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總體態勢積極向上，主旋律響亮，正能量強勁。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涉及重大是非原則且討論比較集中的熱點問題，反映出當前輿論斗爭形勢尖銳復雜、極具挑戰的一面?，F選取以下十個熱點問題加以評析：(1)關于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2)關于階級斗爭理論，(3)關于香港非法“占中”與顏色革命，(4)關于混合所有制與國企改革，(5)關于市場的決定性作用，(6)關于“遼報事件”與高校意識形態安全，(7)關于學術評價導向和部分學科教育西化，(8)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9)關于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10)關于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新特點。

　　一、關于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總目標，正確闡釋了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在如何處理黨和法治的關系這個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上，全會明確提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特征和根本要求，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全會決定的說明中進一步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最關鍵的是方向正確、政治保證堅強有力，具體講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其中，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

　　然而，在這一“本質特征”和“核心問題”上，輿論界的認識并不一致，甚至存在激烈交鋒。一些宣揚西方憲政思潮的人，打著法治的幌子，渲染西方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的“普世性”和“優越性”，將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其表現之一是，以西方資產階級憲法思想和文本樣式為圭臬，攻擊我國憲法。有人說我國憲法“論證功能優于規范功能”“黨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的條款從未獲得具體的法律支撐”，因此黨的領導成了“凌駕于國家常規權力之上的領導權”;還提出所謂“黨章憲法論”(田龍飛：《憲法的美好與糾結》，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gzl/20141204117091_all.html)，否定我國現行憲法的合法性。其表現之二是，將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對立起來，提出所謂“《黨章》大還是《憲法》大”“黨大還是法大”“黨治還是法治”等偽命題。有人公開撰文說：“革命黨建立的國家，依照革命黨原則進行統治……這與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的法治機制是悖反的”。“在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中，要解決黨權獨大、其他權力弱化的問題，需要確立黨權、國權、政權、法權四邊均衡結構。只要存在獨大的權力，四中全會強調的依法治國就很難實施下去。”(任劍濤：《建設法治國家是中國政治轉軌的需要》，《炎黃春秋》2014年第12期)有人說,“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這與其說是法治，不如說是黨治”(梁治平：《2014版法治地圖探徑》，共識網，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gzl/20141210117338.html)。表現之三是，以樹立憲法權威為由，把“司法獨立”作為否定、架空黨的領導的突破口。一些人把黨的領導歪曲為某一個人的領導，把“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歪曲為西方式的“司法獨立”，把“任何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不得違法干預司法活動”歪曲為黨不能領導司法。有人說，司法獨立的含義是，“整個司法系統對外界是獨立的，它不受行政機關、政黨等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的影響”(《大梅沙創新論壇系列訪談之四：王建勛談法治》，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gzl/20141103115665.html)。這實際上是主張司法要脫離黨的領導。

　　近年來，西方不斷向我國植入挑戰我國政治制度的“思想病毒”，培養和扶持“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的各類異己分子，搞亂思想，搞亂人心，比如“愛國不等于愛黨”“法大還是黨大”“有憲法無憲政”“三權分立”“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普世價值”等等。其本質就是“去中共化”，就是質疑、削弱和推翻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我國憲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黨帶領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取得的成果，確立了在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形成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說：“對這一點，要理直氣壯講、大張旗鼓講。要向干部群眾講清楚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特征，做到正本清源、以正視聽”。(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4年10月29日)

　　二、關于階級斗爭理論

　　2014年9月23日，《紅旗文稿》刊發了《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以下簡稱《堅持》)的文章，該文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分析了民主與專政的辯證關系，重申了黨章和《憲法》關于“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的科學論斷，并引用了鄧小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王偉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紅旗文稿》2014年第18期)的語句。

　　應該說，《堅持》一文是一篇闡述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學術文章，既沒有“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意思，更沒有“回到文革”的蘊涵。但是，文章發表后，卻受到一些人和媒體近乎瘋狂的攻擊和圍剿。一些人故意歪曲，上綱上線，惡毒攻擊作者“為文革復辟”“姚文元重生”“鼓動底層造反”“幽靈”“反動權威”“納粹”“走資派”，并用聳人聽聞的話語威脅作者會“死得很慘”“應該絞刑”“強烈要求中央追究他的政治責任”，等等。在天則經濟研究所“雙周論壇”上，一位教授在“改革開放與階級斗爭”的主題講座里，一口咬定作者要“復辟以階級斗爭為綱”。他說，“至少有兩種階級斗爭：一個是權貴斗百姓，這是一種階級斗爭。再一個是百姓斗權貴，這是另一種階級斗爭”。他說，斷定作者“主張的階級斗爭就是百姓對權貴的斗爭，這是幼稚的”。他吹噓說，他們已經通過寫文章把“以階級斗爭為綱”再次搞臭了，以致于“四中全會的公報里面沒有提階級斗爭，也沒有提專政”，“這是捍衛基本路線的勝利”(王占陽：《改革開放與階級斗爭》，見“天則雙周論壇”第512期，http://www.unirule.org.cn/index.php?c=article&id=3501)。天則經濟研究所榮譽理事長說，作者的文章之所以還有市場，其根子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那個東西絕對的錯誤。這個理論不取消的話，這個社會恐怕穩定不下來”(茅于軾語，見“天則雙周論壇”第512期《改革開放與階級斗爭》一文，http://www.unirule.org.cn/index.php?c=article&id=3501)。他認為現在“不存在剝削，也沒有剝削階級，更沒有階級斗爭”(茅于軾：《到底是什么創造了財富?》，天則網，http://www.unirule.org.cn/index.php?c=article&id=3500,2014年12月9日)。

　　針對一些人的無端指責和錯誤觀點，不少學者撰文對《堅持》一文表示支持，對一些人在階級問題上的混亂認識作了澄清。大家認為，在階級問題上，要像鄧小平指出的那樣：“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的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2頁)因此，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

　　值得深思的是，為什么這樣一篇文章會引起如此軒然大波，會遭到如此肆無忌憚的攻擊?為什么一些人一看到“階級”“階級斗爭”“專政”等字眼，就如此敏感?有網民一針見血地指出：“王偉光之所以被攻擊，不是把階級斗爭問題講得不清楚，相反，正是講得太清楚了，矛頭對的太準了，便把那群主張西化、分化、私有化、資本主義化的群體給惹怒了。”(溫碧書：《要將王偉光處以絞刑的人用心何在?》，四月網，http://opinion.m4.cn/2014-09/1246976.shtml)我們知道，階級觀點、階級斗爭理論、階級分析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核心理論，是否承認階級斗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是判斷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對一個時期以來出現的諸如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論、西方憲政論、公民社會論、新聞自由等錯誤思潮，拋開學術爭鳴和認識問題不說，不管它們如何變換花樣，不管它們怎樣學術包裝，只要堅持階級觀點，拿起階級分析的武器，它們的政治實質就會暴露無遺。這就是為什么《堅持》一文會引起他們如此強烈的反應并拼命圍剿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如列寧說的那樣：“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頁)

　　關于階級斗爭理論在整個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中的地位，美國駐蘇聯最后一任大使馬特洛克有著極其深刻的洞察。他在《蘇聯解體親歷記》一書中說：“階級斗爭理論是列寧主義者的國家結構演進觀及同西方發生冷戰所依據的中心概念，沒有它，冷戰的理由就不復存在，一黨專政的理論基礎就隨之消失。”(小杰克·F·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上)，吳乃華待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第162頁)“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愿意拋棄階級斗爭觀念，那么他們是否繼續稱他們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一個在別樣的社會里實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都能認可的社會。”(小杰克·F·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上)，吳乃華待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第169頁)可見，拋棄了階級斗爭理論，就從根本上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從而必然導致向資本主義演變。

　　三、關于香港非法“占中”與顏色革命

　　2014年9月香港爆發“占中”以來，國內外圍繞“占中”爆發的原因、“占中”活動的性質和實質等問題出現激烈爭論。

　　一些人將“占中”說成是反抗“專政”、爭取“民主”的“公民抗命”運動。有人把“占中”的責任推到所謂中央政府這兩年“收緊”對意識形態的管理上，說香港的不穩主要來自內地的施政，“內地言路越是緊縮，管控越是嚴厲，港人的擔憂就越是強烈”。有人聲稱“英國的殖民統治給香港帶來了法治，但是內地的法治在倒退，這讓珍惜法治環境的香港人對自己的未來捏一把汗，因此他們爭取的是法治”(張鳴：《香港穩定的秤砣》，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gzc/20140903112458.html)。鳳凰衛視某主持人說，“既然一個不接受‘西方歪路’的中央政府不容香港民主，那就是干脆把‘支聯會’多年來‘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化作行動，真正干起支援內地民運的革命大業”。他把“占中”視為公民抗命、一次不計成效的道德運動，慶幸于“占中”“也為港府和北京帶來了日后許多年都不可能徹底解決的危機”(梁文道﹕《他們為什么害怕占中》，價值中國網，http://yd.sina.cn/article/detail-iazpqypm6463708.d.html?vt=4&mid=cfkptvx3654229)。有人說，大陸提出的普選方案就是“大陸實行了數十年的‘民主集中制’，香港人連夜上街‘抗命’抗的就是這個‘民主集中制’”(蒼天一浮塵專欄，博客中國，http://lxming19630124.blogchina.com/2236203.html)。有人還對“愛國愛港”的要求嗤之以鼻，說“人大提出此要求合否基本法，要存疑。愛國愛港標準何在，誰界定?大難!”(賀衛方專欄，博客中國，http://heweifang.blogchina.com/2232759.html，2014年12月26日)

　　實際上，少數人不顧多數港人的反對，迫不及待地推動“占中”的重要原因，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這個決定給西方多年扶持的反對派勢力代言人成功上位奪取最高香港治權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門檻。因此，港內外一些勢力妄圖“綁架”大多數港人，采取“占中”這種極端對抗的方式，不惜破壞香港的經濟穩定和社會秩序，欲使中央政府屈服，實現其把香港變成某種獨立的政治實體的真實目的。

　　可見，打著“民主”“自由”旗號的香港“占中”運動，其本質是西方在中國發動的一場“顏色革命”，它具備了“顏色革命”的一切要素，如敵對勢力精心組織策劃、所設議題和口號蠱惑性強、西方勢力提供資金支持和骨干培訓、媒體煽風點火聒噪等。難怪自香港“占中”爆發以來，西方不少媒體就將其稱作“顏色革命”的香港版，并用“雨傘革命”來命名。比如，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封面就有“雨傘革命”的標題，英國《金融時報》以“雨傘革命讓人質疑一國兩制”進行報道，《華爾街日報》以“香港民主覺醒”為題進行報道，等等(華益文：《美國對“顏色革命”為何樂此不疲?》，《人民日報(海外版)》2014年10月10日)。

　　然而，國內一些人絕口不提“占中”策劃者、組織者以“爭取真普選”為借口，實要奪取香港治權、建立親西方香港政權的目的，也無視西方敵對勢力妄圖以香港為基地預演“顏色革命”，再通過共振效果將“顏色革命”推向大陸的野心，卻公然為“顏色革命”正名，為“占中”背書。國內一位很有名氣的教授說，把“占中”說成是“顏色革命”是沒有根據的，因為“顏色革命有合理性，不然為什么中國政府會承認那些政權變更的國家?”“有壓迫就有反抗，革命是有合理性的，不能說那個東西全部都是外國勢力搞的，不能簡單地妖魔化顏色革命。”他斷言：“中國不存在顏色革命問題，腐敗才是問題，‘帶槍的腐敗’最嚇人。”他還說，如果有“顏色革命”的話，那就是共產黨內部腐敗造成紅黨變成黑黨的“黑色革命”(王占陽：《不能簡單地妖魔化顏色革命》，搜狐新聞，http://news.sohu.com/20141206/n406712607.shtml)。

　　顯然，這樣的觀點和言論是極端錯誤的。我們所說的“顏色革命”，指的是西方一些國家在目標國以所謂“和平和非暴力”的“街頭政治”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運動。具體到社會主義國家，“顏色革命”就是要顛覆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而上述為“顏色革命”正名的觀點，卻混淆概念，掩蓋“顏色革命”的實質，具有極大的欺騙性。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樣，它錯在“把中國奉行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與‘顏色革命’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混為一談，把西方顛覆別國政權與中國革命混為一談，把反腐敗與反對‘顏色革命’對立起來”(彭光謙：《撼山易撼解放軍難——駁王占陽的歪理邪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12月22日)。這里，最大的危險是國內一些人對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圖謀認識不清、喪失警惕，否認中國存在“顏色革命”的可能性。

　　四、關于混合所有制與國有企業改革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后，輿論界圍繞混合所有制和國有企業改革問題展開激烈爭論。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堅持和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即：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把混合所有制作為鞏固和加強公有制主體地位、成為基本經濟制度的實現形式，還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把混合所有制作為私有化國有企業的工具。

　　比如，有人錯誤解讀三中全會精神，否定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說三中全會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意味著今后在所有制問題上“不分老大老二了”(楊偉民：《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5日)。一位“著名學者”說：“有些人認為在國有企業主導經濟的情況下，仍然可以建一個所謂的市場經濟，他沒有認識到市場經濟的要求跟國有體制基礎是有沖突和矛盾的。”(見張維迎：《國企并不真賺錢》，鳳凰財經網，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caizhidao189/)“保持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民企無法成長。”(見張維迎：〖JP3〗《保持國企主導地位民企無法成長起來》，中國行業研究網，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40117/100312856.html?！糐P〗〖ZW)〗一些人還以三中全會《決定》中有“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發展非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的話，將三中全會決定說成是私有化的宣言書。

　　更讓人憂慮的是，政府一些決策部門的同志和地方干部也誤讀中央精神。比如，某權威政策研究機構企業研究所的一位同志說，中國占國有企業總數90%以上的13多萬家國有中小企業，“應該徹底民營化”“國有企業比重完全可以退到零”;其余8000多家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可以搞混合所有制經濟，其中除了“對帶有資源租金和壟斷資金的企業主要是整體上市，逐步來釋放國有股，稀釋國有股”外，“其他的企業都可以將國有股降到50%以下、20%以下甚至零”(見張文魁:《13萬多家中小國有企業應該徹底的民營化》，鳳凰財經網，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303/11792944_0.shtml)。某省統計局的一位領導說，他對三中全會《決定》最不滿意的地方是，仍然“強調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他說：“國有企業是個怪胎，官不像官、企不像企，而且跟私營企業爭奪資源。”他認為，現在到了發展民營經濟的“黃金期”“民營企業第一個機遇就是對國有企業改造”。(見《信息與輔導》，2014年8月1日)。

　　針對上述一些人對“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不當解讀，一些學者撰文疾呼，避免混合所有制改革成運動，絕不能讓“瘋狂賣國企”重演，要全面準確地理解三中全會精神，防止在國企改革問題上犯顛覆性錯誤。他們說，要徹底批駁“要混合就得賣，不賣不能混合”的歪理，堅決杜絕借改革之機搞國企私有化、化公為私，謀取暴利。如果以改革之名，強制要求國企向外資、私資出賣產權，那就不是為了加強國企，而是為了搞掉國企，必然威脅到基本經濟制度和政體的穩定。

　　其實，中央提出發展混合經濟的目的非常明確。習近平總書記在三中全會上對《決定》作的《說明》強調指出：“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強調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這是新形勢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和必然選擇。”(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可見，發展混合經濟是為了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絕不是為了削弱公有制，更不是為了私有化國有企業。

　　2014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再次發表講話予以強調。3月5日他在參加上海團討論時說：“深化國企改革是大文章，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在深化改革中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見《國企改革：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310/c40531-24583800.html)3月9日他在參加安徽代表團討論時說：“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基本政策已明確，關鍵是細則，成敗也在細則。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的經驗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見習近平：《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309/c1024-24580769.html)這些講話具有很強的針對性。

　　當前，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各地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地方國企改革已經進入加速期，不少省份陸續公布了國企改革指導意見。但是，有跡象表明，一些地方以急功近利的心態和錦標主義的政績觀來對待混合所有制和國企改革，把混合所有制改革簡單地變成一場運動。比如據報道，某省剛剛通過的國企改革方案決定，2020年之前所有省屬國企百分之百實行混合所有制，并且包括煤炭、鋼鐵等企業在內的全部競爭性國有企業，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國企不設持股比例(見《河北國企改革:2020年省屬國企均須為混合所有制》，中國財經網，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dfjj/20141028/2755402.shtml)。這意味著該省所有競爭性國企都有可能被徹底私有化。

　　鞏固和壯大公有制主體地位、強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要求，是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條件，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實現自主發展的重要保障，關系到社會主義的性質和黨的執政地位，不能不察。因此，對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錯誤解讀和私有化言論，我們應該表明態度，不能視而不見。對這樣的言論不表明態度，就是默認了他們對三中全會的誤讀，也會誤導實際工作。在實際工作中要準確理解中央精神，制定政策要有利于保證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實現，杜絕中央精神和實際工作的“兩張皮”現象。

　　五、關于市場的決定性作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后，輿論界就如何理解“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如何認識市場和政府的關系等問題展開討論，討論中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既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又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和政府的積極作用，還是以西方新自由主義為指導，進一步削弱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

　　一些人認為，市場從“基礎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提法的變化，是對改革開放30多年來形成的“半市場經濟、半統制經濟”的校正，是向所謂現代市場經濟的轉型，意味著西方新自由主義“大市場小政府”理念的確立，意味著市場的勝利。他們按照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市場經濟萬能論”來解讀三中全會精神，認為在經濟領域中政府不再具有調節功能了，計劃不再起作用了，一切都由市場來決定。更有甚者，一些人認為市場不僅決定經濟資源的配置，還應該決定所有資源的配置，包括政治資源、思想資源，如國內一位學者就歪曲三中全會精神，認為提出市場決定性作用后，“中國下一個十年需要發展“思想市場”(張維迎：《中國下一個十年需要發展“思想市場”》，《新京報》2013年11月15日)。他們認為，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抑制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要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國企就要實行徹底的市場化，全部轉變為“公眾公司”，且國有股不能再控股。比如有學者就主張，“大型國企的改革最好還是變成公眾公司，就是完全上市。國家有股份但是慢慢減少，減少到最后幾乎沒有。”(姚洋：《大型國企應完全上市成為公眾公司擔心民企成陪襯》，金融界網，http://finance.jrj.com.cn/people/2014/09/22150918055042.shtml)

　　從上述這些解讀看，一是把市場的作用無限放大，二是把政府的經濟調節作用與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完全對立，三是把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與發展公有制經濟相沖突。這些解讀是值得商榷的。有學者說，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是有一定范圍的，不能把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范圍不恰當地任意擴大。要區分經濟領域與政治思想領域和公益領域，物質生產領域與精神生產領域。讓市場起決定作用的只能是經濟領域，而且是經濟微觀領域的資源配置，而不是所有領域都要讓市場起決定作用。同時，要清醒把握中央提出這一論斷的現實針對性。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三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列舉了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存在的一些主要問題，比如市場秩序不規范，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要素閑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并存;市場規則不統一，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大量存在;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機構調整，等等。這些問題不解決，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難以形成的。離開所要解決的問題去解讀中央的這一決策，是不得要義的。

　　在市場與政府的關系上，不能片面夸大某一方的作用，必須把市場的決定作用同政府的職能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指出：“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的作用，也要發揮政府的作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57頁)也就是說，我們在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市場本身也有其不足之處，比如，市場調節具有短期性、滯后性、不確定性，在有些領域，也存在“市場失靈”的情況。正是由于市場調節具有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還必須由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在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與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的關系問題上，有學者指出，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必須為鞏固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服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由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要求決定的，而不是由經濟運行機制決定的。市場經濟作為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應該服務于基本經濟制度，不能把二者的關系顛倒過來，更不能從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論斷中得出私有化的結論來。

　　總之，我們要全面準確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的作用，特別要分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決定作用論”與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作用論”的本質區別，在學術研究、理論宣傳和實踐操作中防止犯顛覆性錯誤。

　　六、關于“遼報事件”與高校意識形態安全

　　2014年11月14日，《遼寧日報》刊發署名為本報編輯部的致高校哲學社會科學老師的一封公開信《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信中披露了部分高校教師對社會主義中國缺乏理論認同、政治認同、情感認同，在課堂上隨意抹黑現實、丑化歷史、“呲必中國”的怪象。信中說，一些教師“在授課過程中，每當結合現實問題，常常會表達出一些消極負面的情緒，談到好的，都是外國的，不好的，都是中國的，中國成了負面典型的案例庫。”應該說，信中反映的課堂亂象是客觀存在的，雖然并非多數教師如此，但是也絕非個別現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該信引起輿論廣泛而熱烈的共鳴。

　　然而，該信卻遭到一些人的輪番炮轟和圍剿。有人指責《遼寧日報》是“把知識人應有的批判精神說成是抹黑中國”(賀衛方：《遼報諸公真可笑!馬克思主義不是西方刻度?居然把知識人應有的批判精神說成是抹黑中國，實在太抹黑中國媒體!》，新浪微博，http://tw.weibo.com/weifanghe/3776953368720984)。有人將《遼寧日報》揭露課堂亂象的做法說成是“收集罪證，最終治這些教師的罪……是文化特務和間諜之行……把教師當敵人”，說這預示著一場“新的反右斗爭”的到來，“這回，要抓多少右派呢?”(張鳴微博，新浪微博，http://ent.sina.com.tw/weibo/user/1707683373/3777199985380454)有人質問，“抹黑祖國?祖國多大了?……《遼寧日報》編輯部稍微有點腦子就不會寫這種東西，一個不黑的東西是別人可以抹黑的嗎?”(孫立平：《關于遼寧日報公開信等幾則》，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1fa19f0102v6vw.html)有人說，“教室是思想傳播的城堡，教師是城堡的國王”。“教師傳播思想，無論反對與支持，有理有據便無罪可言。”遼報“通過暗訪”“搜羅證據”，“該證據獲得程序不當，因此不得采信”。有人稱遼報是“預設結論”“主題先行”“專挑負面的例子”，并質疑遼報在被調查者不知情的情況下“暗訪”課堂的正當性(見《呲必中國》，新浪專欄，http://news.sina.com.cn/zl/zatan/2014-11-18/09412659.shtml)。有人說遼報是在“向高校教師發出強烈的政治指控”(http://weibo.com/1195347197/Bwm18vjk4?type=comment)。有人說遼報所言是“文革陳貨”，是“一場新運動的先聲”(引自“新浪專欄觀察家”文章《“呲必中國”》，http://news.sina.com.cn/zl/zatan/2014-11-18/09412659.shtml);等等。

　　同時，也有很多學者和主流媒體對《遼寧日報》公開信給予了高度評價，對自由派“公知”的聲討進行駁斥。蘭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林治波說：“遼寧日報做得對!”“披露不是來得太兇猛，而是出現得太晚了”。“這些年來，在和平演變背景下，許多教師公知化，唯美國馬首是瞻，把自己祖國說得一無是處、一團漆黑，嚴重誤導學生。有人詭辯說，批評是愛國的表現，問題是他們的所為不是善意批評，而是惡意抹黑。這是兩碼事。”(詹萬承：《遼寧日報遭圍剿事件的前前后后：公知坐不住了》，紅歌會網，http://www.szhgh.com/Article/news/politics/2014-11-19/68174.html)11月16日，人民網刊發《“呲必中國”算哪門子“學術自由”》，文章指出：“呲必中國”與“學術自由”完全不相干，罔顧客觀事實、缺乏基本科學精神的內容講授，根本不是什么“學術自由”“學術研究”，而是缺少職業操守的表現。12月3日，《光明日報》刊發陳先達文章《批評、抹黑及其他》，文章指出，“批評”與“抹黑”，其根本區別在于“價值導向”的對立!12月14日，求是雜志社《紅旗文稿》第23期刊發李艷艷文章《維護微博意識形態安全必須糾正的幾種傾向》，文章指出，“一些自詡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微博大V對此文斷章取義，以‘言論自由’為托辭炮轟《遼寧日報》，試圖把高校講臺變成無需監督的‘自由高地’”。

　　誠然，課堂上可以有問題意識，可以提批評意見，但是不能惡意抹黑。正如中國人民大學陳先達教授告誡的那樣，“教員，尤其是思想政治課教員，面對社會的各種問題，應該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直面現實的熱點、難點問題，發表意見，提出批評和建議。不能以一己之偏見‘罵堂’，以獲取一些缺少生活經驗和辨別力的學生的掌聲。如果這樣，是在害人，而不是育人”(陳先達：《批評、抹黑及其他》，《光明日報》2014年12月3日)。

　　高校是黨的意識形態的重要陣地。加強高校意識形態建設，對于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具有重大意義。高校課堂是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的重要途徑。當前，國際國內意識形態斗爭尖銳復雜，西方敵對勢力一直把我國高校作為意識形態滲透的重點，極力傳播西方價值理念和制度模式，大學生面臨著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價值觀念的沖擊。因此，需要加強黨對高校的領導，牢牢掌握高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話語權、管理權，切實貫徹《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大力提高高校教師隊伍思想政治素質，以維護高校意識形態安全。

　　七、關于學術評價導向和部分學科教育西化

　　2014年，一篇題為《從某重點高校論文評級看意識形態之爭》的網文和中國人民大學邱海平教授發表在《環球時報》的題為《中國經濟學教育嚴重西化》的文章，重新勾起了人們對長期以來國內高校等教學科研單位存在的學術評價導向西化、部分哲學社會科學學科教育西化等問題的議論。

　　這方面問題的嚴重程度，可以從2014年國內某大學的一個學院的期刊排名略見一斑。據《從某重點高校論文評級看意識形態之爭》的網文披露，這個學院規定，在64本英文刊物上發表一篇論文最低可以獎勵15萬元，在另外202本英文刊物上發表一篇論文最低可以獎勵6萬元，在另外44本英文刊物上發表一篇論文最低可以獎勵2萬元。這300余本刊物幾乎囊括了經濟管理類的所有英文刊物，成為該學院職稱晉升的核心指標。而在《光明日報》《人民日報》《馬克思主義研究》《政治學研究》《歷史研究》等發表一篇文章只獎勵300元(朱富強：《從某重點高校論文評級看意識形態之爭》，紅歌會網，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405/52018.html)。這種不顧常理，嚴重的“重國外輕國內”的學術導向的做法，在國內絕非個案。

　　中國人民大學邱海平教授在《中國經濟學教育嚴重西化》一文中介紹，在“國際化”有關政策的導向下，許多大學所制訂的職稱晉升或科研獎勵標準中，都將教師在SSCI(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建立的綜合性社科文獻數據庫)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作為最重要的考核標準和評定依據，在許多高校認定的核心期刊或重點期刊中，SSCI期刊都排在第一位，并且有重獎措施。他說，這種政策導致教師尤其是青年教師無法進行自由的科學研究，而是把更多的甚至主要精力用于撰寫符合SSCI標準的學術論文上(邱海平：《中國經濟學教育嚴重西化》，《環球時報》2014年6月27日)。

　　另外，不少高校為了體現所謂“國際化”，在職稱晉升中硬性要求申報者必須滿足“在國外取得碩士或以上學位”或者“具有連續一年以上國外學習或工作經歷”等條件。這類政策的實行將極大沖擊馬克思主義學科的教學和研究，使大家不能安心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學與研究。因為國外馬克思主義方面的研究很少，能夠接收中國馬克思主義類訪問學者的地方更少，為了得到訪問學者的機會，馬克思主義學科的教師不得不改變自己的專業方向，向國外的相關學科靠攏，導致“不務正業”，弱化了馬克思主義學科的實力。這也必然影響到馬克思主義學科博士生的培養問題，部分博士生在選題時不得不考慮今后的職業和職稱發展需要，更傾向于選擇與西方學術話語相同或相近的題目作研究。這對馬克思主義學科來說，是極為不利的，其直接后果是使馬克思主義學科進一步被邊緣化。

　　眾所周知，學術評價標準和評價方向是科研教學人員的指揮棒，直接決定著他們的職稱評定和職務晉升，因而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他們的科研領域和科研方向。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不少高校和科研單位在選任干部和職稱評審上一味注重有無海外留學背景，一味以在國外刊物上發表文章來評價學者的學術水平，或者有意貶低和邊緣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造成一種嚴重的錯誤導向，特別是意識形態強的學科比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政治學、法學、新聞學、史學等學科，很多著述出現去意識形態化傾向，熱衷于用西方思想理論的話語來分析中國問題。

　　早在2005年，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就曾撰文批評過我國經濟學教學和科研中存在的嚴重西化傾向，然而近10年過去了，情況不僅沒有好轉，甚至還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美籍華裔著名學者黃宗智這樣描述新自由主義在我國高校的泛濫狀況：“在‘國際接軌’的大潮流下，新自由主義已經在制度上深入教科書、核心刊物等，而由此也在研究生的遴選、教員的聘任與評審中占據霸權地位。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我自己這幾年所在的國內單位，雖然是在一位認同于‘另類’學術的非常能干的院長的領導之下，并且附帶有新左派的傾向，但事實上，在關鍵性的招生、招聘以及評審方面，實際上幾乎完全由占據霸權地位的‘主流’經濟學所左右——依據它們的標準而選定必讀書目，設計考卷問題，規定要在哪些刊物發表論文等，幾乎完全臣服于新自由主義知識體系之下。因此，在實際操作中，學科的未來其實完全被新自由主義所掌控。”(黃宗智：《我們要做什么樣的學術?——國內十年教學回顧》，《開放時代》2012年第1期)

　　這些問題關系到高校教學和科研的政治方向和學術導向，關系到教學和科研“培養什么人”和“為什么人服務”，關系到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的構建，是意識形態工作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需要高度重視，認真解決。八、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013年12月，中央印發《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正式將上述“三個倡導”24個字確立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目前，學習、宣傳、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在成為當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從中央到地方都在積極推動核心價值觀的入腦入心工作。但是，在實踐中，也面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比如，如何劃清“三個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西方“普世價值觀”的區別與界限，如何闡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關系，如何回應學界和社會對“三個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誤讀和質疑，如何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效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等等。其中最大的難點是如何對這24個字的社會主義屬性作出解釋，真正把廣大人民團結凝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之下。

　　早在十八大之前，在如何凝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討論中，就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價值觀沒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分，不應用“中國特色”拒絕“普世文明”。一些人公開宣揚“普世價值觀”，稱“普世價值”是對全人類有普遍意義的制度文明元素，反映了“歷史前進的方向”，代表了“人類文明的主流”“具有世界意義”。有人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均以富裕、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公平、正義、平等、博愛等等作為自己的基本價值取向，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基本價值并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而是人類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觀”(見王占陽：《普世價值是立黨之本、建國之基、改革之源》，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0081715919.html)。有人還說，“改革開放就是實踐普世價值”，反對“普世價值”“就是和對外開放、政治改革的方針政策唱反調”;認為改革開放出現的一些問題“最根本的原因是沒有找對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沒有找準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就是沒有從指導思想上確立普世價值的觀念”(杜光：《普世價值：一個時代性的重大課題》，《炎黃春秋》2009年第1期)。十八大后，一些人認為這是“普世價值觀”的勝利。有人說，十八大“最大的亮點就是將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普世價值列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標志著中共在理念上開始向現代社會靠攏”(于澤遠：《十八大的陰影與亮點》，聯合早報網，http://www.zaobao.com/special/report/politic/ccp18th/story20121115-102160)。中央正式將“三個倡導”確立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之后，海外有媒體評論說，“民主自由在官方語境中成為合法詞匯”，“官方將西方普世價值中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重要理念都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對中共傳統意識形態的一次大膽突破，展示了中共在意識形態和治國理念上試圖‘與時俱進’的意愿”(《中共加強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納入普世價值》，大公網,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s/2014-02/2274685.html)。直到現在，一些人仍然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混同于西方“普世價值觀”。

　　實際上，24個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資本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著本質的不同。正如中央《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中所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核，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反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豐富內涵和實踐要求，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高度凝練和集中表達。”(《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n/2013/1223/c64387-23924110.html)因此，以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決定了這24個字的方向和性質是社會主義的，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的，它的指向是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而“普世價值觀”的指向是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價值觀，其宣揚的所謂民主、自由、平等具有抽象性、虛幻性甚至殖民性、侵略性。

　　雖然如此，這24個字的表述仍然受到一些學者和民眾善意的質疑。一是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必須是社會主義所獨有的，必須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特征和發展方向，必須體現社會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歷史經驗，反映社會主義社會中居統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核心理念和社會主義社會必須長期普遍遵循的基本價值準則。因此，提煉出來的“核心價值觀”應該是社會主義全部價值觀的邏輯起點和指導思想，并能夠邏輯推演和解讀其它全部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內容。否則，就容易混淆兩種不同價值觀的根本區別，甚至容易為一些人用資產階級的“普世價值觀”解讀社會主義的價值觀造成不必要的思想混亂。二是認為這24個字當然可以成為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內容，但是作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必須有“社會主義”的統領。有學者說，這24個字看起來面面俱到，但恰恰缺少“社會主義”的核心，起碼從字面上看不出“社會主義”的特征來，把這24個字的定語換作“資本主義”也講得通(白頭翁：《漫談核心價值觀》，紅歌會網，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402/45638.html)。三是認為應當在24個字的基礎上精練一個從思想內容到文字表述都能既明確體現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又為廣大人民群眾耳熟能詳、廣泛認同且沒有歧義的觀念的減縮本。比如，有學者建議，根據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方面，可以將以人為本、實事求是、獨立自主作為核心價值觀。有人建議把“人民至上、勞動偉大、共同富裕”作為核心價值觀的精髓(見《侯惠勤做客陽江周末大講堂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十分必要》，陽江新聞網，http://news.yjrb.com.cn/news/yw/630592.shtml)。有的建議將核心價值觀表述為“確保人民當家作主，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發展壯大公有經濟，始終堅持共同富裕，精心維護民族團結，努力捍衛世界和平”(張嘉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我見》，紅歌會網,http://www.szhgh.com/article/netizens/201310/34537.html)。還有的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就是“為人民服務”(《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是一個“公”字，是“為人民服務”》，人民網強國論壇，http://bbs1.people.com.cn/post/2/1/2/137222786.html)。

　　可見，無論是在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社會思潮、批駁錯誤解讀上，還是在塑造民眾認同、凝聚社會共識方面，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九、關于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

　　一年多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表達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視。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在孔子故鄉曲阜參觀孔府和孔子研究院，翻看了《孔子家語通解》《論語詮解》;2013年12月30日，習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繼承和弘揚我國人民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和形成的傳統美德;2014年2月17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2014年2月24日，習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2014年4月，習近平在歐洲學院演講時，著重介紹了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提出的很多理念;2014年5月4日，習近平在北京大學與87歲的國學泰斗湯一介交談，了解《儒藏》編纂情況，在與師生座談時說，我們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充分體現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升華;2014年9月9日，習近平在看望教師時說，我很不贊成把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思想文化最核心的內容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華民族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2014年10月13日，習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

　　習近平總書記上述一系列講話，引起了外界的諸多猜想。一些海外媒體歪曲說，習近平表現出了“對儒家文化異乎尋常的濃厚興趣”“習近平‘尊孔崇儒’具有深遠的政治和社會動員意義”(《港媒評紅色新儒家習近平：孔府“點贊”語被印上圖書腰封》，大公網，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s/2014-05/2487701.html);馬克思主義不靈了，習近平只能向中國傳統“求醫問藥”;“中國社會‘尊孔崇儒’的時代已經掀開序幕”(林永福：《尊孔崇儒習近平開啟新時代》，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926001098-260301);習近平是“紅色新儒家”(見《國際社會對“習大大談孔子弟”的幾大猜想》，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926/c1002-25745272.html);等等。國內也有一些人把習近平看望湯一介說成是“習近平牽手新儒學”，把習近平關于傳統文化的系列講話解讀為“去馬歸儒”，復歸中華道統。2014年12月，一些活躍多年的“大陸新儒家”還召開了一個座談會，以“習大大尊儒，儒門如何評估應對”為主題，煞有介事地進行評估，商討對策。有的表示樂觀，認為官方對意識形態的調整“使得儒家在領導的視野里面有了一個不同的面貌，這對儒家彰顯了一種可能性”;有人說，要對“可能出現的儒家社會治理秩序究竟是什么樣子”做到心中有數，提出“儒家不拒絕權力，而要引導和改造權力”“要制君行道，又要以道導君”。有的表示悲觀，因為“習大大”“實際上是法家，是儒表法里的”，“尊儒或者不尊儒都是根據政治需要”，因此“當代儒者對政治應該始終保持一種距離”。有人說，習近平之所以向儒學靠近，“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他特別想對這個意識形態做一個重構”。他說，中共的第一套話語系統是毛澤東建構的“階級斗爭”話語，第二套是鄧小平建構的“現代化”話語，“我在課堂面對學員講，習近平很可能要構建中共的第三套話語系統”(陳明、朱漢民、秋風等：《習大大尊儒，儒門如何評估應對》，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bianyan/20141223117948.html)。

　　其實，上述這些解讀完全是一些人的一廂情愿，與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通觀總書記關于傳統文化的講話，他始終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始終強調要對傳統文化進行科學分析，對有益的東西、好的東西予以繼承和發揚，對負面的、不好的東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盤接受或者全盤拋棄的絕對主義態度。他說，要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堅持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當前，要全面準確地理解和宣傳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傳統文化的系列講話精神，警惕一些人故意曲解，打著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旗號，宣揚文化復古主義思潮，與馬克思主義爭奪陣地，欲圖實現其“儒化共產黨”“儒化中國”“儒化社會”的政治主張。

　　十、關于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新特點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國內出現的一種政治思潮。這種思潮否定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形成的全部歷史認識體系，否定中國人民的進步史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史，其突出表現是：主張“告別革命”，否定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革命;美化中國近代統治階級，為近代中國統治階級翻案;借中國共產黨的錯誤而否定其全部歷史;借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而否定毛澤東的一生;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錯誤和蘇聯模式的缺陷，全盤否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和蘇聯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等等。

　　在這股思潮泛濫的這些年里，雖然思潮的宣揚者們多表現為對我們黨已有明確定論的一個個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結論進行顛覆性評價，但卻很少聚焦于“歷史虛無主義”這個概念，很少對“歷史虛無主義”這個反映這股思潮實質和性質的總概括進行理論梳理和系統言說。然而，這股思潮在2014年出現了一種新的動向。

　　《炎黃春秋》雜志2014年第5期刊發了一組“歷史虛無主義”筆談，筆談的三篇文章分別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來龍去脈》《要警惕什么樣的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的實與虛》。筆談從理論上“重新解釋”了歷史虛無主義的內涵，“系統梳理”了歷史虛無主義的來龍去脈和表現。其核心觀點是：把馬克思主義稱為歷史虛無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認識體系稱為教條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把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者稱之為最大的歷史虛無主義者。筆談的一位作者說：“馬克思的歷史圖式與基督教歷史圖式十分相似。他雖然肯定了資本主義的成就，但他最終還是以一個設想中的未來社會階段把資本主義的歷史否定了。資本主義無論取得了怎樣的成就也是異化的，它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組織與道德觀念等等都將要被徹底拋棄。這顯然脫離了啟蒙的思想路線，陷入歷史虛無主義。”“在這個理論體系中，它把一個不存在的、僅僅是想象中的共產主義作為評判事物的唯一標準，不僅否定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這個漫長的人類歷史，也否定了現實世界中的文明榜樣。”接著，他以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為例分析了馬克思主義這種“教條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在實踐中“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他說，教條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在一開始就與政治行動結合在一起，一開始就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而不是簡單的學術傾向或認識偏差。由于這個原因，它的社會影響和后果也是任何其他的歷史虛無主義所不能比擬的”，“它嚴重地扭曲了社會歷史觀，使人們不能對歷史和現實作出恰當的理解和判斷，從而構成改革開放和社會進步的巨大思想阻力”(尹保云：《要警惕什么樣的歷史虛無主義》，《炎黃春秋》2014年第5期)。另一位作者還說，在我國，那些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人具有某種“強力意志”，“但這種強力并非來自批判者本身，而是來自只允許一種聲音存在的舉國宣傳體制的支撐”(郭世佑：《歷史虛無主義的實與虛》，《炎黃春秋》2014年第5期)等等。

　　上述筆談的這種“重新解釋”，“顛覆”了人們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明確界定，他們“超越”了對具體歷史事實的選擇性虛無，直接將馬克思主義及其指導下的歷史認識體系扣上“歷史虛無主義”的帽子，欲圖從“理論制高點上”奪取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的旗幟和話語權，以徹底掙脫加在他們身上的這個“魔咒”。然而，事與愿違，這樣做的結果使得這股思潮的政治實質更加顯露?！恶R克思主義研究》2014年第9期發表的《誰是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者》一文，將筆談作者的假面具撕得粉碎。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宣揚者主動接過“歷史虛無主義”的概念，將其反過來扣向他們的批評者的做法，是當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一個新特點。它意味著我們與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理論斗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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