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路克利《實踐形態與學術形態的國際毛主義：對話理查德·沃林》。載《國外理論動態》2014年第8期。沃林，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院歷史學和政治思想史教授，著有《東方之風：法國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遺產》等。文中所摘為沃林的論述)

　　毛澤東的方法和理論，非常適合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情形，適合與日本軍國主義和國民黨勢力斗爭的情形。這種情形在西方很少出現。當然，如果出現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解放斗爭的形勢就會大不相同。如果出現這樣的情形，毛澤東的主張可能會適用。

　　眾所周知，毛澤東挽救了中國，使中國走出自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來遭受列強侵略的百年屈辱。毛主義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如何把一個革命運動轉變為穩定有序的政府治理，就是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毛主義面臨的重大難題。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都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嘗試。

　　要了解毛主義在60年代的興起，一定要考慮兩個背景因素。一是蘇聯共產主義體制的僵化和官僚化。這可以通過它在二戰后推行的對東歐國家的霸權和侵略政策反映出來。還有一個嚴重問題就是蘇聯的老人政治缺乏活力。二是要認識到，毛澤東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些外國人眼里，是給中國共產黨戴上了一個新的光環，使中國充滿了革命活力。這種活力正是蘇聯共產主義所缺乏的。

　　當時，在西方，毛主義不再被看作僅僅是中國特有的現象。相反，在60年代的革命風潮里，革命組織力圖把毛主義應用到他們自己的形勢中。當時，蘇聯共產主義轉向保守，而毛主義面向未來，尤其是在那些正在反對本國專制和外國壓迫與侵略的爭取解放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看來，毛主義代表著未來。

　　毛澤東對革命理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遺產的獨特貢獻是其農民革命理論。這種農民革命理論曾被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在非殖民化(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時代，這種思想具有巨大的影響，在發達世界和發展中世界都獲得了不可估量的響應。

　　在本質上，把適用于發展中世界的革命戰略轉接到發達世界，已經不可能了。發達世界的普通老百姓已經不具有革命性。這些人已經深陷消費主義陷阱。

　　今天，國際學界的毛主義研究大大發展了。這不僅因為學術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對全球政治問題即經濟不平等問題的反應和關切。

　　近年來，主要的抗議運動都有針對這一問題的趨向。從美國的占領運動，到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到最近的巴西的千百萬的抗議運動，所有這些運動都不是毛主義運動，但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診治方式，仍然與毛主義存在關聯性。

　　毛澤東思想在不同方面影響了巴迪烏和薩特。薩特代表了70年代西方左翼的普遍態度，即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教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代表著左翼激進主義新的開始。巴迪烏的學術作品聲名鵲起。他在他的同志當中是唯一一個忠誠于毛主義遺產的人。他主張并支持他所謂的共產主義假設，這種假設強調嚴格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平等。當然，問題仍然在于，誰來實現這種“平均主義”?

　　現在，國際社會對毛澤東和毛主義的興趣正在增長。今天，在全球范圍，都存在社會不平等的緊要問題。正因為如此，西方學界才重新考察毛主義，希望從他那里獲得啟發和解決方案。如果不考慮人們對全球化邏輯的失望和與全球化相伴而生的社會不公，我們就無法理解西方為什么對巴迪烏的作品如此者迷。

　　我認為，到“文革”50周年和毛澤東逝世40周年(都在2016年)的時候，還會出現又一次毛主義熱。由于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上升，國際學界也不得不思考和評估中國的歷史和事件，例如毛主義和“文革”。

　　毛澤東是經濟平等的直接倡導者。經濟不平等、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主要關切。這個事實說明了，為什么今天的人們對他的思想有興趣。無論是在發達世界還是在發展中世界，毛澤東的遺產已經有了一種新的相關性。

　　附文：理查德·沃林：毛主義的國際魅力不減當年

　　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是著名左翼學者，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院歷史學和政治思想史杰出教授，著名歐洲思想史家，代表作有《本雅明：救贖美學》、《存在的政治》、《海德格爾爭論集》、《文化批評的觀念》、《迷宮》、《海德格爾的孩子們》、《非理性的誘惑》等。他長期持續關注知識分子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其近作《東方之風：法國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的遺產》，標志著他的研究轉向左翼知識分子與國際毛主義的關系，是國際學界有關毛主義研究的力作和新成果。1950年，美國學者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首次在國際學界提出“毛主義”(Maoism)概念。此后，毛主義成為國際學界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60年代，國際社會的毛主義運動也逐漸興起。毛主義逐漸成為一種國際思潮。 2013年8月，筆者就有關國際毛主義學術和運動的問題，與沃林教授進行了深入探討和交流。

　　本文作者路克利，為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講師。

　　理查德·沃林

　　國際毛主義的興起與毛主義的魅力

　　路克利：哈佛大學學者開創的國際毛主義研究在國際學界引起了巨大反響，后來，國際學界圍繞毛主義主題發生過多次學術爭論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上世紀60年代，毛主義成為法國“五月風暴”運動中的三面旗幟(馬克思、馬爾庫塞、毛澤東)之一，毛主義開始以政治運動的形式出現在國際舞臺。作為一個國際學界知名的左翼學者，您的多種學術作品被譯成中文出版，您的有關國際毛主義的學術觀點近年開始在中國學界傳播開來。一些中國學者認為您是左翼學者，您如何界定自己的學術立場?您認為自己是左翼還是中左翼?

　　沃林：中左翼可能更準確些。我的政治觀點曾受到上個世紀60年代(文化和思潮)的深刻影響。我這一代美國人認為，美國在越南的戰爭是最邪惡的事情，也因此對美國后來的對外干涉行為不信任。當時，主流的美國政治機構對這些批評置之不理，無動于衷，因此，我們感覺到有必要“圍堵”這些機構，發動游行示威和其他方式進行公開抗議，就是為了使這些機構聽到我們的呼聲。也許，有人會說，我們企圖繞開這些機構來直接影響美國民眾，實際上，我們現在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現在我們應該解決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驚人的貧富差距問題。當然，今天，這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不僅限于西方了。然而，一般性的、常規的渠道，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在這些問題上反應遲鈍。

　　路克利：是的，一些國際組織在正視和解決國際社會的普遍問題方面無能為力，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和您一樣，美國和歐洲的毛主義知識分子有類似的經歷。正因為如此，左翼知識分子，例如法國的青年學生和學者，考慮繞開這些公共機構，尋求有效的解決方式。而毛主義具有一種追求社會公平的普世關切，因此吸引了知識分子。在您看來，中國毛主義怎么適用于外國的情況呢?

　　沃林：我寫的《東方之風：法國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的遺產》那本書的結論是：在西方政治中運用毛主義是非常困難的。法國學生和知識分子很艱難地得出了這個教訓。毛澤東的方法和理論非常適合中國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情形，適合與日本軍國主義和國民黨勢力斗爭的情形。這種情形在西方很少出現。當然，如果出現所謂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解放斗爭的形勢就會大不相同。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毛澤東的主張可能會適用。

　　《東方之風：法國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的遺產》一書英文版封面

　　眾所周知，毛澤東挽救了中國，使中國走出自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來遭受列強侵略的百年屈辱，毛主義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如何把一個革命運動轉變為穩定有序的政府治理，這是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毛主義面臨的重大難題。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都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嘗試。

　　路克利：“毛澤東主義”這個詞在中國理論界和學界較少使用，“毛澤東思想”是常用的說法。“毛澤東主義”這個詞最早是在1941年由國民黨的理論家葉青首先使用的，他用這個詞批評毛澤東，認為“毛澤東主義”是“中國的農民主義”、“太平天國洪秀全的一個再版”。 1948年，華北大學校長吳玉章給周恩來發電，向中央請示是否可以在華北大學的典禮上提“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毛澤東明確表示，“那樣說是很不適當的。現在沒有什么毛澤東主義，不是‘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反對把自己和馬恩列斯并列。您已經發表了大量有關毛主義作品，對國際毛主義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您怎么看國際毛主義?您曾談到“毛主義的魅力” (the Maoist Temptation)，這種魅力具體指什么呢?

　　沃林：謝謝你告知在中國和西方毛澤東思想和毛主義的不同用法。我會在我的書中談談這個問題。西方的毛主義者例如法國的無產者左翼組織(Gauche Proletarienne)常用的是毛主義，而慎用“毛澤東思想”。在西方，毛主義一詞是最常用的，包含著對毛澤東的思想的尊重。這里的毛主義也包含著民粹主義、激進主義、意志主義的內容，也有不與形式主義(即官僚主義)妥協的意思。在西方的政治思潮里面，一定程度上，毛主義是通過對“文革”的認知形成的;但在學界，毛主義則意味著強調毛澤東的思想的整體性一一革命戰爭、農民的重要性等。

　　這里，我要談一些我在中國演講毛主義或毛澤東思想時讓我感到驚訝的一些事情。聽眾并不太了解毛主義在中國以外的地方產生的巨大影響，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在歐洲產生的巨大影響。要了解國際毛主義在60年代的興起，一定要考慮兩個背景因素：一是蘇聯共產主義體制的僵化和官僚化，這可以通過它在二戰后推行的對東歐國家的霸權和侵略政策反映出來，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蘇聯的老人政治缺乏活力。二是要認識到，毛澤東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些外國人眼里，是給中國共產主義戴上了一個新的光環，使中國充滿了革命活力，這種活力正是蘇聯共產主義所缺乏的。當時，在西方，毛主義不再被看作僅僅是中國特有的現象。相反，在60年代的革命風潮里，革命組織力圖把毛主義應用到他們自己的形勢中。當時，蘇聯共產主義轉向保守，而毛主義則面向未來，尤其是在那些正在反對本國專制和外國壓迫與侵略的爭取解放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看來，毛主義代表著未來。

　　在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受挫的政治形勢下，“毛主義的魅力”這個詞主要指繼續和傳遞革命斗爭的力量。二戰后，法國共產黨(PCF)已經轉變成為一個官僚式機構，不再具有革命性，或者它已經變成了一個修正主義的黨。

　　國際毛主義學術的發展

　　路克利：60多年來，眾多學者、政治家、作家等參與到國際毛主義研究中來。國際學界已經展開了對毛主義的百科全書式的研究。毛主義早已是國際學界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學者們從費正清到巴邊烏、齊澤克等人，包括歷史學家、漢學家、政治學者、哲學家、馬克思主義者，等等，都在研究這個領域。您能否對國際毛主義研究做個簡單總結?

　　沃林：今天，國際學界的毛主義研究大大發展了。這不僅因為學術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對全球性的政治問題即經濟不平等的反應和關切。近年來，我們已經看到了主要的抗議運動都有針對這一問題的趨向。從美國的占領運動，到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到最近的巴西的千百萬人的抗議運動，所有這些運動都不是毛主義運動，但是，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診治形式，仍然與毛主義存在相關性。這也有助于解釋巴迪烏的學術作品為什么會聲名鵲起，巴迪烏不像同時代的其他學者，他仍然保持著年輕時受到的毛主義的激勵。

　　你也談到了齊澤克。他一直致力于復活共產主義思想。近來他編輯了一本毛澤東思想導讀，名為《齊澤克詮釋毛澤東：實踐論和矛盾論》，其中包括了一個長達到頁的齊澤克寫的解讀性前言。最近，在學界，一些毛主義時代的中國檔案解密了，中國學者和外國學者都可以看到，這大大促進了相關領域的研究。最后，大家都知道，中國近年來和平崛起，成為善意的世界大國。在很多專家眼里，中國的經濟在2030年將超過美國。中國的地位大大上升，中國研究也在上升，包括對毛時代中國的興趣也在上升，這是合理、自然的。

　　《齊澤克詮釋毛澤東：實踐論和矛盾論》英文版封面

　　當然，費正清是近現代中國研究的大師和老前輩，他深深影響了在哈佛接受教育的整整一代人。他對中國革命相當同情，堅持游說美國政府支持中國加入聯合國。當然，這件事在1971年尼克松訪華后終于成功。

　　路克利：法國左翼知識分子曾受到毛主義的深刻影響。在您的暢銷書《東方之風：法國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的遺產》中，您研究了毛主義對法國知識分子的影響，能否具體談一下毛主義對薩特和巴迪烏等人的影響?

　　沃林：毛澤東思想在不同方面影響了巴迪烏和薩特。70年代，薩特積極參與了1968年成立的法國學生組織“無產者左翼”(Gauche Proletarienne)，該組織成員主要是法國共產黨的堅定支持者、哲學家阿爾都塞此前的學生。薩特沒有成為一個毛主義者，但他認同這個組織的激進主義，支持這個組織在5月的學生和工人運動失敗后仍然高舉革命的火炬。從這個角度講，薩特代表了這個時期西方左翼的普遍態度，即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教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代表著左翼激進主義新的開始。直到今天，薩特有關毛主義的作品還沒有被深入研討。

　　60年代，巴迪烏屬于巴黎社會主義者聯盟(PSU)，這是社會黨內的一個異議派別，在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運動中形成。法國總理摩勒(Guy Mollet)曾支持這個派別。1969年，巴迪烏組織了一個毛主義的小派別，名為馬列共產青年聯盟(UJC - ML)，與“無產者左翼”組織對立，因為這個組織質疑文化大革命。巴迪烏曾解釋說，這個轉變的焦點是轉向“生活政治”(lifestyle politics)，開始遠離政治革命的目標和任務。巴迪烏的小組織主要是為移民工人的權利展開斗爭，這個群體的事業被法國傳統左翼政黨、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所忽視。巴迪烏在他的同志當中是唯一一個仍忠誠于毛主義遺產的人。因此他主張并支持他所謂的共產主義假設，這種假設強調嚴格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平等，當然，問題仍然在于，誰來實現這種“平均主義”?

　　巴迪烏

　　路克利：受到毛主義影響的學者還有很多。如被學界稱為“法國毛主義教父”的阿爾都塞，他在名著《保衛馬克思》一書中專門研究了毛主義辯證法問題，他認為“主次矛盾、主次方面、對抗性和非對抗性矛盾、矛盾的不平衡發展規律是毛澤東哲學的要義，是黑格爾哲學所沒有的。”他把毛澤東的著作當作重要的國際文獻來閱讀。

　　國際毛主義運動的歷史與前景

　　路克利：國際毛主義運動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國際左翼運動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毛主義為旗幟的社會組織和政黨幾乎遍布亞非拉和歐美各大洲。毛主義在60年代以后的新左派運動中影響很大。毛主義成為1968年“五月風暴”運動的三面旗幟之一。60年代的美國進步勞工黨和學生運動組織“爭取民主社會協會”(SDS)就曾以毛主義為旗幟。70年代成立的美國革命共產黨更是以毛主義作為指導思想，高舉毛主義旗幟。左翼文化批判學者、美國著名學者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是毛主義的崇拜者，他高度評價毛主義的文化實踐意義，認為毛主義是“第三世界的政治文化符號”。以第三國際為榜樣，1984年，秘魯共產黨(光輝道路)、美國革命共產黨等左翼組織還發起成立了毛主義國際一一“革命國際主義者運動”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t Movement，RIM)。這個組織宣稱信奉“文革”毛主義和“四人幫”毛主義。由于組織松散，力量相對弱小，其影響力目前還不大。另有一個組織是以菲律賓共產黨為中心，催生了“馬列主義政黨及組織國際大會”，也稱為“馬列主義政黨及組織(毛主義)國際大會”(簡稱ICMLPO)，是由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政黨和組織紐成，每兩到三年召開一次國際大會。 2008年4月，尼泊爾毛派在制憲會議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獲得近一半議席，成為議會第一大黨，與其他政黨聯合組閣執政。應當指出的是，一些國外的左翼組織，如阿爾巳尼亞勞動黨、美國革命共產黨等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與中國有分歧，甚至認為中國走上了修正主義道路。即使在革命共產黨內部，也有重大分歧，一些人堅決支持“文革”后的中國新領導人，并因此離開了該黨。以黨中央委員會主席阿瓦基安(Bob Avakian)為首的另一部分人至今仍然堅持暴力革命理論。

　　在《東方之風：法國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的遺產》中，您認為當時這些知識分子實際上誤讀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他們真正關心的是法國的社會現實。這個觀點很好。那么，您認為他們如何誤讀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呢?

　　沃林：是的，在該書中，我想表明大多數法國知識分子對中國了解很少，相反，革命中國只是一個投影屏，這些人在這一投影屏上演出自己的革命幻想劇，當時的法國已經被戴高樂主義(Gaullism)統治了11年(1958-1969)。這里，很重要的是要記住，回溯到1789年，回到巴士底獄風暴時代，法國人已經創造了現代意義上的革命概念。因此，很多法國知識分子認為，在一定意義上，后革命時代的中國是法國政治經驗即1789年的遺產的延續，甚至更是雅各賓專政時期的延續(1793 -1794)，這中間曾有1917年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承前啟后。

　　大約在1970年，“文化政治”開始在法國流行，正如女性主義、同性戀解放、移民權利和生態主義開始主導法國左翼政治思維。這些運動中有一些是被法國的毛主義所催生的，但總體上看和中國的毛主義沒什么關系。由福柯(Michel Foucault)創立和領導的監獄信息組織(Prison Information Group)也受到了毛主義者的鼓舞和激勵，但是，監獄改革這一當時非常重要的問題，與中國的毛主義也沒有什么關系。法國人用一個詞來描述這個跨文化的概念轉置過程，這個詞就是“la grephe”，英文為“grafting”，意為“嫁接”。在這個意義上，70年代，毛主義的思想被選擇性地嫁接到了法國特殊的政治場景中。

　　路克利：“嫁接”這個詞用得非常貼切。這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有相通之處。

　　沃林：是的。我認為“中國化”是個很好的詞，很準確地描述了中國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我認為中國化就是根據中國的實際重鑄馬克思主義。而且，再進一步講，這也是任何一種系統化思想的命運，難道不是嗎?思想在一個具體的情形中被認知，被轉置為另一種思想，這就是“嫁接”的過程。至于法國對毛澤東思想的接受，其中則確有很多錯誤的認知，中國思想被主觀和武斷地使用。

　　路克利：美國學者亞歷山大(Robert J.Alexander)在《發展中世界的國際毛主義》 和《發達世界的毛主義》兩本著作中分析了毛主義運動。在您的著作中，您也分析了法國的毛主義運動。中國的毛主義運動和國外的毛主義運動有什么區別?

　　沃林：正如你提到的，毛主義在發達世界，尤其是歐洲和美國與發展中世界有很大的不同。在發達世界，毛主義深刻影響了“城市游擊”理念，這一理念是由巴西革命思想家馬里格赫拉(Carlos Marighella)于1969年提出的，可參見他的《城市游擊小冊子》。例如，我們可以看到德國赤軍建立的基礎性文件之一《城市游擊概念》(1971)中至少15處簡短地引用了毛主席的話語和思想。

　　總的來看，這些組織推崇毛主義的“唯意志論”(voluntarism)：認為革命主要是意志問題，人們不要坐等革命的客觀條件到來。因此，革命參加者的觀念和思想很重要，小股力量的革命組織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可能引發大規模的政治反抗。但是，這一觀念已經過時了。1969年，馬里格赫拉已被巴西政府處死。到1971年底，赤軍的核心分子先后被囚禁或殺害。法國人所稱的大革命的黎明沒有到來。本質上看，把適用于發展中世界的革命戰略轉接到發達世界已經不可能了，這已經得到了證實。發達世界的普通老百姓已經不具有革命性。這些人已經深陷消費主義陷阱。

　　毛澤東對革命理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遺產的獨特貢獻是其農民革命理論。這種農民革命理論曾被馬克思和恩格斯低估。在非殖民化(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時代，這種思想具有巨大的影響，在發達世界和發展中世界都獲得了不可估量的響應。例如，切·格瓦拉的小冊子《游擊戰爭》受到了毛澤東在30年代和40年代的成功戰略的影響。還有一個例子，秘魯的“光輝道路”和尼泊爾的毛主義非正規軍，最近成功地成為了執政黨的一部分，這都體現了毛澤東的農民戰爭思想的力量。

　　60年代，被稱為紅寶書的《毛主席語錄》成為國際青年的《圣經》。在這個方面，毛主義的影響力并沒有系統化，但同樣影響廣泛，我的意思是西方的各種組織自由地從毛主義的思想中各取所需。例如，毛澤東的思想對美國黑豹黨非常重要，他們早年曾在加州伯克利大學的校園里推銷紅寶書，并且還獲得了一些收入。黑豹黨是一個非裔美國人的斗爭精神得到發展的實例，這個黨迷戀于毛澤東“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思想。你可以想象當時這樣一個口號在第三世界激烈的國際斗爭中，在越南、古巴和其他地方產生了多么巨大的反響。這樣的事件成了當時在都市里到處張貼的新聞報紙的主要內容。

　　在很多方面，毛主義被西方誤讀了。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通過擊敗日本和國民黨獲得成功是與中國的特殊情況高度相關的。但最終它無礙于毛主義在其他國家的運用。引發爭論的問題是：毛主義被選擇性地、實用主義地運用于各種不同的政治環境和形勢的過程。

　　路克利：在中國，“毛澤東熱”正在升溫。在國際社會，近年來，齊澤克曾呼吁人們“發揚毛澤東無所畏懼的斗爭精神”，曾在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現場發表演講鼓勵青年人堅持斗爭。國際毛主義熱的發展狀況如何?國際毛主義運動未來如何發展?

　　沃林：現在，國際社會對毛澤東和毛主義的興趣正在增長，其中有一些原由。毛澤東逝世近40年了，從一定的角度看，毛主義已經成為歷史遺產。換句話說，毛主義與我們今天的分析和理解已經有了歷史距離。但是，正如我所提到過的，今天，在全球范圍內，都存在一個社會不平等的緊要問題。正因為如此，西方學界才重新考察毛主義，希望從他那里獲得啟發和解決方案。如果不考慮人們對全球化邏輯的失望和與全球化相伴而生的社會不公，我們就無法理解西方為什么會對巴迪烏的作品如此著迷。1969年，他是毛主義組織法國共產黨(馬列)的創建者之一。巴迪烏曾激烈地為1966年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辯護，“文革”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法國引發了巨大的反響和共鳴，被稱為是繼雅各賓專政、巴黎公社、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后的一次偉大的左翼激進運動。我認為，到“文革"”50周年和毛澤東逝世 40周年(都在2016年)的時候，還會出現又一次毛主義熱。由于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斷上升，國際學界也不得不思考和評估中共的歷史和事件，例如毛主義和“文革”。

　　正如你所知道的，在南美，那里的游擊運動曾經蓬勃發展。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軍政府已經消失了。協商式的轉變已經發生。在委內瑞拉、烏拉圭和厄瓜多爾，曾出現過左翼政府。但是，一定意義上講，他們是國家社會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也是反民粹主義的。90年代，毛主義在玻利維亞遭受了一系列嚴重挫折，已經沒有什么力量了。現在只剩下印度北方的毛主義運動，他們已經實現了大眾化，并且導致印度政府和印度共產黨在幫助貧苦農民方面無所作為。

　　因此，盡管人們對毛主義的遺產仍然興趣很濃，但是，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非革命時代。從這個方面看， 1989年東歐發生的民主轉向以及隨后的蘇聯解體就是明證。天鵝絨革命也是非暴力革命。

　　經濟不平等、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主要關切。無論是在發達世界還是在發展中世界，毛澤東的遺產已經有了一種新的相關性。甚至正如當代中國，如果我們獲得了一些歷史教訓，那就是資本主義的無限發展造成了這樣一種形勢：在這種形勢下，有產者或者是小康生活的人改善了自己的條件，而代價是貧困者的貧困。如何修補和改變這個局面呢?毛澤東是經濟平等的直接倡導者。這個事實也說明了為什么今天的人們仍然對他的思想有興趣。在西方，人們可以從巴迪烏作品的流行中感受到這一點，他也是1968年運動那一代人中最后的一位毛主義者。

　　原題：實踐形態與學術形態的國際毛主義：對話理查德·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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