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末，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歷史的發展只有一條路，即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這個觀點成為“福山主義”的核心，其提出時機與時代背景的某種巧合，助力了它的傳播。近些年，福山從國家競爭、國家發展角度，關注政治秩序的話題。有學者認為，福山已不再是一個“福山主義者”了。但是，閱讀福山的新書《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到結尾，會發現，福山新提出的“強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制”模型的前提，仍然是“充分的自由民主”——而這個“自由民主”，是以西方特別是美國式自由民主模型為例證的，福山思想體系并未脫離“歷史終結論”。

　　對話人

　　張盾 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

　　蘇長和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謝韜 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

　　張振江 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對西方制度最激進的辯護

　　福山將歷史的終結定位于20世紀的最后25年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在全世界取得的所謂“決定性勝利”。

　　張盾：福山肯定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西方主流派的自由主義者，并且是其中的激進派。20世紀末他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20世紀社會主義制度實踐的大規模失敗，標志著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最后一種政治形式”和“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標志著“歷史的終結”。這是西方主流政治哲學為處于困境中的自由民主制度所作的一次最激進的辯護，不僅回護其政治基礎，而且試圖恢復自由主義的絕對話語權。但福山的特點在于，他是阿蘭·布魯姆的學生，在學術背景上屬于西方政治哲學中的施特勞斯學派，因而能夠把這樣一個鮮明的政治問題引入復雜的西方思想史深度背景中，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重提西方歷史上從基督教延續到黑格爾和馬克思對歷史問題的爭論，因而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影響。

　　從西方思想史看，“歷史終結論”最早起源于基督教救贖歷史的末世論信仰中的一個觀點，認為，為了使歷史獲得一種“終極意義”，必須預設歷史有一個作為終極目的的“終結點”，用這個“終結點”來規定和完成歷史進程，這個“終結點”就是上帝國。后來黑格爾對基督教進行世俗化解釋，把基督教救贖史對歷史終結的期待引入現代性的世界歷史過程作重新理解，提出：“歷史的最后階段就是我們的世界、我們的時代。”再后來，科耶夫對黑格爾這一論斷進行解讀，他推測黑格爾所認為的歷史終結就發生在現代性的歷史中，其標志性事件就是《精神現象學》第六章最后部分討論的法國大革命爆發、拿破侖帝國建立以及德國哲學的誕生等事件。福山也是科耶夫的學生，他進一步發揮其老師的上述觀點，提出：黑格爾和馬克思都認為歷史有一個內在的終極目標，該目標的實現將是歷史的終結，黑格爾將這個終結定位于“自由國家”，馬克思將終結定位于共產主義社會，福山則將歷史的終結定位于20世紀的最后25年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在全世界取得的所謂“決定性勝利”。

　　蘇長和：福山的困境，在于新世紀以來西式自由民主宏大敘事的終結所產生的意識形態貧困和焦慮。我個人認為，閱讀包括福山在內的許多西方“現代自由民主”主題的著作，需要把握住幾點“要領”，有助于化繁為簡，了解西方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論。

　　第一，“自由民主”理論的神學特色。大家可以看到，英語學術界關于“自由民主”的敘事類似于神學，是絕對的、無敵的、全能的，具有唯靈論色彩，所有與其對立的模式都是壞的、邪惡的、落后的。對每一個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學者來說，這太不正常了，不是客觀討論問題的方式，因為人們不能對一個預設為“神”的東西提出質疑，你若質疑，你就會被歸為異教徒。從這個角度看，西方學術塑造的“自由民主”國家很像一個世俗基督教國家，其敘事邏輯同神學政治邏輯很相似，差異只在于將“上帝”置換成“自由民主”。

　　第二，“自由民主”理論的意識形態特色。霸權國家或者爭奪霸權的國家一般都要在競爭中將自己高度抽象的思想符號上升為普遍主義，賦予其普遍性的形式，并把它說成是唯一合理的、普世的。國際政治中的不少帝國，在意識形態上都有這個特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揭示過這一原理。所以，在冷戰結束后美國霸權的短暫時期內，福山的思想其實配合了美國短暫霸權的外交和外宣。這就是為什么“普世價值”思潮短暫流行的原因。但很顯然，單極不是國際關系的常態，多極才是常態。在多極政治下，“普世價值”思潮很快就會沒有市場，而共同價值更具意義。我曾經把“民主”的英文單詞“democracy”改成了“democrazy”，我們看看美國外交打著推銷“民主”的旗號給不少地區造成的混亂就清楚了，這個道理不需要復雜的學術推理來論證，活生生的現實擺在那里。

　　第三，“自由民主”與國家治理。這方面，我們要肯定西方“自由民主”學說在國家治理上的些許可取性，但這只是一方面，政治學本質上是一門研究治國理政和國家治理的學問，從這個角度來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治國理政和國家治理模式，最終無非都是要形成一個具有中性色彩詞匯——“秩序”狀態，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而不是意識形態色彩很重的“自由民主”。現在，福山在一片質疑聲中開始了其觀點的調和，比如開始重視國家治理績效問題，關注國家能力問題，其實是回到了中國政治學強調的治國理政和國家治理這個中性詞的主題，而不是神學或者意識形態色彩很濃厚的“自由民主”學說上。這個思想轉變有一個過程。

　　依然是“福山主義者”

　　福山的政治秩序除了國家能力，還包括法制和民主問責，而在亨廷頓眼中，“不管白貓黑貓，有治理能力就是好貓”。

　　謝韜：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這兩個概念，都不是福山的原創，而是由他老師薩繆爾·亨廷頓在其1968年出版的《變遷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首先提出。福山自己也明確指出，他的這兩本關于政治秩序的書，是對亨廷頓觀點的修正和補充。盡管在一些問題上，他與亨廷頓存在分歧，但是他的基本結論和亨廷頓是一致的。

　　亨廷頓認為，在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上，傳統社會往往會經歷政治失序，而沒有最基本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有持續的經濟發展，更談不上“自由民主”;建立政治秩序的過程，就是政治制度化的過程，而具有高度適應性、復雜性、自治性和凝聚性的政黨，是政治制度化的標志。亨廷頓的政治秩序理論，是對當時頗為流行的現代化理論的回擊;后者認為，經濟發展必然帶來政治穩定，最終走向“自由民主”。

　　福山和亨廷頓的相同之處在于，他們都極力推崇國家能力。亨廷頓有句名言：“國與國之間最大的政治分野，其實不在于政府的組織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治理能力。”他還寫道：“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正是基于這樣的信念，他對共產主義體制下的蘇聯和庇隆統治下的阿根廷不乏贊美之詞，認為它們和英美“民主”國家一樣，都具有高度的國家能力。相比之下，福山的政治秩序包括三個因素，其中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國家能力。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中，福山花了將近一半的篇幅討論國家能力，如德國和日本為什么能夠建立強有力的國家，美國是如何建立國家能力的，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大多數國家為什么缺乏治理能力，等等。

　　他們之間的重要不同之一，就是福山的政治秩序除了國家能力，還包括法制和民主問責，而在亨廷頓眼中，“不管白貓黑貓，有治理能力就是好貓”。從這個角度來看，福山還是當年寫《歷史的終結》的福山，并且他在該書的結尾部分明確指出，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國民主的衰落，并不代表民主體制本身有致命的缺陷，“所有社會，無論是專制還是民主，都會面臨衰落。關鍵在于它們能否做出相應改變從而讓自身重新煥發活力”。

　　張振江：福山作為一名學者，其個人的思想主張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那就是他依然相信并信仰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是“終結”歷史的“至高點”。但他的學術興趣和研究話題卻是與時俱進的：從1993年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2004年的《國家建構》、2007年的《美國處在十字路口》、2008年的《信任：人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2012年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直至2014年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可以看到他持續關注“歷史終結”的可能。如果說1989年還年輕的他大膽地憧憬和預測了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制度是“終結”歷史的“至高點”，而目前圍繞政治秩序的研究則是回答為什么他所憧憬的那種景象還沒有實現。在這一答案的追尋中，他對美國的國家建構、認同政治、社會秩序、政治能力等進行了更為細化的研究，而且似乎找到了問題所在：那就是“自由民主”的美國盡管依然是世界的“山巔之城”，卻出現了“政治衰敗”的問題，這大概是妨礙“自由民主”百戰百勝的一個癥結，亟待解決。

　　難以圓融的理論難題

　　福山花了很大篇幅解釋現代國家的興起，但是他的解釋缺乏一個完整的理論框架，給人感覺基本上就是即興的“拿來主義”。

　　謝韜：福山認為，最好的政治秩序，是國家能力、法制和民主問責這三個因素之間的最優組合，最理想的順序是先有法制，然后是現代國家，最后是民主問責。在他看來，美國是最典型的先施行法制和“民主”，后建設國家能力的國家，其結果是兩大政黨把行政機構當作“選舉分贓”的戰利品，讓“贏者通吃”的庇護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從而極大地削弱了國家能力。盡管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美國“進步運動”以及羅斯福“新政”大大提高了美國的國家能力，但是到了今天，美國的政治秩序似乎又回到了19世紀的“政黨和法院治國”的模式，也就是代表國家能力的行政機構日益被邊緣化。

　　福山以上觀點是對亨廷頓思想的重要補充。但無論是理論構建、概念創新，還是實證分析，福山與亨廷頓還有很大差距。

　　第一，福山花了很大篇幅解釋現代國家的興起，但是他的解釋缺乏一個完整的理論框架，給人感覺基本上就是即興的“拿來主義”。比如說，關于非洲國家的治理能力低下，他說，一個重要原因是，歐洲國家曾在非洲施行的是“廉價”殖民主義，沒有在政治制度建設上投入大量資源，因此二戰結束后它們撤離非洲，沒有給當地人留下制度遺產。在討論拉美國家的時候，他又說歐洲殖民者把國內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了拉美，但是移植的產物是“弱勢的專制”，而不是強有力的政府。他同時指出，拉美和非洲的地理環境，包括熱帶雨林和高大山脈等，對國家能力的投送造成了嚴重阻礙。在討論拉美的時候，他特別強調該地區少有國家之間的戰爭，并引用了另外一位學者“給戰爭一次機會”的觀點;而在討論非洲的時候，他提到了很多國家內部的部落沖突，卻忽略了非洲國家之間也少有戰爭這個事實，并且根本不提“給戰爭一次機會”。我的疑問是，如果福山認為“戰爭造就國家”適用于拉美，為什么又說它不適用于非洲呢?

　　第二，福山在書中多次強調政治秩序三個因素之間的時間順序，并且認為最理想的順序是先有法制和國家，然后是民主。然而，他又堅決否定了“從專制下的經濟發展再到民主轉型”的發展模式：一是各個社會的政治秩序往往取決于諸多因素，包括歷史傳統和外部因素，因此很難按照一個理想的模式去改造一個社會;二是大眾對民主政治，如個人權利和民主問責的訴求是一個規范性問題，即使是民主政治也可能帶來種種負面后果，如庇護主義(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庇護者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和資源向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被庇護者提供保護和利益，被庇護者向庇護者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和幫助作為回報)。也就是說，即使一個國家的治理能力很差，經濟發展很落后，也應該施行民主。如果這樣，福山就必須面對兩個問題：為什么當今世界絕大多數貧窮國家都不是民主國家?為什么很多貧窮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后一直處于貧困動蕩之中?

　　總之，福山還是沒有面對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之間的因果關系。現在學界的基本共識是，兩者之間是外生性的關系，即民主可以在任何國家建立，但是只有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的國家民主轉型才會成功。

　　對中國發展路徑只是有限認同

　　福山對中國模式有過正面評價，但是要讓他來認同中國模式會很難，除非他徹底否定掉自己的學說。對一個學者來說，這往往很難很痛苦，無異于學術自殺，何況他依附在美國的學術體制下。

　　張振江：福山的研究之所以突出“政治衰敗”，有一個現世的背景，那就是世界秩序的變化，而當前世界秩序變化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中國的崛起。像任何一位從事政治研究的學者一樣，福山不可能不關注中國以及中國崛起的現象。據我所進行的簡單的電子查詢，他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中提及中國500余次(“China”331次+“Chinese”170次)，相比之下，日本300余次和俄羅斯230余次。全書專門用兩章(第24、25章)分析中國，再加上東亞的章節，中國大概是書中除美國之外談論最多的國家。

　　不能說福山“認同”中國的發展模式，但他的確對過去幾十年中國政府所取得的成績贊賞有加。他明確寫到，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當代中國政府在“經濟增長、降低貧困、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等方面“做得極好”。然而，像他擔憂美國一樣，他也擔憂中國穩定和發展的可持續性。由此，他提出了當代中國依然面臨歷史中國的“壞皇帝”難題：缺乏足夠的“好皇帝”甚至是必然出現的“壞皇帝”，終將是中斷中國社會和政治穩定與持久的最大“憂患”。他所開出的“藥方”還是他一貫呼吁的法治和民主，認為它們才是能夠徹底解決“壞皇帝”難題的“法寶”。

　　蘇長和：福山對中國模式有過正面評價，但是要讓他來認同中國模式會很難，除非他徹底否定掉自己的學說。對一個學者來說，這往往很難很痛苦，無異于學術自殺，何況他依附在美國的學術體制下。另外，福山提出美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是有勇氣的，反映了一部分美國學者的心聲。美國要想在世界上發揮積極作用，政治體制需要改革，一個重點是如何完善內部制度，從制度上限制、弱化軍工復合體對政治的干預，減少對外用兵和黷武主義。

　　實際上，即使西方世界內部，也存在不同的發展路徑，例如英美模式和德國模式就是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中國不能采取英美模式，如果那樣的話，對世界將是一個災難。為什么?因為英國曾經有自己龐大的殖民地，美國在海外建立無數個軍事基地，20世紀不知道對外打了多少場戰爭，而中國模式在外交上的一個特點就是在以內部消化壓力以及與外部世界合作共贏的基礎上實現和平發展。這是社會主義中國給世界的一個承諾，同時也是一種責任。

　　當前國際關系正在出現具有新的世界歷史轉折特點的變化，歷史遠沒有終結，新的世界歷史卻正在徐徐展開。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和聯合國成立70周年，主要國家或者東西南北國家對世界秩序和國際秩序的關注，本身就說明了歷史在進入一個選擇和發展的關口。我們不要忽視世界范圍的政治自覺和文化自覺力量，世界政區的變化以及更多新興力量加入到世界歷史和國際關系中，自然會推動歷史向更壯觀的方向發展。

　　謝韜：現在國際社會對世界秩序如此關心，中國崛起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原因。從1840年開始，中國經歷了百年屈辱。當前，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區域大國，這就給西方國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面對一個強大的、在政治制度上又和西方國家有著根本不同的中國?

　　對世界秩序的討論，繞不過亨廷頓和福山，前者提出了“文明的沖突”，后者提出了“歷史的終結”，他們從不同角度預測了后冷戰時代的世界秩序。然而，他們在對后冷戰世界秩序做預測的時候，中國的崛起剛剛開始。因此他們并沒有討論中國在后冷戰時代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角色。不過，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的相對衰落已經讓任何關于世界秩序的討論不可能沒有中國。

　　人類自由和解放才是歷史的最高目標

　　對包括福山在內的很多西方學者而言，現實中的中國崛起是一種學理上的挑戰，更是對遲遲沒有實現的“歷史的終結”預言的一種挑戰。

　　張振江：對包括福山在內的很多西方學者而言，現實中的中國崛起是一種學理上的挑戰，更是對遲遲沒有實現的“歷史的終結”預言的一種挑戰。20世紀80年代，面臨日本的崛起，美國學者們紛紛研討大國之興衰的“規律”，有人認為那是一種任何強國都無法逃脫的“歷史輪回”，甚至有人為美國的持續稱王稱霸出謀劃策。

　　福山的研究更像后者。盡管他依然信奉自由民主是歷史的“至高點”，但信心顯然不如25年前那么直接敞亮，似乎對美國在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崛起國家的競爭表露了擔憂，所以他的研究議題中很重要的是國家能力、國家建構、民族建構、對外關系，等等。但是，不像其他學者會把矛頭指向“競爭者”中國，福山選擇了回頭內省、反思美國自身的做法，而且也似乎發現了問題，那就是美國出現了“政治衰敗”。福山相信，只要能夠解決這個問題，他原先“歷史的終結”的景象依然是會實現的。

　　張盾：福山顯然低估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面臨的種種內在困難，更低估了歷史發展的復雜性。仔細品讀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不難發現福山這本慶賀西方自由民主最后“勝利”的書，其根本氣質其實是相當灰暗和憂郁的，表現在：福山崇拜黑格爾描述的中古時代“為了取得別人的承認而不惜進行生死斗爭”的貴族精神，認為在那里顯現了人性的真正高貴和自由的本質，但他看到歷史已經無情地淘汰了這些過去時代的事物，根本無法留住那些逝去的激情。在這種語境中，福山根本無法用黑格爾理論來為自由民主社會辯護，反而以強有力的筆法論證了現代性就是用欲望加理性取代激情、用平等意識徹底戰勝優越意識、把貴族改造成資產者的一項社會改造工程。

　　“歷史的終結”這個從基督教歷史神學，延伸到現代政治哲學和歷史科學的重大問題，必然在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學說中引發回響。西方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歷史理論的核心就是把歷史理解為一個社會經濟過程，并日益激化為一場世界革命，最終的結局是資本主義的崩潰和無產階級的徹底解放。這非常類似于基督教“末世論”福音信仰的思想結構：資本主義的世界危機就是“最后的審判”，共產主義是獲得救贖的無產階級建立起來的“塵世天國”。我認為這一觀點有一定的啟示性，提示我們重新認識馬克思歷史學說的深刻復雜內涵，其中既包含對現實歷史過程及其規律的科學分析，又包含著對某種最高理想的信仰和堅持。

　　我們熟知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核心觀點：歷史是一個有規律的客觀過程，對歷史的研究應該成為一門“科學”。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所謂“歷史的終結”問題與馬克思有不可取消的本質關聯，這個本質就在于它牽涉到歷史的最高目標，即人類的自由和解放的實現。福山站在其自身的意識形態立場上，直接指認當代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是人類歷史的“終結點”;馬克思則借助黑格爾辯證法，把資本主義現行體制的現實當作歷史的暫時階段和否定與批判的對象，對它的否定指引著一個更高的目的。福山對“歷史的終結”的歡呼，希望“喻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終結”;但是，按照福山為這個問題限定的思想史框架，回溯所有思想者的觀點，就會發現，正是馬克思更好地詮釋了所謂“歷史的終結”的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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