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根良按語：2014年是我非常繁忙的一年。2014年5月，我在人民大學組織召開了第六屆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當時就要把會議議程貼到博客中，但最后忘了。后來又多次想起，并打算把報紙當時的報道也貼到博客中，但最終還是忘了。今天偶然在文件夾中看到楊虎濤的這篇綜述文章，貼到這里以了卻心愿。

　　演化經濟學新范式與中國問題導向的經濟學

　　——第六屆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側記

　　楊虎濤

　　發表于《經濟學動態》2014年第12期。

　　2014年5月17日，第六屆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隆重召開。會議由中國人民大學發起承辦，來自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光明日報、云南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云南財經大學以及美國麻省州立大學阿默斯特分校、愛爾蘭國立大學等國內外高校和研究機構的80多位學者與會。會議的主旨是，致力于發展歷史-結構-制度的演化經濟學新范式，以解釋中國現象和解決中國迫切的現實經濟問題為導向，實現演化經濟學的創造性綜合，推動中國經濟學的自主創新。現就會議的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一、演化經濟學流派的綜合與創新

　　演化經濟學不同流派與觀點的融合、分析框架的型構是當前演化經濟學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前沿課題。圍繞著這一主題，與會學者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張宇認為，進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的比較、綜合與創新對推動中國經濟學的創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于“馬克思是不是演化經濟學家”這一理論界頗具爭論的問題，他認為，馬克思具有演化思想，但并不是演化經濟學家。從演化思想而言，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及其將社會發展視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的觀點無疑是演化的，但從研究對象上而言，馬克思更為宏大。國外一些學者認為馬克思是非演化的，主要依據是馬克思是建構主義者，但就資本論的體系而言，并沒有建構因素。

　　陳勁認為，熊彼特經濟學是當代演化經濟學的重要思想來源，但它也存在不足，需要融入其他理論進行綜合創新。在微觀層面上，熊彼特集中于技術創新，忽略了非技術創新、創新主體和創新的組織等問題，這就無法解釋創新的發生機制。要解決這一不足，可以借助納爾遜和溫特的“慣例”理論和馬克思的資本—勞動關系分析加以完善。在中觀層次上，熊彼特經濟學只注意到了創新主體如何塑造選擇環境的問題，但對環境如何影響企業家的分析則不足，也缺乏產業動態與演化分析，可以在熊彼特創新模型Ⅰ與創新模型Ⅱ的基礎上引入產業動態與產業演化分析，同時借助熊彼特—馬歇爾關系模型和納爾遜—溫特模型加以改造。在宏觀層次上，熊彼特經濟學需要增加橫向角度，形成一個基于創新推動的演化增長理論。

　　陳平指出，新古典的外生增長理論和內生增長理論都沒有恰當地處理知識和技術問題，知識發展本質上是一個新陳代謝的過程，技術進步具有質變和間斷性特征，其方式像小波的興衰，而小波運動的特點和新古典模型的隨機游走完全不同。由于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是波浪式發展的技術進步，而非新古典經濟學強調的隨機性心理噪聲或技術沖擊，因此，要更好地理解知識的本質和經濟增長的非線性規律，需要借助復雜性科學的工具。邏輯斯蒂小波是生態系統產生的小波，可以作為演化經濟學的數學基礎，可以依托人口動態學的邏輯斯蒂增長模型和物種競爭模型形成一個演化分析框架，討論市場份額競爭中技術小波所推進的經濟增長。

　　龔剛認為，發展過程必然伴隨著經濟體在制度和經濟結構等方面的不斷演化，對于此種演化規律的探討，是經濟學，特別是演化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他的研究表明，工資性收入份額是否上升取決于工資增長率是否大于通貨膨脹率和勞動生產率之和，在經濟發展初期，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工資增長幅度不夠大，工資性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下降，消費占GDP比也下降。當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工資會隨經濟的增長上升更快，從而使得工資性收入占國民收入比例下降的趨勢得到逆轉，消費占GDP比例的下降趨勢也將得到逆轉。

　　從自然選擇的視角解讀人類行為傾向的起源問題近年來也是演化經濟學的研究方向之一。基于進化視角，趙陽、姜樹廣對合作中的領導-追隨現象的起源現象進行了分析，他們的研究表明，正是250萬年前生活在小的、平等主義的群體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發展出了我們今天的領導—追隨模式，領導在群體協調、威脅處理等內外合作問題的處理以及合作組織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楊勇華則從演化理論視角出發對損失厭惡的產生機制進行了研究，提出損失厭惡是人類在惡劣自然條件下長期生存斗爭演化的產物的基本假說，認為損失厭惡策略在人類長期面臨的惡劣環境下具有比非損失厭惡或其他策略更強的適應性，才最終導致今天我們能普遍觀察到這種作為“進化記憶”的損失厭惡傾向。楊虎濤則認為，這種從進化視角對行為傾向和制度起源的解讀是凡勃倫制度主義的核心觀點，但在研究過程中需要區分自然選擇和社會選擇，區分傾向和行為本身。

　　麻省州立大學阿默斯特分校大衛•科茨教授用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SSA)分析了當代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他認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有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積累結構。一種是二戰后形成的“監管資本主義SSA”，另一種則是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重建的“新自由主義SSA”。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是新自由主義SSA的結構性危機，其原因不是由于利潤率的下降，而是由于作為新自由主義SSA本質特征的非可持續趨勢以及促進資本積累崩塌的能力。愛爾蘭國立大學的麥克唐納教授則就批評實在論的起源、核心觀點及其對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意義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的闡述。

　　二、演化經濟學與中國現實問題

　　賈根良以高鐵債務和鐵路改革為例，討論了貨幣主權、基礎設施融資和經營效率的問題。他指出，2.6萬億的高鐵債務之所以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元霸權和國內財政金融系統性缺陷的產物。在現行的體系中，因外匯儲備損失了巨額的鑄幣稅，從而嚴重地制約了公共財政對基礎設施的投資能力，包括高鐵在內的基礎設施才走上了債務融資的發展模式。他指出，改革現有金融和財政體制的關鍵在于擺脫美元霸權的支配，主權信貸可以免費或廉價地為高鐵等戰略性基礎設施提供融資，完全沒有必要使其民營化和引進外資。

　　龍斧和王今朝認為，包括社會保障、住房、醫療等內容在內的核心消費范疇的形成對GDP增長的合理性、對日常/邊際消費的價格、對家庭收入—支出的關系具有決定性影響，中國內需市場結構由于家庭核心消費范疇的形成而出現四種扭曲，這是內需不足的根本原因。要解決這一問題，不僅要改變低技術、低質量、低價格、低管理、廉價勞動力、高資源消耗為主要特征的增長模式，還需要對核心消費領域方面采取改革政策。

　　劉剛認為，電動汽車產業作為一種戰略性新興產業，其核心技術并不依賴于傳統汽車，是系統性技術創新。中國電動汽車行業的發展表現出明顯的適應性創新特征，在純電動汽車的研發和產業化上擁有關鍵技術優勢，幾乎與發達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應充分利用現有的技術基礎和市場優勢，大力推進電動汽車的產業化，謀求新能源汽車產業技術和發展水平的國際領先地位。

　　傅沂和楊修進比較了經濟政策的演化范式和新古典范式。他們認為，新古典的經濟政策比較重視“量”的管理，但不重視“質”的提升，而演化經濟學的政策范式更關注知識創造和技術創新等質量型的經濟政策。以光伏產業財政補貼政策為對象，他們提出了基于演化范式的經濟政策建議，其總體思路是：改變“事前裝機補貼”模式，重點推行“事后發電補貼”模式，達到引導光伏企業技術創新的目的。

　　借助產品建構理論，宋磊對富士康—蘋果的關聯現象進行了分析。他認為，蘋果—富士康關聯是模塊化時代的西方工業國和中國資本間關系的典型形態，表現為西方工業國和中國的領先企業在同一產品的設計、生產、銷售環節上的分工與合作、主導與從屬關系。這種關聯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其他產業。在這種關聯中，西方企業往往擁有產品和關鍵部件的知識產權，決定產品的設計規則，在實質上控制生產和銷售過程，并引導商業模式的變化;而中國企業大多按照西方企業的產品設計規則，采用西方企業提供的核心零部件，專注于組裝過程。這種關聯以價值鏈的全球展開為外在形式，但是其技術基礎在于產品建構的變化。

　　李世財、李建德就我國農村需求型金融淺化與制度供給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改革開放后，在經濟二元和金融二元并存的條件下，我國農村金融逐步從“抑制”走向“深化”，但到20世紀90年代以后，這種金融深化態勢發生逆轉，出現農村正規金融中介資金“離農化”、機構與人員的“城市化”、固定資產投資比重與金融市場日趨萎縮等金融淺化現象。其原因主要在于金融機構市場化后的逐利性導致農村符合條件的金融需求不足。因此，實現農村金融深化關鍵在于制度供給，建立多層次農村金融體系，促使“離農”正規金融中介和資本重返農村市場。

　　王曉通和李翠玲認為，先進國從事技術進步速度快的經濟活動，落后國從事技術進步速度慢的經濟活動，然后兩國展開貿易交換產品。兩國享有的技術紅利在質量和數量都存在差距，這一差距還會隨著技術的快速進步而擴大。為縮小差距，落后國需要進入技術進步速度快的產業，將與先進國展開學習競賽。學習是一個成本耗費巨大的社會性積累性的過程，落后國企業無法憑借自己的力量參與這一競賽，因此需要借助政府和社會的力量。

　　杜曙光、劉剛系統地梳理了當前“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經濟學基礎，認為該領域還存在一些更具理論深度的經濟學基礎問題尚未引起學界的廣泛重視。其努力的方向需要包括以下三個方向。第一，一個能夠解釋經濟發展階段性差別和階段性特征的基礎性的方法論源頭。第二，一個基于上述方法論源頭的能夠兼容“低收入均衡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統一的，同時又能標明階段性差異的規范的經濟學模型。第三，上述方法論源頭和規范的模型最好能夠就“比較優勢”和“對外開放”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機理進行較為清晰的解釋。

　　三、創建新中國的李斯特主義經濟學

　　年會同時還召開了“紀念李斯特經濟學2015年傳入中國90周年論文開題會暨中國新李斯特學派演化經濟學座談會”， 20多位學者參與座談并就李斯特的經濟思想、政策意義以及創立中國新李斯特學派經濟學的可能性、必要性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賈根良認為，從中國實際出發構建中國的本土經濟學之時，作為“所有追求獨立和富強的后進國的先知”，李斯特就不能不成為我們重要的先驅。李斯特主義經濟學的核心宗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強調生產力發展對國民財富和經濟政策制定的決定性影響;其次，強調經濟政策制定、國家發展戰略選擇和經濟理論應用的時空特定性學說;最后，強調國家是比個人和市場更為基本的力量。但他同時也指出，由于時代發展和條件變化，李斯特經濟學需要重大修正和發展，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下，李斯特的“出口工業制成品、進口原材料”準則應被修正為“出口高端產品、進口低端產品”，而“貿易保護”也應被拓展到“投資保護”和“金融保護”。當前，雖然國外一些經濟學家如張夏準、賴納特等人也積極倡導李斯特主義經濟學，但他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史和經濟政策史，對目前世界經濟的重大變化研究不夠，對一國內部發展機制的研究也較為缺乏，中國經濟學家完全可以，也應該承擔起在中國探索一種超越李斯特主義的、勞動階級具有真正地位并實現“勞資利益和諧”的經濟學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研究題材。

　　嚴鵬認為，對李斯特的研究仍需要從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兩方面深入，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看，以戰略性貿易政策為主要內容的“新貿易理論”本質上是對李斯特生產力理論的一種承襲。但“新貿易理論”無疑忽視了李斯特思想中更為深刻的部分，那就是戰略性工業化。實際上，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必須以一國內部的戰略性產業發展作為基礎，而戰略性產業的發展有別于一般性產業發展，需要國家積極介入，將資源投入缺乏比較優勢的部門。從經濟史的角度考察，國家推動戰略性產業發展往往出于政治—軍事目的，因此戰略工業的演化也不完全遵循市場邏輯。對近代東亞裝備工業的早期發展史的考察可以證實，存在著一種受國家意志支配的戰略性工業化，而這種特殊的工業化類型是當前中國所必需的。

　　陳國濤通過對演化經濟學的兩個主要流派——老制度學派和新熊彼特學派的比較說明，雖然它們與李斯特學說具有許多共同性，但這兩個學派基本上都是以發達經濟為研究對象的，未能充分考慮欠發達與發達經濟在發展階段、經濟結構和制度安排等諸多方面的重大差異對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的重大影響;在運用于對發展中國家經濟進行研究時，缺乏理論針對性，無法使用演化經濟學的情景與脈絡特定的研究方法，提出的經濟政策也不能充分反映發展中國家的自身利益。陳國濤的論文從學說史角度和理論比較上論證了賈根良教授提出的在演化經濟學中創建新李斯特學派的必要性。

　　丁濤認為，李斯特生產力理論對正統經濟學的交換價值和比較優勢理論開展了顛覆性的批判。它徹底揭開了交換價值或價格理論的虛假面紗，以生產力的質量標準取代了交換價值的數量標準。中國經濟問題的癥結主要在于以交換價值的數量為目標的盲目增長破壞了國民生產力的整體發展。在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結構的緊要關頭，需要再次強調并深入研究李斯特的生產力理論。

　　一些學者也就創建中國新李斯特主義經濟學應注意的問題發表了意見。宋磊認為，有必要將生產組織方式、組織形態創新等主題融入到新李斯特主義中。楊虎濤認為，在創建中國李斯特主義經濟學的過程中，不僅要強調歷史比較研究，還要強調內在機理的闡釋，同時，無論是李斯特還是賴納特、張夏準等人，都沒有在企業層次上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這是需要拓展的領域。李建德指出，現代經濟的復雜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李斯特所處的時代，尤其在產業類型的劃分上，在金融問題的研究上，都需要超越李斯特。第一部以新李斯特主義為主題的研究專著擬于2015年出版，張林、徐則榮和劉志高等對該書的研究大綱和寫作計劃提出了中肯的建議。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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