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深入解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自由”

　　殷慶言 北京市委黨校原副校長

　　十八大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把自由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之后的兩年多來，大家已經對什么是自由、自由在核心價值觀中的地位作用、如何保障自由、個人如何對待自由等談了很多。從去年10月互聯網上進行了一場大爭論，所以我從高校教師是否超越言論自由底線與普世價值之爭說起。

　　2014年11月14日《遼寧日報》刊載的《“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老師的一封公開信》，認為一些高校教師抹黑中國，超越了高校教師言論自由的底線。概括大學課堂上三類問題，一是缺乏理論認同。有的老師用戲謔的方式講思想理論課，揭秘所謂馬克思恩格斯的“隱私”;將毛澤東與古代帝王進行不恰當比較，解構歷史，肆意評價;對黨的創新理論不屑一顧，動輒把實踐中的具體問題歸結為理論的失敗。

　　第二是缺乏政治認同。有的老師傳遞膚淺的“留學感”，追捧西方“三權分立”，認為中國應該走西方道路;公開質疑中央出臺的重大政策，甚至唱反調。

　　第三是缺乏情感認同。有的老師把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變成課堂上的牢騷。

　　大學課堂上的中國隨意被抹黑，一些老師在講臺上牢騷失控，這不是偶然的現象。與《遼寧日報》看法一致的，還有今年1月24日求是網刊發寧波市委宣傳部徐嵐《高校宣傳思想工作難在哪里?》。認為高校教師傳播西化思想已經不是個例，并且點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學者陳丹青在《大家別去美國!一個愚蠢而落后的國家》為題，內容卻是對美國的過度美化，提出要提高教師和學生對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認同。

　　反對的聲音如人大法學教授何家弘，2014年第4期《法學家茶座》“大學老師應該講什么”，難道大學教師只能在課堂上用美麗的語言去“粉飾太平”或“高唱贊歌”嗎?難道大學教師只能在課堂上講那些連自己都不信的“套話”和“官話”嗎?大學的根基就在于追求真理，就在于思想獨立，就在于言說自由。大學教師應該講真話，至少是自己相信的話。這是爭論第一個回合。

　　1月19日中辦、國辦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29日教育部召開學習貫徹兩辦文件精神座談會，袁貴仁：《意見》的貫徹落實要加強高校意識形態陣地管理，特別是加強教材建設和課堂講壇管理。加強對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我們的課堂;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決不允許各種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言論在大學課堂蔓延;決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泄怨氣，把各種不良情緒傳導給學生。

　　2月3日社科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朱繼東《抓好高校意識形態工作要敢于拔釘子》。應嚴懲圍攻教育部長的教師和公知大V，“真正從思想上、組織上、制度上全面整頓、清理、純潔高校的干部、教師、黨員隊伍，打贏這場高校意識形態反擊戰。”

　　一、是否存在普世價值

　　到底存在不存在普世價值，觀點大體來說有兩種，一種是肯定論，即肯定普世價值的存在。其理由和依據有二：一是人性論。人作為一種類的存在，除了各自的個性和特定群體的共性外，還有一種超越于一切差別的共同性，超越于一切宗教、職業、地域的共同的人性。正因為人有這種共同的人性，決定了存在著普世價值。如，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性、追求美的本性，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人性論是肯定論者的一個重要依據。第二個依據就是現實需要論。今天，全球化已經是大勢所趨。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人類共同生活的領域在不斷延伸和擴大。隨著相互共同生活領域的擴大，人類的相互依存依賴感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今天經常說的就是生活在“地球村”，我們都是這個村里的人。隨著相互依存感的提升，就必然存在一種對整體生存的責任意識，也會產生利益的一致性。如，共同面對全球性的環境問題，我們會產生一種共同的現實需要，自然會形成一種普適性價值觀念。這是肯定論者的兩個主要依據。

　　相反的是否定論，否定普世價值的存在。認為在當今世界整體還是階級社會的歷史條件下，根本不存在普世的、超階級的價值體系和價值觀。人類自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直到階級完全消滅為止，凡是反映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利益結構和社會關系的經濟、政治、哲學、文學和道德等都具有階級性，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謂普世價值。這種觀點的主要依據是階級斗爭的分析方法。

　　用唯物辯證法分析。毛在《矛盾論》中說，“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聯結的，由于每一個事物內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當著我們研究一定事物的時候，就應當去發現這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內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矛盾共性與個性的辯證關系是指，共性寓于個性之中，個性包含共性。

　　不同國家的價值觀念，體現了個性與共性的統一、差異性和一致性的并存。一方面，彼此間特性和追求千差萬別，呈現出多樣性;另一方面，人類在基本特性和需求上又有著一致性，有超越民族和時代的共同點，能夠形成一些具有共同性的倫理價值和規則，再通過這些倫理價值和規則調整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它們所體現的維護群體共同生存條件、促進群體發展的價值原則，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如，殺人、偷盜、強奸、撒謊等等，各個國家都是被禁止的。有共性，人類才能相互合作、相互學習。完全否定共同的價值取向，也就否認了未來走向共產主義、走向世界大同的可能性。

　　二、自由是人類共同的價值，但價值觀沒有普世性

　　第一，自由是人類共同的價值。所謂自由是指人的意志自由、存在和發展的自由。自由代表了現代社會與前現代社會的區別。自由是人類的天性，不分出身、種族、文化背景，是人全面發展的前提，也是人類追求幸福、生命尊嚴的基礎。自人類進入階級社會，為了擺脫壓迫，人類就開始追求自由。從法國大革命時《馬賽曲》中的“不自由，毋寧死”，到匈牙利著名詩人裴多菲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自由成為人們主要的價值追求之一。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失去了自由和獨立，算不上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人一旦失去了自由，生命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價值和意義。所以，剝奪罪犯自由投入監獄，就成為世界各國對罪犯的共同懲罰措施。

　　為了追求自由，人們斷改善生存的自然環境，不斷變革社會制度，在這個過程中又推動自身的發展進步。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都是追求自由的結果。電商、網購為什么快速發展，互聯網飛速發展就是追求自由的產物。渴望自由的強度越大，人類便是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爆發能量和創造力越高。雖然自由這些價值首先出現在西方，但卻是全人類的精神財富，是符合人類整體利益的道德規范。溫家寶2012年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說，“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和自由平等，是人類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標。”。

　　第二、自由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也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西方國家一直把把社會主義說成是“極權主義”社會，沒有自由、人權，需要以正視聽。《共產黨宣言》中對未來社會的描繪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在未來社會這個“自由人聯合體”中，“人的自由發展”居于核心地位。中共在革命時期，就把“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毛澤東說，全國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和保護財產的權利。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各得其所。新中國成立后，《憲法》規定了公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通信自由等諸多自由。由于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存在封建專制的痕跡。由于我們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由于一些黨員干部封建特權思想嚴重，侵害群眾利益，由于一些人基本的是非、善惡、榮辱顛倒，這些都成為制約和影響人們享有完全充分的自由。人的全面自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就要求改革與創新，黨的十八大提出的任務之一是“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自由是中國共產黨凝聚民心民力、匯聚民智民策的精神紐帶，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不可少的要素。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24個字”，作為價值，不僅我們，實際各個國家都會認同。但這“24個字”怎么定義、解釋，就形成價值觀，就不同了。比如對民主，西方推崇的是“三權分立”、“多黨制”、“、一人一票的選舉民主”，而我們民主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協商民主”等，之所以在“價值觀”前面加上“社會主義”，就是要為這“24個字”作出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解釋，注入“社會主義”的元素，就有了資本主義價值觀和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區別。

　　從字義表面看，西方的普世價值都是價值，而不是價值觀。實際上它們的策略是，首先讓你接受這些價值，一般來說大多數人是會接受而不會拒絕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合理吸收了其中一些內容，然后它再給出它們的定義、解釋和看法，這就是價值觀了。它先讓你接受價值，然后向你灌輸它們的價值觀，再加上它們掌握著話語權，一些人就會掉入它們設置的圈套。其次，西方推行普世價值是有選擇性的，但并不是“普世”性的。在國家之間，它們實際行動上奉行的價值觀是國家利益至上，它們打著普世價值的旗號，卻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來換取自己國家的發展。1978年以后，我們用市場換西方的技術，我國的某些市場被西方占據不少，如汽車，而西方的技術尤其是核心技術倒沒給我們多少。我們力求根據中國的國情來逐步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但西方一些國家卻千方百計、想方設法廉價地給我們輸出它們所謂的民主，甚至培養代理人給我們輸出，千方百計要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引導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所以它的價值觀實際是國家利益至上，沒有什么普適性。

　　三、“普世價值”之爭背后的大國博弈

　　不可否認，工業革命、資產階級的勝利、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是人類歷史上具有革命意義的重大變化。但以資本主義制度和價值為基礎的西方文化，只是世界上眾多文化資源中的一種，而不是全部，不能把西方的價值觀等同于普世價值。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樣，是世界上眾多文化資源當中的一種。一些西方國家堅持“西方中心論”，把西方文明完全等同于普世價值，自認為是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發明者、壟斷者和輸出者，成了普世價值的惟一認定者。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都說：“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獨特的。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

　　把西方文化等同于普世價值會帶來三個問題。第一，它是錯誤的。西方的普世觀念極容易為西方國家對其他社會的文化統治提供借口。第二，它是不道德的。西方鼓吹的普世觀念本身就是違反了自己的民主和自決原則，很容易導致文化霸權主義。冷戰期間，美國本身違反民主的原則，支持亞、非、拉大批親美反共的軍事獨裁政府，被美國學者認為是“民主的恥辱”。1973年當時智利民選總統阿連德并不是共產主義者，他只是傾向于社會主義而已，但即便是這樣，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公開宣稱：“對于美國的安全來說，智利的右派獨裁要強于左派民主”。美國策動智利陸軍總司令皮諾切特發動政變，阿連德在政變中以身殉職。韓國全斗煥在美國人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上臺。伊朗巴列維，在美國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上臺。海地杜瓦利埃，在美國人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上臺。菲律賓馬科斯，在美國人扶植下建立的獨裁政府。柬埔寨朗諾，在美國人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推翻西哈努克親王政府。薩達姆在美國人扶植下通過軍事政變上臺。埃及穆沙拉夫，受美國扶持對內獨裁統治。沙特、巴林、卡塔爾、科威特國王受美國扶持，實行君主制。美國官員在談論某國獨裁者時說：“他也許是狗娘養的，但他是我們的狗娘養的。”一句話道出了美國雙重標準的實質。第三，它是危險的。這種普世觀念不僅不利于達到一種同質的文化，反而更容易激發、增大文明之間的沖突。20世紀70年代及以后的伊斯蘭復興運動，主張復興伊斯蘭教初期精神面貌和文化思想，又稱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于1979年領導了推翻巴列維政權的“伊斯蘭革命”。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朗等地相繼出現了數以百計的公開的或秘密的伊斯蘭政黨、派別和組織，一些被取締的包括穆斯林兄弟會，也相繼恢復活動，伊斯蘭復興運動遍布中東。法國前外長博尼法斯說：“西方世界10億人口在全球60億人口中占少數，我們認定的"普世價值"未必真的就是"普世"的，現在我們沒有理由也沒有能力強迫別人接受我們的價值觀。”

　　西方國家費盡心機推銷“普世價值”，主要就是為了掩蓋其大國博弈的政治目的。

　　(一)瓦解他國主流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不僅決定于其經濟基礎和政治上層建設，而且對政治、經濟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在一定的條件下直接關系著人心的向背、社會的安定、經濟的興衰、政權的得失、國家的安危。無論是要維護或破壞一種社會制度，還是要鞏固或推翻一個政權，都必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提出，應該制訂一個在鐵幕里面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競賽的戰略”，即在軍事遏制的基礎上，發揮美國的經濟優勢，以經濟援助和技術轉讓等條件，誘使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開展“意識形態競爭”，打“攻心戰”，擴散“自由和民主價值觀”，打開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變革之門”。尼克松在這本書最后說：當有一天，遙遠的古老的中國，他們的年輕人，不再相信他們的歷史傳統和民族的時候，那個時候，就是我們美國人不戰而勝的時候!

　　(二)推銷西方政治制度

　　“冷戰”結束后，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觀既成為西方國家用來輸出美式價值觀的一種工具，又成為西方國家對其他國家進行所謂“民主化改造”的“正當性”理由。2006年美國推出的“普林斯頓計劃”最具代表性。該計劃把世界上的國家劃分成“民主”和“非民主”兩部分，要將全球的“民主國家”聯合起來，對抗“非民主國家”的挑戰。通過掌握“普世”的民主價值，就可以將自己的制度模式強加到其他民族的頭上。美國在武力攻打伊拉克的同時，已制定一項對整個阿拉伯世界進行政治改造的“民主化戰略”。目標是從伊拉克入手，在政治體制、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上對阿拉伯世界逐步進行改造，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小布什2002年9月在《國家安全戰略》中提出，美國將利用國際反恐的機會“將自由的成果擴大到全球”，建立、扶持親美政權。中國更是美式民主推銷的一個重點對象。美國《時代周刊》說:“美國希望中國將發展成民主國家的這個觀點，一直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礎，是美國與一個不以為然的獨裁政權保持密切聯系的主要原因。”長期以來，美國的一些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資助一些精英分子以學術的名義傳播西方的價值觀，論證西方制度的優越性，以及中國選擇西方模式的必要性。在他們看來，只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不管作出多少努力，取得多大成就，都是一個“極權主義政權”，人權狀況都十分“糟糕”，唯恐中國不亂。

　　(三)謀取全球霸權

　　冷戰后美國基本的戰略目標萬變不離其宗，即始終圍繞追逐全球霸權而展開。冷戰時期，全球霸權的爭奪主要依靠軍事力量。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競爭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文化軟實力的作用不斷提升，核心價值觀是文化軟實力最重要的方面。所以，西方的政界和學界開始密集地使用其核心價值觀。美國奧巴馬政府每年的國情咨文，都將推行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視為美國的“國家戰略”。美國之所以將推行“普世價值”作為其“國家戰略”，是因為：一是推廣“普世價值”可以確保美國占據國際道義制高點，牢牢占據國際道義優勢。二是推廣“普世價值”有利于美國掌握國際政治的話語權。美國將普世價值與“自由、民主、人權”混在一起，直接劃上等號，使得“自由”、“民主”“人權”在意識形態斗爭中取得了明顯的話語優勢。三是推廣“普世價值”可以為其霸權主義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如果承認價值標準的多元化，美國就沒有干預其他國家的“合法性”理由。它只有將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權上升為一種所謂“普世”標準，如果誰影響到美國的國家利益，它就可以祭起“普世”大旗，橫加干涉。如小布什政府指責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構成了對人類和平與安全的重大威脅，從而以此為理由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克林頓對南聯盟進行了70多天的狂轟濫炸，其旗號是“人權高于主權”，宣稱是為了保護波黑穆斯林免于遭到塞爾維亞族的種族屠殺。占據道義上的制高點、掌握世界政治話語權，為美國全球戰略和霸權主義行徑披上合法的外衣。

　　當前對于普世價值，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學術層面的討論，而更多地是政治層面的討論。討論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自由、民主、人權等問題。而且這里爭論的所謂自由、民主問題，不是指作為國家或社會的民主觀念問題，也不是指國家賦予民眾的民主權利，而更多地是指一種社會政治制度。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到底應不應該以西方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作為中國未來發展的制度支撐和價值追求，核心是政體之爭。在一些人眼里，中國的問題都是由于一黨執政造成的，只有推進西方民主制度,就可以解決中國問題。非西方國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個失敗一個，正處亂局的中東和烏克蘭就是很好的例子。脫離國情套用西方價值觀，無論它表面上多么美麗，其實不過是通過地獄的一張門票，帶來的只有災難。

　　為什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辛亥革命前孫中山說：中國縱有四萬萬人，一盤散沙而已。沒有統一的思想、意志和力量。所以百年中國的政治舞臺，誰都不能能夠救中國于水火，1840年道光皇帝對英國宣戰，大英帝國憑借16條軍艦、4000陸軍就迫使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1860年咸豐皇帝對英法宣戰，1.8萬英軍、7200法軍就長驅直入中國首都，將圓明園付之一炬。1894年光緒皇帝對日本宣戰，有1900年慈禧太后對11國宣戰，西班牙、荷蘭、比利時沒有出兵，參戰是英、美、德、日、法、俄、意、奧匈帝國，史稱八國聯軍。結果一次比一次敗得慘。

　　推翻清朝創立民國后，1919年北洋政府不得不吞下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的惡果。1927年蔣介石取代北洋政府后，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丟掉了東北，1937年“七七”事變中又丟掉了華北。日本關東軍以1.9萬人的兵力就敢面對19萬人的東北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日本華北駐屯軍以8400人的兵力就敢對10余萬人兵力的29軍發動“七七”事變。100多年來的這些教訓一個比一個慘痛。

　　中國人民為什么在各種政治力量中選擇了共產黨?為什么在各種思潮和理論中為什么選擇了社會主義?因為只有共產黨才能解決救中國和發展中國這兩大歷史任務，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執政是需要資格的，從根本上說，中華民族對今天中國政治制度的選擇，就是對自己根本利益的選擇。

　　關于普世價值的討論，我們反對的不是作為價值層面的普世性，反對的是以“普世價值”為借口推銷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

　　我們贊同“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說法，但是我們反對“同一個世界，同一個美國夢”。我們要實現的是中國夢，是基于中國國情和歷史文化傳統，同時積極接納和吸收現代先進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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