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毛、周、朱、陳的建軍之功

——紀念古田會議召開80周年

張亦民

如果說，南昌起義打響了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的第一槍，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人民軍隊，那么，紅四軍在福建上杭縣召開的古田會議，是馬克思主義軍事發展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建軍，賦予人民軍隊思想靈魂的會議。正如新中國成立后廣泛流傳著的一首民歌民謠所說：“生我的是娘，養我的是黨；娘生的是身子，黨給的是靈魂?！币粋€物質、一個精神，猶如腦袋和靈魂一樣，有腦袋才有靈魂，而靈魂決定了腦袋性質。人民軍隊開創于三大起義，怎樣建設人民軍隊發端于古田會議。所以，要了解人民軍隊的發展歷史，不能不學習古田會議決議，要在新形勢下保持人民軍隊的本質，發揚革命光榮傳統，把人民解放軍建成一支無敵于天下的武裝力量，就不能忘記政治建軍永遠是科技強軍的基礎。要永遠緬懷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毅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創立人民軍隊之功勛，不忘人民軍隊的靈魂。

一、紅四軍的創立與朱毛分歧

1927年8月1日，為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在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下，舉行南昌起義。接著，在南下廣東，企圖打開?？凇幦⊥庠?，重建廣東根據地的南下途中，遭到嚴重挫敗后，由朱德、陳毅帶領余部經湘南，于1928年4月28日轉到井岡山，同毛澤東于上年9月9日在湘贛邊界領導秋收起義的部隊勝利會師。5月4日，在江西寧岡縣礱市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同年11月，彭德懷部主力到達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師，擴大了井岡山的武裝力量。1929年1月，迫于形勢，朱、毛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閩西進軍，相繼開辟了贛南、閩西根據地。

朱毛會師井岡山時，都有相見恨晚之感。但紅軍初創，情況復雜，紅四軍成員來自北伐軍、農民軍，還有綠林英雄，山頭派系林立。共產黨和紅軍作為一種新鮮的社會勢力格外引世人矚目。如何面對復雜環境和問題，難免產生不同認識。朱毛二人同為一把手，對外發布告朱居頭牌、毛居二位，故稱朱毛；在黨內，毛任前委書記，朱任軍委書記，朱居毛后。朱毛兩人并非是與世無爭的隱士，而是有血性有個性的革命活動家。毛有領袖人物的才華，朱有三軍統帥的稟賦。兩人雖有矛盾，為了大局彼此都相互諒解，妥協讓步。但時間長了，積累多了，就自然會爆發。到了1929年春夏，終于在設立還是取消紅四軍軍黨委問題上公開化。

井岡山時期，按中央指示紅四軍設有軍黨委和前敵委員會兩個黨組織。軍委管軍內各級黨部（團委、營委、連支部）和地方赤衛隊；前委除指揮紅軍外，還有對地方黨部的指導，即軍黨部之上設前委。因為下井岡山后每天行軍作戰，環境險惡，既要開會討論事情，又顯得兩級機構重疊，經前委討論決定，為應付“特殊環境”，軍委“暫停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這樣，以朱德為書記的軍委就停止了活動。到了5月，隨著贛南、閩西斗爭局面的打開，地方工作增多，部隊也擴大，前委既管軍隊又管地方，感到“兼顧不來”。于是，前委又臨時決定恢復軍委。但軍委書記決定由中央新派來的劉安恭任書記，并接替了毛澤東兼紅四軍政治部主任。

劉安恭，四川人，與朱德一起在德國留學，于1926年回國。朱德被中央派到四川軍閥楊森部工作，劉安恭也在楊森部隊當參謀。1927年劉加入中共，派往蘇聯學習軍事，1929年因有“托派嫌疑”被遣送回國。中央考慮到劉和朱德的老關系，就把他派到紅四軍工作，而紅四軍又恰好在組織新的臨時軍委，就把他當成“中央代表”予以重用。劉不了解中國紅軍發展歷史和斗爭實際，更不了解中國社會狀況，只知道蘇聯紅軍那一套規程，搬教條，反對毛澤東主張紅軍還要做地方工作這一套，要以蘇聯紅軍那套辦法改造紅四軍。他剛任臨時軍委書記，就對軍黨部之上的前委作出一條決定：“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管其他事，并要將臨時軍委改為正式軍委，前委就不能領導和指揮紅四軍。這樣，前委的工作就無法開展，更無法開展建立根據地工作。于是，要不要成立軍委組織問題就成了前委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和朱德各為一方的意見分歧。一縱隊司令林彪贊成毛澤東的意見，劉安恭則贊成朱德的意見，而林、劉又不采取與人為善的態度，夸大其詞，使分歧變得復雜化。

五月底，毛澤東在福建永定縣湖雷召開前委會議，就是否設立軍委問題發生爭論。劉安恭贊成設立軍委，指責前委領導“管得太多”，要限制前委權力，不能“書記專權”，搞“家長制”，散布朱德是“擁護和執行中央指示的”（指贊成設立軍委），毛澤東是“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指示的，還提出以“完全選舉制度及黨的負責同志輪流更換來解決”等等。以林彪為代表不贊成設軍委的人認為，“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不必要在“前委之下，縱委之上再硬生生地插進一個軍委”，這樣做是“與黨爭權”的“分權主義”，“是少數同志歷來錯誤路線的結穴?！边€在群眾中散布朱德有“個人英雄主義”、“游擊習氣”、“講大話”等等。劉、林的這些言行，違背了黨的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則，助長了紅四軍內部原來就存在的自由主義、宗派主義、極端民主化和軍閥主義殘余等不良傾向。許多人也跟隨他們公開地對毛澤東、朱德說長道短、評頭論足，影響黨內軍內團結和朱毛威信。6月8日在上杭白砂召開前委擴大會議進行討論，41 人與會，以36票對5票，決定撤消臨時軍委，正式成立軍委。但劉安恭的臨時軍委書記隨著免除，其政治部主任一職改由前委委員李任予擔任，隨后改為陳毅擔任。會議還決定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

毛澤東在白砂會議上遞了書面意見說：“前委、軍委成分權現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于不生不死的狀態?！睘榇?，毛澤東提出“我不能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調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逼鋺嵓ぶ?，溢于言表。

鑒于朱、毛是此次前委擴大會議爭論的雙方，而毛澤東5月后有病，由朱德代理前委書記，但此時又不便出面，就決定由陳毅代理前委書記，并負責籌備“七大”工作。

當時，錯誤思想占了上風，毛澤東只有接受批評的權利，他內心十分氣惱，就在大會前寫了一封長信，指出紅四軍黨內產生爭論的根本原因，是紅四軍黨內農民、游民小資產階級的不正確思想的存在，一部分同志個人主義、小團體主義以及軍事觀點等舊式軍隊的思想、習慣抬頭。信中還說：“形式主義的理論來自遠方”，是說劉安恭等人從莫斯科那邊帶來的，是他們的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反映到紅四軍黨內的“兩條思想路線系統的斗爭?！泵珴蓶|已知同志們不能理解接受他的主張，也不得不作出暫時離開紅四軍的決定。

二、紅四軍黨的“七大”與毛澤東“落選”

紅四軍黨的“七大”于6月22日在龍巖城一所中學內召開，到會代表有紅四軍前委委員、各縱隊司令員、支隊長、黨代表及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由紅四軍前委代理書記、政治部主任陳毅主持，并作前委工作報告。討論時，“會場空氣緊張熱烈，有什么意見都講”。只是軍情緊迫，大會只開了一天，通過了有關“黨內爭論問題及分兵問題”的決議。

“七大”是根據6月8日白砂前委擴大會議決定，本想通過“七大”統一思想、解決分歧，結束爭論，加強團結，以應付敵人當時的“會剿”而召開的。盡管陳毅接受籌備任務后，日夜工作，找前委成員交換意見，起草工作報告，能使大會有一個好的結果，但由于解決問題的條件不成熟，加之組織的不力，不僅沒有達成預期目的，反而使問題更糟，毛澤東在選書記一職時“落選”了，“七大”沒有開好。

在紅四軍許多問題的爭論中，毛澤東本來是正確的，為什么落選？其中有他處理矛盾的方法不當有關。毛澤東對下井岡山以來產生的問題早有察覺和思考，聯系白砂會議上的爭論，他認為這些問題已不能在前委內部解決，想發動下屬黨組織來討論，于是就將會議上朱、毛發言及林彪、劉安恭有關的信和意見，通過前委機關刊物《前委通訊》印發給各支部討論，并號召“同志們努力來爭論吧！”結果，毛澤東成了會議批評的主要對象，否定了毛澤東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正確主張，把井岡山時的武裝割據思想也批為“含有保守主義的錯誤”等等，都反過來了。后來中央在九月來信中對此做法進行了批評，認為前委“自己不先提辦法，而交下級自由討論”，“公開提到群眾中沒有指導的任意批評”，使黨內爭論更趨激烈化和復雜化，甚至連朱毛去留問題都提出來了。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以后，當時任共產國際總書記的布哈林，由于懷疑中國工農紅軍在農村有存在和發展的可能，親自找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面談，指示要讓朱毛離開紅軍。根據布哈林的指示精神，1929年2月7日，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給潤芝、玉階兩同志并轉湘贛邊界特委的信》，指示紅四軍分散成小股部隊活動，調朱德、毛澤東離開紅軍去上海黨中央工作，以藏匿大的目標。朱毛于四月初收到中央“二月來信”后，毛澤東兩眉緊蹙，滿臉的不高興，即由他執筆向中央寫了很長的回信，不客氣地指出：“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了”，針對來信思想寫道：“拋棄城市斗爭，是錯誤的；但是畏懼農民勢力的發展，以為將來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黨員中有這種意見，我們以為也是錯誤的”。還針對要求將隊伍分散，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愈是惡劣環境，部隊愈須集中，領導者愈須堅強奮斗，方能團結內部，應付敵人”；我們的戰術就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對付敵人”；關于要朱毛離開紅四軍問題說：“中央若因別的需要朱毛二人改換工作，望即派得力人來”，并提出劉伯承、惲代英來接替軍政工作，“那是勝任我們的”。中央在六月收到這封信后震動很大。在紅四軍內因有調離朱毛問題，卻產生負面影響。

此外，人們對毛和朱也存在一些看法，集中反映在陳毅在大會報告時對毛、朱的口頭批評。對毛澤東指出四條缺點：第一，對馬列主義的信仰不夠，因為毛常講馬列主義只規定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原則，但中國革命的具體做法，還要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去創造（陳毅說，我那時二十七、八歲，思想水平低，不懂什么東西）；第二，有個人英雄主義，他講的現在革命沒有黨來領導一定會失敗的，這個話實際上是說沒有你毛澤東領導革命就要失?。坏谌?，毛澤東的領導是家長制、愛發火、愛教訓人。你們朱毛兩個人天天在吵架，一個晉國，一個楚國，你們兩個大國天天在打架，我這個鄭國在中間簡直是不好辦。我在兩大國之間跟哪個走？站在哪一邊？就是怕紅軍分裂，怕黨分裂。我是希望你們兩個團結（陳毅說，現在看來這個團結是和稀泥的）。第四，說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不對的，是共產黨員都有發言權，他說錯了可以糾正嘛（陳毅說，我那時是很狂妄的。）！

對朱德批評有兩條：第一，朱德在1928年湘南“八月失敗”后沒檢討，我回來后作了檢討，你根本不檢討；第二，說朱德重用劉安恭是不妥當的。劉一來就當二縱隊司令員，是不對的，我是不同意的，要撤劉。我對劉說，你真要愿意干，就到連隊里當副連長，頂多當個副營長。但陳毅的意見沒被接受，可能是由于朱德的堅持，劉安恭一直任二縱司令員，一直當到冒進東江，在戰斗中犧牲。

實話說，陳毅當時面對朱毛兩位主要領導人的矛盾，為了平息爭論，不得不這樣說。后來，陳毅在多種場合或回憶中 “承認是說錯了”，“實際是調和路線”。

朱德、毛澤東在會上相繼發言，主要解答和說明大家提出的意見。朱德對林彪等人的攻擊，他坦率地談了看法，作了解釋。他說：有人說我放大炮、說大話，說過要紅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漢、南京，解放全中國。這不是放大炮，說大話、吹牛皮，這是為了鼓舞斗志，向前看，向遠看，對革命前途充滿信心。又有人說我拉攏下層，常和下面官兵混在一起。這不是拉攏下層，搞什么小組織活動，這是為了和下級打成一片，便于及時了解下面情況。還有人說我游擊習氣，不像個官樣，穿的和士兵一樣破破爛爛。這不是游擊習氣，這是因為目前我們生活等各方面條件還很差，是為了群眾化，不脫離群眾。顯然，朱德的發言是對林彪無端批評的反擊，但他作了心平氣和的說明，表現了朱老總的寬懷大度。

毛澤東對大家的批評態度也很明朗，認為許多批評對他有好處，他會考慮。但他堅持說：我們紅四軍是黨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這不是家長制；我對大家嚴厲，這是分工負責、嚴格督促；會議上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的，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他這個不正確。毛澤東還特別強調，不管分歧如何，現在我們還是要根據我們歷來的實際斗爭經驗，加強政治領導，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軍隊應該嚴格地在黨的領導下，軍隊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籌款、要講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一定要按這個做。

陳毅后來回憶說，毛澤東那時的態度，完全表現出他是一個政治家的態度，在那種情況下（即許多人都批評他，大會又決定處分他等），他仍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

幾十年后，賀子珍回憶毛澤東在“七大”落選原因時說：“有的人說，這是因為毛澤東民主作風不夠，在黨內有家長作風。毛澤東是不是有家長作風？我的看法是，他脾氣是有一點，在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的作風是更好一些。我看，他之所以落選，主要是一些人輕視黨對軍隊的領導，否定紅軍中的黨代表制，不重視政治工作；另外，毛澤東對部隊中不正之風進行了批評和抵制，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高興?！边@是符合實際的、較客觀的分析。

三、毛澤東離開紅四軍耕耘閩西特委

“七大”后，毛澤東經新前委同意，讓他暫時離開紅四軍，以特派員身份到閩西地方作調查研究并指導閩西地方工作。并于7月8日與賀子珍及江華、蔡協民、曾志等同志往閩西特委所在地上杭縣蛟洋村，并由特委安排他們住在文昌閣。這樣，毛澤東一邊休養一邊工作，同時等候中央批復，準備赴莫斯科學習。江華則以閩西特委秘書長身份暫時留在閩西工作。

毛澤東離開紅四軍的心情是不好的，但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活動家，對工作極端負責，而且卓有成效。他在閩西4個來月，給閩西根據地留下不可磨滅的業績。

毛澤東到蛟洋時，正是閩西特委要召開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之時，當特委書記鄧子恢告訴他：“大會已定在本月11日開幕”后，毛澤東就與部分代表交談，發現他們對整個閩西的革命形勢、社會狀況缺乏全面了解，便向鄧子恢建議：“把代表分散到各地搞群眾調查，搞他一個星期，待情況摸清了，再正式開會更好。”鄧根據毛的建議，決定延期召開。毛也親自下去主持各種座談會，為閩西“一大”做了充分準備，并以特派員身份指導大會工作，修改大會文件，作政治報告，使到會代表深受鼓舞和啟發。

會間，閩西特委轉來福建省委通知，說中央最近要召開軍事聯席會議，要紅四軍派一得力代表去匯報情況。紅四軍前委擬請毛澤東與陳毅一同前往上海匯報，毛澤東認為自己去不合適，加之身體也不好，最后決定派陳毅去中央匯報，前委書記由朱德代理。

閩西“一大”后，毛澤東離開蛟洋，前往上杭蘇家坡、永定一帶農村，邊養病，邊調查指導地方工作。9月下旬，毛澤東在傅連障等護送下，從永定合溪轉移到上杭縣城的“臨江樓”居住。紅四軍前委請他參加“八大”，共同領導紅四軍工作。當時毛澤東正發瘧疾，當他坐擔架趕到時，會議已經結束（一說毛未去參加，此以年譜為依據）。朱德、郭化若見到毛澤東面容憔悴、身體虛弱、渾身浮腫，都勸他安心休養。

臨江樓坐落在汀江岸邊，面對琴崗，傍山依水。10月11日，時值農歷九月九日的重陽節，毛澤東站在樓上臨窗遠眺，遙望天空，俯視著汀江兩岸競相開放的黃花，不禁浮想聯翩，便對重陽節戰地秋天的風光揮毫寫下了“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這首名為《采桑子·重陽》的詞，抒發他的革命熱情和樂觀主義精神。此前，他還針對當時兩廣軍閥斗爭填了一首《清平樂·蔣桂戰爭》的詞，充分反映了毛澤東當時心情雖不舒暢，但對革命形勢和前景從不悲觀。

10月23日，毛澤東隨同閩西特委機關轉移到蘇家坡。在這里住了近40天，和鄧子恢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他們經常在工作之余或晚飯后漫步在樹林里或小河邊，一起探討閩西革命斗爭策略，研究工作方案，使鄧受到不少教益和啟發。有一次，毛澤東深有感觸地問鄧子恢：“作為一個領導者，他的主要責任是什么？”鄧一時答不上來。毛緩緩地說：“作為一個領導者，他的責任在于當好群眾的傳達員，就是說，應當善于總結出大多數群眾的正確意見和要求，及時反映到黨的領導機關，黨的領導機關要根據這些意見和要求進行研究分析，找出解決的方法，然后再由領導者把黨的決定傳達到群眾中去執行?！边@一番話，讓鄧子恢記憶著幾十年。

在蘇家坡，毛澤東從老貧農家里了解到不少富農和奸商搞糧食囤積居奇，利用季節牟取暴利，當地民眾苦不堪言。他立即將這一問題提交閩西特委研究，作出成立糧食合作社決定，保障群眾生活穩定。為了提高蘇區干部素質，毛澤東在這里辦起了有閩粵贛三省蘇區干部參加的“政治軍事干部訓練班”和“農民運動訓練班”；毛澤東了解到蘇家坡沒有一所學校，很多人家三代都是文盲，他便與特委商量創辦一所小學，將自己20元“交通費”作為辦學經費，辦起了第一所“平民小學”，還親自為孩子們上了第一堂課。從此，閩西很多村也跟著辦起平民小學。

毛澤東就這樣在閩西特委度過了四個多月，一邊休養、一邊工作，并耐心地等待中央對他的“說法”。

四、紅四軍黨的“八大”與“冒進東江”失敗

紅四軍黨的“七大”之后，毛澤東離開領導崗位去了閩西，陳毅去上海向中央匯報，留下朱德主持全面工作。由于七大本身沒有解決主要問題，部隊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很大影響，黨內外以反對“家長制”為借口，滋長起極端民主化之風。當時，在四軍內部，凡一切問題都交由大家討論，前委形不成領導中心，每逢開會事先沒有準備，開會缺一個不到都不行，有的會一開好幾天沒有結果。在這種狀態下，紅四軍的“八大”于9月下旬由朱德主持在上杭太忠廟召開。后在《紅四軍狀況的報告》稱：“八次大會，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毫無結果”，使紅四軍政治上失掉了領導中心，廣大指戰員思念著毛澤東回到四軍領導崗位上來。

紅四軍黨內矛盾尚未解決，福建省委轉來中央10月6日指示，要紅四軍利用兩廣軍閥混戰的有利時機，立即開到東江去“開拓新局面”的斗爭。福建省委要求四軍前委“堅決的執行”中央指示。紅四軍于10月13日在長汀接到指示后，一方面是八大沒有開好的情況下正感工作不好安排，一方面又不加認真分析，立即按中央和省委指示，制定了一個分兵“冒進東江”的軍事計劃，并于10月20日率紅四軍三個縱隊分三路“涌入了鄰省廣東的東江地區”。這次冒進東江雖然攻下過梅縣，給敵軍以重創，但紅四軍傷亡更大，劉安恭“受傷身死”，合計損失千余人。一、二縱隊各縮編為兩個支隊，三縱隊縮編為一個大隊。此戰役“為四軍郴州失?。ㄖ妇畬降摹鞍嗽率　保┖笾谝淮未髶p失。

這次冒進東江的失敗原因主要有三條：一是中央和福建省委“主觀主義瞎指揮”擴大了對軍閥混戰對我有利的估計；二是中央和福建省委對紅四軍本身所處的情況缺乏了解，當時只有朱德一人主持前委工作，領導的削弱、部隊的戰斗力也相應削弱，本來應付閩西的對敵斗爭尚感吃力，進軍東江更無勝利把握。

東江失敗也是紅四軍黨內、軍內各種錯誤思想的一次集中暴露，特別是單純軍事觀點和盲動主義更為突出。但也正是東江失敗，進一步提高廣大指戰員對毛澤東正確主張的認識。肖克回憶說：這次失敗的啟示是：“當時的士兵干部有這樣感覺，毛黨代表在時，隊伍多，工作好。想念毛澤東同志，希望他回到紅四軍，這是全軍的普遍要求?！?/p>

紅四軍進軍東江期間，毛澤東仍在幫助閩西特委制定各種方針政策。中共閩西“一大”后兩個多月的形勢發展很好。本來由閩西地方赤衛隊改編為紅四軍的第四縱隊留在閩西堅持與敵斗爭，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蘇維埃，從原來3個縣擴大到6個縣。閩西工農武裝也不斷發展壯大，從3月間的800多支槍發展到5000多支槍，赤衛隊6000余人，工會、農會、黨員隊伍都空前壯大。閩西根據地的發展進入了全盛時期。這個局面從客觀上證明毛澤東領導的正確。

五、陳毅赴上海匯報與中央“九月來信”

紅四軍七大之后，陳毅就以前委書記名義于1929年7月9日給中央寫了情況報告和附去相關文件。后來接中央關于去人開會的通知，遂在鄧子恢陪同下，經上杭、龍巖到廈門，由駐廈門的福建省委安排，去香港轉赴上海。

陳毅到上海后很快同中央機關接上了頭，見到“六大”新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李立三，并向他報告了紅四軍黨的“七大”情況。李立三聽完后便表示：將盡快向中央政治局報告，并要陳毅盡快寫好幾種上報的書面材料。8月27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把陳毅報告的情況作了匯報。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專門召開會議聽取陳毅的報告。會議由六大選出的總書記向忠發主持，出席會議的成員有李立三、周恩來、項英、關向應。陳毅詳細而客觀地匯報了紅四軍建立和發展的過程，以及黨內矛盾的演變和“七大”情況。中央政治局聽了后認為紅四軍的經驗和問題極為重要，并有普遍意義，隨決定以李立三、周恩來、陳毅組成三人委員會深入討論審議，然后提出決議到政治局討論通過。三人委員會由當時任中央軍委書記、中央組織部長周恩來負責召集。

陳毅向中央匯報后，就在幾天時間里寫好了《關于朱德、毛澤東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關于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關于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等五個書面材料。隨后，周恩來和李立三又在反復詳細閱讀的基礎上和陳毅一起進行了多次討論。就在這樣的討論交談中使中央對紅四軍的真切情況有所了解，對毛澤東、朱德的矛盾爭論有本質性的認識；陳毅也在這樣的討論中受到教育、提高覺悟，認識到自己在朱毛矛盾中的錯誤態度。

一次，周恩來和陳毅討論紅四軍經驗，周恩來說到中央“二月來信”發出后，又于4月27日由周恩來起草了一封中央的信，要求紅四軍不要分散，朱毛可以暫時不走。但為什么要這樣的改變，中央自身只停留在情況不摸底，正確性把握不大而為之。中央于六月初收到這封復信后，周恩來就在6月12日政治局會議上以毛澤東提出紅軍不能分兵的四條理由，聯系自己的感受作了長篇發言，贊賞了毛澤東的信寫得好，把問題說清了。所以，周恩來對陳毅說，“真要多多感謝毛澤東的這封信”。這些情況對陳毅思想觸動很大。陳毅作為紅四軍三位主要領導人之一，當然知道毛澤東起草的4月5日復信，但完全沒有想到這封信在中央政治局會引起這樣大的反響。

接著，周恩來又把為中央起草的8月21日致紅四軍前委的信的底稿交給陳毅閱讀，說明這是陳毅來上海途中寄出，也是對陳毅7月9日向中央寫的報告之復信和中央態度。這封信對陳毅觸動很大。信中寫道：“在大敵當前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你們應指出紅軍中黨的生活之正確路線。”那么紅軍的正確路線是什么呢？當時陳毅并不明確這個問題，紅四軍黨的七大決議也沒有說清這個問題，而在這個信中說清了。信中說：“紅軍不僅是戰斗的組織，而且具有宣傳和政治的作用。每一個紅軍士兵都應有向群眾宣傳的責任，整個紅軍的游擊，更充分負有發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使命。誰忽視了這一點，誰便要將紅軍帶向流寇土匪的行徑?！笨吹竭@里，陳毅感到這完全和毛澤東說的一樣，心里對什么是紅軍的正確路線有了幾分認識。

陳 毅回想起紅四軍所走過的艱難歷程，毛澤東的身影在他眼前更加高大起來了。他想了正在閩西的山山水水中艱苦奮戰的毛澤東、朱德來，感情上和認識上都起了很大變化。

一次次在討論黨對軍隊領導時，周恩來和陳毅談及去年“湘南失敗”（即八月失?。┰谟诜湃巫屓罕娮杂捎懻撐茨芗瘷嘤嘘P。李立三插問：“如果潤之和你們一起呢？”陳毅很干脆地說：“潤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隊南行?！敝芏鱽斫又f：“這說明前委一定要集權，絕不能把集權與‘家長制’混為一談?！崩盍⑷?、周恩來的一問一插話，陳毅自覺明白了許多道理。在另一次討論組織問題，提到紅四軍領導人怎么配備，誰走誰留？陳毅一再表示要中央派人去紅四軍，他當不了前委書記。李立三問陳毅“你看毛澤東如何？”陳毅本來想到仍由毛當前委書記，但一想到紅四軍內可能有不少人不會接受這一點時，他又動搖了。同時，他又表明自己現在對毛澤東在政治上更加擁護。周恩來則從更高層次提出了如何認識一個政治家的問題。他認為現在選擇紅四軍這樣一支全國紅軍的先鋒部隊的領導人，毛澤東是最好人選。對政治家要看主流不是看支流。毛澤東在1927年就率先提出“上山”打游擊，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正確道路，同時認識到紅軍不僅要打仗，而且要成為黨的一支強大的宣傳隊、群眾工作隊，等等。這一切都代表紅軍發展的未來，而且是很有創造性的。

周恩來的談話對陳毅啟發很大。陳毅已經兩次親身經歷毛澤東忍讓團結的態度了。“八月失敗”回到井岡山，雙方對立情緒強烈，毛澤東做了工作，消除了矛盾。這次紅四軍七大前夕，毛澤東又相當大地作了讓步。并對周恩來、李立三說：“這次鬧得有點傷感情，主要是我的錯誤。我沒有認清毛澤東的天大優點，沒有指出正確的路線。我回去帶頭檢討，我相信退一步可以進三步的。”

就這樣，通過一個多月的討論、思索、總結，陳毅在思想認識上發生了很大變化。他確實感到毛澤東在政治路線方面遠勝四軍現在所有的領導人，表示一定要把毛澤東請回紅四軍前委書記位置上來。陳毅多年后曾幾次對人說，到上海黨中央的兩個月，等于上了“兩個月的訓練班”，受益匪淺。

周恩來高興地看到了陳毅的思想變化，就提議由陳毅為中央起草《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陳毅根據周恩來的談話要點和中央軍事會議精神，很快地起草了這封指示信，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為首的紅四軍前委的正確領導，指示紅四軍全體指戰員要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并在信的最后寫下了“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的字句。9月28日經周恩來審定，以中央名義發給了紅四軍前委一封重要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央“九月來信”。

六、紅四軍黨的“九大”與毛澤東復職

1929年10月1日，陳毅帶著新的思想認識和中央“九月來信”離開上海，于22日回到軍部。

回到蘇區后，陳毅首先向朱德傳達中央精神，對毛澤東回前委主持工作征求他的意見。朱德一邊表示絕對服從中央指示，一邊露出憂慮地說：我們歡迎他回來，他是否愿意回來，還很難說。陳毅說：我向他檢討，他會回來的。

10月22日晚上，陳毅主持召開了前委會議，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會后即派人把中央“九月來信”送到毛澤東上杭蘇家坡住處，并附上親筆信請毛澤東回前委工作。毛澤東接到陳毅的誠懇來信和中央“九月來信”指示，讀后百感交集，對中央為紅四軍黨內爭論問題作出了正確的裁決慷慨萬千。11月23日，紅四軍攻占汀州。24日，毛澤東在福建省委巡視員謝漢秋陪同下，心情舒暢地來到汀州，與朱德、陳毅再次相見。當晚，陳毅將朱、毛兩人請到自己住處，向毛澤東當面作了檢討，并介紹了在上海的情況，轉達了李立三對毛澤東的問候。毛澤東亦向朱德、陳毅等前委委員表示誠懇接受中央對自己工作方式的批評，并說自己說過寫過一些傷感情的話。當毛澤東得知“九月來信”是陳毅起草的，“周恩來看過，一字未改通過”的情況后，為陳毅的坦誠和思想水平提高非常高興。

11月28日，毛澤東不負眾望，主持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會上氣氛融洽熱烈，是半年多來第一次團結民主的會議。會議通過三項決議：一是召開紅四軍黨的“九大”；二是建立紅四軍的政治領導；三是糾正黨內各種錯誤傾向，掃除軍內封建殘余。

為了開好紅四軍的“九大”，毛、朱、陳按分工開展了調查研究工作。政治整訓由毛澤東、陳毅主持；軍事整訓由朱德主持。12月初，大部隊開到連城新泉，在此用十天時間進行了著名的“新泉整訓”，為古田會議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陳毅深入連隊召開各種座談會，討論和調查紅四軍存在的各種問題。毛澤東還帶一些干部深入駐地周圍農村進行社會調查、聽取農民群眾反映。在長汀時還召開了工人座談會，都為起草黨代會決議準備了材料。

12月中旬，紅四軍領導機關進駐上杭縣古田鎮。這里是上杭、龍巖、連城三縣交界處的一個大集鎮，反動勢力比較薄弱。部隊進駐古田后，毛澤東用十多天時間主持召開了各支部、縱隊黨代表聯席會議，闡述了召開“九大”的重要意義，并列舉黨內軍內存在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打罵制度和槍斃逃兵的軍閥主義殘余等不良傾向，號召到會同志充分發表意見。會議分小組進行專題研究。毛、朱、陳分別到各小組參加討論，收集情況。由于充分發揚了民主，大家能暢所欲言。各級黨代表大膽、尖銳地揭露了黨內、軍隊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探討了錯誤思想的根源、危害及克服的辦法等。由于各人認識不同，會上經常展開爭論，大家能敞開思想、各抒己見，又能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為古田會議決議起草工作提供了豐富的材料，為“九大”作了充分思想準備。聯席會議還研究討論了“九大”代表名額、產生辦法，醞釀了新的前委候選人名單，提出要“政治觀念正確，工作積極，有斗爭歷史”三個條件的人才當選。這次聯席會議實際上成了古田會議的預備會，直接為大會做了各方面的準備。

1929年12月28日，紅四軍“九大”在古田鎮廖氏祠堂（今曙光小學教室）召開。會議由毛、朱、陳共同主持。出席大會代表120多人，除代表外還有一些班、排長和戰士代表。大會主席臺上方懸掛著黨旗和馬克思、列寧的畫像，會場里張貼著“中國共產黨萬歲”，“反對盲動主義”，“反對冒險主義”，“反對機會主義”等標語。

大會由秘書長陳毅主持。毛澤東作政治報告，并有多次講話。朱德作軍事報告，講了紅四軍二年多來歷史發展。陳毅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和中央關于反對托洛茨基、陳獨秀取消派的決定，還作了關于廢止肉刑和槍斃逃兵的報告。與會代表熱烈討論了中央的指示信和會議各種報告，共同總結了經驗教訓，統一了思想認識，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即古田會議決議）。并改選了前委成員，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會議通過的古田會議決議，是毛澤東對紅四軍創建二年多來的經驗總結。共九個部分、全文三萬余字?！睹x》中《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是其中一個部分。決議的中心思想是用無產階級思想建設黨和軍隊。在軍隊建設方面，重點闡明了紅軍的根本性質、任務，重申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持“黨指揮槍”的建軍原則，指出紅軍是“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批判了“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的思想；規定了紅軍的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三大任務；批判了“走州過府”的流寇主義和盲動主義；規定了紅軍內部的民主制度和建立起正確的軍民、軍政關系，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等等。在黨的建設方面，指出了軍內黨的建設是人民軍隊建設的核心，關鍵是搞好黨的思想教育，強調思想入黨。要糾正那些來源于小農經濟的絕對平均主義和表現為報復主義、小團體主義、雇傭思想、享樂主義、消極怠工、離隊思想的個人主義等錯誤思想；強調從思想上建黨的同時，重視黨的組織建設；正確認識民主與集中的關系，處好少數與多數、自由與紀律、集體與個人、黨性與個性等關系，把民主集中制和黨的群眾路線聯系起來?？傊盘飼h決議回答了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在紅軍和紅軍中黨的組織基礎主要來自農民和其也非無產階級出身的成份，還有解放過來的戰士等，部隊又活動在廣大農村，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大量地反映到黨內和紅軍中來。在這種環境條件下，如何建設成一支無產階級化的軍隊和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就是毛澤東的政治建軍、思想入黨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決議稱得上是人民軍隊建軍綱領，無產階級建黨靈魂的意義所在。

七、古田會議前前后后的一點啟示

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共建軍建黨歷史上一次偉大的創舉。它的產生過程最集中最典型地反映了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過程是如此艱難。正如列寧說的，馬克思主義“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過戰斗?！笔刮覀兛吹搅笋R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在形成前的一幕場景。

在古田會議決議形成的過程中，毛、周、朱、陳四位領導人的身影貫穿著全過程，毛澤東高瞻遠矚、文韜武略，周恩來多謀善斷、識才明理；朱德襟懷坦蕩、顧全大局；陳毅忠實求真、勇擔責任；他們從革命利益的大局出發，既有原則爭論，又有讓步妥協，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中統一到正確的方針政策上來，為締造人民軍隊作出了不朽的貢獻，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奮斗了終生，成了人民最崇敬的領導人。特別是1976年同年去世的毛、周、朱三位領導，更被視為“三神”加以推崇，提出要立黨為公、先學毛周朱做人。

在四位領導人中，毛澤東和朱德作為紅四軍兩個一把手，是矛盾展開的對立雙方，其矛盾雖然爆發在要不要設立軍委問題上，而背后是圍繞著紅四軍除打仗外要不要籌款、做群眾工作和建立根據地等問題引發的。這一點，毛澤東比朱德要看得遠一點，但在當時條件下擁護朱德的是多數，贊成毛澤東的是少數。憑心而論，朱毛會師井岡山，雙方的思想準備就不一樣。毛澤東是有備而來的，“八七會議”結束，瞿秋白要留毛在中央工作，毛就回答準備上山“當綠林”，因而當起義部隊攻長沙不成后就動員起義軍上山去做“有主義的山大王”。而朱德是起義部隊失敗的情況下，被迫轉移到井岡山會師的，對建立根據地思想是準備不足的。同樣，毛澤東雖有建立根據地思想，但不等于已有周密計劃，當時也沒有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完整概念。盡管毛澤東十分自信，卻無力扭轉局面。陳毅處在矛盾雙方的中間人物，當年僅28歲，是血氣方剛的青年，在政治上自稱既“不懂”又“狂妄”，而對朱毛都以尊敬的長輩相待，走的是“調和路線”。周恩來代表中央，擔任著判官的角色，但要怎樣判得正確，無法律條文可作依據，還得從調查研究入手，并有給紅四軍的“二月來信”的事例，直到收閱毛澤東的復信才認識到中央指示是錯誤的。所以中央真正了解紅四軍情況是陳毅到上海匯報之后，而陳毅認識自己錯誤也是在上海與周恩來、李立三研討紅四軍經驗之中。朱德是四人之中的老大哥，德高望重，服從大局，既聽中央指示，又有當時部隊現實的教訓，認識到毛澤東是對的，表示堅決按照中央“九月來信”的指示精神辦事，順利地召開了紅四軍黨的“九大”，產生了光輝的古田會議決議，又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紅四軍領導。

須知，在這一過程中，起到第一位作用的是毛澤東在中國條件下具有敢于挑戰舊事物而開拓創新的革命精神；其次是代表中央的周恩來認識了毛澤東這位具有領袖才能的慧眼和決策，從此，周恩來對以后毛澤東的決策堅信不疑，竭力推行，并號召“學習毛澤東”。朱德、陳毅也從此后把毛澤東視為領導核心，維護領袖地位。朱德曾經說：“毛澤東就是比人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想得深一點?！标愐銓⒚珴蓶|視為自己推崇的偶象，一生緊跟。1971年12月26日，正在重病中的陳毅，沒有忘記這是毛主席的生日，囑張茜做面條吃，為毛澤東做最后一次生日。同樣，毛澤東一生，立黨為公、大公無私，對自己戰友既批評又保護，當周恩來、朱德、陳毅在“文革”受群眾沖擊時，又總是保護著他們。新中國成立后的毛澤東，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為使“黨不變質、國不變色”，重新教育干部，在他發動的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得罪過一些戰友，但卻沒有一個私敵。

毛澤東一生中最富有傳奇色彩的，是歷史確立他為中國人民領袖過程中，跌宕起伏，屢遭排擠、屢受挫折的政治生涯。從紅四軍黨的“七大”落選到“九大”復職，僅僅是他從事革命中的一次。1930年后，毛澤東與朱德一方面擴展了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一方面抵制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避免了盲目攻打南昌、長沙等大城市造成的損失，卻又被當時中央批評為右傾錯誤。1931年1月，王明上臺，在中央代表團主持下，蘇區中央局11月在瑞金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即贛南會議），集中火力批判了毛澤東的“右傾”錯誤，排擠他在中央蘇區對紅軍的領導。1932年10月，在“寧都會議”上又因在攻打贛州等問題上的分歧受到批判，并“徹底”離開軍事崗位，專事蘇維埃政府工作。1933年1月，博古等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為全面推行“進攻路線”，清除毛澤東在中央根據地影響，組織了批判、排擠毛澤東的一系列活動，又在1934年2月的“二蘇”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失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毛澤東被架空了。中央蘇區在大好形勢下，待到第五次反“圍剿”時，又不接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紅軍和中央機關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長征）。湘江一戰，損失過半。在血的教訓面前，認識到只有毛澤東才能扭轉敗局，才有遵義會議重新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沒有毛澤東就沒有長征的勝利。由于長征的勝利，使得共產黨成熟起來，改變了中國的前途與命運。

毛澤東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而真理往往是由獨具慧眼的先知者們率先發現的。而當真理未被人們認同的時候，反而會被人們認為是謬誤而陷于少數與孤立的處境。毛澤東正是這樣一次次面臨命運轉折關頭，在一次次地被排擠、打擊中，又以其大智大勇、雄韜偉略，在歷史實踐中證明他是對的，從而又一次次的在逆境中崛起。

誠然，毛澤東是人，不是神；金無赤金，人無完人。在探索無產階級事業的人類社會新生事物中，會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錯誤是難以避免的，我們應當以革命的名義來評價毛澤東。只要方向路線是正確的，對其基本的方面就應當予以肯定，至于探索實踐中的缺點錯誤和損失，將會在歷史中獲得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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