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圍繞“東莞掃黃”，體制與民間自由派一度形成話語之爭，兩者實質上都是借“性”言政，上演了一場性的政治學，卻掩蓋了性的經濟學。性經濟是一種事實存在。資本主義生產體制制造了性經濟的供需結構，市場倫理赦免了性交易的道德壓力，身心分離原則使性交易成為出賣性勞動力的技術工作。無產化的底層婦女提供了自由的性勞動力，而資產階級男性建構支配性男性氣質的需要成為性消費的主要動力。資本主義性別奧秘在于市場與家庭兩種性秩序都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內在需要。兩種性秩序需要不同的性道德、性忠貞與性自由，但兩種性道德的內在裂縫造成了對性從業者的道德擠壓和女人內部的分裂和對抗。

　　【關鍵詞】性的政治學　男性氣概　性秩序　資本主義　性別奧秘

　　Abstract： The recent crackdown on prostitution in Dongguan has stirred a debate between the government-friendly scholars and the individual liberalists. Both parties are using “sex” to discuss politics， making the debate a show of the politics of sex which overshadows the economics of sex. However， sex economy is a factual existence. The production system of capitalism creates the supply-demand structure of the sex economy. The ethics of the market exempts sex trade of moral pressure. The separation of body and heart turns sex trade into a purely technical labor. The females of the social underclass are the source of free sex workers， and masculine need of the bureaucratic and domineering males provides the driving force for sex consumption. The gender secret of capitalism lies in the parallel existence of the two sex orders， namely the market order and the family order， both of which are the inherent need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e two sex orders require different kinds of sex morality， sex loyalty and sex freedom. The rupture of the two orders poses a moral squeeze on the sex workers and leads to conflicts between females.

　　Keywords：the politics of sex， masculinity， sex order， capitalism， the secret of gender

　　一、性的政治學：符號化的性和圍繞“東莞掃黃”的話語之爭

　　2014年2月初圍繞央視曝光東莞色情業及隨后的東莞掃黃行動，引發了網絡吐槽，“東莞掃黃”發酵成了一個話語事件。在話語場中明顯呈現出兩極分化的態勢：一端是掃黃的執政當局，另一端是挺莞的自由派聲音。一時間似乎形成了民間聲音與政府聲音分庭抗禮的格局。

　　公允地講，央視的報道除因其慣有的老大心態，攝像機霸道地掃在性從業者身上產生令人不愉快的鏡頭暴力外，整個報道的批評重心并非指向性從業者甚至嫖客，而是劍指體制內的腐敗和瀆職。一個是以警察不出警為代表的瀆職和性行業屢禁不止的政府縱容，一個是公款消費所代表的腐敗。對于官方，“東莞掃黃”醉翁之意似乎不在重建中國人的性道德，而是有著多重意圖的對自身統治體系的改革，甚至可能還包含著破解影響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和中國政治生態的政經聯盟、重建健康的政經關系的努力，因為官媒和官方都刻意強調打擊性行業背后的政經聯盟(保護傘)。甚至，希望借“東莞掃黃”來反思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及官員唯GDP至上的為政思維。如果說，東莞掃黃的動作是官方自我變革的努力，在批評和打擊體制內的貪污與瀆職這一目標上，自由派人士與官方的意愿本應沒有實質區別，那么，挺莞的自由派為什么要反對央視的報道呢?《中國青年報》曹林在其微博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東莞掃莞”的政治喻隱功能。①由央視暗訪引發的“東莞掃黃”被建構成了又一個國家強權的隱喻故事。央視是體制的象征，“失足少女”是被壓迫被欺凌的底層的象征，那么，在“掃”與“被掃”的主客關系中，“掃黃”這一行動就具有了政治壓迫的意涵。于是，喊出“東莞挺住”的挺莞派就具有了反抗強權和替弱勢群體仗義執言的政治正義和道德正義。在話語場的兩極中，如果說官方只是借“掃黃”來推進其政治改革，那么，自由派人士也不過是借“性”言政，以微博為載體為處于弱勢地位的性從業者代言，自由派人士反擊了前一段時間政府對于微博大V的打壓，同時也借“掃黃”來表明堅守公私領域界線的自由主義立場。

　　“挺莞派”主要的觀點，除了對央視報道方式，特別是鏡頭暴力的不滿外，最主要的批評集中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個人自由的問題。以捍衛性自由的名義表達對個人自由的維護，擔憂公權力越界干預個人自由。《南方都市報》官方微博的評論道出了這一點：“輿論對央視暗訪東莞色情業的揶揄和反彈，不僅是對報道本身的不滿，更是對權力僭越要管住公民下半身的恐懼的本能反應。”②另一個是市場自由的問題。在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教唆下，以市場自由來捍衛性交易自由，或者說，以性交易自由來表述對于市場自由的支持。性自由表達了劃清國家與個人、公域與私域界線，以及國家退出私人領域——這自然是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的政治訴求。這個私人領域，既包括個人的(性)自由，也包括(性交易的)自由市場。由此可見，圍繞“東莞掃黃”發生的話語論爭，作為輿論兩極的官媒/官方與自由派人士實則都只是借“性”言政，“性”和“性從業者”都只是雙方政治言說或是推動政治變革的工具。“掃黃”/“東莞小姐”只是一個空洞化的符號，既被突顯又被忽視。借“性”言政在傳統中國古已有之，比如借女子貞操來激勵男性士子面對外敵入侵時恪守“忠”的儒家道德，用官員的性道德進行政治攻擊在古今中外的政壇都不罕見。值得一提的是，性自由和性壓抑在當代中國的政治話語中曾經和現在仍在發揮著特殊功用。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運動反思“文革”時，性壓抑是極權政治的象征，而對那個時代性資源的分配不公——權勢者的性濫用和被治者的性壓抑——既可用來戳穿平等的“假面”，又用來指控極權政治的壓迫性。反之，性自由是對個人自由和自由社會的吁請。性塑造成了自然本能，于是，自然本能的性的迸發就具有了反抗人為政治的革命潛能。性是個人的，所以，性就具有把個人從集體/國家/總體性(比如歷史必然性)中掙脫出來的可能性。這既是話語的政治，也是性的政治。性在反國家主義中的特殊功用一直或隱或顯地存在于當下的各類媒體話語中，甚至民眾的集體潛意識中。

　　如果說，官方與自由派人士上演了一場性的政治學，關注的重心實則都是政治改革——不管是官方推行的體制內的自我改革，還是自由派人士努力推動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重構——然而，兩者都沒有把論爭的焦點移向市場體制。換言之，在這場論爭中，自由派人士提出了一個對于中國社會極為重要的問題：政府該做什么?政府的邊界在哪里?但是，自由派人士卻回避了另一個對于中國社會同樣重要和迫切的問題：市場能做什么?市場的邊界在哪里?

　　呂新雨在微博中指出“挺莞派”的言論混淆了“性自由”與“性交易自由”。③對于“性交易自由”，薛涌2月11日在《新聞晨報》發表題為《憑什么嚷嚷“東莞挺住”》的評論 ，指出支持“人肉交易”是一種市場原教旨主義。盡管，薛涌文章已隱含著把性交易踢出市場邊界的含義，但是，薛涌的批駁方式是用民主話語來抵衡自由話語。通過質問東莞當地居民是否愿意接納色情行業(即便色情業確實能給當地經濟帶來繁榮)，從而置疑“挺莞派”作為局外人的越俎代庖。從程序民主出發對性產業是否合法的批評路徑，使規范問題下降為多數決定的技術問題和社區居民的道德選擇問題，悄悄滑落了本有可能推進的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批評。同時，這種討論路徑存在著自我設陷，如果社區居民為了經濟繁榮接受了色情業，那么，批評只能淪為“倉廩實而知禮”的無力的道德哀嘆。④

　　2014年初這場圍繞“東莞掃黃”的話語場中，一些女權主義者借助新媒體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女權主義批評把“東莞掃黃”話題從主要是男性之間借“性”言政拉回到了性別政治的討論軌道中。盡管女權主義內部對如何看待性服務業——性壓迫還是性自主——存在著立場差異，但一個共同點都批評男權。性行業是一個古老的行業，性別不平等的存在也早于資本主義社會，那么，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男權是歷史遺跡的保留，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再造?市場社會中的資本主義男權制有何特殊性呢?女權主義需要對這些問題給出自己的回答。

　　二、性的經濟學：性消費與男性氣概

　　（一）性經濟的事實存在

　　如果說央視報道的“東莞掃黃”是一部性的政治學，《人民日報》2月11日的時評《城市發展應向畸形繁榮說“不”》倒是坦誠道出了當代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性的經濟學：色情服務對于跨境跨地投資者和管理者的吸引力，以及以外來民工為主要勞動力卻拒絕新移民在城市安家落戶的發展模式所造成的民工的性匱乏。但是，《人民日報》的時評對于性經濟的承認仍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只承認性服務業是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意外的衍生品，尚不敢光明磊落地承認色情業作為一個行業的經濟價值。東莞曾擁有“性都”艷名，性服務行業絕不會只是東莞作為世界加工廠后的一個衍生行業，相反，性服務業作為一個產業可能對于地方經濟存在著實質意義。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后，東莞制造業面臨著衰退，但眾所周知，東莞的星級酒店和休閑服務業卻沒有相應衰落，相反如央視所曝光的興旺發達，其中的秘密應該就是色情業。中國性從業人員的數量，眾說不一，這是一個沒有納入GDP統計的灰色行業，不可能有準確的統計數據，但生活常識告訴我們，幾乎我們生活的大中小城鎮中都存在著性從業者。東莞掃黃也揭示出性服務業是一個產業鏈，從各類娛樂場所、娛樂場所里的消費，到街邊的出租屋、拉車的、化妝的、賣快餐的，包括當地的短信廣告業。在一些國家，色情業的鏈條就更長了，包括合法的色情表演、成人雜志、成人網站等，是一個巨大的產業。⑤性經濟在一國一地的整個經濟中處于何種地位，尚需經濟學家嚴肅地研究，但是透過包含著某些嘩眾取寵成分的媒體報道，我們也能感知到性經濟在旅游經濟和娛樂業中所占的一席之地。無法回避的是，性經濟在資本主義消費經濟中的客觀存在。

　　（二）性交易在市場社會獲得了道德赦免

　　要討論市場邊界的問題，有必要區分市場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兩個概念。市場社會是一種資本主義社會，但更信奉市場，允許市場全面侵入社會生活，讓市場原則支配一切人類關系，包括性關系。而在一般的資本主義社會，性交易是否正當還是需要討論的。邁克爾·桑德爾的新書就是面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環境，市場全面入侵社會生活后，試圖在規范層面討論“金錢不能買什么”⑥——即市場邊界的問題。桑德爾總結了反對賣淫的兩個主要理由，“基于公平的反對意見”和“賣淫貶損婦女人格”。前者的反對意見是在自由主義范式里對“同意”的社會公平條件提出的質疑。贊同用市場原則來分配物品的主要理據是市場尊重選擇自由，這也是東莞掃黃論戰中“挺莞派”的主要理據：只要性交易雙方不存在強迫，就是符合道德的。女權主義的批評通常是從基于公平角度反對賣淫，即，在社會不平等的階級社會里，絕大多數出賣性服務的人是出于貧窮，不是真正的自愿。這種辯駁路徑的核心不是直接反對性交易的正當性，而是“公平交易”和“自由意志”的社會條件。對女權主義的這一論點，批駁意見通常會指出某些女性是出于貪圖享樂而并不是迫于生計(如援助交際)，或是女性以性自主權捍衛交易的正當性。在自由主義范式里的女權主義一般無法反駁這兩種意見，因為不能挑戰“自由意志”的終極概念。馬克思主義路徑的女權主義通常借助于馬克思主義虛假意識的理論，把批判之劍指向消費主義文化對于女性氣質的建構，論證貪圖享樂的物質女孩的“自由意志”是被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綁架了。另一種反對賣淫的理由指向市場的濫用，賣淫是物化女人，不管女性出于何種理由，賣淫都是貶損婦女的人格。辯論的核心是市場交易原則不適用于性關系，性的買賣是對合適的性關系的破壞和腐蝕。桑德爾應該是反對市場原則支配性關系，可惜他并沒有就此展開具體的討論。這同樣涉及性關系存在的社會環境的問題，不能抽象地討論拒絕市場原則進入性關系就是善的。在男權社會里，男人擁有對女性伴侶的性所有權，反對市場交易有可能只是維護了男人對女性的性所有權。對于一些性從業者來說，市場交易有時是女性控制自己性自主權的表現，避免在家庭內或親密關系中的無償性剝削。在一個尚未實現社會平等包括性別平等的社會里，如何才能判斷性關系沒有受到不平等社會因素的影響，而是真正建立在純粹的情愛基礎上呢?但不管如何，這一路徑的討論是從規范角度拒絕市場原則支配性關系。若持這樣一種道德理想的話，那么，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就下降到什么樣的社會條件才能保障真正基于自由意志的平等的性愛關系的實現?在符合正義規范的資本主義社會，而非市場社會里，能否保證真正平等的性愛關系存在?這自然需要自由主義范式里的正義理論的回答。

　　馬克思主義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基本是否定的。在(男人的)私有制的前提下，經濟是支配兩性關系的首要因素，也是男性支配女性之性的基礎和動力，婚姻關系中的“批發”和賣淫的“零售”組成了資產階級的性秩序。“隨著現在的生產關系的消滅，從這種關系中產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賣淫，也就消失了”。⑦男女之間真正的性愛關系，“結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它所造成的財產關系，從而把今日對選擇配偶還有巨大影響的一切附加的經濟考慮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實現”。⑧恩格斯從私有制和財產繼承的需要，揭示了資產階級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制度和對女性性控制的必要性，家庭制度外的娼妓制度揭露了資產階級性道德的虛偽和婦女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真實地位。關于賣淫與資本主義體制之間的關系，恩格斯看到賣淫“適應”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自古就有的淫游制現在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影響下變化越大，越適應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越變為露骨的賣淫”⑨。恩格斯在《英國婦女狀況》中，把婦女賣淫與婦女的無產階級化——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甚至找不到出賣勞動力的機會(雇傭勞動)——聯系在一起⑩。也就是說，恩格斯把資本主義社會下婦女賣淫的原因歸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正是在這層意義上，恩格斯稱“賣淫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最明顯的直接的肉體剝削”11。恩格斯從生產關系中解釋賣淫的經濟原因，但沒有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來分析“賣淫”的勞動過程。恩格斯雖然同情賣淫的無產階級婦女，但仍把賣淫看成是道德的墮落，盡管他認為賣淫道德上對男子的腐蝕比對婦女的腐蝕更厲害。12馬克思和恩格斯只愿意把賣淫看成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罪惡，即，把無產階級婦女逼成妓女，而不愿把賣淫看成資本主義社會里的一種工作。另外，也許馬恩那個時代的賣淫也沒有發展到今天“莞式服務”如此鮮明的資本主義勞動方式。“莞式服務”的ISO標準是典型的泰勒制管理方式：標準步驟、時間控制、質量管理、事后評估、績效工資。“莞式服務”促使我們去理解資本主義式性服務的獨特性，盡管娼妓是一個早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古老職業。

　　資本主義式性服務的獨特性就在于性與情感的二元分離和性服務的技術化和工具化傾向。如果說，中國的傳統社會中，上等妓女還需要提供情感服務——棋琴書畫、詩詞唱和。那么，在當下中國社會，性從業人員雖同樣分三六九等，但交易核心是性的服務。市場分等分的是客人的消費能力和性資本稀缺性(年輕、美貌、身材、性技能、處女、社會地位——如大學生、演員、模特等)之間的對價。性服務總體上更像快餐服務，這絕非完全否認性服務中存在情感索取。在市場社會里，情感似乎也在發展成可以用金錢購買的另一項服務，如陪聊服務、臨終關懷等。“莞式服務”讓我們看到了性服務業中性與情感分離的職業特征。身心二元、靈肉分離的性工作的觀念逐漸取代身心合一的性/愛觀念，使性服務發展成純粹的一門技術工作。“莞式服務”中性從業人員被稱為“技工”，上崗前接受技能訓練，考核合格后上崗。她們沒有名字，只有編號和與這個編號相對應的價格，價格是從業人員所擁有性資本的市場價值的體現。在這種純粹的技術工作環境中，使購買服務者和提供服務者都得以擺脫傳統道德的壓力。2002年7月～9月，黃盈盈和潘綏銘訪談了東北三個城市中103名“小姐”。這103 位“小姐”中， 除1 人之外， 都是自愿做小姐的，而且是在離家不遠的地方從事性服務。離家近說明匿名的可能性減弱了。黃和潘認為這與社會道德輿論壓力的相對減少有一定關系，而道德輿論壓力減少可能與東北是移民地區的特殊性有關。13也許存在移民地區的文化因素，但是我認為“生活壓力”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道德輿論壓力減少的經濟基礎和外部制度環境。

　　在身心二元分離的職業倫理下，性服務交易的只是女性身體承載的性勞動力，如同任何一個工人向資方出賣勞動力和勞動技能以換取貨幣收入。盡管(性)勞動力需要用身體來承載，但是交易的并不是身體，這就沒有違背“身體的自我所有”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道德。身體自我所有是實現自由勞動力最基本的前提，也是資本主義社會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人身自由和身體自主是身體自我所有原則的具體體現，性自主權是身體自主權的衍生。比如東莞事件論辯中有微博稱“小姐交易的只是自己的身體，那是她們作為人的權利的一部分”，這是典型的對身體自主及衍生權利的聲張。人身束縛的勞動方式，如，黑窯里的奴工、被拐賣和被控制的性勞動，都被稱為奴役，以區別于自由勞動。直接的強制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是道德上譴責和法律上禁止的行為。當進入市場交易的是性勞動力，而不是女性的身體，這樣，性的交易就離開了道德的范疇，獲得了道德赦免。這也是“東莞掃黃”引發的話語論辯中妓權派的道德根據。在市場倫理下，對性的自由交易的道德指責都會顯得蒼白無力，因為這只是一個勞動力的交易。如果要指責性交易的不道德，就必須同時接受工人與資方的交易也是不道德的，這就會摧毀整個資本主義體系。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理論作為一種道德批判理論，是從根本上否定資本主義勞動方式的正當性。當女權主義借用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理論來批判身心分離的性交易的不正當時，實質上就走向了徹底否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路線，離開了市場自由主義范式。

　　如果說，在傳統社會里妓女要蒙受道德污名，那么，在市場社會里的“性工作”在市場倫理下獲得了正當性，赦免了賣淫的道德壓力，但這并不意味著性從業者通過爭得“性工作者”之名就能洗去道德污名。在資產階級社會里存在著對女性的兩種性道德，一種適用于市場的(性從業者的)性自由原則，一種適用于家庭的(良家婦女的)性貞操要求，作為女性的性從業人員就會面臨兩種道德的擠壓。這一點將在下文分析資產階級的性秩序中進一步展開討論。

　　（三）男性氣概與男性性消費

　　性交易市場中，盡管存在著女性購買男性性服務的男色交易，也存在同性性交易，但是以女性的性為消費對象的男性性消費仍是性交易市場的主要部分，本節主要討論異性間的男性性消費。中國社會的主流觀點把存在性交易市場的原因歸結到男性性匱乏。在東莞掃黃時，《人民日報》的時評隱晦地承認賣淫是男性性欲望的產物，但時評沒有批評男權，而同情地把性服務業在當下中國的存在歸因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這一客觀環境造成了男性的性匱乏。歸因性匱乏，同時把性欲自然化，大大減輕了男性進行性消費的道德壓力。不幸的是，這兩個原因也在為強奸和拐賣式強迫婚姻辯護，同時對男性性匱乏的擔憂在當下中國已然演化成了全社會的中國式逼婚——熱議“剩女”話題、 出生性別比失衡對于未來幾千萬男子失婚，及其潛在社會后果的擔憂(如，擔憂性暴力案件可能會增加)。那么，男性性消費的動力到底在哪里?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賣淫是私有制下資產階級男性性欲望的產物，根源仍是男性不加抑制的性欲望，而非性匱乏，因為資產階級男性擁有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生活。根據恩格斯的婚姻家庭的演變理論，在早期社會中兩性原本都擁有性自由，但隨著社會生產方式及家庭模式的演變，女性的性自由逐漸被限制，而男性仍保留了廣泛的性自由。男性掌控財產使男性有能力實現自己的性欲望，不道德地控制和購買女性的性。性欲望與性匱乏是不同的。性匱乏是基于自然需求的不滿足，抑制自然需求是不道德的，反之，滿足自然需求是道德的。性欲望除了生理上的自然需求這一層外，更多的是加諸在性之上以及以“性”的方式表達出來的社會建構的各種欲望。基于大量田野調查的嚴肅的學術研究支持了男性性消費中的社會動因。性社會學家潘綏銘的研究發現中國男客在性消費中的主要動力不是“找過小姐”，而是“性伴侶更多”。可見，男性尋找性服務的動力并不是性匱乏，而是占有更多的性資源。當然，男性內部也充滿著差異，對于男性性消費的動因同樣需要具體情境具體分析。對同性戀不寬容的異性戀霸權的社會中，性匱乏可能仍是同性性交易的主要動力機制之一。獨居的無產階級男性性消費的動因可能更多的是因為性匱乏。這一節主要分析權貴階級/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男性性消費的動因。14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衡量權勢的大小往往與社會資源占有的多少成正比。那么，為什么對(女性)性資源的占有和爭奪會伴隨中國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一同上演呢?性社會學家潘綏銘與人類學家鄭田田通過田野調查都得出一個結論，認為中國男性性消費的一個動機是找回在毛澤東時代失落的男性氣概，不僅是被壓抑的性，而是壓抑的男性氣概。鄭田田更是指出了男性性消費在資本主義時代是建構男性氣概的需要。發家致富的男人、重新握有權力的權貴們，通過對女性的支配性占有，重新找回了活力。鄭田田認為這些人對女人的征服象征著后社會主義中國男性氣概的復蘇，同時，這種男性氣概的建構方式也重塑了中國女性的地位。15潘綏銘和鄭田田兩位學者的研究提示我們：性——男性對女性的性——是男性建構男性氣概的重要場所。女人的性，不僅是男人宣示對女人權力的場所，也是男人間競爭的戰場和兄弟情誼聯結之地。在中國社會性政治的隱喻中，權勢者往往是不公平地多占(性)資源，從而擠壓普通(男)人的(性)資源。媒體也樂于聚焦貪官巨賈的情色丑聞，通過揭示其對(女)性資源的多占來展示其貪污本色和社會不公，這也折射出通過對性資源的占有建構了男性內部等級的社會現實。在性丑聞中，性賄賂往往是男人之間性資源的互相饋贈，這是男性間聯結情誼的一種方式。鄭田田的觀察發現，在卡拉OK廳，男人既參與了表演，也在觀看其他男人的表演。男性在卡拉OK廳的表現成為測試、評估和肯定一個男人的重要平臺，男人們會互相評估對方素質、選擇伙伴、決定對方能否加入自己的圈子。

　　如果說權勢和金錢是“后毛時代”市場社會里霸權性男性氣概的重要構成部分的話，那么，男性可以通過很多方式來展現和建構他的男性氣概，如名車、豪房、奢侈品、張揚或精致的奢侈生活方式等。為什么“性”——男人對女人的性占有——會成為建構男性氣概的重要工具呢?這需要放在中國社會的歷史語境中進行分析和闡釋。潘和鄭都談到“后毛時代”這個獨特的歷史情境以及對于毛澤東時代壓抑的男性氣概的反撥。毛澤東時代是否壓抑和怎么壓抑男性氣概需要更多的認真地歷史研究，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話語政治中，毛澤東時代確實被建構成了去性化和性壓抑的時代。撥亂反正的結果是，“后毛時代”把性建構成“自然”的性，自然之性得以逃逸和反抗政治的控制。毛澤東時代無性化的“男女都一樣”和鐵姑娘式的婦女解放被建構成一種時代錯誤而遭到譏諷，“女性化”成了對毛澤東時代“無性化”的撥亂反正。在政治管制與社會生活全面世俗化同步存在的市場社會里，消費資本主義把“自然的性”制造成性化的多樣欲望。性化/性別差異化無所不在地滲透在幾乎所有消費品中。所謂細分市場，不僅是基于階層的細分，也是建立在性之“別”上的：轎車、牙膏、飲料、護膚品都有分性別的。消費資本主義為了制造需要(實質是召喚出來的欲望)，需要制造一個有差異——包括性別差異——的社會。性化的需要因自然之性，似乎也成了“自然”的剛性必需，就像你無法抗拒依據性別去購買“他飲料”/“她飲料”或是男性/女性護膚品。當消費者跨性別地去使用已被分性別的消費品時，這種跨性別的消費行為就會變成對自己社會性別身份的拒絕，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是一種困難的行為。反之，遵從已定的性別劃分行事是一件容易也是被社會鼓勵的事。消費資本主義利用了既存的社會性別差異，繼續制造和強化了社會性別差異。可見，性化與性別差異化是一個互相建構相互促進的過程：性化通過性別差異化制造出來，性別差異又需要建立在性化的男人/女人的基礎上。簡言之，“后毛時代”的市場社會是一個性化的社會，一個強化性別差異的社會，而性是制造和體驗性別差異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場所。

　　但是，兩性的性別差異為什么一定要建立起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呢?這自然與傳統父權文化的遺毒脫不了干系，但更重要的是從傳統社會，包括從毛澤東時代繼承下來的男性權力在市場社會里變本加厲。資本制度充分利用了傳統性別規范，繼續制造性別化的不平等，特別是對家庭內女性無償照料勞動的剝削以及由此造成的女性在公共領域的不利處境，加劇了政治經濟各領域的性別化的分配不公。市場社會里結構化的性別不平等配套性別化的消費文化，建立起二元對立和性別等級的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即，男性通過征服世界(包括女人、金錢和權力)獲得男性氣概，而女人通過女性氣質“征服”男人而獲得世界，不管是在性交易市場還是在婚姻市場。婚姻被設定成女性欲求的終極目標，在通往這個目標的道路上，女人們在男人圍觀的性的圓形競技場上拼殺，男人是最終的裁判者和挑選者。表象上，具有強烈主體能動性的女人可以通過“收獲”男人顛覆整個世界的權力關系，實質上卻必須進入男性主導的性別秩序和性秩序：作為性對象，要么進入婚姻市場，要么進入性交易市場。“剩女”——經濟獨立的未婚女性——總是讓人擔憂的不安定因素，因為她們沒有納入這個基本秩序。職場中的女性是無性的，她跟男人一樣出賣勞動力/智力。男性可以在職場獲得男性氣概，自利、占有和控制的資本主義精神與男性氣概是同質的。而女性在職場卻不能獲充女性氣質，反之，卻要因職場工作遭受到兩種對抗性氣質集一身而產生的擠壓：一方面要求與男性一樣干練和強勢，職場女性相對中性化的裝扮是這一要求的外在表現;另一方面擁有權勢與理想的女性氣質相悖。只有在消費文化中，女性才能找回和表演女性氣質。這就是女性在消費資本主義時代的吊詭：一方面強調男女平等，女性是重要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強調男女氣質不同，消費資本主義需要不斷制造兩性差異。性化的男人通過占有女人的性以及在支配性性關系中表現和獲充自己的男性氣概，競爭性的、占有性的、自利性的支配性雄性氣概被建構起來。反之，女性被建構成可欲的性化的對象物，性存在——性化的存在和性別化的存在——被認為是女人最終的成功。不管在職場中如何成功，沒有進入(男人的)婚姻家庭的女人是可悲的，是(男人)挑剩下的“剩女”。 “剩女”是后毛時代的“鐵姑娘”，事實上，兩者都沒有規避女性身份——“女”和“姑娘”實質都是性屬化的身份(sexualized identity)，但是，“女”和“姑娘”意味著她們沒有進入婚姻家庭，背后更深層的對男權社會基本秩序的挑戰是這類女人不履行婦女傳統的社會性別責任(gendered duty)。只是“鐵姑娘”在毛時代被表彰張揚，“剩女”在后毛時代被貶抑污名化。褒貶兩重天形象呈現出中國社會的兩個時代在性別秩序方面的顛覆性變化。

　　如果說在消費資本主義時代，絕大多數男性的性欲望不是基于性的自然需求，而是被社會建構的文化需要——建構男性氣概的需要。那么，只要消費資本主義繼續制造性化的兩性差異，二元對立的兩性氣質就不會消解。男人還是會在性——包括性消費——中不斷尋找和灌充自己的男性氣概，如同汽車需要加油。

　　（四）供需方的結構性存在：底層婦女的無產化

　　有需要，就會有供應;有供需，就會有買賣。恩格斯在討論無產階級婦女賣淫時指出是私有制制造了性服務的提供者。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性服務提供者的社會處境類似無產階級。資本主義生產體制要以廣大的自由勞動力的存在為前提，馬克思指出了無產階級這種“自由”的雙重特性：“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品來支配，另一方面，他沒有別的商品可以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實現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需的東西。”16如果說，前資本主義時代的性服務產業大多是基于人身買賣和人身控制，那么，資本主義社會里性產業的存在是基于擁有這種“自由”特性的廣大婦女的存在。潘綏銘基于他對中國性行業的長期研究，發現市場社會里的性服務行業強迫勞動的狀況在減弱，大多表現為女性的“自愿”從業。他一語道破其中的道理：市場經濟的老板都明白，自由勞動者創造的價值更多。17

　　性服務行業中主要從業者是婦女。盡管性服務業市場分等，從服務于無產階級的低檔“十元店”到服務于權貴的“天上人間”，這些婦女的社會背景各異，能不能把這些婦女都歸為無產者?無產者就是喪失生產資料，靠出賣勞動力為生者。不管其進入性服務行業的動因為何：生活所迫抑或主動選擇，一些頂著光鮮艷麗時尚職業光環的年輕女性又何嘗不是無產者。盡管法律已平等賦予女性與男性平等的財產權、就業權、教育權，但是在男權社會里，女性的很多權利卻跟父權/夫權家庭捆綁。比如，仍有很多農村婦女因出嫁和離婚而失去土地;不管城市還是農村，許多出嫁的女兒仍不能與兄弟一樣擁有平等的財產繼承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確實給婦女走出父權/夫權家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18，但是這種逃離卻是同時以脫離男性庇護的可能性為前提，包括失去在父親/丈夫家庭內部的各項權利為代價。如果說，當下中國社會中，來自農村的男性勞動力因農村的那一小塊土地還處于半無產階級化的過程，那么，來自農村的打工婦女是徹底的無產者，因為那一小塊土地并不真正屬于她們，除非她們歸家——回歸到丈夫之家。對于勞動階級的婦女，如果失去了父/夫家庭的庇護同時又遭到資本的拋棄，她失去的更為徹底，無產化的程度更深。除了性勞動力，一無所有，或者說，性是她唯一擁有的勞動資料。如果一個無產階級家庭，傳統男性養家人失去勞動力，或是男性勞動無法養活一家人時，女性的(性)勞動力成為養家的必需。“十元店”從業者的處境是最好的例證。她們年齡大多在四旬以上，不再是資本青睞的勞動力，賣性為生，以此供養自己的孩子，甚至成為養家人。192002年，黃盈盈和潘綏銘對東北三個城市的103名“小姐”的調查，發現下崗女工占一半。黃和潘提出從下崗女工到“小姐”只是職業的平移，而不是如我們平常的想象，是職業和社會階層的下移。103位被訪者中，下崗后或待業后直接做“小姐”的女性不足9%，其余的人在相當長時間( 平均51.5 個月)內找過多種工作( 平均4.7 個)，最終選擇進入性服務業。也就是說，她們只是在社會底層的各種行業中來回移動。從事性服務業與精疲力竭卻不一定準時拿到工資的體力勞動、收入不穩擔驚受怕的街頭小販，甚至美容院按摩店里的小工相比，社會地位并沒有實質差別，只是職業的平移，或許收入還更好些。20黃和潘的研究說明下崗女工轉行做“小姐”既不是好逸惡勞，更不是自甘墮落，職業平移的觀點說明市場邏輯下選擇性服務業是底層女性基于生存的理性選擇。

　　如果說，一些被父/夫權家庭和資本雙重驅逐的無產階級女性，性行業可能是資本主義社會里生存的唯一機會，那么，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優勢地位的年輕女性為什么會選擇從事性服務業?年輕女性確實在出賣性勞動力(從事性服務業)和出賣普通勞動力(成為打工女孩)之間還有選擇，但是，若拋開道德約束，況且市場社會中對于性交易的道德壓力已減弱，而被市場社會不斷灌輸的經濟理性對于二選一的答案幾乎是確定的。相比于流水線上更惡劣的勞動條件、更強的異化感、更殘酷的剝削，選擇相對自由和收入較高的性服務業是一種理性選擇，盡管這個行業仍然充斥著暴力和各種風險。潘綏銘課題組的研究顯示大多數娛樂場所的老板只是想做生意，性從業者與老板之間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協商和相互保護關系。“年輕”應該是最重要的談判資本，依憑“年輕”的資本掙“快錢”，以及以錢傍身——通過經濟獨立來掌控未來生活——都是理性選擇。鄭田田的研究與潘綏銘團隊的研究可以相互印證。鄭田田的研究也指出性服務往往不是她們從事的第一份工作，很多人都是從工廠女工、飯店和酒店的服務員開始干起的。有些人因為經歷資本暴力——工資被縮減被拖欠生活陷入窘迫才“選擇”賣淫;有些女性經歷了性別暴力——遭到男人拋棄甚至在城市里被強暴的痛苦之后才進入性服務業。擺在農村婦女面前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收入微薄且勞累至極，在這種情況下，進入性服務業是不錯的選擇。農村戶籍和文化劣勢造成了鄉下人和城里人的差距，而性工作則為她們提供了逃避差距的虛幻可能。作為一項有報酬的工作，性工作給婦女帶來的收入可以使她們離開男人也能獨立生存。這種獨立性在潘綏銘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證。潘曾問一位“小姐”，結婚了老公知道了她從事過這份職業怎么辦?“小姐”回答道：“嫁雞養雞，嫁狗養狗!我掙下錢了，他不要我，我還不要他呢!”21這就是金錢帶來的獨立性。個人的獨立既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崇尚的德性，比如，自由主義哲學強調財產在人的尊嚴和獨立中的道德意義。換言之，在自由主義的范式和市場社會的語境里是無法對性從業者進行道德指責的。可能有人又會提出為什么性從業者不能以堅強的意志和吃苦耐勞的精神最終實現個人的勤勞致富和安居樂業。這是在階層日益固化、充滿競爭和不公的市場社會里不斷呼喚個人努力的“中國夢”/“美國夢”的核心內容，但是，個別人的白手起家并不能證明一個社會階級流動的暢通。所謂“夢”恰是說明了現實的殘酷性：能實現的叫“理想”，不能實現的才叫“夢想”。資本主義社會本質上是需要等級的社會，這樣才能制造出源源不斷的自由勞動力的供給，并以勞動力內部的等級來維持資本主義體制的運行。憑借個人努力實現階級的上升是資本主義夢想之核心，超越階級之困難才是需要不斷造夢的真正社會動因。

　　既有需要的土壤，又有供需方的結構性存在，市場社會里的掃黃，除了政治和道德慰藉的功能外，性服務業只會呈現為“敵進我退，敵退我進”式的游擊戰，或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式的掃黃戰后的迅速繁榮。所以，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若從保護性從業者的角度出發，只能在自由主義的范式內討論。若要真正取締性行業，必須回到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總體性批判以及重新想象一個新社會。

　　三、性秩序和資本主義的性別奧秘

　　（一）資產階級性秩序：兩種性契約、兩種性道德

　　潘綏銘談到性服務業的拐賣強迫越來越少的原因，風趣地稱“老板的思想工作做得特別到位”。老板的思想工作包括兩部分，一個就是打垮年輕姑娘們對家庭和愛情的迷信：“你將來嫁的人無非也是要來這里的”。另一個就是詢喚工資差距下的選擇理性，體驗性服務與其他體力勞動之間的收入差距。老板思想工作的有效性在于他非常清楚當今社會中存在的兩種性秩序，一種是家庭所需的性秩序，一種是市場所需的性秩序。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抽象的平等原則反映在家庭領域也要求兩性關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但在現實生活中，家庭里的男權制把女人的性看成是男人的私有財產要求女性伴侶守貞，同時男性擁有廣泛的性自由，很大程度上會打擊對性別平等抱有幻想的年輕女性的愛情夢。當老板把家庭里的性別平等戳破時，市場中的性交易反而成了女性控制自己性的有利方式。鄭田田的研究中稱一些性從業者對大眾媒體宣傳的真愛和貞潔嗤之以鼻，因為在她們看來那不過是男人對女人性剝削的一個拙劣掩飾。對她們來說，性剝削意味著男人可以自由使用女人的性，而在市場交易中，男人必須掏錢使用女人的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性的商品化和自由交易幫助她們避免家庭男權制里的性剝削，是對她們的賦權。22但是必須看到，市場條件下資本主義的公共男權制使這些女性面對家庭的私人男權制，看似擁有了個人選擇自由，但這種“選擇”和“自由”只是退而求其次沒有選擇的選擇，女人并沒有逃脫男權制的牢籠和壓制。

　　同時，這些女性面臨著兩種性契約和兩種性道德帶來的擠壓。婚姻契約要求家庭里的女子守貞，市場契約要求女子的性自由。與男子在市場和家庭兩個領域出入自由的情形相反，對于絕大多數女性，這兩種性道德是沖突而無法兼容的。絕大多數男子仍不會接受一個曾經在市場上出賣過性的女子，因為當女人的性被視為男人所有物時，女伴曾經歷過的性交易就是侵害了他的財產所有權。市場倫理赦免性交易的道德障礙，更大程度上是赦免了男性進行性消費時的道德壓力。另外，雖說市場倫理容納性交易的正當性，并不意味著社會倫理和國家政策就愿意承認性交易的正當性。當一個社會存在性交易的事實，又不想賦予性交易合法性，更不愿承認性交易的存在是社會制度的內在問題，存在性交易的事實往往就由女性來承擔這份罪責。“賣淫”——彰顯賣淫主體、消隱購買者，勾勒了一個主動賣淫與被動勾引的買賣畫面，低調赦免了男性的道德問題。“失足婦女”——無疑是對從業婦女個人道德的直接斥責，不僅直接豁免了對男性的道德指責，更是遮蔽了“買賣”的市場機制。

　　在兩種性秩序和兩種性道德并存的社會里，即使在市場自由主義的范式內，從性自由出發對性從業人員表示同情的自由派中，估計也不會愿意把性自由，特別是女性的性自由，適用于家庭領域。東莞掃黃論爭發生后不久，媒體又踢爆演員文章的出軌，但媒體的態度與東莞掃黃時堅決捍衛個人性自由和私人領域的態度截然相反。絕大多數媒體，包括市場支配下的娛樂媒體——偷拍與曝光明星私生活的直接動機是市場律令而非道德律條——不再談捍衛(演員的)個人隱私權，也不愿談“未婚小三”的性自由。大多站在維護家庭秩序和婚姻道德的立場扮演著道德監督者的角色，絲毫不避諱越界嫌疑。法律對于婚姻契約雖然倡導雙方的忠誠義務，《婚姻法》規定無過錯方可以要求違背忠誠義務的一方在解除婚姻契約時(即離婚時)用財產進行補償，但索不索取補償取決于無過錯方的主張。國家通過《婚姻法》主要關注的是家庭內部各種權責義務的履行。性忠誠不是婚姻契約的必要條件，性忠誠的破壞是否影響婚姻契約只取決于締約雙方的態度和選擇。在紙面道義上，主流輿論拒絕性自由適用家庭領域，因為文章與“小三”的性自由可能破壞家庭秩序。這些人可能更愿意同情性從業人員(只要她不是自己的妻子)，而對于“小三”更深惡痛絕;對于男子，買春(包括“包二奶”)與找“小三”，社會可能更愿意默許前者，因為前者不破壞家庭秩序。在“東莞掃黃”與“文章出軌門”中的雙重標準折射的是主流社會對于市場與家庭兩種契約兩種性秩序的不同要求。當然，主流社會更不愿意把性自由適用于妻子，性貞操仍是對妻子性道德最基本的要求。男子出軌是驕傲的道德瑕疵，只是這種驕傲不能正大光明地宣揚。出軌是一個男子占有更多性資源，是有能力的表現，是正面灌充男性氣概。“戴綠帽”才是男人真正的恥辱，是對男子氣概的重大傷害。文章出軌門中，為捍衛家庭秩序，輿論雖說在道義上嚴厲批評著文章，但是只要妻子馬伊琍原諒，文章重新回歸家庭的軌道，一切道義指責就會瞬間瓦解隨風飄逝毫無力量，文章岳父的一封公開信就起著這個作用。最終，“出軌門”就會成為一段逸聞和愛情經歷風雨后再見彩虹的佳話。比如，香港功夫影星成龍與林鳳嬌的故事。成龍的某次婚外情誕下了一個私生女，曾經鬧得婦孺皆知的“小龍女事件”因林鳳嬌的“大度”既沒有破壞家庭，也沒有摧毀成龍的演藝事業和個人聲名。文章出軌門中的姚某，即使將來通過嫁入豪門或收獲愛情證明自己在性競爭場中并沒有貶值，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污名，但“第三者”的標簽和道德指責可能會追隨一生，時不時被人翻出來。相比于“文章們”的越軌，媒體和公眾似乎對“第三者”更不寬容，更不愿承認“未婚第三者”的性自由以及對于他人婚姻契約的無責任。23因為對“小三”的指責——現代女禍論——可以減輕男性出軌的道德壓力，為男性性自由提供合理庇護。

　　文章出軌門后一個多月又爆出演員黃海波的買春丑聞。黃海波近幾年在熱播的家庭劇中成功飾演了顧家愛妻的好男人角色，“國民好女婿”的形象深入觀眾之心。有意思的是，這次輿論反應與文章出軌門中的反應再一次判若不同，輿論對于黃海波招妓幾乎表現出一邊倒的同情。相比東莞掃黃引發的直接論戰，黃海波的招妓門是以幽默劇的形式在輿論場上演了一出“性的政治學”的微型劇。黃海波盡管有女友，但未婚和招妓，黃海波的性自由壓根就不會傷害到家庭秩序，所以，家庭秩序的維護者無意指責黃海波。反之，黃海波作為已有一定社會地位和聲譽的知名演員，選擇用金錢在市場購買性服務而不是利用權勢和名聲享用“潛規則”。黃海波的買春行為被演繹為只是踐行個人(性)自由的私人行為，而且黃海波成了拒絕權勢尋租的有品格的人物。微信中流傳的“海波尋歡記視頻”最后頒給了黃海波2014年“感動中國”人物獎。在飽含中國式內容的幽默搞笑和國人的會心大笑中，既揶揄了政府的掃黃又嘲諷了央視，也釋放了對黃海波的道德指責。

　　即使主流輿論對于家庭秩序內的“文章們”的性自由存在道義指責，一句“所有男人都會犯的錯誤”(成龍語)化解了男人出軌的道德嚴重性。維護家庭秩序成為妻子的責任，或者說，丈夫在實踐性自由的背景下妻子必須努力維護一個家庭的完整，“且行且珍惜”(文章妻子馬伊琍語)式的寬容是為妻的智慧和美德。既不能過分干預男人的性自由又要維護家庭的秩序，于是，兩種性契約兩種性秩序之間的道德裂縫就轉化成日常生活中女人之間的對抗：“妻子”與“小三”之間、“家庭主婦”與“性從業者”之間的對立。在圍繞東莞掃黃發生爭論期間，《光明日報》曾借一位主婦之口力挺掃黃：“以前聽說老公要去東莞出差，都希望他不要去，但現在去東莞出差，感到放心了”24。由此樹立起“妻子”與“性從業者”兩個婦女群體之間的對抗。丈夫出軌，是丈夫們的成功和主婦們的失敗。成功的男人以同時實踐兩種性秩序為榮，而女人要以擁有家庭和婚姻作為最終的成功標準，妻子們只能不斷地上演一幕幕對“小三”的戰爭和對丈夫忍辱負重的愛情，通過婚姻保衛戰來挽回自己的尊嚴。

　　由兩種性契約共同構成的資產階級的性秩序，不僅是男性性欲望的產物，而且是有利于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是有經濟基礎的。性服務業作為一種經濟行業，是消費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組成部分，也是男性建構男性氣概的重要場所，主婦們希望清除性交易市場來維護家庭秩序的美好愿望可能要落空。同時，維護家庭秩序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同樣是重要和必需的，任何一個社會都需要同時處理物的生產和人的再生產，主要由主婦在家庭內所承擔的對下一代的照料和教養責任對于資本主義社會體系的維系是至關重要的。另外，家庭和家庭里的主婦不僅具有經濟價值，而且具有文化意義。即使中產階級以上的女性可以把部分家務勞動轉移給下層階級女性，母職——對于孩子的教養責任——既是這個階層婦女無以推卸的責任，也是階級身份的象征。在下層階級的婦女為了生計被迫放棄照料責任出門工作(這是造成留守兒童的社會根源)，無須為生計擔憂可以全心照料教養幼童(如全職母親)是中產以上階級優越地位的體現。能夠在廳堂(社交能力)、廚房(照料責任)、臥房(性吸引力)中都能完美表現，是這個階層的主婦們努力達標的要求，因為主婦們的表現既是這個階層男性的身份標簽，也成為這個階層女性的自我身份認同，包括階級身份和性別身份。此外，男性氣概的構成元素是多方面的，維護家庭秩序的穩定也是建構資產階級男性氣概的需要。由兩種性秩序構成的社會里，在性領域征服更多女性和扛起養家責任、維護一個體面家庭共同組成霸權性男性氣概——即，俗語所稱的“紅旗不倒彩旗飄飄”的成功男人的形象。無法維持一個穩定的家庭秩序/性秩序是男人能力的敗筆，是其男性氣概的挫折。一個成功男人即使離婚也必須是平穩過渡——這體現了男人掌控女人、掌握生活的能力。掌控，是霸權性男性氣概的核心要素。

　　（二）無產階級的性秩序：相對自由的性關系和男權制家庭同時并存

　　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揭露資產階級性秩序——一夫一妻制家庭制度和家庭外賣淫與偷情的廣泛存在——批評資產階級性道德的虛偽。對于無產階級性秩序，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呈現為無產者的被迫獨居和公開的賣淫。25相對于資產階級性道德的虛偽，馬恩樂觀地認為無產階級的男女可以存在真正的性愛關系，而且真正的性愛也只能存在于無產階級中。無產階級不再有保存和繼承財產的需要，因而也就失去了建立男子統治的任何動力。婦女走出家庭進入勞動力市場和工廠成為家庭的供養者之后，在無產階級家庭中除了傳統遺留下來的丈夫對妻子的野蠻粗暴的文化習俗，男子統治失去了經濟基礎。恩格斯推想不再以財產收買性的社會中，家庭會成為真正意義上情愛的結合。妻子“事實上重新取得了離婚的權利”，“當雙方不能和睦相處時，他們就寧愿分離”。26可惜的是，性關系不受政經社會條件影響的社會還未到來。在當下資本主義條件下，恩格斯所想象的無產階級家庭男權制消失的樂觀圖景并未在現實世界中出現，但馬恩指出的無產階級中被迫獨居的男子和公開賣淫的婦女倒是真實存在。

　　在當下中國，以外來民工作為主要勞動力的發展模式中，制造了大量被迫獨居的半無產者：農村那一小塊土地已然無法養活自己和家人，而城市卻制度性地拒絕接納他和他的家人。性服務業中最主要的從業者是無產階級女性。在性交易中既存在資產階級男性購買無產階級女性的性，也存在無產階級男性的性消費，但資產階級男性與無產階級男性性消費的動因可能是有差異的。在被迫獨居下，無產階級男性性消費的主要動因很可能仍是性匱乏。但是，就階級內部的性別差異而言，毫無疑義的是，無產階級女性除了要與同階級的男性承受相似的階級壓迫，她們還要承受性別壓迫。這種壓迫，可能來自于資產階級男性，比如在性交易中的資產階級男性，也可能來自家庭和社區內部的同階級男性。這里既有性剝削也有性別剝削。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確實給無產階級婦女帶來擺脫父權/夫權家庭的可能性，帶有了更多的性自由，比如，年輕的工人中更為自由的婚前性關系，打工地搭伙的“臨時夫妻”，市場中的性交易。另一方面，城鄉二元分離和拆分式家庭的模式，有可能強化傳統父權制下的性別關系：女性往往被迫成為留守婦女照料孩子和老人，同時兼顧已成為家庭副業的農業生產。打工女孩到一定年齡被迫回到農村結婚生子，青春輪換制為資本提供著新鮮和廉價的勞動力。來到缺少社會支持系統的城市打工生活，迫使來到異鄉的打工者更依賴從家鄉挪移到城市的各種傳統的社會關系，從老鄉到親屬，很大程度上也平移了傳統社區中的男權制。27這種相對自由的性關系與無產階級男權家庭的同時并存，實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的產物。(半)無產階級家庭內的男權制，不能看成只是傳統父/男權文化的遺留，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吸納傳統性別不平等之后再構的性別壓迫。在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下，教育、醫療、住房、日用消費品等生活資料的全面市場化，以及消費資本主義城市生活方式對農村的全面滲透，使絕大多數農村家庭不得不依靠成員外出打工去支付家庭的現金需求。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另一面向是國家撤回為社會成員提供全面照料的承諾，重新提倡家庭美德，把絕大部分照料責任推向家庭，客觀上社會成員再生產/勞動力代際再生產的責任成為女性的“私人”責任或是女性對于家庭的貢獻。資本有意識地利用傳統的性別不平等和城鄉隔離的制度性不平等制造勞動力內部的等級，同時，轉移了很大一部分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由此締造出所謂的廉價勞動力。農村打工者的拆分式家庭就是這種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直接產物。而(半)無產階級家庭中以家庭策略的方式呈現出來的性別化勞動分工——外出獨居的打工男子、年輕的打工妹、從事性服務業的無產階級女性、留守婦女/兒童/老人等 ，本質上都是服務于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無產階級的性秩序和性別秩序既是新自由主義式資本主義體制的產物，又服務于該體制。

　　四、結語

　　如果說，東莞掃黃以及圍繞東莞掃黃爆發的論爭是一場性的政治學，那么，我們不能無視性的經濟學，不能忽視性經濟和性秩序與資本主義體制之間的關系。性經濟是一種客觀存在，消費資本主義體制制造的供需結構是性服務業存在的基本社會土壤。性經濟存在的市場動力很大程度上來源于男性性消費。資產階級男性性消費的動力是性欲望而非性匱乏，支配性的性關系以及占有更多性資源是建構男性氣概的需要。這種支配性男性氣概來源于后毛時代以“自然”之性抵抗國家主義的性政治與資本主義消費經濟之間的結盟。消費資本主義制造出了各類性化的和性別化的欲望，性化和性別化互為基奠互相建構。市場社會中女性的結構性不利是二元對立的兩性氣質中支配性男性氣概存在的經濟基礎。自利、占有、控制的資本主義精神也呼喚支配性男性氣概，互為表里。

　　無產階級男性性消費的動力可能更多的因于性匱乏。以外來移民作為主要勞動力卻制度性拒絕移民工人安家落戶的發展模式，制造了大量被迫獨居的(半)無產者。底層女性的無產化為性服務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自由”的性勞動力。市場社會里，身心二元分離使性服務成為一種只是出賣性勞動力的技術工作，是身體自我所有原則的實踐，從而赦免了性交易的道德壓力。在市場倫理下，對性自由交易的道德指責都是蒼白無力的，因為這只是一個勞動力的交易。指責性交易的不道德，就必須同時接受工人與資方的交易也是不道德的，這會摧毀整個資本主義體系。要徹底拒絕性交易，必須落實到對資本主義體制的總體性批判和對新社會的構想。

　　在市場社會中，賣淫成為性工作，并不意味著從業女性可以去除道德污名，市場倫理對性交易的道德赦免很大程度上是為男人的性自由正名。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著家庭和市場兩種性秩序。男性的性自由不會使其在市場與家庭兩個領域內發生嚴重的道德沖突，而女性往往要面臨兩種性道德——(市場中的)性自由和(家庭中的)性貞操——的擠壓。除非只處一域，否則難以如男子般在兩個領域進出自由。本質上服務于男性的兩種性秩序的內在道德裂縫在日常生活中呈現為女性之間的斗抗：“妻子”與“小三”、“性從業者”和“主婦”之間的無休止的斗爭。性秩序下女人內部的分裂是依據婚姻家庭的邊界劃定的，而非階級，盡管“性從業者”與“主婦”可能處于不同階級。

　　資本主義社會的性秩序和性別秩序呈現出跨階級的性別維度上的一致性。從社會結構上看，(半)無產階級同樣存在著市場和家庭兩種性秩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性秩序和性別秩序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功能略有不同，但都是資本主義體制正常運作所必需。資產階級的性秩序和性別秩序更多的是文化功能，而(半)無產階級的性秩序和性別秩序最重要的功能是服務于資本積累。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性別奧秘。

　　【注釋】

　　①“中青報曹林”，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193210930/Aw2vAFU8X，2014年2月10日09:38。

　　②“南方都市報”，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p/1002061644489953/weibo?is_search=0&visible=0&is_tag

　　=0&profile_ftype=1&page=47#1397870677653，2014年2月9日23：04發布，24點左右被作者刪除。

　　③“呂新雨”，新浪微博，http://weibo.com/2569634794/Aw29CsLHy，2014年2月10日08：44。

　　④《光明日報》2月18日發表署名江錫鈺的《東莞需要“挺住”什么?》文章。同樣調用的是道德和當地人的角度來談掃黃，稱黃賭毒“不僅違反現行法律，也是道德低下的表現”。“任由黃賭毒泛濫，不僅影響一個城市的形象和民風，影響這個城市的社會安定，也會讓這個城市的市民生活在恥辱和不安之中。對這個城市的市民來講，也是很不公平的”。不僅從道德的角度支持“東莞掃黃”，并要求全國人民“挺住基本的道德和良知”。

　　⑤1999年英國有性服務的室內按摩業盈利額達到5.34億英鎊，脫衣舞廳的年度營業額在2002年達到了3億英鎊。參見P. G. Moffatt & S. A. Peters， “Pricing Personal Servic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Earnings in the UK Prostitution Industry，” Scottish J.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1， 2004， pp. 675-90;P. Jones， et al.， “Retailing and Regulatory State： A Case Study of Lap Dancing Clubs in the UK，” International J. of Retail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Vol. 31， 2003， pp. 214-219， 215。2005年美國的成人娛樂業盈利便超過了120億美元，其中兩個最大的脫衣舞俱樂部產業鏈總盈利超過六千萬美元。參見M. L. Freridge， Adult Entertainment in America： A State of the Industry Report， 2006， see also AVN Media Network， “Industry Stats，” 2008， in Benjamin E.， “Red Light States： Who Buys Online Adult Entertain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3， No. 1， 2009， pp. 209-220。芭芭·布雷茨(Barbara G. Brents) 和提拉·桑德斯( Teela Sanders)通過對英國利茲市和美國拉斯維加斯市的對比調查研究，得出性產業主流化的結論。利茲市僅2010年市中心便有12個公開的大型脫衣舞俱樂部，無數小俱樂部散布在城郊。拉斯維加斯在2007年時已經有37個紳士俱樂部和十萬名脫衣舞娘注冊在案。并且，這兩座城市正呈現出性產業經濟、社會雙重主流化的趨勢。參見Barbara G. Brents & Teela Sanders， “Mainstreaming the Sex Industry，Economic Inclusion and Social Ambivalence，”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Vol. 37， No. 1， 2010， pp. 40-60。

　　⑥邁克爾·桑德爾：《金錢不能買什么：金錢與公正的正面交鋒》，鄧正來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122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頁。

　　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頁。

　　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88頁。

　　⑩恩格斯：《英國婦女狀況》，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184頁。

　　11 恩格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64頁。

　　1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88頁。

　　13黃盈盈、潘綏銘：《中國東北地區勞動力市場中的女性性工作者》，載《社會學研究》2003年第3期。

　　14《潘綏銘揭秘“紅燈區”》，載《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5期。

　　15 《人類學家鄭田田和她的“紅燈區”研究》，載《時代周刊》第273期(2014年2月20日)。

　　16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頁。

　　17《潘綏銘揭秘“紅燈區”》。

　　18潘毅：《中國女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19《“跟下地種田一樣”：“十元店”性工作者生存狀況調查》，載《南方周末》2012年4月27日;《工人村里的“毛線雞”》，載《南方周末》2013年4月18日。

　　20黃盈盈、潘綏銘：《中國東北地區勞動力市場中的女性性工作者》。

　　21 《潘綏銘揭秘“紅燈區”》。

　　22《人類學家鄭田田和她的“紅燈區”研究》。

　　23圍繞文章出軌門的公共輿論中，也有女權主義者發聲，指出婚姻契約是婚姻雙方的契約，第三方沒有維護他人婚姻契約的責任。陳亞亞：《論第三者為何應該免責》，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f3c11f010

　　1iwpu.html?tj=1。

　　24吳春燕：《廣東東莞全面整治娛樂服務行業 利劍出鞘斷“黃流” 不信清風喚不回》，載《光明日報》2014年2月20日。

　　25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9頁。

　　2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85頁。

　　27金一虹：《流動的父權：流動農民家庭的變遷》，載《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4期。

　　宋少鵬：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Song Shaope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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