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辛格的《論中國》向我們展現了兩種例外論、兩種普適觀、兩種世界秩序觀及其差異、沖突與前景。在中國經濟復興之前，例外論從來只有一種，即西方的，英國或美國的，宗教的，傳經布道式的。21世紀的頭十年，隨著中國經濟的復興，催生了另一種例外論，即東方的，中國的，文化的，文明教化式的。中國是一個中央帝國，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來自于中國文明，來自于中國文明中心論，并且始終受到中國文明中心論的支配和型塑。中國文明從未斷絕，在中西文明的兩次歷史遭遇戰中，在中國現代的文明復興之路上，中國人從未完全喪失維護中國文明歷史連續性的高度自信，未來世界秩序的構想必須以此為出發點。

　　關鍵詞：中國例外論 美國例外論 文化普適觀 宗教普適觀 天下-朝貢體系 帝國-霸權體系

　　在剛剛過去的21世紀頭十年，中國在經濟上開始復興，在國際話語權上卻依然瘸腿，二者形成的鮮明反差引人深思，“中國觀察家們”從不同方向做出了各種解釋，莫衷一是，有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中國傲慢論、中國強硬論等“唱衰論”;有中國機遇論、中國責任論、中國必勝論、發展中大國責任論、中國獨秀論等“捧殺論”。而美國外交政策界既有反華仇華的“藍隊”，也有同情理解中國的“紅隊”。基辛格是其中少數知華的中國通，他的《論中國》[①]與眾不同，既論證了中國文明的文化與政治根源，又比較了中國文明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例外論、普世觀和世界秩序觀上的差異、延續性、歷史遭遇以及可能的未來。

　　在中國經濟復興之前，例外論從來只有一種，即西方的，英國或美國的，宗教的，傳經布道式的。英國和美國在世界政治意義上開啟了西方文明的新紀元。大致而言，19世紀是英國世紀，20世紀是美國世紀。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任何政治體在全球范圍內擁有或追求過如此極具擴張性的霸主地位，有埃及帝國、波斯帝國、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神圣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這樣的區域霸主，但并不存在全球意義上的世界霸主。除了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的支撐，英國和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文明還嚴重依賴于兩個緊密關聯的主題：例外論與普世觀，它們同時又都是其世界秩序觀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中國經濟實力即將重新回歸歷史常態的大勢，催生了另一種例外論，即東方的，中國的，文化的，文明教化式的。美國例外論支撐的是擴張性的宗教普世觀，它好為人師、野心勃勃地企圖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宗教勢力圈，誓言將自己的價值觀廣布全世界每個角落。中國例外論支撐的是內斂性的文化普世觀，它是一種文明中心論，但從不尋求對外武力征服，沒有建立任何海外殖民地，從未遠涉重洋傳播自身文明，它高高在上但不仗勢欺人，而是遵循“古有來學、未聞往教”的師道尊嚴，只在周邊地區建立自己的文化勢力圈，與此同時，也從來沒有完全臣服于任何外來強力，反倒每每將外來力量同化。如果說這種中國文明中心論曾經長期支配著中國人的世界觀，那么，在歷經百年滄桑、國家重歸一統之后，在毛澤東和鄧小平所分別代表的三十年中，這種文明中心論是否還有其歷史連續性?

　　換言之，在“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顏”的革命時代，在“發展是硬道理”的改革時代，中國的世界秩序觀是否還承受著歷史的滋養，是否處處滲透并散發著傳統的中國文明中心論?兩種世界秩序觀發生了什么樣的歷史遭遇?對于世界秩序的未來有什么樣的影響?帶著這些疑問，基辛格為我們描述了一個我們自己也許都感到陌生的中國。

　　一 兩種例外論、普世觀與世界秩序觀

　　如果說基辛格的《論中國》代表了美國人對中國文明的同情式理解的話，我們所說的并不是對中國文明歷史風光的懷舊，甚至也不是未來重建天下體系的可能性，而是絕大多數美國人完全不知道甚至不少中國人已經遺忘或正在排斥、意欲顛覆的下述事實：中國是一個中央帝國，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來自于中國文明，來自于中國文明中心論，并且始終受到中國文明中心論的支配和型塑，從未斷絕，中國文明中心論的烙印與人類歷史上最不為西方人理解的事實同樣悠久而深刻。

　　（一）中國例外論、文化普世觀、天下-朝貢體系

　　基辛格確信，中國文明從未斷絕。中國例外論建立在中國中心論之上，中國中心論又建立在中國文明中心論之上，因此，中國例外論實際上說的是中國文明中心論。換言之，在基辛格看來，只有理解了中國文明中心論，只有理解了中國文明的獨特性，才能理解中國例外論，才能理解中國例外論。中國文明的獨特性體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中國文明歷史悠久且從未斷絕，中國文明的連續性成為中國的一條顛撲不破、永恒存在的自然法，中國文明的時間觀是一種循環往復而非傳統現代的二元時間觀。[②]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央政權并非一世二世、十世百世乃至萬世無窮世，但每次垮臺都會被重建，循環往復，分裂與統一周而復始。中國只需復原、無需創建，統一是常態，分裂是暫時的不正常狀態，每當此時，都會有人以天下一統為號，沿襲古老傳統，征服競爭對手，重新統一中國，改朝換代，但代代傳承中國文明的實質精髓，從而保證中國文明的連續性得到維系。秦朝開創了天下大一統的帝國體系，后世每以“暴秦”貶其政，但卻無不以恢復天下歸一之制為己任，舍此，則無從獲得自己的政治正當性。由此，才如白魯恂(LucianPye)所言，中國不是一個(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佯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③]悠久而連續的中國文明就是中國最大的獨特性，中國例外論不是來自于自詡“中土之國”、“中央之國”、東亞中心或世界中心，而是來自迄今為止中國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唯一延續幾千年的古老文明這一最大的事實。

　　其次，中國人對自己悠久而連續的中國文明高度自覺，并且堅信可以在各種極端艱難困苦條件下延續中國文明。在現代意義上，中國看起來是西方普世觀念的例外，但在文明的歷史長河里，只有例外的才有可能成為普世的。悠久連續的中國文明，讓中國在人類歷史上處于絕無僅有的光榮孤立地位，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精英階層(也許我們要說是在歷史上)長期浸淫在中國的獨特性當中，習以為常，他們認為中國舉世無雙，中國不是、不僅僅是世界諸文明中的一個偉大文明，中國文明就是文明本身。[④]

　　再次，中國之為中國，又是因為成熟的中國政治文明。中國政治文明的成熟，中華帝國的延續，依賴的是共識而非暴力，平民百姓和政治精英都長期信奉同一套文化價值觀，即儒家為主糅合釋道的文化價值觀，主要體現為以和諧、安寧、公平、正義為依歸的社會治理之道，各司其職、恪守本分的等級制社會，這種等級秩序的頂點是皇帝，他(她)集社會秩序的宗教信條和世俗說教于一身，既是政治統治者，又代表一種形而上的觀念。他是天子，調和天、地、人之間的關系。他負有道德義務，系天下萬物和諧于一身。他擔負著治天下的天命，必須在分裂時期重新恢復天下大同，官員與社會精英也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此外，帝國的治理依賴的是一整套成熟的帝國官僚體制，通過不考慮民族、宗教、社會經濟地位差異人人平等的科舉制選拔官員，統治權力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角落。[⑤]

　　最后，中國文明之為中國，還在于中國文明自成一體、自成體系。對內，中國的語言、文化、社會和政治體制自成一體、自成體系。對外，天下一統、皇帝威加海內、君臨天下，以夷制夷、遠交近攻。

　　基辛格認為，正是以上述中國例外論為基礎，中國人形成了自己世俗的文化普世觀：中國沒有產生過西方意義上的擴張性宗教，沒有經歷漫長的中世紀神權社會，中國人的世界是自己創造的，中國人相信自己的價值觀有普世意義，但仍源于本國而不求強加于人。作為中央帝國的傳承者，中國根據其他國家與中國文化和政治形態的親疏程度，將它們劃分為不同層次的進貢國，劃分為不同層次的文化勢力圈，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疆界與其說是政治和領土的分界線，不如說是文化差異的分水嶺，這就是基辛格所界定的“中國的文化普世觀”。

　　進而，中國的世界秩序觀正是建立這種高度自覺自信、自成一體的例外論與文化普世觀基礎之上?；实劬R天下、天下-朝貢體系被視為中國世界秩序觀的自然法，也就是中國之于外部世界的天命所在，這種天命觀并不意味著與鄰國為敵，而以友好和諧為上?；粮裰赋觯还荛_放還是封閉，中國不需要與幅員同樣遼闊、文化發達的社會接觸，也從未遇到過在規模和文化上足以與自己匹敵的社會，因此，中國從未長期與另一國平等交往，但是，中國并不尋求不現實地影響遠離自己的國家，從未宣揚過美國式的普世觀，從未借此在全世界傳播自己的價值觀。天下-朝貢體系是個以中國為最高點的政治等級制，大多數鄰國均為中國的藩屬國，意圖統治中國領土的競爭對手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國文明，否則就沒有正當性，而這也正是被中國文明同化的開端。在天下-朝貢體系中，中國乃世界中心，其他國家皆是中國文化的變種，它們吸收中國文化、向中國朝貢，構成了宇宙的自然秩序。

　　但是，天下-朝貢體系是個內斂性的世界秩序架構，中國文化的輻射圈涵蓋整個東亞，并且也到此為止，從未追求建立世界帝國，盡管中國實際上并非沒有這種實力。中國關心的是如何駕馭臨近的蠻夷，以禮相待，又保持居高臨下的疏遠，使之接受藩屬地位，歡迎它們學習中華文化，但從不主動尋求它們的皈依。只要向中國進貢即承認其宗主國地位，就可以通過與中國和中國文明的交往受益，不肯這樣做的都屬未開化之列。歸化皇帝，施行帝國禮儀乃文化內核。帝國強盛時，中國文化圈隨之延伸，天下一統為一個由占人口大多數的漢族及眾多少數民族組成的多民族政治體。[⑥]

　　因此，基辛格認為，中國與進貢國的外交是天下大同的一部分，中國允諾給鄰國人民的不是平等而是公正，根據每一國人民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深淺以及對中國禮儀的尊重程度，分別示以懷柔。

　　基辛格把中國文明中心論視為中國例外論、文化普世觀的實質內核，而中國文明中心論首先是一種文明論，即中國文明相對于西方文明絕不是落后的、愚昧的、甚至也不是停滯的，而是值得并需要對等尊重的。其次，中國文明中心論也不是斷裂的，沒有止步于外來列強的沖擊，而是連續的，從王朝政治到革命建國、改革開放，一直綿延不絕，盡管在實現的程度上深淺不一。再次，中國文明中心論在文明意義上自成一體，也使中國人高度自信、高度自覺，從而形成中國人自己的例外論和普世觀。不落入西方長期以來在教科書和政治意識形態上所形成的對于中國的偏見，平等看待美國的“對手”或者“敵人”，尊重或者還原中國文明的自主性、獨特性、連續性和普遍意義，是基辛格《論中國》著力最多之處，也是其對于美國的“中國研究”的最大貢獻。

　　（二）美國例外論、宗教普世觀與帝國-霸權體系

　　與中國例外論不同，美國例外論突破了歐洲1648年以來的所謂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這一體系正是近代西方國際關系觀念的核心支撐點?；粮窈喴崂砹送固胤ダ麃嗴w系的成因，中世紀體系解體后，羅馬天主教會分裂為琳瑯滿目的各色教派，一批國家的王權在與神權的斗爭中取得勝利，彼此之間實力相當，但沒有任何一國足夠強大到把自己的意愿強加給其他國家的程度，也不再有哪一種宗教有足夠的權威像羅馬天主教那樣統攝各國，因此催生了以勢力均衡、主權平等和法律平等為三大根基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⑦]但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并不是以確保和平為目標的體系，它只是確立了各國之間的彼此獨立，[⑧]實際上也并未確保和平，其內部仍以英法德這些大國為中心的實力政治，彼此之間戰火紛紛。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降，西方內部出現了各種流傳至今的國際關系理論：主權理論來自法國的博丹，國際無政府狀態說來自英國的霍布斯，國際勢力均衡理論來自法國的盧梭，和平和理性主義思想來自德國的康德，國際沖突理論來自德國的克勞塞維茨，國家中心論來自德國的黑格爾。[⑨]美國例外論既繼承了歐洲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及其以降的國際關系理論，又不時表現出鮮明的差異，先是孤立主義，后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悶聲發大財的中立主義，接著是二戰后冷戰期間與蘇聯爭霸，最后是冷戰結束后奉行至今的帝國-霸權體系。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事實上已在20世紀20至30年代隨著金本位制的崩塌而瓦解，作為其實質內核，勢力均衡體系已從一種西方的世界秩序體系弱化為一個戰略理念。二戰后，英帝國的殖民體系正式全面解體，整個西歐被納入美國的保護傘，美國自視為上帝選民，山巔之國，在1945-1970年的休養生息階段之后，開始對外推行美國價值觀，與蘇聯展開全方位的政治競爭，并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強化傳經布道式的宗教價值觀，先是推行人權外交，然后在1989年蘇東劇變后成為世界唯一霸主，遂開始全方位向世界各個角落傳播其價值理念。因此，可以說，1648年以來的世界秩序，是西方霸權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武力征服，由英、美帝國先后主導。1815至1914年是西方世界極為罕見的百年和平時期，其中1834年至1914年又是西方社會最為關鍵的八十年，19世紀之所謂英國世紀正是因為英國在這個時期處于世界霸主地位，英帝國達到了控制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三分之一領土的巔峰時期。

　　一戰后的休養生息期只有十年，接著整個西方就進入了大蕭條，舊的世界秩序在這個時候就已經開始崩潰，英國和美國相繼宣布廢除金本位制，拉開了世界重心從英國向美國轉移的大幕，這次轉移在二戰即將結束之際徹底完成，政治上是聯合國的建立，經濟上是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內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這些機構由此始終處于美國的主導、控制和支配之下。

　　也就是說，到了二戰結束之際，整個西方的世界秩序觀已經從英國主導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轉向美國主導的帝國-霸權體系。2003年，羅伯特·卡根出版了一本名為《天堂與實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國與歐洲》[⑩]的小冊子，點破了歐洲與美國關系的這一巨大轉變。美國人來自火星，歐洲人來自金星;美國是強者，歐洲是弱者。美國與歐洲在實力的效用、道德性和可欲性上都有著重大分歧：“歐洲正在遠離實力，換言之，歐洲正在摒棄實力，進入一個以法律、規則、跨國談判與合作進行自我約束的世界。它正進入一個和平的、相對繁榮的后歷史天堂，實現著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與此同時，美國卻陷入歷史的泥沼，還在一個無政府狀態的霍布斯世界里動用實力。在這個世界里，國際法和國際規則是靠不住的，實現真正的安全、防務和推行自由秩序仍然依靠擁有和使用武力。”卡根敏銳地指出，歐洲向往的和平天堂是靠美國的實力保障的，沒有獠牙的歐洲在美國的影響力面前越來越無所適從。[11]進入21世紀后，美國主導的帝國-霸權體系正在“和平地衰落”，美國在2007年爆發的次貸危機在2008年演變成為全面的金融危機，這場來自美國的金融危機接著傳染給了歐洲，導致多個歐洲大國出現嚴重的主權債務危機。

　　如果說美國人來自火星，歐洲人來自金星，那么中國人來自哪里?無論如何，美歐關系是西方社會的內部關系，未來的世界秩序將越來越受到美國、歐洲與中國三方關系即中美關系、中歐關系和美歐關系所塑造。如卡根所述，美歐關系就像是男人與女人的關系，而中歐關系以經貿為主，中美關系卻更為復雜，既互為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又被視為最大的對手：在美國看來，中國就是自己全球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脅;在中國看來，美國就是自己民族復興、和平發展的最大阻礙。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美關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對關系，美國人如何看待中國、中國人如何看待美國就變得同等重要。在這個意義上，兩種世界秩序觀的歷史遭遇就變得非常重要，實力的消長決定了不同國家在遭遇戰中的命運，遭遇的結果又影響著實力的消長。

　　二 兩種世界秩序觀的兩次遭遇戰

　　在基辛格看來，在中國文明中心論基礎上建構的中國例外論、文化普世觀，共同塑造了中國幾千年來再自然不過的世界秩序觀：天下-朝貢體系。相比之下，建立在西方基督教中心論基礎之上的美國例外論、宗教普世觀，共同塑造了美國的帝國-霸權體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處理的是歐洲大國彼此之間的內部關系，所謂勢力均衡只是幾個大國之間的實力均衡，實質上這種均衡關系或均衡狀態是很短暫的，英帝國在19世紀的霸權地位是對這種勢力均衡體系的突破，歐洲國家對外部世界推行的是殖民帝國霸權體系，并且面對中國這樣的大國可以聯合作戰。在中西兩種世界秩序觀的兩次遭遇戰中，中國先輸后贏，一負一正，從衰敗中鳳凰涅槃，再次恢復了自我的完整性。

　　（一）第一次遭遇戰：西風壓倒東風

　　中國的世界秩序觀與歐洲的新世界秩序觀第一次遭遇戰在18世紀末。先是發生了互不承認的和平沖突，在大約半個世紀后的1840年變成了暴力沖突，中國世界秩序觀被沖擊得千瘡百孔，發生了天翻地覆之變。

　　基辛格認為，從和平向暴力的沖突來自于中國對舊世界秩序觀的堅守，無法接受歐洲所代表的新世界秩序觀，即無法放棄中國中心論，無法放棄天下-朝貢體系，無法接受自由貿易、互派外交使節和主權平等。按照這個邏輯，今天中國例外論與美國例外論的沖突實際上也就意味著，中國至今也無法接受美國所主導的帝國-霸權體系，以及為之提供正當性支撐的基督教價值觀念，事實上也包括無法接受美國所代表的現實主義實力政治。中國人從未放棄中國中心論，從未失去對自身悠久文明的高度自信，因此，在基辛格看來，盡管中國當然無意在全世界重建天下-朝貢體系，甚至也不大會在周邊地區重建這一體系，但中國從未放棄這個目標。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從來都無意用暴力方式征服全世界，中國被迫處理與世界的關系時，仍然堅持自成一體、自成體系。

　　基辛格敏銳地強調，如果有哪個國家看不清楚中國世界秩序觀的這一核心特征，貿然行動，縱然一時得利，但終究會碰得一鼻子灰。作為當時世界領先的商業大國、航海大國，英國顯然不愿意接受中國的世界秩序觀，不愿意做中國的藩屬國，不愿意被納入中國傳統的天下-朝貢體系，更不承認中國的世界中心地位。因此，在所謂“歷史上最著名、最友善、最不炫耀武力的改變中西方交往的馬噶爾尼使團”失望而歸的四十年后，英國悍然發動了鴉片戰爭。盡管基辛格執著于堅持認為這是中國人僵化保守不接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結果，比如中國先是試圖用五餌政策讓英吉利貢使心悅誠服，后來又派耆英撫夷馴化，但他正確地指出，中國的確低估了英法等西方列強的野心及其技術力量，他們并不是“傳統的入侵者”，而是“新型的入侵者”，也就是說，它們此行的目的不是在中國定居、融入中國文明和中國人的生活，而是像亞當·斯密所隱含或明示的，認為自己來自更先進的社會，它們想要的只是根據自己的財力、實力和胃口，掠奪、攫取經濟利益，英法為代表的歐洲列強在中國追求的治外法權也并不符合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基本原則?？傊痪湓?，鴉片戰爭的確代表著兩種世界秩序觀的嚴重沖突。

　　費正清最初用“沖擊-反應”模式解釋這一中西文明沖突。他認為中華文明是內向型的大陸文明、充滿著折衷精神的官僚政治文明、強調順從的倫理本位文明;而西方文明是開放性的海洋文明、擴張性的商業文明、強調競爭的個人本位文明。并一度認為現代西方文明生機勃發，而古老的東方文明暮氣沉沉，且缺乏內在動力突破傳統框架，所以需借巨大的外部沖擊，對西方文明作出反應方能前行。[12]基辛格則把這種沖突歸結為以公正為基本理念的中國世界秩序觀與以平等為基本理念的西方世界觀之間的嚴重矛盾。擁有先進技術力量的西方列強打敗了中國，中國人傳統的自我定位受到全面沖擊，中國的上國地位不保，遭遇歐洲列強、俄羅斯和日本三大威脅。歐洲列強不想取代中國，而是意欲迫使中國接受自己塑造的新世界秩序，它們要的是沿海地區的經濟利益，開放通商口岸，自由傳教。而北極熊俄國主要想搶奪中國的領土。唯有甲午海戰之后的日本不僅僅想侵占領土，還想取代北京，成為東亞國際秩序的新中心。對日本野心的分析沒錯，但基辛格顯然高估了明治維新前或者甲午戰爭前的日本。

　　為什么瀕臨崩潰的中國世界秩序觀最終卻沒有徹底瓦解，反而給1949年的新中國留下了豐富的道義遺產和領土遺產?基辛格認為，源自歐洲的國際關系均勢理論顯然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中國幾乎完全是靠運用兩個傳統資源實現了這一點。一是中國對自己作為萬邦上國的高度自信從未消失，中國自認仍然是駕馭萬邦的帝國，這是中國人民堅忍不拔和文化自信的根源。二是中國人運用傳統的以夷制夷、遠交近攻的對外戰略，挑動在華蠻夷互斗，遵守外國人的法律是為了約束洋人，這其中包括主張以夷制夷、師夷長技、利用均勢理論的魏源等知識分子，也包括主張根據輕重緩急區分危險、遠交近攻的恭親王，還包括堅守文化同時追求軍事強國的李鴻章。在這里，基辛格隱含地表達了，中國落后于西方的不是文化，而是技術，只有自給自足的信念，無法消除中國面臨的現實威脅，所以必須在技術上趕超西方。

　　（二）第二次遭遇戰：恢復自成一體

　　中國世界秩序觀與美國代表的新世界秩序觀的第二次遭遇戰發生在1949年中國重新統一之后。中國開始形成新的國際秩序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向自己學習，盡管天下-朝貢體系本身無從恢復，但中國文明中心論、中國例外論、文化普世觀這三個要素還在發揮著強大的影響力。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國的開國大典上，毛澤東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基辛格認為從這一刻起，一個基于傳統又不同于傳統、屬于中國和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開始形成。在美國內部激烈爭論誰丟掉了中國之際，[13]中國已經明確了對西方的態度：革故鼎新，舊邦新造，“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先清除殖民主義的殘余影響，再與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系，進而利用自身影響力把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在被壓迫國家和人民中鼓勵世界革命。

　　出于美蘇聯對峙爭霸的冷戰需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史無前例地宣布：“誰破壞中國的領土完整，誰就是中國的敵人，也是我們利益的敵人”，二十年后尼克松才發出了類似觀點。[14]盡管如此，基辛格指出，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人清醒地看到美國出兵朝鮮，派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就是在構筑對中國的包圍，就是對亞洲的侵略，也就是說，美國是“人前說一套、背后做的是另一套”，口不對心，美國不值得信任。美國組織所謂聯合國軍發動朝鮮戰爭的目的，實質上是要迫使中國接受美國的帝國-霸權世界秩序觀，即國際秩序需以美國主導的聯合國之類國際組織為基礎，沒有其他選擇。這實際上是一個沒有中國參與構造的國際制度，盡管名義上中國是聯合國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創始國之一，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人不會接受這樣一個世界秩序。

　　因此，中國派遣軍隊抗美援朝，并且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粮裾J為，朝鮮戰爭的結局并不是中國與美國組建的所謂“聯合國軍”之間的平局，中國一戰立威，不僅極大地制約了美國的對越戰略，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軍事強國和亞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建立了中國作為一個令人敬畏的對手的軍事威信，并且這一威信一直延續至今，讓西方國家不敢對中國輕舉妄動。基辛格因此特別強調毛澤東國際思想的貢獻不僅在于戰略思想，更在于藐視世界強權，敢于走自己道路的堅強意志。[15]中國由此恢復了文明自覺和文化自信，作為世界上最宏大、最有序、最優越的政體，中國的影響遍及全世界，近代只是暫時落后，現在與未來都不會屈居人下。[16]至此，兩種世界秩序觀的第二次遭遇戰以中國恢復了自成一體的高度自信告終，中國人開始有了充分運用中國文明中心論的歷史遺產，構想并創建新世界秩序的可能性。

　　世界秩序觀的沖突，同時也是兩大文明體系的沖突。從文明沖突角度理解鴉片戰爭、朝鮮戰爭之于中國、之于世界的意義，并從中發現而非摧毀中國文明的連續性，進而主張美國中國合作共治，是基辛格《論中國》的主要創見，也是他與很多“中國觀察家”的不同之處。

　　三 走向文明復興：中國對新世界秩序的探求

　　在對中國文明的同情式理解基礎上，基辛格強調新中國六十年來毛澤東和鄧小平所分別代表的兩個時代共性大于差異，[17]也就是說，無論是傳統時代、毛澤東時代還是鄧小平時代，中國都始終堅持中國文明中心論。全書十八章，另有前言、后記各一。全書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至三章為第一部分，廓清中國例外論、文化普世觀和天下-朝貢體系的內核及其在傳統政治時期的歷史連續性，第三章為過渡章，連續性在外部力量沖擊下出現裂痕;第四至十一章為第二部分，共八章，連續性在毛澤東時代得到重建，中國文明的傳統遺產在現代中國復活了;第十二至十八章為第三個部分，共七章，連續性在鄧小平時代得到延續。前言、后記單立，分別指向中國獨特性、美國獨特性的差異及其未來圖景。自始至終，盡管面對截然不同的西方世界秩序，但中國世界秩序觀正是靠其獨特性得以維系，即連續性因為獨特性而延續，沒有對自身語言、文化和政治體制自成一體、自成體系的高度自信，就沒有中國文明中心論，沒有中國獨特性，就沒有以天下-朝貢體系為核心的世界秩序觀。

　　基辛格認為，盡管毛澤東把中國積弱的原因歸結為儒家思想，把“和”視為一種奴役，[18]但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對內重新定義民族特征、對外向核大國發出挑戰，對內繼續革命、對外延續大同理念，對內與封建歷史決裂、對外重塑國際秩序，宣稱與過去決裂，卻依靠許多傳統文化制度，把治國等同于德化教育，幾次嘗試打碎又不得不重建官僚體系，[19]努力嘗試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變亂世為治世。因此，毛澤東從來都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他從歷史先例中尋求滿足現實需求的戰略，把悠久文明形成的古老戰略、政治韜略與中國在西方政治經濟秩序中的獨立自主相結合，讓中國的外交戰略具備了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千年視野，[20]堅持中國例外論，充分運用“三角外交”戰略優勢，防止針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形成了中國式的“一條線”、“進攻性威懾”、“武裝共處、威懾和平”[21]等立足千年傳統指導現實的大戰略，在面對外部壓力的時候，毫不畏懼，堅定維護中國的獨立自主。

　　堅持中國例外論。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雖然也希望推動世界革命，支持全球的革命運動，但一切外交政策又以保證中國生存為重。中國清醒地意識到，防止戰爭比鼓吹世界革命更為重要，所以有必要與美國和解。也就是說，中國革命是以中國為中心的，要對世界產生影響，也只能通過中國人民的努力和榜樣的力量。中國拒絕仿效西方，是為了防止現代技術侵蝕中國社會的獨特性，同化中國，因此必須防止把中國納入西方所主導的文化全球化進程。[22]

　　中國充分利用中蘇美之間的三角關系，一方面堅信人民必勝，既不懼怕核威脅，也不要核保護傘，而是著眼于在技術上追趕西方。中國的信心不僅因為中國人口眾多，還因為中國文化的堅韌和在人民中間激發出來的強大凝聚力。中國不同意美國的核武器戰略觀和集體安全學說，毛澤東說過：“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不要，我們不要核保護傘。”相反，中國自主研究發展核武器，堅決捍衛國家領土，同時提出三個世界理論，支持不結盟運動，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確立了不容小覷的大國地位。另一方面，在三角外交中，中國還貫徹了以夷制夷戰略，讓周邊勢力分裂，[23]包括中美建交，親美拒蘇，都是來自這種傳統戰略。[24]尼克松基于美國價值觀，援用威爾遜原則，建議請中國回到國際大家庭，一個美國總統宣布一個共產黨大國的生存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不過這次比上次更有誠意。毛澤東以中國為中心，考慮的主要是中國的安全和前途而非國際體系或者某個國際關系理論，因此他愿意改變中國政策的重心、改換盟友，甚至還可以向美國學習。但是，基辛格指出，中國領導人并不同意尼克松的看法，中美建交不是中國重返什么現有的國際秩序，因為中國并未參與建立現有的國際體系，這個體系與中國無關，中國的安全本質上當然不是主權國家之間的什么法律協定能夠保障的。在三角關系中，中國形成了很多新的戰略思想，包括不尋求共同利益，而是利用交叉重疊的敵意;不遵守均勢理論，不尋求任何超級大國的保護，而是利用美蘇之間的相互戒懼同時反抗它們兩國;在斗爭中求存、加強危機管理，把籌碼加到對手不會跟進的高度，又避免和對手正面交鋒;拒絕參加華約，捍衛自己的國家利益，絕不聽命于任何一個聯盟等等。

　　防止戰略包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外交戰略常常從中國傳統中汲取靈感，[25]四書五經、二十四史、《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都是中國人的重要思想資源，中國人用象棋術語闡述外交政策理論，把中印邊境戰爭初期的軍隊調動稱為跨過楚河漢界，把中國所面臨的威脅視為針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只要認識到西方在中國周邊布下太多棋子，就要沖破包圍圈。中國毫無畏懼地參加了朝鮮戰爭，就是這種處于立足傳統、立意大膽而又影響巨大的戰略考慮。

　　“一條線”。[26]冷戰時期，美國的遏制理論主要運用在美國與歐洲的關系，以遏制蘇聯為動力組建大西洋共同體。但是，中國的遏制對策[27]卻放眼全球，主張受到蘇聯擴張主義威脅的國家要搞一條橫線：把美國、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連成一線。鄧小平時代延續了毛澤東時代的戰略思想，中國與兩個超級大國達成了某種新均勢，事實上形成了毛澤東所設想的“一條線”，中國借此重新調整全球力量平衡，并且很快就開始在全球利用自己的新機會。中國鞏固自己在第三世界的地位，與兩個超級大國拉開了距離，兩個都反對，但對在此過程中美國價值觀和西方自由民主社會模式的全球化不感興趣，作為超越兩國競爭的最大中立國，中國有道義上的獨特地位。[28]

　　“進攻型威懾”?；粮裾J為，西方的威懾過于消極，中國的反應與之相反，是一種進攻型的威懾，中國不消極被動等著挨打，而是爭取主動，先發制人，但又不是西方式的軍事打擊優勢和勝利。中國人所說的先發制人是為了改變雙方的心理平衡，不是為了打敗敵人，而是為了調整控制各種風險，形成對自己的戰略優勢?；粮裾J為朝鮮戰爭、對越自衛反擊戰奉行的都是進攻型威懾理論，[29]無論什么時代，即使中國面臨天下大亂的國際局勢，即使最危急時刻，即使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也鎮定自若，毫不放棄獨立自主，這種戰略思維在中國人心中根深蒂固。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奉行不結盟原則，但卻與美國作為盟國一起行動，把現實主義發揮到了極致，中美之間擁有某些共同利益，通過政治軍事合作，在亞洲遏制蘇聯的擴張，對整個蘇聯外圍施加壓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基辛格把對越自衛反擊戰視為冷戰的轉折點。

　　“武裝共處、威懾和平”?；粮裰赋觯杏馉幈砻?，中國人的戰略決策有充分的準備：透徹分析、縝密籌備，考慮心理、政治因素，謀劃奇兵速勝。在此期間，中國人形成了通過威懾促進和平的“武裝共處”戰略，毛澤東形象地將這個戰略表述為：“你端著槍，我也端著槍，臉對臉站著，可以練膽量。”如果該戰略無法達成目標，就通過一場閃電奇襲戰解決問題。

　　新中國六十多年以來，中國在上述各種對外戰略思想的基礎上，探索建構新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這一探求至今尚未結束，還沒有形成清晰明確的新世界秩序觀，但整個過程中國一貫堅持獨立自主、自成一體。美國在冷戰期間為了國家利益與中蘇兩大共產黨國家保持對話，營造國際均勢。在冷戰結束后，致力于在全世界建構帝國-霸權體系，中國堅持獨立自主、挑戰美國對世界秩序的主導與支配。[30]鄧小平需要在放棄傳統的社會主義的同時，維護毛澤東時代以來賴以凝聚社會的哲學原則，[31]既不能完全放棄自力更生，同時又要對外開放，以后者來推動內部改革，用普通人的幸福和發展來重新定義善政標準。[32]在面臨外部壓力時，中國常常回到傳統立場，不接受任何壓力，堅決抵制任何外來威嚇，堅持獨立自主、道義超然、高傲優越，堅信自己可以挫敗超級大國的野心。[33]中國相信，一個穩定的中國本身就是對新世界秩序的建設性貢獻，因此無法接受外國對自己指手畫腳。鄧小平的“二十四字指示”，與中國傳統存在莫大的關聯，旨在恢復大國地位，捍衛國家利益。[34]江澤民明白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主張中美應努力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所依賴的勢力均衡原則基礎上，建設國際新秩序，并嘗試讓意識形態適應相互依賴的現實，但又堅定的不接受任何外來壓力。[35]胡錦濤對內提出和諧社會、追求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對外提出和諧世界、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努力通過漸進改革和國際關系民主化來實現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粮裾J為，和平崛起、和諧世界喚醒了維系中國大國地位的傳統原則，即，漸進主義，順應趨勢，避免公開沖突，既占據資源、領土等有形的主動權，又強調和諧世界的道義主張。[36]

　　基辛格堅持，盡管還不那么清晰，中國的新世界秩序觀正是建立在中國文明的上述各種傳統遺產與現實政治形勢相結合的基礎之上，中國對新世界秩序的探求自主又立足長遠。中國人善于從歷史角度考慮問題，中國人有能力也有必要比西方人想得更長遠。[37]中國人考慮的更多是大局，是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中國對國際事務的看法必將是獨特的，不會遵循美國的帝國-霸權世界秩序觀，也不會堅持中國傳統的天下-朝貢世界秩序觀，中國只求各國平等，不炫耀武力，不懼怕壓力，即使所有可能的敵人一起圍攻中國，中國也不怕。這一切，都根源于中國人對自己維護中國文明歷史連續性的高度自信，在這個意義上，中華民族的復興更是中國文明的復興。

　　結語 回到過去、開辟未來

　　很明顯，基辛格既不同于盲目樂觀的唱衰論者，也不同于冷戰思維的捧殺論者，甚至也不同于和自己同處一個戰壕的現實主義觀察家，他不相信中國即將崩潰，也不主張武力遏制對抗，文明沖突也不是某個未來圖景而是殘酷的過去，也不是以文化多元主義的同情眼光驚嘆中國文明曾經多么風光無限、獨領風騷，他希望美國人、西方人認真對待中國，正視另一種生活方式、社會制度、政治模式和世界秩序的巨大可能性和強大生命力，只有平等合作的視角，才能更好地調適中國文明與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之間的關系，也只有如此，才能構想未來世界秩序。認真對待中國，既要認真對待中國傳統，又要認真對待中國革命，還要認真對待中國改革，這與美國第一代中國研究者一脈相承，但在強調中國文明從古至今自成一體方面，則有別于“沖擊-反應”模式的創立者費正清，亦不同于受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影響的傅高義，他強調新中國努力建構的現代社會與傳統因素存在很大的隔閡和對立。

　　在對中國與西方兩種世界秩序觀的歷史遭遇做了一番社會科學化的還原與理解之后，基辛格主張，未來的中美關系應避免20世紀英德式的對抗，中美之間和為貴，合作共建太平洋共同體。[38]當然，作為美國國家長遠利益的堅定捍衛者，基辛格構想的太平洋共同體是美國版的，正如大西洋共同體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主導一樣，所謂太平洋共同體當然也是以美國為主導的，即所謂“美中共治”的太平洋共同體，實際上是美國主導、中國配合的主從關系結構。

　　正是在這里，基辛格似乎忘記了他本人的警言，忽略了中國人長期以來所堅持的自成一體、自成體系。在某種意義上，20世紀的英德對抗的確與21世紀可能出現的中美對抗有相似之處，即都是沒有強大外部制衡力量這一條件下的對抗，戰略上有相似之處。但德國與中國不同，19世紀后半期德意志帝國的建立是一個新生國家的興起，而非復興，是一個大陸強國的建立。而21世紀的中國是復興，而非興起，更非今日流行的崛起，而且中國也并非自始自終閉關自守的大陸強國，而是有著廣闊的海洋邊陲和漫長悠久的對外陸海交流。還有一個歷史事實也被忽略了，自蘇聯解體以來，中國再也不會遭遇以平衡的相互威脅為基礎的均勢格局，因此，以歐洲均勢外交為藍本評判未來的中美關系，在邏輯上沒有做到一以貫之，盡管戰略互信取代戰略威懾本身是相當不錯的謀劃，但如果沒有“你拿著槍、我也拿著槍、面對面站著，可以練膽量”這種武裝共處原則為基礎，不僅威懾換不來和平，所謂合作共治更無法確保和平。而北大西洋沿岸國家之間無法想象戰略對抗這樣的斷言，似也太過樂觀，如果經濟衰退長期持續下去，如果債臺繼續高筑而且不斷調高上限，誰知道現行的整個世界體系會不會崩潰?

　　不過，基辛格向我們展示了兩種獨特性、兩種普世觀和兩種世界秩序觀，同時也是內外有別的兩個中國與兩個美國，這兩個體系都有自己的連續性，中國的連續性比美國更長，美國常常需要把自己的歷史、文化、語言、體制淵源引向三千年前的古希臘、古羅馬乃至整個西方。自外于世界不等于自絕于世界，沒有對自身文明的高度自信就不可能建立相對于外部世界的光榮孤立，沒有對自身文明的高度自信同樣也不可能自主地接觸外部世界。中國與美國，一個是文明天命觀、一個是宗教天命觀，一個是中國中心論的文化價值觀、一個是上帝選民式的宗教價值觀，一個獨特性以文化為實質、一個獨特性為實力為實質，一個是圍棋戰略、一個是象棋戰略，一個是進攻型心理威懾，一個是先發制人武力征服、圍堵、遏制，一個是天下體系、一個是霸權體系。

　　中美之間的差異告訴我們，普遍與特殊互為因果，普世的是例外，例外的才普世。一切都那么熟悉，一切又這么陌生。兩種例外論、兩種普世觀、兩種世界秩序，可不就是這么回事嘛!熟悉的是美國例外論、擴張性的宗教普世觀、帝國-霸權體系，以及中國例外論、內斂型的文化普世觀、天下-朝貢體系。熟悉的是作為美國乃至歐洲普世觀和世界秩序觀基礎的擴張性宗教價值觀，陌生的是這種宗教價值觀的擴張邊界。熟悉的是作為中國普世觀和世界秩序觀基礎的內斂性的中國文明中心論，陌生的是中國文明中心論的歷史連續性。熟悉的是世界、美國，陌生的是周邊、中國。基辛格似乎為我們描繪了一個我們也不認識的中國，斷裂變成了連續，邊緣變成了中心，碎片變成了整合，歷史如此濃妝艷抹，自信從未隨風而逝。

　　對今天的國人而言，理解中國已經變得比理解西方更為重要，理解中國與世界的過去至少與理解中國與世界的現在同等重要，不理解過去就無法塑造未來，只有回到過去才能開辟未來。呼吁美國人、西方人正視中國文明的歷史連續性、中國獨特性、內斂性文化普世觀和世界秩序觀的政治與文化根源，正視中國文明的自成一體、自成體系，正視中國人對自身文明的高度自覺、高度自信及維護文明連續性的堅定意志，或許是基辛格《論中國》之于未來的最大貢獻，很明顯，這一點同樣值得我們自身正視和慎思。

　　(本文刪節版發表于《公共管理評論》第17卷(2014)，此為全文)

　　[①]基辛格：《論中國》(胡利平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②]柯小剛：《儒法關系與人民共和的古代歷史淵源》，《政治與法律評論》2010年第一輯，第24-42頁。

　　[③]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Cambridge, 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35.

　　[④]基辛格：《論中國》，第6頁。

　　[⑤]基辛格：《論中國》，第11-12頁。

　　[⑥]基辛格：《論中國》，第13頁。

　　[⑦]基辛格：《論中國》，第12-13頁。

　　[⑧]約瑟夫·奈認為均勢不是維持和平的體系，而是維持獨立的，在歐洲各國之間維系的是無政府的國際體系，出自《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張小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8頁。

　　[⑨]鄭世平：《中國大陸國際關系研究的現狀和困境》，朱云漢、王紹光、趙全勝主編《華人社會政治學本土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中國臺灣：桂冠圖書2002年。

　　[⑩] [美]羅伯特·卡根：《天堂與實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國與歐洲》(肖蓉，魏紅霞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

　　[11]趙曉力：《美國人來自火星，歐洲人來自金星》，《書城》2005年第3期，第39-42頁。

　　[12]費正清的觀點之后雖發生了些許變化，但主要還是受到湯恩比“文明階段論”的影響。參見王新謙：《對費正清中國史觀的理性考察》，《史學月刊》2003年第3期，第13-18頁。

　　[13]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941-1950》(王寧、周先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基辛格：《論中國》，第109頁。

　　[14]基辛格：《論中國》，第111頁。

　　[15]基辛格：《論中國》，第139頁。

　　[16]基辛格：《論中國》，第157頁。

　　[17]中國例外論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但共性大于差異。參見張鋒：《“中國例外論”芻議》，《世界政治與經濟》2012年3期，第82-104頁。

　　[18]基辛格：《論中國》，第89頁。

　　[19]基辛格：《論中國》，第88頁。

　　[20]時殷弘：《當代中國的對外戰略思想：意識形態、根本戰略、當今挑戰和中國特性》，《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09期，第18-24頁;時殷弘：《武裝的中國：千年戰略傳統及其外交意蘊》，《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6 期，第4-33頁。

　　[21]文化共處依賴武裝共處，這是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參見基辛格：《論中國》，第174-194頁。

　　[22]全球化有四個進程：經濟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社會全球化、文化全球化。

　　[23]基辛格：《論中國》，第287頁。

　　[24]基辛格：《論中國》，第204-205頁。

　　[25]基辛格：《論中國》，第94-95頁。

　　[26]基辛格：《論中國》，第274-289頁。

　　[27]基辛格：《論中國》，第277-281頁。

　　[28]基辛格：《論中國》，第387頁。

　　[29]基辛格：《論中國》，第372頁。

　　[30]基辛格：《論中國》，第302、307、316頁。

　　[31]基辛格：《論中國》，第393頁。

　　[32]基辛格：《論中國》，第436頁。

　　[33]基辛格：《論中國》，第387頁。

　　[34]基辛格：《論中國》，第431頁。

　　[35]基辛格：《論中國》，第445頁。

　　[36]基辛格：《論中國》，第489頁。

　　[37]基辛格：《論中國》，第240頁。

　　[38]基辛格：《論中國》，后記，第502-5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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