出發,為人民服務。”(8)從此,為人民服務就成為人民解放軍革命品格的最高要求和行動準則。
毛澤東還發展了人民軍隊“三大任務”的思想。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紅軍要執行打仗消滅敵人、打土毫籌款子和做群眾工作三大任務。抗日戰爭時期,為打破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封鎖,毛澤東發出“積極生產,克服困難,親自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要求軍隊一面打仗,一面生產,學會打仗、生產兩套本領。“我們的軍隊有了這兩套本領,再加上做群眾工作一項本領,那末,我們就可以克服困難,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垮。”(9)這樣,紅軍打土豪籌款子的任務,就發展為生產隊的任務。到了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又把人民解放軍歷來做群眾工作的傳統,表述為工作隊,從而形成了人民軍隊執行戰斗隊、工作隊和生產隊三大任務的完整而簡明的提法。
三、第一次將“軍民一致、官兵一致和瓦解敵軍”概括為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
紅軍創建初期,毛澤東先后提出了把官兵待遇一律平等、做民眾工作和不虐待俘虜等作為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在《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一文中提出,要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以改造國民黨的政府和軍隊,因為“現在國民黨軍隊的制度還是老制度,要用這種制度的軍隊去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的。……改變的原則就是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現在國民黨軍隊的制度是基本上違反這兩個原則的。”而改造的“中心任務是改變軍隊的政治精神和政治工作。”10月25日,毛澤東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完整地將人民軍隊政治工作概括規定為三大原則。他說:“八路軍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有三個,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則,這就是在軍隊中肅清封建主義,廢除打罵制度,建立自覺紀律,實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軍是團結一致的。第二、軍民一致的原則,這就是秋毫無犯的民眾紀律,宣傳、組織和武裝民眾,減輕民眾的經濟負擔,打擊危害軍民的漢奸賣國賊,因此軍民團結一致,到處得到人民軍事歷史年第期的歡迎。第三、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原則。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1944年4月11日,總政治部副主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譚政,受中共中央、毛澤東委托,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的《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對政治工作三大原則,從各方面進行了更加詳盡的闡述,指出軍隊政治工作的基本內容和基本方向是:用無產階級思想加強對指戰員的改造和教育,以“團結自己,戰勝敵人”作為政治工作的總方針,認真倡導與實行軍黨之間、軍政之間、官兵之間、軍民之間、上下級之間、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之間以及各部分軍隊之間關系的真正一致。重申“政治工作是我們軍隊的生命線,無此則不是真正的革命軍隊。”朱德在《論解放區戰場》的報告中,明確提出政治工作是八路軍、新四軍靈魂的論斷,并將提高官兵的自覺性、團結本軍和友軍、團結軍隊與人民、從政治上心理上瓦解敵偽和鞏固提高自身戰斗力概括為政治工作的五個基本特點。根據政治工作三大原則的精神,各解放區的人民軍隊開展了“尊干愛兵”和“擁政愛民”等活動;抗日民主政府則開展了擁護軍隊、優待抗日軍人家屬的“擁軍優屬”活動。此后,“擁政愛民”和“擁軍優屬”活動相沿成習,形成制度。
建立民主制度與嚴格執行紀律,是建設人民軍隊的兩項相輔相成的重要原則。因此,毛澤東在強調民主制度的同時,也十分重視軍紀問題。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政治部根據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對在紅軍初創時期提出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內容作了調整,將三大紀律改為:實行抗日救國綱領;服從上級指揮;不拿人民一針一線。八項注意改為:進出宣傳;打掃清潔;講話和氣;買賣公平;借物送還;損物賠償;不亂屙屎;不搜俘虜。各抗日根據地部隊在執行時,又根據自己的情況有所變通。到1947年10月,為適應解放戰爭形勢發展的需要,毛澤東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于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要求全軍“必須提高紀律性,堅決執行命令,執行政策,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全軍一致”,使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內容在全軍得到統一。可見,毛澤東在制定軍隊實行民主制度和執行紀律時,都是以維護人民利益和提高部隊戰斗力為根本出發點,這是他建設人民軍隊的思想基礎。
四、提出軍隊的發展規模必須和人民的負擔能力相適應的建軍思想
軍隊的發展規模必須和人民的負擔能力相適應,這是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提出的一個重要建軍原則。全國抗戰爆發時,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僅5萬余人。在挺進敵后,組織、武裝敵后廣大人民群眾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的過程中,自身也得到較快發展。到1940年底,八路軍、新四軍發展到50萬人,抗日根據地人口達1億多。進入1941年后,由于日軍的連續“掃蕩”,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以及嚴重災荒,敵后抗日根據地日趨困難,且逐漸縮小。這與已經有了較大發展的各根據地的軍事機構和眾多的非戰斗人員形成了十分突出的矛盾。1941年11月7日,中央軍委在關于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中提出:根據地的軍事建設,必須適合新的客觀環境,各根據地的軍事機構應包括主力軍、地方軍、人民武裝(即不脫離生產的自衛隊、民兵)三個部分;目前軍事建設的中心注意力,應放在地方軍及人民武裝的擴大與鞏固上,主力軍應采取適當的精兵主義,其工作重心是提高自己的政治、軍事技術質量,縮編與充實編制;主力軍與地方軍的比例:山區為2:1,平原為1:1,在某些最困難的地區,應打消主力軍與地方軍的區別,全部武裝地方化。毛澤東在論述實行精兵簡政的必要性時,指出:“我們便決然不能還像過去那樣地維持著龐大的機構。在目前,戰爭的機構和戰爭的情況之間已經發生了矛盾,我們必須克服這個矛盾。……假若我們縮小自己的機構,使兵精政簡,我們的戰爭機構雖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魚大水小的矛盾,使我們的戰爭機構適合戰爭的情況,我們就將顯得越發有力量”。“目前我們須得變一變,把我們的身體變得小些,但是變得更加扎實些,我們就會變成無敵的了。”(10)為此,毛澤東接受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關于“精兵簡政”的建議,從1941年12月起部署全黨全軍實行精兵簡政。八路軍、新四軍的各級機構普遍實行了精簡整編,縮小機關,充實連隊,撤銷各縱隊的指揮機構、減少指揮層次,并將主力旅與軍分區合并,加強地方部隊。在簡政方面,各抗日根據地切實整頓各級組織,緊縮機構和人員編制,加強基層,提高效能,節約人力物力;并規定各抗日根據地脫離生產的人員,只能占總人口的3%,其中軍隊系統人員占2%,黨政民系統人員占1%。
與此同時,軍隊還進行大規模的生產運動,并發展以自給為目的的農工商業,機關人員也發展自給經濟。由于實行精兵簡政和開展大生產運動,不僅使各級軍事指揮機構更加精干靈便,提高了部隊戰斗力,而且減輕了根據地人民的負擔。朱德在中共“七大”上所作《論解放區戰場》的報告中總結這一經驗時說,必須“在不過分加重人民負擔這一原則之下,去保養軍隊”,做到軍民兼顧,不然,“軍民之間就會發生矛盾,人民生活困難,軍隊生活也困難,就不能有力地對敵作戰。”“在軍隊的擴大成為必要的時候,必須以不過分加重人民負擔為條件來擴大軍隊。”顯然,這種軍隊發展規模與民力相適應的建軍思想,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注釋:
(1)《毛澤東選集》1991年版,第二卷第393頁。
(2)同上書,第543頁。
(3)同上書,第546頁。
(4)同上書,第546、547頁。
(5)《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63、64頁。
(6)《毛澤東軍事文選》(內部本)第7頁。
(7)《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05頁。
(8)《朱德選集》第158頁。
(9)《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28頁。
(10)《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82、883頁。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